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論審判管理

A. 美國大法官的職責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三款規定： 大法官在總統被彈劾過程中主持參議院。共有兩位大法官使用過此項權利，分別是1868年安德魯·約翰遜彈劾案中的薩蒙·P·蔡斯和1999年比爾·柯林頓彈劾案中的威廉·哈布斯·倫奎斯特。同時，根據《美國憲法第二十五修正案》 ，副總統擔任代理總統，因此大法官在副總統彈劾過程中同樣主持參議院。但是，迄今為止，還未有副總統被彈劾過。
大法官被認為是最有資歷的法官。因此，他總是在各種案件討論或投票會議中任主席、首先發言並對整個討論產生重要影響。
此外，大法官還主持美國總統就職儀式，雖然這一傳統已超出了美國憲法對大法官的職責規定。
大法官是美國最高法院的掌權人 擔任史密森學會會長
擔任美國司法學會（）會長、美國聯邦法院行政長官
指定美國外國情報監督法院（）成員
指定跨地區訴訟司法陪審員（）
美國大法官-大法官的角色
美國大法官並不是令人垂涎的角色。美國總統和國會一開始並沒有把聯邦法院放在眼裡。自從馬歇爾法官爭取到司法審查權之後，美國聯邦法院才逐漸被人們重視。但是，作為美國最高司法機關，聯邦法院並非總是風平浪靜，每一次法官宣誓就職，都會改變美國的政治生態。近些年來，歷屆美國總統都希望通過任命大法官，體現自己的執政理念，貫徹自己的政治主張。 美國大法官具有三大職能：
首先，通過審理有爭議的案件，解釋美國國會制定的法律，創制新的規則。近些年，美國大法官在程序規則的創建方面作出了許多貢獻，但是對實體問題卻表現出了保守傾向。換句話說，除非在程序問題上作出重大的變革，否則，大法官傾向於維持其他法院的判決。大法官通過邏輯清晰的判決，逐漸確立了「程序至上」的司法觀念，防止公權力機關濫用自己的權力，損害公眾的利益。
其次，美國大法官具有協調美國行政與國會關系的功能。從歷史上來看，美國聯邦法院從不參與國會政治紛爭，不參與總統的政治決策。但是，通過具體的案件，美國大法官巧妙地平衡立法權與行政權，通過司法審查，防止立法機關權力被濫用，通過司法審判，防止行政機關超越憲法上的許可權，危害國家和公民的利益。即使在總統選舉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美國聯邦法院也不輕易表態，它通過程序上的審查，將政治紛爭和選舉中的具體法律問題巧妙隔離開來，從而為美國建立和諧社會打下了良好的法制基礎。
最後，美國大法官扮演著美國憲法看護人的角色。自從確立了司法審查制度以來，美國聯邦法院始終把關注的重點放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及其修正案上。凡是違反憲法及其修正案的法律，聯邦法院的大法官都可以宣布無效。當然，由於美國憲法及其修正案表達過於概括，有些詞語過於模糊，所以，在解釋憲法的過程中難免會摻雜進大法官的個人判斷。正是在案件判決的細微之處，體現了不同法官的政治立場，影響美國法律走向。
人們能夠閱讀和理解美國的憲法條文，但卻未必能夠理解美國大法官判決書中所體現的美國憲法精神。美國聯邦法院的大法官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不斷地解釋著美國憲法，指引著美國社會前進的方向。盡管有些判決充滿爭議，但誰也不能否認，有了美國聯邦法院這條憲法的看門狗，美國的憲政傳統不會被遺棄，美國不會出現真正的獨裁政權。
或許美國的開國元勛並沒有賦予美國大法官如此多的職能，但是，美國歷任大法官通過自己辛勤的勞動，換來了今天的尊榮。他們有資格對美國的政治體製作出具有權威性的判斷，他們有能力解決美國多元化社會中價值觀念碰撞所產生的一系列法律問題，美國聯邦法院的大法官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捍衛了法律的尊嚴。
最高法院的工作量
最高法院備案的案件總數由2004年的7496件增加到2005年的8521件，增長了13.7%。法院在冊的貧困救助案件由2004年的5755件上升到2005年的6846件，增長了19%。登記的付費案件由2004年的1741件降至2005年的1671件，減少了4%。在2005期間，聽審87個案件，處理的82個案件中69個簽署了意見，相比在2004年聽審87個案件，處理的85個案件中，74個簽署意見。2005年沒有案件在2006年再次聽審。
薪水問題
（選自《美國最高法院2006年度年終報告》約翰·羅伯茨（大法官） ） 這是我在法院的第二個年度報告，並且我只打算討論一個問題，以盡可能引起較多的人關注。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且長久被忽視，現已到了憲政危機的時刻，在消蝕著聯邦法院的力量和獨立性。
我所說的問題是未能提高法官的待遇。通常情況下，放下年度報告，就可以去參加球賽，但我卻長時間地沉浸在最高法院行政辦公室准備的三張頗有啟迪作用的圖表。第一張顯示，1969年，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的薪水比頂尖法學院院長的薪水高21%，比高級法學教授高43%。
今天，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的薪水實際上少於——大約相當於一半——頂尖法學院院長和教授的薪水（我們更不要說和執業律師相比了。在一些城市，剛從法學院畢業沒有經驗的律師——他們期望有朝一日成為執業律師之前，就比聯邦地區法官賺得多）。
第二張圖表顯示了聯邦法官的的生活境況根本不能和法律職業的人員相比，甚至還低於普通工人。自1969年以來，根據通貨膨脹所作的調整，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實際上上升了17.8%，而聯邦法官的工資下降了23.9%，導致41.7%的缺口。
一些人可能會想：那麼為什麼還有律師願意做法官呢？一個重要的變化是聯邦法官多來自初審法院。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大約65%聯邦法官來自執業律師，35%來自公眾部門。今天，數字大致相反——大約60%來自公眾部門，不到40%來自執業律師。當法官不再主要從最好的執業律師中選拔時，聯邦司法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
司法品質對美國人民和政府有著深遠的影響。法院經費的意外受措，不可避免要影響到一些擁有優秀品質的人接受聯邦法官作為終身職位。我們的法官如果不是（1）富有得可以不顧司法薪水，或者（2）把法官的薪水僅作為多予的待遇，將不能很好地履行其憲法賦予的責任。當然，我沒有說錯，有許多優秀的法官就屬於這兩類人。但越來越多的法官來自這兩類人的話，我們將很難再依靠他們來捍衛整個國家的法治。

B. 該從「數名大法官落馬」記取什麼教訓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近日在全國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會上指出，人民法院改革的重點在於解決影響司法公正與效率的突出問題，特別要針對容易出現司法腐敗的地方進行改革。他表示，近年來，數名大法官、高級法官先後落馬，使司法公信力受到了嚴重危害，其教訓不可謂不深。 作為中國的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公開分析「數名大法官落馬」這個不無敏感的問題，充分顯示了司法機關正視腐敗問題的勇氣，以及推進人民法院改革和司法體制改革的堅定決心和信心。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涉及腐敗的大法官、高級法官不在少數，如遼寧省高院原院長田鳳岐、廣東省高院原院長麥崇楷、湖南省高院原院長吳振漢、黑龍江省高院原院長徐衍東、沈陽市中院原院長賈永祥、武漢市中院原院長周文軒、長沙市中院原副院長唐吉凱、阜陽市中院原三任院長尚軍、劉家義、張自民等人，分別因受賄、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行為翻船落馬。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二級大法官黃松有，也因涉嫌拍賣弊案、收受巨額賄賂被「雙規」。較之在不少法治發達的國家，法官特別是大法官、高級法官極少涉及腐敗，在我們一些地方，法官幾乎成了一個「腐敗高危人群」，這一現象十足令人警醒，發人深思。 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法官是這道防線的最高守護神。嚴格說來，法官不是一般的「官」，法院院長也不是一般的「長」，與其他領域的官員大搞腐敗相比，法官、法院院長利用手中的權力從事腐敗交易，性質往往只會更加惡劣，對社會正義和群眾利益的危害也會更加嚴重。因此，我們更應當由黃松有、田鳳岐、麥崇楷等大法官、高級法官的腐敗案件痛定思痛，更有必要通過深入推進人民法院改革和司法體制改革，從制度上、源頭上探求法官腐敗、司法腐敗的預防與治理之道。 針對嚴重危害司法公信力的法官腐敗問題，王勝俊強調要加大對權力監督的力度，加強對各級法院領導班子、領導幹部和具有審判權、執行權的重點部門、關鍵崗位的監督，尤其要加大對審判權和執行權行使、幹部選拔任用、重大項目安排、大額度資金使用、基本建設等重點環節的監督力度。以權力監督權力，以權力制約權力，通過馴服權力來預防腐敗，這應該是下一步人民法院改革的一個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最近提出了明年法院司法改革的十項任務，其中包括建立與完善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轉的審判管理體系，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統一管理、統一協調的執行工作體制，進一步貫徹審執分立原則，規范執行程序，提高執行效率，等等，體現了司法機關通過深化內部改革，改進和完善管理制度、監督制度、執行制度，有效防範和懲治司法腐敗的思路。 同時必須看到，司法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司法體制改革要取得實際的進展，一方面需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水平相適應，另一方面，也需要得到政治體制其他部分改革的配合與推動。以王勝俊強調的「加大對權力監督的力度」問題為例，除了在司法系統內部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外，是否需要從司法系統之外引進監督制約的力量呢？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負責人日前介紹說，一些強勢部門和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員作為特殊主體，成為了近年來法院「執行難」的重點，包括一些政府機關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作為法定代表人的企業，利用強勢地位和特殊身份阻礙、抗拒法院執行。不過，正如有關方面對此回應時所言，在很多時候，司法機關其實也是一個強勢部門，黃松有、田鳳岐這樣的大法官也具有特殊身份，他們自己如果要阻礙、抗拒外界的監督制約，也會造成另一種很大的「執行難」。無論是法院面臨的「執行難」，還是法院被「執行難」，都需要通過多領域、多方面的體制改革，才能形成治理的合力，找到解決的良方。 總之，從首席大法官王勝俊分析的「數名大法官落馬」現象當中，我們應該記取沉痛的、深刻的教訓，以此作為堅定不移地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的壓力和動力。

C. 司法管理

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喚醒了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主體意識，使其權利受損時，能在「權」、「力」、「忍」、「法」當中極有可能作出較為理性的選擇，通過法律手段特別是司法手段尋求正義。這樣，與「司法」有關的一些詞語，如「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腐敗」、「司法管理」、「司法質量」等等，就漸漸進入人們話語，甚至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
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深入及「公正與效率」主題在人民法院的展開，加強司法管理、提高司法管理水平越來越引人關注。那麼，什麼是司法管理？其內涵、范圍究竟是什麼？本文從有關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界定、管理學論著對於「管理」一詞的定義以及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 具體事項的列舉三個角度進行考察，得出司法管理內涵廣泛，歷遍宏觀—中觀—微觀多個層面，以法院管理為核心，涵蓋法院管理、檢察管理、偵察管理、公證管理、律師管理、仲裁管理、獄政管理、司法教育及考試管理等多個方面的結論。

一、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與界定

1997年賀衛方發表的《中國司法管理制度上的兩個問題》對「司法管理」的內容進行了考證，認為在中國法律文獻當中，「司法管理」似乎並不是一個經常使用的詞彙。[1]並且，在現代漢語當中，盡管「司法行政管理」使用頻繁，但「司法管理」一詞也是從《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以及諸多法學詞典當中查閱不到的詞彙。「司法管理」一詞曾顯得十分陌生。這除了國人對司法問題的關注程度以外，也許還有一個語言習慣問題，因為英語中的「Judicial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OJ）、「judicial management」等等用起來十分自然，不似漢語的「司法管理」那樣生硬； 而許多英語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等，人們對司法正義以及旨在保障司法正義暢通運送的司法管理的關注、依賴程度，要遠遠高於習慣於靠司法外手段（治時倚權，亂世靠力，關系、人情、習慣等是溝通自身與「權」、「力」的橋梁，如果無力走上這座橋梁，則「不與小人一般見識」的「忍」字又成為暫時平息爭議的止痛膏）解決爭議、實現其心目中的「正義」的中國。

（一）廣義的理解

就明確的司法管理定義或對司法管理范圍的界定性描述而言，1968年英國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認為，司法管理是「任何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all of the activities that go on behind the scenes of any real-life courtroom drama）；[2]紐約司法管理研究院院長、《司法管理：美國經驗》一書作者德爾瑪·卡倫（Delmar Karlen）教授認為，司法管理不僅包括法院內務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還包括法院結構、司法選擇、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all of the elements which go into making a judicial system good or bad）,[3]贏得時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E. Burger）贊許，認為德爾瑪·卡倫教授秉承了龐德（Roscoe Pound）和范德比爾特（T.Vanderbilt）的傳統，將司法管理的領域由傳統的法官的選用、任期、退休及罷免；法院結構等等這些「傳統內容」拓展到法律教育、聯邦主義、司法至上、實體法改革、律師成功酬金（contingent fees，在我國常稱為「風險代理費」）等領域，繼續前輩們「為更好的法院而戰斗」（battle for better courts）的事業；[4]此外，喬治·科智特利姆（George Coldstream）爵士認為，司法管理這個術語趨於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5]
上述幾個關於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理解實際上異曲同工，都是跳出法院內部管理的框框，著眼於更為廣泛的視野，追及政治制度、憲政體制、立法制度層面，放眼律師制度等廣義司法制度，研究可能影響司法制度品質的一切因素，研究視野要遠遠較法院組織和人事的管理以及訴訟運行的管理要來得開闊。其范圍在縱向上，既涉及憲政制度層面（如「聯邦主義」、「司法至上」、「實體法改革」——為立法問題）、法院系統管理層面（如「法院結構」）以及法院內部管理層面；橫向上，則圍繞「法院管理」這一司法管理的核心，向外圍拓展到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律師收費方式等廣泛內容。

（二）狹義的定義

當然，也有學者對司法管理給予外延較為狹窄的定義，如美國學者格里克（Henry R. Glick）的認為，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兩個領域，一是法院組織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訴訟運行的管理 ；[6] 蔣惠嶺認為，法院管理與法院是同時產生的，自從1983年我國法院組織法刪去「法院的行政事務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後，審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實際由法院行使，從而形成法院職能的「兩分法」與法院機構的「雙重性」，即審判職能和管理職能，[7]即實際上將法院的司法管理范圍限定在法院內部行政管理上，與前面提到的「法院內務管理」似乎相通。
這是兩個比較偏重於微觀司法管理或「法院管理」的定義，在現代司法制度的構建成功與司法獨立問題解決後，作為司法管理的重點研究對象並無不妥，但在目前中國司法尚未真正獨立、社會主義現代司法制度正在構建，「法院何以成為法院」這一司法權在國家宏觀公共權力體系中的合理配置問題尚未解決的前提下，「司法管理」的范圍如果僅僅局限於法院組織、人事管理、訴訟運行管理或法院內務管理這幾個領域，極有可能見木不見林，不能找准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司法效率低下等司法低質、劣質運行的病根，從而難以開出真正有效治療各種司法病症的良方。
事實上，當年援引格里克關於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法院組織人事管理和訴訟運行管理的界定來說明其對司法管理意義理解的賀衛方教授，在其研究「法院何以成為法院」、「法官的官僚化或非官僚化」中國司法管理制度當中的這兩個突出的問題後，已經「深切地感受到，我國在建立一種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個法律制度方面面臨著十分特殊的困難。這種困難不完全在於從立法上確立一整套所謂『現代型』的體制，而且更在於附著於大體制之中的具體甚至顯得相當細瑣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夠得到確立，在於操作這種大體制與小制度的人們的觀念是否適應體制與制度的要求」，[8]筆鋒所及，遠非法院組織人事管理和訴訟運行管理所限，而實質上是在「為更好的法院而斗爭」這一廣泛意義上探討中國司法管理問題。

二、從「管理」一詞的管理學定義看「司法管理」的內涵

管理學論著當中，對「管理」一詞，自是眾說紛紜。古今中外無數科學家、思想家、管理學家、學者對管理進行過研究探索，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管理學及管理哲學方面的思想遺產，也為我們跳出對「科學管理」、「管理科學」、「企業管理」不當理解可能帶來的巢臼，在更廣泛的范圍、更開闊的視野上把握「管理」涵義，從管理學角度獲得對「司法管理」豐富內涵的理解，帶來更為有益的啟示。

（一）關於「管理」意義的歷時簡述

早在2000多年前，我國的軍事家孫武的《孫子兵法》就充滿了管理策略思想；另一位軍事家孫臏則以「田忌賽馬」 的故事聞名於世，而該故事蘊涵著現代對策論和運籌學的思想萌芽；而「丁渭修宮」 的故事則無論是從系統工程角度，還是從生產工序管理角度，都是值得反復玩味的經典管理案例。
而在外國，早期的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倫王國漢謨拉比（Hammurabi） 時期，不僅為治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強大而完備的司法、行政和軍事機構，而且，著名的、長達282條的《漢謨拉比法典》的編寫，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並以法律形式來調節全社會的商業交往、個人行為、人際關系、工薪、懲罰以及其他社會問題。[9]
在古希臘，蘇格拉底（Socrates）提出管理普遍性問題，認為「私事的管理和公事的管理只有量上的差別，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它們都是由人管理的……那些知道如何僱傭別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能取得成就。那些不知道如何管理別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會犯錯誤」 ；[10]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則研究了國家管理問題；另一哲學家色諾芬（Xenophon）以《家庭經濟》為題研究了家政管理和農業。
文藝復興時期，也有許多管理思想出現，如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論》等。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社會的基本生產組織形式轉向以工廠為單位的社會化大生產，效率與效益問題、協作勞動之間的組織和配合問題等新的管理問題需要解決，出現了不少新的管理實踐和思想，如查理·阿克萊特的科學管理實踐、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觀點和經濟人觀點、小瓦特和博爾頓的科學管理制度、馬薩諸塞車禍與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歐文的人事管理、巴比奇的作業研究和報酬制度、尤爾的工廠秩序和法典、湯尼的收益分享制度和哈爾西的獎金方案等，[11]對於後來管理理論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自從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和法約爾、韋伯等人的「組織管理理論」這兩種「古典管理理論」出現以後，經巴納德、梅奧、赫茲伯格、卡斯特、德魯克、盧桑斯等等眾多理論家和實踐者的貢獻，管理理論又已經形成了行為管理理論、數量管理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權變管理理論、質量管理理論，[12]出現了眾多的管理流派，形成了所謂的「管理理論叢林」。在此背景下，管理可以是藝術，是科學，是決策，是過程，是「目標、責任加實踐」……；此外，就不同層次進行考察，也可以把管理看成一種技巧，看成一種技術，看成一種方法論，甚至看成是一種數學或哲學。
近年來似乎數理管理理論更受管理學者和學界的青睞，例如，進入21世紀後方才幾年，就有兩年的諾貝經濟學獎授予給了「計量經濟學」 的學者， 甚至還有「沒有數學的管理只是唾沫，絕非學問」的嘲諷。但這並不意味著人文管理理論的衰落與過時。因為就管理學理論本質而言，無論怎樣千變萬化，無論這「管理理論叢林」如何樹木叢生，無非是對人文管理理論與數理管理理論的偏重與「性格組合」而已：即要麼屬於人文管理理論，要麼屬於數理管理理論，要麼就是二者不同比重的組合，兩者永遠相輔相成，而不可完全替代：因為管理不僅僅是科學，而且也是藝術。在數理與人文的立場上，任何一種極端的做法都不可取。

（二）我國管理學界對「管理」意義的一般理解

鑒於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要給「管理」下一個全面而又准確的定義絕非易事。可以帶著誇張的口氣說，有多少管理學家（或多少種管理理論），就有多少個關於管理的定義。但是，我們也不能由此就陷入不可知論，以為「管理」二字不可捉摸、無從認識。
實際上，無論什麼派別，無論是以人文的或數理的語言表達其對管理的理解，「目標確定」、「資源優化」以及「管理實踐」或「管理活動」這幾項是任何一個管理學者不能遺忘的基本要素；再則，對於研究中國司法管理學學科構建與發展這一應用管理學問題而言，就一般管理學基礎理論進行過多的探討也不可能，故而繞開煩瑣的考據和爭論，採用我國教育部統編教材的定義，即「管理是指組織中的如下活動或過程：通過信息獲取、決策、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和創新等職能的發揮來分配、協調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一切可以調用的資源，以實現單獨的個人無法實現的目標」。[13]簡言之，可以將「管理」理解為確定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資源以實現既定的管理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
在對管理進行上述一般理解的基礎上，從邏輯上來說，就可以推導出「司法管理」的定義——即司法管理就是指合法影響或承載司法權運行的組織（制憲機關或立法機構、司法系統或法院系統、法院、法院內部機構、審判庭等等）中的如下活動或過程：通過信息獲取、決策、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和創新等司法管理職能的發揮來分配、協調包括司法人力資源在內的一切可以調用的司法資源，以實現各種司法目標」，或者說司法管理就是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其基本構成要素是司法目標、司法資源和司法管理實踐（司法管理組織活動或過程）。
這個從管理學原理當中推演出來的「司法管理」的定義與司法管理學者的有關司法管理是「任何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司法管理包括「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司法管理是「為更好的法院而進行的戰斗」、司法管理「趨於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的相通之處：「更好的法院」、「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好的「司法制度」等可視為對一定層面上某一司法管理目標精闢的註解；管理資源及管理實踐上，「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 、「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戰斗」等等用語，道出了司法管理活動的廣泛性、司法管理資源的多樣性，當然也必然預示著司法管理活動或過程的艱巨性：因為從一國司法權的自上而下的合理運行角度考慮，「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絕非輕松之舉。除了任務的繁重、事務的眾多以外，利益的沖突乃是司法管理難以迴避的重大問題。

三、從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事項的列舉看司法管理的內涵

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推進，「司法管理」一詞已經從無到有，越來越多地佔據人民法院，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實務文件的篇幅，有關「司法管理」內涵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下面，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等司法實務文件當中「司法管理」所佔篇幅及內涵的演變，進行簡要的歷時考察。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網站對外公布的工作報告， 盡管從199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開始就強調「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法官素質」，並越來越關注審判方式改革、法院改革及司法改革問題，但是，其後幾年的工作報告當中並沒有出現過「司法管理」用語，甚至「管理」一詞也很少使用：2000年工作報告出現一段文字提及「法官管理」問題，並將「法官管理」和「法官選任」、「法官培訓制度」、「提高法官隊伍素質」並列使用，似乎可以用管理的職能之一「控制」進行替代，足見此時對「管理」內涵理解的狹窄；2001年工作報告提到「執行管理新體制」問題，使「管理」一詞在與「體制」的搭配當中擴大了內涵；2002年工作報告觸及「法官與法院行政人員實行分類管理」問題，2003年工作報告則論及「訴訟費用管理制度」、「加強審判流程管理」、「海事法院管理體制改革」、「完善法官管理制度」、「法院人事分類管理制度」等多項司法管理問題，管理意識明顯增強，「管理」名下的司法事項明顯增多，但尚未使用「司法管理」一詞。
2004年3月10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肖揚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費字1,748個，以「完善司法管理，加強隊伍建設」為題，專章論述 「落實以審判流程為重心的審判管理制度，確保審判工作公正高效運行」；「完善以法官管理為重心的法院隊伍管理制度，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健全以人民法庭、審判法庭建設和信息化建設為重心的司法政務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司法活動效率」；「自覺接受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堅持重大事項報告制度」；解決「告狀難」、「申訴難」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以及「法官素質不夠高」、「少數法官違法違紀問題嚴重」等「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問題，[14]和以前相比，大大拓展了「司法管理」的范圍。
而發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的《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文繼續同樣論述了「完善以審判為中心的審判流程管理制度，確保審判工作高效運行」；「完善以法官管理為中心的法官隊伍管理制度」；加強「審判工作宏觀指導機制、審判流程管理機制、審判質量管理機制、執行工作管理、隊伍管理機制、綜合協調和後勤保障機制」的司法管理問題 ，甚至規范法官與律師的關系、共同維護司法公正等等，[15]「司法管理」的內涵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但有趣的是，2005年所作的工作報告中，在「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依法嚴懲嚴重刑事犯罪，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依法審理民事案件，平等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依法審理行政案件和國家賠償案件，促進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依法行使； 加大執行工作力度，努力解決「執行難」問題）、「加強審判監督和指導」（加強涉訴信訪工作，切實解決「申訴難」問題；加強司法解釋工作，統一司法標准；加強對訴訟調解工作的指導，提高訴訟調解水平；加強對審判質量工作的指導，促進司法領域的人權保障；加強對落實司法為民要求的指導，方便群眾訴訟；加強對法院改革工作的指導，完善中國特色審判制度；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認真辦理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委託送達法律文書和委託調查取證等工作）、「加強人民法院基層基礎建設」（調查研究，明確目標；突出重點，狠抓落實；加強業務培訓，提高審判水平）、「加強人民法院隊伍建設」（進一步加強領導班子建設；深入開展「司法公正樹形象」教育活動；嚴格規范法官與律師的關系；積極推進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做好2005年人民法院工作」（全面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維護社會穩定；積極穩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維護司法公正；繼續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法官素質；繼續加強基層基礎工作，著力解決基層法院的突出問題和困難）等標題之下，似乎看不到「司法管理」的字樣了，是否意味著對「司法管理」內涵理解上的「縮水」呢？
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在「完善司法管理，加強隊伍建設」的標題下，涉及到的「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問題，幾乎恰恰占據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全部篇幅，「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加強審判監督和指導」、「加強人民法院基層基礎建設」、「加強人民法院隊伍建設」 等等，實際上都是對「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的具體論述，並且「積極穩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本身似有突破「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這些 「法院內務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的框框，將「司法管理」范圍拓展到法院以外的勢頭。
鑒此，我們可以說，司法管理的內涵，在我國司法實務文件中，從一般的「控制」到全面的法院內務管理，再向法院體制外進行拓展，有逐漸深化的趨勢；並且，也許不是簡單的巧合，這種拓展趨勢與當年德爾瑪·卡倫教授所認為的司法管理不僅包括法院內務管理，還包括法院結構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的看法非常吻合。

四、結論：司法管理——一個內涵廣泛的話語

綜合以上從有關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界定、管理學論著對於「管理」一詞的定義以及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 具體事項的列舉三個方面的論述，我們有理由對司法管理作一范圍廣泛、內涵深刻的「廣義的」理解，即司法管理就是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對於司法管理這一內涵豐富的話語，筆者以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理解。
首先，司法管理是管理司法正義的學問和藝術。而要實現作為矯正正義的司法正義，完全不考慮源頭上正義的分配是行不通的。要管理好司法，既需要司法機關本身做好內部管理，或者說做好中觀、微觀層面的司法管理，實現司法系統內傳送矯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及程序正義（proceral justice）的目標,又要從源頭抓起，從國家政治管理或者憲政的宏觀層面管理好司法，從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開始，為最終提高司法質量做好前提性、基礎性的管理工作。從司法系統內部及外部進行司法的「全面質量管理」，決定了司法管理的范圍、環節、內涵要遠比我們通常想像的寬泛。
其次，司法管理的主要目標是為了構建更好的法院，內容涵蓋法院內務管理、司法選擇、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法院結構、司法審查范圍的確定、司法權的宏觀配置、對與司法運行質量密切相關其他因素的管理（如檢察管理、偵查管理、律師管理、監獄管理等與法院訴訟運行密切相關的活動的管理）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
再次，司法管理的廣泛范圍及豐富內涵決定了司法管理活動的以下幾個特點：（1）廣泛性，任何涉及「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均可能成為司法管理的內容，其范圍遠比單純的法院審判管理廣泛，可以涉及甚至可能超越偵查、檢察、仲裁、執行、監獄、律師、勞動教養、法律援助、公證、調解等「廣義司法制度」[16]]的任何方面,因為這些方面制度運行的質量,往往直接影響到司法制度好壞。此外，「管理」內涵的廣泛性也成為「司法管理」內涵廣泛性的一個重要原因；（2）動態性，即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與具體管理目標的不同，影響司法制度各因素的相關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管理環境、管理目標形成互動，從而司法管理各具體內容的份量或比例，特別是法院管理以外司法管理內容所佔份量與比例會發生改變；（3）開放性。同樣，除了已經列舉的內容以外，隨著對訴訟影響力或相關性的增強，「傳統」的司法管理內容會不斷增加新的因素；（4）以法院管理為核心。畢竟法院是司法的核心，訴訟是司法的最終產品，不能在研究次要矛盾時忽視主要矛盾。
第四，對於司法管理的具體內容，可以結合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綜合理解。縱向上，可以按照「宏觀--中觀--微觀」層次，從司法權在國家權力的宏觀配置這一宏觀層面（憲政層）展開，過渡到「司法系統-法院系統-司法組織」的中觀（司法體制層），再到某一具體法院的內務管理（財務、人力資源、裝備、信息等等）與審判管理；橫向方面，則以法院系統為核心，擴展到偵察、檢察、公證、律師、仲裁、獄政、司法教育及考試等多個方面。縱橫結合，並大致可得司法管理的立體全貌：（1）司法權的獨立性、中立性等特徵及如何通過政治制度的構建，實現司法權獨立運行的制度條件。著重研究司法與政治、司法與宗教、司法與政黨、司法與立法、司法與行政、司法與軍隊、司法與輿論、司法與仲裁、司法與非司法調解、司法與國內司法權的國際讓渡及其他公共權力的關系、區別和分界線，弄清獨立的司法權的最低限度，明確合理的司法審查的范圍等特點在宏觀、憲法層面上完成司法獨立、中立的制度設計與實現。包括司法人權、司法主權、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標、司法管理主體、客體、司法資源的開發、司法改革等等宏觀內容。要體現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權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權、司法實現正義的本體價值和理念，肅清司法「階級斗爭工具論」的流毒。管理層次上，處於「宏觀」、「哲學」、「制度」的高度；（2）法院管理模式。在完成司法權的劃分以後，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組織的設置與構建。比較及選擇一元與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國的聯邦與州兩套司法系統）、統一與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設置憲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與行政區相同與差別的司法系統、層級不同的司法組織的幅度、上下級司法組織的關系如何等內容，尤其是理清檢察權與司法權的關系，選擇司法組織的模式、層次、管理方式。（3）司法官員的任職資格、職業保障和監督等司法人力資源管理（4）包括憲法訴訟在內的訴訟制度設計，包括受案范圍、審判模式、審級、證據制度、司法鑒定的地位、錯誤判決的救濟與限度、司法不作為情況下的訴權保障、司法執行的模式、對仲裁、公證、外國裁判的監督和支持等等內容；（5）司法監督及危機管理；（6）司法財務管理、司法行政管理；（7）微觀司法管理，包括微觀司法組織內行為，如組織機構設置、財務後勤支持、司法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司法領導、司法腐敗防治等；組織外功能和行為，主要是訴訟功能的發揮和裁判公正目標的實現。同時，研究審判為中心、審判流程管理、審判質量管理機制、執行工作管理、隊伍管理機制、綜合協調和後勤保障機制等；（8）司法管理的比較研究。可以大力借鑒、移植其國外的先進的司法科學管理經驗與做法，提高我國微觀司法管理水平。
以上內容，大致可分為司法政治管理（重要關注憲政視野的司法權力及相關權力的宏觀配製、司法審查范圍的確定以及國際司法關系等問題）、法院管理（法院內務管理、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法院結構、訴訟運行管理等內容）、訴訟相關因素的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檢察管理、偵查管理、律師/公證管理、法院對仲裁活動的監督等與法院訴訟運行密切相關的活動的管理）等三大領域。
最後，司法管理的范圍廣泛性及內涵豐富性決定了其與「司法改革」難分難舍，形成司法權正常運行的這一枚硬幣的兩面。有關司法改革與司法管理內涵密切相關、外延高度同一的關系，以及兩者之間在具體表現形式上存在的破與立、變更與穩定、突變與漸變、激情與理性、發散與收斂細微差別，筆者將另文研究，本文不再展開(韋群林版權所有,禁止轉載,剽竊必究)。

D. 新加坡審判制度

加坡、香港法院運行機制考察報告

2002-10-28
洋浦中級法院考察團

2002年6月9日至18日，為了學習亞洲先進國家和地區法院的審判經驗和管理經驗，我們洋浦兩級法院的審判骨幹一行九人前往新加坡、香港進行了學習考察。在新加坡，我們先後聽取了新加坡著名企業家、南洋理工大學客座講師林永瑞碩士講授的《新加坡法律體系》，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曹勇博士講授的《WTO的相關貿易法律問題：傾銷與反傾銷》，FOOANDQUEK律師行黃德林律師講授的《新加坡法院內部設置及運作》；參觀了新加坡高級法院、初級法庭，旁聽了推事庭、家事法庭、小額索償法庭的庭審；訪問了新加坡最大的律師行——盧與那比亞法律服務有限公司。在香港，我們旁聽了香港高等法院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庭審，與香港本地法官協會顧問、原上訴法官、香港特區金紫荊星章獲得者廖子明先生座談，訪問了胡關李羅律師行。十天的時間雖短，但我們收獲頗豐。
新加坡、香港法院的組織機制及審判特點
香港和新加坡都有被英國殖民的歷史，因此，它們的政治法律文化打下了濃厚的普通法烙印。
(一)新加坡、香港法院的設置
1.新加坡法院的設置
依據新加坡共和國憲法第93條的規定，新加坡的司法權力是賦予最高法院以及在任何有實效的成文法下設立的初級法院。案件實行三審終審。法院執行法律時是完全獨立的，不受政府和立法各部門牽制。司法的獨立性由憲法捍衛。最高法院由高等法庭和上訴庭組成。大法官和兩位上訴庭法官組成上訴庭。最高法院一共有11名法官，包括大法官和上訴庭法官。同時，最高法院還有司法委員的職務，具有跟高院法官相同的權力和豁免權，他們的任期由總統酌情決定。目前，最高法院共有5名司法委員。大法官和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是由總統在聽取總理意見後委任的。總理向總統推薦委任大法官以外的任何法官及司法委員之前，必須先和大法官商議。此外，高院還有主簿處。總統根據大法官的推薦，委任一名主簿，副主簿和多名助理主簿。只有符合新加坡律師法令第2節的規定的合格人士才能受委任擔任這些職位。他們兼具司法與行政職能，分別兼任最高法院的執行吏、副執行吏及助理執行吏，擁有與英國最高司法法院主事、刑事審判庭書記官，以及主簿和同類官員相同的管轄權、權力和職責。隸屬新加坡最高法院的職員還有監誓員、通譯員、書記、傳票送達員和其他職員。從任命程序看，新加坡法院的法官及司法和行政人員都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
最高法院的上訴庭是終審法庭，行使民事和刑事上訴管轄權。其民事管轄權是審理不服高等法庭在任何民事案件或事項中所作的判決或庭令而提出的上訴；刑事管轄權則表現在審理不服高等法庭所作的任何裁決而提出的上訴。當然，上訴必須符合最高法院法令或其他有關的成文法規定。上訴庭的民事和刑事管轄權由三名或更大奇數的上訴庭法官行使，其中包括以上訴法官身份主審的高等法庭法官。這有點類似我國上級法院借調下級法院法官辦案的情況。上訴庭由大法官主持審訊。在大法官缺席時，則根據最高法院法官的排名次序，由副庭長、上訴庭法官或以上訴庭法官身份主審的高等法庭法官主持審訊。
最高法院高等法庭由大法官和高等法庭法官組成，行使民事和刑事案件的無限原審管轄權和上訴管轄權。高等法庭審理的上訴案件來自於地方法庭、推事庭和其他裁判庭的上訴案。除非另有法律規定，在高等法庭進行的每一項程序和處理的一切事務都由一名法官單獨聆審與辦理。高等法庭也可委任一名或多或對所審理程序所涉及的事項具有豐富經驗與專長的人士充當陪審顧問，以協助法庭。
新加坡的初級法院又稱初級法庭，包括地方法庭、推事庭、少年法庭、驗屍庭、小額索償法庭、家事法庭、勞資糾紛仲裁中心、伊斯蘭法庭等。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法官、推事、驗屍官、小額索償法庭的仲裁人皆由總統在大法官的推薦下委任。因此，從條塊的管理角度來分析，新加坡法官是實行的條條管理。
2.香港法院的設置
香港設有終審法院、高等法院、區域法院、裁判法院四級法院。
高等法院由上訴法庭及原訴法庭組成，具有原訴及上訴司法管轄權。此次考察，我們參觀了高等法院大樓。上訴法庭聆訊來自原訴法庭、區域法庭及土地審裁處的刑事及民事上訴事宜。而原訴法庭具有刑事、民事的上訴及原訴管轄權。原訴法庭審理最嚴重的刑事罪行，如謀殺，誤殺、強奸、持械行劫、販運大量危險葯物、以及復雜的商業詐騙。這類案件，由原訴法庭一位法官同7人組成的陪審團會審。在必要的情況下，法官可決定由9人組成陪審團。原訴法庭可審理所有民事案件。需要指出的是，當事人如是有限公司，則其在原訴法院進行訴訟時，除非經法官同意不請律師外，必須聘請律師。原訴法庭作為上訴法庭，審理裁判法院的刑事上訴案件，也審理勞資審裁處、小額錢債審裁處、淫褻物品審裁處及小額薪酬索賠仲裁處的上訴案件。
區域法院具有刑事和民事管轄權。區域法院審理各裁判法院移來的可起訴罪行的案件，並可審理嚴重刑事案，但謀殺、誤殺及強奸案除外。區域法院可判處最高七年的徒刑，審理刑事案件時沒有陪審團。區域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類別最常見的有合約、准合同、侵權、收回地塊、樓宇，及有關土地所有權的申索、按衡平法提出的申索，如管理死者的遺產、信託、按揭、強制執行、幼稚人的撫養費，合夥的解散，針對欺詐行為或過失而尋求濟助等，還有封租、雇員賠償案、性別歧視、殘疾、家庭崗位歧視、婚姻案件。從案件的管轄權看，區域法院審理的合約、准合約或侵權糾紛所涉標的額必須在5萬港幣與60萬港幣之間，不在這個范圍內的，則由小額索償法庭或高等法院的原訴法庭審理。
此外，香港還有裁判法院、家事法庭、死因裁判法庭等。
有意思的是，香港有兩種不同的上訴機制。一種是高等法院、區域法院及土地審裁處的上訴機制，即當事人不服區域法院、土地審裁處或高等法院原訴法庭的裁決的，應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上訴，對上訴法庭的裁決仍不服的，則向終審法院上訴。從這一機制看，是三審終審。另一種是裁判法院及各審裁處的上訴機制，即不服裁判法院及各種審裁處的裁決的，可逐級向高等法院原訴法庭、上訴法庭、終審法院上訴。從這一機制看，是四審終審。
(二)新加坡、香港法院司法的特點
新加坡、香港均受普通法的影響，因此在法院設置和司法方面都有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同時由於各地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所調整的社會經濟文化關系不盡相同，所以也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
1.共同點
(1)嚴懲藐視法庭的行為，維護法庭的絕對權威。無論在新加坡或香港，法官的尊嚴和法庭的秩序得到絕對維護。當事人、檢察官或律師發言或回答法官問題的時候，必須站立。在法庭上，律師稱呼法官時，用法官閣下

E. 怎樣打造親歷性辦案模式

基層法官檢察官感到壓力大、保障差、晉升慢、職業尊榮感不強「一會兒座談會開完了，我們還要上街開展創建全國衛生城市宣傳。」2014年5月，記者跟隨中央某考察團調研司法體制改革時，一位基層法官說。長期以來，中國對司法人員實行與普通公務員相同的管理模式，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常常把法院、檢察院等同於普通黨政機關對待。「招商引資、拆遷、創衛等黨政機關的任務常常被分配到法院檢察院，不僅牽扯了案精力，分散了案力量，還常常給當事人造成法院、檢察院與政府是一家的錯覺，影響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法官檢察官也更看重其行政級別的晉升，而非專業等級的提升。「工作17年了，我還是一名普通科員。如果能當上副庭長，評為副科，工資能上調不少。但中國法官等級提高一級，工資也就漲幾十塊錢。」一名西部省份基層法官說。根據2007年人事部、財政部確定的法官津貼標准，首席大法官340元，五級法官180元，最高與最低的津貼也只差160元。但行政職數畢竟有限，導致法官檢察官晉升緩慢，影響他們的工作積極性。2008年至2012年間，廣東省各級人民法院調離或者辭職的法官超過1600人，其中不乏擁有多年審判經驗的法官。壓力大、保障差、晉升慢、職業尊榮感不強被歸結為主要原因。由於歷史遺留原因，法院檢察院內部，許多行政、後勤人員未通過司法考試，也從不案，卻有法官檢察官的頭銜，而一些具有法律職業資格的年輕幹警常常連續兩三年干著打字、裝訂、收發的活兒。「在許多法院、檢察院，行政、後勤部門數和人員數遠遠超過了業務部門數和人員數，投入一線案的人數嚴重不足，案多人少壓力不斷增大。」受行政化的影響，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庭長承擔了大量行政事務，很難再親自審理案件，於是形成了「提拔一位庭室領導，就少一名好法官」的怪現象。留在審判一線的法官，審判資歷稚嫩。以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為例，真正案的法官審判資歷平均才8年，其中有41.6%的法官任命不滿5年。這對於靠大量審判經驗才能作出科學、縝密判決的法院而言，並非好事。在檢察系統，行政化的影響也十分明顯。檢察權以「處、科、組」為基本單位運轉，案件三級審批模式廣泛適用，弱化了檢察官的主導地位，影響案獨立性，也有違司法的「親歷性」。還經驗豐富、能力突出、專業精深的法官以「應有位置」「由於沒有建立科學的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導致法官人數龐大，而輔助人員稀少，大量與行使判斷權無關的輔助事務也需要法官去，造成司法效率低下，最終形成案多人少與忙閑不均現象並存的結構性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司改主任賀小榮說。為改變現有司法人員管理模式的弊端，近年來，一些地方進行了改革嘗試。2013年12月20日，一場特別的選拔考試在廣東佛山中院拉開帷幕——從全市法官中挑選出35名審判長。「只有還經驗豐富、能力突出、專業精深的法官以『應有位置』，讓他們重掌法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司法公信力不強、權威性不夠等問題。」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陳陟雲說。在這次選拔中，有25名原來各庭室、部門的正副職勝出，與其他10名始終奮戰在一線的優秀資深法官一同，按照「1名審判長+2至3名合議法官+2至3名書記員」的模式組建相對固定的審判團隊，獨立行使審判權。為了讓院長、庭長們心無旁騖地專司審判，佛山中院還專門為3名管理審判事務的副院長分別配置1名助理，集中管理副院長所管庭室的黨務工作、隊伍建設、廉政建設、聯絡會務等行政性事務。「做個純粹的法官是我的職業目標。以前當民一庭庭長要管50多號人和幾千宗案件，而且行政性會議又多，確實不易。相較而言，現在更輕松更專業」，競選成功的佛山中院民一庭庭長吳健南說。改革後，在一線真正案的法官平均審判資歷大幅提升，審判質量迅速改觀：僅今年第一季度，群眾來信來訪同比下降10.5%。除佛山外，深圳、珠海橫琴新區也進行了探索。根據《深圳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和法官職業化改革方案》，法官直接作為第四類別公務人員，單獨按照法官職務序列進行管理，以法官等級定待遇。珠海橫琴新區檢察院將檢察人員分成檢察官、檢察輔助人員和檢察行政人員三類進行管理，實行主任檢察官案責任制。

F. 巡迴法庭是哪級法院設計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迴法庭設在陝西省省會西安市，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設審判機關，主要審理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5省區范圍內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於2016年12月29日正式掛牌成立。巡迴法庭受理的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辦案信息系統統一編號立案，統一納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信息綜合管理平台進行管理，作出的判決、裁定和決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和決定，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蓋最高人民法院印章。

中文名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迴法庭
巡迴區域
西北地區
法庭駐地
陝西省西安市
審級層次
最高
管轄省區
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
更多
設立背景
2016年11月1日，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維護司法公正，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九次會議，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第二巡迴法庭的基礎上，增設四個巡迴法庭，這一決策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工作的重視和肯定[1]。

依據十八屆四中全會「設立巡迴法庭，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巡迴法庭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巡迴法庭主要負責審理巡迴區內應當由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一審、二審、申請再審的民商事案件、行政訴訟案件，刑事申訴案件，以及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和司法協助案件等。

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是推動國家審判機關重心下移，防止司法干預，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舉措，被社會譽為「家門口的最高人民法院」[2]。

管轄區域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迴法庭設立在陝西省西安市，管轄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5省區有關案件。

職責機制
一是堅持從嚴治黨、從嚴治庭，全面加強巡迴法庭黨的建設和隊伍建設；

二是要堅持公正司法、司法為民，做好開庭審案前的各項准備工作；

三是堅持司法改革，充分發揮巡迴法庭改革試驗田和排頭兵作用；

四是堅持司法公開、信息化驅動，加強與巡迴區社會各界的溝通交流。

隊伍建設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迴法庭庭長由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二級大法官張述元擔任。

包括庭長、副庭長在內的12名主審法官平均年齡47歲，全部具有研究生學歷，其中，博士學位6人，碩士學位的6人。每位主審法官配備1名法官助理、1名書記員，組成高質量審判團隊[3]。

同時，從最高人民法院院本部審判業務部門和綜合行政部門擇優選派綜合辦公室人員和訴訟服務中心人員，配齊配強司法行政團隊，做好審判服務工作。

G. 《法官能為法治做什麼》引發的思考

《法官能為法治做什麼》一書，全方位展示了美國法官精英對一些司法熱點問題的見解，雖出自域外司法視角，正如譯者何帆所言，「司法領域畢竟有許多共通規律」，書中許多觀點於中國司法問題亦多有呼應，讀之啟發良多。

一、「九家小型律所」比喻的啟示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絕對高大上的司法角色，一直以為其職業生活必定驚心動魄、精彩絕倫。不曾想，大法官的工作模式卻被約翰·哈倫二世、鮑威爾大法官形象比喻為「九家小型律師事務所」，並特別強調「小型」和「獨立」。意指每位大法官都擁有獨立的辦公室、配備3至4名法官助理，彼此獨立工作、甚少交流，甚至無法保證任期內都去過其他大法官辦公室「串門」。作為頂層法律精英，平均每周工作卻達60小時。

驚詫之餘，又略有所悟。「小型、獨立」兩個關鍵詞蘊含的「法官獨立」、「團隊機制」精神，與當前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理念不正契合嗎。

1、「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

論及關鍵詞「獨立」，大法官強調的是為確保公正，法官個人在案件審理中做到獨立思考，獨自決斷，不受他人的干擾與阻礙。當然，法官獨立並非排除審判輔助人員的支持。審判獨立，是不爭的共識，而「法院獨立還是法官獨立」，卻是獨具特色的中國式命題。西方分權制衡理論視野下，法院獨立是三權分立框架下早已界定的事實，其更關注的是法官是否獨立。而在中國語境中，「法院獨立」抑或「法官獨立」之爭卻延續長久。

我國立法界定和審判實踐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獨立」觀點。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憲法是在機構獨立的角度界定審判獨立。審判實踐中，法官參照公務員管理形成科層化，裁判文書層層簽署、層層負責，文書簽署法院印章對外生效，形成了飽受詬病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非正常現象，法官獨立審判是沒有實現的，辦案責任制也因此陷入尷尬。應當說，在此次司法體制改革的理論設計中，「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至此可以終結。新一輪司法改革倡導法官角色回歸本位，「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清晰劃分案件裁判權和司法行政管理權的界限，正是法官審判獨立精神的回歸和強調。可以說，強調法官獨立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第一位的精神要領。法官裁判的獨立性是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生命線。這一要旨正如哈倫大法官論及審判獨立時所提醒的，「與律所的法律意見和企業的政策決定不同，最高法院的判決不是機構作為整體的處理結果，只是合議後個人投票的結果。個人負責制一直是最高法院內部備受尊重並被小心呵護的慣例。」

2、審判組織之構成

論及關鍵詞「小型」，前述比喻意指以每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為核心，包含法官助理、秘書、信使等人員在內，可以獨立完成審判職責，規模不大但功能完備的團隊。

就此關鍵詞，聯想到我國此次司法改革的審判組織形式調整。長久以來，參照行政機關管理模式，我國法院以業務庭作為基本管理單元，各業務庭再組成數量不等的合議庭或獨任法官作為基本辦案單元。行政化的科層級審判組織形式，其弊端是明顯的：裁判權被割裂配置在法官、合議庭、庭長、院長等主體手中，審判分離，辦案責任落實虛化；院庭長忙於管理性事務，往往脫離審判一線，造成優秀審判資源的極大浪費；「鏈條狀」的審判管理，制約了審判效率的提高。就審判組織變革而言，此次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實現「扁平化」和「團隊化」。這在結構形式上與美國大法官「小型團隊」的運作模式是存在共通性的。將合議庭或獨任庭作為直接的審判單元，通過減少審判管理中間環節，建立緊湊的扁平組織結構以提高效率；將法官和審判輔助人員的業務技能有效整合形成團隊，通過資源優化組合，實現團隊作戰效能的最大化。多個試點法院組建「審判團隊」的經驗佐證了以上改革思路，如深圳福田法院以「1+N」模式（即1名審判長，1至2名見習法官或1至2名法官助理及速錄員等）組建獨任制審判團隊，以「1+2+3+4」模式（即1名審判長，2名普通法官，3名法官助理，4名輔助人員）組建合議制審判團隊。

二、「法官員額」的考量

1、聯邦法院規模之爭

與我們受「案多人少」困擾一樣，美國法院也正經歷「案件數量危機」。為應對危機，美國的做法是審判輔助人員不斷增長以減輕法官負荷，另外就是增加法官人數、壯大法官隊伍，「1950年至2011年間，聯邦下級法院法官數量增至原來的三倍多」。然而，就是否應該增加法官員額，美國法官的意見是分化的，存在「聯邦法院規模之爭」。以斯蒂芬·萊因哈特為代表的法官堅決支持擴大法官員額，理由是沒有足夠多的法官，很難為公眾提供高水準的審判服務，難以確保個人權利免受侵害；以安東尼·斯卡利亞大法官為代表的法官卻主張控製法官員額，對聯邦法官規模的擴張倍感憂慮和遺憾，認為這將對司法程序、聯邦制度與聯邦法院產生負面影響，其主張的核心思想是「司法精英主義」。當然，在萊因哈特法官看來，反對者是法官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思維作祟。

2、我國法官員額制改革的考量

法官員額制是當下我國司法領域的熱詞。應當說，美國「擴大還是限縮法官員額」的爭議在我國已有定論。法官員額制是在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背景下提出，是本輪司法體制改革的關鍵一環。與美國主張控製法官員額的理由一致，確定法官員額隱含著法官精英化的理念。制度初衷在於，通過提高任職門檻以確保法官質量，以優秀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最終保障案件質量。同時，通過法官群體精英化，為提升法官職業保障創造條件，以法官的減量提質，提升社會對法官職業的認同感，進一步強化司法公信。另外，法官員額制改革有效銜接配套實施的法官助理制度、書記員單列等改革措施，建立科學合理的法院人員分類管理體制，逐步改革行政化管理的頑疾，實現法院管理的專業化。

當然，與美國的情形一樣，對實施法官員額制改革並非沒有任何質疑和隱憂，這些是當前改革推進中絕不能忽視的「異議之言」。按照不超過39%的比例實施法官員額限制，必將導致法官數量的大幅減少，在「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的現實考驗中，少數精英法官如何確保審判任務的完成？法官數量的減少會否導致案件質量的大幅下降？法官員額制動的更多是年輕法官的「乳酪」，他們感受的沖擊將會最大，法官身份喪失後，如何確保隊伍的凝聚力和他們對法官職業的持續夢想？以上憂慮的存在，需要法官員額制改革保持足夠的審慎，將眾多的因素納入改革考量。科學合理地測算完成案件審理所需要的法官數量，確保精英化之路上不至於以犧牲審判任務和案件質量為代價；盡量合理解決未入額法官的過渡性安排，為落選者後續入額保留足夠的彈性空間，為其法官夢想留下可期的前景和執業的動力。隱憂或許是多慮，但盡可能周全的思量和安排，必能為改革減小阻力、凝聚人心。

三、審判輔助人員的價值認識

在中美司法系統運作中，都少不了一群叫做「審判輔助人員」的身影。他們是以法官為核心的審判團隊不可或缺的組成，扮演著法官「賢內助」的角色。

從價值上說，法官精英化後，包含法官助理、書記員在內的審判輔助人員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絕非無足輕重的「小卒」。正如書中所言，「不可否認的是，法官助理在審判過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經發生了徹底改變。」當案件持續增加，法官人數與案件數不成比例時，法官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審判輔助人員。受限於法官員額的限制，審判輔助人員的增長必將是法院應對受案高壓的有效手段之一。從審判組織功能性構成看，審判輔助人員是審判組織不可或缺的人員組成。精英化的法官將集中精力於「審」與「判」，除此以外的大量事務性工作將由審判輔助人員完成，沒有他們的工作，審判組織功能的健全完善是難以想像的。

價值已無需多言，而審判輔助人員的現實境遇如何呢？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審判輔助人員位於科層結構的底層，其地位不過是法官的附庸。受限於僵化的編制管理，大量審判輔助人員採取勞務派遣用工形式。其准入的門檻不高，待遇自比不上法官，在繁重工作任務壓力下，以及「同工不同酬」的不忿中，審判輔助人員隊伍流動性較大。在此想表達的是，一些固有的偏見到了該修正的時候，審判輔助人員絕非法院的「二等公民」，其價值遠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關切，改革的視野應加重對審判輔助人員的關注份量。探索創新審判輔助人員管理模式，積極拓寬其職業發展空間，科學劃分其職責范圍，注重強化職業保障，確保隊伍整體活力以發揮審判團隊的整體效能等等，以上命題都是改革路徑中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改革者需要以足夠的重視讓審判輔助人員改革跟上法官員額制改革的步伐。

H. 西方法院與法官制度

西方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權分立」理論基礎之上的，「三權分立」理論以權力分立和制衡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將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分開、並立，分別由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由此形成了獨立的司法制度。
西方國家的司法機關組織體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組織構成，而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嚴格地說，不是司法機關。就法院組織體系而言，西方國家大多實行三級制，只有少數國家是四級制(如英國)。
西方各國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產生，主要有任命、選舉兩種方式。大多數國家的法官由國家元首或議會或政府首腦任命產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數國家實行法官終身任期制。
西方國家強調司法獨立，而司法獨立的表現就是「法官獨立」。只有在構成法律規定的罪行時(如德國，故意枉法罪)才負法律責任。實踐證明，西方對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

以美國為例：
美國的法官制度作為英美法系中影響最大的法律制度，集中體現了對於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保障。本文探討了美國法官的選任、免職、辭職、退休、處罰、待遇以及行為規范、職業道德、再教育培訓等方面的制度。這對於深化我國的司法體制改革，特別是法官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美國有兩套法院系統，即聯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轄權。州法院管轄的范圍要比聯邦法院廣一些。比如，州法院對於幾乎所有的離婚和兒童監護案件、遺囑和繼承案件、房地產糾紛和青少年案件都有管轄權，並且審理大多數刑事、合同糾紛、交通違章和人身傷害案件。一般來說，聯邦法院可以審理涉及美國政府或者政府官員、美國憲法或聯邦法律以及州與州之間或者美國政府和外國政府之間的糾紛案件。即使案件本身並不涉及聯邦法律，但是參加訴訟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爭議發生於美國公民和外國公民之間，該案件也可以由聯邦法院審理。聯邦法律要求聯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認對方的判決，但是按照憲法的有關條款，聯邦法律優先於任何與其沖突的州的法律。

I. 什麼是大法官

一般是省級法院的的院長被稱為大法官，最高法院的院長被稱為中國首席大法官。

J. 法官為何設定級別小法官的法律效率低於大法官嗎

級別只是說明其業務能力
做出審判後，不管哪種級別都具有同等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