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釋法

㈠ 法官在審理民事案件時是否有權解釋法律

法官復對於判決應當說理，但是現制行體制下法官無權對沖突法律條款通過判決書的形式宣布其無效。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在法律、法規沖突時，根據法律沖突適用規則作出判決，可以說明適用法律、法規的依據，但是不能宣布其無效，即使依法應屬無效的條款。

㈡ 中國的法官能否解釋法律條文

民訴法中的「公平、合理原則」，大概有點這種意思，但絕對不是「法官解釋法律條文」。「兩高」有權解釋法律，法官應當是「適用法律」。

㈢ 法官有沒有義務向當事人釋解法律條文

當然有義務，法官跟當事人講的都是與當事人有關的法律條文。

㈣ 如何解釋法官法第十條

解答如下：抄
《法官法》第十條下列人員不得擔任法官：
（一）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
（二）曾被開除公職的。
本條是關於哪些人員不得擔任法官的規定。 根據本條規定，以下兩種人員不得擔任法官：
一是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這里規定的犯罪既包括故意犯罪，也包括過失犯罪。刑事處罰包括刑法規定的主刑，即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也包括附加刑，即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對於受過刑事處罰的，一律不得擔任法官。
二是曾被開除公職的。這里規定的「開除公職」是指依法定的程序被用人單位開除。這里的公職，主要是指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擔任職務。這里被開除公職的原因可能多種多樣，但是無論什麼原因，只要是被開除公職，就一律不得擔任法官。
上述規定是為保證法官隊伍的純潔性而作出的規定，實踐中應當注意對於一些偶有違反有關部門的規定，但是並沒有構成犯罪，也沒有達到被開除公職的程度，被教育改正後，如果條件優秀，同時也符合法官條件的人，他們仍然可以擔任法官。

㈤ 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不應具有造法的權力，為什麼司法解釋卻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國司法實務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之間張力作用的結果。一定條件下的造法職能的存在，也是我國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就可以不斷地擴張其造法職能，侵入立法領域。司法權的性質決定了其基本的職責是裁判案件、解決法律糾紛，造法不過是特殊情況下的一種權宜之計而已。

司法解釋「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長期以來法制的不健全與立法的粗陋、缺乏預見性，是導致司法解釋泛立法化的客觀基礎。共和國的法制建設幾乎是從零開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立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要求以蔑視和批判的精神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7條也明確要求：「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舊法已去，新法卻未隨之而立。除建國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後的20餘年裡基本上未進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法律糾紛卻並不因此而不發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為了因應審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過發布一些具有規范性文件性質的司法解釋來填補立法上的欠缺與不足。盡管這些文件嚴格地說可能不屬於司法解釋的范疇，而是屬於「政策性」解釋——以司法機關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國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經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釋替代立法機關代行立法權的習慣性做法。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1978年以後，國家對立法的重視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應使這種「權宜之計」逐步消失，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由於長期以來法制建設「欠賬」太多，也由於政治經濟體制正處於轉型期的劇烈變動之中，立法機關為了回應各個領域內立法的要求，不得不採取「宜粗不宜細」、「先制定、後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從其制定時起就具有粗陋、滯後於社會發展等不足之處，法律規范不能適應社會生活變化需要的情況大量存在。在這種情形下，系統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釋自然也就成為彌補法律漏洞以因應一時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說立法機構長期的虛位導致法律的空白進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釋的訴求是司法解釋「立法化」產生的客觀根源的話，那麼，當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內容的簡單化、立法技術的粗劣則是導致在法制相對完備的情況下，司法解釋立法化現象不斷強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轉型期非持續性社會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沖擊和改變著建國數十年來一成不變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化的政治體制，社會開始進入了劇烈變動的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項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下形成的社會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審視、重新構建。問題的復雜性與經驗的不足，決定了新體制的建立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其間必然有失誤、有反復。法律的穩定性與嚴格的立法過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無法適應劇烈變動的社會生活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政策也就成為推進這一進程的最好手段。為了順應政策的需要，法律隨政策劇烈變動也就日益彰顯，本來就沒有真正確立的國家立法的穩定性、權威性明顯減弱。「由於政策具有靈活性，而法律具有穩定性，在政策變動時，很多法律條文不可能得到及時的修改。這種現象使人們產生一種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視甚至被突破的」，認為「國家機關的一些舉措雖然違背當時憲法的個別條文，但卻是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社會的行為」，屬於「良性違憲」，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對於忽視或突破現有法律而言，通過司法解釋也就不失為一種較為穩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權宜之計，並得到理論界的普遍認同。
第三，司法體制的影響。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種親歷性的活動，只有親自參加全案的審判工作，才有可能對各種證據，特別是對證人證言做出准確、合理的判斷，而個案的特殊性與復雜性、解釋方法的多樣性以及事物本身屬性的多樣性決定了對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釋的可能性。審判委員會、個案監督、錯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於它無視司法裁判的特點，抑制了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所理應發揮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主觀上斬斷了法官解釋法律的努力，法官獨立解釋法律文本既不被認同和允許，更不被提倡。盡管法官完全可以基於自身對憲法文本（甚至不需要藉助對憲法文本的解釋）的理解而得出大體相同的結論，卻仍不得不尋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釋」。
第四，司法職業平民化的影響。司法職業的平民化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和運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將法律的解釋權進行高度的集中，以試圖維護法律在全國范圍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建國初期，在全面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的同時，舊司法機構中的一大批專門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開始的「司法改革」運動中被逐出司法隊伍，代之以大批既無法律專門知識又缺乏法律職業訓練的「國家法律工作者」。本來應當加強的法學教育也一直處於低迷狀態，法學知識的傳播與法律技能的訓練也被政治運動所取代。在20世紀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機關時「無將可用」，不得不從其他機關或事業單位抽調大批非法律專業的人才充實司法隊伍。另一方面，由於過分強調法律的階級性與工具性，法律並不被視為一種專門的職業，而是解決失業問題、安置復轉軍人乃至精簡政府機構的分流人員等的途徑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為我國當前並將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繼續成為法官、檢察官人員結構的基本特徵。司法職業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嚴重的司法腐敗問題的重要根源，也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法律、正確適用法律的能力，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增長了法官希望權威機構對法律進行系統解釋的需求。即使法官偶爾在個案處理中對法律文本進行解釋也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出現荒謬的結論，而這又反過來導致決策層對法官解釋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並成為不斷強化司法解釋的作用與地位的心理基礎與理論依據。
此外，不可否認的是，理論上對司法解釋的肯定和認同，也是司法解釋日益擴張、越來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綜觀近年來關於司法解釋的討論，大多數學者都傾向於贊同。例如，孫笑俠先生將我國的司法解釋分為三類：（1）最高人民法院按規范性形式所進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釋，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針對地方特點對法律、法規進行規范性解釋，在一定程度上也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法規；（3）法官個人依主觀意志針對具體案件所做的個別性司法解釋。孫先生認為：「前兩種情況應當認為是可行的。後一種情況就不屬於法官造法的范圍，應予否定。」孫先生還明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權力在今天並沒有產生什麼副作用……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法院是否應當享有較自由的解釋權，而是在於如何促使司法解釋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學者認為，新刑法中的許多條文僅屬「引申性解釋」而沒有刑罰規定，因而理應在相關條文中「以適當文字概括進去」或者「以司法解釋處理」。鄭戈在評論我國的司法解釋體制時曾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法理學教科書上所稱的『法律解釋』，都是一種創製法或試圖創制新規則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法律規則或者說人的理性不斷擴大其疆域，將其原先所未及的與法律有關的事實納入其中。」理論上的這種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會對實務上的操作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是當理論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關當局的需要時，它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有關當局積極行動的根據，強化其業已存在的某種操作習慣或做法。

㈥ 法官釋法：職業年金是夫妻共同財產嗎

首先，從夫妻共同財產的形成時間上來看，夫妻共同財產形成於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婚專姻關系結束後形成的財屬產不能作為共同財產。雖然從來源上看，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單位繳費和個人繳費部分也是日後領取職業年金的條件，但並不等同於實際取得的職業年金。其次，通過前述分析，離婚時職業年金個人賬戶的現有餘額可以作為夫妻共同財產進行分割，而分割的該部分職業年金即是日後職業年金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在離婚時，雙方已經對職業年金中屬於夫妻共同積累的財產部分進行了分割，因此，另一方不能再要求分割。

㈦ 法官釋明權的行使范圍是什麼

ABCD。

從現行制我國相關法律來說，法官的釋明權可以在對上述所有方面都進行釋明，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5條第1款規定，法院有告知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的釋明義務。當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時，法官給予當事人一定程度的司法救濟，原本並不違反法律規定，規定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即法官鼓勵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

這樣的規定就是告知當事人訴訟風險、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處分權的釋明）。

還有法官可以對當事人錯誤的法律認識進行釋明，對當事人在辯論的時候，對當事人的辯論內容的明顯錯誤理解進行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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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有關釋明權的規定散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和《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等法條和規定中，而沒有統一法律或法規對法官釋明權的概念、行使的范圍、限度和方法等內容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

主要的法律依據是證據規則第三條、第八條、第三十五條。

㈧ 檢察官和法官是否可解釋法律

不可以，我國 憲法第六十七條明確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回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四答)解釋法律；
因此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才有權解釋法律，其他任何人都沒有這個權利！
最高法。最高檢有權針對法律進行出台相應的司法解釋...

㈨ 法官可以解釋法律嗎

法律解釋抄由於解釋主體和解釋的效力不同可以分為正式解釋與非正式解釋兩種。 正式解釋，通常也叫法定解釋，是指由特定的國家機關、官員或其他有解釋權的人對法律作出的具有法律上約束力的解釋。正式解釋有時也稱有權解釋。根據解釋的國家機關的不同；法定解釋又可以分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種解釋。 非正式解釋，通常也叫學理解釋，一般是指由學者或其他個人及組織對法律規定所作的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解釋。 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是區別正式解釋與非正式解釋的關鍵。 此處之法官解釋應為非正式解釋，沒有法律效力，只能算是一種學者的對法律的見解，不能作為判案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