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排非規程

Ⅰ 如何對非法證據進行審查判斷

非法證據排除情形匯總(第二版)

——遇到這65種情形可以申請非法證據排除

註：序號中打*符號的為第二版新增加內容；

文件名簡寫：

1.《非法證據排除規定》=《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2.《死刑案件證據規定》=《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3.《防範錯案意見》=《關於建立健全防範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

4.《刑訴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5.《審判中心改革意見》=《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

6.《嚴格排非規定》=《關於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7.《排除非法證據規程》=《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規程（試行）》

8.《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

Ⅱ 非法言詞證據排除有哪些

徐某某故意傷害案二審言詞證據
排除申請書

申請人：
律師執業證號： 聯系方式：
申請事項：依法排除2018年3月13日20時44分徐某某供述及其他時間供述。

事實理由：
貴院審理的上訴人徐某某被控故意傷害一案，北京市漢卓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徐某某的委託，指派申請人擔任辯護人。
辯護人至貴院復制全部案卷，並詳細閱讀。關於徐某某供述和辯解辯護人認為，偵查階段的全部供述，特別是2018年3月13日20時44分徐某某供述，屬於偵查機關非法取得，不應作為定案的依據。特申請對徐某某在偵查階段的供述予以排除。
具體理由如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規程（試行）》（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條，「開庭審理前，承辦法官應當閱卷，並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審査」。然而本案一審涉及極為明顯的非法證據，但一審法院沒有依職權進行審查，更未排除，導致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一、排除2018年3月13日20時44分徐某某供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一）偵查人員沒有簽名
案卷2018年3月13日20時44分徐某某訊問筆錄沒有偵查人員的簽名，同時也
沒有補正或合理解釋，不能作為定案證據。本案至二審程序，已經不具有再次補正的程序和機會，不可能存在另行補正。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二條，「訊問筆錄有下列瑕疵，經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可以採用；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二）訊問人沒有簽名的。」
辯護人認為，將筆錄格式項目的填寫作為簽名是錯誤的。根據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二百零一條第二款規定，「訊問筆錄上所列項目，應當按照規定填寫齊全。偵查人員、翻譯人員應當在訊問筆錄上簽名。」此規定很容易理解，「填寫」和「簽名」顯然不是一回事。對筆錄簽名不僅是一個在筆錄當中的位置問題，更重要的是對筆錄內容取得的真實性、合法性的一種確認方式。如果將筆錄格式項「填寫」解釋成「簽名」，很難想像讓犯罪嫌疑人、證人在筆錄首部簽字就是認可，那豈不是以下的內容可以隨意由偵查人員書寫了。
（二）偵查人員冒名虛假
1.見警員名字填寫
【圖片】【圖片】
2.見視頻中警員一二
【圖片】【圖片】
3.結論，三名警員二次訊\詢問，四名警員簽名（蔣、鍾、譚、馬），虛假簽名。
（三）不能如實記錄供述
1.見光碟九視頻21時06分至21時16分
徐：我就親它，它就咬我一下。一我當時我就有點疼。有點生氣，我的聲音有點大。他的聲音也有點大。當時聲音有些大。我就好像是穿起來了。我就把它按到沙發上了。拉扯過程中，它咬我以後。就把它按到沙發上了。按照沙發上，我也沒有其他動作。沒有其他動作在這個。
警：等一下，剛才有一個。當時你去親她的嘴巴，它不願意咬了你一下。當時他咬了你的嘴唇，你又反咬了她的嘴唇。他的聲音有些大。他的口音是舞汗口音吧。舞汗的女的一般都是很犟的啦
徐：他要喊我不希望他喊，他的聲音也大了一點
警：你捂的時候他是不瞪著你。下意識的，他是想喊。是吧。他想喊
徐：那我真的不知道
警：他眼睛出血。你的上面他在底下的時候他眼睛出血呀，他是推開你，什麼情況發生。警員說，系推開的時候拉著脖子
徐：按的時候沒有親她。碰到了我的額頭
警：你給他摁到沙發上了。再按照沙發上過程中里，有沒有親他
警：反咬他的嘴唇，當時他沒有動吧。
徐：當時他動沒動我也。沒有注意到
警：他咬的上嘴唇，還上嘴唇，還是下嘴唇
徐：應當是下嘴唇
警：你要了他的下嘴唇，對吧
徐：對。
警：咬嘴之後呢，說話的聲音就有點大
徐：是的，我說話的聲音有點大
警：你跟他說什麼呢
徐：我說你幹嘛咬我
警：你就質問他為什麼要咬你是吧
徐：對。
警：他說什麼呢
徐：他沒有說話
警：當時你就把他抱住了，他罵什麼了，是舞汗話嗎.
徐：他的聲音就是很大，他沒有罵
警：你充老子這話說了沒有
徐：他說話的聲音很大，手下意識的就抓我
警：你怕他說聲音大，以後被鄰居知道了，你就心有點兒虛是吧。左手右手就去是吧。就捂他嘴巴是吧
徐：是
警：我擋嘴巴的時候他眼睛就是等著你的，是吧
徐：我當時壓著他。手有一半兒壓著他，我也沒有。我就沒有注意他眼鏡什麼的，沒有注意
警：壓了多久啊
徐：要的時間不長，就一會兒
警：員是用哪個手啊，還記得了吧
徐：不記得了
警：他反抗的時候，你用手把它壓住了一把，壓住了，警員押了多長時間
徐：沒有，幾分鍾
警：為什麼造成他這里壓迫眼睛充血。胸腔這里邊，你是這樣搞著他。他肯定不舒服，他有掙扎嗎。有沒有想爭奪你呀，用手拐你呀
徐：我在側面，他沒有
警：這樣，五分鍾時間。她閉著眼睛對不對。昏暈過去的樣子是不是啊。你得好好想一想。法醫說了，她有一段兒時間是昏迷狀態，半昏迷。
徐：我的手在上面壓著，他應該是。應該是右邊。但是不知道右手還是左手。
警：幾分鍾。五分鍾還是十分鍾
徐：我真不記得了
警：大概三四分鍾，後來他就安靜下來是吧，後來他就沒有。沒有掙扎是吧
徐：安寧了，當時前前後後我沒有記時間。多長時間，我真的不記住，不記得什麼時間。後來我的手放開了，他也就靠在那裡。沒有喊話了，沒有喊。也沒有其他的動作。隔了一會兒以後，他就把上衣脫了
警：30分鍾以後什麼狀態，它不動了。你放開的
徐：他不反抗不那個了嗎，我就放開了
警：他不喊了，是怎麼倒的沙發呢，是這樣還是那樣。半躺在這兒也不說話。眼睛是半睜著
徐：眼睛是半睜著也不說話。
2.證據一卷P24行

4.結論
綜合全部徐某某供述內容：
徐：我就親它，它就咬我一下。一我當時我就有點疼。有點生氣，我的聲音有點大。他的聲音也有點大。當時聲音有些大。我就好像是穿起來了。我就把它按到沙發上了。拉扯過程中，它咬我以後。就把它按到沙發上了。按照沙發上，我也沒有其他動作。沒有其他動作在這個。
警：
徐：他要喊我不希望他喊，他的聲音也大了一點
警：…
徐：那我真的不知道
警：…
徐：按的時候沒有親她。碰到了我的額頭
警：…
警：…
徐：當時他動沒動我也。沒有注意到
警：…
徐：應當是下嘴唇
警：…
徐：對。
警：…
徐：是的，我說話的聲音有點大
警：…
徐：我說你幹嘛咬我
警：…
徐：對。
警：…
徐：他沒有說話
警：…
徐：他的聲音就是很大，他沒有罵
警：…
徐：他說話的聲音很大，手下意識的就抓我
警：…
徐：是
警：…
徐：我當時壓著他。手有一半兒壓著他，我也沒有。我就沒有注意他眼鏡什麼的，沒有注意
警：…
徐：要的時間不長，就一會兒
警：…
徐：不記得了
警：…
徐：沒有，幾分鍾
警：…
徐：我在側面，他沒有
警：…
徐：我的手在上面壓著，他應該是。應該是右邊。但是不知道右手還是左手。
警：…
徐：我真不記得了
警：…
徐：安寧了，當時前前後後我沒有記時間。多長時間，我真的不記住，不記得什麼時間。後來我的手放開了，他也就靠在那裡。沒有喊話了，沒有喊。也沒有其他的動作。隔了一會兒以後，他就把上衣脫了
警：…
徐：他不反抗不那個了嗎，我就放開了
警：…
徐：眼睛是半睜著也不說話。
得出結論，警員講的話轉換成嫌疑人講的話；不如實記錄訊問筆錄，虛假製作訊問筆錄。
（四）引誘收集言詞證據
見光碟九視頻21時09分40秒始，
1.21-07-27直跳09-00；09-40直跳08-09；明顯剪輯視頻材料；
2.
徐：…
警：等一下，剛才有一個。當時你去親她的嘴巴，它不願意咬了你一下。當時他咬了你的嘴唇，你又反咬了她的嘴唇。他的聲音有些大。他的口音是舞汗口音吧。舞汗的女的一般都是很犟的啦
徐：…
警：你捂的時候他是不瞪著你。下意識的，他是想喊。是吧。他想喊
徐：…
警：他眼睛出血。你的上面他在底下的時候他眼睛出血呀，他是推開你，什麼情況發生。
警：是推開的時候拉著脖子
徐：…
警：你給他摁到沙發上了。再按照沙發上過程中里，有沒有親他
警：反咬他的嘴唇，當時他沒有動吧。
徐：…
警：他咬的上嘴唇，還上嘴唇，還是下嘴唇
徐：…
警：你要了他的下嘴唇，對吧
徐：…
警：咬嘴之後呢，說話的聲音就有點大
徐：…
警：你跟他說什麼呢
徐：…
警：你就質問他為什麼要咬你是吧
徐：…
警：他說什麼呢
徐：…
警：當時你就把他抱住了，他罵什麼了，是舞汗話嗎.
徐：…
警：你充老子這話說了沒有
徐：…
警：你怕他說聲音大，以後被鄰居知道了，你就心有點兒虛是吧。左手右手就去是吧。就捂他嘴巴是吧
徐：…
警：我擋嘴巴的時候他眼睛就是等著你的，是吧
徐：…
警：壓了多久啊
徐：…
警：員是用哪個手啊，還記得了吧
徐：…
警：他反抗的時候，你用手把它壓住了一把，壓住了，警員押了多長時間
徐：…
警：為什麼造成他這里壓迫眼睛充血。胸腔這里邊，你是這樣搞著他。他肯定不舒服，他有掙扎嗎。有沒有想爭奪你呀，用手拐你呀
徐：…
警：這樣，五分鍾時間。她閉著眼睛對不對。昏暈過去的樣子是不是啊。你得好好想一想。法醫說了，她有一段兒時間是昏迷狀態，半昏迷。
徐：…
警：幾分鍾。五分鍾還是十分鍾
徐：…
警：大概三四分鍾，後來他就安靜下來是吧，後來他就沒有。沒有掙扎是吧
徐：…
警：30分鍾以後什麼狀態，它不動了。你放開的
徐：…
警：他不喊了，是怎麼倒的沙發呢，是這樣還是那樣。半躺在這兒也不說話。眼睛是半睜著
徐：…
綜上，案卷2018年3月13日20時44分徐某某訊問筆錄沒有「捂口鼻」一詞，一審法院何以認定「捂口鼻」一說。此訊問筆錄警員填寫虛假，沒有警員簽名，不如實記錄訊問內容，警員明顯引誘供述。此供述一錯、再錯、三錯、四錯，應當依據相關法律以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二、排除2018年3月13日10時32分徐某某詢問筆錄
（一）詢問警員虛假見一（二）
（二）詢問筆錄沒有偵查人員簽名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的規定，也適用於詢問證人。」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二條，「（二）訊問人沒有簽名的；」不能補正應當非法排除；
（三）沒有證人權利義務告知
徐某某會見時表示第一次詢問時沒有向其權利義務告知，告知書也是嗣後補簽，
全部詢問錄像可以印證上述事實，沒有證人權利義務告知，權利義務告知書虛假。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七十四條，
「（五）首次詢問時是否告知證人有關作證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應當排除對徐某某第一次詢問筆錄。

三、排除2018年3月13日16時40分徐某某詢問筆錄
（一）訊問警員冒名虛假
1.見警員名字填寫

2. 見視頻中警員
三四

3.結論，二名警員二次訊\詢問，三名警員簽名（蔣、鍾、譚），虛假簽名。
（二）一人詢問，多人詢問不如實簽名
五六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二條，「（一） 訊問筆錄填寫的訊問時間、訊問人、記錄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誤或者存在矛盾的；」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三）沒有嫌疑人權利義務告知
徐某某會見時表示第一次訊問時沒有向其權利義務告知，告知書也是嗣後補簽，全部訊問錄像可以印證上述事實，沒有嫌疑人權利義務告知，權利義務告知書虛假。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二條， 「（三）首次訊問筆錄沒有記錄告知被訊問人相關權利和法律規定的。」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四、排除2018年3月14日9時19分徐某某詢問筆錄
（一）沒有偵查人員簽名理由同上
（二）虛假假冒簽名

二人詢問，三人簽名（鍾、蔣、譚）。即有人多簽名，又有人漏簽名。
法理同上，不在贅述。

綜上，為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維護被告人的徐某某的合法權益，請求貴院根據上述所發生的違法事實及相關規定，對被告人徐某某的供述筆錄作為不真實並違法證據排除。
此致
舞汗市中級人民法院

申請人：
律 師：
2019年11月20日

附：相片截圖

Ⅲ 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概述

（一）、相關概念界定

1 ．證據的概念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刑事訴訟證據，使指以法律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 [1]。從上述對刑事訴訟證據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刑事訴訟證據具有三個本質特徵之一，即是證據的合法性，證據的合法性則是指對證據必須依法加以收集和運用而言的，是證據具有法律效力的必須具備的重要條件，它既關繫到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更關繫到證據的證明力問題，即證據的證明作用和價值，因此，要作為訴訟證據，必須具有合法性這一特性，不具有合法性的證據，則不具有證據能力，不具有可采性。

2．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概念

什麼叫「非法」，目前還沒有一個准確的定義，按《牛津法律大辭典》解釋，非法是「指與法律相抵觸、沒有確切含義和後果的籠統概念。它可能指確實違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應受懲罰的或犯罪的行為。或者也可能僅僅指違反法律義務，或與公眾政策相悖且無法強制執行的行為。」 [2]非法證據簡單來說就是違反法律規定所收集和運用的不合法律規定的證據，在界定的過程中，非法證據有廣義及狹義之分。狹義非法證據是針對收集證據的方法或程序而言的，而我國刑事訴訟法僅就狹義非法證據而言的。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在收集證據過程中，如果違反或者是不符合這些規定的，則取得的證據被視為非法證據 。廣義非法證據包括：收集和運用證據的主體需要合法，每個證據的收集程序需要合法，證據必須需要具有合法形式，證據需要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一概念（Eclusionary Rule of IllE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則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對偵、控、審判機關採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證據採納，不得作為審判的依據。

（二）、 歷史淵源

1 ．糾問式訴訟模式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關系

糾問式訴訟模式是封建社會中後期所極度流行的訴訟制度。糾問式訴訟的本質特徵就是法官主動依職權追究犯罪，控訴職能和審判職能不分，集於法官一身，原告人和被告人都沒有訴訟主體地位及權利，被告人更加是只承擔訴訟義務的被追究的客體，屬於被追查及拷訊的對象，訴訟中非常重視口供，以口供作為定案的主要根據，口供被稱為「證據之王」。為取取口供，立法者和司法者都視刑訊為必要的追訟手段，在法律中加以明確的和詳細的規定，並在司法實踐中廣泛適用，甚至成為追訟活動的中心環節。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糾問式訴訟模式使刑訊取證合法化，這與近代所倡導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精神是背道而弛的。

2 ．近代西方典型國家

（1）美國 [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早是起源於美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14年通過對威克斯訴美國案審理，案後正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並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美國聯邦法院的刑事追訟中適用，後來通過一系列的判例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擴大到各州法院刑事訴訟中適用，一直持續到今天。盡管期間遇到一些阻力甚至來自國會的阻力及壓力，但都未能動搖該規則的運用。不過，與最初形成該規則時的內容相比，內容得到了不斷補充與完善。

1914年，在威克斯訴美國案中，在沒有逮捕證的情況下警察在工作地點逮捕了被告人，後來警察又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對被告人家中進行搜查，並獲得了被告人犯罪的相關證據材料。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警察無證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與財產，違反了密蘇里州的憲法以及美國聯邦憲法第四、第五修正案，聯邦最高法院從對憲法的維護和對公民憲法權利保護的角度來考慮，認為必須排除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證據。不過美國最初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僅僅是針對非法搜查及非法扣押行為，而且也並非每個州的法院都願意接受這一規則，直到經過法律正當程序革命，尤其是在經過美國最高法院在1961年對馬普訴俄亥俄州的審理後規定，美國各州必須遵守這一規則。不過這些都還僅僅只是針對非法搜查得到的實物證據而言的，使非法獲得的一切證據都予以排除，則是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案例，即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而得以確立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立了米蘭達警告規則（或被稱為米蘭達規則）。由於米蘭達規則已不再是僅僅針對警察機關的搜查行為而且還針對警察機關訊問行為，故可以說伴隨著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的不斷豐富，不斷增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逐漸得以擴大，雖然這期間也產生一些爭議，但是經過不斷的發展與完善，使得該規則逐漸更加變得更加合理與完善，也變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自美國以後，許多國家都在憲法或法律中加以規定這一規則。

（2）日本 [4]。 在日本，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通過判例所形成的規則，而並不是通過法律條文規定的規則，一般認為1978年大阪冰毒案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而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質根據，主要有三種學說，分別為規范說、司法廉潔說（或者叫司法無瑕說）和抑制效果說。日本學者田口守一認為：「應當以抑制效果說為主，同時考慮另外二種觀點，在進行綜合分析後再確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對於非法證據排除的標准，存在二種觀點，一種稱為絕對排除說，另一種稱為相對排除說，相對排除說認為應依據一些條件或者情形來確定該證據是否應予以排除。對於「毒樹之果」的問題而言，認為這些派生證據並非都必須全部予以排除，要依據違法的嚴重程度和兩個證據之間的關聯性來判決該派生證據是否都應予以排除。此外，對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必然發現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等。日本沒有像美國那樣普遍採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排除某些證據的運用，但是卻給了我們許多有益啟示，如在判斷「毒樹之果」是否應當予以排除時需要在採用一定的標准衡量後才決定，這是很值得我們深入的研究與借鑒的。後來日本憲法第38條規定：「以強制，拷問或脅迫取得的自白，或者經過不適當的長期拘留或拘禁後的自白，不得作為證據」。從法律上正式確立這一規則。

（3）德國 [5]。在德國，主要是通過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來確定非法證據是否予以採用，而且把非法證據的排除，區分為兩種，即指違反收集證據的禁止性規定和使用證據的禁止性規定，這兩種情形來處理。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三十六a條規定：「禁止使用虐待、疲勞戰術、傷害身體、服用葯物、折磨、欺詐或者催眠等方法訊問被指控人，也不能使用有損於被指控人記憶力、理解力的措施訊問，即使被指控人同意這樣做，所得到的陳述也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不過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卻對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證據是否可以認定沒有作出規定，因此學者們的意見不一致。但是法院以及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反對「自動」適用排除規則，而是認為應採取個案處理，不能簡單的認為只要證據取得的方式非法就必須予以排除，不予採納。德國某些學者認為對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可以有效阻止執法人員使用非法方式取得證據的觀點不認同，他們認為，只有滿足一定條件的非法證據才予以排除，需要具備的條件是：「1、違法取證行為必須是損害了能從排除證據中受益的人的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2、證據的排除須是為曾經被破壞的程序性規則所服務的； 3、這些證據除了使用違法手段外就不能取得；4、證據的排除不能與『真實』事實處理案件這一最高利益相沖突相悖離。」對於「毒樹之果」，德國法學界和法院多傾向於該派生證據具有可采性，並不像美國那樣採取較多的排除。

3． 國際條約

聯合國1979年通過的《執法人員行為守則》規定：「執法人員在執行職務時，應尊重並保護人的尊嚴，並且維護每個人的人權。」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本公約締約各國，考慮到根據聯合國憲章宣布的原則，承認人類大家庭一切成員具有平等與不可剝奪的權利是世界自由、公正與和平的基礎;認識到上述權利源於人的固有尊嚴;考慮到憲章尤其是第五十五條中規定：各國有義務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注意到世界人權宣言第5條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都規定不允許對任何人施行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並注意到大會於1975年12月9日通過的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宣言，希望在全世界更有效地開展反對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斗爭"；「就本公約而言，「酷刑」系指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狀，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被懷疑所作的行為對他加以處罰，或為了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或為了基於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而這種疼痛或痛苦又是在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造成的。純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隨附的疼痛或痛苦則不包括在內」。世界刑法學協會第15屆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刑事訴訟中人權問題的決議》第10條明確規定：「任何侵犯基本權利的行為取得的證據，包括由此派生出來的間接證據，均屬無效。」聯合國以上公約表明，尊重和保障人權，禁止刑訊逼供，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成為當前各國刑事制度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和世界潮流。

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

（一）、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與相關價值的關系

1 ．與人權的關系

聯合國1979年通過的《執法人員行為守則》規定：「執法人員在執行職務時，應尊重並保護人的尊嚴，並且維護每個人的人權。」美國憲法修正案 [四]規定：「人民保護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財物不受無理搜查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根據認為有罪，以宣誓或鄭重聲明保證，並詳細開列應予搜查的地點、應予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頒發搜查和扣押證。」我國2004年修改後的《憲法》第33條第3款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就要求刑事司法中要尊重和保障人權，必須嚴格按照憲法辦案，因為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調查取證行為會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會侵犯人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使得司法工作人員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要求，進行收集和運用證據行為，從而為從源頭上為人權的保護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最大限度減少侵犯人權的事件發生。美國學者費雷德認為： 「如果審訊機會的獲得沒有遵循法律程序，那麼從嫌疑人處獲得的供述將被禁止使用，而不管它在其他方面的自願性。」 [6]雷德的觀點說明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人權保護之間的關系，兩者之間是對立的關系，需要在這兩者之間做出正確的價值選擇。通過前面的介紹我們可以知道，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確立的原因是偵查機關取得證據的行為有時會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利，盡管取得的證據可能是真實的，證據之間具有相關性。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非法證據是否應予排除，實際上是法院必須在保護公民權利與查清案件事實之間作出正確地價值選擇，平衡這兩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如果採用極度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則有可能會放縱犯罪；如果不予排除這些非法證據，則又無疑可能會放縱甚至是鼓勵支持偵查機關大量採用非法方式來取得證據，從而使公民基本權利不斷遭到侵害。雖然採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可能會出現在部分案件中放縱犯罪的結果，也可能出現審判結果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情形，但放縱一個（或一些）罪犯總比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更符合正義理念一點，不能因為懲罰一個罪犯就放棄給予保護權利的法律制度。在非法證據排除的制度的適用上，應當結合我國當前的法治觀念以及人權觀念，合理確定應當排除的標准及適用情形，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的法律制度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2 ．與公正的關系

公正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首要的價值目標。在各種社會公正中，社會體制和社會基本機構的公正無疑將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公正。羅爾斯認為：「正義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者更准確地說，使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權益之劃分的方式。」 [7]司法公正在社會公正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司法屏障，是體現社會公正的窗口，是司法機關的靈魂及生命線。司法公正，分為程序公正及實體公正兩個方面。程序公正，又指過程公正，指訴訟程序方面體現公正。司法公正，不僅僅要體現實體公正，更要體現程序公正，在英美法系，整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主要是關於程序的規定，關於限制國家公權力的規定，只有實現實體公正及程序公正，才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程序公正以及實體公正發生沖突的時候，必須優先考慮程序公正。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是程序公正的典型體現。

3 ．與法律正當程序的關系

正當法律程序是美國憲政的重要法律基礎，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不僅豐富了正當法律程序自身的理論，而且促進了憲法以及憲政的發展。正當法律程序內涵如程序本位、對權力的程序制約等觀念，正如上面所知，法律正當程序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很大的關系。美國憲法修正案 [五]規定：「非經大陪審團提出報告或起訴，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它重罪的懲罰，惟在戰時國家危急時期發生在陸、海軍中或正在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而兩次遭受生命或身體傷殘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非有恰當補償，不得將私有財產充作公用。」美國憲法修正案 [十四]第一款規定：「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並受合眾國管轄的人，均為合眾國和他所居住的州的公民。無論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實施任何剝奪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無論何州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亦不得拒絕給予在其管轄下的任何人以同等的法律保護」。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以及第十四條修正案規定，便是著名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規定，它是美國法律精神的本質所在。正如美國著名法官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經正當法律過程，無人應被剝奪自由，這是一個最具普遍性的概念。」「當今世界任何一個追求文明與進步的民族，都應該有他們自己的正當程序，盡管他們也許並不使用『正當程序』這個稱謂」，「這是當今世界的任何一種司法制度須臾不可缺的東西。」 [8]這說明法律正當程序是司法公正所必需的，它體現的是程序正義，它是任何公民合法權益獲得非常有效保證的更本性保證。

（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自身的價值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自身的價值，既是指這一排除規則在具體運轉過程中所要實現的價值目標，又是指人們據以評價和判斷這一規則是否正當、合理的價值標准。康德指出：「除非一個人已犯有當罰之罪，否則就不應當對其定罪處罰」 [9]。非法證據的取得往往都是假定當事人有罪，實行有罪推定，以犧牲當事人的合法權利為代價的，往往會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佘詳林殺妻案就是非法取證的嚴重後果的典型表現。這種違法行為不僅嚴重侵犯了人權，還浪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無助於實體公正的真正實現。美國學者泰勒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夠產生更加公正的結果。」 [10]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體現，在堅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它有助於規制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行為，最大限度的實現實體公正，保障人權，實現司法公正。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法官在庭審過程中發現部分事實不清，則單獨從事庭外調查，並收集到對被告人不利的新證據，並且在裁判時，將這些證據直接作為對被告人定罪的主要依據。這樣，法官能夠發現許多偵查部門未取得的證據，並使有罪的人受到追究，實現了實體正義。但是，法官沒有給予訴訟各方對其收集的證據進行質證和辯論的機會，剝奪了那些與案件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有效參與裁判製作過程的機會將這種未經質證的證據視為合法證據予以採信的程序卻是不符合現代法的精神的 [11]。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程序，嚴重損害了當事人雙方的合法權益，尤其是被追訴的人的權利。

三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范圍

各國國情不同，因此對用非法手段說獲得的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以及在非法獲得的證據基礎上獲得的證據（即所謂的毒樹之果）是否採用的態度，各國存在很大的差別 [12]。

（一）、對以非法方式獲得的言詞證據的排除

由於非法言詞證據往往是採用刑訊逼供等野蠻手段獲得的，嚴重侵犯了公民的尊嚴，健康，甚至生命等自然人最為重要的基本權利，因而各國對採用非法手段獲得的言詞證據通常都採用非常嚴厲的態度，要求一律予以排除，不予採納。

1．英國。18世紀末期，英國通過判例確立了被告人的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規則。根據這一排除規則，被告人自白是否具有可采性的條件在於它是否完全自願性。現代的英國法律和司法實踐中，非任意性自白問題一直是被關注的焦點之一，且與以往的判例相比，發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變化：（1）、以成文法的形式將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規則在立法上作了進一步的明確化。如《法官條例》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部分或全部認罪的自白可被起訴方用作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只要它是自願的；即證據不是因為被告人被不公正地對待、被司法機關威脅、壓制或希望得到好處獲得。」（2）、該規則相關的非法取證手段的規定內容也比過去有了很大的發展，現在規定不僅以刑訊逼供、暴力威脅手段取得的自白應當被排除，而且侵犯律師在場權所獲得的自白也應予以排除。（3）、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白排除的范圍也呈擴大趨勢。司法實踐中警察在訊問時如果未作同時記錄，或未將訊問筆錄交給被告人閱讀以及簽名，也可能導致所定之罪被上訴法院撤銷。英國對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規則的認識是一個逐步加深的過程，最初將被告人非任意性自白予以排除，則是為了確保自白的真實性；隨著社會的發展，刑事訴訟被告人的權利越來越得到更多的關注和重視，因此該規則的價值和理論基礎就從實體真相的發現轉向了對被告人沉默權的保障和維護上來。對非法證據的採用是否會對程序公正產生不利影響，也因此成為對非法獲得的自白首要的考慮問題。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76條規定了對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採取自動排除的原則。這部法律在秉承英國普通法規則精神的基礎上，對言詞證據的處理，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確立。

2．美國。對被告人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規則起源於英國，但自產生不久後就為美國所移植並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美國憲法第4 條修正案規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為證明有罪的證據採納」。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規定：「無論何州，不得指定或施行剝奪合眾國公民之特權或特免的法律；亦不得於未經正當法律手續前使任何人喪失其生命、自由、或財產。」這一規定被聯邦最高法院作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憲法依據而引用詮釋。通過1914年的weeks v. v.s案，1961年mappov.ohio案，進一步完善了該規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制止使用通過侵犯公民的憲法性權利的手段而獲取有罪供述，通過判例的形式確立了一系列的證據可采性規則，並通過這些規則確立了非任意性自白的判斷標准，那就是自願的自白應當是自由意志和正常智力的產物，如果違反這一原則的無疑就是非任意性自白。美國的非任意性自白規則經歷了從相對寬松到嚴格的發展過程。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被告人自白仍以「任意性」為限，在之後，最高法院的判例則說明了有關自白法則的爭議由「供述的任意性」轉向「程序的違法性」，即是指如果自白為聯邦官員在延長被告拘禁期內所得或侵犯其律師幫助權或未遵守沉默權告知規則，不問此項自白是否可信與自願，聯邦法院都將不予採用。

3．德國和日本及義大利。《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36條a（一）規定：「對被指控人決定和確定自己意志的自白，不允許用虐待、疲勞戰術、傷害身體、服用葯物、折磨、欺詐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只允許在刑事訴訟法准許的范圍內實施強制。禁止以刑事訴訟法不準許的措施相威脅，禁止以法律沒有規定的利益相許諾。」同條（二）規定：「有損害指控人記憶力、理解力的措施，禁止使用。」同條（三）規定：「對違反這些禁止所獲得的陳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許使用。」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1款規定：「強制、拷問或脅迫獲得的自白，因長期不當拘留後作出的自白及其他非自願的自白，不能作為證據。」 義大利1988 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191條規定：「在違反法律禁令的情況下獲得的證據不得加以使用。說明大陸法系國家，對以非法方法獲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均持否定態度，認定其無證據效力，不視為定案依據。」

對以非法方式獲得的言詞證據的排除，還得到了有關國際條約的認可。如聯合國大會1984年12月10日第39/46 號決議通過並開放供簽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第15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用作被控用酷刑者刑訊逼供的證據。」

（二）、 對以非法方式獲得的物證的排除

在對待非法獲取的物證的法律效力問題上，由於法律傳統的差異很大，以及為適應國內政治需要以及在不同時期犯罪率的變化，各國存在著不同的訴訟理論及立法抉擇。各國或有的地區對非法證據取得的實物證據的排除存在以下三種方式：一是全部排除；二是原則上排除，設置若干例外；三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排除。

第一種方式主要是義大利和俄羅斯採用。如《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低91條「非法獲取的證據」規定：「（1）在違犯法律禁令的情況下獲取的證據不得加以使用；（2）可以在訴訟的任何階段和審級中指出上述證據的不可使用性。」

第二種方式主要為美國採用。 在美國，從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利益的角度考慮，較為徹底地適用非法物證排除規則，憲法第4條修正案的規定為依據，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判例確立了這一規則，並在1961年將該規則適用於各州的刑事程序中去，但是在八十年代初之後，由於犯罪浪潮的不斷沖擊，美國最高法院修正了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上的強硬立場，增加另外幾項例外。如 「善意例外」原則和「必然發現」原則。九十年代初又增加了「獨立來源的例外」、「因果關系削弱的例外」、「質疑例外」三項原則。不過事實上，目前美國刑訴法理論界對這一規則仍爭論不休。

第三種方式則為英國和德國及日本等國家採用。大多數國家對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的排除都採用這種排除方式。在德國，對於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則以「利益權衡」的原則加以處理，即對於侵犯人格尊嚴和人的自由所取得的證據應予以禁止採用；但對於嚴重的刑事犯罪，即使是由於非法搜查、沒收、扣押取得的證據，其是否應予禁用，應當基於各種利益的比較和權衡做出決定。

而對於違反法定程序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證據是否具有證明力的問題，日本憲法以及刑事訴訟法沒有明文規定，而是採取了迴避的態度。日本最高法院在1978年審判的一起吸毒案中，認為排除違法收集的證據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收集證據的程序上存在著嚴重抹殺令狀主義精神的重大違法情況；第二，如果許可違法收集的證據物件作為證據使用的話，將不利於將來抑制違法偵查。

在英國，對於以非法搜查、扣押或類似行為取得的證據並非都完全加以排除，而是要求法官通過對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後行使其自由裁量權來進行。法官在排除某一證據的可采性時，必須對該證據的證明價值，以及它對訴訟的公正性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加以權衡比較。法官在行使這種自由裁量權時需要把握的尺度是：保證被告人獲得公正的審判，並排除所有嚴重妨礙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的證據，不得加以適用。

（三）、 對「毒樹之果」的排除

毒樹之果（Fruit of poisonous tree）中「毒樹」，指的是違法說收集的證據；毒樹之果是以違法所收集的證據為線索進一步所獲得的證據。對毒樹之果的排除，各國做法存在很大差異。如美國雖然採取排除原則，但最高法院在有關判例中確認了所謂「獨立來源例外」（independent source）和「稀釋例外」（attenuation ）及「最終或必然發現的例外」三個例外。英國採取了「排除毒樹」， 但「食用毒樹之果」的原則。即雖排除被告人供述這一事實但並不影響從該供述中發現的證據的可采性。對於其他所有非法的或不公正證據的排除，則要由法官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並通過行使其自由裁量權來進行。在德國， 對通過明確禁止行為所獲的證據能否採用的事實，學者眾說紛紜。多數人意見認為應禁止利用，否則證據禁止這一規范就不易被實行。但是在某些州高級法院判例中也有適用的情況，聯邦法院的某些判例傾向於認為應禁止利用，但並沒有明示其意見。日本在司法實踐中， 下級法院一般仍根據最高法院的既定標准加以掌握，肯定與否定派生證據的證據能力的判例均有出現。

Ⅳ 人民法院如何答復被告人排非

被告人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人民法院會要求被告人提供相關線索與證據，並對涉及的證據進行審查和調查核實，如果被告人當庭提出的，應當先行當庭調查，經審查不能排除的，可以延期審理。

Ⅳ 強奸罪法院開庭不判要排非是什麼意思

所謂排非，是指排除非法證據。如果有的證據，被告人和辯護人認為是非法證據，可以申請法院排除，不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

Ⅵ 怎麼進行非法證據排除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僅適用於審判階段，而且適用於偵查階段、審查批准逮捕和審查起訴階段。

非法證據排除動議可以通過書面或口頭的形式提出，如果是在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後到開庭審判前的一段時間內，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書面意見。
被告人書寫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告訴，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員或者辯護律師作出筆錄，並由被告人簽名或者捺指印。如果是在庭審過程中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可以口頭的形式直接向法庭提出。

Ⅶ 關於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本人雖然是學法的，但也就是感興趣而已，並不精通。以下是我幫你找到相關論文，你可以參考一下。

由於法律制度的不同，各國對於非法證據的效力的認定也不盡相同。現時，我國法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但司法實踐中對此規則已有所涉及。面對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一熱門話題，筆者將對我國建立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理由、價值取向及應遵循的原則進行淺析，並得出結論我國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利大於弊。
非法證據的效力問題一直是各國立法的要點。非法證據問題除了包含技術層面的因素，還涉及了法律的本質、價值觀等更為抽象的價值層面的因素。所以在諸多證據規則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引發的爭議和分歧也相對較多，而這些沖突都決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應是我國證據可采性規則的主要部分。目前，我國沒有統一的證據法，從總體上講也沒有成體系的證據的可采性規則，正是由於這種不足，為理論界對非法證據方面的理論研討和制度設計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研究這一課題，對於我國如何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具有重要意義。
一、非法證據的概念
所謂「非法證據」，也稱非法獲得的證據。現時，我國刑訴法理論界對非法證據的概念和外延存在多種認識，不同概念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對於非法證據中「非法」的含義應該作何解釋，是不合法的證據還是違法取得的證據，認識尚不統一。一種意見認為，非法證據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違反國家憲法和刑事訴訟法關於收集證據應遵守之原則和程序的規定所取得的證據，即違法取得的證據。⑴第二種意見認為，非法證據不應僅限於違法取得的證據，如《中國法學大辭典（訴訟法學卷）》將非法證據釋義為：「不符合法定來源和形式的或者違反訴訟程序取得的證據材料。」 ⑵還有學者提出了一種范圍更為廣泛的定義，認為刑事證據是事實上的證據與法律上的證據的統一，是具有證明能力的內容與具有證據效力的證據形式及收集、提供證據的人員（主體）和程序法律性的統一，證據的法律性應表現在證據內容、證據形式、收集證據和提供證據的主體、取證程序都合法。所謂的非法證據就是違背以上四方面之法律性的任何一方面或幾方面的事實材料。⑶顯然，第一種意見更關注於取得證據的過程與程序是否合法；而第二種意見對非法證據的認定范圍顯然較前一種有所擴大，不僅針對證據的取得過程，還包括對證據的法律規定性的違反，即如果該證據收集的程序合法但表現形式或來源不符合有關規定，依然屬於非法證據。最後一種認識將內容不合法的證據也作為非法證據的一部分。所謂內容不合法「即不能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或與案件事實無聯系的事實材料，因其不具備證據的客觀性、相關性，對案件真實的查明毫無意義而為非法證據」。
目前諸多非法證據概念內涵，其實是將證據的法律性，即是否具備可采性的證據與是否為國家強力機關所違法收集的證據混淆起來了。從照顧普遍認識的角度出發，以證據的收集和製作主體作為區分標准，可以將非法證據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非法證據，即所有不具備可采性和關聯性的證據；而狹義的則可定義為由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的違法行為所形成的證據。本文所論及的非法證據所指的是狹義的非法證據概念。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價值取向
非法證據產生的直接原因在於司法人員無視法律的有關規定，損害了證據的合法性基礎。但是隱藏在表面原因背後的內在原因或者說是形成非法證據的深層次原因則復雜得多，既有法律規定不嚴密、不明確的因素，以及監督、制約不到位和不得力的原因，也有刑事政策的傾向性問題，甚至還有大眾的法律意識和價值選擇等心理層面上的原因。所以在判斷和分析非法證據問題時，必須從兩個不同的層面著手，即價值層面和技術層面。價值層面是對理論依據和應然性問題的研究，而技術層面則是對現實條件和實然性問題的分析。只有將兩者很好的結合起來，才能對非法證據問題得出更全面、更合理的結論。對任何一方面不恰當的偏重，都有可能造成立論上的偏差，或從一些先驗性的價值判斷出發，得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現代法治國家必須具備的法律規范之一的結論，並以道德和非道德的標准評判對該問題持相反觀點的見解；或過分強調現實條件和實踐困難對接受和確立該原則的阻力，以存在就是合理的態度反對設立該原則。
世界各國之所以對非法證據普遍存在極為激烈的爭論，其真正的原因不僅在於非法證據的存在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實施，還在於在非法證據的身上所體現的價值分歧與不同的價值選擇。非法證據的問題其實就是如何看待非法證據的證明力問題，在其身上至少體現了三對矛盾：實體真實和程序公正的沖突；刑事法律的社會控制功能和維護當事人權利職責的沖突；立法理想化的價值選擇和現實生活中執法困境的沖突。而這一切價值和沖突都可歸結為客觀真實與程序正當之間的沖突與選擇上，任何一個國家均不會只關注其中一個價值，而會盡量保持兩者的均衡。而現代世界各國對待非法證據的效力，其取向不盡一致。一種是「完全排除」規則，一種是「相對限制排除規則」，並不是絕對的，而更多的是在上述兩種規則之間的不斷的合理融通，例如我國的學者們關於其效力的學說主要有：完全排除說；真實肯定說；線索轉化說；區別對待說及排除加例外說。⑷其取向不一致的原因有二，一是絕對的排除非法證據變為相對限制排除，是因為排除規則還必須與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和一個國家民主與法制的狀況相適應，亦是法律穩定性對立法性的一種相對妥協；二是人們在對待非法證據所取證據效力時，對實現訴訟的安全與自由的統一，在保障措施上不能時時、事事統一，體現了社會普遍安全與自由的統一。
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規定了追求實體真實的訴訟活動必須建立在程序合法的基礎上，同時法律程序又保障實體真實的實現。學者陸雲霞認為：現行刑事訴訟法在實現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總體利益時已充分考慮保障公民個人利益不受侵犯，如無罪推定原則的確立、允許律師的提前介入、被害人參加訴訟等等，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成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統一任務的不可分割、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兩個方面，因此，我國刑事訴訟奉行的是一種比較均衡的價值觀。這種價值取向突出表現在：1.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享有律師協助權，取消了收容審查制度；2.審判階段推行當事人主義，法官在訴訟中主要是通過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判斷案件客觀事實，大大削弱法官調查取證的權力，提高了控辯雙方的主動性，增強了雙方的對抗性。現行刑事訴訟法改變了過去我國刑事訴訟價值取向的單一性，將追求實體真實和程序正當作為一個統一目標，而這樣一種均衡價值取向為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如果我國刑事訴訟出於一味追求實體真實，而對法律程序的正當性、人權保障的重要性不能予以重視，那麼建立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只能停留在理論研究上，尚不能找到適合它生長的土壤。
嚴端教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一書中談到，我國刑事訴訟的直接目的在於懲罰犯罪分子與訴訟過程中保障公民的權利不受非法侵犯是一致的。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使得直接目的的兩個方面——懲罰和保障不能很好地兼顧。非法獲得的證據，因其真實可靠，是懲罰犯罪的依據，但取證手段卻侵犯了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非法獲得的證據，無論採納與否，均有利有弊。准予採納，有利於在具體案件中懲罰犯罪，但不利於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甚至會助長某些司法人員收集證據時的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排除，有利於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利不受非法侵犯，遏制非法取證行為，但不利於在具體案件中懲罰犯罪。在出現了刑事訴訟直接目的的兩個方面不能兼顧時，要做出抉擇，標准應是怎樣做更有利於刑事訴訟根本目的，即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的實現。司法實踐中，如允許採用非法獲得的證據，在個案中有懲罰犯罪之利，卻有國家「承認」司法人員「破壞」刑事司法制度以及侵犯憲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權利的行為和結果之嫌。還會導致司法人員和廣大群眾對正確行使刑事司法權的漠視或不信任心理，從而引起更廣泛的不利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後果。前者為小利，後者為大弊。所以，從原則上說，非法獲得的證據應當排除。
三、設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理由
根據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當今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設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有利有弊，但利大於弊；但如果在刑事審判中，按照絕對、完全的原則對非法證據不予採信，理論上既難以自圓，實踐中也難以實行，則弊大於利。其主要理由如下：
1、設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大勢所趨
設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體現了消除刑事訴訟法中所有不公正、不人道的取證方式的願望，以及尊重當事人人格尊嚴的努力，無疑是法律發展的最終方向，也實在刑事訴訟領域實現人的主體地位的必經途徑之一。另外反對設立的觀點也只是認為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非法證據排除應當緩行」，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從法學理論上根本反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存在的必要。所以雙方的差異只是現在時和將來時，爭論的題目也是「目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中國有無設立必要」顯得更為恰當。
從世界各國和我國刑事訴訟發展的趨勢來看，設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是大勢所趨，盡管近年來世界上的一些國家，包括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源地美國，迫於國內犯罪率上升的壓力對這一規則的適用作了一定的限制。不過人家搞的是「後現代主義」的揚棄，與尚在為現代化努力的中國還是有一定區別。在目前中國的具體情況下，就像在分配領域應當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在選擇權利的行使或限制時，還是應更多的考慮對權利的確立問題。之所以這么做的根本理由不是因為效率比公平更重要，權利的確立比對行使權利的限制更重要，或者說在道德上更有價值，而是因為就目前的國情而言，權利架構的建立才是更為緊迫的問題，矯枉應當過正。但是，國外對這一問題所做出的新的限制還是為我們考慮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提醒我們其實非法證據問題並不是刑事訴訟法中的根本性問題，只是枝節性、技術性的問題，處理起來完全可以更有彈性、更靈活。對其內容的部分變更和取捨不會對整個刑事訴訟制度或證據制度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2、對非法證據進行價值分析和選擇的結論
認為證據的證明能力方面的缺陷無損於它的證明力的說法側重證據的自然效力，強調證據的證明力，但忽略了證據的法律效力，無視證據之所以成為證據的法律規定性，將證據的證明力和證據能力割裂開來。但是實體真實主義的目的觀有其本身難以克服的缺陷。首先，實體真實主義的目的與其理論體系存在矛盾。雖然實體真實主義承認刑事訴訟具有查明案件真實的能力，但其所謂真實不是人的認識與客觀實際的一致，而僅是訴訟上真實，即所謂「屬於作為認識的真實而非作為存在的真實」。⑸實體真實只不過是刑事程序運作的結果。當兩者發生沖突時，如果將程序價值置於實體價值之下，那麼實體真實的基礎就不復存在。就人類目前的認識能力而言，是無法認識絕對真實的，訴訟上的真實只是相對的事實。程序工具主義強調實體真實對程序合法的優越地位，實際上在拋棄了訴訟程序後，就已經不存在訴訟程序結果意義上的實體真實。
其次，對程序對立價值的忽視實際反映了實體優越以及實體至上的思考方法，表現出其價值取向的單一性和片面性。這不意味程序工具主義完全不尊重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及無視程序的合法性，但是由於提倡實體真實所形成的實體的優越地位，對被告人的權利保障就只能在發現實體真實許可的范圍內得以體現，法律程序的獨立價值就容易被忽視。因為刑事法律所關心的就只是查明案件事實和對犯罪的處罰，而對這一目的的實現有可能產生妨礙的因素就被置之不顧。
程序工具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這樣的推論上的：刑事法律應當以實現正義作為自己的最高價值，而發現案件的真實情況則是實現正義的唯一途徑，所以刑事法律應當有利於發現客觀事實，同時維護國家法律秩序和確保社會利益是刑事法律的最終目的，因此最大限度的懲罰犯罪也是必要的。刑事訴訟程序的中心任務就是發現和懲罰罪犯。但是這樣的推論過程如前文已經證明的那樣，是存在缺陷和不足的。對刑事案件而言，不存在脫離訴訟程序的案件真相，只有訴訟事實，沒有程序就沒有「真相」；發現真相也不是審判的唯一目的，審判還肩負解決爭執的任務，而無視被告人對審判的參與等訴訟權利，是不可能到達這一目標的。
所以如果認為證據只要是真實的就可以採信，實質上是在說只要對定案有利就可用。在刑事訴訟中奉行這樣的實用主義是危險的，它無法解釋為什麼在偵查部門已完成案件的偵察後，還必須舉行復雜、冗長的法庭審判，而這樣的審判對於發現案件的真實情況未必永遠有益；它也無法提供為什麼必須禁止以刑訊逼供等手段取證的理由。正義必須實現，但正義必須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所謂看得見的方式是指正義必須以公眾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實現，如果負責實施法律的司法人員在執法時卻違反法律，侵犯了公民（被告人）的合法權利，而最後法院又通過採信非法證據的途徑對這種違法行為予以認可，那樣公眾和社會又怎會對司法制度產生信心，並進而分享法律進步的成果呢？
再次，在對犯罪進行制裁的過程中無視程序規定的限制，取證手段的取捨以控制犯罪為唯一標准，對社會秩序的破壞是不亞於刑事犯罪行為對人類社會的破壞，而且後者還會對其他一些主要目標造成嚴重後果，實在是失大於得。人類訴訟制度的發展歷史也表明，單純追求有罪必罰的目標往往會導致或助長刑事司法權的濫用和專斷。在社會秩序的大變革期間，往往會以形式需要為借口，拋開訴訟程序，而追求所謂的絕對正義。以「文革」為例，僅在1979年至1981年，全國共改判「文革」期間冤假錯案301000餘件，涉及當事人326000餘人，其形成的錯案之多株連之廣，實在令人痛心疾首。可見「文革」期間無視公檢法的分工制約，無視公民的合法權利、濫用刑訊手段所造成的惡劣後果之嚴重性。出現這樣的情形，與我國以往的法學理論強調法律發現真相、法律文化中又一向缺少程序法的理念有密切的聯系。而設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矯枉的重要一環。
3、缺乏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法
我們知道任何對於存在問題的解決辦法都是存在缺陷的，對於現階段而言，最佳的解決問題的思路不是設計沒有瑕疵的完美規則，而是尋找代價最小、效果最好的制度安排。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說，試圖通過對證據的認可程序來推行實體法律要求和其他程序法律要求，是否還存在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更好的達到預定目標的辦法呢？
一般而言，對因非法取證行為對國家法制、當事人的權利所造成的損害有兩種基本的法律救濟方法：行政、刑事處理和損害賠償訴訟。
（1）對不依照法律行事的執法官員，視違法情節輕重予以行政、刑事制裁，的確實抑制非法證據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在司法實踐中障礙甚多，所能產生的威懾效果遠比設想的為小。這受制於以下幾個因素：偵查機關與刑事被追訴人的地位和力量對比；違法取證手段的多樣造成較難被發現和證實；違法行為的普遍性以至法不責眾。
刑事偵查機關與犯罪嫌疑人的力量差距是現實存在的，否則也就不可能出現刑訊逼供的問題了，這種差距更多的是通過貶抑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而得以實現，即盡量限制其權利的行使。而且由於這種限制使得刑事偵查過程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犯罪嫌疑人的親屬和代理人有時難以得知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也正是因為這種封閉使得偵查機關的許多非法取證行為難以被發現。其實對自身利益的關心誰也不會超過訴訟當事人及其利害人，所以由他們對偵查機關的行為的監督才是最有力和最不講情面的。在司法實踐中固然應當注意發揮專門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但是由於現實中客觀存在的許多問題，這種監督所能夠產生的效果既難以讓人對現狀感到樂觀，也無法使人對其前景抱有信心。主要原因在於，首先，這種封閉性對監督部門也同樣存在，後續的司法環節只能得知偵查機關收集了什麼證據，至於收集方式和途徑也難以知道得更多。其次，形成合力共同打擊犯罪的執法觀念和法律意識是一種客觀存在。一般來說只要案件質量，特別是實體上沒有大問題，程序上即使有些問題，也就過去了。所以對偵查機關的非法取證行為進行全面監督和糾正的任務要求由一家機構完成是不現實的。因此，在改進違法取證狀況方面，可以考慮增強偵查過程的透明度，使被告方有機會介入偵查程序，真正確立其主體地位，使其能夠有效保護自身的訴訟權利。但是在目前，應當承認偵查機關的特殊地位是不利於違法取證事實的發現的。
但是即使增加了案件偵查的透明度，對被告方而言，收集能夠證實違法取證行為存在的證據還是十分困難的。以違法取證中較典型的刑訊逼供為例，刑訊逼供不一定要通過肉刑，還有許多變相肉性和精神折磨的方法可以用，如罰站、罰凍、罰餓、疲勞審訊、車輪戰等；即使用肉刑也有許多可以不留下可供查實的痕跡的經驗和做法；即使留下了用刑痕跡，等到被告人有機會向外界說明這一點，如向公訴機關或者在法庭上向法官展示傷痕，多數情況下傷勢差不多也好了；即使還沒有好，偵察機關也同樣可以有很多托詞，或者事先已有安排，如自己不動手，讓其他疑犯動手，從而難以追究偵查人員的責任。所以刑訊逼供行為除了個別除了人命或釀成潑天冤案，少有受到追究的。取證難，無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外，如果在某各地區、某個部門，違法取證行為已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實，相當部分甚至多數偵查人員都參與其中，如無證搜查、超期羈押、刑訊逼供等，此時對這種行為的制裁會遇到更大麻煩，因為沒有不處理別人，但處分我的理；但是如果擴大處罰面，又有法不責眾之感。況且在目前情況下，取證行為不規范是較為普遍的現象，這也增加了制裁違法取證行為的難度。所以想通過偵查機關自身或其他部門對違法取證的偵查人員進行制裁的方法，以減少次類行為的目的一時還難以實現。這個問題不僅在中國，對全世界的偵查機關來說都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胳膊肘往裡拐，自己人向著自己人並沒有什麼讓人難以理解的地方，尤其當這個「自己人」犯錯誤是為了公事而非私務時。
（2）由偵查機關違法取證行為的受害人向該機關提起訴訟，以請求賠償。這個方式有其自身的優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違法取證行為，因為偵查機關也許會採取有效的行動以減少侵權行為，如果不這樣，執法的成本或許會上升很多；另外過多的賠償對偵查機關的聲譽也會有負面影響，也就促使主要負責人下決心解決該問題。但是這能否成為主要措施，即完全替代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作用，則由於其自身的不足，還在兩可之間。
所以對有嚴重違法取證行為的偵查官員實行刑事或行政處罰，或對其提起損害賠償都可以作為制止非法取證行為的補充措施，但是作用有限，故尚不具備取代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能力。
從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在我國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有弊，但結合我國的國情和司法現狀來看，是利大於弊。因此，我國應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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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有選擇性的排除還是都排

論文摘要 新《刑事訴訟法》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立。本文通過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立法上的具體規定，並對其具體內容進行思考分析，並提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具體實施中的發展建議。
論文關鍵詞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排除范圍 證明責任 排除程序
2012年3月14日，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獲得通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國得以確立，並對非法證據排除范圍、舉證責任、證明標准以及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設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較為具體的規定。
一、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早已設立，並以相當完善的證據法規則。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過程。我國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如下法律中：
1.《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88年我國加入該公約，其要求各簽署國嚴格貫徹保障人權精神，並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2.《憲法》，在我國，憲法對於非法取證行為也持否定態度，並作了原則性規定，《憲法》第33條、第37條都涉及人權和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保障。
3.1997年《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須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該法條中並沒有將非法獲取的證據給與「排除」的規定。
4.為解決97年刑訴法在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明確了對非法獲取的證據予以排除的規定，否定非法證據的證明力。其雖仍未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相比之前的刑訴法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步。
5.201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頒布的《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非法證據排除規定》，標志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的真正建立，也為我國司法人員的實踐提供了指導。
6.2012年《刑事訴訟法》中第54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55條規定了檢察院對非法證據的審查，第56條規定了法院審判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以及當事人對非法證據的審查申請，第57條規定了檢察院對非法證據的舉證責任，第58條則規定了將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此次刑訴法的修訂，對非法證據排除具體內容做了規定，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二、非法證據規則的內容
（一）非法證據排除范圍1.對於非法獲取的言詞證據採用「無條件排除」。口供被稱為「證據之王」，長且期以來在我國實務界，被廣泛應用，是司法人員偵破、審查、審判案件的重要依據。刑訊逼供的違法行為時有發生，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影響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證行為。這不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體，也給其帶來了精神上的嚴重侵犯，這種非法取證行為也破壞了口供本身的證明價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訊、威脅、引誘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做出虛假的供述，而過分倚重這些供述將會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即規定非法獲取的證據將予以排除，這樣也就在源頭上減免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也是程序正義的內在體現。
2.對於非法獲取的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應當採取「區別對待」。與言詞證據相比，實物證據是存在於人腦之外的，在犯罪發現之前形成，它的產生、存在、變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轉移，加之實物證據證明力和其獲取方法之間的關聯性較弱，可信度與證明力都要比口供強，也更客觀。因此，筆者認為，對於此類證據不應採用「無條件排除」的原則，應當是在程序公正優先的前提下，兼顧懲罰犯罪，保障人權的需要，並考慮我國刑事司法實務需求和社會治安的形勢，區別的、有選擇的對非法獲得的實物證據的效力來進行判斷。對於未經法定的審批進行搜查、扣押、凍結、查封等嚴重侵犯公民憲法基本權利獲取的非法實物證據，因其獲取手段的違法性嚴重，應當堅決予以排除。但對於獲取手段僅違反立法上某些「細節性」或者「技術性」的一般違法性手段取得的實物證據，如偵查工作人員在對犯罪現場進行檢查、勘驗的過程中，沒有見證人到場等其他違法行為所獲取的證據，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結合具體案情進行自由裁量。
3.「毒樹之果」應否排除。所謂「毒樹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證據為線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證據，且這個果應該是獨立的新的證據，而不是原有證據的重復收集。對待毒樹之果，英國採用了排除毒樹但食用毒樹之果的原則，即對於從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發現的證據和事實，只要其相互關聯，就可作為定案的依據。而美國的證據排除規則不那些違反證據規則所獲得的實物或言詞證據，而且對於毒樹之果也予以適用。但鑒於我國的現實條件，如簡單的排除毒樹之果，這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因為不可否認，通過一些非法取證行為所間接獲得的證據對於查清犯罪案情、佐證犯罪事實以及形成證據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證據與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獲取的證據相比較，區別在於非法搜查、查封、扣押獲取的證據的程序本身是違法的，而「毒樹之果」的收集證據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發現這些證據之前的程序存在有違法的情形。筆者認為，在我國對於「毒樹之果」的效力，我們應當予以承認，這既符合我國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也有利於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二）證明責任分配問題承擔證明責任，即意味著承擔訴訟的風險，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證據同證明責任的承擔上有著密切的聯系。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所進行的司法活動應當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當其行為的合法性遭受質疑時，其必然也要承擔證明其取證行為合法性的責任。可是如果讓控訴方對每一項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證明，那無疑是增加了辦案難度，也會造成司法資源的大大浪費，但若讓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話，也是相當困難的。鑒於此，我國刑事訴訟法採用了由雙方分別證明的方法。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57條的規定，被告人一方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的線索或材料，人民檢察院對於收集證據的合法性加以證明。即我國刑事訴訟中，啟動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初步責任是歸於被告人一方的，但證據合法性問題之證明責任便是控訴方承擔的。
（三）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設置《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第5條規定，被告人可在庭審前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而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則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過程中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書和判決的依據」，我國非法證據的排除的職責不僅賦予了法院，還賦予了檢察機關，使得檢察院有了審查證據合法與否的職責。在排除程序的啟動主體上，我國則採取了被告人申請啟動和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兩種方式，給予了被告人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也能夠讓檢察機關更好的發揮其法律監督職能。
在非法證據的法庭處理上，《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對於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然而，筆者認為，此規定也有不足之處，即未規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救濟性權利，如果在司法實踐過程匯總法院拒絕或未能准確的作出排除非法證據的決定時，被告及其辯護人應當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利呢？故筆者認為，相關機關可考慮出台司法解釋對此類問題予以規定。
三、關於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建議
「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須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實效才能證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讓這一規則在司法實務界進行貫徹實施，仍然是我們需要研究討論的問題。
第一，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貫徹到司法實踐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初期，必定會面臨諸多困難，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司法人員的人權保障意識薄弱。但我們要知道，該規則的確立不是為了補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個人權利所受到的傷害的，更不會放縱犯罪行為，而是為了從宏觀上改善我國的人權狀況，使我國的法制更加健全，並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落實到具體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的過程當中。
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實施應當注重發揮司法解釋的規范作用。雖然新刑訴在排除證據的范圍、證明責任及排除程序的設置上都做出了具體詳細的規定，但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過於原則化、排除條件特別嚴苛以及程序設置存在未涉及之處等等。我們應及時研究制定相關的司法解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相關內容進行規范和補正，指導司法實踐中所遇到的各項問題。
第三，加強司法隊伍人員的整體素質建設，強化對其專業知識方面的培訓，提高其業務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發揮其作用的，而在此過程中，人的素質和能力的高低，也決定了法的作用發揮的大小。因此，我們應該注重對司法人員隊伍的建設，加強其對於新《刑事訴訟法》中新的規定的內容進行學習，規范其司法實踐中的具體行為，嚴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運用法律規定的方法，將新刑訴法各項具體規定貫徹運用到具體工作當中。
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書中提到，「對於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他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此次新《刑事訴訟法》的頒布，是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這並不意味著該項規則在此就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其中的相關法律條文所規定的內容，仍需要經受司法實踐的檢驗，發現不足之處，從而進一步推動我國刑事訴訟法的進步和完善。

Ⅸ 什麼是排非

關於排非，干貨都在這里

排非是「排除非法證據」的簡稱，有時也代稱「排除非法證據規則」或者「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一、「排非」規則誕生的背景

在司法實踐中，無論是民事、行政法還是刑事領域，證據都是第一位的，因此有「證據為王」、「打官司就是打證據」等說法。

在刑事訴訟中，無論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還是書證、物證、鑒定意見，能否作為證據證據使用，首先必須解決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是否具有證據資格，關鍵是要取得這些證據的方式方法和過程符合法律規定。

近十年來，陸續隨著佘祥林案、聶樹斌案、趙作海案、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等等一系列冤假錯案被披露，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這些冤假錯案之所以發生，直接原因是公安機關在偵查取證中存在刑訊逼供等嚴重違法行為。要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要規范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遏制偵查機關違反法定程序偵查取證。

為了甄別和處理偵查機關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具有證據的名義但實際上不具有證據的資格，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證據），防止這些所謂的「證據」進入刑事司法程序，成為對犯罪嫌疑人定罪處罰的依據，我國從2010年開始，正式開始建立健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二、法律淵源

1、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並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2、1996年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關於證據的條款也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第六十一條規定 ：「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於2010年6月13日頒行的《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非法證據排除做了詳細規定，首次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4、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作出《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修訂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從立法層面上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基本成型。

三、「排非」的實踐狀況

在實踐中，排非的應用越來越廣泛，證據非法性問題在越來越多的案件中稱為控辯雙方博弈的焦點問題。實踐中「排非」的難點在於如何區分瑕疵證據和非法證據，並不是所有違反法定法定程序的證據都是非法證據。關於實務中如何正確區分非法證據，建議參考廣大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的《排非手冊——非法證據排除的應用與實踐》一書。

Ⅹ 法院通知非法證據排除是什麼意思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不僅明確了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詞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還對審查和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證明責任及訊問人員出庭等問題進行了具體的規范。這是我國深入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重要舉措，也是刑事訴訟制度進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標志，對於依法懲治犯罪、切實保障人權、維護司法公正特別是程序公正，預防冤錯案件的發生，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為便於司法實踐中正確理解和適用，現對《規定》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內容予以說明。
一、《規定》的起草背景
1996年，全國人大對刑事訴訟法作了全面修改，並明文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第43條）但是，如果偵查機關的取證行為違反了法定程序，應當有什麼樣的後果呢？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是否還具有效力呢？法律沒有明確規定。
1998年、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後出台《關於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但因規定的內容較為原則，且未規定明確化和具體化的操作程序，這種排除規則仍然具有宣言和口號的性質，很難發揮法律規范應有的功能。司法實踐中，很少有根據司法解釋認定為非法言詞證據並予以排除的情形，刑訊逼供現象難以遏制，因採用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而定案的冤錯案件時有發生。
為進一步完善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根據中央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總體部署，「完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證明責任、審查程序和救濟途徑等」作為一項重要的司法體制改革事項，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牽頭，會同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門共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證據規則項目組經過充分調研，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在《關於排除非法言詞證據若干問題的意見（稿）》的基礎上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共同制定了本《規定》。
二、《規定》的基本思路
《規定》制定的基本思路是：以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為目標，在我國現有法律框架下，借鑒與吸收國內優秀研究成果和國外有益經驗，結合刑事案件工作實際，為排除非法證據制定具體化、程序化的操作規程，避免因為採納非法證據而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
非法證據規則涉及的面較廣，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對全部內容都加以規定是不現實的，也是很難實施的。為此，《規定》突出了以下三個方面的重點：一是突出了對普通刑事案件中非法證據的排除。從目前情況來看，普通刑事案件中出現錯案的比率最高，而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案件尚未發現這樣的問題。二是突出了對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非法證據，除了非法言詞證據，還有非法實物證據。非法實物證據情況復雜，難以作出一概禁止的一般性規定，並且實踐中發生的錯案多為採納了非法言詞證據。三是突出了對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詞證據的排除。非法言詞證據包括採用非法手段和技術性違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就目前出現的冤錯案件看，主要是因為以刑訊逼供方法取得口供。對於後者，實踐中一般可以事後補救，很少出現問題。
三、《規定》的主要內容
《規定》共計15條，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實體性規則，旨在對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並規定相應的法律後果。二是程序性規則，旨在將有關非法取證的問題納入訴訟中程序裁判的范疇予以解決。
關於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外延和法律效力問題。
《規定》第1條對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界定，第2條明確了對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的法律後果。
證據本無合法與非法之分，「非法」一詞無疑主要是針對取證手段而言的。因此，分析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和外延，必須從界定非法取證手段的范圍入手。這一問題在本條制定過程中存在不同觀點，形成了四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違反法律規定，採用刑訊、服用葯物、催眠以及其他使人肉體上產生劇烈疼痛、精神上產生高度痛苦或者喪失意識、意志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
第二種意見認為：違反法律規定，採用暴力或者使人肉體上、精神上產生高度痛苦或者模糊意識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
第三種意見認為：違反法律規定，採取刑訊逼供、暴力取證、體罰虐待等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
第四種意見認為：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
我們認為，第一種意見參照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第1條的規定[1]，符合現代刑事訴訟理念，但是，「劇烈疼痛」、「高度痛苦」較為抽象，在實踐中容易產生歧義；第二種意見不能全面涵蓋非法取證的手段和方法，實際上縮小了法律對非法言詞證據的界定范圍，是對刑事訴訟法的限制解釋，並且「高度痛苦」同樣很難界定；第三種意見列舉的「刑訊逼供、暴力取證、體罰虐待」等三種方式存在交叉關系，適用時容易導致分歧；考慮到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刑法上都有規定，程序法上也應相應作出規定，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於進一步嚴格依法辦案確保辦理死刑案件質量的意見》第11條的規定，我們最終採納了第四種意見。
另，有意見認為，應詳細列舉非法取證的具體手段，以免在司法實踐中產生爭議和分歧。其實，在《規定》制定之初，我們曾經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關於刑訊逼供案的規定[2]，對非法手段進行了列舉，即「採用刑訊、較長時間凍、餓、曬、烤等手段」，但考慮到「較長時間凍、餓、曬、烤等手段」不宜寫在《規定》中，最終予以刪除。必須明確的是，「等」是指與刑訊逼供相當的方法，能否認定，可由辦案機關在實踐中參照相關規定具體把握。
此外，關於通過採取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獲得的言詞證據應如何處理的問題，本條制定過程中也產生了分歧：一種意見認為，通過採取這種手段獲取證據是一種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從規范司法的長遠角度，應該予以排除，並且刑事訴訟法對此也有明確的規定；一種意見認為，對於這種證據，應綜合多種可能損害公正審判的因素決定是否排除。我們認為，《規定》不宜作出與刑事訴訟法不一致的規定，但司法實踐中，「威脅」、「引誘」、「欺騙」的含義及標准問題的確不好界定，很多從氣勢上、心理上壓倒、摧垮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線的訊問語言、行為和策略很難與之區分開來，如果這些訊問方法都被認為非法，將導致大量口供被排除，給偵查工作帶來較大沖擊，因此，對此問題不必苛求嚴格，暫不作出規定。
關於人民檢察院適用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問題。
《規定》第3條確定了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同樣應適用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
1998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頒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中確認了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第265條第1款），並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部門在審查中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同時應當要求偵查機關另行指派偵查人員重新調查取證，必要時人民檢察院也可以自行調查取證；偵查機關未另行指派偵查人員重新調查取證的，可以依法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第265條第2、3款）
2001年1月，鑒於「一些地方陸續發生了嚴重的偵查人員刑訊逼供案件」，地方檢察機關「錯誤地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加以使用，最終釀成冤案，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關於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再次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嚴格貫徹執行有關法律關於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明確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
我們認為，檢察機關具有法律監督機關的職能，且《規定》是由公、檢、法等部門聯合下發的，增加本條有助於進一步嚴格規范偵查機關的取證行為。
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操作程序。
《規定》對如何排除非法證據規定了具體的操作規程，這也是本規定的主要內容，對於避免因為採納非法證據而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體說來，該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步驟：
1、程序啟動。在法庭調查過程中，被告人有權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並提供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2、法庭初步審查。程序啟動後，法庭應當進行審查。合議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沒有疑問的，可以直接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調查；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則由公訴人對取證的合法性舉證。
3、控方證明。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4、雙方質證。公訴人舉證後，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問題進行質證、辯論。
5、法庭處理。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問題作出裁定：如公訴人的證明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能夠排除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屬非法取得的，法庭確認該供述的合法性，准許當庭宣讀、質證；否則，法庭對該供述予以排除，不作為定案的根據。
關於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設置專門程序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和裁決的問題。
《規定》第5條確立了非法言詞證據的先行調查原則，即在審理犯罪事實的過程中，只要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了取證合法性問題，就要對該問題進行「審理」。
在本條制定過程中，有意見認為，排除非法證據應屬於刑事訴訟法第158條規定的庭外調查問題，不宜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對此進行專門的審查，建議法院採用休庭並庭外調查核實的程序。我們認為，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應當設置一個專門程序，這個程序既在庭審的法庭調查當中，又相對獨立於法庭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調查，這也是制定本《規定》的前提所在，如不使用明確、具體的規范來設置此專門程序，本《規定》規范非法取證行為的宗旨將根本無法實現。
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否具備合法性（而被法庭採納）的事實，既不是實體法事實，也不是程序法事實，而是用於證明犯罪構成事實存在的證據事實。雖然證據事實只是犯罪構成事實附帶的事實，但其影響甚至決定控訴方指控最終能否成立，與案件實體處理有著極其緊密的聯系，因此，對這一事實同樣應當適用嚴格證明。當然，這一事實畢竟不是犯罪構成事實本身，其相對獨立性決定了在裁決這一附帶爭議事實需要設置一個獨立的程序，即「預先審核程序（voir dire）」。[3]在這個相對獨立的「審判」中，法庭需要裁決的並非犯罪成立與否即犯罪構成事實存在與否的問題，而是口供這個證據是否具備合法性能否成其為證據的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確立的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的運用很少，主要是因司法解釋對證據的證據資格、證明力不作區分，且未設置專門的程序來規范對非法證據的審查和裁決所致。法官審查判斷、運用證據應分為兩個層次，一是確認證據資格，二是確認證明力。法官確認某證據具有可采性，表明該證據取得了進入審判程序的資格，它可以在法庭上出示、接受調查。不具備合法性的證據不得採納。對決定證據是否具有可采性（含合法性），則應設置專門的審查程序。在此程序中，法庭需要裁決的是某證據是否具備合法性能否在法庭上出示、質證的問題。如，控訴方不能證明口供是以合法方法取得的，法庭即排除該口供的證據資格，使其不能進入法定的證據調查程序即不準許宣讀、質證，當然也就不可能成為定案的根據。
當然，司法實踐情況復雜，僅在法庭上可能難以解決問題，因對證據合法性的審查也不排除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規定的庭外調查程序，可採取庭上和庭外相結合的方式。但是，控辯雙方對證據的排除有爭議的，應當經過質證、辯論，最終由法庭予以認定，庭外調查程序涉及的只是對證據的核實問題。因此，《規定》第8條同時確認了法庭對控辯雙方證據的調查核實權。
在本條制定過程中，有意見認為，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有獨立調查核實證據的權利，無需通知檢察人員、辯護人到場。我們認為，控辯雙方對言詞證據的取證方法是否合法爭議較大的，通知雙方到場有利於體現調查的公正性和透明性，避免在庭審中雙方又對法庭所取證據提出異議，出現法庭與控辯雙方抗辯的不正常情況。
關於啟動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的初步責任問題。
《規定》第6條規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應當要求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證據，從而明確了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應提供非法取證的線索或者證據的責任。
在本條制定過程中，有意見認為，證明證據是非法取得的並不是被告方的義務，且實踐中被告方很難提供證據或者線索，建議將「應當」改為「可以」。我們認為，對於證據的合法性（即取證行為的合法性）的證明責任當然是由控方承擔，否則控方就無法完成證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實成立的證明責任，但啟動這個專門程序的初步責任即提供可能存在刑訊逼供或者其他非法取證行為的證據或者線索的責任，則應由辯護方承擔，否則就會出現任意啟動對證據合法性的「審理」程序的情況，拖延審理期限。當然，法庭也有權對非法言詞證據線索進行初步審查，對於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所提非法言詞證據的線索和異議明顯不成立的，可以不再進行獨立的調查，直接對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審理，以便提高庭審效率。
關於對被告人審前供述的合法性應由控方負證明責任問題。
《規定》第7條主要明確了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中的舉證責任。我國雖然通過司法解釋確立了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但這一規則並未在司法實踐中得到全面、有效的運用，雖然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證明責任規定的缺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因此本條規定意義特別重大。
我國訴訟理論使用的「舉證責任」概念來源於大陸法系，主要包括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提供證據的責任；二是因舉證不能時應承擔不利後果的責任，這也是舉證責任的本質內容。之所以規定應由控方對被告人審前供述的合法性負舉證責任，主要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1、這符合刑事訴訟中由控方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這一基本原理。任何一個刑事案件中，控訴方都負有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其除了必須證明指控的犯罪事實成立外，理應還要證明其用於證明犯罪事實成立的證據具備合法性。在訴訟過程中，被告方提出口供不具有合法性，實質上是對控訴方主張口供具備合法性的事實的否認，控訴方需承擔提供證據責任，在對某證據的合法性真偽不明時法庭必須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認定，即將不能排除非法取證可能的證據排除在定案根據之外。
2、根據慣例，訴訟中主張積極性（肯定）事實的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而將消極性（否定）事實引入訴訟的當事人無需對此承擔證明責任。依此原則，在刑事訴訟中，檢察人員一般作為提出被告人有罪的積極追訴請求的一方，他同時也必須以充分的事實為根據來加以論證，那麼，對於證據本身合法性的證明，必然屬於證明積極請求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被告人提出的證據非法的異議，則屬於消極（否定）性事實，當然無需承擔最終的證明責任。
3、舉證能力毫無疑問也是證明責任分擔中的另一個需要考慮的技術性因素，訴訟中舉證能力較強的一方應承擔較多的證明責任，反之，證明責任就會較小，這也是糾紛雙方當事人平等對抗的體現。一般而言，國家為了追訴犯罪，賦予檢警機關以巨大權力，而被告人一般會處於偵控方的控制狀態之下，並且，被告人通常也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識和技能進行取證，比較來講，控方則有這種優勢。這種力量懸殊的對比局面決定了審判中證明自身行為合法性的負擔也就必然地置於控方。
當然，本條規定並不意味著控方在每一案件中都需要主動證明被告人的供述具有合法性，原則上，控方的證明必須以辯護方提出異議為前提，並且，如果控方不堅持使用該供述作為定案根據的，就不存在法庭質證和排除的問題，可以不舉證。
關於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問題。
《規定》第7條第1款在規定控方承擔舉證責任具體方式的同時，還明確了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問題。本款內容在制定過程中也存在不同觀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已經製作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或者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第二種意見認為：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必要時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第三種意見認為：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我們基於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最終採納了第三種意見：第一，本《規定》要求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僅限於經審查確有必要的范圍，這樣的情況實踐當中並不很多，不會影響偵查機關工作的正常開展。第二，《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由於當前訊問時同步錄音錄像尚未普及，要確定言詞證據的合法性，僅靠訊問人員和訊問時在場人員的書面證言很難作出判斷，因此，偵查人員就其執行職務時了解的情況出庭作證對查明證據取得的合法性非常必要。第三，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關於司法改革項目的分工方案，偵查人員出庭問題不再單出文件，而是納入刑事證據制度改革的相關改革成果中，如果不在此文中規定，「偵查人員出庭」問題這一改革任務將會落空。第四，考慮到偵查機關的工作需要，有必要對訊問人員出庭作證的情形作出進一步限制，但是如果窮盡其他方法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訊問人員應當出庭作證。
關於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證明標准問題。
《規定》第11條規定，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訴人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而確認了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證明標准。
在本條制定過程中，有意見認為，該條涉及認定非法言詞證據的證明標准問題，情況比較復雜，建議進一步研究，可先不作規定。
我們認為，在刑事訴訟中，公訴機關承擔提供證據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職責，對於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所提被告人庭前供述系非法取得的線索和證據，理應同樣承擔證明被告人庭前供述系合法取得的證明責任。在公訴機關不舉證，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情況下，就應承擔不能以該證據證明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法律後果，如果不明確規定證明標准，很可能使整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失去意義。
另外，關於本條規定中為何確立了「證據確實、充分」的標准？因為，按照刑事訴訟的基本規律，在刑事訴訟中，控方應承擔其指控的犯罪事實成立的證明責任，且需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如果賴以證明犯罪事實成立的根據即定罪證據的合法性不能被法庭確定，就說明證據沒有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法庭不能以不確實的證據認定被告人有罪，否則，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確實、充分」的定罪標准將失去存在的基礎。
這還涉及到疑罪從無原則能否徹底貫徹的問題。如果對控訴方降低證明標准，僅要求控訴方達到「優勢證據」標准，意味著控訴方對犯罪構成事實附帶的證據事實的證明沒有排除被告方提出的「合理懷疑」，從而對犯罪構成事實本身的證明也因此未能排除被告方的「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法庭未予排除口供這一證據並最終將其作為定案的根據作出有罪判決，還是違背疑罪從無原則的。對控訴方降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證明標准結果必然導致客觀上被告方承擔證明責任，使這個規則失去意義。
如果《規定》對控訴方適用較低的證明標准，司法實踐中則無法杜絕因採納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而將疑案錯誤地作為留有餘地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降格處理的做法。雖然國外的司法實踐對自白規則的運用早已超越了防止事實誤認的目的，但不容否認的是，我國確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對於防止事實誤認、避免冤錯案件的發生具有重大意義。從為了實現防止事實誤認的基本目的這一角度進行分析，必然得出對口供合法性的證明應當由控訴方承擔證明責任且需達到排除非法取證可能性的程度的結論。不能因為目前司法實踐中控訴方對口供合法性的證明存在一定的困難而降低證明標准。恰恰相反，明確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中控訴方的證明責任和很高的證明標准，不僅能促使過於依賴口供的偵查觀念和偵查方式發生轉變[4]，還能推動諸如訊問時錄音錄像、訊問時律師在場以及羈押場所與偵訊部門分離等相關制度的迅速建立。
關於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合法性的審查、認定問題。
《規定》第13條確認了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合法性的審查、認定，應參照對被告人供述的相關規定進行。
在本條制定過程中，有意見認為，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作為一種獨立的證據，作如此規定過於籠統，建議予以細化。我們認為，非法證據不僅僅是指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也存在一些問題，因此必須作出相應規定，但考慮到這些證據畢竟都是言詞證據，在取證方式、方法上基本一致，因此，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認定也與被告人供述的審查、認定並無不同，若進行細化，重復的內容太多，從立法技術的角度看也無必要；此外，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的非法取證，在司法實踐中遠不如對被告人供述非法取證常見，這樣規定也可突出重點。
關於對非法取得的物證、書證的排除問題。
《規定》第14條規定，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而確立了對非法取得的物證、書證的排除規則。
關於非法實物證據是否排除的問題，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長期存在爭議和分歧[5]。為平衡好准確打擊犯罪和有效保障人權的關系，《規定》區分了言詞證據與實物證據的不同情況，對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實物證據並未採取絕對排除的方式，而是實行裁量排除。
在本條制定過程中，有意見認為，物證、書證的取得方法嚴重違反法律規定，致使嚴重損害證據的客觀性和真實性的，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我們認為，非法取證必然損害證據的合法性，卻不必然影響證據的客觀性和真實性，並且，證據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受到嚴重損害的，當然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屬於法官認定證據證明力的范疇，無需單獨作出規定來排除。實際上，實物證據無論是合法獲得還是非法獲得，其本身的真實性並沒有受到影響。嚴禁以非法搜查、扣押，非法侵入公民住宅或其他非法方法取得實物證據，就是尊重基本人權，對國家權力進行必要限制的體現，程序的獨立價值也體現得最為明顯，因為《規定》明確這種證據也屬於非法證據，並且可能被排除，其原因就是非法的取證手段侵犯了公民最基本的人權，直接違背了憲法的規定。
另，對物證、書證合法性的審查和裁決程序，參照本《規定》有關規定進行。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1]本公約於1984年12月10日通過，於1987年6月26日生效，中國政府於1988年10月4日批准該公約。公約第1條規定：「酷刑」系指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狀，為了他和第三者所作或被懷疑所作的行為對他加以處罰，或為了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或為了基於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而這種疼痛或痛苦又是在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成默許下造成的。純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隨附的疼痛或痛苦則不包括在內。
[2]刑訊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1、以毆打、捆綁、違法使用械具等惡劣手段逼取口供的；2、以較長時間凍、餓、曬、烤等手段逼取口供，嚴重損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體健康的；3、刑訊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輕傷、重傷、死亡的；4、刑訊逼供，情節嚴重，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殺、自殘造成重傷、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5、刑訊逼供，造成錯案的；6、刑訊逼供3人次以上的；7、縱容、授意、指使、強迫他人刑訊逼供，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8、其他刑訊逼供應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