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官與民法典
⑴ 什麼是民法典，民法典包括哪些內容呢
什麼是《民法典》，《民法典》又包括哪些內容呢？
什麼是《民法典》？《民法典》全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它是由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效力級別上屬於法律，法規類別則屬於民法。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民法典》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為准則，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據。
可以說，《民法典》囊括了一個人的一生。
⑵ 民法典制定的現實意義
民法典五大現實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頒布，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標志著中國正系統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並且試圖通過法律編纂方式，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法治社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價值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有民事立法的全面總結，是對我國立法經驗系統梳理，同時也是對我國民事司法工作全面檢驗。可以這樣說，民法典的頒布實施，標志著中國在民事立法方面已經走出了探索階段，正准備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系統性法律規范。
過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國務院頒布的許多涉及民事方面的司法解釋和民事政策有可能會成為歷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各地方政府頒布的有關規章制度都必須比照民法典進行徹底的清理，凡是與民法典不一致的地方，都必須立即廢除。中國民事法律規范第一次實現了法典化。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頒布，標志著中國的立法背景和立法導向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即將進入小康社會，絕對貧困不復存在，現代化的康莊大道就在眼前。總結過去民事立法成果，通過民事立法開辟新的未來，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肩負的神聖使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一個象徵，它象徵著中國已經實現了第一階段的奮斗目標，中華民族正大踏步地向現代化闊步前進。
民法典是中國的分水嶺，它標志著中國從此告別貧困，走向現代化的美好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最大特點就在於，保留了傳統社會的組織結構和法律體系框架，同時又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建立了新的法律制度體系，突出了人格保護的內容，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民事法律制度。
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頒布，解決了中國社會發展中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如何建立和諧社會，這是一個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必先按勞分配，實現勞動平等。可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資本的力量無處不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如何解決市民社會基本的社會矛盾，這是我國民法典最重要的課題。
民法從本質上來說，應當體現互助精神，強調守望相助，互幫互助。因此，全國人大討論民法典（草案）的時候，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將我國控制重大疫情的有益經驗，納入民法典，全國人大主席團根據全國人大代表的建議，及時修改民法典草案中的有關內容，並且付諸表決。這充分說明，中國民法典是時代的產物，同時也是體現中華民族守望相助精神的具體法律規范。民法典所確立的各項原則，有助於弘揚中國的傳統優秀文化，有助於實現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但是，必須充分意識到，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強調的是守望相助，而市場經濟的本質則是以營利為目的，因此，如何把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這是中國民法典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19世紀法國拿破崙制定法國民法典的時候，解決問題的方法非常簡單，那就是把民法這個充分體現互助精神的法典和商法這個充分體現營利精神的法典區分開來，民法解決的是民事關系問題，而商法則著重解決商人之間的關系問題。
由於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商人，已經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形成了完整的規則，因此，法國立法機構只需要把商人的規則加以認可，即可成為國家的法律。
這種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遵循的原則與民事交往遵循原則的矛盾之處。換句話說，西方社會存在著商業化社會和非商業化社會，非商業化社會又可以分為傳統的家庭為核心的家庭倫理社會和社會組織為核心的道德倫理社會。
在保護個人利益的過程中，既要考慮到身份的區別，但同時也要考慮到行為的差異。法國民法典著重解決商業行為中出現的問題，因此，完全採用「外觀主義」，強調商人的信用價值。德國則採用雙重標准，側重於關注商人的行為，建立了一套非常獨特的商業倫理價值體系。
可以這樣說，這種分別立法模式，旨在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經濟價值觀念擴張所產生的問題。無論是法國還是德國，之所以採用分別立法的模式，就是要防止市場經濟的交易規則進入到民事領域，從而破壞守望相助和諧的家庭或者鄰里關系。
20世紀商業活動日趨發展，許多國家特別是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在立法過程中，一方面保留傳統的價值體系，另一方面通過單獨立法的方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商業法律規則體系。我國在合同法中規定了許多商業合同，這是我國民法典最值得關注的地方。
由於我國民法典採用的是一種民事活動統攬全局的立法模式，因此，如果不了解民法特別法，那麼，實施民法典過程中，有可能會顧此失彼，出現錯誤判斷。
可以這樣說，我國民法典旨在解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貫徹落實問題，但是，由於在處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現代市場經濟基本道德倫理體系關系過程中，需要進一步精雕細刻，因此，民法典能否達到「定分止爭」的目的，還需要持續觀察。
第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堅決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理念，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
中國抗擊重大疫情取得階段性成果之後，全國人大即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這是一個帶有隱喻性質的立法重大事件。它標志著中國的立法機關在如何保護公民權利方面，有了更加真切的認識。
中國民法典呼應了人民的呼聲，對那些看起來並不重要的民事主體，給予了必要的關注，並且制定了法律規范。譬如，對於我國長期存在並且在改革開放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個體工商戶，除了民法通則作出詳細規定之外，在後來民事立法中往往一筆帶過，這一方面反映出我國民事立法機關認為，隨著現代化工業時代的到來，傳統民事主體譬如個體工商戶即將失去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司作為主要市場主體，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因此，民法典專注於「宏大敘事」，對於關系國計民生的小商小販，缺乏應有的關注。
重大疫情所帶來的失業問題以及城市中低收入階層的生活困難問題，已經納入中央決策體系之中。「中央文明辦」明確規定，佔道經營、馬路市場和流動商販今後不再列入文明城市考評的內容。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人們終於意識到，在中國社會仍然存在中低收入階層，他們收入來源於佔道經營，來源於馬路市場，如果不尊重小商小販，為他們提供必要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那麼，中國民事法律規范將會失去應有的價值。
正因為如此，民法典適應我國現存社會發展狀況，對於過去那些被忽視的民事主體，給予必要的關注，並在此基礎之上制定專門的法律規范，為他們保駕護航。
不僅如此，為了總結我國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的經驗，立法機關在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基礎之上，衍生出了土地集體流轉和經營權制度。這些制度對於促進我國農村土地的集約經營，促進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相信隨著我國民法典的實施，我國城市和農村的面貌將會發生一些變化，那些過去不被重視的市場主體，有可能會挺起腰桿，生存得更加有尊嚴。農村土地所有權人，會更加充分尊重承包權人的利益，允許他們將承包的土地轉讓經營，從而使農民過上沒有退休金，但是，可以依靠土地出租獲取固定收入的幸福生活。
第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頒布實施，解決了我國民事審判統一化的問題。如何把解決具體現實問題的法律規范編纂成為現代化的法典，形成完整統一的法律制度體系，解決我國司法統一化的問題，這是現代法治社會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
不少學者反映，由於我國民事立法零打碎敲，以至於司法機關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不得不上窮碧落下黃泉，通過各種途徑尋找法律依據，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之上，考察各個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作出司法判斷。我國民法典頒布之後，所有這一切都將成為歷史。民法典就是法官審理民事案件的行為指南，法官再也不需要從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會議紀要中尋章摘句，司法機關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必須依照民法典所確立的基本法律規范作出判決，如果民法典中沒有具體的行為規范，那麼，所有判決都必須符合民法典所確立的基本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頒布實施，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現代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問題。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體現的是中國主流價值觀，也是國家價值觀。如何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落實到我國民法典中，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全國人大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將我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盡可能地融入到每一個法律規范，從而解決現實生活中出現的許多爭議的案件。譬如，在沒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如何證明是否構成侵權，「南京撞人」案件是否還會出現？如果再出現類似的案件，法院是否會自由裁量，不同地區法院是否會作出不同的裁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充分吸取我國司法經驗，並在此基礎之上，把抽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實到具體的行為規范之中，從而使每一個法官在處理案件的時候，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中國正處在多元化社會轉型時期，將國家價值觀法律化，面臨巨大挑戰。立法機關充分徵求社會各界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之上，試圖使用法律的語言，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翻譯成通俗易懂的規范，便於普遍實施。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由於每個人價值觀念不同，因此，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法官價值觀至關重要。令人遺憾的是，我國法學教育中，恰恰忽視了價值觀教育。雖然法學教育和其他專業教育一樣，都增加了有關意識形態的內容，但是從整體來看，法官的職業道德教育和法官的意識形態教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法官拒絕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或者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缺乏足夠的尊重，那麼，在適用法律過程中，一定會出現新的分歧和矛盾。我國當前民事審判中的許多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法官意識形態出現了問題。由於一些法官缺乏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解和尊重，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先入為主，帶有明顯的傾向性，結果導致民事審判出現了許多不應有的偏差。我國關於合同、公司、婚姻的司法解釋中，有許多規范之所以引起廣泛爭論，根本原因就在於，在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問題上出現了分歧。
因此，民法典頒布實施之後，首要任務是，加強對法律企業共同體的價值觀教育，讓我國法律職業共同體成員充分意識到，如果沒有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沒有形成良好的意識形態環境，那麼，盡管法律條文爛熟於心，在司法實踐中仍然會出現不應有的爭議。解決我國司法審判中存在的問題，不能從條文到條文，而應該加強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教育。
⑶ 民法典相比較於民法學行法,他具備什麼優勢
（一）開放性
1·針對其他法律淵源的包容性。民法典中的合同法是這方面的典型:合同法作為調整經濟交易關系最為重要的法律，面對永遠處於不斷發展和創新中的交易實踐，當然也不應該「凝滯」或者僵化。以法國為例，首先是單行法的修改，譬如，1975年7月9日和1985年10月11日的法律分別修改了其民法典第1152和1231條，授權法官對於約定過高或者過低的違約金條款進行修改。其次，判例有時候可能會構建出合同法某一領域的規則（例如，前契約階段），或者在民法典之中或之外發展出某些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和概念（譬如，前契約階段的信息義務，安全義務，銷售者和製造者的產品責任，合同的協議轉讓和解除等），或者將某一局部適用的規則擴展為一般性規則（譬如同時履行抗辯規則，exceptio non adimpleti cont-ractus）。再次，交易實踐為不斷豐富合同法的內容，使得合同法不斷接納和確認新的交易形式（如解約條款、責任條款、安慰信、獨立擔保）。最後，學理界也不斷將許多理論和概念體系化（合同的對抗性，實質性義務、合同群理論[20]），並不斷突破舊有的制度框架（如方法之債和結果之債的區分）。
2·對於其他法律體系的開放性。在如今各國的立法活動中，比較法無疑扮演重要角色;通過對各主要國家的法律進行比較分析，從中尋求最適合本國的制度安排，這已經是各國在立法中的一項普遍做法。對於外國法的借鑒，這也是法國這個擁有悠久民法傳統的國家的經常性做法。仍舊以法國法為例，譬如，在價格的確定方面，法國最高法院在審判中就曾參考了德國法和羅馬統一私法國際委員會（UNIDROIT）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當時還尚未公布）中單方面確定價格的有關內容[21].在法國最高法院近年的一些關於合同誠信義務的判決中，還可以看到普通法尤其是美國法的影響，譬如所謂的「信賴理論」[22].
3·對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變遷的敏感性。作為調整主體行為的社會規范之一，法律不可能自外於其他領域，不受其他領域變革的影響，或者不考慮自身對於其他領域的一項———尤其是經濟領域內可能引發的後果。合同法更是如此:對於交易關系的促進、對於經濟生活的良性影響，這是合同法的出發點和歸宿之一。由此，不難理解的是，法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們拒絕將一方遭受的「損失（lésion）」作為宣告合同無效或者變更的原因之一，因為起草者們「對於大革命時期的多次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大量交易因一方遭受損失而被撤銷的麻煩記憶猶新」[23].在當代，立法機關在制定法律的時候，顯然需要考慮法律的經濟和社會效果:譬如，法國負責研究擔保法改革的專家小組中，除了法學教授和法官以外，還有銀行家、公證人和律師等實務界專家。此外，法院在做出判決時，通常也會考慮判決的經濟影響，譬如，法國最高法院在為某些投資性的人壽保險合同進行定性的時候，就曾大量征詢了公證人、保險公司、經濟和金融部、司法部等部門的意見。另外，最高法院的某些判決的動機也可以從經濟學層面得到解釋。此外，法學界對於經濟分析方法也並不陌生:在合同法中，法國一些學者反對情勢變更理論，也正是基於經濟上的分析。據他們看來，如果經濟情勢的變更能經常性地導致合同的變更的話，這會危害經濟秩序的穩定，損害當事人的合理預期[24]（當然這一看法也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批評）。
（二）平衡性
平衡性是指法律在制度設計上注重各方當事人之間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平衡、各種基本價值之間的平衡。那麼就此而言，是否存在關於合同的一個普遍性的定義?比較法研究發現，關於合同這個最基本的法學范疇之一，存在著多種定義和視角。例如，在深受自由主義思想、重商傳統和新教倫理影響的英國，關於合同的觀念就更多的體現出經濟維度的考慮;而在天主教影響深厚、重視合同倫理的法國，其關於合同的看法就呈現出相當的道德主義的特點。如果把視野進一步擴大至伊斯蘭法體系，我們會發現，伊斯蘭教法關於合同的理念又與前述兩大法系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這些都說明，即使是關於最為基礎、為各大法系所共有的基本法學范疇，關於其內容的理解，各個法系可能並不相同。
就合同的有關分析框架而言，存在著諸多不同的方法論:經濟學分析方法、社會學分析方法、哲學分析方法、個人主義方法、道德主義方法、連帶主義方法等。就此而言，巴西的最新立法值得關注:其2002年的新法典要求「契約自由必須以理性的方式，在合同的社會功能的限度內行使」。早在一個多世紀前，普通法學者梅因就揭示出所謂「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是一切「進步社會的發展趨勢」;而在當代，許多大陸法學者在更為深入地談論所謂「法律的契約化」現象（如前所述，這一趨勢已經擴展到家庭法、物權法等領域）;從法律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些並非偶然:它反映出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的重心從「法律」向「契約」的轉移;法律為當事者所直接規定的聯結逐漸減少，而當事者通過契約所構建的聯結漸次增加;法律的調整模式逐漸從「強行性法律」向一種「協商性法律」轉變。
在理念和方法論層面，大陸法系關於合同的觀念與普通法系仍然存在某些差別。譬如，就合同的效力而言，盡管兩大法系都會強調古老的拉丁法諺Pactasunt servenda（承諾應當嚴守），這一合同法的奠基性原則卻在兩大法系中有不同的理解。英美法將合同視為「bargain」，強調雙方利益或者好處的交換，兩種允諾的交易，因此，合同一方可以主張「或者我選擇履行，或者我選擇賠償」，任何一種方法是均應被視為可以滿足對方的利益;顯然，交易秩序中並不涉及道德層面的問題，可見，此中處於支配地位的考慮是經濟上的安排。由此，普通法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的責任形式是損害賠償:根據Holmes的著名論斷，原則上，選擇支付損害賠償是當事人的自由;強制實際履行只是一項例外性責任形式。總之，合同法需要考慮的是交易的迅捷、便利、效率。法律經濟學派的「有效違約」理論即是典型:如果違約能創造出更大的效率，則應允許一方選擇以支付違約賠償而解除合同。這明顯反映出一種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道德觀;履約還是違約在這里被純粹解讀為一種利潤最大化的算計，並無道義誠信等方面的考慮。
這正是許多大陸法學者明確反對將合同簡約為「bargain」的原因所在。在合同效力的問題上，大陸法更傾向於合同只有在完全履行之後，才算達到圓滿狀態。例如，受到法國法的影響，智利法律規定「如一方未履行其義務，另一方有權選擇強制其繼續履行合同，或者選擇解除合同並要求對方支付損害賠償」。許多大陸法系國家的某些合同法制度———諸如非違約方解除合同前的催告、約定違約金條款、合同解除只能通過司法程序、拒絕承認情勢變更理論等———都反映出對於合同效力的重視:法律為債權人同時提供了多種選擇，以使合同能得到履行;從債務人的角度來看，法律為促使其履行合同提供了多種制度框架，以使合同不至於終止。在許多大陸法學者看來，強調對己方先前做出的諾言的信守、對於對方的合理期待的尊重，這顯然涉及道德等諸多層面:中世紀教會法和宗教教義的影響，和他的交互性特徵，信守承諾的騎士精神，基本的自然正義觀念……由此，強調進入合同關系的雙方應保持某種「連帶關系」（善意、忠誠、合作和相互扶助等），這只有用經濟分析方法之外的其他分析框架才可以解釋（道德、倫理、宗教、社會學等）[25].法國當代影響甚大的「合同連帶主義（solidarisme contractuel）」思潮，是沿襲了杜爾凱姆、撒萊、德莫格和約瑟朗等人的法社會學思考路徑，反對純粹從商業和經濟學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合同。
（三）經濟性
經濟性是指法律的制度安排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各個環節包括爭端解決環節的成本。在成文法體系中，合同法律規則本身就是交易關系的抽象，這些規則在內容上可以成為一般性的交易條件。由此，在大陸法系中，由於完備的法律規則的存在，對經濟當事者而言無需就合同的所有環節和所有事項，均制定繁簡無遺的龐雜條款———這與普通法的情形有所不同;從微觀角度看，這極大地節省了經濟當事人的時間和成本。
從宏觀角度看，以法典為核心的成文法體系還具有預防和避免爭端的功能。根據一些統計，在美國，司法和訴訟程序的總運作成本（公民、企業、公立機構為律師、法院、司法專家等所負擔的所有費用）約為650億美元，大約佔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2.6%;這一比率在瑞士為0.8%，在法國為0.6%，而在西班牙僅為0.4%.此外，在美國，平均每300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律師（美國的律師數量據稱佔到了全球總數的70%）;這一數字在法國是1700.在美國，每年每10人中就會有一人牽涉到訟爭;這一數字在法國是300[8]（P106）。根據一些比較法學者的分析，這其中存在著結構性的原因:在普通法中，當事者無法服從於成文法典，而是受制於法官創造的規則，這使得當事方對於律師具有更大的依賴;而由於當事人預先無法完全知曉規則，由於普通法的訴訟構造和法律文化，當事人也會具有更大的沖動去訴諸法院。
結論
頗有意思的是，根據位於普通法區域的加拿大的渥太華大學所做的一項統計:在全世界，超過150多個國家佔全球60%的人口採用的是大陸法體系;以制定眾多法典為其標志。雖然數字並不具有更多的意義———我們顯然不能因此簡單推導出成文法體系就一定優於普通法系，但是，這起碼使得我們更有理由在實現依法治國的偉大進程中，堅持大陸法傳統，理解法典化是適合於中國的傳統和現實的最合理選擇，從而堅定地繼續已頗有建樹的法典化之路;而中國民法典的最終出台也必將為中國法體系的「質地」增添「現代性」。
⑷ 民法典跟民法不一樣嗎
法律分析：不一樣。民法是一個法律部門，民法典則是一部基礎性法律，是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官在適用法律解決民事糾紛時，首先應當從民法典中尋找裁判依據。如果民法典沒有明確規定，才能從其他規范中尋找
法律依據。比如，現在網購糾紛較多，審理這類案件，應當首先適用民法典。只有民法典沒有就相關問題作出規定，才能考慮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如果民法典與單行法發生沖突，首先應當適用民法典；如果單行法規定不清晰、不明確，則應當以內容清晰、明確的民法典相關條款為裁判依據。
法律依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二條規定：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
⑸ 新民法典未適行對現在的法官判案有影響嗎
新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開始實行。
在未適行前，對現在的法官判案不會有任何影響。
⑹ 法官是否應該認可《民法典》第六百五十條的規定
法律是法官司法行為的依據和規范，法官應當遵守與執行每一條法律規定。
⑺ 民法典理解與適用是法官裁判依據嗎
民法典將為法官裁判民事案件提供重要依據
【拓展資料】
民法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大家知道這個字在漢語中它具有經典、典範、典籍等這些含義。所以「典」命名本身就表明了民法典典範性、基礎性的意義，所以民法典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是市民社會的網路全書，是保護公民權利的一部重要法律。
首先，民法典使民事立法體系化，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法典化其實就是體系化，就是通過編纂民法典使分散的有關民事法律的規范形成一個有機的體系化的整體。特別是通過體系化解決長期以來因為採用單行立法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比較嚴重地存在著各個單行法相互之間沖突不協調不一致的問題。通過民法典的編纂就能夠有效解決這些問題，使我們的法律成為一個整體，更具體系性。
其次，通過民法典的編纂有效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民法典本質上就是一部權利法，它是一部保障公民私權的法。通過構建私權體系，並且對民事權利在遭受侵害之後，規定各種全面的救濟保護的方式方法，從而進一步強化對私權的保障。同時也有利於促進法治進步，因為法治這個概念雖然有不同理解，但一般認為最簡單的定義就是規范公權、保障私權，而民法典實際上就是一部全面保障私權的法典，所以民法典的頒布對中國法治的進步將會產生重大深遠影響。
民法典將為實現人民群眾美好幸福生活提供重要保障。在民法典里通過保護公民人格權等重要權利來全面維護人格尊嚴，很多條款都凸顯強化對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保障。比如，為解決高樓拋物致人損害這種「頭頂上的安全」，民法典在侵權責任編專門進行全面系統規定；為保障人們「舌尖上的安全」，民法典專門規定了有關產品責任等規則；民法典還專門為保障人們住有所居，在物權編中規定了居住權等制度，都是要為人民群眾美好幸福生活提供保障。
⑻ 2021新民典法法官可用(視為)為判決依據嗎
2021新民典法，法官可作為判決依據。
《最高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時間效力的若干規定》第一條 民法典施行後的法律事實引起的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民法典的規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實引起的民事糾紛案件，適用當時的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實持續至民法典施行後，該法律事實引起的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民法典的規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⑼ 對民法典的認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處理民事法律關系的一本網路全書，其中包含了各種各類的民事糾紛處理的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修改了，使其更符合當代中國的民情，使法官在判決時有法可依。具體如下：
1、民法典體現了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精神；
2、翻開歷史的畫卷，從1954年到2017年民法典的編纂走過了漫長的道路，一部「法」的誕生伴隨著中國社會60多年跌宕起伏的發展，伴隨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見證了這一段時光，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是通過一步一步實踐摸索而形成的，具有科學性、民主性，民法典的頒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體現的是全國人民的心聲和願望。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一部真正屬於中國人民的法典，使命是打造公平正義環境。民法典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為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日常遵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滿意度不斷加強。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這個過程中，民法典作為社會的基本法，為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日常遵循，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立法表達，提供堅強的法治保障。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條 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