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曙明法官

⑴ 陳景良的教學、成就

本科生：《中國法制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較》；
碩士研究生：《唐宋法律研究》、《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法律史文獻史料學》；
博士研究生：《唐宋法律研究》、《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 近五年(2002-2007)承擔的主要研究課題：《訟師與律師：中西司法傳統比較》，教育部人文社會重點項目，2001-2004年，主持；《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理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2006-2008年，第二主持；《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重點課題，2001-2004年，子項目主持；《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河南大學社科基金項目，2000-2002年，主持。
近五年(2002-2007)發表的主要學術論文
1．《宋代司法傳統的現代解讀》，《中國法學》2006年第3期
2．《試論宋代士大夫的法律觀念》，《法史精粹》（法學研究）2003年卷
3．《訟師與律師：中西司法傳統的差異及其意義》，《法史精粹》（中國法學）2004年
4．《論中國傳統法文化的現代意義》，《諾維撒德大學學報（英文版）》2005年第6期
5．《宋代「法官」、「司法」與「法理」考略》，《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6．《反思法律史研究的類型學方法》，《法商研究》2004年第1期
7．《宋代司法傳統及其現代意義》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河南政法管理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8．《從人生智慧的角度重新認識中國法文化的價值》，人大復印資料（江海學刊）2002年第4期
主編、參編的部分中國法律史教材：
1．《中國法制史》，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法學精品課程系列教材。
2．《中國法制史》，參編（張晉藩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
3．《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參編（李光燦，張國華總主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4．《當中國法律思想史》，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
5．《中國法制通史·宋卷》，副主編（張晉藩總主編），法律出版社，1999年。
6．《中國法律史》，參編（張晉藩主編），法律出版社，1995年。
近五年(2002-2007)獲得的學術研究表彰或獎勵：
1、 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1年。
2、 省跨世紀學科帶頭人，1998年
3、 校511工程學科帶頭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04年。
4、 省人文社科成果獎。《當代中國法律思想史》（主編），河南省政府2000年。
5、 省新聞出版局優秀圖書二等獎，《當代中國法律思想史》（主編），2000年。
6、 國家優秀圖書獎（全國最高圖書獎）。《中國法制通史·宋卷》（副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2000年。 書目者，為學求知之第一要務也，士之讀書者不可不知。梁啟超先生有言：「著書足以備讀者之顧問，實目錄學家之職務也。」大學者，旨在引導學生求其博，此乃古今為學之通義。聖人曰：「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為研究生者能不求其博乎？此目錄乃為師者在教學及讀書中偶獲之孔見，以備志於學者參考焉。書目分初學、登堂、潛研之三階段，以應為學循序漸進之規律。
一、初學
1．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此書為原國家教委推薦教材，語言生動簡練，深入淺出是此書最大之優點，尤其適合於大學生。
2．[美]馬文·佩里主編：《西方文明史》，上下兩卷，胡萬里等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9月出版。
3．[日]福澤渝吉著：《文明論概略》，北京編譯社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版。
4．馮天瑜、何曉明等著：《中華文化史》，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
5．威爾·杜蘭特著：《哲學的故事》，金發燊等譯，三聯書店1997年11月出版。
6．房龍著：《漫話聖經》，施旅、於一譯，三聯書店1998年第7次印刷本。
7．[美]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羅經國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2月第3次印刷本，共4冊。
8．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2次影印本。
9．陳旭麓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10．錢穆著：《國家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新版本。
11．吳國盛著：《科學的歷程》，上下冊，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1月版。
12[美]約翰·麥·贊恩著，劉昕等譯：《法律的故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二、登堂
余英時曾說，學術不可有門戶，但學問卻不可無宗師。宗師者，學問之流派師傳也。為學拜師謂之登堂；於某一學問境界中略能抒發己見者，謂之入室。古之拜師，禮儀甚嚴，及至近代遺風尚存。民國時，狂傲奇才如黃侃者尚執贄而北面，尊僅年長自己兩歲且同為北京大學教授之劉申叔（即劉師培）為師，非禮尊過制也，乃重道也。入室之途豈有它哉，惟師朱子為學之精神，遵白鹿洞書院之銘訓也。一曰居敬體察；二曰用心專一。晦翁雲：「學者讀書要斂身正坐，緩視傲吟，慮心涵泳，切己體察」，恰如春雨之潤苗，未見其增，日有所長。為吾徒者當知，為學如同人生。「人生之世，猶舟之航於海，順風逆風，因時而異。如必須順風而後揚帆，登岸無日矣。」此乃梁任公對清華學子之訓誡也。古語所謂：「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登堂之途最忌諱用心不專。此為入室之序言，亦吾所寄厚望於二三子者矣。
第一小單元（5種）
1．楊鴻烈著：《中國法律發達史》（上下二冊），載《民國叢書》選印，上海書店1990年重印本。
2．楊鴻烈著：《中國法律思想史》（上下二冊），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1998年4月影印重印本。
3．陳顧遠著：《中國法律史》，中國書店1988年4月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
4．楊鴻烈著：《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校勘版。
5．李鍾聲著：《中華法系》（上下二冊），台北華欣事業文化中心1985年7月版。
第二小單元（共10種）
6．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單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載《蓬萊閣叢書》。
7．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單行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載《民國學術經典》11冊。
8．胡適：《先秦名學史》、《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中古思想小史》，載《胡適文集》第6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8年8月新一版。
10．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6月版。
11．楊東蒓著：《中國學術史講話》，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載《民國學術經典》3冊。
12．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8月版。
13．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8年12月版。
14．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5．《中國歷代思想家傳記匯詮》上下冊，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版。
第三小單元（西方、日本漢學家及部分外籍華裔學者論著，計15種）
16．[英]李約瑟：《中國古代科技學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版。
17．[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
18．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9．[英]萊芒·道森著：《中華帝國的文明》，金星男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0．[美]郝大維等著：《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施忠連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21．[美]黃仁宇著：《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
22．[美]黃仁宇著：《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三聯書店1992年2月版。
23．[美]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張理京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9月版。
24．[法]謝和耐著：《中國和基督教》，耿升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版。
25．《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大學歷史系著名學者劉俊文主編，共十冊，其中第八冊為中國古代法律專輯，中華書局1992年版。
26．《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劉俊文主編，共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7．[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其中第122——144頁為中國部分專論，上海書店1999年9月版。
28．[德]夏瑞春著：《德國思想家論中國》，陳受政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
29．胡偉希：《傳統與人文》，中華書局1992年9月版。
30．錢鍾書主編、朱維錚執行主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共十冊，三聯書店1998年6月版。
31．黃仁宇著：《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年版，1995年重印。
第四小單元
31．高潮、劉斌著：《中國法制古籍目錄學》，1993年11月版。
32．張伯元：《法律文獻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33．洪丕謨：《中國古代法律名著提要》，1999年10月版。
* 34張晉藩總主編：《中國法制通史》，十卷本，法律出版社1999年元月版。其中先秦、戰國秦漢、宋、明、清卷用力尤著，多有新說，識者不可不讀。
* 35梁治平著：《尋求自然秩序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5月版。
* 36 《瞿同祖法學論著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版。
* 37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中、下冊，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此書雖謂「政治思想史」，實則與古代法律密切相關，尤其於法家用力甚工，讀者當識焉。
38．張國華、饒鑫賢主編：《中國法律思想史綱》，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39．張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修訂本。
* 40 馬小紅著：《禮與法》，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4月版。
* 41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版。
42．賀衛方編：《中國法律教育之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43．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44．高道蘊、高鴻鈞、賀衛方編：《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 45[日]滋賀秀三等著：《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王亞新、梁治平編，王亞新、范愉、陳少峰譯，法律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 46 黃宗智著：《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5月版。
47．史彤彪：《中國法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 48 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作者為民國時期才子。
49．[美]D·布迪、C·莫里斯著：《中華帝國的法律》，朱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50．《梁啟超法學文集》，范忠信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
51．鄭秦著：《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52．韓延龍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通史》，上、下二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53．《求索集——張晉藩先生與中國法制史學四十年》，陳景良、張中秋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9月版。
54．謝振民：《中國民國立法史》，上、下二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 55 梁治平著：《法意與人情》，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56．[日]堀毅：《秦漢法制史論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8月版。
57．程樹德著：《九朝律考》，中華書局1963年5月版。
58．[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
59．季衛東著：《法治秩序的建樹》，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7月版。
60．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0月版。
61．沈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6月版。
62．[法]勒內·達維德著：《當代主要法律體系》，漆竹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
63．[美]約翰·羅爾斯著：《正義論》，何懷宏等譯，1988年3月版。
64．[日]谷口平安：《程序的正義與訴訟》，王亞新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版。
65．江平主編、賀衛方等人策劃：《外國法律文庫》，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分期出版（法史專業學生者不能全部閱讀，可擇其法史部分閱讀）。
66．季衛東主編、張志銘、賀衛方副主編：《當代法學名著譯叢》（現出9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分期出版。
67．梁治平、賀衛方主編：《憲政譯叢》，三聯書店分期出版，共10本。
68．陳瑞華著：《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2月版。
69．陳瑞華著：《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
70．劉美春、畢玉謙、鄭旭著：《訴訟證據規則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
71．宋冰編：《讀本：美國與德國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
72．陳景良等著：《當代中國法律思想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73．范忠信等著：《情理法與中國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探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74．梁治平著：《法辨：中國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5．范忠信著：《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精神》，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6．范忠信著：《中西法文化的暗合與差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三，潛研
潛者，用心著力之專也；研者，究其原委、探賾索隱也。史學家鄧廣銘先生曾謂：「聰明者，多獨斷之學；潛研者，尚考索之功。」此二途徑因人天賦、興趣、學術背景有異而各有側重，然二者均須以史料為根基。否則，為學乃游談無根，向為古人所詬病。治史者當於原始資料處用力，學生若不記此，則畢業之際所獲無多，識者鑒之。
1．《歷代刑法志》，群眾出版社1988年8月版。
2．《中國歷代刑法志注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3．《尚書》。此書較為難讀，初學者須藉助工具書，或找一有注譯的版本來讀。如貴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其中有江灝、錢崇開譯注的《今古文尚書全譯》，可備一讀。「呂刑」部分尤為重要。
4．蔣伯潛、蔣祖怡：《經與經學》，本書為民國時期大學文史專業必備書目，《古典文史基本知識叢書》之一種。另外還包括《諸子與理學》、《詩》等，皆由上海書店1997年依舊版重新印出。
5．《禮記》。此書為三禮之一種，現有各種版本問世，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禮記》影印本。該影印本依據清武英殿本印出。初學者易讀注釋本，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五經全譯》，其中即有《禮經》，又稱《小戴禮記》。
7．錢玄著：《三禮通論》，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之一種，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8．《諸子集成》，現通告的有中華書局版和上海書店影印本兩種。讀者可擇其一。另外，中國大陸專門負責古籍整理的中華書局有諸子的各種點校本面世，較權威者如楊伯俊《論語譯注》、《孟子譯注》等。
9．《晉書·刑法志注釋》，陸心國注譯，群眾出版社1989年版。
10．《睡虎地秦墓竹簡》，又稱《雲夢秦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11．[唐]杜佑：《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版，王永興、劉俊文等點校，共5本，其中的《官制》、《食貨》、《禮》、《刑制》尤為重要。
12．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華書局1986年版影印本，上、下兩冊。此書只有影印本，閱讀頗為不易，重點閱讀其中的《經籍志》與《刑法志》。讀時須備有工具書，如《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商務印書館1995年修訂出版；張旭光撰著：《文史工具書評介》，齊魯書社1986年版。
13．鄭樵：《通志》，中華書局影印本。
14．《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版。
15．[宋]竇儀：《宋刑統》，吳翊如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版。
16．薛梅卿：《宋刑統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7．[宋]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僅有殘卷影印本。
18．[清]薛允升著，懷效峰等點校：《唐明律合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9．《元典章》，線裝書共4函，北京中國書店依沈刻本印出。
20．《通制條格》，黃時鑒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1．黃時鑒輯點：《元代法律資料輯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3．懷效峰點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24．《中華律令集成·清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明]雷夢麟：《讀律瑣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6．[清]沈之奇著，懷效峰點校：《大清律例集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7．《清經世文編》，中華書局1992年4版。
28．《歷代名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鄧廣銘所藏影印本出版，共5冊。重點有《法令》、《慎刑》兩部分。
29．陳智超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
30．《大清法規大全》。
近代及專題研究之書目須單獨開列，其它史籍資料未一一開列。

⑵ 《她(他)受到了表揚》的作文

在這里，諸位將看不到我對顧准已出版或未出版任何文集所蘊涵的學術價值作任何品評，無論是贊揚或批評。之所以拒斥前者，是因為我不想加入這場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因為神的命運在我們這個國度是吊詭的，先是被高高舉起，然後又被踩在腳下，如此反覆。另一方面，天才固然會在理性的探索中遠遠走在前面，但也如庸常我等一樣會受到一些不可避免的條件所局限，即使他本應當做得更好。上述這些，都是我的有限人生閱歷所啟示的。 我的興趣在於，雖然這種興趣是我想竭力避免的，為什麼顧准身後獲得了巨大的聲譽而受到人們普遍尊重，但他的命運又何以如此悲慘。這個問題似乎已經因對共和國短暫歷史的反省而有了答案。但我仍想繼續追問，因為在時下，我隱約感覺到了顧準的命運有可能在另一些人身上重演。因此，我的真正問題是，如果還有人在繼續追隨顧準的腳步，那麼，他們追隨的是什麼？ 有人說，顧准真正體現了陳寅恪先生所提倡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這是一個精彩的說明，卻不是一個精準的說明．歷史是人類智慧所在，所以我們經常向歷史發問，雖然我們常常遺忘歷史。當我們做一次時間旅行，向上追溯，在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往來求索，會發現有一種東西歷久而彌新，它使我們捧讀歷史時不時不由自主地迸發出景仰之情。它雖肇始於天地混沌之上古卻延續至今。我們無法說明人類何以會擁有這種奇怪的情感，卻常常能感覺到它。它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正義，也是孔子的「仁」，孟柯的「正氣」，朱熹的「天理」，王陽明的「良知」，雖然它經常受當權者霸佔而倍受曲解。我相信我已經找到了答案，即明白了追隨者追隨的是什麼了。當我試圖品評顧準的學術優劣，一如品評先人留下的汗牛充棟的經史子集時，是我力所不逮的。但即使愚魯如我，只要捫心自問，也知道什麼是良知。「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在顧准一生學術活動中，我們不僅僅看見了學者的嚴謹認真，智者的豁達，歷史洪流下個體的無奈，我們更看到了已久違的燦爛的人間正義。顧准究其一生是孤獨的，但也不是孤獨的，因為它延續了一首沒有休止符的正氣之歌，這首歌發於天籟，悠長而久遠，如果你仔細傾聽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它。 我們所追求的往往是我們未得到的，我們所珍惜的往往是我們所匱乏的，我們漠視的往往是我們所麻木的，我們所攻擊的往往是我們所畏懼的。我想，這也同樣能解釋顧准身前身後命運反差為何如此之大。 絕對的完美及最高的善只能在天國尋找，而其反面則屬於地獄，這些都是有限的人類所不能證實也是無法達到的。但作為被拋在人世間的此在的我們，卻可以選擇在兩者之間靠近哪個更近一點。因此，我不但向逝去的先哲諸如魯迅、顧准致敬，也向在世的秦暉、何清漣們致敬；不但向偉人致敬，也向凡夫致敬。只要他們詮釋了發於良知的正義，我就毫不掩飾我的景仰之情。同時，我們也從混沌的人類情感中明辯了贊許和敬仰。當一位法官明斷了是非，我們贊許，因為他沒有背離職責；當那位湖南老人數年來冒著巨大的風險堅決走在反腐路上時，我們敬仰，因為他的行為發於良知，他是自由的，我們沒有權利要求或期待他這樣做。進而，我們也應向介紹了顧準的學界致敬，向給予湖南老人支持的媒體致敬，向那些在張牙舞爪的邪惡面前沉默的大多數致敬。這時，我們不能苟求太多，因為謀生的重負我們推之不去，但我們也不能要求太少，讓受盡景仰的一再飢寒而死。當暴力使顧准低下他驕傲的頭，他的心靈依然高貴，現在，我希望的是高貴的心靈仰起他驕傲的頭。 有時，我們應當將良知和學問分開，盡管二者經常盤根錯節，譬如海德格爾的哲學與他的納粹傾向。當我們一邊欣賞王小波雜文的犀利，又掉頭苛責他思想學識淺薄偏頗時，是不是也一起揚棄了其字里行間蓬勃的正義？「子之道以一貫之，何也，忠恕二字而已。」反求諸己為忠，推己及人為恕。我們應當忠於自己的無知，寬容他者學識的不完滿，雖然原罪的我們難以首尾一貫。 今天我們在這里褒揚顧准或魯迅，卻沒有對錢鍾書、梁漱溟或錢學森等學界泰斗絲毫詆毀之意。知識與良知都是我們所不應欠缺的，良知會因知識的洗禮而不致趨於狂熱，知識的進展若欲契合人類幸福應以良知為先導。因此，雖然兩者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徑，卻應指向同一個鵠的――人之何以為人。最後，我想引述康德的一段文字作為結尾，這並不是為了給這篇塗鴉之作增加什麼文采。孟子有言：「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以，引用的原因不僅在於這段話在以晦澀著稱的康德著作中難得如此通俗易懂，更在於這段話更恰當地表達了我笨拙文筆無法表達的：「有兩種東西，我們愈經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們就愈使心靈充滿始終新鮮不斷增長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我無需尋求它們或僅僅推測它們，彷彿它們隱藏在黑暗之中或在視界之外逾界的領域；我看見它們在我面前，把它們直接與我實存的意識連接起來。······。與此相反，後者通過我的人格無限地提升我作為理智存在者的價值，在這個人格裡面道德法則向我展現了一種獨立於動物性，甚至獨立於整個感性世界的生命；它至少可以從由這個法則賦予我的此在的和目的性的決定裡面推得，這個決定不受此生的條件和界限的限制，而趨於無限。」

⑶ 民辦高校民事訴訟法律關系

民辦高校被學生起訴，一方面反映了我們正處在一個「走向權利的時代」，人們的權利意識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包括莘莘學子們都在「認真地對待權利」並「為權利而斗爭」，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我們高校在管理過程中確實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嚴重的問題。
高校管理過程中遇到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招生方面
受教育權與平等權是我國憲法所明文確認的我國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但由於歷史的及其他的種種原因，這兩項基本權利在我國高校招生中往往並未得到完整的貫徹。就拿平等權來說，眾所周知，每年高考我國各個省份的高考錄取分數線並不一致。當然，要求分數線完全一致的那種絕對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實際上卻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因為由於地理的、歷史的、經濟的、文化的種種原因，我國各個省份的教育水平確實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故像江蘇、山東等經濟、文化發達的省份，高考錄取分數線高於雲南、貴州等邊遠省份應屬正常，符合實質正義的標准。但是，對於作為我國的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其教育發達程度和國家對其教育投入的經費來說，均遙遙領先於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如果按照實質正義的要求來理解，北京地區的高考錄取分數線應該遠遠高於其他省份，但情況卻正好相反。因此，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從實質正義上來理解，對北京地區考生的高考低分錄取的政策相對於其他地區的考生來講都是不公平、非正義的。現在，北京地區高考雖改成單獨命題，因此無法與其他省份對比錄取分數線的高低了，但這僅僅是迴避了問題，並不是最終解決公平錄取問題的辦法。
另外，平等權還要求對所有考生自身來說在錄取時要做到人人平等。目前，我國很多高校在招生時對考生的身高、視力、健康狀況等往往都作了一些限制。當然，一些特殊的專業對考生作出一些特定的要求是正當的。例如播音、表演等專業對考生的形象、氣質、音質等作出要求，染整專業要求考生非色盲等都應屬於專業本身性質所要求的必要的限制，但如果對從性質上來講對於那些根本無須進行任何特定限制的專業而對考生進行了限制，或僅僅因為考生患乙肝等疾病就不錄取或錄取後取消其入學資格，那麼高校就會有對考生進行歧視和濫用職權侵犯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權之嫌。
二、對學生管理、尤其是在處分學生方面
目前，在我國教育類法律、法規中，直接涉及到高校學生管理的主要有兩部規章，即前國家教委分別於1989年與1990年頒布的《高等學校學生行為准則》與《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各高校對學生進行管理的規定一般都是在以上兩部規章的基礎上自行制定的。如果有興趣上各個高校的校園網頁去瀏覽一下，就會發現各高校有關學生管理方面的規定林林總總、各具特色，但總的特徵是抽象、籠統、粗糙。有的高校在一些處罰性條款——尤其是對學生處以勒令退學或開除處分的規定往往本身就不合法。例如，有高校學生守則規定，對於考試作弊的，一經發現，給予的處罰是：自動停學一年，回家參加勞動，到期後憑家庭所在地基層組織或父母單位出具的證明回校繼續學習。這種變相的「勞教」或「勞改」的規定本身就是違法的，高校根本無權作出這類規定。再如，為了嚴肅考風考紀，有些學校規定，考試作弊一經發現即對作弊的考生處以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的處分。我們這里姑且不論高考的過程對考生來說是如何的艱辛，上大學機會對學生來說是如何的來之不易，被勒令退學或開除對學生來說往往命運與前途毀於一旦，如此規定是否違反高等學校教書育人的宗旨等等，就其規定本身來說，其實就是不合法的。按照《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12條的規定：對於「考試作弊的，應予以紀律處分」，第29條規定應予退學的十種情形之中，並沒有不遵守考場紀律或作弊應予退學的規定。第63條規定：「違反學校紀律，情節嚴重者」，可給予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處分。但前提應是高等學校的「學校紀律」規定的本身應該符合我國有關法律的規定，而不能在法律規定之外任意擴大，自我授權。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一案勝訴的原因之一即在於北京科技大學的《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規定過嚴，對學生處理過重。
在高校對學生管理中最經常遇到的也最令管理者頭疼和敏感的是對大學生偷食禁果的處理問題。雖然在對待是否准許大學生談戀愛問題上，我國高校普遍經歷了一個從嚴禁到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態度的轉變，雖然前些年在一些高校的校園里堂而皇之地設置了安全套自動售貨機，但在對大學生發生性行為的問題上，高校普遍不敢越雷池一步，對於對待學生中偷食禁果者的處理問題上，高校的態度是十分堅決毫不含糊的，一經發現則對之予以勒令退學或者開除。高校對學生中偷食禁果者作出這樣的處分，其依據的是《高等學校學生行為准則》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的有關規定。《准則》第8條規定，大學生應注重個人品德修養、男女交往，舉止得體；第13條規定，學生宿捨不得留宿異性，而《規定》第63條第四款、第五款規定，有品行極為惡劣，道德敗壞者，違反學校紀律，情節嚴重者，學校可酌情給予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處分。但是，對於發生性行為是否屬於「品德極為惡劣」或「道德敗壞」的問題，有關部門卻並沒有作出解釋，實踐中一直是這樣做的，也很少有人提出異議（包括被處分的學生），但筆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有值得進一步商榷和探討的餘地。另外，對於「違反學校紀律，情節嚴重者」中的「學校紀律」同樣應作如上一段的理解。此外，高校在處理此類事件時，往往還涉及到對被處分學生隱私權保護的問題，稍一不慎，很可能會有侵犯被處分學生的隱私權而面臨被推上被告席的危險。
三、學術管理問題
學術是高校的靈魂、生命和品牌，對於學術管理問題，任何高校都應從嚴要求，尤其是在當今一個虛假學術泛濫的時代更應如此。但是，實踐中高校學術管理自主權與依法治校之間卻經常會發生沖突。一般情況下，法律不宜直接干預學術，學術主要依靠高校的自律與學者的良心來維持，故對高校來說，建立保證學者良心自由的體制是非常重要的。出現了良心問題，法律無法解決，但如果高校學術管理的規定本身如果從實體上或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謬的、不近人情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那些由於這些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謬的不近人情的規定而自身合法權利被侵犯的當事人提出了法律救濟的請求，那麼司法則不應對之保持沉默。
例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及其《暫行實施辦法》的規定，高等院校的畢業生想取得學位必須過兩關：第一關是畢業論文須經院系答辯委員會通過；第二關是畢業論文經院系答辯委員會通過後，還要必須經校學位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按照《學位條例》第10條第二款的規定，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任務是「負責審查學士學位獲得者名單，負責對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報請授予碩士學位或報請授予博士學位的決議，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決定以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10條規定，學位評定委員會由九至二十五人組成，任期二至三年，還規定了其下可設置若干分委員會。因此，從以上的規定來看，高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組成人員並沒有專業的限制，實踐中其一般也是由各個不同專業的專家所組成的。劉燕文訴北大案中，劉燕文的博士論文經答辯委員會通過後，但在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查時，因贊成票未過半數，故北大按學校的規定作出不授予其畢業證書及博士學位的決定。但事實上，北大以上規定的本身即與原國家教委於1995年發布的《研究生學籍管理規定》不相符合。該《規定》第33條規定了頒發學位的條件是「研究生按培養計劃的規定，完成課程學習和必修環節，成績合格，完成畢業（學位）論文通過答辯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可見，獲得學位並不是頒發畢業證書的前提條件，故北大以上規定突破了法律的規定，依法應屬無效。因此，海淀區法院一審判決撤銷北大對劉燕文所作的決定，責令北大依法對劉燕文頒發畢業證書。但對於是否頒發劉燕文博士學位的問題，可能是主審法官認識到了學位評定委員會外行審內行論文制度的荒謬，故在「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的問題上，採納了劉訴訟代理人的代理意見，作了一個非常巧妙和智慧的解釋，判決責令北大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劉的論文重新予以審查決定是否授予劉博士學位。事實上，對劉的論文，賀衛方教授也坦然承認連題目他也看不懂。因為博士生所研究的東西是非常精、深、鑽的，對之真正有發言權的是行業內為數不多的專家。而校學術評定委員會雖然個個都是專家，但對於某一個特定專業來說，大部分人都是外行。但按《學位條例》的規定，這些外行卻有權審查內行的論文並對之作出生死判決，其荒謬性顯而易見。故賀衛教授主張，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審查應改實質審查為程序性審查，筆者認為其建議是符合實際的。
再如，前些年有高校規定，該校文科博士生必須在核心刊物上發表三篇論文以上，理科博士生必須被sci轉載論文三篇以上才有論文答辯資格。重壓之下，博士生們必加倍的努力，於是該高校在國內、國際刊物上所發表和被轉載的論文數在國內高校的排名中一下子遙遙領先，該校因此也聲名大振。很多高校得其真傳於是也紛紛效仿，甚至所作出的規定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問題是，國內核心期刊就那麼多，如果讓博導們在三年內在同類的刊物上發表那麼多文章，可能對相當數量的博導們來講也不那麼容易。更何況眾所周知的是，國內核心刊物往往被一些名人、專家、「專業戶」所「壟斷」或「包攬」。由於越來越多的高校作出諸如此類的規定，而且擴招政策將使我國的博士數量越來越龐大，最後讓這些博士們到哪裡去發文章？博士們怎樣才能完成這個硬性指標？我想，如果該規定必須被嚴格執行的話，最終的結果只能或者是使得學術越來越虛假、浮躁和腐敗，並因此而製造出更多的學術垃圾和學術泡沫；或者是博士們拿不到學位與學校發生矛盾而對簿公堂，一般情況下可能是兩種結果兼而有之（想起報載鍾敬文老先生生前經常語重心長地勸弟子們要少寫點東西多讀點書的諄諄教誨，實令筆者感慨萬千！朱老先生是屬於上一代的著名學者，他可能不知道時代已變遷了，如果他的弟子們沒有大量的「學術成果」和不能顯示出強大的「科研能力」，可能畢業時找工作都成問題啊）。
還有更不理性簡直是恐怖的規定！為了整肅校風學風和強化對學術的管理，某高校規定在學生中實行「末位淘汰制」！還有的高校硬性規定了該校的博士生在畢業前必須按入學人數淘汰15%！這些規定的荒謬與非理性顯而易見。眾所周知，高等學校的教育是所謂的合格教育，其目標是為了培養合格的人才。以上的規定，事實上與培養合格人才的目標格格不入，其所造成的惡果是不但使學生的行為失去了可預期性，將在學生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後果，而且在實際操作中極有可能發生那種，用劉大生先生的話來說，對於那些「特招」的明星們、有權有勢的「在職攻讀學位者」們、官宦子弟們、港澳台的學生及外國留學生們因種種「政策的」及其他的原因都不可能被淘汰，最終被淘汰的只能是像愛因斯坦、哥白尼、布魯諾、梁漱溟、馬寅初、顧准這類的「不聽話」的學生！事實上，對比一下當今國內的一些高校紛紛忙於「辦班」、變相出賣文憑以及各高校的系主任專心致力於搞「創收」的現狀，及一些高校在對待「仕而優則學」的人如同娼妓拉客的媚態，所謂加強學術管理之說實屬自欺欺人。
作為號稱社會良心與社會先導的高校居然會出現以上種種可能只有在為神學所統制的歐洲黑暗的中世紀才會出現的荒謬的非理性的現象，對於當今社會上出現的種種荒謬、浮躁與非理性的現象也就絲毫不覺得難以理解了。寫到這里，特別懷念母校吉林大學，當初在母校讀書時，母校並沒有這一類的規定，而且我們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幾位導師對待弟子視同自己的孩子，在學習和生活上都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故在母校讀研三年時光中一直沫浴著愛和溫暖，充分享受了讀書與自由思考的樂趣。不知道現在母校會不會也作出了這一類的規定，上帝保佑千萬別有。但母校卻終不能免除時下時髦的高校合並的惡俗，五所大學已合並為一所從外表上看去龐大無比的新的吉林大學了。
四、與教師的關系
高校與教師的關系中，容易發生沖突之處主要表現在職稱評定、人事流動兩個問題上。因為職稱直接與工資、住房、福利掛勾（先評上職稱對這些就有先佔的優勢。例如廣為我們法律後進者們所景仰的朱蘇力先生也曾坦言他過得很累，因為不得不忙於住房等俗務。對北大我不敢妄言，但如果蘇力先生在其他的一些高校，因為他92年才入高校工作，因為他除了學術之外可能並沒有什麼行政職務及「關系」，他的住房極有可能不如學校中的一個可能根本不知學術為何物的專職處長，在一些地方性高校中，甚至還可能不如一個科長），而且還涉及到是否有資格帶碩士、博士的問題。當然，成了教授、碩導、博導身價自然就不一樣了，君不見有些熱門專業的博導們雖然帶了二、三十個甚至更多的碩士、博士，但弟子們一年內卻難見導師尊容幾次，導師正在國內飛來飛去忙於講學、「顧問」，大把地掙銀子呢。而且一旦成了教授或某某「導」就等於進了保險箱，還從未聽說過哪位教授或導師因不合格或因水平下降或徘徊不前而被取消職稱或資格。故發生那種人力資源管理的導師從未管理過人力資源及導師根本導不了弟子的情況一點也不奇怪，甚至還會發生南方某高校總務處長被評上博導的天下奇聞。既然職稱如此重要，那麼職稱評定主要看什麼呢？答案是主要看「學術成果」，也就是「學術論文」與著作的數量與質量（質量的標准就是所發表的刊物級別的高低），於是便造成了我國學術空前「繁榮」與腐敗的局面。雖然沒有統計數據來證實，雖然我國高等教育從「撥亂反正」至今才只有區區二十多年時間，但在中國教授、碩士、博士數量應屬世界之最這一點上，可能很少有人會提出異議，其數量之和絕對超過一些小國的人口數量。明年開始又要擴招研究生了，可能到時我們「高級人才」的數量又要創世界新高紀錄了（中國的讀書人身上本來就有著濃濃的「進士情結」，再加上現行體制對學歷的要求，其結果就是讀書人都在玩命似地忙於「考研」、「考博」，將大好時光都浪費在了考完就忘的外語上了，甚至還發生了博導考博的鬧劇。但不考又有什麼辦法呢？要知道，如果在當今，梁漱溟、陳寅恪是絕不可能進北大、清華教書的，魯迅好像也沒有什麼正規的「學歷」吧，想評教授？那絕對是在痴人說夢）。但可悲的是，據報道，就在世界范圍內經常引用的刊物上發表的文章數量來說，中國最好的大學也只是日本東京大學的十分之一，而另一則材料則指出我們大學的科研能力不及日本的三分之一！讀了錢鍾書先生的《圍城》、格非的《慾望的旗幟》、謝泳的《逝去的年代》等作品，看看當今學術界的現狀，想想那個曾經在一個迷惘少年的心目中如此神聖的教授的形象已變得如此具體而庸俗，只能借用尼採的比喻，悲憤地吶喊一聲「教授」死了。
扯得太遠了，還是回到話題上來。因為職稱如此重要，但評職稱往往有「指標」限制（中國是「口號」與「指標」的大國，對所謂的「口號」大國的說法，諸位肯定都深有體會，上街去看看，滿街都是「口號」。「指標」大國諸位可能不太熟悉，但我們是「指標」大國的地位卻是實實在在和不可動搖的。我們往往做什麼事都喜歡事先搞個「指標」出來，在這些事先搞的「指標」中，如鋼鐵產量，國民生產總值等預先確立「指標」是可以理解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嘛。但如果過了，也會造成大練鋼鐵、浮誇風盛行的惡果。但對於「反右」等運動中的對「右派分子」等預先確立指標則顯得十分荒謬。現在有的地方規定執法也有「指標」，如規定執法人員每人每年必須完成的最低罰款數額等，於是便有了「處女嫖娼案」的發生），因為職稱「指標」的限制，使得僧多粥少，因而職稱評定過程中充滿了矛盾和斗爭。可能是出於為了避免矛盾或其他的考慮，因此職稱評定的過程有如按祖傳秘炮製靈丹妙葯那樣秘不示人，最終參評人為什麼被評上或沒有被評上，及評委為什麼投贊成票或反對票，其贊成或反對的理由到底是什麼等均成了永遠也解不開的謎。
再如人事流動。由於體制的原因，進了高校工作如同進了保險箱。對於庸才，不管其學術、工作責任心等情況如何，是極難清退的。但與之相對應的是優秀人才想流動也極為困難，像民國時期大學教授可以自由流動，例如魯迅先生先後執教北京師范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多所大學而不必擔心「檔案」、「戶口」等問題，已永遠地成了歷史。一些高校，尤其是是一些地方性高校留住人才的辦法不是對之提高待遇及不拘一格予以重用，而是將其「檔案」死死扣住，如此一招，如同點住其死穴使其動彈不得。很多高校為了留住人，還作出限制考研尤其是限制考博的規定。原國家教委1982年發布的《關於招收博士學位研究生的暫行規定》的第5條規定，「各單位要從大局出發，積極支持符合報考條件人員報考，努力為國家輸送人才。凡是符合報考條件的在職人員報考博士生，所在單位應予支持（現役軍人除外）。」但是，對於以上的規定，很多高校根本置之不理，甚至在對合同期滿後提出報考博士申請的教師還予以種種刁難，其做法不僅違反了上述規定，更有侵犯報考者依據我國憲法所享有的受教育權之嫌。
英國著名的法律史學家梅因曾說過人類社會的發展無非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從身份到契約」標志著社會的文明和進步。對高校來說，在人才流動問題上，應持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態度，因為只有人才流動學術才會有生命力，才會有創新，長期靜止困守一隅的後果只能造成視野局限、近親繁殖與滯息的後果。事實上，在高校管理中，在對待人才流動的問題上，只要按照雙方簽訂的合同來辦理就足以解決問題了，對於違約者，依造約定追究其違約責任就可以了。契約應當被遵守在古羅馬時代就被確立為一條基本原則，對此，作為承擔著人類文明傳承使命的高校不遵守契約是非常可笑和可悲的。
從以上高校管理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及結合近年來高校被訴的案件的情況，可以看出目前我國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兩個問題。
1．由於計劃經濟年代行政管理的思維尚未改變，直到目前為止，相當一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員在對待學生管理的問題上往往將學生當成受教育的客體，根本不尊重學生的權利與人格。例如報載某位同學在畢業時學校拒不發給其畢業證與學位證，理由是他曾經考試作弊已被取消學籍。當這位同學四處申訴，在國家教委為此專門給該校發文，指出其對該生處分不當之處的情況下，該校的某位負責人卻堅持說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是該生必須回去參加高考，只要考上，學校馬上就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給他。我實在不知道這位負責人說這話的目的和法律依據是什麼？但從語氣與內容上來看，其完全不是一種平等的姿態，從中完成可以看到計劃經濟年代某些行政官員的作風。
另外，高校在管理過程中中往往還缺乏程序觀念，例如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中，學校當初對田永的處分決定並未直接送到田永的手中，亦未告知其申辯、申訴的權利。再如黃淵虎訴武漢大學案中，當初武漢大學因黃政審不合格作出不予錄取讓其跟讀的決定時，亦並未告知黃申辯、申訴的權利和途徑，也未告知其「跟讀」的具體含義。而且，既然田永當初已被「取消」了學籍、黃淵虎並未「取得」學籍，那麼學校就不應該讓他們一直在學校讀到畢業，因為可以預料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畢業時發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處分的程序，直接違反了《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64條的「處分要適當，處理結論要同本人見面，允許本人申辯、申訴和保留不同意見。對於本人的申訴，學校有責任進行復查」的規定。而武漢大學對待黃淵虎問題上亦違反了「正當的法律程序」。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在訴訟中，往往缺乏證據意識，例如在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中，北京科技大學在庭審中才提供了其自行調取的有關老師的證言、考試成績單、學生登記卡等證據，因違反了行政訴訟法中的被告不得在訴訟中自行向原告和證人取證的法律規定，故法院對之未予採納。而在黃淵虎訴武漢大學案中，武漢大學庭審中也沒有提供對黃淵虎進行政審的記錄、決議、及政審後的通報過程等證據。
2．高校管理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缺乏透明度，例如在學位評定、職稱評定、研究生導師評定、處分學生、招生等普遍缺乏透明度。尤其是招生方面，透明度更低。現在高考錄取招生，一般採用網上錄取的方式，減少了腐敗的機會。但對於研究生招生，按照《高等教育法》第19條的規定，碩士、博士、研究生取得入學資格所要求的是 「經考試合格」。這里其規定的是「合格標准」，但對於有數個上了分數線的「合格者」是否必須按名次錄取的問題卻沒有規定。於是，便出現了在考研、尤其是考博時，同導師的「關系」極為重要的情況。甚至圈內人都知道一個公開的秘密：考博一是考外語；二是考「關系」。而且對考研、考博的考生來講，因往往只能查到自己的成績，根本不知道別人的成績和自己考試成績在其中的排名情況，權利被侵犯了往往自己還蒙在鼓裡。由此帶來一個思考是：碩導、博導招收弟子涉及到學術傳承的問題，從這一點上來講當然希望招收那些在性情、品性甚至文風上與自己相投的弟子。但問題是，這畢竟不是自己私人開館招生，研究生招生屬國家教育體制序列，研究生培養佔用的是國家的資源，因此，對所有的考生來講，機會應該是平等的，應擇優錄取。怎樣在導師的喜好與擇優錄取方面平衡值得進一步研究。其實對研究生招生來說，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更多的是由導師的良心來決定的。但不管怎樣，錄取的過程應該是透明的。
以上高校管理過程中常遇到的諸多問題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目前我國對高校管理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高校管理的體制不完善以及長期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慣性等原因所造成的。我們的高等教育要發展，要求我們不能不解決這些問題，尤其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權利意識及社會文明開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以及大學普遍擴招後我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新的形勢，這些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筆者認為，對高校來說，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有很多，如健全法律、法規、完善管理體制等，但重要的是，所有這些措施都必須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對我國高等教育來說，確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的信念以及蔡元培先生所說的「大學之大，非大樓之大，乃大師之大」的理念，努力革除陳弊與積習，使高校真正成為學術及社會良心的誕生地，真正成為知識分子（包括老師和同學）研究學問和保持良心的象牙塔。

近年來，國內高校頻繁地被學生起訴，在這些案件中，劉燕文訴北京大學及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兩案較為典型，這兩個案件亦吸引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並引起了法學界極大的興趣，法學界為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高校被學生提起行政訴訟，除了暴露出目前我國高校在管理中普遍存在著一些突出的問題外，還暴露了我國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學理論的薄弱及法律、法規的不健全。透過這些具體的案例所暴露的法律問題，給了我們深刻的思考和探討的餘地。
一、在我國高等教育方面，法學理論上尚有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首先，是對高校的法律性質的定性問題。眾所周知，公辦高等院校屬事業單位，但對於民辦高校的法律性質，至今尚無權威統一的解釋。目前，民辦高等教育在如火如荼地發展，但對民辦高等教育方面進行規范的法律、法規卻基本上都付闕如。除了《社會力量辦學條例》以及民政部、教育部於2001年聯合發布的《教育類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辦法》、教育部於2002年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做好民辦高等教育機構招生工作的意見》兩部從條文到所包含的內容上均十分有限的規范性文件外，民辦高等教育基本上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況。
按照《教育類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辦法（試行）》的規定，民辦高等院校被命名為一個不倫不類的名稱——「教育類民辦非企業單位」。其產生的程序與公辦高等院校完全不一樣，而且其注冊機構是作為社會團體登記主管部門的民政部門，因此，對民辦高校的性質，定性為社會團體較為妥當。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公辦學校與其師生之間的關系有相應的大量的法律、法規來調整，那麼民辦高校與其師生之間的關系應由什麼法律來調整呢？其和老師之間的關系是否應適用《勞動法》或《合同法》？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否應適用《合同法》？
其次，在諸問題之中，最難以解決的是：民辦高校既然屬於教育機構就應負起教書育人的義務，就要對學生進行管理。但是，其制訂對學生管理方面的規定的法律依據是什麼？是依據《合同法》的規定還是參照對公辦高等院校管理進行規范的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民辦高校有沒有權處分學生？其處分學生的法律依據是什麼？如果其有權對學生予以「勒令退學」或「開除」處分，是否必須返還學生所交納的部分或全部學費？……
二、在我國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規定的缺位與滯後
在我國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規定的缺位最突出地表現在缺乏必要的糾紛解決機制方面。例如在對學校處分學生方面，雖然《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64條規定了「對學生的處分要適當，處理結論要同本人見面，允許本人申辯、申訴和保留不同意見。對本人的申訴，學校有責任進行復查。」但是，直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法律、法規、規章對受處分的學生如何行

⑷ 《對犯罪的認識》800字作文

法律並非一種單純的條文體系，或者什麼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工具，它應該是活的，物質與精神所並存的系統。從教會法乃是第一個西方近代法律體系便可看出，法律的精神涵義其實比想像得深刻。在審判之時，為何要以賦予罪犯以特定的尊嚴和權利，而不是單純地法官高高在上對其進行審判為原則?按理來說，罪犯即是有罪之人，似乎犯不著給他尊嚴之類。從普遍的認識角度講，是說不出道理的。那麼，其來源還是神學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盡管犯罪與罪孽之間的聯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對於上帝的無限責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具有的罪的屬性卻起到了降低自以為是的義憤作為刑法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 」這個原則對於有宗教背景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淺顯，但由此又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對於不信教的人來說，這個原則的意義何在?西方法律的許多原則建立在神學背景之下，至少是在信仰的背景下。對於只把法律當作實現自己利益、保護自己權利的工具的國人來說，並不存在對法律精神上的信仰和傳統，那麼如何從本民族的精神出發，尋找一條結合的道路，而不產生排斥，真是非常復雜的一個問題。 三、偏見的惡性 偏見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傷害，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其反映在學習上時，也是一個道理。對於中古時代和基-督教會的偏見，使我們一直認為這些是那個時代落後的代表，並無不自豪地說著「西方不亮東方亮」，將野蠻、落後等詞語同歐洲中古時代相聯系。其實並非如此，尤其在讀過本書之後。近代西方的一切思潮，其實並非只是對希臘羅馬文化復興後、擯棄中世紀糟粕而產生的。法律體系、學術方法、相互制約的權力(封建權和教權)、神學思想……那些後來成為啟蒙思潮精華並且一直延續至今的東西，都可以從中世紀找到它的源泉和基矗比如，以前對於格里高利的教皇革命，更多看到的是一些負面的評價，本書以非常大的熱情頌揚這次革命的意義，並將其與英國革命、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等並稱為偉大的革命。還有一個一直以來的偏見是，歷史可以用確定的規律予以描述，任何國家或者民族的歷史都脫不開這個規律。這自然是受達爾文進化論影響。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從歷史的觀點看，黑格爾假定意識決定存在的觀點是錯誤的，但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馬克思所主張的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歷史的真實生活中，誰也不『決定』誰;它們通常是並駕齊驅;當情況不是這樣時，便有時是這個有時是另一個成為決定的因素。」 並沒有誰說的規律可以解釋一切歷史活動，那麼這就說明，歷史並不是可以套用公式的。但可惜的是我們的教學中目前還是堅持著這一套，至少是在大學以下的教育中。「要知生命創進不受任何限制雖然可能有其勢較順之順序，卻並無一定不易之規律……在生物界中，雖不妨有高下之第，卻無必進之階。」幾十年前，梁漱溟老人即已能看得如此透徹，為何現今發達而開放之世，反倒後退了許多!
一、青少年犯罪的概況
《三字經》中說「人之初，性本善」。但是青少年犯罪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近幾年來，我國的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趨勢，犯罪類型也相當多。青少年犯罪（已滿14歲，未滿18歲的）所佔比例，建國初期共佔全部犯罪的1％。70年代末佔4％，進入90年代以後，已增至7％左右，進入八十年代以來，25歲以下青少年犯罪一直佔50％左右，有的地方已達60－70％。所以研究和解決青少年犯罪刻不容緩。
二、青少年犯罪的構成和特性
（一）、犯罪構成；（1）犯罪客體，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關系，（2）犯罪的客觀方面，是指刑法所規定的，說明行為對某種客體造成侵害的客觀事實特徵。（3）犯罪主體，是指危害社會的行為並且依法應承擔刑事責任的人。（4）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指犯罪主體對其實施的危害行為及其結果所抱的心理態度。青少年犯罪不同於成年人犯罪，就在於其犯罪主體的特殊性，犯罪主體是青少年，由於青少年的年幼，其生理、心理都與成年人有很大的差別，生理、心理的特點決定了犯罪的主觀方面，也就是犯罪的動機、目的。對危害結果發生所持的心理態度決定了青少年犯罪有以下的特徵：
＜1＞、盲目性
由於識別能力低下，人生觀未確定，他們往往是稀里糊塗，自以為是地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盲目性首先表現為青少年對自己人生觀的模糊認識。由於年齡小，人生觀正在萌發並逐步形成，但卻沒有確立，還具有不穩定性，極易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因素的影響。他們中一部分由於沒有受到壞的不良因素的影響，又加上正確及時的引導，就很好地形成了正確的人生觀；一部分人雖受到不良因素的侵襲，但因教育及時，引導及時，最終也能夠獲得一個基本明確的人生目標，而另一部分青少年由於他們受到各方面不良因素的污染，又加上學校及家庭教育沒能跟得上，結果在迷途上越走越遠，誤入歧途，人生觀低下或扭曲，在一些是非問題面前極易被拉下水。其次表現在對事物的美醜、善惡是非缺乏鮮明的標准與界限，認識上常常模糊不清，甚至是非顛倒，美醜混淆，善惡不分，崇拜豪傑，羨慕結義，稱「老大」。其三，盲目性還表現在少年的冒險欲和模仿性強上

⑸ 關於法律的觀後感

關於法律的讀後感
法律並非一種單純的條文體系，或者什麼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工具，它應該是活的，物質與精神所並存的系統。從教會法乃是第一個西方近代法律體系便可看出，法律的精神涵義其實比想像得深刻。在審判之時，為何要以賦予罪犯以特定的尊嚴和權利，而不是單純地法官高高在上對其進行審判為原則?按理來說，罪犯即是有罪之人，似乎犯不著給他尊嚴之類。從普遍的認識角度講，是說不出道理的。那麼，其來源還是神學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盡管犯罪與罪孽之間的聯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對於上帝的無限責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具有的罪的屬性卻起到了降低自以為是的義憤作為刑法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 」這個原則對於有宗教背景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淺顯，但由此又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對於不信教的人來說，這個原則的意義何在?西方法律的許多原則建立在神學背景之下，至少是在信仰的背景下。對於只把法律當作實現自己利益、保護自己權利的工具的國人來說，並不存在對法律精神上的信仰和傳統，那麼如何從本民族的精神出發，尋找一條結合的道路，而不產生排斥，真是非常復雜的一個問題。 三、偏見的惡性 偏見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傷害，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其反映在學習上時，也是一個道理。對於中古時代和基-督教會的偏見，使我們一直認為這些是那個時代落後的代表，並無不自豪地說著「西方不亮東方亮」，將野蠻、落後等詞語同歐洲中古時代相聯系。其實並非如此，尤其在讀過本書之後。近代西方的一切思潮，其實並非只是對希臘羅馬文化復興後、擯棄中世紀糟粕而產生的。法律體系、學術方法、相互制約的權力(封建權和教權)、神學思想……那些後來成為啟蒙思潮精華並且一直延續至今的東西，都可以從中世紀找到它的源泉和基矗比如，以前對於格里高利的教皇革命，更多看到的是一些負面的評價，本書以非常大的熱情頌揚這次革命的意義，並將其與英國革命、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等並稱為偉大的革命。還有一個一直以來的偏見是，歷史可以用確定的規律予以描述，任何國家或者民族的歷史都脫不開這個規律。這自然是受達爾文進化論影響。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從歷史的觀點看，黑格爾假定意識決定存在的觀點是錯誤的，但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馬克思所主張的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歷史的真實生活中，誰也不『決定』誰;它們通常是並駕齊驅;當情況不是這樣時，便有時是這個有時是另一個成為決定的因素。」 並沒有誰說的規律可以解釋一切歷史活動，那麼這就說明，歷史並不是可以套用公式的。但可惜的是我們的教學中目前還是堅持著這一套，至少是在大學以下的教育中。「要知生命創進不受任何限制雖然可能有其勢較順之順序，卻並無一定不易之規律……在生物界中，雖不妨有高下之第，卻無必進之階。」幾十年前，梁漱溟老人即已能看得如此透徹，為何現今發達而開放之世，反倒後退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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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老師讓寫一篇關於法律報告的讀後感 謝謝了 幫忙找找

葉昊然：腦中的革命——《法律與革命》讀後感[「外國法制史」讀書報告選登（之六）]
時間:2006年11月29日 作者：葉昊然（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學生） 來源:學術批評網

哈羅德•伯爾曼的《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是一部當之無愧的巨著，不單是指其書本厚度而言，更是指其思想之深度與探究之廣度，實在是大大拓展了我們學習和研究西方法律傳統的視野。對於這樣的著作，我自知沒有能力進行評價。這里是對其書第一部「教皇革命與教會法」的讀後感。

一、無無源之水

一切事物都有其原因，無因即無果，這是正理。但我們於學習時卻經常犯一步到位的錯誤，不考慮事物的原因就全盤接受一些概念。比如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的「封建」概念，稍微一動腦筋，誰都能明白「分封建制」是這個詞的內涵，而再稍微一思考，就懂得我們中華的歷史上自秦以降就再無大規模的封建制度。但出於教育的緣故，我們還是習慣於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些明顯錯誤的觀念。在伯爾曼的書中，一切概念皆有其源頭，很難從邏輯的角度對他的立論產生質疑。這就是用「科學的方法」所進行的歷史研究。作者從西方法律傳統的背景——民俗法開始，分別論述西方法律傳統的三個起源——教皇革命、大學和神學，繼而詳細介紹第一個西方近代法律體系——教會法，再分析教會法律體系的結構要素，環環緊扣，結構緊湊，沒有任何地方給人以突兀的感覺。

「只有上帝才能看透一個人的思想、內心和靈魂，而人間法官只能知道外部表現出來的行為，『教會對隱秘的事物不予裁決』逐漸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即僅僅是犯罪准備（即使到了裝配犯罪工具的地步）尚不能受到懲罰……」 學習刑法時大家都明白犯罪預備不構成犯罪，且不進行懲罰。但到底為什麼呢？歸根結底到其神學的淵源，即便是無信仰的中國人，也能夠理解了。雖然這並非伯爾曼的發現，我卻用它來證明本書極強的緊湊感……即其中每一事件必有其原因，這實在需要進行耐心的考證和擁有嚴謹的態度。從以前的閱讀中，總是想當然地假定西方法律傳統乃是啟蒙運動時期，從諸位偉大的頭腦中自然躥出來的。而在讀本書中，時時汗顏，從前對中古時期的不屑和太過想當然的進行聯系，已經使自己的無知蔓延。不過幸好，及時讀了本書，避免了更加可怕的自大產生。

二、精神之法

法律並非一種單純的條文體系，或者什麼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工具，它應該是活的，物質與精神所並存的系統。從教會法乃是第一個西方近代法律體系便可看出，法律的精神涵義其實比想像得深刻。在審判之時，為何要以賦予罪犯以特定的尊嚴和權利，而不是單純地法官高高在上對其進行審判為原則？按理來說，罪犯即是有罪之人，似乎犯不著給他尊嚴之類。從普遍的認識角度講，是說不出道理的。那麼，其來源還是神學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盡管犯罪與罪孽之間的聯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對於上帝的無限責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具有的罪的屬性卻起到了降低自以為是的義憤作為刑法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 」這個原則對於有宗教背景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淺顯，但由此又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對於不信教的人來說，這個原則的意義何在？西方法律的許多原則建立在神學背景之下，至少是在信仰的背景下。對於只把法律當作實現自己利益、保護自己權利的工具的國人來說，並不存在對法律精神上的信仰和傳統，那麼如何從本民族的精神出發，尋找一條結合的道路，而不產生排斥，真是非常復雜的一個問題。

三、偏見的惡性

偏見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傷害，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其反映在學習上時，也是一個道理。對於中古時代和基督教會的偏見，使我們一直認為這些是那個時代落後的代表，並無不自豪地說著「西方不亮東方亮」，將野蠻、落後等詞語同歐洲中古時代相聯系。其實並非如此，尤其在讀過本書之後。近代西方的一切思潮，其實並非只是對希臘羅馬文化復興後、擯棄中世紀糟粕而產生的。法律體系、學術方法、相互制約的權力（封建權和教權）、神學思想……那些後來成為啟蒙思潮精華並且一直延續至今的東西，都可以從中世紀找到它的源泉和基礎。比如，以前對於格里高利的教皇革命，更多看到的是一些負面的評價，本書以非常大的熱情頌揚這次革命的意義，並將其與英國革命、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等並稱為偉大的革命。還有一個一直以來的偏見是，歷史可以用確定的規律予以描述，任何國家或者民族的歷史都脫不開這個規律。這自然是受達爾文進化論影響。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從歷史的觀點看，黑格爾假定意識決定存在的觀點是錯誤的，但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馬克思所主張的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歷史的真實生活中，誰也不『決定』誰；它們通常是並駕齊驅；當情況不是這樣時，便有時是這個有時是另一個成為決定的因素。」 並沒有誰說的規律可以解釋一切歷史活動，那麼這就說明，歷史並不是可以套用公式的。但可惜的是我們的教學中目前還是堅持著這一套，至少是在大學以下的教育中。「要知生命創進不受任何限制雖然可能有其勢較順之順序，卻並無一定不易之規律……在生物界中，雖不妨有高下之第，卻無必進之階。」幾十年前，梁漱溟老人即已能看得如此透徹，為何現今發達而開放之世，反倒後退了許多！

四、關於大學

有關大學的起源這一部分是寫的很有意思的。從波倫亞大學的出現和歷史來看，由學生掌控權力，到教授們力量漸漸增強，整個過程值得人玩味。就現在的國內大學來看，行政權竟然是首要的，而教師和學生無法與行政抗衡。按理來說，甚至從大學的歷史來看，都絕然應該是學生主導，或者教授控制學校的領導權力。因為學生是大學出現的原因，而教授是大學存在的基本。為何現在看到的皆是，學生維權無用，德高望重的教授終身住一小破樓房，這樣一些違背大學本意的現象。或許我們的大學確實不能算真正的大學吧。扯遠了。大學的研究為法律體系的產生提供了方法基礎，還有一大批人才，但並非唯一的淵源，這仍是與大學在當時的地位有關。

五、道德之底線

歐洲人對法律的依賴與信任，是與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的。法律體系的出現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基督教的功勞，這也是本書第一部中一直討論的內容。出於上帝對他們精神領域的掌控，他們寧可相信法律——這樣一個諸多原則來自於神學的制度——能夠成為他們最終的救濟渠道。那麼這種信任，在東方是否存在呢？答案是不的。我們的法律並沒有這樣一個信仰基礎，而是直接建立在皇權之下，從而使國人對法律的敬畏源自對皇權的敬畏。那麼現在沒有了皇權，法律的權威性如何體現？無源之水終將乾涸，這是個實際問題。由於對「罪」的神學解讀，使西方人在做事時有一道德底線，即為死後考慮，為最後的審判考慮，這令其惡能得到限制。而我們的這種限制已經磨滅了。現在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無數「潛規則」正在日益浮上檯面，見得天日，再這般下去，以這些所謂「潛規則」代替了原有的道德規范，實在是很可怕的事情。

六、其他

本書還有一個令我震撼的方面，是引用。引用之多、廣泛和豐富，實在令人咋舌。全書600多頁篇幅的正文，竟有150多頁的注釋。這與其他某些專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引用不但說明了作者的閱讀面之廣博，也說明了他極其認真的學術態度。有這許多的引用，在讀的同時一可令人大大放心創作部分的質量，二可方便讀者翻閱相關的資料，不至於以偏概全。這實在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地方。

法律在書中革命，書在我腦中革命。單是本書的第一部，就在我腦中進行了一次革命。對從前各種知識的重新排列，偏見的解除，實在是令人暢快。作者嚴密的寫作結構和流暢的字詞句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來要看第二部了，相信這會是另一次革命。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 2006年11月29日

⑺ 蘇州大學的知名校友

李濟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董事長。 許德珩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治活動家。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社會事業行政學系主任。 周谷城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雷潔瓊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政治活動家、社會學家。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趙朴初 全國政協副主席。1928年畢業於東吳大學。 費孝通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社會學家。1930年畢業於東吳大學醫預科。 孫起孟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29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榮毅仁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副主席。江南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 錢偉長 全國政協副主席。1926至1927年就讀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馬寅初 經濟學家、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898年入上海中西書院。 金善寶 農學家、中科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江南大學教授、農學系主任。 謝少文 微生物學家、中科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1921年畢業於東吳大學。 高尚萌 病毒學家、中科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1930年畢業於東吳大學。 胡經甫 昆蟲學家、中科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1917年畢業於東吳大學生物系。 劉承釗 動物學家、中科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1934年於東吳大學任教。 周同慶 光學家、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學部委員。江南大學教授。 談家楨 遺傳學家、中科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1929年畢業於東吳大學。 陸志韋 語言學家、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13年畢業於東吳大學。 顧翼東 化學家、中科院化學部學部委員。1923年畢業於東吳大學化學系。 錢俊瑞 經濟學家、中科院院士。1928年入江蘇省立教育學院。 蘇元復 化學工程家、中科院化學部學部委員。1929年保送東吳大學化學系。 時鈞 化學工程學家、中科院化學部學部委員。1929年保送東吳大學。 宋鴻釗 婦科腫瘤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38年畢業於東吳大學生物系。 汪菊淵 花卉園藝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29年考入東吳大學化學系。 陸寶麟 昆蟲學家、中科院生物學學部委員。1938年畢業於東吳大學生物系。 劉健康 魚類學家、中科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1938年畢業於東吳大學生物系。 馮新德 高分析化學家、中科院化學部學部委員。1933年考入東吳大學。 欽俊德 昆蟲生理學家、中科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1940年畢業於東吳大學生物系。 郁銘芳 化纖製造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48年畢業於東吳大學。 潘君驊 光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蘇州大學現代光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喬登江 核技術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55-1963年在江蘇師范學院物理系任教。 陳子元 核農學家。蘇南蠶絲專科學校教授。 薛鳴球 光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蘇州大學現代光學技術研究所所長。 沈之荃 高分子化學家、中科院院士。1952年至1961年任教於江蘇師范學院。 宋大祥 蛛形學與無脊椎動物學家、中科院院士。1953年畢業於江蘇師范學院生物系。 阮長耿 血液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述湯 化學家、材料學家、中科院院士。蘇州大學教授。 詹啟敏 中國工程院院士。1982年畢業於蘇州醫學院。 陳衍 近代詩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金松岑 詩人、教育家。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呂思勉 歷史學家。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東吳大學教授。 黃人 文學家。東吳大學中文教授。 王寵惠 法學家，法學博士。東吳大學法律學院任教。 呂鳳子 書畫家。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藝術教育學系主任，江蘇師范學院教授。 章太炎 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東吳大學任教。 吳梅 詞曲學家。東吳大學教授。 顧維鈞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上海中西書院畢業。 雷沛鴻 教育家。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任教。 梁漱溟 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 郭紹虞 語言學家、文學家。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任教。 錢基博 國學家。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務主任、教授。 許崇清 教育家。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俞頌華 著名新聞工作者。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兼新聞系主任。 洪深 戲劇家。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潘慎明 化學教育家。江蘇師范學院二級教授。 陳調甫 化工專家，化工實業家。蘇州東吳大學化學畢業，1917年獲碩士學位。 顧頡剛 歷史學家。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林語堂 文學家。東吳大學任教。 錢穆 國學家。1947年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 朱東潤 文學家。就讀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沈青來 數學家。江蘇師范學院二級教授、數學系主任。 童潤之 教育家。蘇州省立教育學院院長。 劉湛恩 教育家，滬江大學校長，1918年畢業於東吳大學醫預科，1938年4月7日被日偽特務暗殺。 周予同 經學家。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戈紹龍 耳鼻喉科專家。蘇州醫學院副院長、一級教授教授。 王遽常 中國哲學史家。1920年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徐志摩 現代詩人散文家。東吳大學教授。 吳福楨 我國昆蟲學科和植物保護科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江蘇省立教育學院農教系系主任、教授。 吳經熊 法學家。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 夏承燾 詞學家。國學專修學校教師。 盛振為 法學家。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 董渭川 社會教育家。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鄂森 東吳大學法學院教務長。 梁實秋 文學家，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朱正元 物理教育學家。江蘇師范學院物理系主任、二級教授。 唐蘭 文字學家、歷史學家。1917年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王同觀 婦產科學專家。蘇州醫學院二級教授。 端木愷 東吳大學行政法教授。台灣東吳大學董事長。 曹聚仁 作家。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程有慶 化學教育家。江蘇師范學院化學系主任、二級教授。 李一氓 外交家。在東吳大學求學期間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而肄業。 許幸之 畫家、影劇編導。國立社會教育學院電化教育系主任、教授。 蔡尚思 史學家。東吳大學教授。 胡曲元 哲學家。無錫國學專科學校教授。 秦柳方 經濟學家。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任教。 楊兆龍 法學家。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劉雪庵 作曲家、音樂家。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倪征燠 法學家。聯合國際法院法官，二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東吳大學教授。 潘漢年 我黨歷史上隱蔽戰線、文化戰線和統一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就讀無錫國家專修學校。 吳其昌 歷史學家。1920年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焦菊隱 著名導演。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李浩培 法學家。1982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律系。 張奎 寄生蟲學專家。蘇州醫學院一級教授。 周有光 語言學家。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任教。 錢仲聯 國學家。1926年於無錫國學專修館畢業，蘇州大學教授。 陳汀聲 電影技術教育家。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任教。 楊絳 作家。1932年畢業於東吳大學。 陳白塵 戲劇家和電影劇作家。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柴德賡 史學教育家。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系主任。 吳強 作家。早年就讀教育學院民眾教育系。 鄭君里 著名演員、導演。國立社教學院教授。 馬蔭良 著名新聞工作者。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教授兼系主任。 郭影秋 雲南省省長、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就讀江蘇省立教育學院。 湯不器 組織胚胎學專家。蘇州醫學院學院二級教授。 陳明齋 外科學專家。蘇州醫學院教授。 周振甫 文學家。就讀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徐遲 作家。就讀東吳大學。 吳大琨 經濟學家。東吳大學任教。 周孝謙 物理教育學家。江蘇師范學院二級教授、蘇州大學副校長。 陳王善繼 放射醫學專家。蘇州醫學院一級教授、附屬第一院院長。 錢仁康 音樂學家、作曲家。江蘇師范學院任教。 蔣緯國 軍事學家，蔣介石次子。就讀東吳大學物理學院物理系。 饒宗頤 歷史學家，文學家。1943年至1945年任無錫國學專科學校教授。 陳務民 兒科學專家。蘇州醫學院二級教授。 許國璋 英語教育家。在東吳大學執教英語。 戴愛蓮 舞蹈藝術家。1942年於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任教。 陳悅書 血液病學專家、我國血液學專業奠基人之一，蘇州醫學院教授。 王紹堉 台灣東吳大學董事長。就讀於東吳大學。 馮其庸 文學家、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1948年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畢業。 柯岩 作家、詩人。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戲劇系1948級學生。 林斤瀾 作家。1945年畢業於國立社會教育學院。 方漢奇 新聞學家。1950年畢業於國立社會教育學院。 范敬宜 新聞學家。1949年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金庸 小說家。1946年入東吳大學法學院修習國際法。 楊鐵梁 香港高等學院首席大法官。就讀東吳大學法學院。 熊黛林 中國女演員、模特

⑻ 印度甘地

"中國甘地"惲代英

碧血拚灑處

囚中歌長吟

漫漫長夜行，

仰賴啟明星。

青年說導師，

萬眾喚代英。

不朽《獄中詩》，

絕筆盪豪情：

浪跡江湖數舊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拼憂患尋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繼陳獨秀主辦《新青年》後，1923年惲代英主辦的《中國青年》猶如閃爍在黑暗社會夜空的啟明星，引導了大革命時期整整一代年輕人走上了革命道路。這位青年導師的親密戰友周恩來，曾深情地緬懷他，稱其為「中國革命青年的楷模」。

■他創辦的《中國青年》發行量迅速增至3萬份，成千上萬的青年正是手捧這份雜志並呼喚著「代英」的名字，走上了革命道路

惲代英，字子毅，1895年出生於湖北武昌一個書香之家。父親是未能補實缺的清朝八品官，與出身士宦之家並頗有舊學根底的母親一起，從小便督促他學習古文和詩詞。後來他上了新式小學堂，因文才出眾被老師譽為「奇男兒」，並接觸到西洋新學和民主思想，崇拜維新思想家梁啟超、譚嗣同，以「我自橫刀向天笑」自勉，決心沖破封建思想樊籠。

1913年，惲代英入武昌中華大學預科，1915年進入文科中國哲學系學習。

這一年，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問世，惲代英讀後歡呼這是「傳播自由、平等、博愛、互助、勞動的福音」，並向其踴躍投稿。1917年，他在武漢發起組織進步團體互助社，1920年，又創辦了利群書社，成為在長江流域宣傳新思潮的重要陣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惲代英便申請加入。同年秋，他入蜀擔任川南師范學校校長，引導大批青年出川參加革命。1923年，他赴滬執教於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並於10月間同鄧中夏一起創辦了共青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其發行量迅速增至3萬份，成為國內最受歡迎的青年雜志。惲代英在該刊發表過一百多篇文章和幾十封通訊，成千上萬的青年正是手捧這份雜志並呼喚著「代英」的名字，奔赴黃埔軍校、去尋找黨團組織。

■在黃埔軍校，他與周恩來並列為最受歡迎的演講人，此後成為武昌中央軍校的精神核心

1926年初，惲代英到廣州擔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並兼中共黨團書記，在校內與周恩來並列為最受歡迎的演講人。1927年初，他赴武漢主持中央軍校工作，並成為精神上維系全體進步師生的核心。同年5月，在黨的五大上他當選中央委員，7月間赴南昌參加組織起義。當張國燾趕來阻撓行動時，平時待人一向和善的惲代英拍案而起喝道：「如果你再動搖人心，就要打倒你！」

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受挫後，惲代英乘小舟飄到香港。12月中旬廣州起義爆發時，他擔任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其間發布的政綱、宣言、告示等多是經這位大手筆揮就。失敗時，他在指揮部大樓中堅守到最後，因同志們都勸他潛伏下來寫暴動史才被迫離開，潛往香港。

■在贛南的毛澤東和鄂豫皖根據地的領導人都致信中央，希望能派他來工作。可惜他隨即被捕，沒能到蘇區卻進了國民黨的監獄

1928年秋，惲代英被調到上海，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後調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協助部長周恩來工作。1930年初，他曾前往閩西蘇區視察，高度評價了朱毛紅軍長期游擊戰爭的經驗。同年5月，他在上海的工廠前偶然被捕，押轉南京途中有些黃埔畢業的國民黨軍官認出了他，出於欽佩之情卻相約不指認。在獄中，惲代英看到囚糧夾著砂粒和臟物，便不顧暴露的危險出面領導難友斗爭改善了待遇，同時還編寫了一本解釋中國共產黨十大綱領的工人讀本。1931年4月，他被叛徒出賣而暴露身份，第二天便英勇就義。

■在黑暗長夜中追尋救國真理，由信奉無政府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由傳統的修身立志和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觀念，發展為革命理想指導下的奉獻精神

20世紀20年代，對在封閉中沉睡千年而陷入停滯的赤縣大地，是一個長夜破曉的時刻。隨著五四運動思想解放號角的吹響，世界上各種思潮如閃光的星體劃過神州夜空，引起了有血性、有思想的年輕一代的競相仰望追求。

位於九省通衢的湘楚文化中心武漢，更是涌現出一代當年新思想的先驅，惲代英就是其中光輝的代表。

惲代英從18歲開始信奉無政府主義，這種思潮當時在中國的小知識分子中有著廣大的市場。歷史上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恰恰是極端專制主義的伴生物，在反抗舊有獨裁統治時往往又對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惲代英通過幾年苦苦探索，25歲時終於在各種思潮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由單純追求「教育救國」改為革命救國，此後堅定不移地為此吶喊奮斗直至犧牲。他的這條人生軌跡，昭示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改造社會的斗爭中應走的方向。

人們最稱道惲代英的，不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於他的道德情操。

給亡妻守義、為抵制日貨不用理發推子寧可剃光頭、生活上如同苦行的「甘地」等一類事跡，都是他少年時受到的傳統教育與新的激進革命思想交匯的產物。言教與身教結合，以自己的奮鬥成為一代青年師表，也正是他在那個時代里特別感人的地方。

■為向女人亡夫要守節、男人喪妻理當再娶的舊俗挑戰，妻亡後「守義十年」

惲代英在情感甚篤的妻子沈保秀難產去世後，曾「跪於岳父前申明不復娶」，此舉不僅是懷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戰。他雖才華譽滿天下，卻拒絕眾多提親求愛者。「守義十年」後，惲代英約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前亡妻墳前，說明：「古人強迫女人守節，我堅決反對，而我為你守義，卻是心甘情願的。我要給那些歧視婦女、不守信義的人看：人間還有真情在。」

隨後，他與長期敬佩姐夫並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結束了「守義」。

■同理日本學生發型的「東洋頭」劃清界限，堅持不用日制理發推子，而長年剃光頭

1918年，惲代英「始剃光頭」，理由是宣傳反對日本侵略，就不應像當時的洋學生那樣理日式「東洋頭」（即短平頭）。他長期堅持抵制「仇貨」，鑒於國內用的理發推子多是日本產品，便索性用傳統的剃刀把頭發剃光，這之後照片中的惲代英總是光頭形象。

■有超人的堅定意志且甘願苦行，而被人稱為「甘地」

當年有人稱惲代英像苦行僧，並以印度組織反英而甘願苦行的「甘地」

作為其綽號。他受聘安徽某師范時，師生們仰其大名前往碼頭相迎，不料他卻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門口，結果被工友視為「腳夫」而被拒之門外。

1927年，南昌起義軍冒酷暑南征不久，開小差和落伍便近1/3。為激勵士氣，身為宣傳委員會代主席的惲代英雖患肺病，卻把配給自己的馬讓給病號，堅持和戰士們一起步行。他每日脖子上搭著一條毛巾用來擦汗，戴著眼鏡的光頭被曬得像個黑人，同事都喊他「甘地」，士兵們則稱贊「大委員倒是能和我們一樣吃苦！」

■他深度近視，面貌像書生，本不宜去工廠，仍不顧危險去聯系幹部，在「抄靶子」時被捕

1930年春，惲代英從閩西回到上海，此時周恩來已去蘇聯。他發現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有盲動錯誤，就直言批評。李立三一怒之下，把這位老戰友派到區里擔任行動委員會書記以「洗刷錯誤」。惲代英是深度近視眼，面貌又像書生，本不適合到工廠，可是他仍不顧危險去那裡聯系幹部。5月6日，他在楊樹浦老怡和紗廠門前遇「抄靶子」即搜查行人，因視力不好遠遠看不見，巡捕到面前已躲避不及。遇盤查時，他身穿普通工人服裝，自稱「王作林」。巡捕見惲代英戴眼鏡並搜出自來水筆、手錶，認為不像工人，作為共產黨嫌疑犯加以逮捕。當時他機智地抓破了面孔，臉上青腫，雖過去常在萬人大會上露面卻沒有被認出來，以「不應攜帶違法宣傳品」和「擅自開會」

的罪名被判五年徒刑。8月間周恩來、瞿秋白回國得知此事，批評了李立三，並派特科負責人顧順章送給法官5000元，使刑期改判為一年。

■因隱蔽了身份，已改了刑期准備出獄，不幸被叛徒顧順章出賣。臨刑前慷慨演講，使第一個行刑者的手發抖而扣不動扳機

1931年4月，惲代英的妻子沈葆英探監時要他准備下個月出獄，不幸當月下旬顧順章叛變，說出惲代英就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蔣介石馬上令軍法司長王震南到獄中核查，聲言如肯歸順必當重用。4月28日，惲代英面對勸降嗤之以鼻，蔣介石便下令就地槍決。次日中午，惲代英高唱《國際歌》走到獄中菜園的空地上，面對監刑者的大聲嚎叫拒不下跪，並向身邊的獄卒和士兵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說。第一個奉命開槍者被他的英雄氣概所震懾，手發抖而扣不動扳機，執行官拉來一個姓朱的看守接過槍行刑。此時惲代英高呼起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隨後，36歲的一代英傑犧牲在獄中空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