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本
律師和法官之間為什麼會有分歧？他們分歧的緣由何在？到底會有哪些分歧？我們能否通過制度改革而力促分歧減少或趨無？面對程序違法的庭審，律師是配合審判還是控告違法？面對司法甘受權力染指，律師是舉報還是容忍？面對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離公正主旨，律師只能痛心疾首還是奮起反抗？面對……..可以說，在任何一起律師和法官分歧的案件中，都難免觸碰權力的身影。或許在當下中國的司法生態中，權力已經左右了任何影響性案件的審判，但是，任何一起影響性案件的背後，雖說實為權力指導結果，但總會披上司法的外衣，畢竟，這還是一個將「依法治國」停留在口號階段的國度，司法多多少少會在形式上掩蓋權力染指的內幕。而貴陽的「黎慶洪」等人涉黑案便是其中一例。任我如何評析，也絲毫不會將此案簡單定為司法主導的錯案之一，而只能將其定性為權力指導背後的司法冤案典型。
關於律師和法官的職業關系——是沖突還是合作？是對話還是對抗？是交流還是交惡？是舉報還是容忍？是配合審判還是守護法律？是甘受權力指導還是勇於揭露司法內幕？是堅決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還是犧牲被告人部分利益以換取罪輕刑罰？是針對法官的違法行為一再視而不見還是針對法官的違法行徑勇於舉報？這是擺在很多律師面前的難題，也是令很多律師困惑的問題，更是讓諸多律師難以招架的課題。
在2012年1月10日貴陽的黎慶洪等人涉黑案審判中，先後有四位律師遭遇法官驅逐，且有十多位律師接連遭遇法官訓誡，瞬間，律師和法官的職業關系沖突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按說，律師和法官本是法律職業共同體上雙向互動的法律主體。他們的價值取向和追求應是力求查清案件事實，案件得以公正處理。而黎慶洪等人涉黑案特殊在法官向著檢察院和公安，法院是被逼上樑山的。於此，開庭前期，法官便期望律師配合法院審判，以便「圓滿」完成這場審判活動。但是，為什麼會有法官認為律師應當配合法院？在黎案中，這是因為法官認為自己審判案件宣告被告無罪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在罪行輕重上律師應該有所作為，不應「糾纏」於無罪辯護。但是，黎案恰恰是律師認為不構成犯罪，法官又不會判處無罪。這樣，便在律師和法官之間產生了分歧，但既然有分歧，那麼法官本應追求公正審判，以程序正義追求實體公正，但小河區法院卻一再固執地認為律師認為黎案做無罪辯護是「搗亂」，這樣，庭審期間的各類控訴和駁回控訴就容易導致兩者之間分歧漸趨火熱化，由此便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沖突。
按說，法官本應感謝律師對案件事實和證據提出質疑和質證，以便自己更能查清案件事實，以此作做公正判決，也防止法官自己被檢方的選擇性控訴而蒙蔽，由此導致冤假錯案的釀成。但是，在黎案中，不乏法官和公、檢兩家同處一室，都在聯合對付律師。法官的查明案件事實，公正做出判決的職責喪失了，成了和公、檢兩家一樣的追訴犯罪。這樣，法官勢必會認為律師控訴庭審程序違法是在搗亂，由此便對律師產生後天的厭惡，那麼，懲戒和驅逐律師的惡性事件就勢必發生。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探討，律師和法官本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定位？法官審判案件要求律師配合有無法理依據？律師不予配合，法官是否可以懲戒或是驅逐律師？法官在庭審中的職責到底是什麼？律師的作用應該是什麼？兩者之間在案件審判上有無嚴重分歧？法官是否先入為主地認為審判案件律師做無罪辯護是無理取鬧？律師是否認為法官如果枉法裁判自己肯定要接連控訴程序違法？這些問題，都是釐清律師和法官之間分歧四起必須面對和回應的焦點。
而在我們的認知中，法官的職責在於庭審的兩造平衡中查明案件事實，依法作出公正裁決。在未裁決案件之前，法官不得偏方於任何一方，應該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審判案件不得甘受權力染指，獨立公正審判案件，憑借法律和良知對案件作出裁決。而法官的尊嚴也體現在自己能把握案件結果上，並非在權力的干涉中案件結果被他人定奪，自己充當權力靶子。法官審判案件既然不能偏向於任何一方，那麼當然不能要求律師配合法院審判，而應該要求律師依法辦案即可。
而律師的作用在於依法提出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材料，以便利於法官查明案件事實，針對檢方指控的犯罪事實和提交的證據材料依法提出質證和對質，以便法官在控訴和辯方的對質中逐漸釐清案件事實，一步步接近事實真相，以此作出公正裁決。律師是法官查明案情的得力質疑者，是防止法官辦錯案的最佳阻止者。律師認為法官枉法裁判，理應提出控告，雖然控告不一定會得到回復，但程序性權利的行使卻不能放棄，哪怕有一絲的期望，律師都應拿出百分百的努力保證被告人合法權益不被侵犯。
但是，在控方和辯方地位不甚平等的一些案件中，法官無法左右庭審程序的公正審判，當程序正義無從保障時，律師能否控訴法官偏袒控方，並以此為由拒絕辯護？這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時有發生的情況。以黎慶洪案為例，眾律師質疑小河區人民法院審級違法，此案不應當由小河區法院審理，而應當由貴陽市中院審理，於此，律師和法官之間便產生了第一個分歧，此分歧乃程序程序正義的先決條件，未有審級合法，何談實體公正，據此，眾律師紛紛控訴，但法官就是不予理會，因此，法官還給了幾位律師以懲戒。這向我們傳遞一個信號便是，法官違法之後如何還讓律師尊重法庭程序，一個違法的庭審談何力求實體的公正裁決。因為，法官首先應該以自己的職權保障庭審的程序公正，然後才能要求律師尊重庭審秩序，如果庭審的程序違法在先，律師的控訴便在於保障程序正義，而不是無理取鬧。而微博能否「直播」庭審的辯論亦在向外界宣示，法官期望庭審不受關注，自己能安心審判，而律師認為違法的庭審應該向世人公告，以便遏制違法的庭審繼續下去，這是黎慶洪等人涉黑案的第二個分歧。此分歧表面在於理解法條的偏差，實為聽從權力還是依據法律辦案。按照公開審判的原則，連同記者和外人都可以庭審的案件，緣何律師不能向外播發信息呢？如果，律師播發的信息有誇大或是誤導之嫌，法院完全可以予以懲戒，但是，律師微博「直播」的庭審信息只是記錄庭審概況，完全可以等同於庭審見聞，據此，本不應被限制，但小河區法院卻依然採取限制舉措。這樣的分歧產生，不是因為理念之差，而是司法受制於權力之後，總後怕被人抓住把柄。
再者，律師和法官之前的分歧，除了個別是因為對法律的理解偏差外，在我看來，更多集結於司法受制於權力，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離公正本旨導致的「體制性羞辱」。由此，律師對司法的公正追求和法官受制於權力的司法不公導致兩者之間分歧漸多。而何以平息和調解律師與法官之間的分歧，恰當之處在於，司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司法，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案件結果可由法官決定，外界無從或是不得插手過問案件，那種「領導過問案件很正常」的說辭完全是司法甘受權力染指的罪證。當律師面對公正的司法審判時，何以會無端或是無故控告司法不公呢？當然，我們亦不排除個別律師主動通過關系疏通而尋找案子解決之道的其他途徑，但在多少律師看來，能遇見一位講法律、懂情理、會辦案的好法官，實乃辦案之幸。
最後，我們分析律師和法官之間的分歧，當然是寄望於在調和兩者之間分歧的同時，可以找到他們的共同價值取向和職業追求。他們站在同一法律起跑線上，一方主導案件結果，一方幫助當事人處理法律紛爭。其共同目的在於將案件事實查清，還當事人以公正結果。法官通過程序正義保證實體公正，律師通過程序性事務處理協助當事人達至案件公正結果。在兩造構架中，律師依法辦案，不得作出有悖於律師職業道德和紀律之事，並充分保證當事人合法權益，以此努力力促當事人利益最大化。而法官亦依法審判案件，不得偏向於任何一方，對每一方都本著公正之心，充分保證每一位當事人之合法權益，以此努力促使案件程序正義，並達至實體公正。這，才是正常的律師和法官關系之形態，雖有理想化之嫌，但卻是我們應予努力的方向；雖有超然之意，但卻是我們應予追求的理想形態之巔。
❷ 法官本是老百姓的秤,公平是本質
法官是老百姓的稱，公平是本質，這句話說的沒錯的，法官是按照法律辦事的
❸ 法官判錯案該怎麼處罰
法官判錯案，需要看是否是故意行為，法官在審判工作中，故意違反法律法規的，或者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依法應當承擔違法審判責任。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
第三十七條規定：對應當追究違法審判責任的相關責任人，根據其應負責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等有關規定處理：
（1）應當給予停職、延期晉升、退出法官員額或者免職、責令辭職、辭退等處理的，由組織人事部門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和程序依法辦理；
（2）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由紀檢監察部門依照有關規定和程序依法辦理；
（3）涉嫌犯罪的，由紀檢監察部門將違法線索移送有關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免除法官職務，必須按法定程序由人民代表大會罷免或者提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
(3)法官本擴展閱讀：
法官承擔違法審判責任主要有兩種類型：
1、審判活動中故意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
「故意」在刑法和民法理論中均有詳細而專業的解讀，在此主要強調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明知違法而有意為之」。法官作為精通法律的專業人士，在裁判過程中應當嚴格遵守法律的規定。如果法官在履行審判職責的過程中故意違反程序法和實體法的規定，均應當承擔相應的違法審判責任。
2、審判活動中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行為。
「過失」是與「故意」相對應的一種主觀過錯，指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後果而因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的心理狀態。
❹ 法官判決不公最怕什麼
1、在法律規定的時間內向作出判決的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2、在判決生效後兩年內向回上一級答人民法院提出申訴。
3、如果判決不公涉嫌審判法官個人的違法犯罪，可向當地的紀委或者人民檢察院舉報。
(4)法官本擴展閱讀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制度，准予上訴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第一審民事判決，即按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作出的判決，在上訴期間15日內，如果當事人不上訴，上訴期限屆滿即發生法律效力。
不準上訴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第一審民事判決，即按特別程序審理案件作出的判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一審民一事判決、中級以上人民法院所作的第二審民事判決，自判決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❺ 上網給律師差評有麻煩嗎
律師生存不易，律師最大的敵人不是與自己爭搶案源的同行，不是口吐蓮花語驚四座的辯論對手，不是輸贏結果要求太高的當事人，而是口無遮攔，任意貶低當事人聘請的律師的法官！
根據本人執業經驗和許多同行的經驗，律師應當謹慎，盡量避免讓自己的當事人單獨接觸法官，法官往往會因為嫉妒和偏見，或者為了轉移矛盾，安撫已經敗訴的當事人，而惡意中傷貶低律師：你的律師沒有起作用，請了也是白花錢、你的律師一竅不通、你的律師沒出力、你的律師收費太高了、律師就是騙錢的……
而當事人很快就把法官的原話帶著滿腔憤怒轉述給自己的律師了，並且要求退費！
律師本就是風險與機遇同在的，如何判決，是否對錯，法官對律師的意見可以不聽，當事人找上門來，一切不利結果，只管往律師身上推就可以了。
要知道當事人是律師的衣食父母，除了當事人沒有人給律師發工資，律師還要上繳各種稅費，通過交稅要養活各種吃財政的人員，包括「惡意攪壞了他生意」的法官。
每個案件，最後的結果絕不是輸贏那麼簡單。律師與法官不像淘寶上的買家賣家，沒有買賣合同關系，本不是法律服務的接受者和被接受者，法官無權對律師的勞動做出評價。法官和律師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況且律師要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對問題的法律認識很難說誰對誰錯，可是法官的一個差評，律師在當事人心中的形象從此轟然倒塌，律師的一切努力化為泡影。
律師與法官本都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重要一員，通過司考後起跑線平等，法官的專業知識也不比律師多。現實當中律師尊重法官，可是法官卻從來不知道要尊重律師，他認為在角色分配中，他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律師辦事要求他，怕他，用收來的律師費或者肉體勾兌他……
現實當中常有當事人和律師訴說，為了案件向法官送了多少禮，——法官的原罪律師本是知情的，只是缺少一個捅出去的機會。律師從此就打心裡瞧不起那些假惺惺、道貌岸然的法官。
法官一句話可以頂律師說一千句，當事人心目中畢竟把法官當神一樣敬著。法官在毀滅一個律師時威力強大，幾乎所有被法官陷害的律師都無翻盤的機會。
法官只是對法律事實作出評判的中立者，法官和當事人說話時要三思，不要做不負責任的長舌婦，只圖一時口快，挑弄是非，製造蜚短流長。法官要明白，你的無意中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把律師，也可能把自己，烤在了火山口上。
❻ 法院和檢察院的人員分別如何稱呼
法院的人稱法官、法警。檢察院的人稱檢察官、法警。
❼ 起訴法院可以挑選法官嗎
可以選擇法官的
❽ 香港法官為什麼大多數是外國人
但任用英國遠道而來的法官，在當時的香港仍是不得不選擇的方法。
其實，培養一個合格的「海洋法系」法律人才是很困難的。
他們需要學習大量散碎的案例，理解前輩對法律和正義的定義，然後做出自己的判斷。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但司法卻代表著至高無上的公權力。要讓這兩者調和，就必須讓法官們的思維跨越時空地聯系起來，理論脈絡的傳承必不可少，當中可能還有些玄學成分。
所以法律專業群體才得以想要較高的社會地位，法官在其中更是地位崇高，畢竟培養一個太困難
當時香港還只是一個大清帝國南方的偏遠小島。本地居民的文化水平有限，沒法直接移植英國的那一套。從本土調人才過來，還是有必要的。
好在此後港英政府終於意識到了兼職法官的惡性影響，開始試圖在香港建設一個司法獨立的社會。首席大法官曉吾，就離開了立法會，專職做大法官。其他英國法律人才的登陸，也改善了香港普通法人才不足的局面。
不可否認的是，香港能夠得到全世界商人的信任，成為世界著名的自由港和金融中心，透明獨立的司法是相當出彩的加分項。
而且到了70年代，在經濟、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的香港，還曾啟動過公務員本土化。法律界的本土化也一度轟轟烈烈。尤其是在首席大法官貝理士爵士（Sir Geoffrey Briggs）任期內，這位英國老法官很重視華人法官的培養，在全港75名法官/裁判官中啟用了16位華人。
但這還遠遠不夠。
艱難的本土化
由貝理士爵士主導的法官本地化運動在他退休之後就被冷落了。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當時的香港不缺法律精英，但做大律師的收入遠高於做法官（可以理解），那些資深的大律師很可能不願意成為法官。
其次，即使這些律師成為了法官，華人法官的社會公信度也不如白人法官。這是由香港社會的偏見造成的，民眾會對他們更苛刻，華人法官的升職也更困難。
第三，港英政府內有人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化的大都市，生活著不少來自其他英帝國前殖民地的人士，大量啟用華人法官對他們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