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法官被全家滅門

① 廣西地稅局長滅門案：家裡有錢還摳，妹妹聯手侄女殺一家四口，後來怎樣

死者：周子雄一家四口！

兇手：凌小娟，周子雄的小姨子，劉勝明，凌小娟外甥女的男朋友，蘇可章，凌小娟的親外甥！

事情是這樣的，姐妹三人，就屬周子雄的妻子，凌小娟的二姐凌小雲過的好，丈夫周子雄是個小鎮的地稅局局長，凌小雲做建材生意的，當時林小娟的大姐生病急需用錢，凌小雲沒幫忙，最終導致大姐因為缺葯去世，至少凌小娟這么認為的，她把大姐的死歸咎於二姐身上，覺得二姐見死不救！

親戚之間一定要掌握好一個度，你姐夫是局長能怎樣？你姐姐是大老闆又能怎樣？你要有能力你姐姐，姐夫怎麼可能不幫你，你說你沒能力，還想讓人家給你拿錢，給你工作，又怎麼可能？

做人一定要看清楚自己，你就適合賺那兩千塊錢就好好賺兩千，兩千都賺不好，還想要更多，那是做夢，買彩票你還得花兩塊錢呢是不是，付出才會有回報，你二姐沒幫你大姐也是有原因的，不治之症，拿再多的錢也是打水漂，不給你錢也是對的，你這種人喂不飽！

② 清朝末年被滿門抄斬的官員哪裡能查到

清實錄和東華錄

③ 思想政治伴我成長小論文

資產階級法權是治不了國的
在今天這個型型色色，五花八門， 亂七八遭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化的黑社會里。當然是需要一種法律。可是今天這種法律它治不了國,，也改變不了人們的壞思想，也換救不了他人的生命，更維持不了社會秩序。而且還使社會秩序越來越混亂,，國家也越來越腐敗。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叛賊強盜走資反動派鄧小平改革開放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造成的。

政革開放是無限制的改，無限制的放，而把一切危害社會傷害人民丑惡的壞事全都放出來傷人，咬人。也是有意放縱人們去犯罪，有意放縱百姓去干危害社會傷害人民丑惡的壞事情，也是有意要把社會秩序搞亂,，把黨搞亂，把全國人民搞亂。也是有意要把我們的國家搞垮。讓外國人進入中國，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種法律他只不過是嚇虎小孩和善良的人們，他也是種假象，是來淹蓋人民群眾的眼睛的。掩蓋他搞復辟倒退的陰謀。

它這種法律，社會上的人明明知道有這個法律，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去違法犯法干壞事呢。為什麼有些人進了幾次牢房，他出來叫樣干壞事，干偷掄扒騙危害社會，傷害人民丑惡的壞事情呢。那些當官的又為什麼執法犯法呢，而且他還不只是小部分貪官犯法，還有成群成行的貪官。甚至還有十個當官九個貪，不過那麼多貪官有些那隻不過他貪的角度不同，輕重不同，方式不一樣。
為什麼在解放以來毛澤東領導的社會為什麼那麼平安呢？除了國民黨反動派和敵特分子的破壞以外，社會上犯法的人那麼小呢。那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也是真正共產黨領導的社會。而現在社會又為什麼有那樣亂呢。偷搶殺扒騙賭等腐敗在中國已成為嚴重的災難呢。那就是因為鄧小平改革開放就是叫社會上的人去干壞事，去干一切危害社會，傷害人民的丑惡的壞事情。所以走資派搞改革開放是錯誤的，是極大的萬罪。

而現在的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了，全都是資本主義黑社會的黑惡勢力，而那裡還有一點社會主義正氣和氣派。那裡還有一點是真正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呢。那裡還有真正共產黨人說的話呢。動不動就叫你進法院打官司，而這種法律它是過去最筒單的一種治國方式。他也是一種愚民政策。當然那些人不愚蠢，怎麼又去干壞事危害社會傷害人民的事情呢。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就耍用高科技的方法來教育人民，當然也就是要靠有個集體織織。集體組織也就會自然尊首黨和國家的法紀紀律了。那麼真正的打死人了用法律來來定罪還是可以的。

而現在的法律那法院就有那麼好進嗎？請律師要高價，打官司要高價，叫人作證要高價。而人家被別人打死了還要化那麼多的錢去打官司。沒有錢就沒有人替你說話，用法律來解決問題，處理得並不那麼恰當，甚至這種法律還會起反的連貫循環惡性的壞作用，假設你對我的案子處理得不公的話，我要殺你法官一家人。

如湖南法制報報導的連續兩起官員遭滅門一案，一是2006年11月27曰貴洲省默西南布衣族，苗族自治洲興任縣縣長劉建剛及妻子，小兒子，.姐姐，岳母，保母全家六口人被殺害。象這樣的的事情多得很，又.如甘肅寧夏回族自治洲中級人民法院二庭庭長際義明全家人被殺。還有2005年11月6曰四川省地方電力局副局長蔣明德一家四口人全被殺死。當然這也是牽些到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造成的惡果。

所以這種法律誰有權有錢，誰就有法，它就替誰說話。甚至打死人了還不要去填命呢，這是什麼法律，這完全是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法權就是錢法權法。這錢法權法還能包辦一切。為什麼走資派搞陰謀奪權，復辟倒退，把社會弄成全是腐敗災難，秩序極為混亂。而他們的罪惡舀天，那為什麼不用法律來制裁他們呢。這就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法權，也是鄧小平的私有法權。這種法權只永許走資派殺無產階級革命派，而不永許無產階級革命派打倒反動的叛賊走資派。這種法律它不是為勞動人民服務的。而是為他的反動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

④ 平行理論的劇情簡介

年輕有為的法官石賢（池珍熙飾）原本擁有眾人羨慕的人生：事業青雲直上，有美貌的妻子和可愛的女兒。但一切在妻子尹靜離奇死亡後而發生巨變。石賢起初懷疑殺害妻子的是江成（李鍾赫飾）——因他單戀尹靜多年，但證據不足，隨後把殺人嫌疑鎖定在張洙榮（河正宇飾）。而此時張秀英在逃中行蹤不明，更令石賢震驚的是他從負責報道此次事件的女記者那裡聽到可怕的「平行理論」：石賢的人生和30年前被滅門的韓尚俊法官的軌跡幾乎一模一樣，更收到了不久以後自己和女兒也將死於非命的警告。
以優異的成績從首爾大學法學院畢業，年紀輕輕被任命為法官部長，和賢惠漂亮的女友結婚，可愛的女兒誕生，然後妻子被殺害。到目前為止的人生和韓尚俊一樣的石賢開始相信有順次平行理論的存在，調查30年前發生的韓尚俊滅門殺人事件。

⑤ 雍正乾隆為什麼要大興文字獄4

為了鞏固滿族人的統治 修四庫全書 也是一樣 毀掉極多的漢族書籍
雍正朝的文字獄
年羹堯案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 雍正
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陝總督，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胤禛。胤禛繼位後，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陝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殺一儆百，只是苦於沒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胤禛特別注意年羹堯的奏表，並找到了「毛病」，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 「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此語意為終日勤慎，就是寫倒了意思也不變。雍正可不管這些，認為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那些對年羹堯有怨懟的人見皇上帶了頭，便群起而攻之，於是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胤禛令年羹堯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凡是與他有一絲牽連的人統統受到處罰。 年羹堯死後七天，汪景祺斬首示眾，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恆任陝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讀後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雲：「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大約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堯。胤禛因此憤恨，但是又要表現自己孝道，處罪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於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鍾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胤禛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這還不夠，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一一過目後，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後頒發全國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誇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的人當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有叫謝濟世的，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但是不久，他們就跟著遭殃，亡國奴做豬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後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堯一樣，是雍正的重臣，沒有他二人，很難登位，尤其是隆科多，據說還直接參與了弒君改詔篡位。雍正的江山坐穩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堯已除，隆科多也必須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次年，隆科多死於禁所。 而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於隆科多治罪前數月。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選入翰林，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後又經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該文字獄詳見清初六家卷查慎行傳，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結束，查嗣庭戮屍、梟首，親族或斬或流放，牽連的江西官員統統革職。不僅如此，由於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進而遷怒於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試、會試。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經浙江總督李衛請求，雍正才解除停止鄉會試的詔令，兩年後撤消觀風整俗使。 謝濟世案、陸生楠案 其後又有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兩案都胎育於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田文鏡是監生出身，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撫。他政令嚴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薦。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鏡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紱忍不住指責田文鏡，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於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所以有意袒護，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人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稍加調查，就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 同年冬，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堅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審擬斬。由於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與李紱關系親密，雍正於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將謝濟世減死發配新疆阿爾泰；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降為工部侍郎(不久革職)。陸生楠，舉人出身，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引見時雍正見他應對滯訥，「舉動乖張」，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習辦事，後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見時，雍正見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摺又寫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句，覺得是諷刺自己。雍正進而想到他是廣西人，與謝濟世是同鄉，而李紱原先做過廣西巡撫，「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於是命把陸生楠革職，也發配阿爾泰。 陸生楠在阿爾泰著有《通鑒論》十七篇，竟成陸生楠通鑒論案的禍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疏劾陸生楠《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雍正雍正得奏，於七月初三日諭內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批駁完，雍正「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從官當然遵旨惟謹，這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即謝濟世注大學案。雍正讀過後頌諭內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尤切齒於《注》中所去：「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逼問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後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雍正心血來潮，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最後卻宣布謝濟世免死，不知當時兩人是何感受。 曾靜、呂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陝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川陝總督岳鍾琪正乘轎回署，突然有人攔轎投書。這就是曾靜、呂留良之獄，詳見江東義士卷呂留良傳。案結處置，呂留良、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悉數沒收。呂留良學生嚴鴻逵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學生沈在寬斬立決；黃補庵(已死)嫡屬照議治罪；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還有十數人受杖責。而曾靜供詞及懺悔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刊後頒發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浙一帶等地宣講，命兵部尚書史貽直帶領張熙到陝西各地宣講。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兒子翻案，雍正曾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繼位，尚未改元就公開翻案，命將曾靜、張熙解到京師，於十二月把二人凌遲處死，並列《大義覺迷錄》為禁書。(准確的來說,曾靜、呂留良案涉及到謀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的定義,並非典型的文字獄案件.) 屈大均案 《大義覺迷錄》在廣東巡講時，廣東巡撫傅泰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屈溫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猜想「溫山」是「翁山」之訛。於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諸書，果然發現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這樣，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發。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來縣教諭)自動到廣州投案，繳出父親的詩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報，刑部擬屈大均戮屍梟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僅將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詩文禁毀。這就是屈大均案，詳見嶺南三大家卷屈大均傳。 裘璉戲筆之禍 然後又有裘璉戲筆之禍。裘璉是浙江慈溪人，少時曾戲作《擬張良招四皓書》，內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賢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語句，當時頗為傳誦。康熙末年，七十歲的裘璉中進士，後來致仕歸鄉。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歲的裘璉突然被捕，原來有人告發他那篇代張良寫的招賢信是替廢太子胤礽出謀劃策。次年六月，裘璉卒於京師獄中。少年戲筆，老年得禍，真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 「清風不識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也是顧炎武的甥孫。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後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如下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於是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詔征舉士人，想學康熙重開博學鴻詞科，誰知響應廖廖，只得作罷。人才凋零，文治廢弛，一至於此，文字獄的消極影響於此可崢。 「維民所止」案 雍正年間，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試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題 「維民所止」，源出《詩經·商頌·玄鳥》。原文是「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大意是說，國家廣闊土地，都是百姓所棲息、居住的，有愛民之意。這個題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規范，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當時盛行文字獄，雍正聽說後，覺得「 維止」兩字是「雍正」兩字去了頭，這豈不是要殺自己的頭嗎？ 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將查嗣庭全家逮捕嚴辦。查嗣庭受到殘酷折磨，含冤死於獄中，這還不算，連屍身都不得安寧，受到戮屍之辱。嗣庭的兒子也慘死獄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準參加舉人與進士的考試。查慎行也受到牽連，奉旨帶領全家進京投獄。他在途中寫下這樣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兩同年。」後來得以放歸故鄉，不久即謝世。當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關於査嗣庭科考案，《清稗類抄·獄訟類》 雲：「或曰：查所出題為「維民所止」。忌者謂「維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上聞，世宗以其怨望毀謗，謂為大不敬。」此說常為史家所徵引。據法式善《清秘述聞》載，當年江西鄉試三題為「君子不以言舉人」一節、「日省月試一句」、「山徑之溪間」一節，並無「維民所止」題。査嗣庭曾著「維止錄」，其中記事有於雍正不利者，如首頁雲：「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電以風，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維止錄》是査嗣庭獲罪的原因，疑後人因此附會為試題。
清乾隆時的文字獄
到了所謂的「聖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時，文字獄則達到頂峰，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其中四十七 乾隆
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這意味著生者凌遲、死者戮屍、男性親族十五歲以上者連坐立斬。而由牽強附會、望文生義、捕風捉影造出的文字獄，如脫韁野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瘋子胡亂塗抹也被定為「逆案」，凌遲處死，荒唐到極點。 乾隆帝剛即位時，為籠絡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將懸掛在菜市口梟示的汪景祺頭骨取下「制竿掩埋」，接著又降旨赦免了被發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親屬。為避免再發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獄，乾隆帝暫時聽從山東道御史曹一士「請寬妖言禁誣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議：今後凡告發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雖然此時文人早被康熙、雍正兩朝抽去脊樑，但仍然高興萬分，紛紛上表稱頌乾隆「上下無隱情」、「為政以寬緩」，並大施感情代理權編造民謠：「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以對比雍正時的歌謠「雍正錢，窮半年」。 然而樂極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獄又死灰復燃，起於「偽孫嘉淦奏稿」案。孫嘉淦歷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書及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中央、地方要職，以敢於直言極諫著稱，聲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後，民間出現了一個假託是孫嘉淦寫的奏稿，稿中的內容「五不解，十大過」，直指乾隆帝，並把當時的朝中大臣幾乎全部進行揭露斥責。全國十八省皆爭相傳抄偽稿，次年六月，偽稿流傳到雲南時被當局發現，由此順藤摸瓜，輾轉根究，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 山西巡撫阿思哈上奏，說流寓山西介休縣的直隸民人王肇基呈獻詩聯，毀謗聖賢；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為偽奏稿案的「黨羽」。後來，阿思哈查明王肇基進獻詩聯是為取悅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與偽稿無關。接著，又有人揭發山東巡撫准泰在追究偽奏稿一事時有失職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職拿問，調河南巡撫鄂容安接替其職。以上兩件事，在乾隆帝看來，前者說明偽稿流傳甚廣，肯定其黨羽不少；後者說明地方官員在辦理此案時，存在故意推諉、拖延的情況。於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軍機大臣傳諭各督撫，所有誣捏撰寫、分散傳播之犯為首惡渠魁：傳抄之犯中，凡藉以煽惑眾心，為之注釋，及仿效詞句，私自記載者，均當從重辦理。又向各督撫提出警告，倘若姑息養奸；苟且了事，不實心查辦者，均按對准泰的處置辦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撫全力緝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間，各省先後查出偽稿有加註批語的情況：浙江郭縣知縣、巡檢、千總曾傳閱偽稿；甘肅也查出抄傳偽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內的土官家也有傳抄的。一時間各省查出偽稿傳抄的奏報象雪片一樣，飛送京師。乾隆帝嘆道：「此等逆惡之詞，蔓延各省，甚竟傳人土司內，其流傳之廣，一至於此！」到該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廣、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獲了二百八十餘人。在這種情況下，秘密查訪已經不可能了，從乾隆十七年以後，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緝訪轉向全國性的公開嚴查。然而查來查去，涉嫌者及傳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責，就是將責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嚴刑逼供下則認罪，松刑又復呼冤，使案情紛繁復雜，年終整個案情仍很混亂，一直沒有結果。 偽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遷怒於督撫官員，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圖勸諫。十二月十九日，御史書成奏稱：偽稿一案株連波累，懇請將現在人犯概行寬釋。卻遭到乾隆帝斥責，遂被革職。之後，又有鄉居在籍侍郎陳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辦偽稿，同樣遭到乾隆帝痛責。到此無人再敢勸阻。此時乾隆帝認為既已延及數省，遲至經年，斷無驟然中止之理，但要繼續查下去也很困難。就在這進退兩難之際，江西巡撫鄂容安查獲傳抄偽稿的長淮千總盧魯生，經軍機大臣審訊，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備劉時達、劉守樸父子。於是將盧魯生、劉時達父子押到北京，責成軍機處進行審訊。在乾隆帝看來，偽稿一案似乎有了頭緒，如不出意外，偽稿必定為盧魯生及劉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劉守朴的幕友孔則明供出，封寄偽稿給劉時達系其代為經手，其偽稿乃得自蘇州。這樣一來，案情橫生枝節，又陷入追不到源頭的困境。 一年來，全國上下大張旗鼓追查偽稿，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財力，也不知牽連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繼續追查，就將盧、劉二犯作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軍機大臣向乾隆帝奏報：經審訊孔則明代書寄稿家信，全屬子虛。盧魯生經反復「開導」，也承認了與劉時達共同捏造偽稿的「實情」。這些復審及奏報，實際上皆乾隆帝授意。當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偽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盧魯生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同時宣諭中外，偽稿所有傳抄各犯俱加恩寬免；對於傳抄偽稿的官員，則照例治罪。另外對審理不力的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南昌知府戚振鷺等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議。至此，歷時一年七個月，蔓延京師、山東、山西、江西、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貴州、廣東、廣西以及邊遠土司等地區的、轟動全國的清查偽孫嘉淦奏稿案倉促了結。 偽稿遍及全國，正說明此議深得人心，皇帝該「聞過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絲毫不想到自己確有過錯，反而感覺到敵對暗潮在全國湧起，因此將原因定為「皆因以往實行的寬大之政」，是「請寬妖言」、「禁挾仇誣告詩文」等政策縱容了「誹謗」。乾隆帝決定改變「婦人之仁」的「寬緩方針」，決定繼承列祖列宗的嚴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傳播流言，儔張為幻，關系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為整飭。」從此文字獄波瀾壯闊，直到以修四庫全書為名義，從而查辦禁書、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精神的千古創舉。 王錫侯《字貫》案 清乾年間（1763-1795），新昌縣（今宜豐）棠浦鎮沐溪村有個舉人叫王錫侯，自幼聰明過人，年輕時，為追求功名，曾將自己鎖在王氏祠堂的一間小房裡，日夜攻讀。一天三餐茶飯，都由家人從地檻下的洞千里送進去。他學問淵博，懂訓詁，善詩文，會觀天，通氣象，一生寫下了十多部書。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認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學者查此遣彼，舉一漏十，每每苦於終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系，"字猶散錢"，他便想出"以義貫字"的方法，把音或義相同的字，匯萃一處，編寫出了一部名《字貫》的新書。全書分天文、地理、人事、物類四大類，共四十卷。由於《字貫》通俗易懂，便於查找，如以"風"為目，後則列風貌、暴風、大風、小風、熱風、和風、低風、風聲之類，因而在它未正式脫稿時，就得到不少人的贊賞。在友人的贊助下，《字貫》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貫》出版後的第三年，王錫候的仇家王瀧南僅據《字貫》自序中說《康熙》字典，"然而穿貫之難也"一句，上書江西巡撫海成，指控王錫候詆毀冊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實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舉人，以便審擬。海成接到王瀧南的狀紙後，立即奏朝廷。乾隆皇帝看了海成的奏摺，首先認為是妄行著書立說，便批交大學士去處理。後來乾隆翻閱了《字貫》發現在凡例中將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諱開列，認為"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其實王錫候是告訴讀者對君王或尊長的名字，如何避免直接寫出或說出來，也就是如何避諱以防犯上，而作一說明的。結果在《字貫》凡例中反而自己忘記避諱。當他一發現，馬上改刻了凡例，不再開列廟諱御名。 當乾隆皇帝開口要重懲王錫候時，海成立即率官員兵丁馳奔棠浦沐溪將王家數十口一並拘捕，裝進檻車，解押上就，對王家藏書，逐一翻閱，指出書中"悖逆狂妄之處"連並奏摺，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錫候一門在京盡皆斬首，"被誅時情狀甚慘"（《鹽乘》），凡為王錫候產詩文寫過序、唱過贊歌的一律予以制裁。對在辦理《字貫》案件時，"漫不經心"或"不能檢出悖逆重情"的官員都給予處分。乾隆認為，江西巡撫海成只將王錫候"僅革去舉人審似，實大錯謬"，判以斬刑。事後，將繳到王錫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貫》，各種書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詩別裁》、《古學指南》九種五十二本藏書全部銷毀，造成中國歷史上一樁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錫候也成了封建專制的犧牲品。 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 江蘇東台的舉人徐述夔去世後，其子為紀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樓詩集》。集中有詩句「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被指用「壺兒」喻「胡兒」，被暗指滿清。還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後來乾隆帝稱「用朝夕之朝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顯有興明滅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樹檢舉詩中辱罵清廷，於是釀成大案，牽連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樓詩者，均一個不漏地查過去。乾隆帝指示：「徐述夔身系舉人，卻喪心病狂，所作《一柱樓詩》內系懷勝國，暗肆底譏，謬妄悖逆，實為罪大惡極！雖其人已死，仍當剖棺戮屍，以伸國法。」故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開棺梟首示眾，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仍以收藏逆詩罪處斬。他的兩個族人徐首發和徐成濯，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認為這兩人的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是嘲笑清剃發之制，以大逆罪處死。連乾隆帝的寵臣沈德潛因為給徐述夔寫過傳記，又兼寫過《詠黑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盡管沈德潛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職，奪其名，撲其碑，毀其祠，碎其屍」。徐家慘遭滅門不說，當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櫃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無奈隱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馬桶里以躲追究。就這樣，迷惑人們十五年的乾隆時期「言論寬松」的煙霧一下子煙消雲散了，代之而來的是乾隆朝長達三十一年的兩次 「文字獄高峰」（即「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獄高峰」和「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 字獄高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乾隆，不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跡，更有創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國封建專制 史上文禁最嚴，文網最密的「文字獄高峰」之輝煌政績，遠遠勝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其將「文字獄」對象由上層官 紳擴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層平民（連精神病患者也不放過）的招術，其開創「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 行」的「言論檢查」制度。

⑥ 11年前，北京男子因和妻子吵架滅門全家6口，後來怎樣

11年前，北京男子因和妻子吵架滅門全家6口，小兒子當時還不到2歲

很多人的童年生活都是快樂的美好的，童年的生活環境有的甚至可以改變一個人一生的性格，很多的罪犯犯罪心理，很多都甚至是在小時候就已經埋下來了一個地雷，但是他的心裡程度到了一定的時候，可能就會爆發出來了。

殺完人逃到了海南，被他殺害的親人在11月二七十日被發現了，於是警方很快鎖定了犯罪分子李磊，在第二天海南抓獲，被捕之後的李磊沒有為自己辯解，只是讓法官趕緊判他死刑，2010年，李磊被判死刑。

⑦ 甘肅特大滅門慘案：上門女婿連殺三人，只因新婚妻子拒絕同房，後來怎樣

2005年2月5日晚間，甘肅省平涼市庄浪縣盤安鄉樊廟村發作了一同聳人聽聞的滅門慘案，當地居民梁俱院一家四口一夜之間慘死在家中，地上遺留著一把帶血的釘錘，一把帶血的菜刀，以及一封被浸得通紅的遺書……警方的調查結果顯現，這起慘案的製造者不是他人，正是屋內的四名死者之一、梁俱院的女婿田旺宏。

其用釘錘先後殺害妻子與岳父母後，留下一封催人淚下的遺書，並用菜刀自行完畢了生命。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田旺宏與梁俱院的女兒梁建娃2015年2月剛舉行了婚禮，案發時居然是他們新婚之後的第3天。那麼？是什麼緣由招致這個男人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徹底失望，執意要與妻子一家「玉石俱焚」？請跟隨筆者一同走進「甘肅滅門慘案」，解讀這樁家庭慘劇背後的真相！

這樁家庭慘案能夠作為一個典型的「背面案例」，形成這個結果是多方面的緣由所致；兩個人走到一同組成家庭，愛情是最根底的基石，而田旺宏與梁建娃之間，基本就沒有愛情，完整是由於受父母的包辦婚姻才走到一同。這些封建落後思想無疑是形成這起悲劇的主要緣由。另外，梁家對「上門女婿」的態度，總覺得把他「娶」進梁家門，彷彿這個人就徹底賣給他們家了一樣，這種想法幾乎是大錯特錯。筆者以為，無論招贅女婿也好，娶兒媳婦也好，父母過火干預小兩口的生活，向來都不是什麼好現象。一個家庭最最重要的是調和，只要夫妻調和，婆媳調和，翁婿調和……，才幹真正派營好這個家庭。所以父母若真的為本人的孩子好，就不應該給他們添加壓力，讓他們過本人選擇的生活，愛他（她）所愛的人！

⑧ 文字獄的事件

[編輯本段]清順治時的文字獄
滿清時期的文字獄是空前絕後的，而且隨著統治的穩固而加深，越是統治穩定的時期，文字獄就越是登峰造極，至乾隆時期，以是無以附加的強化，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因此而扭曲變形，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清朝人「言論自由之人權」的第一次惡化，起於順治四年——廣東和尚函可身攜一本紀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跡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刑折磨一年後，定讞流放沈陽。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 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有關「正統」的「不赦之條」。由此規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餘房社雜稿概行禁止」，從此誕生了中國言論檢查 官，開始了中國的言論出版審查專制，中國人的「言論自由之人權」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論自由之人權」的第二次惡化，是順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龍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戶庄 廷龍雙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勵，出錢購買明末人朱國禎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後延攬名 士，增潤刪節，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實，竊改為己作，定名《明史輯略》。因所續諸傳多有冒犯清朝開國事，被落職知 縣吳知榮在敲詐未遂後舉報京城，從順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歷時二年，重辟70餘人，凌遲18人，已故庄廷龍， 也被「戳其屍」。這一次惡化的重要標志在於，「文字獄」可以「株連極廣」，不僅九族須滅，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對者、抄寫刻字 者以及購書者，「一個也不能少」，「皆不免於難」。中國「文化恐怖主義」的言論鉗制至此上了一個新台階。清人「言論自由之人權」的第三次惡化，起於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隨筆》問斬梟示案。汪景祺之所以成為 雍正朝第一個以文字之故被殺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烏」所株連的——雍正在鏟除功臣年羹堯後，發現黨附年羹堯 的「入幕之賓」汪景祺曾稱頌年羹堯為「宇宙之第一偉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齒，但卻深知，僅僅以汪景祺黨附年羹堯 ，高歌年羹堯，罪不致死，於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寫的《讀書堂西征隨筆》大做文章，栽贓誣陷其書中有「 皇帝揮毫不值錢」之詩句，有「功臣不可為」和「歷代年號論」等「誹謗先帝」的「悖謬狂亂，至於此極」之大罪，令 「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遺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人為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侄俱革職，發遺寧古塔，其五服以內 之族人現任及候選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汪景祺案不僅僅創造了株連政敵的「幫閑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將「文字獄」案犯梟示十年的創舉——汪景祺立 斬後，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懸掛）了十年！這一殘酷「文字獄」使許多士子「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梁謀 」，紛紛立下了「不當烈士」的犬儒座右銘，中國文化人的氣節從此每下愈況。
[編輯本段]清康熙時的文字獄
跟之後的雍正、乾隆兩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獄還不算非常嚴重，但是也殺戮了大批文人。
1.明史案
從庄廷鑨明史案說起，卻說明熹宗天啟朝內閣首輔朱國禎受魏忠賢排擠，告病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編了一本《皇明史概》並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諸臣傳》。明亡後，浙江湖州有個叫庄廷鑨的富戶，他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但他自己並不通曉史事，於是出錢從朱國禎後人處買了史稿，並延攬江南一帶有志於纂修明史的才子，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 「尚賊」、 「耿賊」，寫清軍入關用了 「夷寇」等等，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這部《明史輯略》刊刻後，起初並無事，只因幾年後幾個無恥小人，想去敲詐莊家，才惹出事來。當時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著有錢買通官府將敲詐者一一頂回。不想一個叫吳之榮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鰲拜等人對此大感興趣，頒旨嚴究。於是與庄氏《明史》有關連的人大禍臨頭。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麗的杭州城，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一時血濺人間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屍，另有數百人受牽連發配充軍。 明史案開了以「逆書」索賂的惡劣先河。一些惡棍效法吳之榮，去挑別人書文中的紕漏，牽強附會，指為「逆書」，漫天敲詐。如孫奇逢所編的《甲申大難錄》被人控告是紀念亡明，孫奇逢因此被押進京入獄，經人營救方才出獄。後來竟發展到歹徒們索性自製逆書，想敲詐誰就把誰的名字列上。這要數沈天甫、夏麟奇、呂中等人膽最大、心最黑。他們刻印一本詩集，假託為陳濟生所編，書中作者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餘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內閣中書吳元萊家索銀兩千兩被拒，遂將此書檢舉報官，經刑部審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斬於西市。
2.黃培詩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東發生了黃培詩案。黃培是山東即墨人，明末官至錦衣衛都指揮使，明亡後，隱居在家。曾經接濟過於七農民起義軍，所作詩如「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人金徽」、「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反映出黃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還和一幫同道結為大社。告黃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僕黃寬之孫黃元衡。黃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進士、當上翰林後，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僕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並收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等。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處斬。姜元衡還嫌不夠，又夥同惡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姜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製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山東總督、巡撫也親自過問。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經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才出獄。
3.《南山集》案
後來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對清廷隨意篡改明朝歷史甚感憤慨，他通過訪問明朝遺老和參考文字資料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書印出十年後被人告發，因為書中用南明年號並涉及多爾袞不軌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將戴名世凌遲處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女子及十五歲以下男子，發給滿清功臣家作奴僕。同鄉方孝標曾提供參考資料《黔貴記事》，也和戴名世同樣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職銜者，一律革去；給《南山集》作序的汪灝、方苞、王源等處斬刑；給《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雲鶚等人及其妻、子，發寧古塔充軍。由《南山集》受到牽連的有三百多人，後來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遲為斬刑，本來應處斬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龍江，方孝標已死，但仍被發棺戮屍。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間有說唱藝人徐轉，用說唱的方法寫歷史。這本是一代創舉，但是康熙帝認為他褻瀆歷史，就將徐轉問斬了。
[編輯本段]清雍正時的文字獄
1.年羹堯案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陝總督，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胤禛。胤禛繼位後，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陝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殺一儆百，只是苦於沒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胤禛特別注意年羹堯的奏表，並找到了「毛病」，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 「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此語意為終日勤慎，就是寫倒了意思也不變。雍正可不管這些，認為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那些對年羹堯有怨懟的人見皇上帶了頭，便群起而攻之，於是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胤禛令年羹堯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凡是與他有一絲牽連的人統統受到處罰。 年羹堯死後七天，汪景祺斬首示眾，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恆任陝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讀後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雲：「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大約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堯。胤禛因此憤恨，但是又要表現自己孝道，處罪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於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鍾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胤禛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這還不夠，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一一過目後，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後頒發全國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誇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的人當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有叫謝濟世的，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但是不久，他們就跟著遭殃，亡國奴做豬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後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堯一樣，是雍正的重臣，沒有他二人，很難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參與了弒君改詔篡位。雍正的江山坐穩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堯已除，隆科多也必須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次年，隆科多死於禁所。 而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於隆科多治罪前數月。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選入翰林，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後又經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該文字獄詳見清初六家卷查慎行傳，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結束，查嗣庭戮屍、梟首，親族或斬或流放，牽連的江西官員統統革職。不僅如此，由於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進而遷怒於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試、會試。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經浙江總督李衛請求，雍正才解除停止鄉會試的詔令，兩年後撤消觀風整俗使。
2.謝濟世案、陸生楠案
其後又有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兩案都胎育於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田文鏡是監生出身，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撫。他政令嚴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薦。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鏡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紱忍不住指責田文鏡，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於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所以有意袒護，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人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稍加調查，就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 同年冬，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堅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審擬斬。由於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與李紱關系親密，雍正於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將謝濟世減死發配新疆阿爾泰；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降為工部侍郎(不久革職)。陸生楠，舉人出身，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引見時雍正見他應對滯訥，「舉動乖張」，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習辦事，後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見時，雍正見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摺又寫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句，覺得是諷刺自己。雍正進而想到他是廣西人，與謝濟世是同鄉，而李紱原先做過廣西巡撫，「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於是命把陸生楠革職，也發配阿爾泰。 陸生楠在阿爾泰著有《通鑒論》十七篇，竟成陸生楠通鑒論案的禍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疏劾陸生楠《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雍正雍正得奏，於七月初三日諭內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批駁完，雍正「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從官當然遵旨惟謹，這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即謝濟世注大學案。雍正讀過後頌諭內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尤切齒於《注》中所去：「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逼問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後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雍正心血來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最後卻宣布謝濟世免死，不知當時兩人是何感受。
3.曾靜、呂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陝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川陝總督岳鍾琪正乘轎回署，突然有人攔轎投書。這就是曾靜、呂留良之獄，詳見江東義士卷呂留良傳。案結處置，呂留良、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悉數沒收。呂留良學生嚴鴻逵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學生沈在寬斬立決；黃補庵(已死)嫡屬照議治罪；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還有十數人受杖責。而曾靜供詞及懺悔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刊後頒發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浙一帶等地宣講，命兵部尚書史貽直帶領張熙到陝西各地宣講。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兒子翻案，雍正曾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繼位，尚未改元就公開翻案，命將曾靜、張熙解到京師，於十二月把二人凌遲處死，並列《大義覺迷錄》為禁書。而漢奸岳鍾琪也沒有好下場，他後來因進討准噶爾失利，被大學士鄂爾泰所劾，下獄判斬監候，到乾隆初年才獲釋。(准確的來說,曾靜、呂留良案涉及到謀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的定義,並非典型的文字獄案件.)
4.屈大均案
《大義覺迷錄》在廣東巡講時，廣東巡撫傅泰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屈溫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猜想「溫山」是「翁山」之訛。於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諸書，果然發現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這樣，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發。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來縣教諭)自動到廣州投案，繳出父親的詩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報，刑部擬屈大均戮屍梟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僅將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詩文禁毀。這就是屈大均案，詳見嶺南三大家卷屈大均傳。
5.裘璉戲筆之禍
然後又有裘璉戲筆之禍。裘璉是浙江慈溪人，少時曾戲作《擬張良招四皓書》，內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賢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語句，當時頗為傳誦。康熙末年，七十歲的裘璉中進士，後來致仕歸鄉。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歲的裘璉突然被捕，原來有人告發他那篇代張良寫的招賢信是替廢太子胤礽出謀劃策。次年六月，裘璉卒於京師獄中。少年戲筆，老年得禍，真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
6.「清風不識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也是顧炎武的甥孫。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後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如下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於是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詔征舉士人，想學康熙重開博學鴻詞科，誰知響應廖廖，只得作罷。人才凋零，文治廢弛，一至於此，文字獄的消極影響於此可崢。
7.「維民所止」案
雍正年間，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試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題 「維民所止」，源出《詩經·商傾·玄鳥》。大意是說，國家廣闊土地，都是百姓所棲息、居住的，有愛民之意。這個題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規范，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當時盛行文字獄，雍正聽說後，覺得「 維止」兩字是「雍正」兩字去了頭，這豈不是要殺自己的頭嗎？ 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將查嗣庭全家逮捕嚴辦。查嗣庭受到殘酷折磨，含冤死於獄中，這還不算，連屍身都不得安寧，受到戮屍之辱。嗣庭的兒子也慘死獄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準參加舉人與進士的考試。查慎行也受到牽連，奉旨帶領全家進京投獄。他在途中寫下這樣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兩同年。」後來得以放歸故鄉，不久即謝世。當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關於査嗣庭科考案，《清稗類抄 獄訟類》 雲：「或曰：查所出題為「維民所止」。忌者謂「維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上聞，世宗以其怨望毀謗，謂為大不敬。」此說常為史家所徵引。據法式善《清秘述聞》載，當年江西鄉試三題為「君子不以言舉人」一節、「日省月試一句」、「山徑之溪間」一節，並無「維民所止」題。査嗣庭曾著「維止錄」，其中記事有於雍正不利者，如首頁雲：「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電以風，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維止錄》是査嗣庭獲罪的原因，疑後人因此附會為試題。

未完
http://ke..com/view/42507.htm?fr=ala0_1_1

⑨ 11歲的她目睹全家被殺，裝死自救，後來怎樣

面對殘忍的殺人兇手，成年人都會被嚇得瑟瑟發抖，有些人更是會失聲尖叫甚至痛哭。但是，在14年前，安徽亳州有一個年僅11歲的小女孩，親眼目睹自己全家人被殺害，自己的腦袋也被兇手打破，她全強忍著害怕和強烈的痛苦，佯裝死亡，並記住兇手的外貌。在兇手離開後，忍著劇痛第一時間報警，最終協助警方抓獲兇手。一個成年人想要做到這些都不容易，更何況是一個11歲的小女孩。

小女孩馬發，一夜之間家破人亡，她的遭遇讓人心痛。不過，她在面對危險時表現出的鎮靜、機智，頑強的毅力，同樣讓人敬佩。沒有多少人敢保證，在面對同樣情況下，自己能夠做到馬發那樣好。

⑩ 甘肅武山一男子製造滅門慘案 ，殺害哥哥一家三口，後來怎樣了

巫山縣城關鎮黃河村發生一起很大的殺人案，睡在一家三口的村民董同旭在自己家裡慘遭殺害。經過廣泛調查，犯罪嫌疑人董平在龍溪驚慌逃竄後被逮捕。

武山縣公安局緊急電話突然響起，打破了治安。一位姓董的村民報告說，他的弟弟董同旭、嫂子唐芳珍和11歲的侄女洪紅在家中被殺，並要求調查。

接到報案後，巫山縣公安局局長嚴家武立即帶領刑警大隊、城關派出所民警趕赴現場，同時將案件迅速報告給天水市公安局和巫山縣黨委縣政府。天水市公安局刑警支隊隊長柴全民隨後帶領刑事調查，技術人員趕赴案件現場指導調查。經法醫檢查，死者董同旭身上有17處傷口，死因是心碎。死者唐方珍傷口多達25處，死因是顱骨骨折、腦損傷。死者董艷紅也有10多處傷口，死因是主動脈破裂和失血性休克。兇手行為殘忍，近乎不人道。

經過初步審訊，嫌疑人董平供認了自己出於積怨，半夜闖入董同旭家，殺害了董同旭家的三名成員。20日上午8時許，董平被護送回巫山。董平被捕後，他的父母董某因涉嫌包庇他而被警方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