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法官人性化
A. 美國大法官的樹立權威的經典案例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賦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馬歇爾通過對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Marburyv．Madison，1803年）的判決，正式確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至高無上、一槌定音的權力和權威。 威廉馬伯里（WilliamMarbury）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市喬治城鎮的一位家財萬貫的庄園主，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是當時美國政府的國務卿。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呢？這個案子要從當時美國政壇中的黨派斗爭從頭開侃。
美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並無只言片語提及政黨和多黨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美國的天下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跟黨的英明領導、黨的組織建設和多黨派合作沒啥關系。
大多數美國制憲先賢認為，政黨就是結黨營私、惡性競爭的代名詞。軍人出身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位期間，對內閣中以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和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首的兩派爭斗深惡痛絕。華盛頓總統在1796年的總統告別演說中，語重心長地警告後人，一定要防止黨派爭斗的弊端。
警告歸警告，現實歸現實。開國老總統一下台，說過話就被人當耳旁風了。德高望重的華盛頓回老家種地後，美國政壇的兩大政黨終於還是正式形成了。擁護漢米爾頓的一派正式組成了聯邦黨，擁護傑弗遜的一派自稱民主共和黨。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為第二任總統。
誰知聯邦黨好運不長，在1800年的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中都遭到慘敗，民主共和黨的傑弗遜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因行政權和立法權都已喪失，聯邦黨人在下一屆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盤，只剩下了不受選舉直接影響的司法權。因此，亞當斯總統在即將卸任時，任命自己內閣的國務卿、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John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代理國務卿職務。又利用聯邦黨人控制國會的最後機會，通過了《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 ，任命四十二位聯邦黨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園主馬伯里和馬歇爾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馬歇爾都在任命名單之中。
參議院在亞當斯總統離職的當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須要在午夜之前由總統簽署、國務院蓋印發出後才能生效。大法官、代理國務卿馬歇爾在權力交接之夜忙得團團轉，他在確認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簽署、蓋印後，便將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權委託給弟弟詹姆斯·馬歇爾去處理。
俗話說，朝中無小事。誰都沒想到，詹姆斯·馬歇爾竟然把這件小事給辦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時無誤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亂，竟然還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沒能及時發送，而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這十七個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傑弗遜總統早就對聯邦黨人在權力交接前夜以黨劃線、「突擊提干」的損招兒極為不滿，當他聽說滯留的十七份聯邦黨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後，立刻命令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令。
這樣，馬伯里不明不白地丟失了法官要職。此公覺得自己太冤，非要討個說法不可，遂聘請曾任亞當斯總統內閣司法部長的查爾斯·李（CharlesLee）為律師，一張狀紙把麥迪遜國務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麥迪遜一看對手來頭不小，立馬聘請傑弗遜總統內閣司法部長萊維林肯（LeviLincoln）出任辯護律師。這位萊維。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現職司法部長，辦案派頭十足，接了案子以後竟然連法院都懶得去，只是寫了一份書面爭辯送交最高法院，聲稱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一個涉及黨派權力斗爭的政治問題，跟法律壓根兒就不沾邊，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著這種根本就扯不清的黨派斗爭破事。
馬歇爾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師的起訴狀和辯方律師寄來的書面爭辯後，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國務卿麥迪遜，要求他對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個合理的解釋。誰料想，麥迪遜對馬歇爾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麥迪遜國務卿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在當時是件稀鬆平常的事。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是一個根本就沒啥權威的法院。美國的立憲先賢漢米爾頓曾評論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
1789年的美國憲法雖然規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這部憲法以及後來增添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從未作出任何明確的規定。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當局和立法機構指手畫腳、發號施令的特權，更別提強迫總統、國務卿和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了。
這樣一來，馬歇爾便處在一種極為尷尬的兩難困境，他當然可以正式簽發一項執行令，強令麥迪遜發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麥迪遜背後有總統兼美軍總司令撐腰，他很有可能對最高法院下達的命令置若罔聞。既無錢又無劍的馬歇爾大法官若向麥迪遜國務卿強行發號施令，只會讓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馬歇爾拒絕馬伯里合理的訴訟要求，那麼最高法院和聯邦黨人則顏面掃地。
面臨這種無論是審理還是不審理此案都必輸無疑的兩難困境，馬歇爾苦思冥想了半個月，終於琢磨出了一個令人稱奇的絕妙高招，既表現出最高法院的權力高於行政當局和國會，又避免與行政當局和國會迎頭相撞、直接沖突。馬歇爾稱此判決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決」。
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判定，第一，參議院已批准了這些法官的任命，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印，從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麥迪遜拒發公文顯然是違法的。因此，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黨派斗爭的政治問題。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違法的，那麼馬伯里當然有權請求法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第三，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是一個法治政府的首要責任。因此，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獲得法官委任書。
那麼，按照這個路子推論下去，馬歇爾下一步理所當然地就該向麥迪遜發出強制令了。誰料想，馬歇爾筆鋒突然一轉，他引證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說，當一個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以州為訴訟當事人時，其初審權屬於最高法院。對於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訴審理權。如果把馬歇爾這段咬文嚼字的引證換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當的大白話，那就是說，馬伯里一案的訴訟當事人既不是大使、領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對這種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沒有初審權，馬伯里告狀告錯地兒了。他應當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如果案子最後從下級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有權開庭審理。
可是，馬伯里高薪聘請的律師、前司法部長查爾斯。李並非不懂訴訟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開始就把狀子直接遞到了最高法院，依據的是國會1789年通過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據這款法律，最高法院對這類案子擁有初審權。
但馬歇爾斬釘截鐵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與憲法相沖突的，它實際上是非法地擴大了最高法院的許可權。馬歇爾強調：「憲法構成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而「解釋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和責任」。據此，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這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
馬伯里一看當個法官竟然這么費勁，連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戳兒的委任狀都成了白條，若要從基層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還不知要上訴到哪個猴年馬月，他只好灰心喪氣地撤回了起訴。此公後來一直不安心務農，最終改行當了一家大銀行的總裁，比當法官實惠多了。
從表面上看，聯邦黨人馬伯里沒當成法官，麥迪遜也沒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馬歇爾似乎輸了這個官司。但實際上，馬歇爾是此案真正的大贏家。
首先，馬歇爾向政府的立法機構國會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力與立法部門無關。換句話說，立法機構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其次，馬歇爾通過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門宣布，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因此，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和命令是否違反憲法，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憲行為和命令予以制裁。
這樣，雖然憲法規定任何法律都應由國會和總統決定和通過，但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法律的最終權力，有權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憲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實際上，最高法院不僅擁有了司法審查權（JudicialReview），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了「最終立法權」。 馬歇爾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然公開宣布經國會通過、總統批準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但取消這款法律實際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許可權，所以國會找不出什麼借口與最高法院對抗，也沒啥特別的理由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馬歇爾雖然宣布司法部門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法行為予以制裁，但他並沒有向麥迪遜國務卿發出強制令，只是建議馬伯里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所以，行政當局同樣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過不去，也根本無法挑戰馬歇爾大法官的裁決。
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案例法的結合，既然國會和行政當局無法推翻最高法院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那麼此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後人永遠引用。司法審查權和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就這樣歷史性地確立了。司法從此真正開始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可以說，這是美國政治制度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1789年的美國憲法一直被認為是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偉大典範，其實這個評價有點過高了。原因在於，在權大還是法大這個關鍵性問題上，1789年美國憲法並無開創性的建樹。這部憲法並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結果使司法在三權中處於最弱的一方。按照這種憲法設計，美國最高法院實際上可有可無。
由於馬歇爾大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超乎尋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國普通法傳統對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響以及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治家們對法律和政治規則的尊重以及善於妥協讓步的特點，才使美國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特點，並且使司法審查權成為美國政治制度有別於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政體的重大特點之一。
歷任大法官一覽 順序 姓名 任期 任命人 1 約翰·傑伊 1789年10月19日-1795年6月29日 喬治·華盛頓 2 約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1795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3 奧利弗·埃爾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1800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4 約翰·馬歇爾 1801年2月4日-1835年7月6日 約翰·亞當斯 5 羅傑·B·托尼 1836年3月28日-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魯·傑克遜 6 薩蒙·P·蔡斯 1864年12月15日-1873年5月7日 亞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韋特 1874年3月4日-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蘭特 8 梅爾維爾·富勒 1888年10月8日-1910年7月4日 格羅弗·克利夫蘭 9 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 1910年12月19日-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0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 沃倫·G·哈定 11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倫·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1946年4月22日 富蘭克林·D·羅斯福 13 弗雷德·M·文森 1946年6月24日-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魯門 14 厄爾·沃倫 1953年10月5日-1969年6月23日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 15 沃倫·E·伯格 1969年6月23日-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倫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2005年9月3日 羅納德·里根 17 約翰·羅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喬治·W·布希
B. 美國生活：在美國如何找律師
美國的司法系統其實還是挺人性化的，只要自己理由充分，有人專證或者物證來證實自己，一屬般都能夠勝訴而且避免交罰款這種類型的事情。
人們認為打官司的時候都需要請律師，可是有些時候，可以跳過請律師的環節，通過自己代表自己（Pro Se）來申訴。法院里都有專門的Pro Se辦公室，提供司法上的指導意見，但不提供法律意見。如果請律師有難度，法院可以提供免費律師。如果英文不怎麼好影響法官對陳述的理解，法院會提供翻譯。
C. 為什麼選擇做法官
「為什麼做法官」?
澳大利亞首席大法官傑勒德. 布倫南說過「帶著從司法經歷中取得的經驗和從自省吾身而獲得的智慧(正如我們所知，司法智慧深深依賴於從事司法工作後的積累和反思)，我們可以判斷當法官是不是我們的正確選擇或最佳選擇」。我試圖用這樣的思路，尋著我的法律職業生涯去找尋答案。
八十年代，最讓人羨慕的工作是銀行、稅務局之類，而我沒有象我的大多數同學那樣如願以償地進入當時效益頗好的銀行，而是調進了法院，開始了從書記員到法官的歷程。剛到基層法院的我，按慣例被分到了庭室做書記員。我被分配到刑事審判庭做書記員工作，當時的辦公環境怎麼也不能讓人將它與莊重、嚴肅的審判場相聯系。法院離家有騎車半小時的距離。每天的勞累與其說是工作上的，不如說是身體上的。法院條件的艱苦和身體的勞頓讓我一度把這個人人羨慕的法院工作當作了謀生的手段而無可奈何地支撐著。麻木的我，每天照慣例做著庭審記錄、送副本、發傳票之類的事兒。書記員的工作很快就已得心應手了，新鮮感也沒有了。但是，不知不覺中開始在我經辦的那些案件中找到了小小的成就感。那時的書記員沒有現在的專業化程度，除了給庭長和審判員做書記員外，我也有結案指標。當然，並非違法辦案，只要開庭，只能由庭長或審判員主持。調解書、判決書我們也沒有「署名權」。所以我們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倒更象是現在的程序法官。我彷彿找到了新的興奮點，沉浸其中，一本正經，一絲不苟。每成功調解一個案件，每寫完一份判決，每發現一個法律問題，心中都有一份滿足。滿足於當事人視我為「法官」的尊重，滿足於我能象「法官」一樣為我的當事人辨明是非，主持正義。每當朋友們調侃，象我這樣柔弱的「小法官」坐在庭上，是否能震懾當事人。我總是理直氣壯地回應，只要坐在了審判台上，就自然有了法官的威嚴。在我的眼裡，是「法官」這個稱謂，是法庭這個特定的場景，賦予了我「法官」的威嚴。而因為我的年輕，我的威嚴又被打了折扣。而我又是那麼自信，自信憑一顆公允善良的心和專業的法律訓練，以及捍衛公正的豪情足可以做一名稱職的法官。
法官不是我的「初戀」，但「日久生情」的法庭對於我的吸引力絲毫不亞於電視劇《大法官》里那個視法庭如生命的「楊鐵如」。在我被任命助理審判員時，做法官的責任心就更加強烈，因為我懂得， 做事要勇於擔責，做法官，更需要我們具備強烈的事業心、責任心，不僅要為自己負責，也要為他人盡責。古語曰「法律必須來源於信仰，否則形同虛設」。法官除了法律，沒有別的上司，法官除了信奉法律，沒有更高的權威。只有信仰法律，司法才具有終結糾紛，平息紛爭的實際意義。沒有法律信仰，法律是蒼白的、法治是無望的。法官不信仰法律，不信仰正義，良法也會成為死法。人們常說「干一行，愛一行」，「天才就其本質而論只不過是對事業、對工作過程的熱愛而已。」 當遭受情緒激烈的當事人誤解、責備、謾罵甚至糾纏時，我們只能堅守忍耐，這就是我們的責任，這責任來自於我們對法律的追求和信仰，來自於我們對審判事業的忠誠和摯愛。在我第一次單獨辦案開庭時，當看到惡語相向的當事人握手言和，當聽到當事人感激的一聲「謝謝!」，則足以讓我感到法官職業的神聖，由衷的感到付出的值得。孟子提出「民貴君輕」，魏徵把百姓比作「載舟覆舟」的水，柳宗元提出「吏為民役，非以役民」的民本思想，在我做法官的職業生涯中，我深深體會到，當我們作為一名人民法官在行使司法權，面對紛繁復雜的各類案件，面對一觸即發的各種矛盾，面對精神和體力的多重壓力，我們沒有選擇、沒有退路，依法履行司法權是我們職責所在。因為案多人少，加班加點已成為法官工作的常態，法官的工作的確非常辛苦。英國著名的精神病理學家哈德菲爾德在其《權力心理學》一書中寫道：「大部分疲勞的原因源於精神因素，真正因生理消耗而產生的疲勞是很少的。」如果一個人充滿了厭煩、不滿、焦慮、憂憤，那什麼也沒有做就已經疲憊不堪了。所以我覺得，與其去想那些讓人不開心的事，為還沒有完成的工作而煩惱，還不如多去想想自己的工作所具有的價值，想想該如何做好今天的工作，並立刻行動起來。這樣，也就解除了倦意，充滿了工作的熱忱。
真正的好法官，絕不僅僅只會簡單僵硬地就案辦案，而是既能忠實於法律，更能在每一個案件中貫徹「以人為本、一心為民」，善於平復矛盾，化解糾紛，為老百姓解決實際難題，做到案結事了。
從調入法院，開始從事法律專業那天起，一直以來，我們都被灌輸著這樣一種法律思想，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對於法律執業者來講是兩碼事，有時二者是重合的，有時二者是分離的。長期以來，這種思想可以說已經在我的頭腦里根深蒂固了。尤其是隨著自己辦理的案件越來越多，不是感覺案件辦起來越來越容易，反而感覺案件越來越難辦的時候，我經常在思考一個問題：法律事實在一個法官心中固然是第一位的，但當法官明明知道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相悖時，難道仍然要無奈地依照法律事實出一份自己都覺得不公正、不能平復各方面矛盾和利益的判決嗎?法官此時還能做些什麼?還能怎樣做?在十幾年的審判生涯中，我找到了答案。真正的好法官，絕不僅僅只會簡單僵硬地就案辦案，而是既能忠實於法律，更能在每一個案件中貫徹「以人為本、一心為民」，善於平復矛盾，化解糾紛，為老百姓解決實際難題，做到案結事了。一句話，好法官在此時是一定能夠做些什麼的。
這一點在民商事案件的處理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因為民商事審判直接面對的就是民眾，有很多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審理了多年的民商事案件，我曾經遇到過上述的問題，如何處理好難題，如何兼顧當事人各方的利益有效平復矛盾，可以說，對於法官來說，按事實出份判決書，既簡單，又忠實履行了法律，完全支持了原告的訴求，沒有任何瑕疵。但是，作為一名人民法官，當我們做出的裁判結果不能符合『以人為本』的要求，這樣的裁判就不能說是科學的、完美的。是啊，簡單的判決雖然沒有錯，但是畢竟不能有效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困難，而且還可能引發其他更多訴訟，絕不是科學的、完美的裁判。一個真正的好法官不會甘於這樣機械司法、簡單地一判了之。於是，我們在很多案件中不辭辛苦地探尋、走訪、論證、溝通，最後分別再和雙方當事人說合，這樣的調解看似超出了民商事審判的某些常規――一個判決超出了原告的訴訟請求范圍，但仔細想想，我們千方百計、想盡辦法，所作出的努力，所付出的辛苦，為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我們所做出的裁判結果未嘗不是徹底解決老百姓實際難題、徹底平復矛盾、化解糾紛的最佳選擇，這樣的裁判結果才更科學、更完美。很多時候，我們遇到棘手的案件時，也想在法律之外，為當事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的一方做些什麼，但苦於沒有足夠的精力，苦於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鑰匙。但當我看到我並沒有墨守陳規只是下一個判決結案，而是真正解決老百姓實際難題，讓當事人露出微笑時，深深感到，再苦再難，這個工作也要盡自己所能地去做。我堅信，只要隨著自身司法能力、司法水平的不斷提高，再心懷一顆為民之心，就能真正實現案結事了。
真正的好法官，還要善於發揮聰明才智，學會用智慧化解糾紛。 在我審理的案件中，尤其是當事人人數眾多，又各有不同的利益要維護時，如何下手開展調解工作，總讓我感到很頭疼。曾經審理過的陸蘭橋訴烏蘇市人民醫院醫療事故賠償糾紛案件時，我就深有體會。受害人的利益要保護，調解時不能判決受賠償的數額上再讓他們讓一步，那樣做老百姓不會滿意，也會喪失法律在他們心中的權威;被告方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本來是醫院，為了救治病人，除了事故就都讓醫院承擔責任嗎?似乎於理不通;而醫院在事故中確實有過錯和責任，法律上就應承擔賠償責任，他也是法律保護的對象之一。此外，還有死者的妻子、女兒、父母，都有著各自不同的利益。面對眾多的當事人，面對眾多需要法律保護的利益群，如何開展調解工作，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點，著實考驗了我們承辦法官的智慧。一個人的智慧總是有限，集體的力量和智慧卻是無限的。最後，通過我們庭、乃至我們院里相關人員的集體智慧，經過幾個月的溝通，我們終於圓滿的解決了該案件。我認識到，真正的好法官，絕不是僅僅只會苦幹，更不會蠻干，而是善於發揮自己的或集體的聰明才智，只要用心，就總能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點，總能用智慧巧妙地處理紛雜的矛盾、徹底地化解糾紛。我們不但要做一名「以人為本、一心為民」、發揮聰明才智，學會用智慧化解糾紛的法官，更要做一名有良知的法官。一個法官在他的工作生涯中，要審理成千上萬件案件，但對於一個當事人來說，一生中可能只打一次官司，我們承辦每一個案件都必須苛求完美。對於一名法官來說，只有懷著讓當事人滿意、為人民負責的強烈感情處理案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化解糾紛。離開了人民，法官就會發生錯位，法官必須充滿人文主義關懷，法律是死的，法官是活的，要帶著對人民群眾的感情去辦案，要把司法的公正、司法的溫暖傳遞給人民群眾。要救濟民權，減輕民負，解除民憂，保障民利，實現民願。人格是法官的生命，司法判決是法官「人格」的完美答卷，判決必須經過道德的過濾，經過良知的洗禮。惟有法官完美的人格，才是法律正義的保障。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紛繁復雜，而法官正是處在矛盾糾紛的「風口浪尖」上，要做到「獨善其身」必須廉潔自律、正身守道。只有廉潔自律，潔身自好，才能明察秋毫，明辯是非，無私無畏。
只有對法官這份職業心懷無比熱愛和崇敬，不計個人得失，才能在工作中有所作為，才能使我們成為真正的人民法官。優秀的法官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對自身從事的法官這份職業，都心懷無比的熱愛和崇敬。如我院的全國辦案能手吳興華，他比我小兩歲，同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齡段。但由於他曾經在法庭七年，他就什麼都顧不上了，家裡老人和孩子全交給了愛人，愛人身體也不好，自己更是通宵達旦地住在法庭，犧牲了很多個人利益。還有金才法官，沒日沒夜的戰斗在執行崗位上，從來顧不上家裡，努力的工作使他及他所在的執行局多年都是地區法院學習的榜樣，優秀執行局稱號的背後有著他多少的艱辛和辛勞!我想，不是對法官這份職業心懷無比熱愛和崇敬，決不會做到這一點。
為什麼做法官?為什麼真正的法官的一舉一動都懾人心魂?因為真正的法官心中常存著對人性美好的深深眷戀，求真、尚善、唯美乃法官之本能; 因為真正的法官忠實於自己的司法哲學，保持對法律的崇高信仰，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真正的法官在力與命的命題中，以王者風范，漸度消化憂傷情緒的消蝕，本能地養成勇敢堅強、自律、堅韌、謙虛、勤勉、忠誠、奉獻等挺拔的人格;真正的法官挺拔的脊骨猶如一根鋼鞭，永遠不會低下高貴的頭。真正的法官為主持正義，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哪怕天塌地陷!真正的法官亦常面容倦怠。庭歸人去，亦見真正的法官黯然神傷的目光。因為法律本善的初衷往往在人性弱點之中消彌和缺失，世間太多的苦難郁結於胸，欲罷不能，心中常存悲苦，深知一個行為的產生則有其得以產生的土壤，卻不能由衷捂住雙眼; 真正的法官需要舍棄一些常人應有的東西，洗盡鉛華，遠離世俗，面容清癯、形單影支，在寧靜中體驗人生的無耐和憂傷，在孤獨中執著法官的神聖使命，在裝滿法律書籍的殿堂中自得其樂。
生命無價，自由至上，法為綱系，裁之若水。重刑以抑惡，定責以理直。這是法官每天步向法庭時內心默念的聖經。法本無言，真法無我。真正的法官大直若折、大智若愚、大象無形、大辯若訥、大音希聲。 有一個美國法官說過：「當我回頭看世界上的各種職業時，只有法官的職業讓我心動和感激。她有智者的淵博，有上帝的仁愛，有父親的慈祥。我選擇了法官職業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 我義無反顧地接受了這個職業，就接受了它的高尚、接受它的神聖，接受它的尊貴，接受它的權勢，接受它的仁慈，接受它的寬廣，接受它的富有。同時也要接受了它的無情，接受它的瑣碎，接受它的黯然，接受它的寂寞，接受它的無奈，接受它的慎獨，接受它的清廉。
傑伊·瑞芬博瑞在《沒有任何借口》一書中講道：「沒有責任感的軍官不是合格的軍官，沒有責任感的員工不是優秀的員工。」同樣，沒有責任感的法官就不是好法官。只有富有責任感的法官，才能發揚服務大局、情系百姓、紮根基層、勤奮工作的敬業精神，才能不找任何借口，做好每一件哪怕是非常細小的工作，才能成為能「把信送給加西亞」的新時期的人民法官。
法官職業乃是世界上最好的職業，因為它是最偉大最聖潔的職業。
這就是我為什要做法官。
D. 電影《永不妥協》可以從哪個角度剖析美國法律文化
可以從高昂的律師費方面談，也可以談具結裁決的優缺點，或者談環境侵權訴訟的特點。希望我的答案對你有幫助。
E. 美國法官如何判案
可以說，美國法官多數情況下審案而不判案。怎麼講？美國一審時多數案件由陪審團判定「事實問題」（question of facts），而法官僅負責解釋法律問題（question of law），當事人可以放棄陪審團審判，要求改由法官審判。如果是刑事案，陪審團定被告有罪（convict）後再由法官量刑（sentencing）。民事案中，賠償金額也由陪審團決定。美國時而出現上百萬、上千萬乃至上億美元的賠償金，都是陪審團所為。法官要審慎的多。但美國人不信政府，不信法官，美國人只信自己。當事人相信自己，就是要僱傭「槍手」---律師，在法庭上唇槍舌劍，斗個你死我活。而法官則相對超脫，相對逍遙，有時是袖手旁觀。有位美國一審法官私下談起，如果是殺人越貨、作姦犯科的案子，審理起來還能抖擻精神；遇到枯燥的商事案，那簡直是昏昏欲睡強打精神。陪審團審案中，法官像是裁判，但只是裁判雙方律師「格鬥」是否「規范」，而並不是認定事實的裁判。陪審團則是觀眾，所以，美國一審中永遠是法官一人獨審。當然不容忽視。足球場上，世界頂尖的高手被裁判的「黑哨」一吹，也是心緒全無，敗下陣來。同樣，法官也可以「刁難」律師，逼其就範，從而影響審判結果。美國聯邦法院是三審制，地區法院（一審）、巡迴法院（上訴法院）、美國最高法院（終審）；州法院是四審制，一審、上訴法院、州最高法院、美國最高法院。美國上訴法院以上的法院審案時原則上只審法律問題，不問事實。如果事實嚴重有誤或是有新情況，上訴法院將案件發回一審法院重審。美國法官的理念是，上訴法院只問一審法官運用法律是否得當。一審法官與陪審團身臨其境，直接觀察證人，在事實問題上最有發言權，上訴法院應盡量不介入。美國上訴法院的判決書也是在「造法」（make laws）。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不可能完全割裂，上訴法院的法官有時也通過法律問題迂迴事實問題。但這是技巧上是做法；原則上訴法院不過問事實問題。上訴法院審案時是三位法官組成合議庭。三位法官的資力有深淺區別，但在職務上並沒有高低之分，審案時完全是平起平坐。遇到大案要案，上訴法院也可以是「全體法官同審」（en banc）。美國最高法院是9位大法官會審。美國法官的獨到之處是，持不同意見的法官可以將其觀點寫在判決之中。有時是截然相反的觀點。法律不同於自然科學。後者找出的是自然界早已存在的定律，有對錯真偽之分。而法律則是人類自己「造」出來的條條框框，其釋義與運用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既然結果是兩可的，公正需要體現在程序方面。這就是美國之所以特別強調「正當程序」（e process）。簡單說，正當程序就是當事人（或是被告）應有辯解的機會，法官有傾聽辯解的義務。此外，法官判決時必須自圓其說，前後一致。寫判決的重要意義也就在於此。律師大多個性較強，而美國法官也是律師出身，不願聽命於他人。制度上美國是司法獨立，也就是法官獨立。但美國法官很少獨斷獨行，膽大妄為。美國法官大多德高望重，而且都當過資深律師與名教授，爬到法官的位置可謂歷盡千心萬苦，不會為了區區小利而壞了自己一世的英名。美國聯邦法官有一份很好的俸祿，且享受終身制（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如果願意他們可以在任上干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大法官馬歇爾干到80歲時已是病入膏肓，美國的「右派」也盼著這位「左派」盡早讓「賢」（美國最高法院只有9個席位）。馬歇爾死活不走，而且揚言：「我就是要站著進來，躺著出去。」美國法官大多幹得笑眯眯的，決無貪臟枉法的非份之想。美國法官待遇優厚，不求加官晉級，可以專心致致地工作。聯邦法官的待遇更好，而且是終身制，又沒有領導督促，可工作起來還是兢兢業業。美國法官，尤其是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把審判當作一門藝術，一心要超越自我的得意之作。其作品也不乏鑒賞者。美國法學院的教授們的工作與嗜好之一就是對判決品頭論足，或喝彩叫好或口誅筆伐。美國律師協會每年要給法官打分，所以法官審案時，對自己討厭的律師也不敢亂吹「黑哨」。美國是個多元化的國家，遍地都是行行色色的勢力集團、群眾組織，互相牽制，互相制約。美國法官審案時也是如此，雖然是獨立審判，但也有有形與無形的監督或「領導」。
F. 在美國法官和律師誰的地位以及聲望更高
法官。
美國的法官衣食住行全部是在法官超市、法官餐廳、法官公寓裡面，目的一是為了製造法官神聖，讓老百姓不能夠太近距離的接觸到法官，這樣才能保持司法的嚴肅性和神聖性。
現在在美國，隨著控辯交易（即辯護律師與檢察官達成協議，說服被告人認罪，換取減刑）的增多，真正的需要陪審團的案子越來越少了，刑辯方面律師的地位不如以前了，但是在破產和民事案件中還是有重要的地位。
(6)美國法官人性化擴展閱讀：
相對於經常被揶揄的律師，美國法官卻是最受人尊重的職業之一，在美國的社會地位非常高。甚至在美國人的心中，法官是崇高的法律和法庭的象徵，是僅次於上帝的人，對於許多人的生活有決定性的作用。畢竟，多數小案件都沒有陪審團，而是由法官說了算。
法官進入法庭時，全部人都要起立以示尊重。法官的姓名前享有尊稱「Judge」，人們在法庭上回話時必須稱法官為「Your Honor」（啟稟大人）。在美國這樣一個沒有貴族的社會，尊稱是非常罕見的，基本上只有博士、軍人和法官能享用尊稱。
其次，從收入來說法官的平均年薪雖然大大低於頂級律師，可也足以讓人艷羨，2015年統計顯示，美國法官的工資中位數為12.7萬美元，遠遠高於美國家庭的平均年薪5.36萬美元。
最重要的是，作為法律人，法官的身份是一項榮譽。因為只有律師中的佼佼者，且得到社會認可的律師，才有可能成為一名法官。美國聯邦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曾被稱為「美國最出色的上訴律師」，其他八位法官也都有過多年的律師從業經驗。
參考資料來源：參考消息網-美國：法官比律師對法律人才更具吸引力
G. 紐倫堡審判中的人性化問題
從電影的角度說，《紐倫堡審判》實在是我近一段時間以來看過的好萊塢老電影中最好看最精彩的一部了。事實上從道義的角度講，我覺得最後海伍德法官的判決沒有問題，但從法律本身哪怕法理上講，我並不認為他最後的判決多麼有法律依據。
首先，這部電影由始至終沒有清楚告訴我們，法庭起訴這四位德國法官的罪名是什麼？我想應該不是謀殺罪，如果是謀殺罪的話，很顯然，應該等德國重組政府以後，由新的德國政府下屬的法院審判他們，英美法蘇四國哪怕是戰勝國，也沒有管轄權去審判這四個德國法官。因為這四位法官是在德國國內主持審判工作，哪怕他們的行為等於是協助殺人，那殺的也是德國國內的本國國民，在德國境內，對德國國民犯下的謀殺罪，外國法庭有什麼資格進行管轄呢？
根據真實歷史上的紐倫堡審判，戰勝國對德國戰犯的審判，所起訴的罪名有兩項，即「危害人類罪」和「反人道罪」。這兩項罪名是國際法上認定的罪名，既然違反的是國際法，那麼英美法蘇四國當然有管轄權對德國境內的戰犯進行審判。但等等，新的問題又來了。因為事實上，「危害人類罪」和「反人道罪」這兩項罪名是在二戰結束後，於1945年簽訂的《倫敦憲章》所正式定義確定的罪名。在此之前，傳統國際法還從未懲罰過個人而只懲罰國家，個人只能交由本國司法機構在國內法的體制下提起訴訟。
而現代刑法一條重要原則就是「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說，一個行為之前不被認定為有罪，在這個行為發生後，法律才規定這種行為是違法行為，那麼，新確立的法律也不能對之前的行為進行懲罰。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確立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普通公民對法的可預期性，只要法律沒有禁止，即可以放心去做，而不用擔心哪天這個行為突然被認為是犯罪。這也是刑法與道德的區別所在，道德是，一個行為違背內心良知而依然去做，則可以收到譴責；而刑法是，一個行為只要沒有觸犯確定的法律，哪怕心裡知道可能不對，也不應受到處罰。
從「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看，用二戰後才確立的新罪名，來懲罰二戰時的行為，顯然違背了美國的憲法精神。
所以正如電影中魯爾夫在一開庭就提出的那樣，這場審判的合法性是值得質疑的，而且英美法蘇的法官是否真有審判德國人的司法管轄權，也是有疑問的。
好了，就算我們不從法律程序的正當性來看待這個問題，而僅從實體法的角度來說，影片中那四個德國法官的行為是否真的具備了「有責性」，也是很有爭議的。
從刑法四要件角度講，一個行為最後被認定為有罪，要符合主觀要件，客觀要件，主體要件，客體要件；從刑法三性角度講，一個行為被認定為有罪，也要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正如他們的辯護律師魯爾夫所致力於辯解的地方——主觀要件或有責性——是認定他們行為有罪的最大軟肋。
如果我是他們辯護的律師，也會選擇魯爾夫的辯護策略，揪住他們的主觀是否真有期待可能性或者他們的行為是否真有有責性，來大談特談。
法官不是法律的制定者，而僅僅只是法律的執行者。而且法官的職責恰恰要求法官忠誠地執行國家所制定的法律，哪怕這個法律與他的道德相抵觸。至於這些法律所造成的結果，不應由法官承擔責任，而是制定法律的議會為之負責，這不正是三權分立之要義所在嗎？一個稱職的法官，不正是應該拋開自己的主觀感情和正義感，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去判斷案件，永不質疑法律的正確性和權威性嗎？
我們難道有可能說，一個人因為守法，所以他在違法？一個人因為忠誠地履行法律規定的職責，所以他應該被法律所懲罰？這難道不是法治史上最大的悖論嗎？
反過來說，一個人說，因為我不認可我國的某項法律，所以我就可以不去遵守這項法律，並且不應受到任何懲罰。這有可能嗎？比如一個基督教信徒，嚴格按照宗教教義反對墮胎和計劃生育，他是不是就可以無視中國的法律想生幾個生幾個呢？他是不是去搗毀墮胎醫院，而不用負任何責任呢？事實上，無論他本人持什麼樣的立場和觀點，他都不得不遵守他所在國家的法律，除非他出國。
那麼對於一個普通人尚且如此，對於一個國家的法官，最高的司法裁判者，要求他不顧這個國家頒布的法律，完全按照自己內心的道義去自由行事，這豈不是更加不可能嗎？
用一個更加極端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一個死刑執行人，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劊子手，他的職責就是把送來他這里的人殺死，而這個人究竟有罪無罪，是否是錯判，需要他來分辨嗎？他顯然沒有這個義務來分辨。如果最後發現，他所殺死的這個人，其實是一起冤假錯案的受害者，或者乾脆就是一個被政治迫害的持不同政見者，那麼這個劊子手難道也要被一起追究殺人罪的責任嗎？這顯然是荒謬的。
因為他的行為是基於他們的職責和法律的規定，而他們只是忠實地按照法律辦事，所以，雖然他們的行為造成了惡果，但這惡果的責任無論如何也不能追究到他們的頭上去，而你也不能期待他們會通過故意不遵守職責和違法的行為，來避免惡果的產生。這就是我所說的，他們的主觀要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他們的行為不具有有責性。
當然，電影中的起訴人，勞森上校，他持的一個觀點是，因為這些法官都是真正精通法律的社會精英，他們比起普通大眾，更應該清楚那些納粹法律的本質是什麼，他們心裡應該明白這些納粹法律在本質上是反法律的。然而他們採取了放任的態度，坐視惡果的發生，所以他們其實是納粹罪行的同謀者，或者起碼也是一個縱容者。
我們同樣用劊子手打比方。按勞森上校的意思，這個劊子手心裡很清楚，這個送來的死刑犯是一個無辜的人，然而劊子手依然執行了死刑，殺死了他。這個時候這個劊子手是否應該被認為是謀殺罪的共犯呢？
我覺得依然是勉強的。因為還是期待可能性的問題。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期待劊子手能做什麼？他去救下那個犯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哪怕那個犯人的確是無辜的，但此時此刻，他依然是被國家法律認定了的死刑犯，而救下他等於是觸犯法律。劊子手不可能因為內心的良知就去觸犯現實的法律，這對一個人的要求顯然太高了。
那麼對於那些法官，我認為同樣如此。他們雖然清楚這些法律是「惡法」，但惡法一樣是國家立法機構按照正常程序制定出來的法律，它依然享有法律的效力和權威，我們又如何能夠期待這些法官因為自己內心的正義原則，而選擇故意觸犯這些法律呢？
所以我最終的結論是，最終海伍德法官對他們四人全部判處有罪並處以終身監禁，是缺乏法理依據的。並且很顯然，海伍德法官是一位自然法學派的信徒，但一個學派的理論，顯然不是法庭判決的依據。
H. 我問為什麼美國那麼發達犯罪率卻如此高，我朋友說因為美國法律太完善了網太密導致一些人稍不留神就犯法…
美國犯罪率一直很高，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各個國家各個種族共同居住在一片天空下。某些種族過地區之間會有一些矛盾，這些矛盾在於利益分配上且不可調和。這種情況下就會有很多暴力犯罪的傾向；
美國的社會結構成紡錘形，也就是說中產階級在美國社會中佔主導地位。雖然中產階級人數最多，但不可忽視的還有很多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們，而造成貧困的原因多是吸毒，酗酒，嚴重的心理障礙（暴力傾向，嚴重抑鬱症等）以致無法工作。這些人一方面得不到政府的福利補貼，一方面又要生活，所以不得不鋌而走險；
美國的稅收和福利是掛鉤的，也就是說繳稅繳的越高那麼社會福利越明顯。比如某個中產階級社區，這個社區多以有固定工作的人群組成，繳稅也比較高，那麼政府會在這個社區單獨配置警力維持治安，人們也就越來越有安全感。而在一些貧民區，由於這些人本就很貧窮繳納不起很高的治安稅，所以政府也就聽之任之，造成這種情況愈演愈烈；
在美國有很嚴重的種族歧視，雖然美國政府一直在治理改善但效果並不明顯，這也是造成很多犯罪的原因之一。在美國很多人都有白人至上的理念，一直亞、非、中東、拉美地區的人不斷受到排擠（從美國入關口岸就能看出來，一般會有兩個入口，一邊是白人，一遍是其他種族。白人盤查會比較松，其他種族會比較嚴格）。所以很多地方也會以種族群居，比如海地人社區，墨西哥人社區等等，這種情況加劇了中足之間的仇視；
樓主說的美國的法律和規則相當完善，所謂的一不小心就會犯法的情況也是經常出現的。但在美國的審判制度不是由法官一個人做決定的，陪審團的制度也是非常人性化的體現之一。如果只是不小心犯法，只要這個人是沒有犯罪記錄的，那麼陪審團一般會酌情從輕判處或乾脆沒有刑事懲罰而以社會服務的形式代過。
在美國所謂的犯罪率其實更多的是指暴力犯罪，搶劫，販毒等在其中比例非常大，而終其原因也基本就是以上幾點。
I. 美國法庭上為什麼有專人進行畫像
因為米國各個州對於是否允許電視台進入法t是有不同規定的。
有些州是絕對不允許的，在這等情況下,法t上記不準錄像也不準錄音，甚至也不可以拍照，因此電視觀眾就只能在新聞節目中聽到一些簡單介紹，這也為一批畫畫的提供了一個專門的職業，因為新聞媒體為了彌補電視觀眾對法t審理的視覺了解，總要雇一些藝術家畫現場速寫。
J. 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優缺點
大陸法系
優點：規則明確、系統。規則之間的邏輯關系構成一個概念體系、制度體系，運用容易。
缺點：僵化。當社會生活發展產生新的問題、新的案件時，法律上沒有規定則難以應對。法律表現為缺乏彈性，不夠靈活。
英美法系
優點：靈活。法律規則不是立法機關或議會制定的。而是法官創設的。當社會生活出現新的問題，新型的案件時，法官就可以創設一些規則以適應社會的變化。
缺點：沒有制定成文法典，沒有嚴格的概念體系，掌握起來比較困難，對法律的運用要求較高。
(10)美國法官人性化擴展閱讀：
法系區別
世界各國沿用的法律體系基本上可分為二類：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國內地曾採用大陸法系。大陸法系又稱羅馬法系、民法法系、法典法系或羅馬日耳曼法系，是承襲古羅馬法的傳統，仿照《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樣式而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
歐洲大陸上的法、德、意、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和拉丁美洲、亞洲的許多國家的法律都屬於大陸法系。香港和英聯邦國家採用的是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又稱英國法系、普通法系或判例法系。兩大法系的主要差異有：
第一，法律淵源不同。大陸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淵源包括立法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機關頒布的各種行政法規以及該國參加的國際條約，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英美法系的法律淵源既包括各種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構成的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結構不同。大陸法系承襲古代羅馬法的傳統，習慣於用法典的形式對某一法律部門所涉及的規范做統一的系統規定，法典構成了法律體系結構的主幹。
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習慣用單行法的形式對某一類問題做專門的規定，因而，其法律體系在結構上是以單行法和判例法為主幹而發展起來的。
第三，法官的許可權不同。大陸法系強調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規定來審判案件，法官對成文法的解釋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嚴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適用法律而不能創造法律。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來審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運用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的技術創造新的判例，從而，法官不僅適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圍內創造法律。
第四，訴訟程序不同。大陸法系的訴訟程序以法官為重心，突出法官職能，具有糾問程序的特點，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審員共同組成法庭來審判案件。
英美法系的訴訟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辯護人和代理人為重心，法官只是雙方爭論的「仲裁人」而不能參與爭論，與這種對抗式（也稱抗辯式）程序同時存在的是陪審團制度，陪審團主要負責做出事實上的結論和法律上的基本結論（如有罪或無罪），法官負責做出法律上的具體結論，即判決。
第五，法律分類不同。大陸法系一般會把法律區分為公法與私法，而英美法系就不會這樣的區分，英美法系主要把法律分為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類方法的不同對法律的制定有思想上的根本差異。
第六，法律術語的不同。兩大法系的法律術語有很多不能相互對應的概念，即使有相同名詞的法律術語，但是在意思上也會有很大的區別。
此外，兩大法系在法學教育、司法人員錄用和司法體制等方面，也有許多不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