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李國光
❶ 李國光的介紹
李國光,人物名。知名人物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二級大法官,甘肅省冶金高級技術學院高級講師,中國美術家協會四川分會會員等。
❷ 物權中有可能產生哪些財產上的權利沖突
物權法上的權利沖突規則2008-11-2 【大 中 小】
——中國法律經驗的總結和評析
關鍵詞: 物權/債權/權利沖突/優先效力
內容提要: 物權法中的權利沖突表現為物權和債權的沖突以及物權之間的沖突,解決前一沖突的規則通常是物權優先於債權,但根據法律的特別安排,租賃權等特定債權能優先於物權;解決後一沖突的規則通常是順位,即根據物權設定先後次序來排列同一財物上負擔的限制物權的實現順序,此外,還有限制物權優先於所有權等根據物權特性以及當事人意思表示來決定物權地位的特殊規則。
由於物權的客體通常可反復利用,但又具有稀缺性,在負載某特定物權之外,它還可能成為債權或者其他物權的標的物,一旦客體的價值有限,就會導致這些權利產生沖突,物權法學理中所說的物權優先效力就是解決這些沖突的基本規則,其重要意義毋庸贅言。物權法上的權利沖突,主要表現為物權與債權的沖突以及物權與物權的沖突,由於物權和債權存在本質上的差異,這兩類沖突的性質也完全不同,分別要適用不同的規則,解決前一沖突的規則屬於外部規則,後一規則是內部規則。不過,任何一部物權法都沒有集中規定這些規則,它們分散於同一物權法的不同部分、甚至於不同的法律中,我國同樣如此。本文主要根據我國法律文本和實踐,總結相關經驗,以供適用和檢討。
一、解決權利沖突的外部規則
物權是權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物的權利,債權是特定人之間的請求權,沒有直接支配物的權能,正是因為物權的直接支配功能,導致其與債權無法兩立時,能排斥債權而優先實現,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物權優先於債權」。但這並不絕對,法律中的權利無非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工具,當特定債權被賦予特殊價值時,它將排斥物權,從而形成例外。
(一)原則:物權優先於債權
學理上一般把物權優先於債權的規則細化為以下兩種情形:(1)在某財產既為債權給付的標的物,又為物權的客體時,無論物權成立時間先後,物權優先於債權;(2)債務人的特定財產上存有限制物權,就出賣該特定物所得的價金,限制物權人有優先於一般債權人受償的效力。[1]情形一又可以細分出以下規則:
第一,當非同一權利人的所有權和債權共同指向某物時,只要所有權人不受該債權約束,由於所有權是完全物權,具有強烈的對抗力和排他性,而相對性的債權只能約束特定當事人,要承受所有權的排斥,故所有權優先於債權。
第二,某特定財產既是不以租賃為內容的債權給付(如買賣、借用)的對象,又是限制物權的客體,則無論成立時間的先後,限制物權優先於債權,債權人既不能請求除去該物權,也不能請求物權人交付或者移轉該財產。
第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擔保法解釋》)第66 條、《物權法》第190 條第2 句,某特定財產既是限制物權的標的物,又是租賃合同的客體,由於租賃合同具有物權化的特點,此時,應參照物權之間的內部效力規則,成立在先的物權能排斥成立在後的租賃債權。
第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0 條,在一物兩賣等同一財產被處分數次的情形,先通過公示取得物權者,即使其債權成立時間在後,也能排斥成立時間在前的債權。
情形二之下的規則大致包括:
第一,根據《擔保法》第56 條、《物權法》第170 條、《企業破產法》第109 條,債務人的財產設定了擔保物權,在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時,擔保物權人就標的物變價後的價金,優先於一般債權而受償。
第二,在某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後,又設定典權等限制物權,抵押權人實現抵押權,若無人應買或者所出價金不足清償所擔保的債權,執行法院可除去典權,重新估價拍賣,所得價金於清償抵押權所擔保債權後,如有餘額,典權人可以優先於一般債權人而受償。[2]
(二)例外:債權優先於物權
在特定情形,法律為了維護債權人的群體利益,給予特殊保護,使其優先於物權,形成債權優先於物權。
1.租賃權
租賃權是承租人基於租賃合同而對標的物進行使用、收益的債權。在傳統民法中,出租人是獨立的物權人,與其相比,要依賴於他人之物才能生存和發展的承租人被視為弱勢之人,特別是為了保護住房承租人的生存利益,不至於讓其承租利益因標的物所有權的移轉而受新主的排斥,遂有「買賣不破租賃」制度的產生,這也是租賃權物權化的標志。
在我國,該規則早先表現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下稱《民法通則意見》)第119 條第2 款:「私有房屋在租賃期內,因買賣、贈與或者繼承發生房屋產權移轉的,原租賃合同對承租人和新房主繼續有效。」該規定非常貼切地表達了買賣不破租賃的意旨,體現出對承租人生存利益的特別保護。之後,《合同法》第229 條規定:「租賃物在租賃期間發生所有權變動的,不影響租賃合同的效力。」這使得無論何種標的物的租賃權均可物權化,如此一來,反倒模糊了買賣不破租賃的政策定位,因為與住房租賃等不動產租賃相比,動產租賃並不包含保障承租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讓它與不動產租賃權一樣被物權化,難言合理。[3]
為了在擔保關系中體現出租賃權的物權化,《擔保法》第48 條規定:「抵押人將已出租的財產抵押的,應當書面告知承租人,原租賃合同繼續有效。」這與《民法通則意見》第119 條第2款和《合同法》第229 條規定的租賃權只要有效成立即可對抗新主所有權的規則不同,抵押人是否履行書面告知承租人義務,似乎成了租賃權能否物權化的前提,租賃可否破除買賣完全控制在抵押人之手,這就失去了「買賣不破租賃」的意蘊。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看來,抵押人書面通知承租人的義務是為了落實《民法通則意見》第118 條規定的承租人優先購買權而為的制度措施,並非影響租賃合同效力的因素,[4]故而,《擔保法解釋》第65 條將《擔保法》第48條修改為「抵押人將已出租的財產抵押的,抵押權實現後,租賃合同在有效期內對抵押物的受讓人繼續有效。」其實,如果著重考慮租賃權的物權化特色,當它與抵押權共存於同一財物上時,應適用權利沖突的內部規則,成立在前的租賃權當然可以對抗成立在後的抵押權,反之亦然,《擔保法解釋》第65-66 條體現了這一點,值得贊同。
這一立場同樣反映在《物權法》第190 條:「訂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財產已出租的,原租賃關系不受該抵押權的影響。抵押權設立後抵押財產出租的,該租賃關系不得對抗已登記的抵押權。」
不過,它不是《擔保法解釋》第65 條至第66 條的翻版,其特點在於:(1)明確了租賃權對抗抵押權的時間點,即抵押合同的訂立,此時,依據不經公示,物權不變動的規則,抵押權並未設定,成立的僅僅是抵押合同之債,而從抵押合同成立到抵押權通過登記而設定之間還有一段時間,這樣,即使租賃權在抵押登記之前存在,但只要它後於抵押合同成立的時間,也不能優先於抵押權,這對租賃權的物權化限製得更為嚴格;當然,依據不經公示,物權變動不得對抗第三人的規則,抵押權因抵押合同的成立而設立,之前的租賃權可以優先於抵押權。(2)明確了可優先於租賃權的抵押權范圍,即已經登記的抵押權,雖已成立但沒有登記的抵押權縱然設定時間在前,也不能對抗租賃權,其原因應當是登記為承租人提供了相關信息,讓其明知抵押權存在的事宜,進而在信息完全充分的基礎上作出是否承租的判斷,一旦判斷肯定,承租人就要承受抵押權存在的事實,這實際上將因抵押合同成立而設立的、同時也沒有登記的抵押權排除之外。這樣一來,將租賃權優先於抵押權的時間點設置為抵押合同成立之前,反倒沒有什麼道理,因為只要沒有登記,租賃權就能對抗抵押權,抵押合同其實對租賃權的優先效力不產生實質影響,實不如將該時間點設定為抵押登記之前。
2.職工勞動債權
勞工在近現代社會也被視為典型的弱勢群體,法律給予特殊保護,其中的典型表現之一就是優先保護勞動債權,比如,根據《海商法》第22 條第1 款第1 項和第25 條第1 款,船長、船員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編人員根據勞動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勞動合同所產生的工資、其他勞動報酬、船員遣返費用和社會保險費用的給付請求權優先於船舶留置權和船舶抵押權。不過,在《企業破產法》頒布之前,職工債權和擔保物權在破產清算時,何者為優,存在相當激烈的爭論,因為優先保護前者是以人為本,優先保護後者則是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如何取捨,難以決斷,這可謂是《企業破產法》最難以選擇的難題。[5]《企業破產法》第132 條最終確立了擔保物權優先的一般規則,但也有例外。
3.購房消費者的債權
購房消費者是另一個弱勢群體。鑒於我國房地產價格與居民收入不成比例,房地產市場交易不規范,房地產商占據了強勢地位,購房消費者難以知悉所買房屋的具體負擔情況等現實,最高人民法院特別保護購房消費者對房地產商享有的請求移轉房屋所有權的債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問題的批復》(下稱《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批復》)第1 條至第2 條,消費者交付購買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項後,買受人的請求權可以對抗承包人就該商品房享有的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以及其他債權人就該房屋所享有的抵押權。據此,只要購房消費者交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購房款,其請求權即可對抗其他物權,至於其是否佔有房屋,在所不問。不過,該房屋上的抵押權應沒有通過登記公示,否則,視為購房者自願承受該權利,或者購房者懈怠保護自己的利益,根據《擔保法解釋》第67 條,購房消費者的債權不得對抗抵押權。
4.預告登記的債權
預告登記的對象是債權,它是債權物權化的重要表現。[6]《物權法》第20 條明確規定了預告登記,此前,我國一些地方性法規也規定了該制度,比如,《上海市房地產登記條例》中預告登記的對象是預購商品房和房屋建設工程的請求權,經過預告登記,債權人能排除其他人取得將來的房屋物權。需要說明的是,預告登記債權之所以有優先效力,基本上是為了防範原因行為和物權變動之間的時間差對物權受讓人的風險而設,這不同於以上幾種優先性債權所蘊涵的保護弱者的社會政策考量。
5.其他債權
在我國,法律賦予優先效力的債權至少還有:(1)《海商法》第22 條第1 款第2 項至第5項、25 條第1 款規定的船舶營運中的人身傷亡的賠償請求、船舶噸稅、引航費、港務費和其他港口規費的繳付請求、海難救助的救助款項的給付請求以及船舶在營運中因侵權行為產生的財產賠償請求等債權;(2)《民用航空法》第19 條第1 款、第22 條規定的援救該民用航空器的報酬、保管維護該民用航空器的必需費用等債權;(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 條規定的被拆遷人優先取得補償安置房屋的請求權。
二、解決權利沖突的內部規則
一物上存有數個有沖突的物權時,物權法通常採用「時間早者權利先實現」的規則,[7]我國也不例外。當物權公示能決定物權變動時,物權的標志就是不動產登記或者動產交付,它們出現的時間將影響物權的實現順序,公示在前的物權具有優勢地位,該規則被稱為順位,主要適用於同一物上的數個限制物權之間、或者限制物權與預告登記之間。一般規則通常伴隨例外,順位規則也不絕對,比如,不同特性的物權之間會遵循其他規則,限制物權即可優先於所有權而實現。
(一)順位規則
順位的基本內涵,就是在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情況之外,按照限制物權設定的前後順序決定其實現順序。在不動產物權(如房屋抵押權)和權利物權(如專利權質權),順位以登記為標准,在動產物權則以交付為標准。[8]至於當事人約定的設定物權的合同,在其內容尚未被登記之前,僅僅在當事人之間產生法律拘束力,不能影響第三人的權利義務狀況,不能成為確定順位的標准。由於不動產物權之間的沖突在實踐中更常見,以不動產登記簿為基礎的順位更富有法律技術含量,本文以下主要討論不動產物權的順位規則。
在不動產物權,順位得以建立的物質基礎是登記簿,為了使物權能夠有序地在登記簿中得以表現,就必須整理物權在登記簿中的存在空間,相同性質的物權應在同一欄目之中,這樣,就可以按照欄目簿頁空間上的前後位置,來排列物權實現的順序,即物權登記空間位置在前者,有優先順位,反之,順位在後。
不同類型的物權則應位於不同的欄目,這導致它們之間不存在物理意義上的登記空間前後排列順序,而應依登記時間順序為標准來確定順位。登記時間通常以登記簿記載的登記時間為准,而且,基於物權公示的推定效力,無論登記簿中記載的時間是否真實,法律都推定其真實可靠,這樣,登記時間在先的順位優於登記時間在後的順位;記載時間相同的,順位相同,此時,要依據誠實信用原則,來公平衡量權利人之間的利益關系。[9]雖然登記簿記載的時間存在先後順序或者相同,但是,如果登記簿註明登記申請日期或者登記機關收到登記申請日期先後的,或者提出順位主張的當事人能夠證明登記申請日期先後的,則應以登記申請日期的先後順序為准。[10]這一標準是對順位更為細致的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法律沒有明確登記時間和申請時間的計算單位,但根據《擔保法解釋》第58 條第1 款,當事人同一天在不同的法定登記部門辦理抵押物登記的,視為順序相同,由此,該計算單位應是「天」,即同一天遞交的登記申請如果都符合法律要件,則應在同一天登記,這些權利的順位相同,根據《擔保法》第54 條第1 項、《物權法》第199 條第1 項,抵押權順位相同的,按照債權比例清償。然而,這種規則並不符合客觀上存在的先來後到的順序,即使兩項登記申請在同一天,但只要申請到達登記機關的時間有先後,就將導致順位也有先後之別,不宜用「天」為基本計時單位來模糊處理。對此,我們宜借鑒德國的經驗:兩項登記申請雖在同一天,但在不同時間到達土地登記局,應在登記簿中通過順位附註方式清楚標明,先提出申請的權利優於後申請者;[11]或者借鑒瑞士經驗,登記機關在接受登記申請時,宜清晰標注申請到達的鍾點並按照先後順序編號。[12]
(二)特殊規則
根據物權的不同特性以及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可以適用不同於順位規則的特殊規則,主要為:
1.限制物權的優先效力
限制物權的有效存在,是所有權實現的一種方式,也是所有權人自願承受負擔的表現,故而,所有權要受到限制物權的限制,只有在限制物權消滅後,所有權才能恢復其本有狀態,因此,所有權總是滯後於限制物權。
2.登記物權的優先效力
當某物上有數個物權存在,其中有登記外觀的物權優先於無登記外觀的物權,具體而言:
第一,基於登記的對抗效力,原因行為成立即導致物權變動,但不登記者不得對抗第三人,那麼,根據《擔保法》第54 條第2 項和《物權法》第199 條第2 項,登記的物權能對抗沒有登記的物權。另外,盡管同一物上的數個未登記物權的原因行為的有效成立時間會有先後順序,但由於未登記的物權不具有對抗力,無論成立時間先後,它們相互之間不能對抗,而是處於同等地位,就此而言,《擔保法解釋》第76 條和《物權法》第199 條第3 項修改《擔保法》第54條第2 項按照抵押合同生效時間排列未登記抵押權的先後順序的規定,改為各抵押權人按照債權比例受償,值得贊同。
第二,與登記的公開性、穩定性和公信程度相比,動產佔有顯得更隱秘、不穩定,也不那麼公信,動產物權的設定也不如登記物權那樣明確,當事人完全可以在設定登記物權後再與第三人惡意串通,以移轉佔有的動產物權的設定在先為由,對抗登記物權,[13]故而,在同一物上既有登記抵押權也有質權時,根據《擔保法解釋》第79 條第1 款,登記的抵押權人優先於質權人受償。不過,基於登記的對抗效力,未登記的物權不能對抗第三人,據此,未登記的抵押權不能對抗動產質權,而不宜按照權利產生的時間先後來排列它們之間的順序。
3.法定物權的優先效力
法定物權是無需當事人約定,只要符合法律規定要件即可當然產生的物權。與意定物權包含的由私人進行計劃安排的特性不同,法定物權則是立法者根據社會公益或者特定社會政策而作出的強制性安排,具有優先效力,比如,根據《物權法》第239 條、《海商法》第25 條第1款和《擔保法解釋》第79 條第2 款,留置權優先於抵押權和質權。
法定的不動產物權屬於非依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的產物,適用登記的宣示效力規則,故而,無需登記即可設定,並能排斥登記物權,比如,根據《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批復》第1 條,建築工程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權優於抵押權,這也是學理上通常所謂的費用性擔保物權優先於融資性擔保物權。但是,費用性擔保物權雖然無需登記就直接排斥他人利益,而無論先前已經存在物權是否登記,這將使既有的融資性抵押權失去意義,並導致其他物權人或債權人採用措施來排除風險,從而產生諸多經濟成本。[14]為了擺脫這種困局,可能比較好的出路,還是藉助登記,將費用性法定抵押權公示於眾,使得其他人能獲取較充分的信息來決策安排計劃。[15]
4.意定順位的優先效力
前述的順位為依據法律規定的標准和規則確立的法定順位,意定順位則是按照當事人的意思排列的物權順序,它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產物,能排除法定順位規則。我國法律沒有直接規定意定順位,但從《物權法》第194 條第1 款第2 句,也可推導出相關意思,即抵押權人與抵押人可以協議變更抵押權順位,從而打破抵押權原有的順位。當然,意定順位要發生效力,意思表示必須有效,而且,意定順位必須在登記簿中顯示出來。
此外,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81 條和《瑞士民法典》第813 條第2 項,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礎上,不動產所有權人可在登記簿上為先設立的限制物權提供一個後順位,為將來設定的其他限制物權保留一個先順位,這被稱為順位保留,它也打破了法定順位規則。順位保留之所以產生,源於實踐中的客觀需求,比如,不動產物權人在為土地開發借貸而設定抵押權之前,要為另一項較為次要的利益設定另一物權(如為購買汽車貸款設定抵押權),為了保障重大利益,就要為前者保留優先順位。我國交易實踐同樣存在這樣的需求,故我國將來的《不動產登記法》宜借鑒和規定順位保留制度。
注釋:
[1]參見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34-35 頁;溫豐文:《台灣民法典物權優先效力規定之施行經驗》,載《月旦民商法》第3 期,2004 年3 月,第132 頁。
[2]參見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35 頁。
[3]參見蘇永欽:《關於租賃權物權效力的幾個問題》,載《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338 頁以下;張雙根:《談「買賣不破租賃」規則的客體適用范圍問題》,載《中德私法研究》2006 年第1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 頁。
[4]李國光、奚曉明、金劍鋒、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2-253 頁、第284 頁。
[5]參見餘力:《新「企業破產法」面臨最後抉擇》,《南方周末》2004 年12 月23 日,第21 版;李曙光:《破產法進入三審關鍵之爭:擔保債權與職工債權孰優先》,《21 世紀經濟報道》2005 年5 月30 日,第34 版。
[6]參見[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上冊),張雙根譯,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8 頁以下、第341 頁。
[7] Vgl. Schmid/Huerlimann-Kaup, Sachenrecht, 2. Aufl., Verlag Schulthess, 2003, S.18.
[8] Vgl. Rey, 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 2. Aufl., Verlag Staempfli, 2000, S.141.
[9] Vgl. Mueller, Sachenrecht, 4. Aufl., Verlag Hezmanns, 1994, S. 398-399.
[10]參見《瑞士民法典》第972 條第2 項;《日本不動產登記法》第6 條第2 項第2 句、第47 條;《澳門物業登記法》第6 條第1 款;《上海市房地產登記條例》第11 條第2 句、第13 條第3 款第1 句。
[11]參見[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上冊),張雙根譯,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8 頁以下、第341 頁。
[12] Vgl. Schmid/Huerlimann-Kaup, Sachenrecht, 2. Aufl., Verlag Schulthess, 2003, S.92.
[13]李國光、奚曉明、金劍鋒、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2-253 頁、第284 頁。
[14]參見蘇永欽:《法定物權的社會成本》,載《民事立法與公私法的接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5-271 頁。
[15]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審理商品房按揭合同糾紛案件的幾個問題》,載《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總第14 卷,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4-117 頁。(來源:中國民商法律網)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常鵬翱
❸ 李國光的履歷
1956.09——1961.09,在北京大學法律系法律專業學習。
1961.09——1965.09,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辦事員、科員。
1965.09——1973.06,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科員。
1973.06——1978.08,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辦公室副主任。
1978.08——1980.12,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辦公室主任。
1980.12——1985.10,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成員。
1985.10——1990.08,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成員、審委會委員。
1990.08——1993.05,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正局級)、審委會委員。
1993.05——1995.12,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
1995.12——2003.04,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成員、審判委員會委員。
1994年2月兼任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首任庭長。
系復旦大學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大學兼職教授。
2003年3月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委員。
中共十五大當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❹ 用人單位的哪些規章制度可以作為人民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依據
用人單位根據《勞動法》第四條之規定,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規章制度,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及政策規定,並已向勞動者公示的,可以作為人民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依據。
人民法院在審理不服勞動仲裁而引發的勞動爭議案件時,首先應適用勞動法和有關勞動法律、法規,並且可以參照有關的勞動政策、規章等規范性文件。由於勞動法調整范圍過於狹窄,勞動法配套的法規不健全,政策和規章互相沖突,在實踐中勞動法規的立法滯後於現行形勢。
在具體操作上比較模糊和混亂。所以,用人單位制定的規章制度也可以作為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適用證據。最高法院副院長李國光在《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用人單位制定的規章制度,如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規定,並已告知勞動者的。
也可以作為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依據」。由此可見,用人單位制定的規章制度可以作為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依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適用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一是由用人單位依法制定,內容必須符合勞動法及有關法律法規。
二是必須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的民事程序通過。
三是必須要明確告知勞動者。
(4)法院李國光擴展閱讀:
第五條國家採取各種措施,促進勞動就業,發展職業教育,制定勞動標准,調節社會收入,完善社會保險,協調勞動關系,逐步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
第六條國家提倡勞動者參加社會義務勞動,開展勞動競賽和合理化建議活動,鼓勵和保護勞動者進行科學研究、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表彰和獎勵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
第七條勞動者有權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
工會代表和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依法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
第八條勞動者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大會、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參與民主管理或者就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與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協商。
❺ 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後,該法人是否還能再申辦營業執照
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庭在《關於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被吊銷後其民事訴訟地位如何確定的函》(法 經[2000]24號)中,對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的答復是:「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是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據國家工商行政法規對違法的企業做出的一種行政處罰。企業法人被吊銷營業執照後,應當依法進行清算,清算程序結束並辦理工商注銷登記後,該企業法人才歸於消滅。因此,企業法人被吊銷營業執照後至被注銷登記前,該企業法人仍應視為存續,可以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訴訟活動。」 從中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吊銷營業執照只是一種行政處罰,企業法人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後,還必須經過清算與注銷登記才算是消滅了法人資格,否則仍然被視為獨立的法人而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提出:「無論在企業歇業、被撤銷或被吊銷營業執照情形中,如果存在多個清算主體,均應成為共同訴訟主體。」 清算主體的作用是清理被清算企業的債權債務,並享有相應的權利,承擔相應的義務。可見,這里的觀點也是傾向於認同被吊銷營業執照的企業之法人資格仍然存在。
2001年10月9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關於企業下落不明、歇業、撤銷、被吊銷執照、注銷後訴訟主體及民事責任承擔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試行)》中表達了與最高人民法院相同的意見,但其表述更為明確:「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國家工商行政管理法規對違法的企業法人做出的一種行政處罰。企業法人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後至注銷登記之前,雖然喪失經營資格,但其法人資格仍然存續。」
兩年後重新申請即可。
❻ 法院調解好還是判決好
在起訴之後當事人並不是馬上就會面臨著法院開庭,而是會先進行調解,當雙方的矛盾通過調解的方式解決了之後,自然而然就沒有了判決了。調解書跟判決書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相似性等等,有些人會對它們進行對比。聽聽華律網小編的說法。
調解書好還是判決書好
首先,調解書和判決書都有法律效力,從法律效力來講是一樣的。
好與不好,看具體內容和角度立場。
調解書與判決書有幾個區別,判決書是法院根據事實與法律進行裁判,必須是合法的;調解書是根據當事人協商一致,法院進行依法確認,不違法即可。——這里要注意的是合法與不違法是有很大區別的。
還有個區別,對判決書不服可以依法上訴,調解書不能上訴。
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二百零一條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願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的,可以申請再審。經人民法院審查屬實的,應當再審。
第九十七條 調解達成協議,人民法院應當製作調解書。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後,即具有法律效力。第九十一條規定: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者調解書送達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判決。
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後,就具有法律效力,其效力與判決相同。
也就是說,調解書送達後,就產生以下後果:
(1)當事人不能以經過調解解決的同一事實和理由,對另一方再行起訴;
(2)調解協議是雙方自願達成的,當事人不得上訴;
(3)調解書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調解書送達後,如發現確有錯誤,當事人可以申訴,人民法院應按審判監督程序處理。
❼ 政策性破產對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怎麼安排
依據國家規定妥善安排。
1、《國務院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發〔1997〕10號 1997年3月2日)規定:除本規定外,有關企業破產案件的審理程序、法律適用問題,按照《破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人民法院審理企業破產案件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法發〔1997〕2號)執行。該文件並沒有對勞動爭議做出特別規定,因此相關勞動爭議法院理當依據《破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人民法院審理企業破產案件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法發〔1997〕2號)的相關規定做出裁定。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人民法院審理企業破產案件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試點城市的國有工業企業破產案件,應當按照《通知》和《補充通知》的規定,以拍賣或者招標方式為主依法轉讓土地使用權。轉讓所得首先用於安置破產企業的職工。職工安置費用應當嚴格按照《通知》和《補充通知》的規定確定,不得隨意提高標准和擴大范圍。」、第十一條規定「上級人民法院發現下級人民法院的裁定確有錯誤,應當通知其依法糾正。必要時可以裁定指令下級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因此對於政策性破產職工安置費用一部分的養老保險金,法院理當依據相關法律做出裁定;
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實行社會保險的企業破產後各種社會保險統籌費用應繳納至何時的批復》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的企業破產的,欠繳的社會保險統籌費用應當繳納至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產之日」。從此批復可知對於企業破產的社會保險該如何支付問題屬於人民法院處理范圍。
3、《確保司法公正加強階段建設進一步推進經濟審判工作的全面發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1998年11月23日在全國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依法規范破產案件審理的問題:第三,抓好審理企業破產案件的各個環節,加強與政府有關部門的聯系與協調,積極配合政府有關部門做好破產企業職工安置工作,維護社會穩定。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的講話可知依法做好破產企業職工安置工作是法院的工作之一。而破產職工有關養老保險的問題是職工安置的關鍵問題,相關的勞動爭議案件人民法院應當依法給予正確的裁定,並非不予受理。
❽ 請朋友提供2001年11月13日最高院副院長李國光《當前民商事審判工作應注意的主要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於2001年11月13日在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要)《當前民商事審判工作應當注意的主要問題》。根據上述文件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意見,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中應按下列原則處理上述問題:
(1)企業法人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後至注銷登記前,雖然喪失了從事經營活動的資格,但仍應視為存續,具備訴訟主體資格,可以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訴訟活動,依法主張權利和承擔義務。
(2)企業法人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後至注銷登記前,依法成立清算組的,可以以清算組名義起訴應訴,參加訴訟活動,由清算組承受原企業的權利義務。
(3)企業法人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後至注銷登記前,其出資人(包括股東、開辦單位等)不依法組織清算的,可以根據債權人的申請作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承擔清算責任。
(4)如果企業法人的出資人(股東、開辦單位等)出資不到位,或者抽逃資金、轉移財產的,該出資人除應承擔清算責任外,還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在相應范圍內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應當依法進行清算,對債務進行清償,如果依法進行清算清償債務的,該公司為有限責任公司,其股東僅以出資額承擔有限責任,清算後不應再承擔責任!根據你說的情況來看,如果沒有依法清償的,法院可以將股東作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承擔清算責任。
❾ 新華網上海12月16日電(黃庭鈞徐壽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什麼時間 上海企業
入世後中小企業面臨三大挑戰 要發揮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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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16日13:00 新華網
新華網上海12月16日電(黃庭鈞徐壽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昨天應邀在上海企業發展論壇發表演講說,在入世背景下,中國中小企業正面來自外企競爭、企業自身內部缺陷和市場環境不完善三方面的嚴峻挑戰。
李國光指出,入世後,我國的中小企業無法再像從前那樣在國內市場中尋求政府的特殊保護,而必將面臨五個方面的壓力,即:
——關稅大幅降低,除少數幼稚產業外,政府不可能採取非關稅措施對中小企業進行保護;
——5年內配額、許可證、特定招標等非關稅保護措施將被徹底取消;
——3年內流通領域國內經營權和進出口經營權將開放,外資設立分銷企業的地區、數量和股比限制將不存在,尤其是允許外企在華設立分銷體系;
——單純高科技中小企業將面臨國外同類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強烈沖擊;
——由於高效率低成本新技術可以代替一定的手工勞動,部分單純性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將喪失勞動力成本優勢,一批質量不上檔次、管理粗放、經營混亂的中小企業將遭淘汰出局。
李國光認為,在外企競爭壓力加劇之外,當前我國本土中小企業還面臨自身內部缺陷的挑戰。產權制度不盡合理,產品結構嚴重雷同、低水平重復建設、技術含量低、產品檔次低、缺少科學的經營戰略等結構性問題,嚴重製約了中小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單純靠降低成本和降價來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是沒有前途的。」李國光說,而制度性風險、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所導致的中小企業資金短缺、生產經營投入不足,進而致使技術創新投入不足、技術研發能力薄弱,這嚴重影響了中小企業的後勁推動。
在市場環境方面,李國光認為,我國中小企業同樣面臨諸多困難。政府管理體制不健全,缺乏針對性的中小企業發展的產業指導和發展規劃,相關扶持中小企業的法規也一直沒有出台,這致使中小企業喪失了許多發展良機。對中小企業的國家政策扶植體系也尚未形成,按照企業規模和所有制制定扶持政策的格局尚未徹底改變,稅收、土地、資產負債接調整等方面的政策適用不平等依然存在。此外,正常融資渠道不暢,融資難是中小企業的首要難題。銀行信貸缺乏擔保,而直接融資創業板千呼萬喚不出來,二板市場也未建立。因此大量的中小企業只能一直從事高利率、高風險的非規范的民間融資。而我國目前的政策與法律對中小企業市場平等關系、平等待遇缺乏具體規定和充分保護,使得中小企業的利益經常被侵犯。(完)
李國光說,「入世」為我國中小企業帶來很多機遇
新華網上海12月16日電(黃庭鈞徐壽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昨天應邀在上海企業發展論壇發表演講時說,對於廣大中小企業而言,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了很多發展機遇,為加速中小企業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增強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意識,促進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李國光是在談「我國加入WTO與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法律問題」時說這番話的。他認為,中小企業面對「入世」的發展機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國民待遇與產業准入。李國光說,目前中小企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市場准入問題,其實質是公平待遇問題。WTO規則是一套對所有成員國都有效的「游戲規則」,我國許多部規范的市場規則將因此受到強制性約束,特別是WTO規則中的國民待遇原則,要求賦予內外資企業平等的國民待遇,這為解決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中小企業的非平等待遇問題帶來了重要契機,對中小企業的限制和禁區正在逐步減少和取消,使中小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環境不公平、秩序不規范以及「三亂」等現象可望得到扭轉,從而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資本市場與金融服務。「入世」後,外資銀行經營業務的地域、領域限制證在逐步取消,政府正逐步向外資銀行放開人民幣業務及金融零售業務的經營權。外資銀行優質、靈活、方便的服務,將會為中小企業間接融資開辟新的渠道,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及時、足額的資金支持。國外風險投資的進入和到海外資本市場上市,對中小企業特別是成長型中小企業將成為可操作的現實。中小企業運用資本經營以購並手段實現低成本擴張,向國際化發展更為便利;
——市場開放與出口環境。李國光說,WTO規則中的非歧視原則要求平等放開各成員國市場,我國中小企業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從而促進我國出口貿易特別是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產業出口的發展;
——關稅降低與生產成本。李國光說,對於原料要從國外進口的生產企業而言,關稅的降低必然會降低原料的采購成本,從而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同時機電產品及成套設備的關稅將繼續走低。有利於中小企業引進先進的生產設備,提高生產設備及控制手段的現代化水平,降低中小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成本。(完)
李國光說,中小企業不必都趕「高科技」的時髦
新華網上海12月16日電(黃庭鈞徐壽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昨天應邀在上海企業發展論壇發表演講時說,入世後中國中小企業面臨著許多發展機遇,中小企業的戰略定位在區域性和產品特色方面的選擇空間十分廣闊。因此,在當前形勢下,廣大中小企業不一定都要辦成高科技企業,不必都趕「高科技」的時髦。
李國光是在談「我國加入WTO與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法律問題」時說這番話的。他認為,當前,雖然中小企業在進一步發展中應當盡可能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但是中小企業並非都要辦成高科技企業。李國光說,技術創新,高科技產品確實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方向,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卻不是絕大部分中小企業的優勢。應當明確的是,即使到了知識經濟的時代,也並不是就不需要工業經濟時代的產品了,而是要用知識經濟時代的技術去生產物質產品。況且實事求是地看,我國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依然是一個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等三元經濟並存的時代。中小企業要根據這一特徵,及時抓住機遇,趨利避害,迎接挑戰,尋求發展。(完)
李國光說,面對入世我國中小企業戰略管理的首要原則是發揮比較優勢
新華網上海12月16日電(黃庭鈞徐壽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昨天應邀在上海企業發展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說,面對入世帶來的發展機遇,當前我國中小企業戰略管理的首要原則,就是充分發揮好自己的比較優勢。李國光是發表題為「我國加入WTO與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法律問題」的演講時說這番話的。
李國光說,當前,我國中小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相對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資源佔有方面的優勢。李國光認為,勞動力豐富是我國中小企業最大的優勢所在,這也是中國敢於挺身入世的最大本錢。我國中小企業大多屬於勞動密集型,勞動成本比較低。加之,我國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材料配件價格低廉等,這些生產諸要素得優勢,構成了產品成本低、售價低廉的優勢;
其次,是規模和機制方面的優勢。李國光說,我國中小企業尤其是小企業規模較小,機制靈活,符合國際市場細分、小額、快捷、及時化的要求,能夠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迅速調整產品結構和經營方向;
最後,是生存空間方面的優勢。李國光說,我國市場空間很大,頗具層次,中小企業的戰略定位在區域性和產品特色方面的選擇空間較大。
總之,李國光認為,在當前形勢下,我國不同的中小企業應該從這些比較優勢出發,尋求自己的生存空間,提高產品質量。(完)
背景資料:中小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華網上海12月16日電(記者:黃庭鈞徐壽松)
中小企業一般是指規模較小的或處於創業階段和成長階段的企業,包括規模在規定標准以下的法人企業和自然人企業。根據國家經貿委中小企業司發布的《2001年中國中小企業發展報告》提供的權威數字表明,在當今之中國,廣義的中小企業約有3980萬戶,狹義的中小企業即經工商注冊登記有8人以上的中小企業約有1000萬戶,其單位數量約佔全國全部工商注冊登記企業總數的99%。我國中小企業以其48.5%的資產,安置著69.7%的職工就業,提供著57.1%的社會銷售額,還為國家創造了43.2%的稅收。特別是小企業,以其32.7%的資產,承擔著52.7%的就業崗位,為社會提供了42.6%的銷售額,為國家創造了28.7%的稅收。
資料顯示,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中,中小企業創造的工業新增產值,佔全國工業新增總產值的76%,其總產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0%,實現利稅約佔全國工業企業實現利稅的43.2%。中小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約佔全國城鎮就業總數的75%,是承接1978年到1996年我國農業部門轉換出來的2.3億勞動力的主要載體。全國工業部門1.5億勞動力中,就有1.1億在小企業就業。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在此間發表題為「我國加入WTO與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法律問題」的演講時指出,我國中小企業正以其活力和成長性,不僅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量發展提供了主要動力,而且創造了最多的就業機會;既為經濟改革提供了試驗園地,還促進了我國的對外開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