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思考

㈠ 湖南槍殺法官事件引發的思考：朱軍是「英雄」還是「

從近期的事件來看，接連的幼兒園殺人案，派出所砍警察，到在法院槍殺法官，看上版去都是殺人案，但走的是一權條道的路兩邊，這邊是對毫無反抗能力的孩子下手，一邊是界衛深嚴的法院，持法機關，暴力機器。這個現象說明了兩個問題：
1、一部分叫好人的愚昧，冷血，無知，很像魯迅的血饅頭里的人物
2、行凶的人也是極端暴力和血腥，和漫無目標的殺人
3、這個現象還被叫好，會不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模仿。
4、
想想這個社會還有什麼安全可言。

㈡ 律師是好人還是壞人

1、看好壞的標準是什麼，這個是關鍵的問題。還是看這個職業的大多數人。內
2、實際上律師是容一個職業，教師、醫生算是好人，還是壞人。當然還是好人多；同理律師也是好人多，當然也有壞人。
3、律師能夠為當事人利益服務的人就是好人，當然對方認為就是壞人了。比如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律師可能相當多的人認為就是壞人。其實，他也維護當事人的利益。
4、當然，不能為當事人服務的人，搞坑蒙拐騙的律師是壞律師。

㈢ 美國歷史上著名的羅伊訴韋德案引發的思考:

你看看這個吧
在美國200多年歷史中，從來沒有一個判例象聯邦最高法院(以下簡稱:最高法院)1973年的Roe v. Wade〔1〕案(以下簡稱:羅伊案或者羅伊判例)那樣，在整個社會引起如此廣泛和持久對立。

羅伊判例之後，反對墮胎的參眾兩院議員在當年就提出「憲法保障各州墮胎立法權」、「憲法保護始於受精的生命」、「憲法保護未出生兒童」等憲法修正議案，試圖通過修正憲法而推翻羅伊判例盡管通過一個對墮胎問題「一刀切」的憲法修正案是毫無希望的。80年代之後，立法動議從修正法轉向制定民權法案，反對墮胎的一方提出了主張生命始於受孕的「未出生兒童民權法案」、禁止據胎兒性別而決定墮胎的「胎兒民權法案」;支持墮胎的一方提出了「婦女健康平等法案」、「自由擇法案」和「生育健康保護法案」。1996年，參眾兩院以多數票通過禁止「局部分娩」(partial birth)的反墮胎法，柯林頓總統行使否決權，阻止了該法生效。

在共和黨執政期間，歷屆美國總統都將推翻羅伊判例作為他們任期內的主要政治目標之一。反對墮胎是里根競選綱領「道德多數」的重要組成部分，里根聲稱:「一個社會抹殺人類生命一部分——胎兒的價值，這個社會也就貶低了全部人類生命的價值。」〔2〕聯邦政府多次作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與案件判決有利害關系，因而被允許在法庭發表支持一方意見的訴訟參加人)，與州政府一起，要求最高法院推翻羅伊判例。

美國總統歷來通過提名聯邦法院法官而影響司法，但是，總統提名必須得到參議院多數認可。羅伊判例之後，通過提名大法官而改變最高法院力量對比，成為美國總統推翻或者維持羅伊判例的一個重要政治謀略。在參議員聽證會上，支持和反對總統提名的議員常常發生激烈爭辯，大法官候選人對墮胎問題的態度則往往成為爭議焦點。〔3〕從羅伊判例之後，到柯林頓在93、94年分別任命兩名大法官之前，最高法院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實質變化:支持羅伊判例的法官從多數變為少數，主張全部或者部分推翻羅伊判例的法官從少數變為多數。目前，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就羅伊判例分為遵循前例、限制前例和推翻前例三派，在某些爭議焦點上僵持對立，以至無法形成多數意見。

每當最高法院審理墮胎案件，支持和反對墮胎的民眾就針鋒相對地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一方口號是:「生育選擇是我自己的事」(Reproctive Choice I Made Mine)，另一方口號是「不許有殺人的隱私」(No Privacy to kill)。與此同時，游說的抗議信件如潮水一般湧向最高法院。示威者封鎖墮胎診所，勸阻孕婦尋求墮胎咨詢，在全國各地是司空見慣的。在極端的情況下，反對墮胎的情緒導致槍擊墮胎診所等暴力行為。現任大法官Scalia在凱瑟案不同意見中說:「羅伊判例不是化解了人們在墮胎問題上的分歧，而是加深和擴大分歧的最主要的原因，正是羅伊判例將分歧推到全國范圍，從而給解決分歧製造了無窮的困難。」〔4〕

（二）羅伊判例展示了法官、當事人、學者如何圍繞一個案例，通過解釋法律而競爭合法性，這一競爭過程本身比任何理論都更能說明:法律解釋究竟是什麼。

如果對法律解釋問題進行一般性討論，總會纏繞於一些前提性問題，例如:為何解釋?引出解釋的問題是什麼?解釋目的是什麼?解釋方法是否得當?當我們從一個疑難案件入手而觀察解釋過程的時候，這些前提性問題是可以省略或者可以被觀察的。因為: 1.一個現實的爭議已經被推到法院。當事人之間發生爭議，並請求法院解決爭議，而不是法院脫離具體事實去製造一個法律問題，然後，進行一般性的法律解釋。當然，法院可以通過選擇案例而尋找一個正中下懷的爭議問題，但是，法院至少在形式上是被動的。

2.在爭議的全部過程中，參與者角色是預先設定和不可改變的，每一方當事人都要建立自己聲稱的合法性，而擊破對方聲稱的合法性。解決爭議的全部過程是通過對抗式訴訟而進行合法性競賽，而法官必須裁判合法性競賽的勝負。在大多數情況下，法官只能就某一個確定的爭議焦點，判決一方全勝，另一方全敗，沒有其他選擇。因此當事人是圍繞一個註定要有答案的問題，進行一場註定要有勝負的較量——不是武術表演式的單練，而是互決勝負的對練。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是:人們不能因為解釋方法和理論分歧而放棄解釋，也不能等到解釋方法和理論「完善」之後再作出結論，因此，關於解釋方法和理論的爭辯只是作為合法性競爭的構成部分而顯示其現實意義。

3.法官和當事人都承認:在當事人和法院之外，存在一個決定合法性爭議的權威文本。解釋對象不僅是確定、可以被解釋的，而且對競賽參與者和裁判都有約束力，至少在形式上如此。即使當事人爭論一個法律本身的合理性，他們也是根據承認存在另外一個更加權威的法律文本，否則，法律解釋問題是無法進入法院的。

4.訴訟和體育比賽的一個差別是，法官裁判勝負需要陳述理由，體育裁判只作結論，不談理由。法官之所以有資格判決輸贏，是因為他們能夠提供判決理由;體育裁判也有自己的理由，只是體育規則本身比法律規則簡單、明確，裁判需要當場宣布勝負而沒有時間陳述理由。法官需要告訴當事人:決定勝負的規則從何而來，規則如何適用於爭議事實，規則的適用是否遵循先例等等。法官需要證明:裁判符合一個超然於游戲參加者的權威文本，至於法官是比照事實和法律之後得出一個「客觀」結論，還是先形成「前見」，然後，按照「前見」去裁剪事實和法律，這是無從考證的法官內心狀態——一個由法官職業良心決定的問題。但是，無論怎樣，法官有義務竭盡努力形成當事人的確信:裁判來自法官必須服從的法律文本，而不來自法官本人的道德哲學、意識形態或者偏見。

在對抗式訴訟中，結局通常是一方獲勝，一方失敗(雙方獲勝或者兩敗俱傷是例外情況)。如果所有法官就判決達成一致意見(結論和理由都一致)，審判理由通常是加強一方的合法性，而否認另一方的合法性，法官實質上是加入當事人一方的陣營，判決理由實質上是有關當事人主張和判決本身合法性的解釋。因此，問題不在於教育背景相同的法官如何對同一事實和同一法律產生分歧，而在於他們如何運用基本相同的合法性淵源建立不同的審判理由。審判理由就是法律解釋，就此而言，一個沒有審判理由的裁定不能算是司法裁定。

（三）羅伊判例引起爭議的法律問題包括:墮胎合法性是一個應當由立法解決的政治問題，還是一個應當由最高法院解決的法律問題?司法判決應當是遵循前例，還是回應公眾意志?按照憲法第14修正案，未經正當程序而不可剝奪的個人自由是否包括婦女墮胎的自由，未經正當程序不可剝奪的個人生命是否包含「胎兒」?法院解釋憲法的依據是憲法條文和憲法制定者的本意，還是一種可以讓法官自由發揮的憲法「基本價值」?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爭議，決不是為了統一認識，而是就角色、價值判斷、法律解釋方法的合法性進行競爭———在特定製度和具體個案背景下的合法性競賽。

圍繞羅伊判例的問題之所以和法律解釋有關，因為，在那些和爭議有關的基本前提上，對立各方存在共識:其一，各方對問題的真實性不存在爭議，有了這樣的共識才有可能進入羅伊判例的第一個問題——這是不是一個應當由法院回答的問題?其二，法官和當事人都承認:憲法比自己更權威，當事人的主張和法院的判決是否具有合法性，取決於它們能否得到憲法支持;重要的不是法官作出了什麼決定，而是法官的決定是否能夠得到憲法支持，因此，進入羅伊判例的第二個問題——法官超越憲法文本含義和創制者的意圖解釋憲法是否背離了正當角色?其三，憲法判例生效之後構成對法院具有約束力的權威，但是，法院又不排除推翻前例的可能性，因此，進入羅伊判例的第三個問題——法院是否應當回應公眾反應而推翻前例?

盡管，圍繞羅伊判例的爭議始終是以憲法解釋為脈絡，以法院的合法角色為焦點，但是，爭議的原動力是利益的合法性競爭。一方面，羅伊判例宣告婦女墮胎合法化，另一方面，羅伊判例冒犯了美國社會的其他價值判斷，打破了傳統形成的合法性邊界。羅伊判例對篤信生命從受孕開始的宗教是一種褻瀆:當法院宣布胎兒不是生命的時候，一個世俗權威侵入了宗教權威的傳統領地;反對羅伊判例的呼聲之所以如此激烈、廣泛和持久，司法和宗教結怨是一個重要原因。羅伊判例對各州立法權構成了嚴重挑戰:羅伊判例的妊娠三階段劃分實際上是給各州政府提供了一個立法綱領，聯邦司法如此激進地侵入各州立法領地，自然引起強烈抵抗。

羅伊判例對合法利益的傳統邊界的沖擊遠遠不止是生育自主問題。當法院宣布墮胎是憲法保護的隱私權時，就拉開了一場更為廣泛的利益合法化之爭的序幕:

1.既然生育和墮胎都是受到平等保護的權利，那麼，政府資助生育，而不資助墮胎，是否違反平等保護規則?政府分配社會資源的合法性面臨挑戰。

2.既然墮胎是一種隱私權，那麼，同性戀為什麼不能也是隱私權，同性戀伴侶為什麼不能得到和異性配偶一樣的福利待遇?同性戀為什麼不能收養子女，為什麼不能相互成為法定繼承人?

3.既然墮胎是個人支配其身體的自由，那麼，安樂死是不是一種自由?人是不是有自殺的權利，醫生是不是能夠幫助病人實現這種權利?當一種傳統的「非法」主張得到「正名」之後，接踵而至的是，類似的非法主張與之附會、認同，紛紛要求「正名」，從而導致重新劃分合法利益邊界的系列爭奪戰。

羅伊判例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解釋問題，而是對立各方通過法律解釋擴展自己的合法領地，重新劃分合法性邊界。但是，羅伊判例提出的法律問題又不是什麼新問題，而是從最高法院自稱擁有違憲審查權之後一直爭論不休的老話題，人們就這些老話題進行爭論，決不是為了「統一思想」或者求大同而存小異，而是因為每當一種勢力試圖改變傳統邊界的時候，主張保持原狀和改變邊界雙方的論調總是圍繞老話題而展開新的一輪較量。

㈣ 考慮思考法官一般需要高考考多少分

《禮記·中庸》有語：「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講專的是為學問之道，屬依次有五：首要博學，次為審問，三為慎思，四為明辨，後為篤行。人民法官作為理性的思考者與法律維護者，承載著維系公平、匡扶正義之重任，亦應如此：要廣泛涉...

㈤ 如何建立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專業職務序列和工資制度的思考

1：國企及企業領導人員不再確定行政級別，是國企人事制度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和嶄新的里程碑。\r\n2：（1）領導職務： 國家級正職、國家級副職、省部級正職、省部級副職、廳局級正職、廳局級副職、縣處級正職、縣處級副職、科級正職、科級副職 （2）非領導職務： 巡視員、副巡視員、調研員、副調研員、主任科員、副主任科員、科員、辦事員 （3）駐外外交機構銜： 大使銜、公使銜、參贊銜、一等秘書銜、二等秘書銜、三等秘書銜、隨員銜 （4）專業技術職務： 法官、檢察官、行政執法第三章 職務與級別 第十四條 國家實行公務員職位分類制度。 公務員職位類別按照公務員職位的性質、特點和管理需要，劃分為綜合管理類、專業技術類和行政執法類等類別。國務院根據本法，對於具有職位特殊性，需要單獨管理的，可以增設其他職位類別。各職位類別的適用范圍由國家另行規定。 第十五條 國家根據公務員職位類別設置公務員職務序列。 第十六條 公務員職務分為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 領導職務層次分為：國家級正職、國家級副職、省部級正職、省部級副職、廳局級正職、廳局級副職、縣處級正職、縣處級副職、鄉科級正職、鄉科級副職。 非領導職務層次在廳局級以下設置。 第十七條 綜合管理類的領導職務根據憲法、有關法律、職務層次和機構規格設置確定。 綜合管理類的非領導職務分為：巡視員、助理巡視員、調研員、助理調研員、主任科員、副主任科員、科員、辦事員。 綜合管理類以外其他職位類別公務員的職務序列，根據本法由國家另行規定。 第十八條各機關依照確定的職能、規格、編制限額、職數以及結構比例，設置本機關公務員的具體職位，並確定各職位的工作職責和任職資格條件。 第十九條 公務員的職務應當對應相應的級別。公務員職務與級別的對應關系，由國務院規定。 公務員的職務與級別是確定公務員工資及其他待遇的依據。 公務員的級別根據所任職務及其德才表現、工作實績和資歷確定。公務員在同一職務上，可以按照國家規定晉升級別。 第二十條 國家根據人民警察以及海關、駐外外交機構公務員的工作特點，設置與其職務相對應的銜級。

㈥ 關於如何完善績效考評體制的幾點思考

青縣法院政治處主任陳世路2010年是河北省法院系統的全面深化管理年，藉此東風，法院績效考評體系的建設也如火如荼，作為基層法院，青縣法院的績效考評機制也已經全面運行。不可否認，績效考評機制在提高審判質效、完善審判管理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筆者發現，該機制在運行中也存在著很多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了績效考評機制的效能。下面，筆者從自身工作的角度出發，談幾點自己的思考。
一、現階段績效考評機制的運行方式
縱觀現階段績效考評機制的運行方式，主要為量化考評。筆者在收集參考鄰近兄弟基層法院有關考核方案後發現，他們大多採用量化的形式進行考評，即將業務部門及法官的辦案數量、質量（上訴率、發還改判率、調解率、申訴率、法律文書差錯率及執行標的到位率等指標）、效率、調研成果等內容分別設置一些指標進行量化，在此基礎上對業務部門及法官打分，按得分高低排序，以此來作為考評的依據。而在制定具體考評指標時，各個法院都會根據每個業務部門的工作實際情況及特點，制定不同考核指標。即每個部門的工作性質不同，其考核評價標准不同，目標任務也不一樣。
二、現階段運行方式的問題
（一）考評指標的確定無法保證科學、合理
筆者認為，量化考核並不適用於所有的工作崗位，對法官的審判工作實績進行量化考核缺乏統一性、精確性和可比性，因為指標的確定無法體現科學性和合理性。以辦案數量為例，刑事審判與民事審判、立案、執行與審判之間都沒有可比性，而設立不同的指標、不進行橫向比較又無法體現出各個部門及法官之間工作質量與效能的差距；同時，這些指標也無法體現個案中的工作量，因為案件情況的不可預測性決定了案件審理過程和審判資源利用的多樣性，即使是同一個法官辦理同一案由的案件，所花費的時間、精力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又如，在案件質量方面，通常為了考核法官的辦案質量要設置上訴率、改判發回重審率、調解撤訴率等一系列的指標，對此，筆者認為，這些指標都不能完全反映出法官辦案的質量，因為，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都是不同的，也許100個上訴案件中也沒有一個錯案，而不上訴的案件中卻未必沒有錯案。因此，法院的審判工作不可能用某些指標來統一衡量，也就是說，不能採用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方法。
（二）信息採集無法做到統一、精確
目前，在考評中採用的信息一般有兩個渠道，一是取自立案庭的各種報表，二是取自各個業務庭的報告。這里就出現了信息採集的誤差。以青縣法院為例，在審判管理中存在兩個平行的管理體系，即以涵蓋審判實務、績效考核、案件評查、檔案管理、督促獎懲的實體管理體系和以本院區域網為核心，涵蓋遠程立案、網路辦公、案件歸檔、文書製作、信息錄入的網路管理體系。在信息採集過程中，立案庭的信息主要來自網路，業務庭的信息主要來自實體，由於這兩個體系在運行中具有相對獨立性，從而在實際工作中形成了兩條平行線，在實際工作中，由於個別庭室的信息錄入不及時，造成造成實體信息與網路信息的脫節，經常會出現兩者之間數據不一致的現象，嚴重影響了管理的質量和效率。
（三）沒有完全體現法院自身特點
現行法官考評制度仍帶有相當的行政化色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官管理的公務員化，在每年的年度考核中，都是按照公務員的那標准進行，通行的做法是依照公務員法的規定，由法院政工部門於年終前，到組織人事部門領取《公務員年度考評登記表》下發給法官，由法官按照德、能、勤、績幾個方面進行總結，自我自行填寫，然後由分管領導或臨時的考評小組填寫考評意見，送歸個人檔案，即完成年度考評工作，從此年復一年，再無下文；二是考評結果的利用簡單化，法官考評結果使用范圍較窄，主要用於評先評優，沒有充分運用於對法官的監督、管理方面，例如，現在法官等級評定中仍然只要求具備公務員考評連續合格的結果，而對績效考評的結果不作要求，使得績效考評應有的價值沒能利用和體現出來。
（一）設制合理的考評內容和標准
法官考評的內容和標准，是建立法官考評制度的前提和基礎，它所解決的是對法官考評什麼及其依據的基本問題。針對我國基層法院的法官，考評內容和標准應該怎樣設制才更合理，更能完整、客觀呢？筆者認為，應當包括以下幾個主要方面：1、職業道德法官的職業道德是法官職業素質的主要組成部分，其標準的把握應主要依據《法官職業道德基本准則》，從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正廉潔、遵守司法禮儀、加強自身修養、約束業外活動六個方面入手。2、業務素質至少應當包括以下五個能力：一是公正司法的能力，法官在訴訟過程中應恪守中立和獨立，保障各方當事人平等行使訴權；二是駕馭庭審的能力，庭審活動是全面反映法官法律水平和審判實務能力的核心環節，法官應當具有駕馭庭審的能力，圍繞庭審爭議的焦點，有條不紊地組織法庭調查、辯論和調解，嫻熟地運用訴訟法證據規定和證據規則，正確引導當事人舉證、質證，對證據進行獨立判斷，及時認證，庭審語言規范、簡明扼要，程序合法；三是調解的能力，法官對事實的分析是否充分、對法律的解釋是否明了是影響案件調解結果的主要因素；四是裁判文書的製作能力，優秀的裁判文書應該語言准確精煉，格式規范，條理清晰，結構嚴謹，事實敘述清楚明白，詳細得當，證據採信充分說明，令人信服；適用法律據案引法，准確無誤，並做出合理的解釋；五是調查研究的能力，筆者認為，這是一項必不可少的考評內容，因為調研是更高層次的審判，可以提高法官的綜合素質和業務素質，促使法官發現、思考並設法解決問題，是一種從理論到實踐再到理論的升華過程。3、司法的效率和質量
審判的效率和質量主要體現為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程序公正應當體現程序的公開性、合理性、平等性、民主性；實體公正體現嚴格適用實體法，客觀公正地裁判，最大限度地追求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平衡。而不應只片面的追求調解率、撤訴率、執結率、上訴率、改判率等。筆者認為，可以將以下幾項指標作為效率和案件質量的考評指標：（1）結案總數，個人結案總數能較客觀地反映了一個法官的工作量；（2）審限內結案率，在法定審限內審結案件是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最基本的要求；（3）案件平均審理天數，它能夠充分反映法官的工作責任感和綜合業務素質；（4）案件質量合格率，這項指標應當是是法官考評的核心內容，包括程序是否公正、實體是否公正、審判技能甚至社會效果等，對案件質量合格率的考評，應當以案件質量評查體系為前提，由專設的案件質量評查組對每個法官所辦案件進行全面評查；（5）發回重審率，案件被二審法院全面否定，說明在程序、實體上存在問題，理所應當作為質量考評的當然指標；（6）當庭宣判率，這一指標能充分反映法官的庭審駕馭能力、獨立判斷證據能力、理解和適用法律能力。
（二）建立精確、專一的信息採集體系
必須建立以網路為基礎的，精確、專一的信息採集體系。考評信息的採集要完全來自網路。為此，應當依託法院區域網連接、政法網路建設、法律文書上網等工程的開展，細化、量化審判信息錄入程序，要求審判信息必須及時、准確錄入，並將信息錄入情況納入年度考評范圍，對信息錄入不及時、不準確的庭室予以相應的懲罰。完善了案件歸檔管理，明確案卷歸檔時間和裝訂順序，嚴肅案卷歸檔紀律，強調電子卷宗與實體卷宗的一致性。同時，建立網路管理辦公室，配備具有豐富網路管理經驗和軟體製作能力的網路管理員，依託全國法院信息管理系統和區域網，對法院的審判工作實行統一管理、調度。運用具有領導遠程式控制制、法律文書製作、法律法規查詢、數據自動生成、區域網絡對接、案件實時監控等功能的自動化辦公軟體，實現法律文書、案件信息和統計數據實體版與電子版的一致。
（三）拓展考評結果的運用
長期以來，對法官的考評只與法官的立功受獎有關，而與級別、職務的升降及懲罰沒有任何關聯，考評實際上形同虛設，離實現將考核結果作為對法官獎懲、培訓、免職、辭職以及調整等級和工資的依據相去甚遠。

㈦ 如何培養法律思維

1、學習法律知抄識。學習和掌握基本襲的法律知識，是培養法治思維的前提。

2、掌握法律方法。法律方法是法治思維的基本要素，法治思維的過程就是運用法律方法思考、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的過程。法律方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正確理解法律的方法，包括理解法律條文的含義、內容和精神等；

二是正確運用法律的方法。

3、參與法律實踐。法治思維是在豐富的法治實踐中訓練、培養和應用的思維方式。現在，人們參與法律實踐的方式和途徑越來越多：

一是參與立法討論；

二是依法行使監督權；

三是旁聽司法審判。

4、養成守法習慣。法治思維是一種習慣性思維，與長期自覺養成的生活習慣有很大關系。

(7)法官思考擴展閱讀

基本規則：

（1）法律思維必須以權利義務的分析作為思考問題的基本邏輯線索；

（2）形式合理性優先於實質合理性；

（3）程序公正優先於實體公正；

（4）普遍正義優先於個案正義；

（5）理由優先於結論；

（6）合法性優於客觀性 ，相同案件的結果能相差很大，因為在中國，有個東西叫民意，他對司法的影響太大，但是裡面很多人是不懂法律的，其實是在起鬨鬧事。一句話，民意不代表法律，憤慨不代表正義。 要有一顆公平、正義之心。

㈧ 思維的名詞解釋

思維釋義：
1.[哲]在表象、概念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等認識活動的過程，思維是人類特有的一種精神活動 2.進行思維活動

㈨ 《法官能為法治做什麼》引發的思考

《法官能為法治做什麼》一書，全方位展示了美國法官精英對一些司法熱點問題的見解，雖出自域外司法視角，正如譯者何帆所言，「司法領域畢竟有許多共通規律」，書中許多觀點於中國司法問題亦多有呼應，讀之啟發良多。

一、「九家小型律所」比喻的啟示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絕對高大上的司法角色，一直以為其職業生活必定驚心動魄、精彩絕倫。不曾想，大法官的工作模式卻被約翰·哈倫二世、鮑威爾大法官形象比喻為「九家小型律師事務所」，並特別強調「小型」和「獨立」。意指每位大法官都擁有獨立的辦公室、配備3至4名法官助理，彼此獨立工作、甚少交流，甚至無法保證任期內都去過其他大法官辦公室「串門」。作為頂層法律精英，平均每周工作卻達60小時。

驚詫之餘，又略有所悟。「小型、獨立」兩個關鍵詞蘊含的「法官獨立」、「團隊機制」精神，與當前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理念不正契合嗎。

1、「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

論及關鍵詞「獨立」，大法官強調的是為確保公正，法官個人在案件審理中做到獨立思考，獨自決斷，不受他人的干擾與阻礙。當然，法官獨立並非排除審判輔助人員的支持。審判獨立，是不爭的共識，而「法院獨立還是法官獨立」，卻是獨具特色的中國式命題。西方分權制衡理論視野下，法院獨立是三權分立框架下早已界定的事實，其更關注的是法官是否獨立。而在中國語境中，「法院獨立」抑或「法官獨立」之爭卻延續長久。

我國立法界定和審判實踐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獨立」觀點。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憲法是在機構獨立的角度界定審判獨立。審判實踐中，法官參照公務員管理形成科層化，裁判文書層層簽署、層層負責，文書簽署法院印章對外生效，形成了飽受詬病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非正常現象，法官獨立審判是沒有實現的，辦案責任制也因此陷入尷尬。應當說，在此次司法體制改革的理論設計中，「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至此可以終結。新一輪司法改革倡導法官角色回歸本位，「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清晰劃分案件裁判權和司法行政管理權的界限，正是法官審判獨立精神的回歸和強調。可以說，強調法官獨立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第一位的精神要領。法官裁判的獨立性是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生命線。這一要旨正如哈倫大法官論及審判獨立時所提醒的，「與律所的法律意見和企業的政策決定不同，最高法院的判決不是機構作為整體的處理結果，只是合議後個人投票的結果。個人負責制一直是最高法院內部備受尊重並被小心呵護的慣例。」

2、審判組織之構成

論及關鍵詞「小型」，前述比喻意指以每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為核心，包含法官助理、秘書、信使等人員在內，可以獨立完成審判職責，規模不大但功能完備的團隊。

就此關鍵詞，聯想到我國此次司法改革的審判組織形式調整。長久以來，參照行政機關管理模式，我國法院以業務庭作為基本管理單元，各業務庭再組成數量不等的合議庭或獨任法官作為基本辦案單元。行政化的科層級審判組織形式，其弊端是明顯的：裁判權被割裂配置在法官、合議庭、庭長、院長等主體手中，審判分離，辦案責任落實虛化；院庭長忙於管理性事務，往往脫離審判一線，造成優秀審判資源的極大浪費；「鏈條狀」的審判管理，制約了審判效率的提高。就審判組織變革而言，此次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實現「扁平化」和「團隊化」。這在結構形式上與美國大法官「小型團隊」的運作模式是存在共通性的。將合議庭或獨任庭作為直接的審判單元，通過減少審判管理中間環節，建立緊湊的扁平組織結構以提高效率；將法官和審判輔助人員的業務技能有效整合形成團隊，通過資源優化組合，實現團隊作戰效能的最大化。多個試點法院組建「審判團隊」的經驗佐證了以上改革思路，如深圳福田法院以「1+N」模式（即1名審判長，1至2名見習法官或1至2名法官助理及速錄員等）組建獨任制審判團隊，以「1+2+3+4」模式（即1名審判長，2名普通法官，3名法官助理，4名輔助人員）組建合議制審判團隊。

二、「法官員額」的考量

1、聯邦法院規模之爭

與我們受「案多人少」困擾一樣，美國法院也正經歷「案件數量危機」。為應對危機，美國的做法是審判輔助人員不斷增長以減輕法官負荷，另外就是增加法官人數、壯大法官隊伍，「1950年至2011年間，聯邦下級法院法官數量增至原來的三倍多」。然而，就是否應該增加法官員額，美國法官的意見是分化的，存在「聯邦法院規模之爭」。以斯蒂芬·萊因哈特為代表的法官堅決支持擴大法官員額，理由是沒有足夠多的法官，很難為公眾提供高水準的審判服務，難以確保個人權利免受侵害；以安東尼·斯卡利亞大法官為代表的法官卻主張控製法官員額，對聯邦法官規模的擴張倍感憂慮和遺憾，認為這將對司法程序、聯邦制度與聯邦法院產生負面影響，其主張的核心思想是「司法精英主義」。當然，在萊因哈特法官看來，反對者是法官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思維作祟。

2、我國法官員額制改革的考量

法官員額制是當下我國司法領域的熱詞。應當說，美國「擴大還是限縮法官員額」的爭議在我國已有定論。法官員額制是在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背景下提出，是本輪司法體制改革的關鍵一環。與美國主張控製法官員額的理由一致，確定法官員額隱含著法官精英化的理念。制度初衷在於，通過提高任職門檻以確保法官質量，以優秀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最終保障案件質量。同時，通過法官群體精英化，為提升法官職業保障創造條件，以法官的減量提質，提升社會對法官職業的認同感，進一步強化司法公信。另外，法官員額制改革有效銜接配套實施的法官助理制度、書記員單列等改革措施，建立科學合理的法院人員分類管理體制，逐步改革行政化管理的頑疾，實現法院管理的專業化。

當然，與美國的情形一樣，對實施法官員額制改革並非沒有任何質疑和隱憂，這些是當前改革推進中絕不能忽視的「異議之言」。按照不超過39%的比例實施法官員額限制，必將導致法官數量的大幅減少，在「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的現實考驗中，少數精英法官如何確保審判任務的完成？法官數量的減少會否導致案件質量的大幅下降？法官員額制動的更多是年輕法官的「乳酪」，他們感受的沖擊將會最大，法官身份喪失後，如何確保隊伍的凝聚力和他們對法官職業的持續夢想？以上憂慮的存在，需要法官員額制改革保持足夠的審慎，將眾多的因素納入改革考量。科學合理地測算完成案件審理所需要的法官數量，確保精英化之路上不至於以犧牲審判任務和案件質量為代價；盡量合理解決未入額法官的過渡性安排，為落選者後續入額保留足夠的彈性空間，為其法官夢想留下可期的前景和執業的動力。隱憂或許是多慮，但盡可能周全的思量和安排，必能為改革減小阻力、凝聚人心。

三、審判輔助人員的價值認識

在中美司法系統運作中，都少不了一群叫做「審判輔助人員」的身影。他們是以法官為核心的審判團隊不可或缺的組成，扮演著法官「賢內助」的角色。

從價值上說，法官精英化後，包含法官助理、書記員在內的審判輔助人員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絕非無足輕重的「小卒」。正如書中所言，「不可否認的是，法官助理在審判過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經發生了徹底改變。」當案件持續增加，法官人數與案件數不成比例時，法官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審判輔助人員。受限於法官員額的限制，審判輔助人員的增長必將是法院應對受案高壓的有效手段之一。從審判組織功能性構成看，審判輔助人員是審判組織不可或缺的人員組成。精英化的法官將集中精力於「審」與「判」，除此以外的大量事務性工作將由審判輔助人員完成，沒有他們的工作，審判組織功能的健全完善是難以想像的。

價值已無需多言，而審判輔助人員的現實境遇如何呢？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審判輔助人員位於科層結構的底層，其地位不過是法官的附庸。受限於僵化的編制管理，大量審判輔助人員採取勞務派遣用工形式。其准入的門檻不高，待遇自比不上法官，在繁重工作任務壓力下，以及「同工不同酬」的不忿中，審判輔助人員隊伍流動性較大。在此想表達的是，一些固有的偏見到了該修正的時候，審判輔助人員絕非法院的「二等公民」，其價值遠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關切，改革的視野應加重對審判輔助人員的關注份量。探索創新審判輔助人員管理模式，積極拓寬其職業發展空間，科學劃分其職責范圍，注重強化職業保障，確保隊伍整體活力以發揮審判團隊的整體效能等等，以上命題都是改革路徑中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改革者需要以足夠的重視讓審判輔助人員改革跟上法官員額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