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釋法

Ⅰ 香港終審法院的釋法爭議

香港終審法院對除來了《香港基本法自》外的香港法律具有最終解釋權。基於香港終審法院對劉港榕案的判決，香港終審法院仍可就《香港基本法》作解釋，但沒有最終解釋權。因基本法第158條規定，基本法解釋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授權香港法院自行解釋基本法關於香港自治范圍的條款。由於香港終審法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源自人大常委，人大常委對基本法的解釋可推翻香港終審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但不能直接推翻香港終審法院的判決。
這令香港法律界經常擔憂香港的司法獨立能否保持，稱這個安排為「懸在頭上的劍」。這些爭議在1999年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中至為明顯。

Ⅱ 法官釋明權的行使范圍是什麼

ABCD。

從現行制我國相關法律來說，法官的釋明權可以在對上述所有方面都進行釋明，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5條第1款規定，法院有告知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的釋明義務。當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時，法官給予當事人一定程度的司法救濟，原本並不違反法律規定，規定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即法官鼓勵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

這樣的規定就是告知當事人訴訟風險、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處分權的釋明）。

還有法官可以對當事人錯誤的法律認識進行釋明，對當事人在辯論的時候，對當事人的辯論內容的明顯錯誤理解進行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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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有關釋明權的規定散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和《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等法條和規定中，而沒有統一法律或法規對法官釋明權的概念、行使的范圍、限度和方法等內容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

主要的法律依據是證據規則第三條、第八條、第三十五條。

Ⅲ 司法解釋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對法律作出的解釋

您好，司法解釋包括兩類，一個是最高人民法院對具體應用問題的解釋，也稱為審判解釋。另一個是指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具體應用問題的解釋，也稱為是檢察解釋。這兩類解釋，通常被稱為是【兩高解釋】。

Ⅳ 美國最高法院擁有釋法權 釋法權什麼意思

解釋法律的意思，美國最高法院沒有頒布法律的權利，只能通過判例來影響司法。

Ⅳ 最高法院關於調解的司法解釋是什麼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

（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321次會議通過）
法釋〔2004〕12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已於2004年8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321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二○○四年九月十六日

為了保證人民法院正確調解民事案件，及時解決糾紛，保障和方便當事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節約司法資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規定，結合人民法院調解工作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本規定。

第一條 人民法院對受理的第一審、第二審和再審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辯期滿後裁判作出前進行調解。在徵得當事人各方同意後，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辯期滿前進行調解。

第二條 對於有可能通過調解解決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應當調解。但適用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產還債程序的案件，婚姻關系、身份關系確認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質不能進行調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調解。

第三條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七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請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或者與案件有一定聯系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和具有專門知識、特定社會經驗、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並有利於促成調解的個人協助調解工作。

經各方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託前款規定的單位或者個人對案件進行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後，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確認。

第四條 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自行達成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確認和解協議製作調解書。雙方當事人申請庭外和解的期間，不計入審限。

當事人在和解過程中申請人民法院對和解活動進行協調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審判輔助人員或者邀請、委託有關單位和個人從事協調活動。

第五條 人民法院應當在調解前告知當事人主持調解人員和書記員姓名以及是否申請迴避等有關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

第六條 在答辯期滿前人民法院對案件進行調解，適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當事人同意調解之日起15天內，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在當事人同意調解之日起7天內未達成調解協議的，經各方當事人同意，可以繼續調解。延長的調解期間不計入審限。

第七條 當事人申請不公開進行調解的，人民法院應當准許。

調解時當事人各方應當同時在場，根據需要也可以對當事人分別作調解工作。

第八條 當事人可以自行提出調解方案，主持調解的人員也可以提出調解方案供當事人協商時參考。

第九條 調解協議內容超出訴訟請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許。

第十條 人民法院對於調解協議約定一方不履行協議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予准許。

調解協議約定一方不履行協議，另一方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對案件作出裁判的條款，人民法院不予准許。

第十一條 調解協議約定一方提供擔保或者案外人同意為當事人提供擔保的，人民法院應當准許。

案外人提供擔保的，人民法院製作調解書應當列明擔保人，並將調解書送交擔保人。擔保人不簽收調解書的，不影響調解書生效。

當事人或者案外人提供的擔保符合擔保法規定的條件時生效。

第十二條 調解協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確認：

（一） 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

（二） 侵害案外人利益的；

（三） 違背當事人真實意思的；

（四）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禁止性規定的。

第十三條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九十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當事人各方同意在調解協議上簽名或者蓋章後生效，經人民法院審查確認後，應當記入筆錄或者將協議附卷，並由當事人、審判人員、書記員簽名或者蓋章後即具有法律效力。當事人請求製作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應當製作調解書送交當事人。當事人拒收調解書的，不影響調解協議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調解協議的，另一方可以持調解書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

第十四條 當事人不能對訴訟費用如何承擔達成協議的，不影響調解協議的效力。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決定當事人承擔訴訟費用的比例，並將決定記入調解書。

第十五條 對調解書的內容既不享有權利又不承擔義務的當事人不簽收調解書的，不影響調解書的效力。

第十六條 當事人以民事調解書與調解協議的原意不一致為由提出異議，人民法院審查後認為異議成立的，應當根據調解協議裁定補正民事調解書的相關內容。

第十七條 當事人就部分訴訟請求達成調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就此先行確認並製作調解書。

當事人就主要訴訟請求達成調解協議，請求人民法院對未達成協議的訴訟請求提出處理意見並表示接受該處理結果的，人民法院的處理意見是調解協議的一部分內容，製作調解書的記入調解書。

第十八條 當事人自行和解或者經調解達成協議後，請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協議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製作判決書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九條 調解書確定的擔保條款條件或者承擔民事責任的條件成就時，當事人申請執行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執行。

不履行調解協議的當事人按照前款規定承擔了調解書確定的民事責任後，對方當事人又要求其承擔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的遲延履行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條 調解書約定給付特定標的物的，調解協議達成前該物上已經存在的第三人的物權和優先權不受影響。第三人在執行過程中對執行標的物提出異議的，應當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處理。

第二十一條 人民法院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進行調解，依照本規定執行。

第二十二條 本規定實施前人民法院已經受理的案件，在本規定施行後尚未審結的，依照本規定執行。

第二十三條 本規定實施前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與本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本規定。

第二十四條 本規定自2004年11月1日起實施。

以上僅供參考！如果滿意的話記得給分哦！

Ⅵ 2015年最高法院解釋法律工作者為什麼被禁止

1、2015年最高法院從來也沒有出台過司法解釋，去禁止法律工作者。
2、《民事訴訟法回》第八十答八條規定的很明確，「訴訟代理人除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提交授權委託書外，還應當按照下列規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關材料：（一）律師應當提交律師執業證、律師事務所證明材料；（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提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基層法律服務所出具的介紹信以及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證明材料；」
3、最高法院怎麼可能違反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呢？

Ⅶ （法釋［2004］15號）《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 第二十九條　人民法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二十九條專人民法院凍結屬被執行人的銀行存款及其他資金的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查封、扣押動產的期限不得超過一年，查封不動產、凍結其他財產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二年。法律、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申請執行人申請延長期限的，人民法院應當在查封、扣押、凍結期限屆滿前辦理續行查封、扣押、凍結手續，續行期限不得超過前款規定期限的二分之一。

Ⅷ 法庭庭審釋法不清楚而判決後,怎麼辦

法庭時審理案件的地方
不是解釋法律的地方
法院依法判決
法律規定得很清楚，你可以找你的代理律師解釋法律
如果對一審判決不服，上訴就可以

Ⅸ 香港人大釋法具體什麼意思

香港人大釋法具體意思是:人大釋法即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解釋法律權」，對特區因為法律知識不足和其他特別原因（紛爭、訴訟不清）而進行定調。因為香港的司法獨立，是按照香港基本法由中央授權，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也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是這么規定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香港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准。換句話說，涉及到國家主權和中央和特區關系等政治權力的重大問題上，香港法院對於有關案件的終審判決前必須提請人大常委會對於有關條款進行解釋，以解釋作為准則。

(9)法院釋法擴展閱讀：

1999年6月第一次釋法，聚焦香港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居港權問題。當年5月20日，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向國務院提交報告稱，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當年1月29日就「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權案件」所作的判決。

擴大了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獲得香港居留權的范圍，並認為這些子女無須經內地有關機關批准，即可進入香港特區定居，這一判決內容與香港特區政府對基本法有關條款的理解不同，請求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Ⅹ 朱國斌 人大釋法沖擊香港法治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1月7日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認定依法宣誓是相關公職人員就職的必經程序，未經合法宣誓或拒絕宣誓者不得就任相應公職；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宣誓，必須准確、完整、莊重地宣讀法定誓言；拒絕宣誓者喪失就職資格，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屬於拒絕宣誓。香港社會多數人對是次「釋法」表示歡迎。但亦有多位政治人物表達不滿，法律界更發起「黑衣遊行」以示抗議。在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前，曾有過4次釋法。除第四次（應終審法院之請）之外，歷次釋法都曾引起香港社會不同程度的反應，被認為是破壞香港法治之舉。
「雙軌制」解釋模式
釋法引發的種種爭議源於《基本法》的混合特徵：《基本法》第158條設定了一種「雙軌制」解釋模式，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法院都享有《基本法》解釋權，但二者的解釋權有明顯的區別：1）前者是固有的，而後者是派生的：根據第158條第1款和第2款的規定，本法之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而特區法院的解釋權系經授權得來；2）前者是無條件的，而後者是有條件的：人大常委會可在其認為有需要時解釋《基本法》，而特區法院只能在審理案件時解釋《基本法》；3）前者是全面的，後者是受限的：原則上，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法院都可解釋《基本法》所有條款，但當解釋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區關系時，在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特區法院應提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4）前者的解釋具有優位性，後者的解釋具有從屬性：如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特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須以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准。
就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而言，其啟動程序可分為主動和被動。主動釋法即人大常委會在其認為有需要時對《基本法》的相關條款作出解釋，如第二次和第五次釋法。不少論者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認為，人大常委會僅可應特區終審法院之請解釋《基本法》，這種理解其實是有偏差的。因為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是固有的、全面的和無條件的，這種解釋權並不依賴於終審法院的提請而存在（這也為終審法院所確認）。第158條第3款與其說是對人大常委會的限制，毋寧說是對特區法院的限制。被動釋法即人大常委會應國務院或特區終審法院之請解釋《基本法》，如第一次、第三次和第四次釋法。應終審法院之請解釋《基本法》引發的爭議最少，因為這一點明確載於《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但是人大常委會能否應國務院之請解釋《基本法》，仍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然而，國務院有權向人大常委會提出釋法要求，是符合《立法法》規定的。甚至從理論上講，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也有權向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迄今為止，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及應國務院或特區終審法院之請釋法已經成為一種「憲法慣例」。
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屬於立法解釋，其效力等同於《基本法》條文本身。由於解釋並非新的立法，只是對立法原意的一種闡明，從學理上講，這種解釋的效力自《基本法》生效之日起即存在。換言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是有「溯及力」的。然而，這種安排勢必對《基本法》的穩定性造成影響。為減少這種負面影響，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時以發現立法原意為目的，務求解釋符合相關條款的立法原意。此外，為避免對過往已終結案件的影響，《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規定，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即不推翻法院已經作出的判決。這種規定可視為一種豁免，但是這種豁免並不影響解釋自《基本法》生效之日起發生效力。同時，為確保人大常委會的解釋顧及民意和符合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基本法》第158條第4款要求人大常委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釋法是新憲政秩序一部分
《基本法》第158條設定了一種「雙軌制」解釋模式，這種制度設計的理性在於維護國家主權及體現香港特區高度自治。從國家主權的角度來看，人大常委會應有權解釋《基本法》，因為：其一，《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其不僅對香港特區有拘束力，而且對中央及其他地方有拘束力，如將解釋權全權授予地方法院，則《基本法》可能「下沉」為地方性法律，這樣既不符合制定《基本法》的原意，也無法體現國家主權；其二，《基本法》由全國人大制定，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符合中國「議會至上」的體制、《憲法》的規定以及立法機關解釋法律的慣例。從特區高度自治的角度來看，特區法院也應有權解釋《基本法》，因為：其一，法院解釋法律符合普通法系的傳統，《基本法》允許保留香港原有的法律和司法體制，授權特區法院解釋《基本法》是對香港原有法治傳統的尊重，也是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重要保障；其二，《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具有保障人權和規范權力運作等重要功能，如排除特區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和適用，則這一重要憲制文件將淪為一種「宣示性」文件。
總體而言，《基本法》第158條兼顧了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制度特質，主觀意圖是實現堅持國家主權和維護高度自治的統一，是兩種法律制度的混合體（hybrid）。殊不知，兩種制度本身相互兼容性並不足，結合（merger）到一起的那一刻就蘊藏著內在沖突，且設計並不十分周全。而內在沖突與設計不足正是《基本法》解釋制度看上去較難理解的根源：1）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屬於立法解釋，而特區法院的解釋屬於司法解釋，前者按照中國法的規則來解釋《基本法》，後者依照普通法的規則來解釋《基本法》，這兩種解釋規則本身就是有沖突的；2）《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只規定了終審法院在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之前，應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但是對於其他法院在處理基本法案件時，是否應將案件交由終審法院再提請釋法，並無明文規定，這似乎留下了一個有待填補的「漏洞」；3）《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並沒有預設終審法院不提交解釋的情形及人大常委會可以採取的補救性措施；4）從第158條的規定來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是固有、全面、無條件且不受限的，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優於且高於特區法院的解釋，但是對於這一種重要權力的行使卻沒有公開、明確且細化的程序規則。
本次釋法無沖擊法治
不少人士從主體、時機、程序和必要性等方面提出質疑，認為第五次人大釋法的種種瑕疵，構成對香港法治的重大沖擊。但這些質疑是否言之成理，依舊應當從《基本法》第158條的立法邏輯和本次人大釋法的實際出發。
首先，就釋法的主體而言，有論者認為，人大常委會無權解釋《基本法》，至少是無權解釋《基本法》中有關特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這種觀點有待商榷，因為：一方面，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確牽涉到中央與特區的關系（至少是可爭議的），對此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另一方面，即使對於特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人大常委會也有權解釋，因為第158條第2款「授權特區法院解釋關於特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並不是一種「獨占式」授權，即授權本身並不排除人大常委會仍然對這些條款享有解釋權。認為人大常委會應當不使用或盡量少使用對這些條款的解釋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人大常委會直接放棄解釋權，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
其次，就釋法的時機而言，有論者認為，人大常委會雖有權解釋《基本法》，但鑒於案件已經進入訴訟程序，故人大常委會不應在此「敏感時刻」釋法。筆者認為，除非人大常委會根本不就相關條款作出解釋，否則在案件判決之前解釋相關條款應當被視為「適宜時機」。因為是次「宣誓風波」將特區政府捲入其中，在案件判決之前特區政府即表明，如敗訴則可能考慮提請中央釋法。但特區政府能否勝訴仍是未知之數，如待法院宣布政府敗訴之後再行釋法，則更加坐實了對特區政府「輸打贏要」的指控。
再次，就釋法的程序而言，有論者認為，第五次人大釋法由委員長會議提出，但是《立法法》第43條所規定，可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機構中並無委員長會議，因而是次違背了正當程序原則。這種觀點的謬誤之處在於忽視了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的情形。如前所述，人大常委會享有對《基本法》固有、全面和無條件的解釋權，這種解釋權並不依賴於特區法院或其他機關的提請而存在，人大常委會可在其認為有必要時對《基本法》的相關條款作出解釋。《立法法》第43條規定國務院等機構「可以」向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解釋要求，但這一條本身並不妨礙或否認人大常委會有權主動解釋法律。事實上，委員長會議並非人大常委會的外部機構，而是人大常委會的一部分，因而是次解釋可視為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
再者，就釋法的必要性而言，有論者認為，根據高等法院於11月15日作出的判決，「無論是否有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法庭得出的結論都一樣」，證明是次人大釋法是毫無必要的。這種論斷言之過早。因為在法院作出判決之前，即有消息表明，任何一方敗訴都將提起上訴，事實也證明如此。且不說人大釋法之時原訟法庭尚未有判決，即便當時已經判決政府勝訴，也不能排除上訴法庭推翻這種判決的可能。因原訟法庭判決政府勝訴而認為人大釋法毫無必要，只是一種事後的僥幸心理。在特區法院終審判決之前解釋《基本法》，是一種審慎和負責任的表現，因為將來的判決可能推翻原訟法庭或上訴法庭的判決，卻不能推翻此次人大釋法。梁游案中，上訴法庭於11月30日亦承認，人大釋法對香港法院具有約束力，且《基本法》未賦予本港法院審查人大釋法是否涉嫌修改《基本法》的權力。
最後，就釋法的內容而言，有論者認為，《基本法》第104條僅規定相關公職人員應當依法宣誓，而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卻添加了「真誠、莊重」、「監誓人」、「不得重新安排宣誓」等內容，這遠遠超出了「立法原意」的范疇，因而是次「人大釋法」不是解釋，而是修訂，但《基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大，故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屬於越權。僅從字面上看，這種質疑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前述的新增內容固然超出了法條規定文本，類似於一種「補充規定」或者「細化規定」，但是這種規定本身沒有抵觸或者改變第104條的規定（譬如改變宣誓主體或者效忠對象），因而從嚴格意義上並不能算修改《基本法》。而應該討論的是，在解釋法律時，是否容許對相關條款作出補充。然而，根據中國法律解釋規則，這種補充規定是被容許的，故是次解釋並不涉嫌越權。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對於宣誓及拒絕宣誓的法律後果，本地《宣誓及聲明條例》已有明確的規定，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卻詳細規定了「拒絕宣誓」的情形，有「為港立法」之嫌，「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更是本港立法所沒有的內容，因而釋法等於改寫《宣誓條例》。就「為港立法」而言，法律解釋本身就有明確條文含義和填補法律漏洞的作用，如若《基本法》或本地立法沒有詳細規定何為「拒絕宣誓」，則法律解釋可以被用於闡明立法原意及填補法律漏洞。
就「改寫《宣誓條例》」而言，一方面，《宣誓條例》本身並未規定「准予重新宣誓」的情形，人大常委會的解釋規定「不得安排重新宣誓」，並未與之相抵觸。另一方面，如果有論者認為二者確有抵觸，應該仔細閱讀《基本法》第11條第2款的內容：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人大常委會解釋的效力等同於《基本法》條文，對特區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均有約束力（這一點同樣為梁游案上訴法庭所承認），如果本地立法或實踐與之相沖突，則應該修改本地立法和實踐，而非要求《基本法》或立法解釋遷就本地立法。
綜上所述，第五次人大釋法在主體、程序和內容等重要方面並不存在僭越或違規，因而沒有沖擊或損害到香港法治。事實上，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人大釋法是香港法治與憲制的一部分，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是有明確法律依據的，這種權力應當得到香港社會的承認和充分尊重。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則每次釋法都會對香港法治造成「沖擊」和「破壞」。若說釋法「沖擊」了香港法治，不如說它客觀上可能會激發一些港人抗拒中央介入香港事務的情緒。毋庸諱言，是次釋法仍然有美中不足之處，目前對於釋法的討論應當聚焦於如何完善解釋的程序和方法。一味否認釋法的權力或必要性，而非展開理性討論，對解決問題和鞏固香港法治於事無補。
朱國斌，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基本法實施研究計劃」項目負責人
章小杉，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研究助理

（資料來源：蘇州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