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

①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發展歷程

1789年-1865年：圍繞聯邦同州的關系和奴隸制斗爭時期。
1789年9月24日，美國總統華盛頓簽署了國會兩院通過的《1789年司法條例》，建立起美國最早的聯邦司法體系，即由6位大法官組成的聯邦最高法院，以及由大法官兼任法官的3個巡迴法院和13個地方法院。次年2月2日，聯邦最高法院正式成立。
從聯邦政府成立到內戰時期，聯邦最高法院致力於確立法院在三權中的地位和維護聯邦高於州的地位。這一時期，最引人矚目的是在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的領導下，聯邦最高法院爭取到了司法審查權這一尚方寶劍，並通過一系列影響巨大的判決，贏得了民眾和其他政府部門對它一定的尊重和服從，最終確立並鞏固了司法部門在美國政治中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的地位。唐尼法院時期，州權派控制了聯邦最高法院，在廢除和維持奴隸制的激烈斗爭中，唐尼法院維護了奴隸制。聯邦最高法院企圖通過司法渠道解決空前的憲政危機，但其帶有嚴重偏見的判決不但沒有緩解南北對立，反而加劇了南北的對抗，並損害了聯邦憲法的權威。美國內戰後，聯邦體製得以重建，奴隸制被廢除，美國憲政發展也發生了重要的轉折。1865年-1937年：政府處理經濟關系的敏感期關於聯邦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和管理經濟的爭論實際上是關於政府的目的和功能的爭論，這是美國憲政發展史上一個具有永恆意義的題目。從內戰結束到新政初期，這個問題的爭論尤為激烈。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聯邦最高法院需要對圍繞政府（包括州與聯邦政府）的性質和功能的幾個重要問題作出結論。這些問題包括：聯邦政府是否可以干預經濟，干預的底線和范圍在哪裡，工業化時期處理自由競爭和公共福利的標準是什麼，如何區分私人權利和公共權力等。此一時期，聯邦最高法院主要為保守派控制，利用司法審查權，在維護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的名義下，保護私有財產權，維護自由競爭原則，制止和削弱政府對經濟的干預。1899-1937年，聯邦最高法院在184件案子中裁決州法違憲，其中多數州法是管制經濟的。羅斯福「新政」時期，聯邦最高法院反對政府管制經濟達到頂峰。1935年1月起的16個月中，聯邦最高法院審理了10個同新政立法有關的案子，宣布8個新政立法違憲。
除了在經濟上開始實行有限的干預和管理外，聯邦政府和聯邦最高法院在19世紀後期還開始介入對宗教教育、移民管理、印第安人以及美國殖民地居民的權利等方面的管理。與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政策同步發展的是南方各州的種族隔離政策。1896年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聯邦最高法院肯定了南部種族隔離政策的合憲性，建立了「隔離但平等」的種族關系法律範式。隨後在卡明斯訴里士滿學區委員會案的判決中，拒絕干涉公開歧視黑人的公共教育政策，還容許許多州剝奪黑人的選舉權。婦女選舉權問題在19世紀後半葉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到1920年8月，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得到多數州的批准而生效，婦女的政治權利終於得到聯邦憲法的承認。1924年，聯邦政府將公民資格授予美國境內的所有印第安人。眾多憲政問題都是通過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進行闡發和妥協，聯邦最高法院成為社會各種利益的爭鋒之地。
1938年至今：追求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時期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沃淪領導的聯邦最高法院在消滅種族歧視、改善種族關系方面，邁出了勇敢的步子。沃淪與布萊克、道格拉斯、布倫南共同鑄造了憲法上的革命：把人權法案應用於各州；對為個人提供保障的特殊條款作出廣義的解釋；對內戰修正案的應用與解釋；放棄以種族和性別上的「懷疑」為由作出任何行政上或立法上的區分；擴大選舉權、競選公職權和公平代表權的范圍，以及有關個人自由的其他內容。
70年代初期，伯格法院仍是沃淪法院自由派憲政主義的延伸，但到了70年代後期，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開始趨於保守。肯定了少數民族就業、升學等享有優先權的政策，對於婦女的平等權利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也有一定建樹。
1986年以後的倫奎斯特法院，內部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的界限愈來愈模糊，遠不像進步時期、「新政」時期和民權運動時期那樣鮮明。這種現象也反映了80年代以來美國憲政發展的特點。由於利益的組合總是針對具體和現實的目標，利益結合的基礎不堅固，加上利益間的頻繁交錯，過於激進和過於保守的力量都不能得到廣泛和持久的支持。
約翰·羅伯茨出任美國第十七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由於首席大法官是終身制，因此他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施加相當的影響。美國輿論指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對於美國今後很長時間內的司法走向有決定性意義。由於美國實行的是英式判例法體系，因此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對關鍵案件的判決等於新的法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已經佔多數，如今又由一名保守派法官出任首席大法官，那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將可能受到保守派理念的主導。

② 美國最高法院為何被指分歧嚴重

4月9日據美國報道，最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成員們在如何解決重要案件上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煩。目前為止，本屆任期內，最高法院僅僅做出了18起判決，落後於正常的速度。大法官布雷耶(Stephen Breyer)暗示，最好的做法可能是放棄一起做決定。

9名大法官中，5名屬於保守派，4名是自由派，也因此最高法院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分歧，意味著他們之間很難找到共同的立場。周二(3日)特朗普總統任命的大法官戈薩奇(Neil Gorsuch)上任正好滿一周年，他的到來讓法院內的保守黨重新占據多數。此前最高法院在長達14個月的時間里都處於人手短缺以及兩派人手完全均衡的狀態。

本屆最高法院任期從去年10月開始，至6月底結束，這期間大法官們必須要解決比以往更多的嚴重又棘手的案件。

目前為止，本屆任期內，最高法院僅僅做出了18起判決，落後於正常的速度。

最高法院專家預計，大法官們在未來幾個月做出的5票對4票的判決要比以往多得多。這讓保守派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有更多的機會投出決定性的一票，他有時候會與4名自由派大法官站在同一立場。

如果大法官們達成一致意見，最高法院做出某項判決的速度就快得多。目前已經做出的18起判決中，11個意見一致，另外7個則存在異議，其中有3起判決得票數為5比4。最高法院最具爭議的判決往往會在6月份發布。

③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介紹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的最高審級和最高審判機關，是唯一由專憲法規定的聯屬邦法院。1869年根據國會法令規定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8人組成，9位大法官中，有1位是美國首席大法官。現任首席大法官為約翰·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2016年2月13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的保守派成員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逝世。

④ 美國哪個總統是法院判決老不什還是小不什

是老布希。
影響美國25大案(24):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2008-03-28 14:11:29網友評論 8 條 點擊查看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上演了一場好萊塢經典大片式的悲喜劇。經過36天的總統難產之後，最後一錘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選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與法治的平衡 一個永恆的難題
美國最高法院多數派的裁決受到了自由派的廣泛批評和質疑。有人嘲笑說，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投了小布希兩次票：一次在11月大選中，一次在12月的裁決中。批評主要集中在司法對政治的干預和對民主原則的違反。
在美國，選舉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根據美國「偉大的首席大法官」馬歇爾留下的憲政遺產，法院一般不應介入政治問題。但人民的選舉權乃是人民的一項根本的憲法權利，當整個問題涉及人民的選舉權時，法院是否應該介入？如果按照沃倫法院在著名的貝克訴卡爾案（Baker v.Carr）中確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應當。（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裁定，各州議員選區劃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問題，也是公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的法律問題，因此法院有權干預。）但問題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稱，奉行司法克制哲學，它的介入難免有黨派傾向之嫌，有損司法獨立的美名，因此，有論者甚至認為這次大選「開創了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總統大選爭議的先例，打破了美國憲政中三權分立的神話」。
這個評論可能過於絕對，因為這里涉及到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拋開黨派政治因素不談，如果認為60年代沃倫法院對貝克案的判決是正當的司法干預，有助於美國民主制度完善，那麼同樣道理，也很難說大選案不是正當的司法干預、不有助於美國大選政治的穩定，因為按傳統的標准，兩者分別涉及州議員的選區和總統選舉的地方選票問題，都是不適合聯邦司法解決的地方政治問題，因此不能因為是開明派的干預就說是正當，保守派的干預就是越權。（據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審理布希訴戈爾案之前，超過70%的被訪問者[包括小布希和戈爾陣營的人]認為最高法院是解決選舉糾紛最值得信賴的機構，並且能夠對案件作出公平判決。最高法院判決後第二天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80%的民眾准備接受小布希為他們的總統。）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兩，因為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人工計票決定在先，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後。一位美國教授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過是對佛羅里達高院「非法」的反擊。如果在原則上認可佛羅里達高院司法干預的合法性，就很難不贊成聯邦最高法院干預的合理性，因為總統選舉人的產生顯然與憲法及聯邦法律密切相關。（國內知名美國憲政學者張千帆教授也認為：「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法院是否應該干預，而是究竟哪個法院應該干預，並且其決定應被作為最終決定而獲得尊重。」他認為佛羅里達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適合。摘自《論美國總統大選的憲政問題》，原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4期第415頁。）唯一可以指責的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張限制聯邦權力，強調限制平等保護條款的適用范圍，突出保護各州的權力，而它在大選案上的態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這次選舉糾紛處理過程中，政治化傾向顯而易見。州務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時還是共和黨在佛羅里達競選委員會的兩主席之一，因為這次選票爭議，她一時成為全國性人物，在2002年美國國會選舉中順利當選為眾議院議員）與棕櫚灘等縣選舉委員會之間的選舉法許可權之爭，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對哈里斯決定的兩次否定，聯邦最高法院決定的涇渭分明，都顯示出黨派意志的較量。為此，《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爾先生（Mr.Gore）為美國人民挨了一槍子兒。這打在美國人民胸口的一槍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們出於政治的動機裁定布希為總統。」不過，所有這些政治較量都限於對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沒有背離法律本身。討論這一司法大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純粹的法律之爭，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黨派之爭，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如果我們接受丘吉爾的看法，承認民主只是與獨裁之間選擇中的一種「兩害之間取其輕」的制度的話，那麼，我們似乎同樣也應該接受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見解：「就所涉及的社會方方面面而言，與人壽保險和自由主義本身一樣，法治只是從惡劣環境中尋求的最佳結果」，因此，實在沒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獨立應該理解為一種制度上的獨立，即不依賴於任何其他政府部門或黨派而存在，理解為對法律的忠誠而非黨派政治的順從。法官並不完全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超凡脫俗之輩，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受各種思潮觀念滲透和影響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學，它們構成了其理解和解釋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觀中立的法官只存在於書生的法律王國之中。
那麼，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的決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決定」呢？似乎很難十分肯定，這從判決書中五花八門的意見中可窺一斑。這個判決書一共分成六個部門，一個多數意見，一個附合意見，四個不同意見，其中只有一個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餘三個不同意見都是雙重異議。
裁定佛羅里達高院的做法違憲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兩位開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蘇特。他們認為，佛羅里達人工重新計票一案的確涉及了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問題，憲法明確規定由各州議會制定產生總統選舉人的方式和程序，並給予選民的投票權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護。由於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未能提供一個「符合聯邦憲法最低要求的」統一的計票標准，同樣的選票會得到「不平等的衡量」。這里的問題不是人工計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計票的不同標準是否損害憲法的平等法律保護原則。但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評家看來非常荒唐可笑，因為佛羅里達一共有67個縣，有著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著統一的計票標准，只能是根據各縣不同的選票形式和投票方式來決定選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決本身並沒有下令停止人工計票。像美國任何一個上訴法院一樣，最高法院只專注於原審法院作出判決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聯邦憲法和法律，從而保證審判沒有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它只是將案件發回，要求佛羅里達高院重審，並作出與最高法院法院意見相符合的決定。顯然，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它作出判決的時間（12日晚上10點）離它認為合法的選票統計截至時間（12日）只剩下兩個小時，這實際上斷絕了佛羅里達高院採取任何補救行動的可能性，也斷絕了戈爾的最終希望。這種做法似有「不誠實」（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卻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選擇，因為它可以辯稱，它只是對法律程序而非總統選舉問題作出了其許可權范圍內的判決。此外，確認12月12日為截止日期的並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羅里達議會根據聯邦有關法律制訂的選舉法確定的。
布雷耶和蘇特兩位自由派大法官雖然在人工計票案具有憲法性的問題上與多數派站在一起，但他們認為聯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時間，而應該允許佛羅里達建立統一的計票標准，並在12月18日選舉團投票前完成人工計票即可。他們的這一異議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兩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異議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針對多數派大法官的說法——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改寫了佛羅里達的法律，史蒂文斯認為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不過是解讀州立法機構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國憲政實踐的傳統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義時州最高法院的有關決定是最終裁決，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不應介入。在結論中，他甚至上綱上線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於對執法者的信心。時間會有一天癒合今天的判決給這一信心所造成的傷害。但是，有一點是肯定：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到底誰才是今年總統選舉的贏家，但確定輸家卻顯而易見，那就是這個國家對法官作為法治無私的守護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黨人福特總統任命的，一向被認為是傾向共和黨的保守派，但這次卻成為堅決反對最高法院決定的異議者。顯然，保守派和開明派的分類並不十分准確，同時也說明指責最高法院這一決定完全受黨派利益支配，根據並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異議主要強調不應該質疑佛羅里達高院對州法的解釋，它並沒有改寫法律。
在所有的異議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最為突出，因為他從根本上認為這是個政治問題，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來，除了布雷耶外，其餘的大法官都認為佛羅里達選票爭議是可以由司法管轄的，分歧只在於是由州還是由聯邦司法管轄。
盡管最高法院最終進行了干預，但實際上這一干預相當勉強。在法院意見書的結尾部份多數派大法官不得不這樣表白：「沒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員更明了司法權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憲法的設計——通過他們的立法機關讓人民並由政治來選擇總統——方面沒有人比本院更堅定。但是，當訴訟雙方啟用訴訟程序後，我們就必須處理訴訟中的聯邦以及憲法問題，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很難說保守派大法官因為黨派利益改變了他們司法克制觀念。因為，正是通常被認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強調，應由佛羅里達議會而不是州最高法院處理整個選舉事宜。他們還指責州最高法院在審理整個案子時不是在解釋州法，而是在重新創制州法。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亞和湯馬斯3人在支持裁決的附加意見中指出：按照佛羅里達法律，只有那些標記清楚的選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允許人工計算標記不清選票的作法違反了佛羅里達的立法。本來。這雖然只涉及到佛羅里達內部的分權問題，但本案涉及的卻是總統選舉這一事關聯邦的大事，屬於憲法第2條規定的內容。因此，他們才不厭其煩地從法理上說明，在選票匯總上報的截至日期和所謂「合法選票」（legal voter）問題上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如何違反了佛羅里達有關選舉的法律和憲法第2條。其次，從技術可行性上說，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計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決意見書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通過對總統選舉問題的憲法史考察，他強調，布希訴戈爾案涉及的是一個不可司法的政治問題，因為「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和（制訂1887《總統選舉人條例》的）1886年國會作出的決定，都是盡可能地減少最高法院在解決總統選舉難題上的作用，這既明確又明智。對國會來說，解決選舉糾紛難題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難，但是，作為一個政治機構，它比非民選的最高法院更准確地表達了人民的意願，而人民的意願正是選舉的意義所在。」在結論中布雷耶寫道：「我擔心，為使這一久拖不決的、令人煩惱的選舉過程有一個明確的結果，我們沒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們自身權力的行使』，『我們自我約束意識』」。他還援引著名大法官布蘭代斯（Louis D.Brandeis）關於司法克制的名言：「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麼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認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實並不應該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應當進行自我約束，駁回案件而不觸及其實質問題。應該說，布雷耶的觀點有相當強的合理性和理論上的說服力。
此外，還有一個利益沖突是否應該迴避的問題。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幾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將退休，這意味著不論誰上台，新任總統都會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選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論是開明派還是保守派，當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這樣一來，他們在大選案中就與自己的這一利益攪和在一起，這很可能是保守和開明兩派如此涇渭分明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從利益迴避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應該接這個案子。（自由派批評家還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兒子工作的律師事務所恰好是替小布希在最高法院辯護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馬斯的太太則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負責為小布希政府特色合適的官員人選。）
可是，為什麼這些觀點曲高和寡、無人喝彩呢？這就是現實政治在起作用。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民主」的美國也同樣如此。如果讓民選的州議會或國會來決定總統人選，如果每一張選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確統計，這樣的話要折騰到何年何月？在憲政危機的壓力面前，民主的邏輯難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有人評論說：「從憲政秩序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可能幫了國家的大忙；從法律推理來看，最高法院的這個決定很糟。一句話，最高法院的決定產生了秩序，卻沒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說布希訴戈爾案的裁決是一個糟糕透頂的司法判例，極大地損害了司法部門公正獨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說最高法院果斷介入計票爭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場因總統難產導致的憲政危機；你可以說每一張選票都代表了民眾的心聲，停止重新計票實際上等於忽視了民主原則；你也可以說遵循憲政法治的規則和程序比「順從民意」更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為根本。對此，主要看評論者的個人偏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場司法大戰著實讓世人看到了美國民主的成就與局限、美國法治的成功與遺憾。
此外，在這場世紀大案的裁決過程中，大法官之間不同意見暢所欲言、激烈交鋒，讓人們領略了美國法治的華彩篇章。一位中國學者雖然對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略有微辭，但仍然贊揚道：「我們看到一個獨立與公正的司法機構對於保證民主選舉的完整與可靠是至關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於司法程序本身必須是一個自由、平等與公開的說理過程，其中每個法官（不論是幾「品」，有沒有官銜）都可以不受壓制、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對憲法與法律的觀點，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見——無論是多麼智慧或荒謬——也都將受到法學界同行、學者乃至整個社會與歷史的無情檢驗。」
經歷了36天的訴訟大戰後，戈爾在承認敗選的演說中所表現的君子風度和對憲法法治的尊重讓人們再一次領略了美國法治的精彩和無奈。他說：「現在最高法院已經說話。盡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決，但我接受它。」這句話充份顯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國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它作出的判決可能會出錯，可能會不被失敗者內心認可，但卻會被無條件地接受。
針對戈爾的認輸講話，《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評論。盡管他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帶有政治傾向，但他卻深信，美利堅民族對憲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國強大的關鍵，因為「判決的失敗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後的制度為最終的、合法的原則」，「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只有當我們重申我們對法律制度的忠誠，甚至即使它對我們不利時，制度才能長存、改進並在失誤中總結教訓」。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不在於空軍，也不在於海軍；不在於言論自由，也不在於自由市場。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後的制度。正是這種制度使每一個人可以充份發展而不論是誰在掌權。美國真正強大的力量，在於「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有人說，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
弗里德曼的評論贊揚了美國法治的精彩，但卻迴避了美國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這次大選使美國選舉制度中的幾個不夠民主的問題暴露無遺：正是選舉人制和贏家通知的原則，致使戈爾在領先對手50多萬張選民票的情況下功虧一簣；而正是由於非民選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選的國會的干預，戈爾失去了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這一在200多年前因為妥協而形成的總統選舉人（選舉院）制度是否仍然適合今天的美國社會？很顯然，如果沒有選舉人制，就不會有這場驚天動地的選舉訴訟大戰。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來自小州的選舉人的代表性遠遠不及來自大州的選舉人）顯然與今天很多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觀念格格不入，而贏家通吃的選舉原則也遠非歐洲大陸比例代表制那樣公平。但因為選舉人制有利於小州，贏家通吃則有利於兩大黨輪流執政，不讓第三黨在全國范圍內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機會，這些問題在美國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沒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來，有關廢除或修改選舉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無一例外胎死腹中。雖然有嚴重的問題，但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卻依然充滿活力，長盛不衰，就如同參加一場極具魅力的體育比賽一樣。顯然，對於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無缺，而是經久耐用，符合國情民意。多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並不相信民主萬能、也沒有對其選舉制度進行「民主改革」的美國政府卻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導和推動民主！
另就程序問題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國，選舉完全是地方的事務，富裕的縣可以不斷更新其投票設備，盡可能減少誤差，貧窮的縣卻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投票設備陳舊，容易出錯。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別實際上反映了經濟上的貧富差別所帶來的政治表達權益的差別。以打孔機和光學掃描儀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錯而無效的機率比後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則要求所有合格的選民應該有平等的投票條件和環境，他們的選票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准確統計。
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不論從內容還是從程序而言，當美國人連自己國家的選舉制度都沒有辦法民主化時，它還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民主的榜樣和民主價值的倡導者嗎？ ( 作者：任東來)

⑤ 美國大法官elena kagan是自由拍還是保守派

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1960年4月28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艾蕾娜·卡根2009年1月26日，她由奧巴馬總統提名，2009年3月19日美國參議院批准她出任美國聯邦政府檢察總長，她是第一位擔任此職的女性。在擔任檢察總長前，她曾擔任哈佛法學院院長。 2010年5月10日，卡根獲總統奧巴馬選擇為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保羅·史蒂文斯的繼任人，卡根是近40年來沒有任何法官經驗的候選人。8月5日，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總統貝拉克·奧巴馬對埃琳娜·卡根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她成為美國歷史上第四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1960年4月28日－） (發音為 /ˈkeɪɡən/)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卡根於2010年8月7日正式上任。她是美國最高法院第112位大法官，同時也是該法院歷史上第四位女性大法官。。在上任大法官之前，卡根曾在奧巴馬內閣中擔任美國檢察總長。 卡根出生於美國紐約市，並相繼取得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法學院學位。卡根曾擔任過芝加哥大學教授、白宮顧問和美國總統柯林頓的政策顧問。2003年，卡根成為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第一位女性院長。2010年5月1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卡根接替即將退休的約翰·保羅·史蒂文斯大法官的職位。2010年8月6日，美國參議院以63比37票通過了總統的提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現任 就任日期 2010年8月7日 總統 奧巴馬 前任 約翰·保羅·史蒂文斯 45任美國檢察總長 任期 2009年3月19日 – 2010年5月17日 總統 奧巴馬 前任 喬治·蓋瑞 繼任 Neal Katyal 哈佛大學法學院校長 任期 2003年7月1日 – 2009年3月19日 出生 1960年4月28日 (1960-04-28)（50歲）紐約市 母校 普林斯頓大學 牛津大學 哈佛法學院 參考 ^ 1.0 1.1 Who's Who In America. Elena Kagan - WhosWhoInAmerica.Com. Marquis. 2008 [2009-01-03]. ^ May 01, 2009. May 1, 2009: The Day in 100 Seconds. YouTube. 2009-05-01 [2009-05-08]. ^ 卡根上任美國大法官 ^ 卡根簡介 ^ 上議院通票通過 美國最高法院 羅伯茨法院 首席大法官： 約翰·格洛佛·羅伯茨 （2005至今） 2010至今： 斯卡利亞 | 肯尼迪 | 托馬斯 | 金斯伯格 | 布雷耶| 阿利托 |索托馬約爾 | 卡根

⑥ 美國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哪九位，他們的立場派別是什麼

美國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以下九位，他們的立場派別如下所示：

1、首席大法官羅伯茨1955年出生在紐約，他一直擔任聯邦首席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的自由派。

⑦ 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終身制，難道不怕司法不公正嗎

不怕司法不公正，因為有九個大法官。

另一個陣營是奧巴馬任命的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和索尼亞·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任命了露絲·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 Ginsberg）和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金斯伯格已經83歲，但他拒絕退休。結果，斯卡利亞的去世在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建立了平衡。法院大法官如何根據其意識形態公開投票？看看法院的一些裁決。首先是2000年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出任總統的裁決，隨後是影響槍支管製法律的裁決，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裁決以及關於勞工權利的裁決，從左到右有明顯的漸變。

⑧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了

是的，當地時間9月18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金斯伯格於1993年由時任總統柯林頓提名，並在參議院高票通過被任命為大法官。她是美國歷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也是唯一一位猶太女性大法官，傾向於自由派。

金斯伯格在美國大選日46天前離世的消息，迅速登上各家美媒的頭條。推特熱搜前十中，有八條都直接或間接與她有關，另外兩條則與NBA相關。

(8)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擴展閱讀

白宮新聞秘書表示已經降半旗致哀：

得知金斯伯格去世後，前總統柯林頓稱她是「一位傑出的法官和了不起的人」，贊揚她的表現「甚至超過了我任命她時的最高期望值」。

白宮新聞秘書麥肯內尼（Kayleigh McEnany）表示，「今晚，我們致敬她留下的遺產。我們已經降半旗致哀。」

而特朗普在推特上發布聲明稱，「今天，我們國家為失去一位法律巨匠而哀悼。」更早之前，他在一場集會後被問及此事時，表現出了剛剛從記者口中聽聞消息的樣子，並反問：「剛剛去世的？」

特朗普之後補充說：「不管你同意與否，她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度過了了不起一生。聽到這個消息我真的很難過。」

⑨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近二十年關於同性戀問題的判決有哪些

自行擴大了一下時間范圍。呵呵，三十年內吧，可以看出一些趨勢來。 1986年，鮑爾斯訴哈德威客案，最高法院做出不利於同性戀的重大判決，該判決稱「憲法並未規定同性戀者的雞奸行為是受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這個判決實際上是允許各州將同性性行為定義為有罪。 1996年，羅默訴埃文斯案，這個判決被認為是同性戀平權運動中取得的最大的階段性成就。該判決承認同性戀者收到憲法的保護，即兩個人的自願的親密性關系，是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 2003年，勞倫斯訴德州案，最高法院推翻了德州的反雞奸法，承認同性戀的性權利是收到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 然後，目前可期待的判決還有 一：）馬薩諸塞州訴聯邦政府《婚姻保護法》違憲案， 背景是1996年出台的婚姻保護法規定了婚姻必須是一男一女，同時還授權各州可以不必承認在其他州合法的同性婚姻。根據這一法律，同性婚姻不享受聯邦保護以及聯邦法律。目前的信息是美國司法部並不打算承認該法違憲，所以，還要等待最高法院的判決。 二：）加州聯邦法院判定加州利用公投通過的禁止同性婚姻的8號決議違憲。加州曾經在2008年短暫的合法過同性婚姻。但是隨後在保守派提出的一項全民公投中，8號議案獲得通過。去年，該議案被加州聯邦法院裁定違憲。目前該案已經上訴至最高法院。 從上面的幾個判例來看，合法同性婚姻，將是大勢所趨。在1986年的時候，美國有超過24個州有反雞奸法。在2003年勞倫斯訴德州案時，美國僅有包括德州在內的4個州禁止同性之間的口交和肛交。另外還有9個州，禁止任何人【注意是任何人】之間的雞奸行為。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中，最後有肯尼迪執筆的多數法意見中可以看出多數大法官的著眼點，其實並不是「雞奸」是不是收到保護的基本權利，而是著眼在同性戀者是否享有實行這些行為的自由。 因此，對於未來的趨勢，我是持樂觀的態度。不是謹慎樂觀，就是樂觀啊，哈哈哈。 大概就這些把，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轉折點性質的判決。 不是專業人士，請大家繼續補充討論啊

⑩ 美國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哪九位

1、小約翰-羅伯茨 John G. Roberts, Jr

2005年9月由布希總統提名，參議院批准通過，羅伯茨就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第17任首席大法官。他也是美國兩個世紀以來最年輕的首席大法官。

2、安東尼亞-斯卡利亞 Antonia Scalia

自1986年起擔任此職，是目前服務時間最長和最資深的大法官。其父為西西里移民，其母也是義大利裔美國人。

1986年被羅納德·里根任命為大法官，接替升任首席大法官的威廉·倫奎斯特。斯卡利亞被普遍認為是最高法院最保守的大法官，反對實踐主義司法，支持約束主義司法。

他以比較嚴謹的態度解釋國會制定的法律，以比較寬的態度解釋州和地方的法律，除非後者與聯邦法律或保守的憲政原則相違背。

3、安東尼-肯尼迪 Antony M. Kennedy

羅納德·里根總統提名肯尼迪為最高法院法官，且他在1988年正式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自桑德拉·戴·奧康納退休後，肯尼迪常被認為是最高法院中唯一的搖擺票，在很多投票5:4的案件中處於關鍵地位。他立場傾向中間偏右。

4、克拉倫斯-托馬斯 Clarence Thomas

美國法學家，自1991年以來擔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繼瑟古德·馬歇爾後第二位黑人法官，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之一。

5、露絲-金斯伯格 Ruth Bader Ginsburg

1993年，美國最高法院懷特大法官退休，最高法院出現了空缺。當時柯林頓政府的女司法部長珍妮特·雷諾向柯林頓舉薦金斯伯格。參議員以96票對3票通過了金斯伯格的確認。

1993年8月10日金絲伯格宣誓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二位女性、第一位猶太人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

6、斯蒂芬-布雷耶 Stephen Breyer

斯蒂芬-布雷耶畢業於馬薩諸塞州的哈佛大學，並獲得法律學位。他曾任職於政府部門及學術界，並從1980年至1990年擔任聯邦上訴法院第一巡迴審判庭法官，且於90年至1994年晉升為上訴法院首席大法官。

比爾·柯林頓總統提名布雷耶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在1994年正式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被認為是最高法院的自由派。

7、塞繆爾-阿利托 Samuel A. Alito, Jr

2006年1月31日被喬治·沃克·布希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曾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及耶魯大學法學院，1990年被老布希任命為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他是第110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退休的桑德拉·戴·奧康納，被認為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

8、索妮婭-索托馬約爾 Sonia M. Sotomayor

2009年8月6日美國參議院以68票贊成、31票反對的表決結果，批准了聯邦上訴法院女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擔任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提名通過後說，他相信索托馬約爾能勝任這一職務。

8月8日 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宣誓就任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接替6月退休的法官戴維·蘇特，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法官。

9、埃琳娜-凱根 Elena Kagan

2010.8.6 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為埃琳娜.凱根進入最高法院在東廳舉行慶祝晚宴之前，於總統辦公室簽署委任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