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決邏輯

① 判決書從哪些方面展開分析

判決書是人民法院行使審判職能的最終表現。我國人民法院判決書之內容幾十年皆為事實陳述、法律適用、判決結果三大塊式。這與改革開放特別是民主法治建設之態勢格格不入。不可否認，現代國人法制觀及其意識已非前人可比，即由事實（個案比照）積累而知曉法律變為由法理分析及法律規定而研習法律。環境更易、法制演變、意識更新之今日，強烈要求法隨時變，判決內容因勢而改，理應增加法理分析內容。
一、有關國家判決中法理分析情形
1．英美法系國家
在英美法系國家，其法律由法院採取一種從案件到案件的推理（Reasoning from case to case），反復斟酌案件本質及合理性，依歸納方法逐步發展而來。判決即為法源，即判例法。從思維對象看，奉行個案思維即就權利義務關系的一種思維。「在普通法法律家富有特性的學說、思想和技術的背後，有一種重要的心態。這種心態是：習慣於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觀察事物，相信的是經驗而不是抽象概念；寧可在經驗的基礎上按照每個案件中似乎正義所要求的從一個案件到下個案件謹慎地進行，而不是事事回頭求助假設的一般概念；不指望從被一般公式化了的命題中演義出面前案件的判決……」。[1]高度地總結概括技能要求有高品質法官，也就能造就出高品質法官。這一點從英美法系法官選任上體現出來。英美法系，法官大多從一定年限律師中選任，大部分為大學教授和政府公務員。特別是最高法院法官，任職時大都五六十歲，學識淵博、聲譽卓著，且為終身制，其所為之判決，集自己學識、人格、對法律奉獻精神於一體，不為他方權勢所困，棄官式語言之呆板、圓滑而以優美典雅之文風極力闡釋自己獨特見解。因此，極具濃厚美學韻味，又含深刻法理兼容極高藝術性之判決不斷奉獻於世人面前，使人領略到五彩斑斕法律判決之美而傾心研讀關注。因之，在英美法等國家遂有「國可以一年無君，但不能一日無法（法官）」之景觀。在這種法制氛圍下，法官特別重視事實資料和經驗知識積累，深入研習各種解決方法之可能性及後果，能認真充分考慮控辯雙方見解，推動法制向前發展。在其判決中，判決理由（rationale）之法理分析為最主要內容。
2．大陸法系國家
大陸法系國家，均屬成文法國家，但因文化背景傳統不同，判決亦各有特色。如法國，最高法院判決內容、結構和文風都是法國法律思維特殊類型極端表現。從字面上看，法國法院每一個判決都是一個單獨句子組成。所有判決理由都可以從這個夾著一連串的以「鑒於……」為開頭句子中發現，判決書中無專門敘述案件事實段落。判決通常措詞簡潔、文字精煉、表達清晰、說理簡明扼要。當然，這與法國司法體系密不可分。不過這種過於僵化模式，使判決書變成空洞形式儀式書，已受到越來越多的批判。他們建議判決書放棄以「鑒於……」形式開頭之千篇一律製作模式，主張法官應在判決書中說明其論證，解釋其判決原因，另外也不應隱瞞任何相關考慮。[2]當然，司法體系不改，判決書文風亦不會更改。
德國，18世紀，理性法影響了人們思想，成為許多改革運動精神動力。理性法學者以嚴謹的、邏輯數學的演繹方法著稱。19世紀末，法律實證主義盛行，以法律無漏洞即一切法律問題可就現行法規定依邏輯推理尋得解決和法院嚴格依法判決，不能逾越法律規定為兩個基本信念，使判決拘泥條文，立論重邏輯推理。至本世紀初，利益法學派崛起，力倡判決應致力於確定法律程序中固有之價值判斷，並以之衡量所涉及之各項利益。二戰後，在「盟國」干預下，力圖構建法治國體系。法院判決一方面反映德國傳統特色，旁徵博引，邏輯嚴密，論述詳盡；另一方面，大膽創新，創造了許多重要制度影響現代世界法制，為世界許多國家判決效仿。我國台灣地區法院判決也具德國氣息。
二、我國判決書中，增加法理分析之必要性及意義
有法諺曰：法律是「理」與「力」的結合。有「理」無「力」乃道德；有「力」無「理」乃強權政治。判決反映國家意志體現社會理念，理應「理」「力」兼具。「理」即法理分析，「力」即法律規定。「理」「力」結合——判決結果。何為法理？法理即由法律根本精神演繹而得之法律一般原則。[3]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稱為「由法律精神所得之原則」；義大利民法稱為「法的一般原則」；奧地利民法稱為「自然的法原理」；日本民法稱為條理。所謂條理，指與法律（包括習慣法）調和的法命題。[4]
現代法治，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活動受人民監督，對人民負責。公開原則為一切機關活動基本原則。就法院審判言，公開包括案由公開、審判公開（法定不公開除外）、判決理由公開、適用法律公開、判決結果公開等。英國大法官Lord Acton曾言：「秘密使人腐化，在司法亦然，任何事務經不起討論及公開的均非妥當。」[5]在專制時代，強權即真理，判決本身有不可告人秘密，何來公開？在法治時代，法庭審理案件，須經如下判斷過程：首先，事實判斷。即對所爭事實，根據證據取信原則，依據程序法，作出事實認定。其次，價值判斷。在事實判斷基礎上，依據正義、理性即法理進行法理分析，得出分析結論。在此基礎上，依據法律規定，對欲適用之法律做出解釋說明，以達明理。再次，法律判斷。即基於事實認定、法理分析，尋找以該法理為理念，並適於該事實判斷之法條。第四，判決結果。上述判斷之必然產物。法庭審理即圍繞上述四層次展開，亦應為判決書所體現。間或由於東方人重實體、輕程序之傳統，我國判決僅做到審判公開之程序性公開，而未做到判斷理由公開之實體性公開。久而久之，所為之無價值判斷之乏理性的法律判斷使人不惑而厭惡，有可能演化為對「惡法」（公民視其為）之抵觸與反抗。此非法價值所欲容。
現代社會，科技革命日新月異，人們無暇顧及每一部法律規定。相反，卻關注於身邊每一判決，極欲知曉判決所含法理。這種強烈願望與判決無法理分析之呆板面孔形成極大反差：很少有人對判決書細心品味，或熱烈討論，代之以僅看事實陳述與判決結果。判決宣傳法律、張揚法治目的很難達到。這種連判決書中法律規定（法條適用）都不看之現實，難道不是對判決書中應有法理分析之呼喚？
筆者之所以力倡判決書中應有法理分析，還基於如下考慮：第一，它能增加判決說服力，提高判決質量。法律是一門科學，每一法條背後皆有科學基礎即法理。無論哪個國家，不可能採取諸如：「基於精神病患者在患病期間，其表意行為難斷真否，故其實施之民事行為因其意思表示欠缺有效要件而無效」之類方式制定法律。而採用簡潔、嚴明方式直敘其意，其所含理念交由法官在具體案件審理中闡釋。這就促使法官在個案審理中，細心研讀法理，採取慎重務實態度，正確找法。據此，生成判決書多具法理依據，此即有助提高判決書說服力，確保高質量判決書產生。
第二，它能促進法律進步，有利於民主法治建設。實務中，因出現法條競合乃至沖突，司法解釋前後不一，本法與解釋有別等情形時，判決如無法理分析，人們很難知曉法官如何這般處斷。勝訴者，有僥幸感；敗訴者，心有難服之處，甚至斷定對方有後台或給法官行賄使然。因無法理分析，致判決無明理之效，當事人上訴與否，一片茫然。外界無從監督法院審判。如果有法理分析，當事人就能斷定其勝敗（訴）之處，可否當然，上訴與否，成竹在胸。對這類判決，必心服口服，主動履行。基於此，減少訴累，提高法院審判效率就成為現實。對某一判決法理分析若存異議，此即有爭議之法律問題，必引起學者及實務界廣泛關注，激烈討論，其結果必利於爭議解決，新制度創制，進而推進法理學的發展，促進法律進步。故關注、討論、認同法理分析之過程，即為民主法治建設發展之進程。如北京海淀區法院，近年來廣泛邀請學界討論一些爭議較大疑案新案，審理出一些在全國有影響之典型案件，其實效有目共睹，其風可揚。
第三，有利於增加法官人格魅力，造就出中國之名法官。在傳統三點一式（事實陳述，法條引用，判決結果）判決中，法官個人判決風格皆為機械呆板之程式覆蓋。判決之優劣，審判水平之高低很難體現。法官高尚人格價值，不為世人知悉認同。久之，法官中必生不思進取，敷衍了事等「大鍋飯」病。筆者多年司法實踐，感觸頗深。如某中級法院二審民事判決，近2000字判決書中，錯別字和不知其意之字達29處。當發出檢察建議後，竟將卷內判決撕走，又附新列印判決！具有法學學士學位之法官尚且如此，其它法官真不敢想像。也許這僅是特例。司法正義，源自法官正義人格。如果判決書中有法理分析內容，法官個人學識、觀點、方法充分躍然紙（判決書）上，為眾人知悉，一方面，增加法官責任感和進取心，提高競爭意識，促使法官學術上虛心學習不斷進取；工作上勤勤懇懇，每一案件皆悉聽雙方當事人意見，認准事實，尋准法源，使其所辦案件經得起歷史檢驗。此即能展現法官獨特辦案風格，此風格，「就形式而言，為判決之結構及措辭；就內容言，為判決理由之做成，尤其是關於立法資料，學者見解之參酌，法律外因素之考慮以及推理論證過程等。……」[6]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正義、公平、理性之法官獨立人格典範。這一點正是我國社會所急需和要樹立而又缺乏者。如果判決中有法理分析，透過判決，可將名法官淵博法學思想，崇高敬業精神，博大人格魅力凸現出來，為法律工作者及公民所敬仰，為社會所肯定和力倡。因之，此高尚法官獨立人格價值，乃社會之寶貴財富，法治盛世之顯著標志，亦乃社會大眾之萬幸所在。然此獨立人格價值之造就，基於：一、法官公平、正義及獨立人格的培養。客觀上，建立保障法官能獨立之物質基礎，與其職業成本相符之薪金（較其它職業成本為高，故高薪）。強化法官職業教育，建立嚴格資格考試，使法官有自覺提高自身品質緊迫感、自覺性。法官應清醒認識到，無公平獨立之人格，便無法在法官階層中生存。其二，整個司法制度之科學定位。我國已走過艱難法治歷程，傳統行政司法於一身之縣衙作風，在一些黨政領導中時有體現。理順黨與司法關系乃實現法官獨立人格價值之關鍵。從理論上講，未能或尚未上升為國家意志的黨的意志，不能左右司法行為。「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不能制定法律。」黨的政策或者領導人講話、要求等不能作為法院辦案「政策」或「現實」依據。[7]黨對法治之領導，應體現在立法領導和工作監督上。即只能將黨的意志，經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之法律，然後領導全國人民並模範遵守法律。否則，「嚴格執法」演化成「根據形勢需要」執法。[8]人民群眾特別是全國人代會上，代表們對當前執法存在問題極為不滿就說明這一點。黨絕不能對法官檢察官進行思想組織領導，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工作失職或有違法之處，黨應通過黨在人大中的黨員代表提出質詢案或罷免案

② 法庭上法官怎麼判斷哪方勝訴

在民事事訴訟中，所謂的勝訴就是說一方當事人得到了有利於自己的判決。

如果法院專的判決支持了原屬告的訴訟請求，那麼就是原告勝訴，如果法院的判決不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那麼就是被告勝訴。

對於當事人或者律師來說，追求勝訴，使判決結果盡可能符合自己的預期，是一個合理的目標，但是影響民事訴訟結果的變數很多，當事人，律師往往難以完全如願。並不是說哪一方的律師在法庭辯論中占據了上風，他就勝訴了。

在訴訟中，要精準分析各種法律關系，檢索相關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以及判決的案例。要充分的利用其中責任分配的原則，評估雙方的舉證責任。

要對各種物證，書證，鑒定意見，證人證言等給予積極有效的回應。代理意見應該邏輯排序嚴謹，條理分明。

總結起來勝訴的關鍵還是在於學會保存證據，收集證據，因為打官司就是打證據，這句話大多數人都知道，但是未必做得到

。

③ 如何理解法律的邏輯與經驗修辭霍姆斯

這是美國法學家霍姆斯在《普通法》一書中提出的著名論斷。在這部為人所熟知的著作中，霍姆斯開宗明義地指出：「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眾所周知的或者尚未被人們意識到的、佔主導地位的道德或政治理論，對公共政策的直覺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行所持有的偏見，在法官決定人們都應一體遵守的法律的時候，所起的作用要遠遠大於三段論所起的作用」。

按照霍姆斯的理解，如果僅僅從形式方面來看，法律發展的過程是邏輯的。因為法院作出的每一個新的判決，往往都是根據已有的先例，按照嚴格的邏輯規則推理獲致的。從外觀上看，法律推理的過程似乎僅僅是一個封閉的形式理性的過程。但是，不應忽視的是，每一個先例其實都是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也就是說，隱藏在先例背後的那些習慣、信仰和需求，才是先例之所以具有合法性的真正基礎。因此，嚴格遵從先例，既是對歷史的忽視或藐視，也是對法官身處其間的社會現實熟視無睹，這種無異於刻舟求劍、緣木求魚，其結果必然導致邏輯上的混亂和失敗。霍姆斯進一步認為，從普通法的歷史來看，當法官們在判決過程中遵從一項古老的先例的時候，他們實際上往往已經根據當時的社會現實，「舊瓶裝新酒」，賦予了這些先例新的理由，或者說重新解釋了先例的內在規則。無疑，恰恰是這些解釋，使法律在經驗中不斷得以演遷並生機勃勃。當然，這種演遷過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悄微的，是我們不能察覺到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霍姆斯指出，「法律不斷演進而從來沒有達到一致，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它永遠從生活中汲取新的原則，並總是從歷史中保留那些未被刪除或未被汲取的東西。只有當法律停止不前時，它才會達到完全一致」。由此可見，霍姆斯的論斷中的「經驗」，乃是現實生活中的「活水」，它要求法官們根據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在遵循先例的原則下，賦予先例以新的生命，即推陳出新。在這個過程中，法官捕捉和理解現實生活動向的能力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嚴格的邏輯推理的確使法律或者判決具有了理性和科學的色彩，但是較之更甚的危害性在於，由於過於關注邏輯的嚴密性和完整性，往往容易導致法律嚴重脫離經驗世界而日漸封閉，其活力日漸枯萎，最後蛻化成社會發展的桎梏，而背離了實質的正義。

霍姆斯反對的是死板的形式，而不是強調的是經驗大於邏輯。

④ 我是被告由於法院判決不合邏輯我該怎麼辦呢

法院判決更多看的是法律，而法律與邏輯會有不一樣的地方，如果你有問題，可以再次上訴。

⑤ 法院能不能邏輯推理判刑

刑事案件法院會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判決，堅持罪刑法定。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條 【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⑥ 判決推理結構的正確性

判決書的製作，在實質上應當具備邏輯性和公正性的特點。
邏輯性司法裁判要辨別是非曲直，要解決互相對立的訴訟爭議，要對案件事實予以揭示和證明，就必須使用一定的邏輯形式。司法過程是一個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邏輯進行推理和判斷的過程，邏輯是司法實踐的基本工具。司法判決使用的是三段論式的邏輯形式。早在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司法判決中，這種邏輯形式就已經開始運用。司法判決的邏輯性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指判決書的結構是三段論的邏輯推理關系。判決書除首部和尾部外，可概括劃分為認定事實、法律理由、判決主文三大部分，三部分之間是三段論的邏輯推理關系。即認定事實是小前提，法律理由是大前提，判決主文是結論。如果認定的事實不清，所依據的證據不足，則是小前提不成立；如果適用法律不當，則是大前提不成立。小前提或大前提的不成立，都會導致結論的錯誤，即推導出錯誤的判決結果。其二是指在認定事實和確定責任時，通常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進行證明。其操作方法與前述相同，即法官在具體的案件中要以法律的相關條文作為三段論的大前提，將案件事實作為小前提，從而推導出一個司法結論。在判例法國家，法官在進行這種演繹推理之前需要先進行一番歸納推理，即先要搜集上級法院或本院從前的有關判決，從這些司法先例中歸納出一個一般原則，再以演繹之法將此一般原則應用於具體案件中。

⑦ 法院判決書是否應含蓄、婉轉

個人認為判決書不應該含蓄、婉轉。
法院的判決書應當邏輯清晰、論證有力，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判決，盡量避免模糊不清的判決。
對於民事案件，法院出具判決書的目的就是解決社會糾紛，試想若判決書的用詞不明不白，那當事人對於該判決會產生不同的理解，這樣無益於化解糾紛，只會讓矛盾繼續深化。
對於刑事案件，由於法院的判決而牽涉到被告人的人生自由甚至是生命權，所以更加不能太含蓄、婉轉，必須把判罪的事實、理由一一闡明，這樣才能讓人心服口服，給大眾一個輿論監督的權利，從而促進司法公正。
至於一些牽涉到個人隱私的案件，根據法律規定是不進行公開審理的，所以不必擔心隱私遭到侵犯。

⑧ 法院判決書上出現事實認定錯誤.能更改嗎

法院判決書上出現事實認定錯誤，可以更改。
法律分析
根據相關法律條例規定，判決書，是一個法律術語，是指法院根據判決寫成的文書，是法院常用的一種應用寫作文體，包括民事判決書、刑事判決書、行政判決書和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判決書有一審程序的判決書、二審程序的判決書和審判監督程序的判決書等幾種類型。法院查明的事實，與客觀事實是兩碼事。因為法院或法官永遠不知道真實客觀的事實是什麼，也永遠不可能全部還原，就算當事人都說實話，每個人主觀的認識不同，也會受其影響導致出現偏差，何況法庭上當事人都盡量提供對自己有利的說法，甚至雙方說的都不是真實的。法院查明的事實，是根據雙方提供的證據，以及根據證據規則、生活法則、習慣、常識等，法官依邏輯和經驗推理出來的事實，這個事實，雖然不是客觀事實，但是是一個依照法律程序確認的法律事實，這個才是判案的依據。一審判決書如果沒有生效，可以向上一級法院上訴，由上一級法院更正，如果是二審判決書或者一審判決書已經生效，可以在6個月之內申訴，或者向檢察院申訴，請求檢察院抗訴。案件進入再審後更正改判。所以判決書出現了事實認定錯誤是可以更改的。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七十條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經過審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一）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三）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四）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⑨ 試述法律邏輯在司法實踐中的意義

(一)
法律推理符合法治精神美國法學家伯頓指出，法律推理增強了判決的一致性和正當性，可以為法律問題提供健全的經過充分論證的答案。無論是法律推理的形式還是法律推理的內容與法治的精神和要求都是一致。
(二)法律推理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徑，法律推理從思維方式上規定了法官判決的思維路徑。如果法官嚴格遵守法律推理的程序，不違反邏輯規則和法律規則，並以此種方式論證判決結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那麼我們就得承認法官的判決在形式上就是公正的。
(三)法律推理是通過法官的職業化思維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法律推理是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的邏輯方法，因而帶有明顯的職業性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推理是法官的思維方式。法官隊伍的職業化是法官獨立的重要標志，也是實現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條件。
(四)法律推理使法官依靠理性，而不是依賴經驗做出判決理性被認為是人的心智的結構，其首要特性，就是「對觀點、意見或結論提供證據」。理性的思維和分析的手段是邏輯，它要求運用邏輯推理，合乎規律地從一定的根據和理由中得出結論法律推理的過程表明法官的判決是有充分的法律根據和理由的，而不是法官的主觀擅斷或主觀意志的產物。總之，公正判決結果的形成，離不開法律推理，無論是形式推理還是實質推理，都是為法院公正判決結果提供法律理由和正當理由的一個法庭決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