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代表

⑴ 中國法院門口的標志和象徵的意義

中國法院門口抄的標志是法徽，基本圖案是麥穗、齒輪、華表、天平。

麥穗和齒輪象徵著我們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華表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天平象徵著公平與正義；紅旗象徵著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法徽既是人民法院的標志，也是法官的身份標志，體現著法官應代表國家依法行使審判權，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的深刻喻義。法徽的基本圖案由麥穗、齒輪、華表、天平構成。

(1)法官代表擴展閱讀

法徽使用注意事項：

1、佩戴法徽僅限於審判制服，不得在其他服裝上佩戴。

2、穿著審判制服不得佩戴法徽以外的徽章，例如檢徽、警徽。

3、法袍在製作時法徽已綉好，不再單獨佩戴。

4、開庭審判必須佩戴法徽（5公分大法徽）。

5、其他因工作需要的場合亦應佩戴法徽，如宣誓。

6、除法袍外，在其他場合執行公務、參加集體活動、會議及大型集會時均應佩戴小法徽。

⑵ 十二生肖什麼肖代表法官

鼠：商人牛：農民虎：將官兔：織桑龍：神官蛇：歌女馬：鐵匠羊：大夫猴：小偷雞：販夫走卒狗：兵勇豬：地主如果接近的話我想是龍吧

⑶ 西方法律判決書中,法官名字後面的J代表什麼

justice of appeal的縮寫，上訴法院法專官屬
In Hong Kong, court proceedings are concted in either English or Cantonese Chinese. Judges of Hong Kong retain many of the English traditions such as wearing wigs and robes in trials.
In writing, the post-nominal letters PJ is used to refer to a permanent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NPJ to a non-permanent judge. In the High Court, the abbreviation JA is used to denote a justice of appeal, and the letter J refers to a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⑷ 什麼生肖代表法官

鼠：商人牛：農民虎：將官兔：織桑龍：神官蛇：歌女馬：鐵匠羊：大夫猴：小偷雞：販夫走卒狗：兵勇豬：地主如果接近的話我想是龍吧

~你的採納是我前進的動力~~

O(∩_∩)O，互相幫助，祝共同進步！

⑸ 當法官意味著什麼

對我而言，法官不僅僅是一份養家糊口的體面職業，法官不僅僅是身披法袍敲響法槌的居中裁判者，法官不僅僅是高高在上的威信與榮耀。在我的心目中，法官是法律的守護神與捍衛者，法官是公平正義的象徵與化身，法官是維護社會道德良知的最後一道防線。 所以，我認為，當法官就意味著沉重的責任。法官要通過自己公正高效權威的裁判，從法律的角度懲惡揚善，定紛止爭，弘揚法治，為人民的幸福生活保駕護航。要實現這一既崇高又平凡的目標，法官就要時刻牢記自己的工作職責，在平凡的崗位上殫精竭慮，不敢稍有懈怠，時刻牢記法官這個稱號背後所承擔的沉重責任，時刻清醒地認識到法官所擁有的這份裁判權力，是黨和人民所賦予的，必須謹慎而正確地行使，努力做到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當法官還意味著持久的清貧。法官秉持公平正義，維護法律權威，這就要求法官自己要做到不為權貴折腰，不為武力屈服，不為金錢美色所打動，要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貧，要忍受得住榮華富貴的誘惑，始終如一地堅守自己的法理信念，依法辦事，公平裁判，絕對不能拿手中的權力作為換取財富的籌碼。這就意味著法官只能依靠那份不豐厚的薪水過日子，清貧度日。也就是說法官基本上與奢華無關，只能持平常心，過著普通而平常的日子。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只有能夠心甘情願過著這持久清貧的日子，才能不為外界的各種誘惑所迷惑，才能平心靜氣地、理直氣壯地作出公正的裁判，才能成為一名稱職合格、讓黨和人民滿意的法官。 當法官還意味著一定的壓力與風險。無論刑事、民事或者是行政案件，法官都要對案件作出自己的裁判。所謂法官辦案定紛止爭，定的是權益之紛，止的是利益之爭，有利益有權益，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誘惑有風險，有的人為了能夠在訴訟中變現自己的利益，或者對法官的生命進行威逼，或者對法官的慾望進行利誘。這對法官來說，無疑是可怕的誘惑和巨大的陷阱，一不小心會被拉下水或者自蹈火坑，輕者身敗名裂,重者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所以說法官職業充滿了風險。因此作為一名法官，要想把自己的審判工作搞好，同時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就要頂住壓力，把各種風險系數降到最低：一是保持心境平和，保持清醒的頭腦，做到潔身自好，無欲則剛；二是要堅守「三個至上」，以法律為准繩，以黨的事業為標尺，以悍衛公平正義為人生惟一要旨；三是要謹言慎行，要慎獨。一名稱職的法官要時刻意識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法院的形象和法律的尊嚴，法官只有為法院和法律增光添彩的義務，而沒有往法院和法律上抹黑出醜的權利！作者單位：廣西融安縣人民法院

⑹ 法官的法袍代表了什麼(下)

司法現在經常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充當中立的裁判，所以它承擔著更大的使命，而且這個使命不容易承擔。司法操縱著生殺予奪的大權，這樣巨大的壓力承受在一個常人的肩膀上，人們往往覺得心裡不塌實，所以需要把這個常人加以包裝，包裝得和人不一樣。頭發一定要怪怪的，衣服要不同，這樣無論給衣服之內的人還是衣服之外的人都有強烈的警醒，那就是說我做的工作不是一個平常的工作，我所做的工作涉及到人命關天的的事情，我所做的工作涉及到法律准則的統一，這么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認真的做。穿上這套衣服以後，其他的人也會對他有強烈的期望。我想這是把法官營造得非常奇特非常不一樣的作用。
軍警式的制服所營造的氣氛，就比較簡單了，那是一種工具化的氣氛。穿這身衣服的人其實沒什麼了不起，他不過是個服務的角色，他是完整我們另外某種價值的輔助性的角色。中國的法院一直處在權力的邊緣，司法機關在長期的計劃經濟時代，只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我是1978年開始學法律的，進學校前還是作為絕密專業招生，一定是苦大仇深出身的人才可以學法律。進去以後就教育我們要做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一個人磨得鋒利，「黨指到哪兒就砍到哪兒」「社會主義一塊磚，東南西北任黨搬」。我們看到長期以來司法機關的角色，法律人的角色，就是服務者。52年為反右服務，56年為反胡風服務，57年為反右服務，58年為大躍進服務，「三馬齊出動，擰成一股繩，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我們現在看當時的報紙很好笑，但都是現實。66年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服務，服務不長時間，法院就被軍管了。我還曾接到一個當事人寄來的當時的判決書，判處他反革命罪，這個判決是山東煙台軍分區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法委員會作出的。當然文革以後恢復法院，為改革開放服務，後來為商品經濟服務，為市場經濟保駕護航，現在又為西部大開發服務。法院總是個次要的角色，並不是個神聖化的角色，如此次要的角色當然不需要那樣奇特的包裝，所以穿了一身軍警服。這是我們說的第一個層面的含義，法官是一個特殊的神聖化的角色還是一個工具化的角色。
第二個方面的含義是穿著法袍的人有一種獨立感，他是獨立的職業，獨立的人。司法的角色象徵著獨立性，法官的最重要的品質是獨立。為什麼司法要獨立？其實每一個法官要獨立，是因為法官處理案件，行使權力只在法庭之中。在法庭中行使權力的過程需要一種對人的觀察。比如在司法過程中，我們為了查清案件的事實。離不開當面鑼對面鼓地觀察。證人在作證之前要宣誓，宣誓之後法官會向他反復強調，你已經向上帝宣誓了，現在你說的話如果有假的話，你不只是對我撒謊，你是對上帝撒謊。這對人心理上有警醒感，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是辯證唯物主義，天不怕地不怕，向毛主席宣誓也沒有所以我們現在偽證特別多。當偽證率很高的時候，說明一個民族道德，倫理層次的下降。
證人在作證時，法官要觀察他有沒有作偽證，神色怎麼樣。我們古代有句話「以五聲聽獄訟」，為什麼他臉紅，為什麼他口吃，為什麼發抖？這時法官必須當面觀察當面判斷，這樣的職業需要長期以來在法庭積累的經驗。在西方國家，尤其在美國和英國，對法官的選擇是非常講究的。有一句古老的諺語叫「法官老的好，律師少的俏」。法官越老越好，老的才有經驗，老了才能對人情世故作出一些判斷。我曾經說我人生中最大的災難就是在大學畢業實習期間去讓我去處理離婚案子，我怎麼去處理？我還勸大家，「一日夫妻百日恩」。像我這樣一個嘴上無毛，從沒結婚的人怎麼給人家說「一日夫妻百日恩」？在英美國家，包括香港，通常不會出現40歲以下的法官，通常從執業十年以上的律師或者檢察官隊伍里選任。
一個法官最不好的是容易被迷惑，經常心裡拿不準。從前有個法官，聽完原告的陳述後對原告說：「你說的對太有道理了。」再聽被告說，說完了，對被告說：「你說得對呀，你說得真有道理。」旁邊的書記員說：「法官大人，不可能兩方面都的對的，因為他們是對立的。」法官說：「哦，搞了半天原來是你說的最對。」法官需要良好的判斷力，法官這個角色不需要搞年輕化。當然年老的需要有一個補償，這個補償是法官基本上沒有退休年齡的限制，不能強制退休。美國的霍姆斯大法官62歲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干到91歲。他一坐在法庭上，白鬍子，白頭發，黑法袍，真正給人一種司法的威嚴，這能帶來一種重要的效果。有時候司法處理的問題，不一定有很明確的是與非，沒有什麼真理不真理的問題，司法所解決的問題不過是一種平衡術，這就是為什麼古羅馬人給法律下的定義是「一種公正善良的藝術」。這樣的藝術需要偉大的藝術家來表演。
說明這個道理的一個經典案例是婦女有沒有權力墮胎的問題，女權主義者們的口號是「我的身體我的自由」，老娘要把肚子里的東西做了你管得著嗎？法律，什麼法律！都是臭男人們制定出來限制我們女人的，兩千來的法律歷史都是一部男人欺壓女人的歷史。那天我給我們00級新生開迎新講座，我一看不得了，這屆女生佔百分之六十多了吧，相當可怕。我作為一個男教師深感憂慮。將來恐怕法律要變成女人的聲音了，現在法律基本上還是男人主導的聲音。女同胞認為不允許墮胎的法律是對她們一種不合理的限制。有道理，這種要求一點也不過分。另一方面，保守人士看來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不是殺人嗎？當然是殺人。搞法律的人在那裡搞了個虛偽的說法，認為人的生命從出生之時開始，這是虛構的東西。真是這樣嗎？不，人的生命是從受孕開始，沒有上半場哪有下半場，沒有十月懷胎，那有一朝分娩。那不是生命是什麼？你為什麼要懲罰在大街上殺人的人，為什麼不懲罰在醫院殺人的人？有區別嗎？我看有區別，區別就是在大街上殺人時對方可以反抗，可以正當防衛，而在醫院殺人這個小生命從來不跟你交涉，從來不搞正當防衛。選擇更殘忍的方式殺人者難道不更應該受到懲罰嗎？我想問問大家這裡面有道理嗎？不。其實法官很難判決這樣的案件，這是一個所謂的「艱難案件」。但法官又不能不判，這時唯一可以求助的是法官的崇高威望。實際上這樣的判決無法獲得人民普遍真正的擁護。現在我最不喜歡法院系統流行的一句口號是：做人民滿意的好法官，做人民滿意的好法院。現在法院正在開展這樣的所謂的「雙滿意」的活動，還要評「雙滿意」標兵。怎麼可能是雙滿意，叫人民都滿意，最多隻有一半的人滿意，那就是勝訴的當事人滿意，敗訴一方的人覺得不滿意，有時甚至勝訴的一方也不見得都滿意，因為許多人覺得勝得還不夠，勝得不過癮可見司法常常在一條艱難的路途上跋涉，作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法官，法院必須要有崇高和獨立的地位。
在我們國家這種獨立還不具備。我們講司法獨立，講法院獨立，基本上講的是整個法院系統獨立於外部，而基本上不講法院個人的獨立。有一種說法：現在的法官你控制他還這么差，搞司法腐敗，什麼大蓋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還說法制不健全。我自己正在做個論證，希望人們意識到這種思路可能導致惡性循環，會使我們的法官素質越來越低而不是越來越高。大家想想，我們的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下半年的時候對外招考十名高級法官，我知道那個高級是什麼意思，就是處級法官處級審判員。當然從外面招進去就是處級，那對最高法院來說也是破例。然後報紙，電視都來宣傳，最高法院招十名高級法官，條件是大學從事法律教學的正教授，研究所里從事法律研究的正研究員。一級律師，國家機關從事法律工作正處級以上幹部，最後一條是北京戶口。上有一篇文章對最後一條做出批評，題目是《北京是誰的首都》。認為最高法院的這種做法有一種地域歧視。這樣的招法官的做法受到了社會的普遍冷落。到報名那一天，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員一大早就非常興奮的擺桌子，擺椅子，新聞媒體的「大炮」都架在門口了，天啊，幾天下來就只有幾個人報名。（笑聲，掌聲）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中國最神聖的司法殿堂對這些學者律師毫無吸引力？而在西方國家，被人們任命為最高法院的法官那簡直是全國甚至全世界矚目的事情，是多麼光榮而神聖的選擇。可是在中國沒有人報。我曾經問過我的幾個同事為什麼不去報，他們說「去哪兒干嗎」？真的是這樣，我跟同學們講過，全國最好的一個位置就是北大法學院的教授，，比那些高官們好得多，收入比他們高，而且還自由，到最高院干嗎？到最高院我可以發表我的文章嗎？不，你發表文章要謹慎，因為人家會以為你代表最高法院，所以最好不要寫文章了。到最高法院做個審判員，我能夠寫體現我的個性的判決書嗎？我應點語言的追求，引證一點國外的判決注釋里有點外文。不行！能不能要求庭長別審我的判決書了，我的判決書是我的判決書，不是庭長的。不行。現行的官僚體系不允許有這樣的個性化的行為存在。那我去干嗎？我在這兒挺好的，從來不會發表文章還要院長審查通過。在最高法院那個毫無個性的機器里做一個毫無個性的螺絲釘，我不去！
法官的獨立性是法官得以公正，得以在社會中展現正義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保障，而我們現行的法官制度是官僚化，等級化的法官制度，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法官法》修改過程中，草案中有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法銜制度」。當時我問法銜制是什麼意思，回答是：因為現在法官外表上看不出來什麼級別，體現不出等級，所以要借鑒軍隊的做法，在外表上加以區別，比如一級大法官，一個大星，二級大法官兩個星。我說你們現在服飾夠別扭的了，還要搞一個法銜制。軍隊為什麼要搞軍銜制，因為軍隊最重要的是服從，軍人應該很清楚的知道應該服從誰，應該指揮誰，那不需要兩個人認識，只要用軍銜來區分級別，以便確立軍隊里的等級，這是軍隊勝利的前提條件。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條：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但是法官需要這個特色嗎？我們現在在實行四等十二級的制度，不斷暗示法官級別，暗示高級法官可以支配低級法官，低級法官要服從高級法官。司法的行政化非常嚴重，最重要的表現是等級化。科舉制的長期實行使我們今天建立了一個新制度的想像力受了極大的局限，我們設法想像除了官這套評價體系以外還有什麼別的評價體系。比如醫院有處級，局級，副部級，和尚杭州靈隱寺的主持是局級和尚，是政協常委。大學也是，前一段時間我們的報紙登著「教育部決定北京大學是副部級大學，我校校長黨委書記享受副部級待遇」。我說北大真是降尊紆貴，多麼有尊貴的學校，歷史比國家歷史還長，校長地位絕不比國家元首低，何必搞個副部級來當。哈佛大學校長從不把國家總統放在眼裡，他也是個「總統」啊，他的名號和總統的名號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他指揮下的「小國家」歷史比美國的歷史可悠久得多。那才是一個大學的尊嚴。
法袍的第三個寓意是，在法袍這一古老的服裝樣式下，法官必須要維護一個職業的完整，維護行業的悠久傳統，它提醒著我們這種角色的特色。這就涉及到法治的問題。在許多國家裡你會發現，不同的行業對社會變革的反映不盡相同，有的行業喜歡變革，喜歡進步。比如年輕人喜歡社會進步，社會變革；文學家很喜歡社會動盪，詩人很少有人寫歌舞昇平的詩寫出千古詩名的，偉大的詩人都是寫人類的痛苦，社會的動盪，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當然職業革命家喜歡革命；歷史學家喜歡革命，現在社會平和了，我想寫當代史的人簡直無聊透頂，只能年復一年地寫：「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誰看啊！但是法律這個行業偏偏培養一個人保守，穩定，不那麼激進，千方百計維護既定價值的習性。可以說，今天所說的「法治」之所以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嚮往，是因為它最大的好處是讓我們受到某種過去的規則的制約。法治有幾條黃金定律，一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律沒有規定的，你盡管去做，沒有人會懲罰你。「法不溯及既往」從前我們審判林彪，四人幫，覺得那是國家法制民主的里程碑，今天回過頭一看，好象還是存在某些問題。因為審判時用的1979年制定的法律，而他們犯那些有罪的事都是文革期間，這就違反了法治的原則，開了一個相當不好的先例。規則一定是提前存在的，行為是後來發生的，這樣的法律才可以遵循。法官每遇到一個案件，他不由自主的就回頭看，看過去發生的種種，看有沒有法律的規定。這個法律在有些國家能延伸到兩百年前，在英國有些法官，現在還在引用14世紀的法律或判例。托克維兒說：「英國人喜歡他們的法律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法律好而是因為他們的法律老，」老的才是好的。《封神演義》里的申公豹腦袋被人砍下來了，後來發現砍錯了又給安上去，結果安倒了，臉到後面去了。申公豹走路的時候往前走就是往後走，往後走才往前走。我們今天的語言里也有，說未來的時候我們說「今後」，說過去的時候我們說「從前」我們的文化到底後走還是朝前走搞不清楚。我們的記年方式和西方人不一樣，西方公歷永遠向前走，我們六十年一甲子，是繞著圈子走。
法律家就是不停的朝後看，總是用過去的規則來限制今天的行為。當政治家頭腦發熱的時候。法律學家總是拽拽他的衣袖或者給他當頭棒喝。這種穩健的保守主義在許多社會里創造了重要的價值。加上法官年齡老的特徵就使得法律家保守的特徵更顯露無遺。另外，又加上法官不受民意制約，更使得法官可以深謀遠慮。在每個這個民主的國家裡，三權之中的司法權，老百姓拿它沒辦法，總統任命法官，全國聯邦法院的法官八百多人全部由總統任命，這本身就不是一個民主的程序，而且總統一旦任命，法官就變成了斷線的風箏，總統沒辦法控制他，每個法官都保持嚴格的中立。人民沒辦法控制他，法官在他的正當行為期間終生任職。我們發現三權分離的制度是民主政體與貴族政體相互妥協的產物，尤其是在司法領域中。總統這邊，老百姓不高興他就當不了，當上了老百姓也不高興，過四年他就要下來；議會所有成員都是民選產生的，但司法老百姓就無可奈何。而且，憲法中明確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減少法官工資的法令"這是憲法里唯一規定的一個行業工資問題。國會議員是靠不住的，但有一個行業大家都認為是靠得住的那就是法官。為什麼法官不是民主產生，不受民意制約，反而是靠得住的？這是我們研究美國民主制度應該特別注意的問題。
我們現在法官穿的服飾是新派服飾，不能提醒我們注意這個古老的行業，他談不上提醒法官決策是保持連續性，要注意與傳統的契合。
前不久，我在法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提到，我們現在司法制度的建設有四大矛盾，第一個大矛盾是：這個社會長期以來沿襲下來的中央動員型的治理傳統與司法獨立之間的沖突。我們喜歡最上面有核心，中間有一把手，都團結在核心周圍，服務中心工作。這種情況下，司法的中立，獨立，消極性得不到理解。第二個大矛盾是：「依法治國」要求的法院居於權力的真正核心和現在實際上法院等司法機關處於邊緣化的矛盾。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在黨內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只要看這一點就知道他們根本不佔決策的核心位置，這種實際的邊緣化造成了法院現在的矛盾，一方面想討好真正的權力核心，但結果是自己越來越卑下，越來越低賤；一方面為了向社會顯示他有力量，在社會中窮兵黷武，搞什麼「執行會戰」。結果愈發邊緣化。第三個矛盾是：「依法治國」要求的法律單極化和實際法律的多極化的矛盾。「依法治國」要求法律規定自成體系。是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一套規則，由最高法院作為最終的裁判機關來加以解釋。而在實際上，有法律效應的東西多極化，我們經常看到法外有法，法上有法。比如現在流行的「雙規」，黨的紀檢部門可以讓一人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代問題，這涉及到人身權利，這樣的權力本來只有司法機關以及公安機關在嚴格遵循法律程序的前提下才能夠行使。法律之外分明有許多規范超越了法律。最後一個矛盾是巨大的改革熱情和相關知識積累不足之間的矛盾。我們改革熱情很大，不斷推出改革新舉措，個案監督，錯案必糾，對外招考法官，電視直播庭審，但這些措施相互矛盾相互沖突，這就證明了在相關決策者的心目中，什麼叫法庭，什麼叫法官並沒有一個清晰的了解，所以我們的目標並不清楚。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國家，在追求一個更加合理的社會過程中，離不開一個良好的法律制度。我相信，司法改革可能會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的突破口，也可能是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突破口 。所以我想，在座無論是不是學法律的，都應該背負起一個義務，那就是以各自的方式推進國家的相關制度，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法律制度朝向一個民主，自由，開放，多元的方向發展。我總是想，我們國家在奧運會上可以獲得金牌的第三名，為什麼不能在民主和法制的建設上排名世界第三呢？我相信我們中國人是有這個智慧和能力的。

⑺ 洞穴奇案的十四位法官的判決分別代表哪些法學流派的觀點

別說內容了，你若能買到這本書，通知我一下。

法理學「永恆的洞穴」

解讀富勒的「洞穴探險者案」

本文要說的案例是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在1949年《哈佛法律評論》中所虛構的洞穴探險者案（Lon Fuller，「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62 Harvard Law Review 616，1949）。事實上，即便在多次讀過這則案例後，筆者在敘述這一

案例的事實之時仍舊有一種心悸。這種心悸不僅來自於案件情節的起承轉合與跌宕起伏，更來自於案件當事人在身處絕境時的殘酷但或許是合理的選擇行為。在為讀者展現了這個法律、道德與人情相交錯的案例後，富勒更以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五種法律解釋理論撰寫了五篇判詞。閱讀這五篇判詞，我們如同穿行在法哲學歷史的長河中，最終到達了法律的幽微要渺之處。筆者希望讀者帶著下面的問題來閱讀本文，「如果你是負責審理此案的法官，你將做出何種判決？」
案件事實

案件發生在兩千多年以後，4299年春末夏初的紐卡斯國。那年5月上旬，該國洞穴探險者協會的維特莫爾等五位成員進入位於聯邦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探險。但當他們深入洞內時發生了山崩，岩石擋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五位探險者發現受困後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由於探險者未按時回家，他們的家屬通知探險者協會，一個營救隊伍火速趕往出事地點。

由於洞穴地點地處偏遠，山崩仍在繼續，營救工作的困難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預計，而在營救過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奪去了十名營救人員的生命。與此同時，洞穴內五位探險者的情況也不容樂觀。他們隨身所帶的食物有限，洞內也沒有可以維持生命的動物或植物，探險者很可能會在出口打通前餓死。就在被困的第二十天，營救人員獲知探險者隨身攜帶了一個可以收發信息的無線設備。洞外人員迅速通過通訊設施給受困的探險者取得了聯絡。

當探險者問到還要多久才能獲救時，工程師們的回答是至少需要十天。受困者於是向營救人員中的醫生描述了各自的身體狀況，然後詢問醫生，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他們是否有可能再活十天。當醫生給出否定的回答後，洞內的通訊設備沉寂了。八小時後，通訊恢復，探險者要求再次與醫生通話。維特莫爾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詢問，如果吃掉其中一個成員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縱然很不情願，醫生還是給予了肯定的答復。維特莫爾又問，通過抓鬮決定吃掉他們中的哪一個是否可行。這當然是個醫生無法回答的問題。當政府官員和牧師都不願意回答這一問題時，洞內就沒有再傳來任何消息。在探險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營救終獲成功。但當營救人員進入洞穴後，人們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維特莫爾已經被他的同伴殺掉吃了。

根據四位生還者的證詞，在他們吃完隨身攜帶的食物後，是維特莫爾首先提議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來保全其他四位，也是維特莫爾首先提議通過抓鬮來決定吃掉誰，因為他身上剛好帶了一副骰子。四位生還者本來不同意如此殘酷的提議，但在探險者們獲得外界的信息後，他們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反復討論了保證抓鬮公平性的數學問題，最終選定了一種擲骰子的方法來決定他們的命運。擲骰子的結果把需要犧牲的對象指向維特莫爾，他於是被同伴吃掉了。

四位探險者獲救後因營養失調而住院治療。出院後，四位獲救者被指控謀殺維特莫爾。初審法庭經過特別裁決確認上面所述的事實，根據紐卡斯國刑法的規定，法官判定四位被告謀殺維特莫爾的罪名成立，判處絞刑。四位被告向紐卡斯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法院意見與判決

紐卡斯國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組成，他們分別是特魯派尼、福斯特、基恩、漢迪和唐丁。現在他們的判決將決定四位被告的命運。

特魯派尼首席法官在富勒筆下基本上扮演了案情敘述者的角色，這讓他所闡釋的維持初審原判的理由非常簡單。特魯派尼認為，作為民主國家的法官，他的職責就在於根據法律條文的平常含義來做出自己的判決，而不能在立法機構所制訂的法律條文加入自己的價值偏好。刑法規定：「任何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須被判處死刑。」雖然同情心會促使法官體諒被告當時身處的悲慘境地，但法律條文不允許有任何例外。在做出這一宣判後，特魯派尼提議通過行政長官的赦免來限製法律在本案中的嚴苛性。從其簡明扼要的判詞來看，特魯派尼顯然是法律形式主義和法律實證主義的代言人。

第二位法官福斯特主張推翻初審法院的判決，並為此提出了兩項各自獨立的理由說明。首先，福斯特認為紐卡斯國的刑法並不適用於這些受困於洞穴絕境中的探險者。根據社會契約理論，自然狀態下的人們正是為了在文明社會里的和平共存才成立了政治國家，這一契約也構成了國家法律的強制力基礎。但在五位探險者受困於洞穴時，現實的困境決定了他們並非處於「文明社會的狀態」，而是處在社會契約論所說的「自然狀態」。在這種自然狀態下，維特莫爾所提出並經所有人同意的生死協定就構成了他們的社會契約，也是在本案中應該適用的有效法律。「我們各個法律分支……的共同目標都在於促進與改善人們的共存狀態，調節共存狀態下相互間關系的公正和平等。當人們可以共存的這一前提不復存在，就像案例中極端的情景下，生存只有通過剝奪他人的生命才成為可能時，支撐我們整個法律秩序的基本前提也失去了它的意義和作用。」其次，福斯特承認被告的行為違反了法律的字面含義。但法律的古老諺語就是「一個人可以違反法律的表面規定而不違反法律本身。」任何法律規定都應該根據它的明確目的來獲得合理解釋。刑事立法的主要目的在於阻止人們犯罪，福斯特運用正當防衛的先例來類推被告人行為的正當性。福斯特的判詞集中體現了目的論的解釋方法：法官在解釋法律時必須考慮法律的合理目的，這與特魯派尼法官的立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站在特魯派尼的立場，或許可以說福斯特的法律解釋理論可能造成司法僭權。我們看看福斯特是如何回應這一潛在挑戰的，「我前面運用的推理絕沒影響對實定法的忠誠，盡管它提出了合理忠誠和不合理忠誠的問題。沒有任何領導會要一個不能領會言外之意的僕人。再笨的女傭都知道，當她被告知『削掉湯羹的皮，撇去馬鈴薯的油脂』時，她的女主人只是口誤而已……糾正明顯的立法錯誤和疏漏不會取代立法者的意志，只是使其意志得到實現。」

第三位法官基恩投下了維持初審法院判決的第二票。作為一個法律形式主義者，基恩法官一開始就說：「我不想討論的問題是關於這些人所作所為的對錯善惡。這同樣是個無關法院職責的問題，因為法官宣誓適用的是法律，而不是個人的道德觀念。」基恩接下來講道：「本案的所有困難從何而來？那就是未能區分本案的法律問題和道德因素。坦率地說，我的同事不願意接受法律要求判決被告有罪的事實，我也同樣如此。但與我同事不同的是，我尊重我的崗位職責，它要求我在解釋和適用聯邦法律的時候，把我個人的偏好拋在腦後。」在成功挑戰目的解釋論後，基恩法官提出了民主政治中立法至上的原則。「從這個原則中引申出來的是法院有義務忠實適用制定法，根據法律的平實含義來解釋法律，不能參考個人的意願或正義觀念。」在這一基礎上，基恩法官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被告確實「故意剝奪了維特莫爾的生命」。

第四位出場的漢迪法官主張撤銷本案初審的有罪判決，這讓雙方在前四輪的較量中打成了平手。漢迪法官是最高法院內的法律現實主義與實用主義者，漢迪法官就指出，「這是一個實用智慧的問題，它無關乎抽象的理論，而關繫到人類的現實。」「政府是一種人類事務，人們不是被報紙上的言詞或抽象的理論所統治，而是被其他人所統治。如果統治者理解民眾的感情和觀念就會帶來仁政。但如果統治者缺乏這種理解，民眾感受到的只能是暴政。在所有的政府分支中，司法部門最容易失去與普通民眾的聯系。」那麼民眾的常識和意志是什麼？漢迪提出了主流媒體的一個民意調查，「你認為最高法院應該如何處理洞穴探險者？」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寬恕被告或僅給予象徵性的處罰。民眾的態度顯而易見。因為「法庭應該考慮民情」，被告的被控罪名不成立。

鑒於四位法官的表決形成2比2的平手，最後出場的唐丁法官的態度就決定了被告的最終命運。唐丁法官的判詞首先把靶子指向福斯特法官：如果說本案應該適用「自然法」，那麼我們這些並非處於自然狀態的法官又從何處取得了解釋自然法的權力的呢？而針對福斯特的目的解釋理論，唐丁法官認為法律的目的有時是難以確定的，有時是多重的，目的與目的之間有時也會出現沖突。在批判了福斯特的立場後，唐丁法官或許可以按照法律的文本做出被告有罪的判決。但唐丁還是在最後道出了自己身處的兩難困境：一方面無法接受福斯特的意見；另一方面，「當我傾向於維持初審判決，我又顯得多麼荒謬，這些將被處死的人是以10名英雄的生命為代價換來的。」唐丁法官最終做出最高法院歷史上沒有先例的裁決：宣布退出對本案的判決。

由於唐丁法官的棄權，最高法院五位法官的立場出現了戲劇性的平局，而這意味著初審法院的判決得到維持。4300年4月2日上午6時，四名被告人被執行死刑。

法理學「永恆的洞穴」

在《洞穴探險者案》一文中，富勒用五位法官的判詞給我們勾勒出他那個時代的法哲學圖景。構成這幅圖景之中軸的是自然法學與實證法學的爭論，在文章中則表現為福斯特法官與基恩法官之間的沖突。而在本文中，富勒教授也像基恩法官要求的那樣褪去了自己在學術論爭中的理論偏好。如果讀者事先並不了解富勒教授的學說理論，讀完此文後或許仍然無法給富勒教授做出定位。從實體立場上講，富勒或許更接近文中的福斯特法官，但富勒仍然借用唐丁法官之口說出了自己理論的缺陷所在。本文更為匠心獨具的地方在於富勒設計了一個2比2的平局，這一設計讓讀者們能夠更加獨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斷。

從《洞穴探險者案》一文發表以後，西方世界的法理學和法律解釋理論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促使後世的學者競相續寫富勒教授的案例。1980年，達瑪竇教授在《斯坦福法律評論》的論文中將德沃金的權利理論適用至洞穴探險者案。因為富勒筆下的五位法官都是男性白人，埃斯克里奇教授在1993年組織了七位持女權主義或批判種族理論的學者寫作了七篇新的法官意見。在《洞穴探險者案》發表半個世紀之時，《哈佛法律評論》邀請六位學者續寫了六篇法官意見。有意思的是，六位新法官再次就被告是否有罪的問題打成3比3的平手。這六位作者中不乏中國法學界耳熟能詳的人物。芝加哥大學的桑斯坦教授根據自己的類推推理理論做出了被告有罪的判決，而哈佛法學院的德肖維茨教授則以德伯克大法官的名義寫作了被告無罪的意見。德肖維茨甚至在判詞中假設人類在第三個千禧年的一場宗教戰爭導致了自然法觀念的遺失，從而在自己法律實證主義的立場內根據「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則做出了被告無罪的宣判。而在香港地區新近出版的《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一書中，薩伯教授又為本案添設了一個情節：當年的洞穴中還存在著一個與四位被告共謀犯罪的第六人。圍繞著對第六人的審判，薩伯教授根據法理學在半個世紀內的新發展撰寫了九篇判詞。

富勒教授的洞穴探險者案在法理學的歷史上挖下了一個「永恆的洞穴」。他在文中探討了充滿分歧的法律和政治哲學問題：從法律解釋的理論，法官司法的過程，再到民主體制下的權力分立，如同繪制了一幅關於法理學歷史長河的知識地圖，雖然這幅地圖無法引領我們走出法律的迷宮，但至少可以幫助我們確定自己法理學中的位置。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或許可以用耶魯法學院教授埃斯克里奇199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標題來表明：《「洞穴探險者案」：20世紀法律解釋精要》。

（《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美〕薩伯著，陳福勇、張世泰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6年5月出版）

⑻ 「法官」代表什麼

對法官的了解，應該是在從事律師工作之後，我不敢說我對法官了解有多深入，但就是這些片面的了解，我也是說這些現象發生在個別法官身上，我舉一個例子，在開庭時常遇見法官對律師說，把主要觀點說說就行了，為什麼法官這樣說，難道他不知律師代表的是當事人？非也，他當然明白。

我不想用多高深的理論來談論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我只是想從法官二字身上看能不能簡單地解釋這個問題。有時和同事閑聊，說為什麼法官叫法官，而不叫法師呢？就像做教育的叫教師，做美容的叫美容師，有的同事說，因為他是官，是做法律方面的官，所以叫法官。聽起來有點八卦，但聽後聯繫到某些法官的所做所為，似乎有點道理。也許某些法官真把自己當成了官，所以敢對當事人指手畫腳，敢對律師說三道四。但就是把自己當成官，也要當父母官呀，當成人民的公僕呀，當成是為老百姓謀福祉的官呀。

但問題是，法官不是官，去掉這個稱謂，他/她和其他單位的人一樣，不過是一個從事法律的工作者，是什麼讓他/她認為自己是個官了呢？這個問題一下子真不好回答，中國的體制，或是個人的觀念作怪，也許都有吧。但要說到體制上，似乎又不成，國外有三權分立的，不也有法官枉法裁判的。這幾年國家進行法制理念教育，進行三個代表教育，但似乎成效不大，好像教育得某些官員麻木了，再教育還是老樣子，觀念就是改變不了，這是不是某些法官認為自己是官的原因，不好回答。

有人發文說是某些律師讓某些法官成為官了，說法有點刻薄，觀點有點片面。律師是社會法律工作者，他要掙錢養家戶口，那有拿著錢隨便去請某些法官的道理，難道他覺得自己的錢多的用不玩了？有病的人才這樣說，某些法官非要把自己當成官，才是造成律師的無奈之舉。

記得楊立新教授授課時說，他有一次到法院去講課或是什麼，問一個法官，你認為法官代表的是什麼？這位法官說，法官當然代表的是國家，是代表公權力的，楊教授反問，一個法官集國家的公權力於一身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被告人，你難道不覺得很殘酷嗎？這位法官無語。這位法官的回答也許能回答為什麼某些法官把自己當成了官，正是他們認為自己是為國家服務的，才導致這種現象產生。楊教授說的好，法官代表的不是國家，而是法律，是站在公正的立場上，運用法律對被告人進行審判。

令人感慨，是呀，如果每個法官認為自己代表的是法律，還會認為自己是個官嗎？還會有我前面所述現象的產生嗎？但願每個法官都知道.

⑼ 法官手裡為什麼要拿個錘子，它代表什麼，有什麼意義

法錘」也叫「法槌」，代表了法律的嚴肅性和莊重性，體現了司法公正、文明審判。

法槌在中國並非舶來品，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開始使用驚堂木，這可以被視為法槌的雛形。據《國語·越語》記載：「驚堂木，長六寸，闊五寸，厚二寸又八。添堂威是也……」

一直到民國初年，法院的法官使用的依然是驚堂木，借鑒西方國家在法庭中使用的法槌，我國於2002年6月1日，提出了「全國人民法院都使用法槌」的新舉措，以維護法庭秩序、體現法律尊嚴、控制庭審節奏。

(9)法官代表擴展閱讀：

我國的法槌外形厚實，頂部鑲嵌有象徵公平正義的天平圖案的銅片，法槌的手柄部分雕刻有麥穗和齒輪，寓示法院的審判權是人民賦予的。此外，槌頭上鑲嵌的銅片上將根據不同民族地區使用不同的民族文字。

法槌的底座用一整塊方木製成。方形底座與圓形槌體暗喻方圓結合，即法律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

「法槌」雖然是從古代「驚堂木」引伸、脫胎而來，有其繼承與創新關系，又具備現代的民主特色。古代「驚堂木」時代，審案官吏是主體，當事人是審訊對象，往往容易給人產生恐懼感。

現代「法槌」時代，當事人是主體，法官是裁判，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槌」是公正的象徵。

⑽ 法官是否可以有權兼任人大常委職務

法院專職委來員需要人大任命自的。
一、《法官法》第十一條：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免，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本院院長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人民法院的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免。
二、依據以上規定，非審委會成員的法官除助理審判員外，均由人大常委會任免。
三、具體規定還可見《法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相關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