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院改革

❶ 北京高院為何組建1839個審判團隊

2018年8月16日報道，建設新型審判團隊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重要舉措，北京市三級法院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為核心，已組建起多樣化審判團隊共1839個，審判質效不斷提升。8月16日上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召開發布會，介紹全市審判團隊的建設情況。

評選

覆蓋各個審判領域和審判類型

今年5月14日，市高院第11次黨組會決定，在全市法院開展首屆「模範審判團隊」「先進審判團隊」評選表彰活動，最終從116家參評團隊中確定了20個「模範審判團隊」，50個「先進審判團隊」。

從審級看，共有高院團隊4個、中院團隊15個、基層法院團隊51個；從專業類別看，共有立案速裁團隊6個，刑事團隊9個，民事團隊18個，商事團隊10個，行政團隊8個，知產團隊7個，執行團隊10個，未審團隊2個；從團隊特色看，囊括了高效型、專家型、孵化器型、大要案型、院庭長型等多種團隊類型。所評選出的「模範審判團隊」「先進審判團隊」全面覆蓋三級法院各個審判領域和審判類型，較好體現了審判團隊建設基層導向。

例如作為模範審判團隊代表的一中院陶煒審判團隊，是涉眾型經濟犯罪領域典型的大要案型審判團隊。所審理的E租寶案被評為2017年度全國十大刑事案件，相關經驗還被最高法院向全國法院推廣。

作為先進審判團隊代表的西城法院童飛審判團隊，是金融借款及信用卡領域典型的高效型審判團隊。上半年，該團隊共審結案件3210件，佔全庭結案的47%，全院結案的11%。

「此次評選確定的「模範審判團隊」「先進審判團隊」，以成效為導向，強調符合審級職能，凸顯團隊特色，為總結全市法院審判團隊建設經驗提供了多樣化範本。」北京市高院組組宣處處長李洛雲表示。

❷ 淺談如何實現司法公正

首先，確保司法公正，要從人的思想教育抓起，觀念的轉變是根本的轉變，有什麼樣的思想，才會有什麼樣的行動，作為一名人民法官只有把「三個有利於」放在首位，只有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才能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才能從維護和促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出發去理解和執行法律，才能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才能不計個人名利得失，才能依法公正、及時地審理好各類案件。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才能「想當事人所想，急當事人所急」，努力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從另一方面看，有些法院職能之所以發揮得不好，有些法官之所以不能公正執法，甚至走上違法違紀的道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忽視了思想教育這個中心環節。一些法官放鬆了自己的世界觀改造，把手中掌握的執法權、自由裁量權向「功利」偏移，從而造成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辦案不公，損害了人民法院、人民法官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由此，也充分說明了抓公正先抓人，抓人先抓思想的重要性。
其次，確保司法公正要建立健全必要的制約機制。目前應建立健全五個方面的機制：
一是用人機制。成事在人，人是關鍵。要按照公開、擇優、競爭的原則，改革的法院的人事制度，實行人才合理流動，重點崗位輪換，熱門單位交流。做到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真正讓那些能公正執法，能嚴肅執法的「人才」坐「正座」，上「正席」。
二是自我約束機制。法律賦予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不是讓直接辦理某個具體案件的某個審判人員獨立行使，而是把國家的審判權賦予由院長、庭長和審判員等組成的人民法院獨立地行使。在正確理解獨立審判的前提下，建立起自我約束機制，實行立審分立，審執分立，審監分立，強化對審判權的制約，才能有效地保障裁判的公正。
三是審判公開制。公開才能增加法庭審判的透明度，才能使司法審判置於社會公眾輿論的監督之下，才能最大限度地確保司法公正。這應視為一條法定原則。因為公開審判在《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中都有明確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都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六月十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向社會公開宣布：從即日起，凡年滿十八周歲的我國公民，可以自由進入第一中院法庭，旁聽任何一件公開審理韻案件，新聞記者可以以對法律各負其責的態度報道公開審理的案件。這對於促進司法公正，無疑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四是崗位責任制。院長、庭長、審判員、審委會委員及各審判組織有什麼職責，有什麼許可權，要進一步明確、規范。通過崗位責任制的建立和健全，提高辦案效率和質量，促進司法公正。
五是審判監督機制。人民法院必須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負責，應自覺接受黨委、人大部門的監督。同時，人民法院既應嚴格按照法律自覺接受上級法院的監督，又應依法接受人民檢察院對審判活動的監督，還應接受新聞輿論監督和社會各界群眾的監督。此外，在法院內部，也應有有效的監督機制，既要監督案件管轄、立案和收費情況，又要監督案件的審理程序、主體認定、適用法律和審限情況。既要監督案件的審理全過程，又要監督案件的審理結果和執行。如有的法院推出了案件督辦卡制，有的法院建立了法官違法違紀舉報中心，設立了舉報箱，公開了舉報電話，有的從社會各界聘請了一些執法監督員，加強了對審判活動的監督，都不失為一種好方法。
再次，確保司法公正，還要敢於查處那些違法違紀枉法裁判者。在不少單位雖然監督措施不少，但落實不力。舉報箱、舉報電話形同虛設，原因就是群眾的舉報沒能很好落實。因此，在保護舉報人人身安全和民主權利的同時，應對舉報內容認真查處，真追實究，並把舉報內容、查處落實情況分門別類，定期公開公布，做到查處有結果，件件有回聲，對於枉法裁判者，對於造成錯案或有執法過錯的責任人，也要敢查、敢追、敢究，做到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有錯必改，有錯必糾，讓犯錯者受到警示，讓無錯者接受教訓，杜絕或減少類似問題的再次發生。同時，對於那些嚴重違法違紀的，還要予以法律制裁，清除出法院，以純潔法官隊伍，不能讓害群之馬干擾公正司法。
總之，確保司法公正，才能贏得人民群眾對於法院和法官的信任，才能樹立起人民法院良好的執法形象，人民法院也才能在實現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更好地發揮職能作用。

❸ 首個知識產權法院在哪個城市

北京。

我國首個知識產權法院在北京。2014年11月6日，我國首個知識產權法院——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正式履行法定職責，這標志著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部署的司法體制改革邁出重要一步。

新成立的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坐落於北京市海淀區彰化路18號，內設4個審判庭，技術調查室和法警隊2個司法輔助機構以及1個綜合行政機構。集中管轄原由北京市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

介紹：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按照中央司法體制改革的精神，突出主審法官、合議庭的主體地位，努力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

其中主審法官實行員額制，首批選任法官22名，4人被任命為庭長，18人通過法官遴選委員會按照公平、公正、公開原則組織的考核選拔。

從北京三級法院經驗豐富的優秀知識產權法官中遴選產生，平均年齡40.2歲，91%均為研究生以上學歷，從事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年限平均為10年，近五年人均承辦案件數為438.5件，知識產權審判經驗和審判能力較為突出。

以上內容參考人民法院官網-全國首家知識產權法院在北京正式成立

❹ 法院為什麼要大量增加審判輔助人員

為了健全法官助理、書記員、執行員等審判輔助人員管理制度。科學確定法官與審判輔助人員的數量比例，建立審判輔助人員的正常增補機制，切實減輕法官事務性工作負擔。拓寬審判輔助人員的來源渠道，探索以購買社會化服務的方式，優化審判輔助人員結構。

該意見不僅指明了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而且明確了審判輔助人員來源渠道、來源方式的改革思路。「周強指出，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以司法責任制為核心的改革試點有序推進，誰辦案誰負責的新型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初步形成，法官辦案積極性責任心增強，辦案質效提升，改革成效逐步顯現。

要進一步堅定信心，全面推進司法責任制及相關改革。要加強組織領導，強化跟蹤問效，狠抓工作落實，確保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務精準落地，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要堅持從嚴治黨、從嚴治院，狠抓隊伍建設，以良好的紀律作風和公正高效的審判切實體現改革成果。周強強調，要全面推進司法責任制及相關改革，最大限度激發改革內生動力。

要按照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部署，抓緊全面推開司法責任制改革，確保改革政策落實到位、改革紅利釋放充分、改革效果明顯提升。

要推動司法責任制正確實施，堅持問責與免責相結合，保護法官辦案積極性，要正確處理放權與監督的關系，確保放權不放任、監督不缺位。

(4)北京法院改革擴展閱讀：

《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簡稱「四五改革綱要」），

六、推進法院人員的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

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必須堅持以審判為中心、以法官為重心，全面推進法院人員的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努力提升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類科學、分工明確、結構合理和符合司法職業特點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

❺ 最近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有哪些

央廣網北京月10日消息（記者孫瑩）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會簽的《關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今天上午全文發布，《意見》共21條。此項改革，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務，對於發揮好審判特別是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的重要作用，嚴格偵查、起訴環節的辦案標准，防範冤假錯案發生、促進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
《意見》第一條指出：「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偵查是刑事訴訟的基礎，證據是刑事訴訟的核心。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副廳長張相軍分析：「從近年來糾正的重大冤假錯案看，往往都存在嚴重的刑訊逼供、非法取證行為。」
這次《意見》立足於對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早發現早排除，規定了諸多制度機制。
張相軍表示，首次提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對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偵查的重大案件，由人民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並同步錄音錄像。經核查，確有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的，偵查機關應當及時排除非法證據，不得作為提請批准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根據。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法學博士劉靜坤認為，證據裁判是刑事訴訟的基石性原則。「從審判程序來講，證據只有經過法庭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這也是一個硬性的要求。」
《意見》有多條規定強調疑罪從無原則，要求：「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對於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應當綜合全案證據排除合理懷疑，對於量刑證據存疑的，應當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認定。」 「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依法作出無罪判決。」 劉靜坤分析，非法證據的認定標准將進一步明確。「更准確地界定『刑訊逼供』，明確『威脅、引誘、欺騙方法取得證據』的一些規則。」

❻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❼ 北京推出網上辦理不動產查封登記 及時「看住」被執行不動產

今後法官可網上查詢被執行人的不動產登記信息，填寫完整的查封、續查封或解除查封信息，網上推送《執行裁定書》和《協助執行通知書》，不動產登記部門網上辦理相關登記。
為落實優化營商環境改革部署，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委聯合推出了北京法院執行辦案系統和北京市不動產登記系統直連對接、網上辦理不動產查封登記的改革舉措。
此項改革措施將之前協助執行工作從手遞手往返多次人工辦理模式，提升到網上直接辦理，實現了跨越式升級，使查封登記工作更加便捷、准確、高效、安全。
法院工作人員直接使用執行辦案系統通過政務網上傳電子《執行裁定書》和《協助執行通知書》後，不必再到不動產登記窗口排隊辦理或通過郵箱交換文書；登記工作人員通過網上受理後，不再收取查驗任何紙質材料，直接按網上提交的權威數據辦理業務，申請、受理、辦理、反饋全流程網上辦理，真正實現了數據跑路。以往需要2-3天甚至更長時間辦結的工作，現在實時即可辦理完成。

法院工作人員可直接登錄系統實時查詢被執行人的不動產登記信息和查封情況，確保法院所作出《執行裁定書》和《協助執行通知書》的標的物准確，登記工作人員據此進行查封登記也將更加快速准確。

只要法官提交了查封信息，不動產登記部門就能及時收到，及時「看住」被執行不動產，不動產登記信息系統及北京法院執行辦案系統實時共享聯動，均留存有登記信息查詢及辦理過程數據，嚴格使用許可權保證查封和不動產登記信息安全。

❽ 司法體制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下一步該怎麼推進

實行檢察官員額制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前提。本次推進會對進一步完善員額制提出了明確要求。
（一）科學合理配置檢察官員額
一是要在全省范圍內合理配置檢察官員額。省級檢察院要根據各層級檢察院的功能定位和不同地區檢察院的實際情況，堅持向基層檢察院傾斜，對全省的員額進行整體規劃，使檢察官員額在全省檢察院之間合理配置。
二是要從檢察機關不同業務特點出發，把「以案定額」和「以職能定額」結合起來。同時要注意平衡不同業務類別檢察官之間的員額數量，保持工作量大體均衡。
（二）合理設置入額條件、標准和程序
2016年6月26日上午，北京市檢察機關首批計入檢察官員額考試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舉行，來自該市22個檢察院的1642名檢察官參加了考試。
一要把握好入額條件。對於已經具有檢察官身份的，只要符合確定的報名條件，都應該允許和鼓勵他們通過遴選成為員額內檢察官。
二要完善遴選程序。關鍵是設置科學合理的考試考核辦法。
三要重視遴選結果的公平公正。對入額的條件、標准和程序，各地在符合中央精神的基礎上可以結合實際制定具體規定，要保證結果的公平公正。
四要建立退出員額制度。結合完善檢察官履職評價機制，對不能獨立辦案、辦案數量質量達不到要求或又離開辦案部門的，要退出員額。
（三）員額制改革須正確處理好三類人員問題
2015年12月，重慶首批161名員額內檢察官宣誓就職。
一是正確處理好領導幹部入額和辦案問題。入額的領導幹部自己首先要帶頭直接承辦具體案件，帶頭辦理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承擔相應的司法責任。
二是妥善解決具有檢察官身份的未入額人員的有關問題。不僅要在職業保障和薪酬待遇方面落實好相關政策，而且要考慮如何根據未入額檢察官的年齡層次、自身意願、能力素質等實際情況，為他們確定不同發展方向和新的定位，充分發揮作用。對於符合入額條件，但由於員額限制沒有入額的，可先轉任輔助人員，待有條件時再逐步擇優入額。
三是充分調動檢察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在改革過程中，要重視加強檢察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隊伍建設。中央明確，司法行政人員工資收入在實際操作中按司法輔助人員的政策辦理。
發揮司法責任制的先導作用
完善司法責任制在司法體制改革中居於核心地位。各地檢察機關要繼續深入貫徹並細化《關於完善人民檢察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把《意見》提出的改革措施全面落實到位。
（一）要全面正確理解司法責任制的內涵和要求
檢察機關的司法責任制改革，要從檢察權的屬性和特點出發，通過界定不同種類業務各層級檢察官的職責許可權，突出檢察官在司法辦案中的主體地位，完善檢察權運行機制，並建立相配套的司法責任體系。
（二）制定完善檢察官權力清單
權力清單是司法責任制的基礎，其基本功能在於明確檢察委員會、檢察長、檢察官在司法辦案工作中的職責許可權。
權力清單的制定——
♢既要分業務類別，又要分檢察院層級，逐步穩妥進行；
♢既要遵循司法規律，又要符合檢察職能特點；
♢既要考慮如何放權，又要考慮如何監督。
（三）組建好辦案組織
在確定入額檢察官基礎上，配備好輔助人員，組建辦案組織是改革的重要環節。
一是明確檢察官助理職責及法律地位問題。
二是在配備輔助人員時，要結合不同類型檢察業務的實際、案件復雜程度，以能保質保量完成辦案任務、履行好法律賦予的職責為宗旨，並符合訴訟法的要求。
三是為保障檢察官能夠有效調動檢察官助理的積極性，檢察官應當參與或負責對檢察官助理的業績考核。
（四）處理好依法授權和加強監督制約的關系
在司法責任制改革中既要強調按照「誰辦案誰負責、誰決定誰負責」的要求，做實檢察官的權力，又要強調加強監督制約，保證檢察官依法公正行使檢察權。
有的省權力清單對偵監、公訴類業務放權相對多些，對訴訟監督類業務部分放權，對職務犯罪偵查類限制授權。有的省開始時對檢察官授權的幅度較小，隨著條件不斷成熟逐步擴大授權。這些做法符合實際，可以繼續探索。
同時，放權以後還要加強管理和監督，保證檢察權依法正確行使。不少地方有一些好的措施，比如完善檢察業務管理、流程管理，建立檢察官聯席會議、案件質量評查、司法責任評鑒、檢察官司法檔案制度等，各地可相互學習借鑒。
2015年6月，山東省昌邑市檢察院對已經結案的10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進行專項集中評查。
（五）正確理解司法責任的認定
根據《意見》規定精神，對司法責任的認定，最重要的是堅持主觀過錯與客觀行為相一致的原則。實踐中即使發生了錯案，只要檢察人員沒有故意違反法律法規行為或者沒有重大過失的，不能追究司法責任。
認真抓好內設機構改革一些試點地區檢察院已完成「大部制」改革。
四級檢察院的定位和承擔的任務不同，在內設機構設置上不能要求完全對應。根據中央政法委部署，最高檢已制定了省以下檢察院內設機構改革試點方案。
（一）總體考慮
按照精簡、務實、效能的要求，遵循司法規律和檢察工作規律，堅持扁平化管理與專業化建設相結合，整合內部資源，優化資源配置，強化法律監督職能。
（二）改革重點
內設機構改革的重點是基層檢察院，省市檢察院具備條件的也可以進行。
（三）改革思路
堅持機構設置重點向業務部門傾斜、人力資源重點向業務部門和辦案一線配置。
科學設置辦案組織、劃分部門職責。要防止簡單合並機構，影響檢察職能整體發揮和檢察管理改革的發展要求，影響檢察業務專業化建設和不同職能之間的監督制約。

❾ 誰能告訴我法院改革後以前的檔案在哪裡保存

如果是公開上網的判決書你可以在裁判文書網上查詢，如果不公開的話可以去找審判法官要一份或者拿著身份證去法院檔案室復印，如果請了律師代理的話和律師要也可以。

❿ 當前全市兩級院推進落實司法責任制改革有何意見，建議

並沒對緩刑提出修改兩會對深化司法改革情況：1.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法院深入推進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試點，認真落實人民法院65項改革舉措，堅持問題導向，著力破解難題，努力讓人民群眾有獲得感。一是全面實施立案登記制改革，解決立案難問題。全國法院於去年5月1日全面實行立案登記制，變審查立案為登記立案，對依法應當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當場登記立案率達到95%，基本解決立案難問題，為人民群眾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敞開大門。加強立案監督，杜絕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年底不收案等現象，把方便帶給群眾、把困難留在法院。依法制裁違法濫訴、虛假訴訟，維護正常訴訟秩序。配合立案登記制改革，推進網上申訴信訪和視頻接訪工作，實行律師參與化解和代理涉訴信訪案件，健全信訪聽證制度，進一步落實信訪終結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群眾來訪人數同比下降12%。二是推進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建設，實現工作重心下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迴法庭創新工作機制，立足深圳、沈陽，在巡迴區開展巡迴審判，妥善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化解矛盾，解決群眾往來奔波、訴訟不便等問題。兩個巡迴法庭共審結案件件，被群眾稱為「家門口的最高人民法院」。發揮改革「試驗田」、「排頭兵」作用，實行主審法官、合議庭案責任制和扁平化管理模式，提高審判質效。三是推進跨行政區劃法院建設，解決訴訟「主客場」問題初見成效。為平等保護本地、外地當事人合法權益，排除各種干擾，積極推進跨行政區劃法院改革。北京市第四中級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級法院兩個跨行政區劃法院審結案件2961件。北京四中院推進行政應訴工作，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出庭率達到100%，推動行政爭議的實質性化解。上海三中院建立庭前釋明等制度，杜絕非法干預，案件審結後服判息訴率達到100%。四是推進知識產權法院建設，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審結知識產權案件9872件，專業審判水平明顯提升。創新機制，突出主審法官主體地位，探索審委會直接開庭審理案件。建立技術調查官制度，幫助法官查明技術事實。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探索把專業機構關於技術問題的意見寫進判決書，增強裁判公信力。五是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提升審判質量效率。針對審判中存在的行政化、層層審批、權責不清等問題，出台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意見，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探索由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組成審判團隊案件，提高案效能。嚴格落實對干預案件進行記錄問責的「兩個規定」。推行院庭長案常態化。堅持放權與監督相結合，院庭長不再簽發未參加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法官在職責范圍內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同時加強審判管理和監督。相關試點法院審判質效明顯提升，上海法院法官人均結案187件，貴州試點法院法官人均結案數量同比增長2至4倍。六是深化執行體制機制改革，努力破解執行難問題。完善網路查控體系，連通2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並與有關部門聯網，實現網路查控、遠程指揮功能，在解決「被執行人難找、財產難尋」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河北、浙江、廣西等地法院積極開展審執分離改革試點，取得初步成效。湖南、內蒙古、遼寧、江西等16個省區市法院建立異地執行協作機制。加強信用懲戒，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等43個部門簽署合作備忘錄，對失信被執行人從事民商事行為、擔任重要職務等進行全面限制。擴大限制高消費范圍，新增限制乘坐高鐵和一等座以上動車席位等措施。截至今年2月，各級法院採取信用懲戒措施467萬人次，將338.5萬名被執行人納入失信名單公開曝光，35.9萬人懾於信用懲戒主動履行義務。各級法院受理執行案件467.3萬件，執結381.6萬件，分別上升37%和31.3%。堅決維護司法權威，敢於碰硬，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不論是什麼人，堅決依法制裁，對1.4萬人決定司法拘留，對1145人給予刑事處罰。七是完善法律統一適用機制，提高司法公信力。針對一些案件審理程序不規范、類案不同判等問題，健全審判監督指導機制，統一裁判標准。制定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司法解釋24件，促進司法公正。深化量刑規范化改革，山西、遼寧、湖北、寧夏等地法院出台落實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的具體規定，規范法官裁量權。加強案例指導工作，發布指導性案例12件，統一司法尺度。八是推進人員分類管理改革，進一步提升法院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水平。扎實推進法官員額制改革，發揮法官遴選委員會作用，指導試點法院嚴格執行員額比例，嚴格法官入額標准，上海、廣東、海南、青海等18個試點省區市已完成10094名法官入額工作，提高了法官隊伍整體素質，充實了一線審判力量。參與制定法官單獨職務序列改革試點方案，加強法官職業保障。配合有關部門研究制定審判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