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高等法院

Ⅰ 王懷安的人物生平

王懷安同志（原名王玉琳），漢族，1915年12月出生於四川省自貢市。1935年考入四川大學法律系，受進步思想影響，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運動。
1936年參與組織「援助綏遠抗戰會」，1937年參與組織發起四川大學學生救亡運動，是學校學生進步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1938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四川大學黨總支書記，參加領導學生運動。
1939年冬，受黨指派，利用擔任民族革命大學新生大隊指導員身份，組織近200名四川籍進步青年學生奔赴延安，為革命隊伍增加了新生力量。
1940年在延安青年幹部學校高級班學習，任學校黨總支常委和學生會主席，被評為「模範學生」、西北聯合會的「模範青年」。
1941年5月，任延安市各界青年聯合會主席。
1942年秋，王懷安同志調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工作，先後任推事（審判員）、法庭代庭長，參與多起重要案件的審理，他主持公道，平易近人，方便人民群眾訴訟，維護了陝甘寧邊區紅色革命政權。
1946年，王懷安同志調東北工作，先後任哈爾濱市人民法院副院長、院長，東北行政委員會司法委員會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司法部處長、秘書長。他正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緊緊依靠群眾，堅持懲罰和改造相結合的方針，反對虐待犯人，積極改造舊法院和舊監獄，為東北解放區建立新生人民政權作出了積極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王懷安同志先後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司法部辦公廳主任、普通法院司司長、部長助理、黨組成員、黨組副書記。他努力發揮專業特長，積極參與起草我國第一部法院組織法等重要立法工作，為開創新中國法制建設和審判事業做了大量工作。
1979年至1986年，王懷安同志先後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顧問。
1986年1月離休後，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主任、名譽主任。

Ⅱ 最高人民法院劉仁祖籍何地

劉仁(1909-1973) 原名段永鷸（段永強）， 四川 酉陽（現為 重慶市 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龍潭鎮五育村人，土家族。

1924年到 北京，入師范大學附中讀書。在舅父 趙世炎的影響下，積極參加反帝愛國學生運動。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 中國共產黨黨員。後到中共天津市委工作，任紡織行動委員會書記，組織赤色工會，發展黨的組織，領導工人開展斗爭。
1930年被捕，在獄中堅持斗爭。迫使國民黨當局於1932年宣布無罪釋放。
1933年起，先後在 內蒙古、 張家口、 北平等地從事兵運工作和群眾工作，策動國民黨地方軍隊參加 抗日同盟軍反蔣抗日。
1935年被派往 蘇聯學習。
1937年底回國到延安，任 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兼班主任。
1938年冬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工作，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委員、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
1942年任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後改稱城工部長)兼敵工部長等職。對根據地的鞏固擴大和日偽統治的大城市中黨組織的重建、發展，做了重要工作，並為根據地輸送了大批軍火、葯品和通訊器材等物資。
1948年他及時向中央匯報了敵人妄圖偷襲黨中央、毛主席所在地 西柏坡的重要情報，中央立即採取了措施，粉碎了敵人的陰謀。他還為緊密配合解放軍解放天津，促成 北平和綏遠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華北局組織部副部長、城工部部長，組織平、津、唐等城市廣大地下黨員和 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群眾，開展反對美蔣反動派的斗爭，形成「 第二條戰線」，有力地配合了 北平的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 北京市委組織部部長，市委副書記、第二書記，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為首都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貢獻。他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 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堅貞不屈。
1966年11月， 江青和陳伯達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公開點了劉仁同志的名。一天深夜，一夥不明身份的人把劉仁同志抓走了。之後是一連串無休止的游斗，劉仁同志受到百般凌辱。1968年1月以後，劉仁同志被帶上沉重的手銬，非法關進監獄，不允許孩子和愛人探視。1972年底，劉仁同志的愛人甘英第一次看到他，身體已被摧殘得不象樣子，探監結束所帶回劉仁的衣物已全部發霉，毛褲、棉褲上有大小便的殘痕，上衣有斑斑血跡。
1973年10月26日，甘英同志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到 北京市第六醫院去，這是甘英最後一次見到劉仁同志了。
1973年10月26日21時30分，劉仁同志在 北京含冤逝世，終年65歲。劉仁同志逝世後，夫人甘英同志曾撰文《非常的考驗——深切懷念劉仁同志》以示懷念。
1979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為劉仁同志舉行追掉大會，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獲平反昭雪，追悼大會由聶榮臻同志主持，林乎加同志致悼詞，稱劉仁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戰士、 北京市人民的好領導」。

Ⅲ 董其武的傳奇人生

董其武戎馬一生，在抗戰中功勛卓著，於1949年起義實現了毛澤東提出的「綏遠方式」。 董其武從國民黨將軍到共產黨上將再到全國政協副主席，並終在鄧小平的關懷下，於耄耋之年成為了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為其傳奇的人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出身窮苦，以四個第一考取軍校
董其武，1899年11月27日出生於山西省河津縣固鎮村北街董家巷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祖父董懷球病故後，祖母向村中賀財主借高利貸白銀十兩，打制了一口薄板棺材安葬祖父。為了還清這筆債務，父親董多見一年四季為賀家的炭廠拉炭。董其武的外祖父家生活條件稍微好些，然而外祖父范居江卻因發動河津地區義和團運動慘遭殺害。董其武三四歲時，便被外祖母接到家中撫養，一來可以在外祖母膝下承歡，二來也可以減少董家的負擔。董其武的大舅范必英是個教書先生，在本村辦了一所私塾。董其武從6歲就開始在舅舅的私塾讀書認字，到了十來歲後，董其武除了讀書，還幫助家中做些家務。
董其武的家鄉煤炭資源豐富，當地的窮苦人，大部分靠挖煤、馱煤、賣煤為生。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董其武十二三歲時便承擔起了還債的重任。早上他背著幾十斤煤，上山下山，往返幾十公里路程，一天下來只能賺上幾個銅板。後來，董其武想出了一個賺錢更快的辦法——在背煤山路上擺小攤賣豆腐湯。他的生意很紅火，除去本錢，每天還能賺上二三十個銅板，比背煤要強很多。幾年後，董家總算還清了賀財主的債務。苦難艱辛的生活使董其武養成了刻苦讀書的習慣和與命運作斗爭的堅強意志。他16歲前，已經讀完了《四書》、《詩經》、《易經》、《左傳》、《幼學瓊林》、《史鑒節要》、《三國演義》和《水滸》等書。由於家裡的生活困難，董其武在讀完舅舅的私塾後，未能繼續求學。在極端苦悶下，他寫下了兩句話貼在了舅舅的炕頭上：「璞玉藏石，何日得逢卞和氏；干將浮土，幾時得遇茂仙翁？」也正是這兩句話給董其武的命運帶來了轉機。
翌年春天，董其武舅舅的幾位好友，相約去龍門山春遊。其中李天培老先生看到董其武的那兩句話，很是欣賞，他對董的舅舅說：「這娃子有出息，應該送到縣城去深造，我看將來會出人頭地。」舅舅如實相告：「這娃平日好學，可惜的是他家徒四壁，我也是一貧如洗，哪有錢供他到縣城去讀書？」聽到此處，李天培爽快地說：「這好辦，你一個月給他背上30斤糧食，帶上30個銅板就行了，別的花費包在我身上。」從此，17歲的董其武到河津縣讀高小，在這里他除了學習，還利用課余時間閱讀了《天演論》、《格致新書》等新書。
1918年7月，19歲的董其武聽到山西督軍閻錫山准備在山西省城太原創辦斌業中學，培養初級軍官的消息，便立志從戎，和幾個同學商量一起參加考試。從河津縣到太原有420多公里，不通火車和汽車，有錢的人家就坐轎子或者馬車，一般人家就坐毛驢拉的篷子車。和董其武一起應考的同學都坐著毛驢車，董其武東挪西湊借了10塊現洋作為路費，但他為了省錢，獨自步行走了8天，趕到太原參加考試。
斌業中學的招生考試科目包括國文、算術、體育和檢查體格。第一場為國文。國文的題目是：「當兵、納稅、受教育何以為國民三大義務？」董其武在答卷上寫道：「兵所以保國家，財所以備戰斗，教育所以開民知識。我既為我國之人，豈可不盡男子之雄心，展須眉之志氣，而當兵、納稅、受教育為先行哉。」董其武的文章言簡意賅，緊扣主題，干凈利落，論點鮮明，獲得了國文第一名。第二場為算術。共10道考題，均為初級代數和四則運算。董其武得心應手，無一差錯，卷面整潔干凈，獲得滿分，取得算術考分第一名。第三場為體育和檢查體格。董其武對此場考試沒有把握，考慮到自己是窮人家的孩子，營養不夠，即使體育項目能過關，體檢也不會名列前茅的，考試結果意外地給了他一個驚喜，他還是第一名！幾天後，正式出榜，參加考試的共有7500多人，正式錄取的為1200人。董其武以三科單科第一，總分第一，四個第一，名列榜首。入校後，學校包吃包住，每月還發幾元的補助，董其武從不亂花錢，幾個月下來，他竟然攢下10元多錢。年底放寒假時，董其武為了省錢和學習，決定留在學校過年，並拜託回家的同學捎回了10元錢，還清了東挪西借的考試路費。
董其武在斌業中學經過四年的刻苦學習，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學業，並被保送進入斌業專門學校。從1922年到1924年夏，董其武在斌業專門學校機械科學習軍事科目，此外，還學習了大代數、微積分、解析幾何、立體幾何、物理和法文等課程。在此階段，他對軍事的興趣越來越濃，凡是古今中外的軍事書籍，只要能找來的，他都認真閱讀。董其武在校的各科成績名列前茅，尤其是數學和法文都很突出。同學們大多認為董其武畢業後留校當教員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如果沒有發生那場轟動一時的造反事件，董其武也許會經歷另外一種人生。
造反閻錫山督軍府，參加北伐「鐵軍」，投效傅作義
1924年3月，離董其武畢業不到半年，斌業專門學校安排學員植樹，要求董其武班在宿舍附近栽種30棵楊樹。董其武當時是班長，他帶領10個同學進行栽樹。幹活的地方離學校比較遠，但離閻錫山辦的體育館很近，他們徵得了館長同意就近取水。當曹楊同學去挑水時，碰到了督軍府的一個副官，副官不問青紅皂白就把他狠狠打了一頓。董其武追上副官進行評理，那副官卻動手打了董其武。同學們忍無可忍，一擁而上，把飛揚跋扈的副官教訓了一頓。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了，督軍府是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最大衙門，豈肯善罷甘休。督軍府的人找到學校興師問罪，校長榮鴻臚答應一定查明懲辦。由於董其武不肯寫悔過書，被迫離開了學校。
1926年夏，董其武幾經周折參加了號稱「鐵軍」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董其武被任命為該軍特務營黨代表，後任該軍北伐先遣縱隊少校營長、少校支隊長（相當於團長編制）。此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的北伐戰爭時期，革命風暴席捲全國，武漢三鎮的革命形勢也如火如荼。董其武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北伐先遣縱隊，在武勝關附近經過短期訓練後，紀律嚴明、士氣高漲，在革命形勢鼓舞下，向河南進軍。縱隊進展順利，原來盤踞在該地區的吳佩孚殘部及一些地方武裝，經不住北伐縱隊的勇猛進攻，狼狽潰逃。打下信陽後，北伐縱隊沿京漢線攻取了駐馬店、漯河、許昌後，與第四軍全軍會合，進軍開封。不久，第四軍被調回武漢，先遣縱隊又奉命沿江東下，攻克了巢縣、合肥、霍丘、穎上、阜陽及六安等地，董其武也改任營長，不久又升任中校副團長。
1928年，「寧漢合流」後，蔣介石將北方軍隊編遣，並命令編遣的軍官一律到南京軍事教導團集中受訓，然後另行安排工作。實質上這是蔣介石排除非嫡系部隊的一種手段。董其武認為北伐軍第四軍先遣縱隊在轉戰豫皖各地中，拋頭顱、灑熱血，用生命打下了若干城池，連戰連捷，但因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也被編遣，實在氣憤，決定不參加教導團受訓，便與14位北伐時的校級軍官一起到了上海，另謀出路。
董其武到上海後，聽說傅作義在天津接任警備司令，正在擴編軍隊，於是投到了傅作義麾下。董其武踏踏實實，從底層做起，他嚴守軍紀、埋頭苦幹，跟隨傅作義出生入死，參加了多次戰斗，很快就被提升為少校參謀、聯絡參謀等職。
董其武的內心對軍閥長期混戰深感厭惡，「九一八事變」後馬上寫請戰書呈送傅作義要求抗日。1933年，董其武參加長城抗戰，在北平東的懷柔縣阻擊日軍連續血戰15個小時，打退日軍10次進攻。1936年11月，綏遠抗戰開始，頭一仗便是董其武指揮的紅格爾圖戰役。他以奇襲搗毀了日軍及匪首指揮部，並擊落敵機一架。當時，毛澤東派南漢宸攜其親筆賀信及綉有「為國禦侮」的錦旗表示慰問，稱綏遠抗戰為「全國抗戰之先聲」。董其武參加忻口作戰被日軍炮彈炸傷臂部。當時，他怕影響軍心不許身邊的人聲張，只簡單包紮了一下仍堅持在火線指揮。他曾與八路軍的賀龍師長結識，系統聆聽了抗日戰爭持久性和游擊戰術的理論闡述，打破了一味追求正規戰的保守思想，當時便感慨地說：「聽君一席言，勝讀十年書。」此後，他在河套一帶運用靈活戰術同日軍作戰，取得了不少成功。1973年董其武參加中日友好協會代表團出訪時，同當年日軍將領會面，對方回憶說：「如果國民黨所有的部隊都像傅作義的部隊那樣有戰鬥力，恐怕我們早就失敗了。」
董其武解放前先後任國民黨陸軍第三十八師八十九團中校團副，陸軍第二十八師上校團長，國民黨陸軍第六十八師二一八旅少將旅長，陸軍第一○一師中將師長，陸軍第三十五軍中將軍長，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綏遠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1947年6月蔣介石為了收買人心，授予董其武上將軍銜，然而此時的董其武已對腐敗透頂的國民黨政權完全失望，同老上司傅作義私下商量應另找出路，他從內心不願接受和對外宣稱這個軍銜。
積極抗戰，響應毛澤東的「綏遠方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從1933年參加長城抗戰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堅持抗戰12年，為抗擊日本侵略軍作出卓越貢獻，並被譽為抗日民族英雄，受到國內外愛國人士的敬仰。此時的董其武，卻沒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內戰也將隨之而來……
在國民黨眾多的高級將領中，董其武是真心愛國，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一位將軍。日本投降當天，他就對傅作義說：「抗戰勝利了，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該過幾年安居樂業的日子了，中國不能再打仗了。」但是，蔣介石下令八路軍、新四軍原地不動，國民黨軍前往受降。董其武就對傅作義說；「抗戰八年中，我軍（國民黨軍）在綏東沒有一兵一卒，是大青山游擊支隊（八路軍）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敵後斗爭，他們有權接受綏東；如今蔣委員長命令我們去接收，會打起來。」?傅作義說：「是啊！不過，如果我不去收復，蔣委員長還不撤了我的職！」作為國民黨軍的高級將領，在歷史風雲驟變中，董其武卷進了內戰的漩渦。由於傅作義、董其武在綏遠地區執行蔣介石的內戰政策，為解放綏遠製造了很多困難。毛澤東曾經親自部署了3次挺進綏遠的戰役。1948年8月，毛澤東在西柏坡親自召見楊成武，派他率領3個團第三次挺進綏遠，最後又因平津戰役的戰略需要而撤攻歸綏，這就為歷史造就的「綏遠和平起義」創造了歷史機遇。除綏遠戰役外，董其武還指揮所部與解放軍進行了大同集寧戰役、張家口戰役、察南綏東戰役、察綏戰役等，使解放軍未能完全達到原定的作戰意圖。新中國成立後，董其武對於同解放軍作戰的歷史，作了深刻反思：「給中國人民解放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給個人的歷史上抹上不可洗刷的污垢。」「這段歷史上的大錯誤，雖然於『九一九』起義後為人民所寬容，但至今思之，猶負疚於心，痛恨無極！」毛澤東創造了史無前例的 「綏遠方式」，為董其武走向光明提供了契機。
1948年冬，中共發起了平津戰役，董其武密切關注著時局的發展。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歸綏從收音機里聽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時，又驚又喜，既興奮又不安，同時又令他感到疑惑：「綏遠屬傅作義起家的地方，為什麼《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初步協議》上對綏遠隻字未提？我已經追隨傅將軍21年了，難道他能不管我們嗎？」他馬上給北平傅作義處打電話，要求派飛機接他去北平。1月22日董其武飛抵北平後，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見傅作義。傅作義說道：「你來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況給你談談。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著三個『死』下的決心。一是，和共產黨打了幾年仗，不諒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統、軍統特務很多，他們隨時可能殺害我；三是，咱們內部不了解情況的人，也可能會打死我。我是拼著三個『死』，決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蔣介石先後派蔣緯國、鄭介民、徐永昌等來平，勸我大軍南撤。蔣緯國還帶來蔣的親筆信，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同時美國海軍也派人來北平，勸我直接接受美援，我當即表示：我們中國的事情，中國人辦得了。」傅作義還語重心長地對董其武說，「現在時局的轉變，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歷史的發展、人民的要求，這是任何力量也扭轉不了的。我們要跟上歷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董其武其實早就明白了這些道理，他當即表示：「就是拼三個死、四個死，我也要追隨您走和平之路。」傅作義贊許地說：「綏遠問題，等我到西柏坡見了毛主席，再做安排。」經過這次談話，綏遠的去向基本上定下來了，剩下的就是通過什麼方式達到目的問題了。
董其武一回到綏遠，就暗中為起義做准備工作。他考慮到，由於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國民黨政府對綏遠部隊肯定不放心，一定會進行干預，派特務進行搗亂破壞；他還考慮到，綏遠各族人民和部隊士兵是歡迎和平的，下級幹部絕大多數也是傾向和平的，但是由於多年來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和嚴厲查禁、封鎖進步書刊，有許多幹部對共產黨不了解，有懷疑。中上層幹部有對立和恐懼心理，特別是國民黨的頑固分子們，也一定會對和平進行阻撓和破壞。如果准備不充分就貿然進行和平起義，反而會弄巧成拙。為了盡力遏制那些搗亂分子的破壞活動，取得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勝利，董其武決定首先安定部隊情緒，然後進行思想說服，使官兵思想認識趨於一致，逐漸引導到和平道路上來。董其武採取的方法是：第一，與旅長以上幹部談話，傳達與傅作義會晤時的談話內容，並提出綏遠去向問題，征詢大家意見；第二，與省政府廳、局級以上幹部，省議會會長，高等法院院長等人分別交換意見；第三，讓將士展開時事討論，並擬定出一個討論提綱，從討論結果分析，綏遠是否應該學習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利用春節時機，到部隊和地方巡視，和一些軍政幹部和士兵做個別談話，開一些小型會議，認真對存在顧慮的將士進行說服教育。
毛澤東對綏遠局勢也高度關注，1949年2月22日，傅作義到西柏坡同毛澤東等人進行了重要的談話，當傅作義問毛澤東綏遠問題如何解決時，毛澤東表示：「綏遠問題，用『綏遠方式』解決。」傅作義好奇地問：「什麼叫『綏遠方式』？」毛澤東不慌不忙地說：「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不用兵了。先劃個停戰協定線，讓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內部工作。另一方面派個聯絡組，把鐵軌接通了，貿易起來，在他認為適宜的時候舉行起義。」
關於「綏遠方式」的詳細闡述，毛澤東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里談到：「今後解決這100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不動，就是說向一部分軍隊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董其武得知中共的「綏遠方式」後激動萬分地說：「有了『綏遠方式』，我們的和平起義就有了明確的指針和方向，心中就有了底，感謝毛主席對綏遠將士的寬厚。」 在毛澤東確定的「綏遠方式」的總方針下，周恩來請董其武發動綏遠軍政各界、各族上層人士廣泛討論，提出一個草案，以便正式簽訂協議。6月8日，《綏遠和平協議》簽字儀式終於在華北人民政府舉行。 綏遠起義的全過程，充滿尖銳、復雜的矛盾和斗爭。南京國民政府停發綏遠軍政經費和一切補給、派特務大肆破壞綏遠和平、組織暴徒遊行示威、砸毀報館、破壞鐵路交通、製造綏遠分裂等。在董其武和中共的共同努力下，綏遠將士克服了重重困難。
1949年9月19日，「綏遠和平起義通電簽字儀式」在鹿城包頭舉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簽了名，正式宣告脫離國民黨反動派。此後，10萬綏遠大軍在共產黨領導下，參加了全國解放戰爭。 10月1日，廣大綏遠軍民隆重舉行慶祝開國大典暨綏遠和平起義大會。董其武激動地賦詩表達內心的感懷：
為迎春風排萬難，義旗終插青山巔。
棄暗投明黨指路，起死回生恩勝天。
從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贖前愆。
任務不計多艱苦，喜見萬民解倒懸。
歷史證明：毛澤東的「綏遠方式」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在1949年8月在北平召見綏遠省委同志時說：「這種方法不僅可以減少損失，還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天下是我們的了，打爛壇壇罐罐都是人民的損失。如果我們不採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用戰爭的方式解決問題，也許我軍會多付出幾十萬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毀滅和無數人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代價。……用綏遠方式解決類似綏遠地區的問題，能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這是好事情，對起義者，對人民都有好處。」
鮮血染紅朝鮮戰場，榮獲朝鮮人民最高獎賞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董其武堅決主張抗美援朝。經過一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原綏遠起義部隊從組織上、思想上及其軍事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之際，綏遠部隊的廣大指戰員寫血書、決心書、請戰書，強烈要求入朝參戰，決心在保衛祖國、援助鄰邦作戰中為人民再立新功，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1950年11月上旬，董其武通過傅作義向毛澤東報告，希望原綏遠起義部隊赴朝參戰，得到毛澤東的批准。12月1日，綏遠起義部隊改造結束，組建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三兵團，董其武任司令員，高克林任政委，下轄第三十六軍、三十七軍、騎兵第四師，歸華北軍區建制。1951年1月20日，解放軍第二十三兵團改稱志願軍第二十三兵團，作為預備隊，隨時准備入朝作戰。
1951年9月1日，毛澤東親自簽發《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命令董其武率領志願軍第二十三兵團入朝，主要任務是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個飛機場，並擔負後方警戒。9月9日深夜，董其武率領的第二十三兵團趕到遼寧省安東市（今遼寧省丹東市）聽取了志願軍司令部代表傳達彭德懷司令員的指示，明確了兵團入朝後的首要任務是在2至3個月內，完成修建3個機場的光榮任務。在修建過程中，董其武以身作則，深入施工現場，主動出工，邊勞動邊進行具體指導，對廣大戰士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
朝鮮戰爭是一場立體戰爭，無論前方、後方，隨時都有遭受美軍飛機轟炸的可能，稍有不慎就會造成人員、車輛、工程、物資的巨大損失。董其武要求部隊重視防空問題，與高射炮兵部隊保持密切聯系。施工部隊要注意採取駐地分散配置、嚴格偽裝，設置防空掩體，夜間進行施工等措施。由於3個工地偽裝很成功，一個月來，雖然美軍每天都有數十架偵察機、轟炸機、戰斗機從工地上空盤旋轟炸，但始終沒有把工地作為主要目標。但是，10月18日，美國空軍出動27架B-29重型轟炸機，拋下數百噸的重磅炸彈狂轟濫炸工地。機場工地水泥跑道被炸得坑坑窪窪，工棚、工具、車輛、器材等被炸毀；數百名戰士被炸傷亡或被沙石掩埋；許多防空壕、掩體也被炸塌陷。10月22日、28日，3個機場工地又慘遭美軍輪番轟炸。10天中的3次轟炸，美軍共投擲炸彈6850枚，加上幾次小規模的轟炸，美軍共投彈8379枚，炸死炸傷官兵多達700餘人，第二十三兵團戰士的鮮血染紅了機場工地，一個月來的備戰毀於一旦，機場、跑道上到處是定時炸彈……董其武和他的將士沒有屈服，反而愈挫愈勇。
經過3個月的努力，志願軍第二十三兵團在董其武的指揮下，冒著生命危險加緊修建工程，南市、泰川、院里機場先後提前修建完成。全兵團共修建長2000米、寬60米的起飛主跑道3條，長1500米、寬30米的飛機停機坪8個，滑行道、連接道共9437米，推機道8754米，飛機掩體193個以及各種附屬工程30餘項，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毛澤東很高興，他為中央軍委起草的賀電中稱：「二十三兵團入朝執行修建任務，雖在敵機連續轟炸阻撓下，終於超計劃完成了任務，甚好。」
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斗奉授予董其武等六人自由獨立二級勛章，整個二十三兵團6000餘人立功受獎，並發來感謝信：「你們在抗美援朝打擊侵略者的斗爭中，建立了偉大的功勛。這一功勛，朝鮮人民永誌不忘；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抗美援朝結束後，第二十三兵團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九軍，董其武任軍長。第六十九軍在董其武的領導下，參加軍事訓練、生產勞動、國防施工等，為部隊正規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毛澤東：董其武不可不授上將軍銜
綏遠起義後，董其武任綏遠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他對楊成武說：「我在經濟上是個有產階級，我不但有房子，還有7處小買賣。我願做一個無產階級，把這些東西全部上交國家。」
楊成武笑著對他說：「你的經濟狀況屬正常范圍，過去屬於你，今後還屬於你。你能向組織說明清楚就行了，現在不能上交，它關系著黨對起義人員的政策，也會影響起義人員的思想穩定。」董其武仍不甘心，就寫了一份財產清單，書面報告給毛澤東：「請求毛主席批准，將我的私產秘密上交國家。」毛澤東接信後給董其武的批示是：「對起義幹部的經濟問題要劃條線，起義前的事我們不管，起義後的事要管，但房子總是要住嘛。」
1962年初夏，東南沿海戰備緊急，氣氛緊張。董其武寫信給軍區黨委，一方面要求率部出戰，另一方面再次申請交出私宅。他懇切地說：「如果軍區不予接收，一旦我獻身疆場，將會給我留下終生的遺憾。」「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董其武又一次提出上交房產，「請首長俯念我出於誠意，請予接收。」可是依然沒有結果。幾天後，董其武召開了一個家庭會，經妻子女兒同意，將家裡所存的300餘兩黃金和以長女董健民的名義存在銀行的5.3萬余元人民幣，全部上交國家，總算了卻了他的一樁心願。
1955年春，人民解放軍的將軍授銜方案下發後，董其武被授予陸軍上將軍銜。在討論研究時，軍以上幹部都同意董其武為上將軍銜，可董其武自己則認為定得太高，就寫了一封信，托楊成武交給毛澤東，他在信中說:「在預授上將的名單中，共有3名起義將領，除了我之外，還有新疆起義將領陶峙岳和湖南起義將領陳明仁。對於他們兩人我不便說什麼，僅就我個人而言，起義前只是中將軍銜，起義後能保持原職原銜，我就已經很感激黨和毛主席了，沒有任何理由再為我晉升軍銜；……況且，許多建黨、建軍初期就參加革命的老戰將、名將，只授予中將、少將……」
董其武的請求首先就沒有通過楊成武這一關。看了信後，楊成武對他說：「你參加抗戰12年，我們只參加了8年，你的綏遠起義貢獻，我們無法相比，你還參加抗美援朝，功不可沒……」
毛澤東看完信後，果然堅決不同意董其武要求降為中將的要求。毛澤東讓楊成武轉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義將領，根據功勞、貢獻與資歷，應該授上將軍銜，誰有意見也不能降低，這是黨的政策。但是你楊成武不同，你是共產黨員，是可授可不授上將軍銜的，而董其武則是不可不授上將軍銜的！」
1955年9月底，周恩來在國務院禮堂親授董其武上將軍銜，毛澤東在懷仁堂親授董其武一級解放勛章。
半生追求始終不渝，鄧小平親自批准入黨
1950年4月27日，毛澤東在豐澤園接見了董其武，談話長達3個多小時。毛澤東同他講了國共兩黨的許多差異之後問道：「你現在還不是共產黨員吧？」就是這句簡單的問話，使他萌發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信念，並為此奮鬥了後半生。
1950年7月，董其武在京開會期間專門向華北軍區黨委書記楊成武第一次提出入黨的願望。他說：「幾個月來，毛主席的談話一直響在我的耳邊，不知道像我這樣的起義人員，還能不能加入共產黨？」楊成武微笑著鼓勵他說：「共產黨的大門是敞開的，毛主席的話就是希望你將來能成為一名共產黨員。」董其武聽後，就暗下決心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從此，他孜孜不倦地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用共產黨員的標准衡量自己。
1956年，董其武向第六十九軍黨委第二次提出入黨請求。他在入黨申請書中寫道：「我決心為黨的遠大的和現今的事業而努力奮斗，直至獻出自己的全部年華，乃至生命。」
1980年初，81歲的董其武在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期間，第三次向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不久，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專程來到他家，對他說：「過去你雖然沒有履行入黨手續，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了。」 董其武聽後十分感動。
1982年，董其武覺得自己年事已高，身體欠佳，決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為一名中共正式黨員，於是第四次向黨組織提出申請，堅決要求入黨。1982年12月13日，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向董其武宣布：「鄧小平主席親自批准你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23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顏金生在北京軍區黨委會議室向董其武宣布：「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批准董其武同志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黨齡從1980年1月24日支部大會討論通過之日起計算。」83歲的董其武聽到這一特大喜訊後，感慨道：「我終於有了光榮的歸宿。」為了表達激動的心情，董其武寫了兩句話：「聞道雖晚志不衰，甘將餘生獻人民」，並賦詩一首《入黨感懷》：
欣逢盛世開太平，願為蒼生獻此生。
行見華夏樂小康，更期世界躋大同。
1989年3月3日，董其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Ⅳ 綏遠在哪裡

內蒙古自治區。

綏遠省為中華民國時的塞北四省（熱河省、察哈爾省、綏遠省、寧夏省）之一，簡稱綏，省會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在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中部。

綏遠在清朝為歸綏道，屬山西省管轄，1914年中華民國袁世凱北洋政府將之分出山西，與興和道建立綏遠特別區，1928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改稱綏遠省，省會為歸綏（今呼和浩特），抗日戰爭時期省會為陝壩（今巴彥淖爾市杭錦後旗陝壩鎮）。1954年並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

(4)綏遠高等法院擴展閱讀：

民國時的綏遠建制：

民國17年（公元1928年）9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153次會議議決將綏遠特別行政區改建為綏遠省，委員制仍舊。民國18年（公元1929年）1月，遵照行政院頒發的條例，正式建立綏遠省政府，省會設在歸綏縣城。

綏遠特別行政區都統公署改為綏遠臨時區政府，設主席1人，委員4人並分別兼任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建設廳廳長職務。

政府設委員7～9人，其中主席1人，蒙古族委員2人，另4名委員分別兼任各廳廳長，設置秘書處及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建設廳、高等法院、全省保安司令部等機構。

Ⅳ 七君子愛國至上讀後感

「七君子事件」有感
輕輕放下那份帶有「七君子事件」醒目大標題的資料，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它的情節讓我激動，國民黨政府的昏庸無能讓我憎恨，七君子的頑強不屈讓我欽佩，宋慶齡、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的愛憎分明讓我感動……
七君子——沈鈞儒、李公僕、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是這次事件的主要人物。他們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們從事的抗日救亡活動，順應民心，代表民意。而國民黨政府卻說他們「託名救國，肆意造謠，其用意無非欲削弱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仰」。這些羅織的「罪行」，說到底只是「謬說」。以言論治罪本身違反法制，何況這種種「謬說」未必屬實。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試問國民黨如此欺壓百姓、昏庸無道、胡作非為，有誰能夠容忍！
宋慶齡、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發起「救國入獄運動」，發表「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向全世界庄嚴表示：「中國人民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民決不只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心不死，中國永不會亡。」宋慶齡親自率領愛國人士，攜帶寫給國民黨蘇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蘇州高等法院「請求羈押」入獄，與七君子一道坐牢。由此可見七君子是民心所向。國民黨政府對此無可奈何，十分尷尬。
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０日，國民黨政府悍然開庭，公開審理此案。那天，法院門口擠滿了人群，前來瞻仰七君子風采，對他們表示敬意。但法院當局見事不妙，貼出布告，把公開審訊改為不公開審訊。
而沈鈞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這個案子根本沒有秘密審訊的必要，如不公開審理，他們就拒絕答話。他們的律師向書記長傳達了他們的意見，同時表示：如果當事人個個緘默，律師也將保持緘默，不發一言。法院當局無法審理，只得答應「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屬和新聞記者放進來。這次無疑是七君子佔了上風。
開庭後，沈鈞儒頭一個受審，他義正辭嚴作了回答：「我們發電報給張學良，是為綏遠事件共同抗日，同電還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宋哲元，希望他們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於拿西安事變的責任加在我們身上，我本人很奇怪，應請審判長傳張學良作證。」
辯護律師接著說：「起訴書中所謂『勾結』，所謂『互相聯絡』，是什麼意思。這是雙方的事，現在只問單方，怎可判罪？所以無論如何，非向張學良調查不可。」
這無異給法院當局將了一軍。因為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表示「寬恕」張學良、楊虎城，「既往不咎」，可是張學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蔣介石就把張學良軟禁起來。怎會讓張學良到蘇州法院「作證」呢？
於是審判鬧劇演不下去了。不久，爆發了「七七事變」，國民政府於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釋放了這七位愛國領袖。
這樣的結果真是大快人心啊！回頭仔細想想，七君子在法庭上那種義正辭嚴的態度和堅信邪不勝正的精神真是令人欽佩啊！
可是好景不長，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１日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被國民黨特務殺害。聽了這則消息，簡直讓人咬牙切齒。國民黨竟如此不守信用、不負責任，此時對它的感覺，僅僅用憎恨一詞是遠遠不夠的。
如今，我們生活在五星紅旗下，過著舒服的日子。但是我們一定要用一顆愛國之心努力學習，長大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Ⅵ 劉秀梅的建國後

1949年9月至1953年6月任綏遠省民主婦女聯合會主席。1952年9月至1953年5月任中共中央蒙綏分局婦女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綏遠省政府委員、省人大代表。1953年1月至1955年10月任綏遠省人事廳副廳長、內蒙古自治區人事部副部長。曾任內蒙古自治區黨代會代表、自治區黨委委員、自治區政府委員。1955年10月至1962年3月任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兼任自治區監委委員。1962年3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青海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委監察委員會常委、省委委員、省政府委員、省婦聯常委、直屬機關黨委書記、省人大代表等。「文化大革命」中受沖擊。1966年8月至1969年12月在西北局工作。1969年12月至1973年3月在延安金盆灣勞動並接受審查。1973年4月至1980年任陝西省輕紡局副局長。後任顧問。1980年1月至1983年12月任中共甘肅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1982年10月離休。2003年5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Ⅶ 內蒙古武川縣出過什麼名人

北魏天興初（公元398年），道武帝拓拔圭將其東部地區的高門弟子及豪傑兩千戶遷到北部居住，以鎮守邊塞。宇文陵「隨例徙居武川」（《北史》卷9第311頁），此為「武川」一名最早的記載。北魏設「六鎮」，武川為其中之一。《隋書》載隋文帝楊堅的五世祖楊元壽「魏初為武川鎮司馬」。《舊唐書》載唐高祖李淵的四世祖李熙「領豪傑，鎮武川，因家焉」；《新唐書》記為「戍於武川，因留家焉」。北魏正光六年（公元525年），破六韓拔陵的起義軍佔領武川鎮。後來，柔然族接受了北魏朝廷的請求，出兵攻打起義軍，首領阿那瑰「拜受詔命，勒從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鎮」（《魏書蠕蠕列傳》2302頁）。北朝後期，武川先後屬東魏、北周。北周的皇帝孝閔皇帝宇文覺、世宗明帝宇文毓、高祖武帝宇文邕、宣帝宇文贇和靜帝宇文衍（闡）等五位皇帝及許多大臣均為武川人。保定三年（公元563年），隋國公楊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席捲二十餘城」（《北史》卷11第398頁）。

Ⅷ 趙誠的個人經歷

趙誠幼年家貧，11歲時即當小長工。15歲時，到歸綏市(呼和浩特)巧爾氣召當喇嘛，後入石王廟書房學習蒙文。1920年，轉入土默特高等小學校讀書。
1923年8月，趙誠入北京蒙藏學校初中部學習。是年冬，經趙世炎、李渤海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
1925年1月，趙誠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3月初，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趙誠作為土默特旗代表出席了會議。會後，即與奎璧同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黨務學校學習。同年秋，回國出席在張家口召開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大會(即內蒙古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11月，赴蘇聯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30年春，趙誠由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8月，回國途經烏蘭巴托時，暫留蒙古，參加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建設工作，任某炭窯經理。
1931年11月上旬，趙誠受共產國際東方部派遣回到土默特地區，時因中共西北特委書記王若飛被捕，組織關系中斷。次年春，與曾湧泉取得聯系後，在土默特地區開展黨的地下工作。
1933年春，趙誠被國民黨綏遠省黨部逮捕，因證據不足，於同年秋獲釋。
1934年4月，為團結、聯絡、「蒙政會」中的士默特旗蒙古族青年，趙誠奉派到百靈廟，任保安隊上士，在「蒙政會」青年中宣傳抗日救亡道理。
1939年，中共土默特旗工委成立後，趙誠任委員。次年，趙誠在韓伍所部「防共二師」做地下工作。他執行黨的「潛伏、隱蔽」的工作方針，積極為八路軍大青山支隊籌集物資。同年5月，「防共二師」被日軍繳械，趙誠和該師的部分官兵被關進厚和(現呼和浩特市)警察學校，三個月後越獄逃出，返回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
1941年5月，趙誠被派往延安，參加蒙古文化促進會的工作。其間，任陝北公學民族部蒙文教員和班主任，並在延安民族學院研究蒙古語文；後任三邊專員公署民族事務科科長、交際處處長、陝甘寧邊區政府少數民族委員會委員。
全國解放前夕，趙誠任中共伊克昭盟黨組書記、伊克昭盟自治政務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兼伊克昭盟法院院長。
從1951年6月起，趙誠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委員、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內蒙古自治區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擔任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期間，正值人民政權剛剛建立之時，鎮壓反革命、鞏固新政權以及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等工作異常繁忙，終於積勞成疾，於1959年11月4日在北京醫院逝世，終年60歲。

Ⅸ 最高人民法院的歷任院長分別是誰

1、沈鈞儒（1949年10月—1954年9月）

浙江嘉興人，字秉甫，號衡山。清末進士。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五四運動期間，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國會議員、廣東軍政府總檢察廳檢察長、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

2、董必武（1954年9月—1959年4月）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賢琮，又名董用威，字潔畲，號壁伍。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曾任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3、謝覺哉（1959年4月—1965年1月）

謝覺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煥南，別號覺哉，亦作覺齋。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學家和教育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法學界的先導、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4、楊秀峰 （1965年1月—1975年1月）

楊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於直隸省（河北）遷安縣楊團堡村的一個書香門第。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教育家、法學家，我國公安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全國解放後，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長，教育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5、江華 （1975年1月—1975年3月）

江華（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聰，曾用名「黃琳、黃春」，瑤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大石橋鄉鷓鴣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第一書記、浙江省政協主席、浙江省軍區政委、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庭長。1975年1月-1978年3期間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6、江華 （1975年3月—1983年6月）

江華（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聰，曾用名「黃琳、黃春」，瑤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大石橋鄉鷓鴣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第一書記、浙江省政協主席、浙江省軍區政委、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庭長。1975年1月-1978年3期間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7、鄭天翔（1983年6月—1988年4月）

鄭天翔（1914.09.09～2013.10.10），男，曾用名鄭庭祥，內蒙古自治區（原綏遠省）涼城縣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8、任建新 （1988年4月—1993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工作，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系肄業，律師。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9、任建新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工作，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系肄業，律師。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0、肖揚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男，漢族1938年8月生，廣東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1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大學學歷。2008年12月被推選為中國法官協會名譽會長。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11、肖揚 （2003年3月—2008年3月）

男，漢族1938年8月生，廣東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1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大學學歷。2008年12月被推選為中國法官協會名譽會長。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12、王勝俊 （2008年3月—2013年3月）

王勝俊，男，漢族，1946年10月生，安徽宿州人，1968年9月參加工作，1972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合肥師范學院歷史系畢業，大學學歷。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曾任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3、周強 （2013年3月—2018年3月）

周強，男，漢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黃梅人，1976年8月參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南政法學院研究生院民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學位。現任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審判委員會委員，首席大法官。

14、周強 （2018年3月—今）

周強，男，漢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黃梅人，1976年8月參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南政法學院研究生院民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學位。現任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審判委員會委員，首席大法官。

Ⅹ 七君子的事件發展

沈鈞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們從事的抗日救亡活動，順應民心，代表民意。國民黨當局羅織的「罪行」，說到底無非只是「謬說」。以言論治罪本身違反法制，何況種種「謬說」未必可以「復按」。
消息傳出，全國嘩然。北平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李達、許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羅（今泰國）華僑文化界200餘人；新加坡全體華僑紛紛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釋放他們。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抗議。
北平各大、中學校的學生聽到這個消息，特地罷課兩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請願。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學生舉行大示威，高呼「爭取愛國自由、釋放愛國領袖」等口號。全國許多報紙把他們稱為「七君子」，把他們的案件稱為「愛國無罪」案。
按照國民黨當局法律規定，偵訊時間以兩個月為限，必要時可以延長兩個月。沈鈞儒等七人一身正氣，光明磊落，國民黨辦案人員偵無可偵，訊無可訊，只得延長羈押兩個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偵查期滿的最後一天的晚上八點鍾，檢查官才炮製出了「起訴書」。這個「起訴書」洋洋數千言，東拼西湊地捏造了「十大罪狀」。鄒韜奮憤怒指出：「故意羅織，入人以罪。」曾任律師的沙千里感慨地說：「我們萬不料偵查了四個月之久，起訴書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國家，污辱了神聖的職務。」
「起訴書」出籠，立即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抗議。宋慶齡、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發起「救國入獄運動」，發表「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向全世界庄嚴表示：「中國人民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民決不只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心不死，中國永不會亡。」宋慶齡親自率領愛國人士，攜帶寫給國民黨蘇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蘇州高等法院「請求羈押」入獄，與七君子一道坐牢。國民黨當局無可奈何，十分尷尬。
1937年6月10日，國民黨當局悍然開庭，公開審理此案。那天，法院門口擠滿了人群，前來瞻仰七君子風采，對他們表示敬意。法院見事不妙，貼出布告，改公開審訊為不公開審訊。沈鈞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這個案子根本沒有秘密審訊的必要，如不公開審理，他們就拒絕答話。他們的律師向書記長傳達了他們的意見，同時表示：如果當事人個個緘默，律師也將保持緘默，不發一言。
他們的律師都是來自上海的著名律師，全都是自願前來進行義務辯護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師，總共21人，組成一個律師團。他們不僅要為「被告」個人進行辯護，更重要的是為保障「愛國無罪」而斗爭，為全國人民爭取愛國的自由。法院無法審理，只得答應「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屬和新聞記者放進來。
「起訴書」又臭又長，全然建立在誣陷、歪曲的基礎上，因此破綻百出，不堪一擊。
沈鈞儒等七人於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獄；1936年12月12日爆發了「西安事變」。他們不可能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絡接洽」。「起訴書」卻無中生有地把西安事變列為他們的「罪狀」之一。法院借口救國會曾於11月間致電，吁請張學良出兵援助綏遠抗戰，誣陷他們「勾結軍人，圖謀軌外行動」，「釀成巨變，國本幾乎動搖」。西安事變中張學良發表通電提出八項主張，其中第三條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這就構成了彼此「勾結」的「證據」。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沈鈞儒頭一個受審，他義正辭嚴作了回答：「我們發電報給張學良，是為綏遠事件共同抗日，同電還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宋哲元，希望他們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於拿西安事變的責任加在我們身上，我本人很奇怪，應請審判長傳張學良作證。」
鄒韜奮也據理進行駁斥。他指著電報說道：「這個電報內容明明說希望張學良『請命中央援綏抗日』，並非叫他進行『兵諫』，並同時還打了同樣電報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為什麼不說勾結國民政府？為什麼勾結國民政府不管，而單問張學良？」
辯護律師接著說：「起訴書中所謂『勾結』，所謂『互相聯絡』，是什麼意思。這是雙方的事，現在只問單方，怎可判罪？所以無論如何，非向張學良調查不可。」
這無異給法院將了一軍。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表示「寬恕」張學良、楊虎城，「既往不咎」，可是張學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蔣介石就把張學良軟禁起來。怎會讓張學良到蘇州法院「作證」呢？
審判鬧劇演不下去了。不久，爆發了「七七事變」，國民黨當局於1937年7月31日釋放了這七位愛國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