法官吧

⑴ 受理案件通知書上寫的審判員和書記員 是不是就是承辦那個案件的法官和書記員那是專門立案審查的法官吧

民事案件在操作中是這樣的，之前在東莞法院，西寧的一些法院實習的時候，都是立案庭將受理案件分發到各庭，由書記員整理分類後，發出受理案件通知書給被告，同時也將原告提交的起訴狀，證據材料及被告的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還有舉證風險告知書一起送達給被告，在寄出的這些材料中會註明該案件的承辦法官和書記員。
如果該承辦法官牽扯到迴避、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情況，那麼該承辦法官就會發生變化。

⑵ 小時候玩的一個游戲,四張牌有打人小偷捉人好像還有法官吧,還要念順口溜,這是什麼游戲啊

殺人游戲
v2.0版（引入了警察的概念，細分為京殺和滬殺兩個流派）：參加人數以10人---17人范圍較好，最佳人數12--16人，另設法官一名。道具：和人數相等的殺手牌（條件不允許情況下，也可以用其他代替）。示例：參加游戲人數共13人，選其中1人做法官。由法官准備12張撲克牌。其中3張A，6張為普通牌，3張K。眾人坐定後，法官將洗好的12張牌交由大家抽取。抽到普通牌的為良民，抽到A的為殺手，抽到K的為警察。自己看自己手裡的牌，不要聲張不要讓其他人知道你抽到的是什麼牌。
抽牌結束後，法官開始主持游戲，眾人要聽從法官的口令，不要作弊。法官說：天黑請閉眼，請大家閉上眼睛。此時只有法官一人能看到大家的情況，等都閉好眼睛後。

聯眾網游天黑請閉眼壁紙(20張)
法官又說：殺手請睜眼。聽到此命令後，只有抽到『殺手』的三個殺手可以掙開眼睛，三殺手此時可以互相認識一下，成為本輪游戲中最先達成同盟的群體。並由任意一位殺手示意法官，殺掉所有在座閉眼中的任意一位。（在此過程中，法官播放音樂，掩飾其它動靜和聲音）法官確認清楚後說：殺手請閉眼。（稍後說）警察請睜眼。抽到「警察」的警察可以掙開眼睛，相互認識一下，並可以懷疑閉眼的任意一位為殺手，同時看向法官，法官可以給手勢確認，完成後法官說：警察請閉眼，（稍後說）天亮了，大家請睜眼。
待大家都睜開眼睛後，法官宣布誰被殺了，留第一個遺言。被殺者現可以指認自己認為是殺手的人，並陳述理由。遺言說罷，被殺者本輪游戲中將不能夠再發言。法官主持由被殺者右邊一位開始挨個陳述自己的意見。（如果有人中途認匪，沒有輪到發言的其他人不能發言，認匪的玩家可以發言）
意見陳述完畢後，會有幾人被懷疑為殺手。被懷疑者可以為自己辯解。由法官主持大家舉手錶決，票數最多的那個人直接出局。可以留遺言。在聆聽了遺言後，新的夜晚來到了。又是兇手出來殺人，然後警察確認身份，然後又都在新一天醒來，又有一人被殺。繼續討論和殺掉新的被懷疑對象。
如此往復，兇手殺掉全部的警察即可獲勝，或殺掉所有的良民亦可獲勝。警察和良民的任務就是盡快的抓出所有的兇手獲勝。然後開始新一輪的游戲。

⑶ 阿加莎·克里斯蒂寫的《無人生還》里的偵探是誰

沒有偵探，是兇手自殺前寫下了真相，放在漂流瓶里了

⑷ 要焚毀薩德嗎先幹掉法官吧！

我想，這不應該是一種融合，而就是兩種存在。同時，每個時代比薩德變態的人不計其數，我們為什麼要去毀滅一個薩德呢？事實上，這是一種誇大的，含有戲劇化的讀解，比如，我們會把一個人的某一個側面，作為前提，來過分的讀解，這樣自然會導致一種不公。大可以看到，這個時代的人似乎習慣於將一個人的生活按照自己的幻想進行書寫，他們總是喜歡誇大某一段經歷，來否定他其他的貢獻以及那些靈魂閃光之處。
薩德正是具備這種閃光之處的人，當然，我們不得不想一個前提，面對薩德的這些斑斑劣跡，他的小說和回憶錄（日記）都不足為據，那他這些極富革命性的語言到底有多大的程度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罪行呢？這似乎又給出了一個疑惑，我們在面對一個行跡可疑的傢伙時，突然聽到他對這個社會制度、法律或統治者的不滿，是不是就應該重新審視或理解這個人呢？假設，一個屢犯罪行的傢伙，突然宣稱這一切的行為都是為了對抗一個獨裁政權，我們到底應該如何判定呢？
事實上，這兩種疑惑，都可以界定為片面。薩德的人生過於豐富，這勢必導致，任何的讀解都難免誤入片面之地。無論是從薩德母親對他的影響來看，還是他後期投身法國大革命的舉動，甚至是如三島由紀夫寫上一出戲，伯格曼拍一部電影，都難免讓人覺得狹隘，缺乏包容性。尤其是，我們在書寫薩德的時候，也難免利用薩德的行為來替自己開脫，伯格曼的《薩德侯爵夫人》幾乎可以被判定為伯格曼對前妻的報復。帕索里尼的《所多瑪120天》的神話重塑，也存在極大的可疑。面對這種復雜的形態，波伏瓦顯然交出了一份不錯的答卷。
以邪惡對抗美德，首要的任務是要塑造美德的形象，這一點在《朱斯蒂娜》里被靈活運用，以一種反常規的對比構架故事，而茨威格在《相同又不同的姐妹》中進行了一次改寫，足以證明薩德在重新塑造人物關繫上的影響力。這是薩德一貫的做法，也一直支撐著他的思維，毫無疑問這來自於他的出身和繼承的侯爵身份所帶來的逆反，也可能是這樣的思維，幫助他俘獲了大量女性的心，包括他一生中的傑作，侯爵夫人蒙特瑞爾，他們之間的關系奇妙而復雜，卻在出逃之際產生決裂。如果我們把蒙特瑞爾的母親也假設成薩德厭惡的母親形象，足以證明薩德對美德的對抗，最初是來自於對母性的抵抗。也許也正因為如此，他喜愛被肛交，而並非傳統意義上單純的施虐者。
薩德成為革命者，看似荒謬卻也成為必然，他需要一個新的時代，新的社會，使自己免遭舊時代的懲罰，其次，他也希望他所參與創造的新的集體可以承認個體的趣味，他希望這會是一個令自己的趣味免受懲罰，得到尊重和自由發展的社會。可實際上，他依舊保留著貴族形象給自己的影響，換一個角度來講，薩德對革命並沒有那麼強烈的興趣，這在此後他預見性的結論中可窺一二：「法制低於無政府制度，對我提出的觀點的最大證明就是任何政府在想要重新制定憲法的時候都必須自動陷入無政府狀態。為了廢止老的法律，必須建立一個沒有任何法律的革命政權：從這一政權中最終誕生出一些新法律，但這後一種狀態卻不如前一種狀態純凈，因為它是從中派生出來的。」而正是對大革命行徑的懷疑，使得他們雙方最終彼此決裂。如果我們拋開薩德藉助法國大革命，重塑反對契約的形象不談，薩德的這一觀點，似乎有效的預言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歷程。它們總是要經歷無政府的狀態，然後進入一個更加低劣的時期。
薩德第二個具備閃光靈魂的地方，在於其對死刑的看法，當然，一個被判過死刑而又缺席法庭判決出逃義大利的人，真的很難讓人從他反對死刑的觀點感受到一種「公正」， 「人們企圖以牙還牙的同態復仇來為之辯解，但這仍舊是在現實中沒有任何根基的一種幻想；首先，在主體本身之間相互性並不存在，主體的存在是沒有共同標准衡量的；再者，在一樁出於激情或者需求沖動地完成的殺人行為和由法官們預謀的冷靜的謀殺之間沒有任何相似；那麼後者如何能夠以任何方式來補償前者呢？遠沒有減輕自然的殘酷，社會只懂得通過豎立新斷頭台來加劇這殘酷。」我們再次拋開「前提」，單獨看這一段論述，不得不贊同這種具備進步思維的想法。這讓我再次想起，我摯愛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殺誡》，死刑是一種懲罰暴力行為的暴力，可我們又該如何約束這樣一種暴力的行為呢，電影給出的是一個冷靜的呈現，謀殺與死刑的殘酷在影像中表露得很徹底，薩德所提出的補償前者，與電影中所給出的制約後者的疑惑，精準的契合。
我們可以認為，是這樣幾種思想，引發了薩德的邪惡行徑，無論這兩者孰前孰後，這對傳統社會來說都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它們要消除這種可怕的影響，無論使用死刑這種直接的暴力手段，還是對作品的焚毀實現間接的毀滅，都無法解決這種思想的源頭問題，這種無法調和的矛盾，狀況恰似他另一個說法，「要麼就消滅窮人，要麼就消滅窮困，但是不要通過一些權宜之計來延續不公正和壓迫。」無可爭議的是，任何一個社會形態下的政府，都在進行調劑，進行這種毫無用處的權宜之計，我們始終無法呈現一個平等的，平均的狀態。薩德是一個隱性的共產主義者，而正是這種思維行徑，影響了後來的兩位導演，他們在影像上的呈現，多少都與薩德的行為、思想和其文學作品產生共同性。一位是前文所提及的帕索里尼，另一位則是馬卡維耶夫。帕索里尼除了直接復制了薩德詭異的城堡所多瑪，更是在《定理》中實現了薩德的這種反對契約的精神，從頭至尾灌注在作品之中。這種對契約進行顛覆的做法，得到了弗朗索瓦·歐容和三池崇史的拙劣效法。我們無法界定這兩個人的政治傾向，但可以肯定，薩德的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進，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呈現，我們銷毀不了薩德。准確的說，我們之所以焚毀不了薩德，是因為我們始終沒有解決矛盾的源頭，正是薩德所提出來的兩個觀點，兩個他一生之中最具探討意義的閃光之處（這意義要遠大於他小說中對人物關系的塑造，他對社會的質疑要遠比文學的顛覆更具價值），我們從一開始就沒有辦法或者說沒有意識到，完全焚毀薩德和他的作品，這導致其後不斷的用權宜之計來衡量兩種矛盾，到此時，薩德已經變成無法焚毀的一種形態，我們無法摒除人們對於薩德的需要，無論你是否贊同這種邪惡的行徑，始終要承認，內心中多少也存在這樣的隱憂。我們在怒罵或者嘲諷此類行為的時候（比如，我們敏感而又不得不需要的鄰國日本），恰好也得知，這些事物的存在，證明了薩德是無法被焚毀的。
就像薩德和孟德斯鳩對於法律的質疑，就像薩德對於死刑和革命（世上不存在任何徹底的革命）的嘲諷，我們如果真的想焚毀薩德，那就先幹掉法官吧！可一如我們無法幹掉法官一樣，這種邪惡卻對社會整體無害的行為，也一樣會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