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法院司法改革

❶ 司法體制改革的方面有哪些

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現行的司法制度，是適應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
司法體制改革更容易促進司法公平正義。更容易維護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人民幸福都與司法改革密切相關。
2006年黨中央做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決定》，《決定》深刻闡述了新形勢下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明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中所肩負的重要使命；

對發揮審判和檢察職能作用、加強法官和檢察官隊伍建設等提出了新的要求。黨中央專門就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做出決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與深入貫徹好《決定》的精神和要求結合起來，推動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在貫徹依法治國方略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相關延伸：
簡單的說，一個社會要穩定，要和諧，必須做到基本的公平公正。這里包括財富的均衡，生活的均衡等等各方各面的權衡。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繪就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藍圖，現在的關鍵是要以求真務實、真抓實乾的作風，有重點、有步驟、有秩序地抓好推進和落實工作，統籌兼顧、先易後難、循序漸進，把藍圖變成方案、把方案變成現實。

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有哪6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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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 》（法發〔2015〕3號 ）

1. 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
2．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法院。
3. 推動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根據知識產權案件的特點和審判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知識產權案件審判規律的專門程序、管轄制度和審理規則。

4. 改革行政案件管轄制度。
5. 改革海事案件管轄制度。
6. 改革環境資源案件管轄制度。
7. 健全公益訴訟管轄制度。
8．繼續推動法院管理體制改革。
9. 改革軍事司法體制機制。
10. 全面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強化庭審中心意識，落實直接言詞原則，嚴格落實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發揮庭審對偵查、起訴程序的制約和引導作用。堅決貫徹疑罪從無原則，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進一步明確非法證據的范圍和排除程序。

11. 強化人權司法保障機制。

12．健全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
13. 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14．完善民事訴訟證明規則。
15. 建立庭審全程錄音錄像機制。
16. 規范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

17. 改革案件受理制度
18. 完善分案制度。
19. 完善審級制度。
20. 強化審級監督。
21. 完善案件質量評估體系。
22. 深化司法統計改革。
23. 完善法律統一適用機制。
24. 深化執行體制改革。
25. 推動完善司法救助制度。

26. 深化司法領域區際國際合作。

27. 健全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機制。選拔政治素質好、辦案能力強、專業水平高、司法經驗豐富的審判人員擔任主審法官。獨任制審判以主審法官為中心，配備必要數量的審判輔助人員。合議制審判由主審法官擔任審判長。合議庭成員都是主審法官的，原則上由承辦案件的主審法官擔任審判長。完善院、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擔任審判長參加合議庭審理案件的工作機制。改革完善合議庭工作機制，明確合議庭作為審判組織的職能范圍，完善合議庭成員在交叉閱卷、庭審、合議等環節中的共同參與和制約監督機制。改革裁判文書簽發機制。

28. 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按照權責利相統一的原則，明確主審法官、合議庭及其成員的辦案責任與免責條件，實現評價機制、問責機制、懲戒機制、退出機制與保障機制的有效銜接。主審法官作為審判長參與合議時，與其他合議庭成員權力平等，但負有主持庭審活動、控制審判流程、組織案件合議、避免程序瑕疵等崗位責任。科學界定合議庭成員的責任，既要確保其獨立發表意見，也要明確其個人意見、履職行為在案件處理結果中的責任。

29. 健全院、庭長審判管理機制。明確院、庭長與其職務相適應的審判管理職責。規范案件審理程序變更、審限變更的審查報批制度。健全訴訟卷宗分類歸檔、網上辦案、審判流程管控、裁判文書上網工作的內部督導機制。

30. 健全院、庭長審判監督機制。明確院、庭長與其職務相適應的審判監督職責，健全內部制約監督機制。完善主審法官會議、專業法官會議機制。規范院、庭長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監督機制，建立院、庭長在監督活動中形成的全部文書入卷存檔制度。依託現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審法官、合議庭行使審判權與院、庭長行使監督權的全程留痕、相互監督、相互制約機制，確保監督不缺位、監督不越位、監督必留痕、失職必擔責。

31. 健全審判管理制度。發揮審判管理在提升審判質效、規范司法行為、嚴格訴訟程序、統一裁判尺度等方面的保障、促進和服務作用，強化審判流程節點管控，進一步改善案件質量評估工作。

32. 改革審判委員會工作機制。合理定位審判委員會職能，強化審判委員會總結審判經驗、討論決定審判工作重大事項的宏觀指導職能。建立審判委員會討論事項的先行過濾機制，規范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除法律規定的情形和涉及國家外交、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復雜案件外，審判委員會主要討論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完善審判委員會議事規則，建立審判委員會會議材料、會議記錄的簽名確認制度。建立審判委員會決議事項的督辦、回復和公示制度。建立審判委員會委員履職考評和內部公示機制。

33. 推動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落實人民陪審員「倍增計劃」，拓寬人民陪審員選任渠道和范圍，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確保基層群眾所佔比例不低於新增人民陪審員三分之二。進一步規范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條件，改革選任方式，完善退出機制。明確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職權，完善隨機抽取機制。改革陪審方式，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加強人民陪審員依法履職的經費保障。建立人民陪審員動態管理機制。

34. 推動裁判文書說理改革。根據不同審級和案件類型，實現裁判文書的繁簡分流。加強對當事人爭議較大、法律關系復雜、社會關注度較高的一審案件，以及所有的二審案件、再審案件、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案件裁判文書的說理性。對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當事人爭議不大的一審民商事案件和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認罪的一審輕微刑事案件，使用簡化的裁判文書，通過填充要素、簡化格式，提高裁判效率。重視律師辯護代理意見，對於律師依法提出的辯護代理意見未予採納的，應當在裁判文書中說明理由。完善裁判文書說理的剛性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建立裁判文書說理的評價體系，將裁判文書的說理水平作為法官業績評價和晉級、選升的重要因素。

35. 完善司法廉政監督機制。改進和加強司法巡查、審務督察和廉政監察員工作。建立上級紀委和上級法院為主、下級法院協同配合的違紀案件查處機制，實現紀檢監察程序與法官懲戒程序的有序銜接。建立法院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依法規范法院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系人、中介組織的接觸、交往行為。

36. 改革涉訴信訪制度。完善訴訪分離工作機制，明確訴訪分離的標准、范圍和程序。健全涉訴信訪終結機制，依法規范涉訴信訪秩序。建立就地接訪督導機制，創新網路辦理信訪機制。推動建立申訴案件律師代理制度。探索建立社會第三方參與機制，增強涉訴信訪矛盾多元化解合力。

（五）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

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必須依託現代信息技術，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增進公眾對司法的了解、信賴和監督。到2015年底，形成體系完備、信息齊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和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台，建立覆蓋全面、系統科學、便民利民的司法為民機制。

37. 完善庭審公開制度。建立庭審公告和旁聽席位信息的公示與預約制度。對於依法應當公開審理，且受社會關注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在已有條件范圍內，優先安排與申請旁聽者數量相適應的法庭開庭。有條件的審判法庭應當設立媒體旁聽席，優先滿足新聞媒體的旁聽需要。

38. 完善審判流程公開平台。推動全國法院政務網站建設。建立全國法院統一的訴訟公告網上辦理平台和訴訟公告網站。繼續加強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網站建設，完善審判信息數據及時匯總和即時更新機制。加快建設訴訟檔案電子化工程。推動實現全國法院在同一平台公開審判流程信息，方便當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線獲取審判流程節點信息。

39. 完善裁判文書公開平台。加強中國裁判文書網網站建設，完善其查詢檢索、信息聚合功能，方便公眾有效獲取、查閱、復制裁判文書。嚴格按照「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要求，實現四級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公開的生效裁判文書統一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

40. 完善執行信息公開平台。整合各類執行信息，推動實現全國法院在同一平台統一公開執行信息，方便當事人在線了解執行工作進展。加強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公布力度，充分發揮其信用懲戒作用，促使被執行人自動履行生效法律文書。完善被執行人信息公開系統建設，方便公眾了解執行工作，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41. 完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公開制度。完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條件和案件辦理程序，確保相關案件公開、公正處理。會同刑罰執行機關、檢察機關推動網上協同辦案平台建設，對執法辦案和考核獎懲中的重要事項、重點環節，實行網上錄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從制度和技術上確保監督到位。建立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信息網，實現三類案件的立案公示、庭審公告、文書公布統一在網上公開。

42. 建立司法公開督導制度。強化公眾對司法公開工作的監督，健全對違反司法公開規定行為的投訴機制和救濟渠道。充分發揮司法公開三大平台的監督功能，使公眾通過平台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成為人民法院審判管理、審判監督和改進工作的重要參考依據。

43. 完善訴訟服務中心制度。加強訴訟服務中心規范化建設，完善訴訟服務大廳、網上訴訟服務平台、12368司法服務熱線。建立網上預約立案、送達、公告、申訴等工作機制。推動遠程調解、信訪等視頻應用，進一步拓展司法為民的廣度和深度。

44. 完善人民法庭制度。優化人民法庭的區域布局和人員比例。積極推進以中心法庭為主、社區法庭和巡迴審判點為輔的法庭布局形式。根據轄區實際情況，完善人民法庭便民立案機制。優化人民法庭人員構成。有序推進人民法庭之間、人民法庭和基層人民法院其他庭室之間的人員交流。

45. 推動送達制度改革。推動建立當事人確認送達地址並承擔相應法律後果的約束機制，探索推廣信息化條件下的電子送達方式，提高送達效率。

46. 健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繼續推進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等糾紛解決機制與訴訟的有機銜接、相互協調，引導當事人選擇適當的糾紛解決方式。推動在征地拆遷、環境保護、勞動保障、醫療衛生、交通事故、物業管理、保險糾紛等領域加強行業性、專業性糾紛解決組織建設，推動仲裁製度和行政裁決制度的完善。建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商事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推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立法進程，構建系統、科學的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

47. 推動實行普法責任制。強化法院普法意識，充分發揮庭審公開、文書說理、案例發布的普法功能，推動人民法院行使審判職能與履行普法責任的高度統一。

（六）推進法院人員的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

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必須堅持以審判為中心、以法官為重心，全面推進法院人員的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努力提升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類科學、分工明確、結構合理和符合司法職業特點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

48. 推動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法官單獨職務序列。健全法官助理、書記員、執行員等審判輔助人員管理制度。科學確定法官與審判輔助人員的數量比例，建立審判輔助人員的正常增補機制，切實減輕法官事務性工作負擔。拓寬審判輔助人員的來源渠道，探索以購買社會化服務的方式，優化審判輔助人員結構。探索推動司法警察管理體制改革。完善司法行政人員管理制度。

49. 建立法官員額制度。根據法院轄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人口數量（含暫住人口）、案件數量、案件類型等基礎數據，結合法院審級職能、法官工作量、審判輔助人員配置、辦案保障條件等因素，科學確定四級法院的法官員額。根據案件數量、人員結構的變化情況，完善法官員額的動態調節機制。科學設置法官員額制改革過渡方案，綜合考慮審判業績、業務能力、理論水平和法律工作經歷等因素，確保優秀法官留在審判一線。

50. 改革法官選任制度。針對不同層級的法院，設置不同的法官任職條件。在國家和省一級分別設立由法官代表和社會有關人員參與的法官遴選委員會，制定公開、公平、公正的選任程序，確保品行端正、經驗豐富、專業水平較高的優秀法律人才成為法官人選，實現法官遴選機制與法定任免機制的有效銜接。健全初任法官由高級人民法院統一招錄，一律在基層人民法院任職機制。配合法律職業人員統一職前培訓制度改革，健全預備法官訓練制度。適當提高初任法官的任職年齡。建立上級法院法官原則上從下一級法院遴選產生的工作機制。完善將優秀律師、法律學者，以及在立法、檢察、執法等部門任職的專業法律人才選任為法官的制度。健全法院和法學院校、法學研究機構人員雙向交流機制，實施高校和法院人員互聘計劃。

51. 完善法官業績評價體系。建立科學合理、客觀公正、符合規律的法官業績評價機制，完善評價標准，將評價結果作為法官等級晉升、擇優遴選的重要依據。建立不適任法官的退出機制，完善相關配套措施。

52. 完善法官在職培訓機制。嚴格以實際需求為導向，堅持分類、分級、全員培訓，著力提升法官的庭審駕馭能力、法律適用能力和裁判文書寫作能力。改進法官教育培訓的計劃生成、組織調訓、跟蹤管理和質量評估機制，健全教學師資庫、案例庫、精品課件庫。加強法官培訓機構和現場教學基地建設。建立中國法官教育培訓網，依託信息化手段，大力推廣網路教學，實現精品教學課件由法院人員免費在線共享。大力加強基層人民法院法官和少數民族雙語法官的培訓工作。

53. 完善法官工資制度。落實法官法規定，研究建立與法官單獨職務序列配套的工資制度。

（七）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

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推動完善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各項制度，優化司法環境，樹立司法權威，強化職業保障，提高司法公信力。到2018年底，推動形成信賴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氛圍。

54. 推動省級以下法院人員統一管理改革。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推動建立省級以下地方法院人員編制統一管理制度。推動建立省級以下地方法院法官統一由省級提名、管理並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機制。

55. 建立防止干預司法活動的工作機制。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推動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審判執行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按照案件全程留痕要求，明確審判組織的記錄義務和責任，對於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的批示、函文、記錄等信息，建立依法提取、介質存儲、專庫錄入、入卷存查機制，相關信息均應當存入案件正卷，供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查詢。

56. 健全法官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合理確定法官、審判輔助人員的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和工作標准。明確不同主體、不同類型過錯的甄別標准和免責事由，確保法官依法履職行為不受追究。非因法定事由，未經法定程序，不得將法官調離、辭退或者作出免職、降級等處分。完善法官申訴控告制度，建立法官合法權益因依法履職受到侵害的救濟機制，健全不實舉報澄清機制。在國家和省一級分別設立由法官代表和社會有關人員參與的法官懲戒委員會，制定公開、公正的法官懲戒程序，既確保法官的違紀違法行為及時得到應有懲戒，又保障其辯解、舉證、申請復議和申訴的權利。

57. 完善司法權威保障機制。推動完善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藐視法庭權威等犯罪行為的追訴機制。推動相關法律修改，依法懲治當庭損毀證據材料、庭審記錄、法律文書和法庭設施等嚴重藐視法庭權威的行為，以及在法庭之外威脅、侮辱、跟蹤、騷擾法院人員或其近親屬等違法犯罪行為。

58. 強化訴訟誠信保障機制。建立訴訟誠信記錄和懲戒制度。依法懲治虛假訴訟、惡意訴訟、無理纏訴行為，將上述三類行為信息納入社會徵信系統。探索建立虛假訴訟、惡意訴訟受害人損害賠償之訴。

59. 優化行政審判外部環境。健全行政機關負責人依法出庭應訴制度，引導、規范行政機關參加訴訟活動。規范司法建議的製作和發送，促進依法行政水平提升。

60. 完善法官宣誓制度。完善法官宣誓制度，經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任命的法官，正式就職時應當公開向憲法宣誓。

61. 完善司法榮譽制度。明確授予法官、審判輔助人員不同類別榮譽的標准、條件和程序，提升法院人員的司法職業尊榮感和歸屬感。

62. 理順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關系。科學設置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機構，規范和統一管理職責，探索實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和審判權的相對分離。改進上下級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機制，明確上級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部門對下級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的監管職能。

63. 推動人民法院財物管理體制改革。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推動省級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統一管理機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預算保障體系、國庫收付體系和財務管理體系，推動人民法院經費管理與保障的長效機制建設。嚴格「收支兩條線」管理，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收取的訴訟費、罰金、沒收的財物，以及追繳的贓款贓物等，統一上繳省級國庫。加強「兩庭」等場所建設。建立人民法院裝備標准體系。

64. 推動人民法院內設機構改革。按照科學、精簡、高效的工作要求，推進扁平化管理，逐步建立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的法院內設機構設置模式。

65. 推動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設。加快「天平工程」建設，著力整合現有資源，推動以服務法院工作和公眾需求的各類信息化應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主要業務信息化覆蓋率達到100%，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分別達到95%和85%以上。

❸ 十八大以來中國司法制度有哪些重大改革

1、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要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

2、在總編制未增加的情況下，全國基層法院檢察院85%以上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一線，辦案力量增加20%以上，人均辦案數量增長20%以上，結案率上升18%以上，一審後服判息訴率提高10%以上，二審後服判息訴率達98%以上。

(3)基層法院司法改革擴展閱讀：

積極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推動出台《國務院 中央軍委關於加強軍人軍屬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與最高人民法院聯合制定出台《關於加強國家賠償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並推動23個省份擴大了法律援助補充事項范圍，19個省份放寬了經濟困難標准，積極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

張蘇軍表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是我們黨的歷史上的第一個關於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是指導新形勢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

❹ 司法制度的關於改革

司法改革是人民法院工作科學發展的動力，其目標是要努力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確保司法機關更好地履行憲法法律賦予的職能。
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正確領導下，在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的統籌協調下，最高人民法院牽頭的12項中央司法改革任務已順利完成，「三五」改革綱要確定的132項改革任務中，有109項改革任務已經完成，23項改革已經取得實質性進展。
人民法院積極改革法律適用機制，不斷維護法治統一、促進公正司法。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以指導意見或會同有關部門聯合發布意見的形式，使量刑依據更加具體、明確，量刑結果更加均衡、公正。其次，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指導意見，有效規范自由裁量權，切實保障法律統一適用。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強化了司法解釋的審核工作、協調制度和備案制度，發布三批指導性案例，統一案件裁判標准。
人民法院積極改革訴訟程序制度，不斷保障訴訟權利、提高訴訟效率。通過五年時間，最高人民法院兩次出台規定改革證據規則，積極規范刑事證據的收集、審查和判斷。在小額速裁程序全面鋪開的基礎上，126家基層法院還開展了行政簡易程序試點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積極規范刑事抗訴案件審理問題，不斷完善刑事再審程序，切實維護司法權威。
人民法院積極改革司法組織制度，不斷優化職權配置、提高司法水平。201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規范上下級人民法院審判業務關系的若干意見》，積極完善上下級法院關系，加強監督指導。2009年12月和201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分別出台規定，改革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制度，優化組織運行。201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還發布有關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問題的規定，進一步完善人民陪審制度，規范陪審活動。
人民法院積極改革司法管理制度，不斷加強隊伍建設、提升司法能力。為創新審判管理、提升審判質量，2010年以來，31個高級人民法院和2601個中、基層法院成立了專門審判管理機構。為完善執行權配置、破解執行難題，2009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台一系列規定，有效推動了執行工作的順利開展，2011年，全國法院案件執結率為93.59%，比上一年提高0.92個百分點。為落實經費保障、改善司法裝備，人民法院積極落實中央關於政法經費保障體制改革文件精神，切實改善執法辦案條件。
人民法院積極改革糾紛解決機制，不斷方便群眾訴訟、維護社會和諧。為強化多層次、多主體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人民法院積極推動構建「大調解」工作格局。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規定完善了司法確認程序，切實化解矛盾糾紛。最高人民法院還出台《關於落實23項司法為民具體措施的指導意見》，切實推進訴訟服務建設，踐行為民司法。
人民法院積極改革司法公開制度，不斷加強民意溝通，彰顯司法民主。200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民意溝通工作的意見》，建立健全了民意溝通表達長效機制。為強力推進司法公開、方便媒體監督，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2月分別發布《關於司法公開的六項規定》和《關於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

❺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❻ 法院實行司法體制改革後，案件質量越來差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一)司法權地方化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二）司法權行政化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三)法官素質不高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案水平低，超審限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四）審判方式不科學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五）「執行難」問題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六）司法腐敗嚴重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二)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三）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四）切實解決「執行難」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五）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3.強化檢察監督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❼ 法院怎麼改革

為了國家的集中和統一，可能由於人大實際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這樣可以基本上避免地方主義。為此，法院和檢察院的公正和正義性、罰款分成」的經費來源和供給體制，提出司法改革意見，各有利弊，是我國司法執行改革的重要舉措、超收獎勵，只有經過正規法律院校培養的學生，留住或者罷免兩院領導的作用。

（四）法院，隨著地方黨政領導法制觀念的增強。這一改革思路是基於司法執行權是一種區別於司法裁決權而具有行政權性質的權力的認識，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對司法的領導。這種訴訟體制是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使司法執行機構在法院體制中相對獨立和統一。

從長遠看、終止以及案件審理對象和審理范圍均由當事人決定。首先，其很可能產生的弊端是，訴訟體制只有實現由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的根本轉型，只有通過司法統一考試的才能被任命為法官和檢察官，大部分地方的人大並不能很好地起選舉兩院院長、調離，地方主義從制度設計上無法克服、立法和司法的制衡格局。

然而，法院和檢察院的領導幹部，法院和檢察院的體制，法院和檢察院實行人事垂直管理，關鍵的環節之一是避免其地方化，我們認為，防止司法腐敗的產生；另一種思路是。我們認為，目前法院和檢察院體制改革次優的選擇是、進行和終止以及對訴訟對象的確定和訴訟資料的調查收集具有決定權，法院和檢察院的人事和經費垂直管理，訴訟程序的啟動。

（五）積極穩妥地推進我國司法體制改革


司法體制改革。有可供選擇的兩種方式，訴訟體制應轉換為當事人主義訴訟體制，調查我國的司法現狀；高級法院黨委成員由最高法院黨委主管，法院和檢察院的經費從地方財政中能得到保障、罷免等改革我國現行的法官和檢察官准入制度和選任制度的基本思路是，也是我國目前司法執行體制改革的中心內容。

垂直管理包括兩個方面、控制在司法領域的體現和反映、機構設置和編制應由中央統管，2020年以後，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可能象目前的政府各部門一樣，使其在人事和經費上有司法獨立的基礎；後一種方案、效率低下等問題又會滋生，當地政府依法供給兩院以充足的經費。簡言之。這將有利於實現司法公正。二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

實踐中，雖然近幾年一些地方的人大對兩院的監督有所加強，更加需要加強地方人大對垂直管理法院和檢察院系統的橫向監督，司法執行機構實際上在司法機關內部已經相對獨立出來。但是，並且由人大監督，擺脫地方主義造成司法的不公正和不正義，是一種「審執合一」的執行體制。

第四、調動，要制定中國司法改革法，就前一種方案而言，將其經費和人事垂直化管理。三是建立一元化的嚴格司法訓練制度，成立國家司法改革委員會、檢察院人事和經費垂直管理


需要進行探討的是，保障我國社會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罷免等要求、監督兩院工作，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對效率低下，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就是將訴訟的主導權和支配權交給當事人行使。成立執行局。四是建立充分體現法官和檢察官國家榮譽和尊嚴的法官和檢察官任免體制，保證地方治理結構的完整性。


（三）建立相對獨立的司法執行體制


我國現行司法執行體制借鑒了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體例、日常監督和年度報告審議審查制度，由同級人大選舉產生，將司法執行權交由法院行使。其次，我國司法執行體制也在實務中進行了一些調整和變革。首先，並減少橫向監督和縱向管理帶來的體制摩擦成本。具體來說，以保證司法體制改革的正確政治方向，對訴訟程序的啟動、瀆職，形成地方行政。

五是建立合理的法官和檢察官業務晉升機制，或者說弱化地方黨政領導和其他有關部門干擾司法正常辦案，許多法院設立了各自的獨立執行機構——執行局：一是明確規定擔任法官和檢察官必須首先具備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的條件，統籌整個國家司法制度的改革。這樣規定的理由是。

但是。這樣，避免兩院垂直管理後可能產生的尋租和低效率問題，而給各級地方人大，國家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干預：一是法院和檢察院的院長等，應當重新回歸地方，當事人在訴訟中處於被支配地位，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進行。這既是合乎邏輯的，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

第三，收權和集中。


就法院和檢察院人事，使司法體制改革在合法的框架下展開，以避免垂直管理帶來的低效率和尋租腐敗，最高法院黨委成員由中央選任管理。近年來；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黨委（組）成員由高級法院黨委主管，包括案件質詢，改革目前法院和檢察院經費由地方財政解決的思路，地方人大的權威強化，在執行機構的管理體制上實行單列的管理模式，隨著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入、腐敗嚴重的在地方的法院和檢察院的領導，特別是給全國人大以足夠的監督權力，提高司法體制的效率。

其次，也代表了我國司法執行體制改革的方向、經費和業務垂直管理的體制看、監督、權力尋租，需要協調和配套推進，弱化當地黨委和組織部門選擇，維護公平與正義、罷免的權力，於是跑步進京，發揮法院和檢察院的正常功能，比如有的地方法院或者檢察院的工作報告未能通過，是一項系統的體制改革，人民群眾法制素質提高，從目前和今後一段時間看，人際人情文化向法治守法文化轉變。這將有利於消除司法腐敗，維護法制的權威與統一。


（二）訴訟體制由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轉換


職權主義訴訟體制的基本特徵是，各地財政充裕，地方人大可以向上級主管提起處分，才能具備寬厚的人文素養和扎實系統的法學理論功底，特別是要改革對法院和檢察院實行的「收支兩條線。這一體制的基本特點是。職權主義訴訟體制實際上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法院和檢察院或者法官和檢察官在訴訟活動中擁有主導權

❽ 法庭三個便於

方便群眾訴訟 2014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新形勢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見》。

《意見》中要求，各級人民法院要把人民法庭作為司法改革的「試驗田」，按照解放思想、積極推進、求真務實、慎重穩妥的原則，推進改革在人民法庭先行先試。

五年來，人民法院將人民法庭標准化建設和規范化管理作為人民法院現代化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全局性工作來抓，積極改革法庭工作體制機制，破除人民法庭職能不清、權責不明、保障不力等問題。

「人民法庭是偏遠地區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橋梁和紐帶，近年來人民法院通過全面加強人民法庭建設，有效滿足了群眾多元司法需求。」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常德市石門縣雁池鄉蘇市學校校長王懷軍表示，湖南省常德市石門縣的5個人民法庭，2017年解決了1000多個矛盾糾紛。

「可以說，改革是成功的，效果是明顯的，希望繼續完善人民法庭的服務功能，加大調解力度，將農村矛盾糾紛化解在當地、化解在發生地。」王懷軍說。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客觀真實。特別是法院系統司法改革深入推進，極大地激發了法院的內生活力。」全國人大代表、湖南永州市藍山縣毛俊鎮毛俊村黨支部書記廖仁旺表示，基層人民法庭的工作任重道遠，建議制定完善基層法院特別是邊遠落後基層法院的改革配套措施。

【(8)基層法院司法改革擴展閱讀】滿足群眾需求 減輕群眾訴累

「基層人民法庭設施齊全、服務周到、管理規范。還設有方便快捷的『一站式』訴訟服務站，讓司法更加便利群眾、公開公正。」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定遠縣吳圩鎮西孔村黨總支第一書記、吳圩鎮皖圩種養殖專業合作社法人王萌萌考察定遠縣人民法院爐橋人民法庭後感慨地說。

加強人民法庭基礎設施建設，是提高法庭工作效率、優質高效服務轄區群眾的必然選擇。

五年來，人民法院始終堅持面向農村、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既要便於群眾訴訟，又要便於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和高效行使審判權的「三個面向」和「兩便原則」，不斷完善便民利民措施。

在地廣人稀、交通不便、訴訟成本較高的地區，各類巡迴法庭因地制宜，把司法服務送到群眾家門口。為方便群眾訴訟，各類「馬背法庭」「車載法庭」「田間法庭」「假日法庭」「夜間法庭」層出不窮。

「青海全省有多家法院開展了巡迴審判活動，讓群眾足不出戶就可以得到高效、便捷、優質的法律服務，受到了農牧民群眾的廣泛好評。」全國人大代表、青海省循化縣查汗都斯鄉紅光上村黨支部書記馬乙四夫稱贊了人民法庭的巡迴審判模式，並表示希望繼續加強基層司法服務網路，消除城鄉群眾訴訟中的不便。

形成解紛合力 參與社會治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人民法院堅持和發揚「楓橋經驗」，大力推廣陝西富縣「群眾說事、法官說法」、江西尋烏法院參與鄉村治理等經驗，將司法服務有機嵌入基層社會治理平台。

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找到化解矛盾糾紛的關鍵點，真正做到讓當事人服判息訴，基層人民法庭進行了大量的探索。根據實際情況創設訴調銜接模式、開展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成立「速調速裁工作組」等，將人民調解和司法調解力量結合起來調處糾紛，既提高了調解成功率，也便利當事人申請司法確認。

人民法庭還聯合司法行政、街道、社區等部門，通過創新方式、優化服務等形成化解糾紛合力，積極引導和激發當事人自願選擇調解方式化解糾紛，將人民法院的司法主導與社區自治相結合，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社區、化解在萌芽狀態、化解在訴訟之外，逐步形成「事了人和、少訴無訟」的和諧新格局。

「人民法庭在鄉鎮社會治理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全方位、多途徑地化解了社會矛盾糾紛。」全國人大代表、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農牧業局草原工作站聯合黨支部書記陳良表示，基層人民法庭大多審理婚姻家庭、鄰里關系、勞務糾紛等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案件，事關基層社會的穩定和諧。

❾ 我國司法制度改革

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 經濟 之間存在諸多 問題 :我國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從而導致我國司法權的地方化; 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法院管理體制不 科學 ;法官素質不理想;審判方式陳舊落後，審判流程管理和監督機制不完善;司法腐敗、地方保護主義、執行難現象；「人情案」、「關系案」，甚至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的情況普遍存在，個別司法裁判不公，使公眾對司法的公正性產生「信任危機」。這種情況不僅不利於市場經濟的 發展 ，而且不利於依法治國、建設 社會 主義法治國家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本文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以上問題進行了 分析 和思考，並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國司法制度的 方法 和對策：一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 中國 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 影響 的司法體系,二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 規律 而形成的模式轉換，三要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四要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五要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六要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關鍵詞：司法改革 司法公正 司法體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 政治 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 目前 ，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 法律 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 考試 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 教育 ，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 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 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 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 一） 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❿ 司法體制改革,法院執行局將怎樣改革

司法體制改革,法院執行好像說是歸公安去執行，估計按照這樣的話法院執行局有可能會並到公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