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沃金法院
西方法理學巨擘德沃金說過：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帝國的王侯。由此可見法院在權力分支體系的重要性及法官在法治國家建設中的重要角色。法官是如此之重要，那麼法官如何才能擔當法治的擔任，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法官？
從立法視野審視，根據現行《法官法》第九條的規定，擔任法官必須滿足以下條件：具備中國國籍、年滿23周歲、擁護中國憲法、具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良好品行，身體健康和具備法律知識並具有法律實務工作經驗。國籍、年齡、擁護憲法因一般正常法律人均可達到的准入門檻，因而，這只是一個前提性條件，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合格標尺。從現行法律的規定來看，一名合格的法官應當滿足以下要素：具備法律知識和法律實務操作經驗、良好的政治素質、優秀的道德品行。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看法是「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國王，除了法律，法官沒有別的上司。也即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
結合現行法律的基準及筆者認知理解，一名合格法官應當滿足以下條件：具備兩種意識，三種能力，四種知識。從意識方面考察，首先是政治意識，其次是法律意識。政治意識上，法律與司法從來無法獨善其身而脫離政治孤芳自賞，而是與政治存在密切勾連，因此法官必須具備較強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敏感性，在當前時代的中國語境下，具體而言就是法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擁護憲法和社會主義道路，這也是法官法規定法官必須擁護憲法的緣由。從法律意識上看，法官必須精通法律，遵守法律。法官以法為業，熟悉現行法律，模範遵守法律，在法律適用上只認可法律，即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看法：法官除了法律沒有別的上司，法律是其唯一的上司和指引。
從能力上判定，基於司法過程使然，法官實現定紛止爭，主要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由此，法官必須具備三種能力以准確抽取案件事實，恰當匹配相應法律：首先是法官應當具有嫻熟的庭審駕馭能力，不僅將司法全過程完美地向公眾展示，寓意著司法公開的使命，而且庭審是查清案件事實的關鍵程序。其次是確立法律終局性結論的能力——包括裁判文書製作能力和調解運用能力。法官的司法過程是一個找法、擇法、適法的一個法律選擇、匹配程序，而裁判文書製作是一個法律適用的程序，是對案件事實進行法理性的結論終結，是一個說理的過程。法官如若無法製作一份邏輯嚴謹、說理透徹的裁判文書，司法的過程就無法完美終結。因而法官具備文書製作能力是合格法官的題中之義。再次，是調解能力。調解與裁判均是實現定紛止爭的一種方式和手段，而非法官的終極目的地。調解與裁判並無優劣高下之分，只是根據不同的司法語境和特定的案件事實情況，扮演者不同的手段品種，在各自不同的作用域演繹著自己獨特的價值和使命。在通過裁判無法充分實現定紛止爭或效果不佳時，調解的價值便得到凸顯，調解有其特殊的價值張力，能使部分案件的辦結效果更佳。
從知識譜繫上檢讀，法官需要具備以下四種知識，以追求真善美為己任，引導公眾確立法律帝國的邊界和柵欄，指引公眾有序參與社會，牽引公眾求真向善唯美。一是學習邏輯。二是洞悉人性。三是體驗社會。四是堅守良知。
學習邏輯。邏輯是法律和司法的生命力所系。「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是著名法學家、美國大法官霍姆斯的著名論斷。但要正確認識和理解霍姆斯的這一著名論斷必須回歸當時的背景與還歷史的本原。在當時美國的學術界比較傾向於重視邏輯而反經驗。「法律發展的唯一動力在於邏輯」一時間喧囂塵上，在這個大背景下霍姆斯勇敢地站出來批判法律的過度邏輯化、形式化而重視司法的經驗是面對法律應有的科學態度。「法律不是邏輯就是經驗」的判斷是對法律的簡單對立與機械分割。法律首先是邏輯的，才是經驗的。邏輯是對司法經驗的一種整合、抽象、萃取與提煉，經驗是對司法邏輯的一種發展、延伸、展開與生命力的賦予。在漢語法學的語境系統應當注重對司法經驗的梳理與傳承，對本土司法歷史的梳理，對本土司法智慧的回歸。經驗通過萃取、整合，依然是邏輯的。法律的生命需要經驗張力的具體展開，更需要邏輯的理性支撐。法律關乎邏輯，司法不追求邏輯的嚴謹與縝密，法官的裁判必然飽受詬病，因而法官必須具備邏輯知識，充分運用邏輯演繹裁判的過程，讓公眾知曉裁判的過程和理由，方能樹立司法的權威與威嚴。
洞悉人性。西方一位哲學家曾經說過，人有趨利避害的本性，因而人性是有弱點的。很多案件的紛爭都是有人性弱點的暴露和擴張所致，才致使人情冷暖、利益糾葛與恩怨情仇。人性是有弱點的，既然我們承認人性這一偏頗，那麼法官身上也同樣不例外。因此，法官承認和洞悉人性不僅有助於司法裁判，亦能時刻警醒自我。當前外界對法官的各種誘惑不斷，法官不可能具有哲學王或聖人的那種無所不惑、無所不侵的本領，同樣具有人性的弱點和人性的渴求。他們需要養家糊口、聊以生計，渴望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因此，他們不可能無比堅強，也不可能拒絕一切，更不可能完全不受任何誘惑。有時迫於生活壓力和社會環境的影響，會作出一些迎合世俗的行為。如果法官把審判工作作為解決個人問題和養家糊口的一項工作，那麼在利益和人情的驅動下，法官往往容易作出一些有悖於法律和個人良心的行為，以滿足個性的需求和物質的需要。因此，法官必須具備洞悉人性的知識，知曉人性，承認人性的多元復雜，客觀面對人性的弱點，更有助於案件事實的查明，方能心如止水，直擊人性弱點，公允裁判。
體驗社會。如若是醫院是治療人的疾病，那麼法院則是法律的醫院、社會的醫院，修復破損的社會關系，診治社會的疾病。而法官則是「法律醫院」、「社會醫院」的醫生。法官要診治社會，雖然是通過法律予以診療、修復，但因為對象是社會，則必然要了解社會、體驗社會。社會不僅紛繁復雜，而且多元中蘊育擇地方性和局域性。按照吉爾茨的觀點，任何法律都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因此，法律也是融入當地社會的一種地方性知識，滲透了文化的基因與歷史的血液，將當地的民俗、習慣整合、上升到規范性層面。因此，法官要開具診治處方則必須對社會有所了解和體驗，尤其是當地的公序良俗、民間習慣及所在地方的市情、省情、國情，才能把握社情民意，做到接地氣，對症下葯，腳踏實地，經得起社會和歷史的經驗。
堅守良知。朝鮮族有句諺語，不要讓你的能力超越自己的品格與良知。良知，指的是天賦的道德善性和認識能力。《孟子·盡心上》有言：「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為心之本體，「我」之主宰，一切意識和德行皆出於此。明朝哲學家王守仁據此提出「致良知說」，作為道德修養方法。司法良知則是法官作為司法主體時所具有的法律職業良知，其建立在對世俗人情的深刻把握和對人性深入洞察的基礎之上，是基於對法律規則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認識和理解以及自身法律生活反思所形成的一種對善惡正誤的理性判斷，體現出法官的司法理念、正義追求、職業道德、責任擔當及人文情懷等內心意志。一厘米主權是是德國亨里奇案確立的執法標准，也是司法良知視域規制下的最高執法標准。沒有法律規則，法官當如何裁判，法官顯然無理由拒絕裁判，這就是良知的價值所在。法官可以運用司法良知作出擇斷。不僅如此，法官在面對惡法、無法的混沌世界，還應當堅守司法良知，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義務，尊崇自己的內心良知，作出合乎常識、常理、常情的裁決，讓司法的過程求真向善唯美，讓裁判的結果融入法、理、情，讓公眾感知司法的溫情。
作者單位：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法院
㈡ 德沃金說：「法理學是司法裁判的總論，任何法律判決的沉默序言。」誰可以幫我闡述一下對這句話的理解謝
呵呵，對德沃金我研究不多，說說我的看法吧
首先在哲學基礎上，德沃金所持的是以伽達默爾為代表的詮釋學進路，在德沃金看來哈特的描述社會學理論是存在問題的，其主要原因在於其認為哈特的承認規則理論識別不出原則，而原則又是客觀存在的（因為在我看來，德沃金認為至少用規則這個概念很難描述出整個法律體系的全貌，而准確表達對於現代法哲學而言又是非常重要的）；換句話說，德沃金認為至少在「疑難案件」這一問題上，哈特的規則理論無法解答，所以他提出用「建構性解釋」的方法來解決法律「疑難問題」，那麼這種建構性解釋的基礎又是什麼呢？德沃金認為是由於交往和協商而形成的共識，也就是所謂的「政治道德」，而這就是所謂裁判的總論與序言。對於這種論斷，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拉茲與夏皮羅等都進行了反擊，他們的觀點認為作為建構性解釋基礎的政治道德在司法這個層面是不可靠的，因為對於疑難案件而言，決定案件的社會共識或許根本就存在，而且即便我們可以通過協商形成共識，但是這種協商本身就導致著其不可能成為解決裁判的方式，因為效率太低！而且考慮到不同類型的社會與文化的差異、以及社會群體的理性化程度的差異，這種理論能取得多大的成效，需要人們繼續調查與斟酌。
㈢ 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帝國的王候 出自原著哪一頁
「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帝國的王候」（［美］德沃金《法律帝國》第361頁，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
㈣ 司法審判機關應樹立什麼樣的價值觀
司法審判機關應樹立什麼樣的價值觀?
1. 司法的泛政治化傾向符合公正司法的理念嗎?在國家權力結構安排中，法院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它所具有的獨立審判職能，是與其他國家權力機關職能相區別的根本標志，也反映了其超越於黨派、團體利益之上的特質。因此，從本質上說，法院不應成為為政治利益服務的工具，它應當只服從憲法、法律，只追求公平和正義。在共產黨為惟一執政黨的體制下，由於黨的利益、政策已通過憲法、法律得到體現，法院也只應依憲法、法律行事。如果法院只臣服於黨的某一級組織或某級領導人，不但會損害黨的整體利益，而且會導致嚴重的司法不公。歷史上發生在眾多共產黨官員和群眾身上的冤假錯案，不就是司法不獨立而鑄就的可悲後果嗎?因此，法院的天職是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而不是去完成某一階段特定的政治任務。長期以來，法院司法的泛政治化傾向，一方面表現在過於緊跟形勢，忽視司法審判本身的職能和規律；另一方面表現在將正確行使審判權與黨和國家的政策目標人為對立起來，比如，認為以共同訴訟形式受理證券市場投資者的訴訟案件，就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實質上，與其說法院高級官員擔心影響社會穩定，毋寧說是擔心沒有能力審判好這類案件會影響他們自己頭上的」烏紗帽」。經驗證明，如果不祛除司法的泛政治化傾向，公正司法的理念追求就只能是一句動聽的空話。
2. 法院可以將當事人的訴求拒之門外嗎?從法律層面講，法院的審判權是憲法所賦予的，民事糾紛案件的受理與審理，須嚴格遵循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因此，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的四項起訴條件，法院就必須受理。法院沒有任何權力，以任何借口（包括所謂」受目前的立法及司法條件的局限」）拒絕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主體提起的民事權益爭議案件。從審判權產生的自然屬性來講，法院審判權源於社會公眾和組織的契約安排，該契約賦予審判機關管理所有權益爭議案件的職能，法院只能履行這一職能而無權違約推諉。再從審判機關的性質來看，由於作為納稅義務人的社會成員的供養，法院的審判活動具有公共商品性質，它應當平等地向所有有需求的社會成員提供優質公正的審判服務。
3.法院對民事糾紛案件的類型可以選擇嗎?在民事審判領域，只要屬於民事權益爭議的案件，法院就應當以民事案件立案和審理。民事糾紛案件的類型多種多樣，千差萬別，並不斷發展變化，在此情況下，法院不能以司法條件不成熟為由，按自己的主觀意志對民事案件進行類型化區分以後，選擇一些類型受理，而排斥另一些類型於法院大門之外。在證券民事糾紛領域，最高法院只選擇受理虛假陳述糾紛案件，而排斥受理內幕交易糾紛案件、操縱市場糾紛案件，這是毫無道理的。這樣做不但與法院為社會成員提供民事審判服務的職能相悖，而且也不能公平、公正地對投資者利益提供司法保護。投資者在受內幕交易、操縱行為損害的情況下，不能得到司法救濟。對被告而言，其損害投資者利益的行為不能得到民事制裁，從而降低了違法成本。
4.行政前置程序是受理民事案件的必經程序嗎?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將證監會等行政機構對被告的行政處罰決定，法院對被告的刑事裁判文書作為受理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的前置程序。盡管這一做法的最大好處是為原告提供了免於對被告侵權行為進行事實舉證的義務，但總體上看弊大於利。司法權的行使竟然要建立在行政權的基礎上，社會成員的民事訴權竟然要以行政權為前提，這既是對司法獨立的損害，也是對司法地位的貶低，更是對社會成員私人訴權的剝奪。在中國的現代化法制建設已逾20多年，並已成為WTO成員國的今天，竟然毫無遮掩地將這種類似以前法院內部掌握的」先刑後民」違背常識和法理的政策予以司法文件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
5.法院內部對案件的決策可以超越法律規定嗎?我們經常批評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現象，認為這是對法律尊嚴的褻瀆。殊不知在掌握法律准繩的法院，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的現象也非常嚴重。下級法院可以以未接到上級法院指示為借口，拒不受理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條件的案件；受理案件以後可以不按法定期限、法定訴訟形式立案和審理，甚至為了將案件拒之門外而通過文字游戲曲解法律條文；高一級的法院可以逾越法律的規定指示下一級法院不受理和審理案件；個別領導的一句口頭表態，就可以使符合共同訴訟條件的案件分拆為單個訴訟或不超過10人一組這樣嚴重浪費司法資源、加大訴訟成本的低效率訴訟。基於體制弊病的原因，我們有時對社會輿論指責司法不公還對法院深表同情，但法院內部這些不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已到了應該引起警醒並加以改革的時候了。
三、轉變觀念：法院應積極保護私人利益
受大陸法系成文法典固有思維模式的影響，中國的法官習慣於在成文法的框架內思考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當然這本身也是成文法的特點與長處。但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往往會突破原有法律設定的規范，要求法官對法律進行擴張運用或在法律原則允許的范圍內以司法解釋、批復或判決的形式創制新」法」。在這方面，法官的主觀努力顯然不足，其思維仍然停留在西方20世紀以前曾流行過的」概念法學」階段。概念法學認為：成文法典為人們的社會關系提供了普遍的結構，足以解決所有的糾紛，法官」只不過是宣布法律條文的喉舌」（孟德斯鳩語），只需依據一定的邏輯推理，就可以從由概念構成的現有法律條文中作出正確的判決，而無需求助法律之外的東西，更不需要考慮法律的目的、公平正義的理念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在當代社會，概念法學的立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法律的不完備性是永恆的。這就決定了現代的職業法官僅僅依靠對現有法律條文的詮釋、運用進行判案已經不足。法律和司法必須平衡利益關系，保護社會和個人的利益。從一定意義上說，法律就是平衡和保護利益的科學。利益法學派的代表人物赫克（Heck）認為：法官僅僅依靠邏輯結構不能令人滿意地處理生活的需要，法律必須保護利益，平衡利益。德國法學家耶林在論述」法的目的」時指出：權利的基礎是利益，法律的目的是平衡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實現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結合，建立個人和社會的和諧關系。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中，習慣於將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對立起來，並往往將個人利益斥之為」私利」（貶義），經常壓制、排斥、漠視個人利益。另一方面，誤將機構利益、團體利益、黨派利益、官僚機構利益等同於社會利益、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因此，當個人利益與它們發生沖突時，往往保護後者而犧牲前者。在一些權益糾紛案件中，我們經常聽到損害儲戶利益的銀行，損害股民利益的證券經紀商，損害購房者利益的開發商……振振有詞地標榜自己的」國有」身份，要求司法機關不要將」國有」利益判給受害個人。在證券投資者民事賠償機制建立的過程中，不少人（甚至不乏證券監管機構和法院的人）力主應考慮從事證券欺詐的上市公司的承受能力，實質上就是上述觀點的反映。這些觀點完全忽視了私人權利是整個社會權利結構的基礎。一個不尊重、不保護私人權利的社會，不但沒有公平、公正、自由可言，而且潛伏著巨大的不穩定危機。在現代中國社會，法律既不應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也不應當是強勢團體壓制弱勢群體的工具。公正司法，意味著法院應平衡社會利益，並特別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當個人權利受到侵犯時，法院的大門永遠向受害者敞開。法院是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直接關繫到社會成員對司法制度、國家憲政制度的信心。不但政府要認真對待個人權利，法院也必須認真對待個人權利，正如美國著名法學家德沃金（R.Dworkin）所說：法院在處理案件，尤其是憲法案件和棘手案件時，應根據公認的道德原則作出保護個人權利的決定。為了公正、有效地保護私人利益，平衡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法院需要在轉變不合適宜的若干價值觀的基礎上，積極改革司法體制，改革訴訟機制，堅持司法的獨立性，提高司法的效率性，增強法官受理、審理案件的主觀能動性。面對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和急劇變化的社會關系，法院應秉承公正司法的理念積極跟進，為社會成員提供優質高效的司法服務。
㈤ 求助：關於德沃金名言：「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國的王侯。」 英文原文是什麼
The court is the capital of the reich, the judge is the law of the princes
㈥ 目前世界上著名的法學家都有誰
格老秀斯、孟德斯鳩、傑里米·邊沁、薩維尼、霍姆斯、韋伯、龐德、哈特、德沃金、波斯納
以下是我網路的一些節選,
格勞秀斯,荷蘭人,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國際法學創始人,被人們同時尊稱為「國際法之父」與「自然法之父」.其名著《戰爭與和平的權利》（1625年）不僅是重要國際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資產階級人權學說的基礎自然法或自然權利理論的開創性著作.曾任律師、司法官和外交官,1618年因捲入荷蘭政治、宗教沖突而被監禁,1621年脫獄成功,避居法國,長期從事寫作.自1634年起任瑞典駐法使節,1645年從瑞典返回時病死於途中.他的研究范圍相當廣泛,涉及法學、政治學、文學、語言學、史學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學方面.在他的法學著作中,有一本是他在被監禁期間所寫的關於荷蘭古代法和羅馬法的書,名為《荷蘭法律導論》,其他三本都是關於國際法的著作.
孟德斯鳩,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不僅是18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歐洲國家比較早的系統研究古代東方社會與法律文化的學者之一.他的著述雖然不多,但其影響卻相當廣泛,尤其是《論法的精神》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與法律理論發展的基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歐洲人對東方政治與法律文化的看法.
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是英國的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者.他是一個政治上的激進分子,亦是是英國法律改革運動的先驅和領袖,並以功利主義哲學的創立者、一位動物權利的宣揚者及自然權利的反對者而聞名於世.他還對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
薩維尼(Savigny,Friedrich Karlvon；1779～1861) 德國法學家.歷史法學派主要代表,該派首創人G.胡果(1764～1844)的學生.貴族家庭出身.1800年開始先後在馬爾堡大學和巴伐利亞州蘭茨胡特大學任教.1810年柏林大學創辦後他到該校任教,達30年之久,在此期間曾一度兼任柏林大學校長和普魯士王子的法學教師,並創辦歷史法學派刊物.1842～1848年任普魯士政府的修訂法律大臣.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1841年-1935年)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曾加入美國聯邦軍參加內戰,1866年成為律師,1882年成為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和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1899年出任該法院首席法官,1902年至1932年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被公認為美國實用主義法學、社會法學和現實主義法學的奠基人.他在《普通法》一書中針對法律形式主義傾向,提出了著名的「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的法律經驗論和「法律是對法院將要做什麼的預測」的法律預測論,闡述了有限遵循先例原則,為法官自由裁量權和判例法提供了法理支持,揭示了美國普通法的精神,吹響了美國法哲學的號角.
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1870年--1964年）是美國20世紀著名法學家.1870年,龐德出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Lincoln.龐德在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學習植物學,分別於1888年和1889年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1889年,他到哈佛大學法學
院學習,一年後轉到西北大學法學院,在那裡讀完了法律學位.他返回內布拉斯加州開業當律師,繼續他的植物學研究.1898年,他在內布拉斯加大學獲得了植物學博士學位.
羅納德·德沃金（Ronald．Myles．Dworkin ,1931—— ）是當代最著名、最活躍的法理學家之一.德沃金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先後在哈佛學院、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羅納德·德沃金被公認為當代英美法學理論傳統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總的來說,德沃金所展現的是一種由政治自由主義指導的法理學.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既有贊同者,亦有批判者.
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1939－－）是70年代以來最為傑出的法律經濟學家之一.他將人們從互相自願的交易中各自獲得利益的簡明經濟理論和與經濟效率有關的市場經濟原理應用於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研究,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從而對法學一般理論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㈦ 法律帝國的導讀
法律的構成
羅納德·德沃金（Ronald．Myles．Dworkin,1931——）是當代最著名、最活躍的法理學家之一。德沃金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先後在哈佛學院、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他起初的興趣是哲學，但在牛津時開始學習法學，從此發現了自己的真正興趣所在，隨後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1957年畢業後進入美國最高法院，任法官漢德（LearnedHand）的辦事員，以後又當過律師。1962年成為耶魯大學教授，1969年他應邀擔任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開始同時擔任紐約大學法學的教授至今，他還不定期地擔任過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教授，1984年以來還是倫敦大學（大學學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應邀來我國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作過講演。1
德沃金的成名是從他對以哈特（H．A．Hart）為代表的法律實證主義理論的批判開始的。1967年，德沃金在《芝加哥大學法學評論》第14期發表《規則的模式》（TheModelOfRules）一文，向在英美法理學界素享盛名的哈特的實證主義理論發起進攻。1968年，美國學者薩莫斯（RobertSummers）編了一個論文集，其中有一篇是德沃金的《法律是規則體系嗎?》，他再次向哈特的實證主義提出責難。1977年他的專著《認真對待權利》（TakingRightsseriously）出版，這是他的成名之作。德沃金在此書中關於個人權利的法律與道德理論關系的論述使他成為該領域最為著名的學者之一。1985年，他的第二部專著《原則問題》（AMatterofPrinciple）出版。在此書中，德沃金對法律的政治基礎、法律解釋、自由主義與正義以及法律的經濟學觀點等一系列英美法理學的熱點問題作了獨創性的闡述。1986年，他發表了《法律帝國》（Law』sEmpire）一書，此書在總結前兩部著作的基礎上，就法律的闡釋問題和司法審理的問題提出了完整的理論體系。1996年，德沃金發表了《自由的法》（Freedom』sLaw），該書的副題為「對美國憲法的道德閱讀」（），該書以美國最高法院對一些有重大影響案件的審判為線索，對困擾美國司法界乃至整個社會幾十年的墮胎問題、言論自由等問題不同於哈特只強調規則，從憲法和道德的角度作了很有見地的論述。2000年出版了《最高的美德：平等的理論與實踐》。
德沃金非常強調原則，指出對於法律的合理說明，不但要有規則，而且要有原則。他發現法官和律師們，在辯論和決定訴訟案件時，不僅求助於白紙黑字的規則，而且求助於他所稱的法律原則的准則。
為了明確這里的原則的含義，它進行了兩個方面的比較說明：
首先，是原則與規則的區別。根據羅納德·德沃金，法律原則和法律規則之間的區別是邏輯上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二者在法律適用過程中三個方面的不同：第一，法律規則是在「全部或沒有」的形式下適用的，即要麼有效，要麼無效，符合統一法律規則的行為必然得出相同或類似的結果；但法律原則的適用具有伸縮性或靈活性，同一法律原則完全可能包含著不同的結果。第二，法律規則有明確的規范性，符合法律規則意味著得出法律規則所確定的結果；但法律原則並不直接包含任何具體的決定，換句話說，法律原則是人們在一定情況下所必須予以考慮的，但它本身並不一定解決問題。第三，法律規則之間不應當存在沖突，一個法律體系對於法律規則之間的沖突要有有效的認定和解決機制，法律規則沖突的結果必然意味著一部分法律規則要被廢除或修改。至於何者有效，何者應予廢除或修改，必須考慮的事情是在這些規則范圍之外；但不同法律原則之間的沖突近乎一個必然的現象，雖然在個案中也面臨著相互沖突的法律原則在適用上的選擇，但法律原則的未被適用並不表明這一原則本身的不正當性，更不因此喪失法律地位。換言之，確定相互沖突的法律原則的適用，是對法律原則所代表的利益做出權衡。在這里，每個原則都是相關的因而也都是需要考慮的；原則是理由，一個理由不會因為在特定情況下其他一個理由占優勢而就此不再是理由。某些原則被適用是因為在該案中比其他原則具有較大的「分量」（weight）；而在一個案件中未被適用的原則，完全可能在其他案件中排除別的原則而得到適用。而對於規則而言，盡管由於調整對象與范圍的不同會存在社會作用大小上的差別，但這不能說明一個規則比另一個規則更重要。
其次，是原則和政策的區別。他認為，原則的論據是意在確立一種個人的權利，政策的論據意在確立集體的目標。原則是描述權利的陳述，政策則是描述集體目標的陳述。目標就是一項非個人化的政治目的，集體目標鼓勵社會內部的利益和負擔相互交換，以便促進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的某種普遍利益。他認為，原則和政策都是法官判案所依據的標准，也是政治證明的基本方式。原則和政策都可以證明判決的合理性。原則通過論證某一判決尊重或維護了個人或團體的權利而證明判決的合理性；政策通過論證某一判決促進或維護作為整體的社會目標而證明該判決的合理性。也就是說，原則的核心是個人或團體的權利，政策的核心是社會整體的利益。他認為權利這個詞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含義，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我們說某人有權利做某件事時，我們是指如果他人干預他做這件事情，那麼這種干預是錯誤的，或至少需要某些特殊的理由來證明這種干預的合理性。
法的解釋理論
德沃金的後期注意轉向了法律解釋問題，提出了用整體性的觀念來指導法律的解釋的觀點。他認為法哲學的基本問題不是個語義學問題，而是個解釋問題，是「什麼是對我們的法律實踐的最好解釋？」因為法哲學的恰當目標在於發展一種能使法成為最好的法的說明；還因為判決的行為，不是決定法是什麼，而是決定一個具體案件的法是什麼，也是一種解釋性的實踐。在德沃金的法律解釋理論中，法律是一種闡釋性概念，即法官審理案件的過程就是對法律進行闡釋的過程。而什麼是法律呢？法律並非僅僅是指規則系統，法律還包含原則與政策，這二者都是法院或法官據以進行法律解釋的根據。在德沃金的論述中，表面看來法官是超越了法律規則，似乎法官通過解釋在「創造法律」，然而，他的法律觀是「整體性的法」，也就是說法律除了規則之外，還有隱藏在規則背後的原則和政策，所以，法官的判決和解釋仍然是對「整體性的法」的適用，而不是什麼「造法」。由於有「整體性的法」存在，在他那裡，即使是再疑難的案件，也有「唯一正確」的答案，而不存在「法律漏洞」問題，即使語言表達有缺陷，社會發生重大變化，或法本身存在不協調，整體性法律仍可實現對糾紛的「無漏洞保護」。
那麼什麼是「法的整體性」呢？「法的整體性」（lawasintegrity）是其法學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具有多層含義：
首先，它是不同於公平與正義的第三種獨立的美德或政治理想。各種理想之間的矛盾在政治中是常見的，整體性有時要求與其它理想妥協。如果我們否認整體性，並使政治活動僅僅依靠公平、正義和正當的訴訟程序，我們會發現公平與正義這兩種美德有時也會相互對抗，我們經常必須在兩種美德之中取其一，以決定哪些政治綱領要予以支持。例如，我們認為多數人決定的規則是最公平可行的決策程序，但多數人有時或經常會對個人權利問題作出非正義的決定。因此，「由於公平和正義有時發生矛盾，這些難題就出現了。如果我們認為整體性是第三種獨立理想，至少當人們對前兩種理想有不同意見時如此，那麼我們可以認為整體性有時必須犧牲公平和正義。」2因此「一個社會可能有多種實際的或表述的理由將整體性接納為一種美德。」3整體性作為一種美德，它是非正義與非公平的決定不可避免的現實世界所要求的。在理想的社會中，所有的公民都總是受到平等尊重，也就不需要受到整體性的限制和制約；因此，可以說，整體性與我們只能希望次佳意義上的正義有關，我們不是生活於理想的世界中，所以，為了作出什麼是正義的決定，必須要有制度的保障。德沃金還說：「我們承認整體性作為一種政治理想，因為我們想要把政治社會視為一個原則社會，而這個社會的公民不僅僅以共同原則為目標，似乎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致性，他們的目標是政治所能發現的最好的共同原則。整體性與正義和公平不同，但又以下述方式受兩者的約束。整體性只有在既需要公平又需要正義的人中才有意義。」4顯然，這里德沃金是在一種與正義和公平的關系中看待整體性的。
其次，整體性是一個原則問題，它既是立法原則，又是司法原則。作為立法原則，它告訴立法者正義與公平的簡單交換是錯誤的；限制立法者在擴大或改變公共標准方面可能恰當地做什麼。他說：「整體性是一個有關原則的問題，而且並不要求政策有任何簡單形式的一致性。整體性的立法原則要求立法機構盡力保護每一個人，把它視為他們的道德權利和政治權利，這樣共同標准就表示出正義和公平的一個連貫體系。」5作為司法原則，它告訴法官以及律師要使他們的判決與論證和現存法律體系保持一致；或者說是「在可能范圍內要求法官把公共標準的現有制度視為表達和尊重一套合乎邏輯的原則。」6德沃金無疑更多地關注司法原則的整體性，這有關的思想是德沃金的法哲學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作為司法原則的整體性就是對法官解釋法律的一個限制和指導。為了保證「一致性」，德沃金把法官視為鏈接系列小說的作者，許多人合著的系列小說，所追求的目標是使它一開始就確定的人物和情節合乎邏輯地展開，成為像一個作者完成的作品。「每位小說家都旨在用自己的小說材料，再加上自己的東西，以及（在他所能控制的范圍之內）他的續寫者將要或者能夠增添的東西去創造一部單獨的小說。他必須能夠盡力使這部小說為出自一位作家之手的最佳力作，盡管事實上它出自許多作家的手筆。就他本人而言，這就需要全面的評價，或者在他寫或重寫時，要有一系列全面的評價。」7而每位小說作者的解釋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但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第一是適合，即他的工作應與以前進行的工作相一致；第二是判斷，即如果不止一個解釋均與以前工作一致時，他就必須判斷哪種解釋能使工作進展最好。有這兩方面的限制，才使系列小說的作者創作出的作品如一人所著。而法官在理解和適用法律時，也應採用系列小說的思維方法去思考，他應該把以前的決定看作是他必須解釋和延續的一部長篇小說的一部分，從完整性的角度，以自身的理論知識和價值觀念為基礎，做出盡可能正確與合理的判斷。
考慮整體性時，德沃金還為我們明確了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因為這當然也是「一致性」要求的一方面。他說：「整體性並不要求一個社會的法律在所有歷史階段原則上都一致；它並不要求法官們設法把他們執行的法律理解為原則上是前一個世紀甚或前一代人所廢棄的法律的延續。」8歷史之所以重要，在於那種原則體系必須為過去這些判決的地位和內容提供者提供正當理由；歷史對作為整體的法律是重要的，但只在某些方面重要。相反，整體性所堅持的是「跨越這個社會現在實施的法律標准范圍，在原則上有一種橫向的而不是縱向的一致性。它堅持認為，法律——起源於過去的集體決定並為此同意或要求強制性的權利和義務——不僅包括在狹義上這些判決有十分明確的內容，而且廣義地說，還包括為證明它們為合理所必須具備的原則體系。」9
在著名的里格斯訴帕爾瑪遺產繼承案中，充分體現了法律整體性原則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如伊爾法官所評說的，不應在孤立的歷史背景中解釋文本中的制定法，而應根據法律的一般原則的宏大背景，在解釋法律文本時，法官應使制定法的解釋盡可能地符合法律設定的一般原則,設想立法者在制定遺囑時如允許謀殺者可以繼承遺產，這是十分荒謬的。法律必須尊重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不能因過錯而獲得利益。如果法官生硬地適用法律的規則而判決謀殺祖父的帕爾瑪獲得了繼承權，就違背了法律本身所包含的公平、正義原則。在這個意義上講,法官對法律的解釋，深刻地體現了法官對法律的認知和在政治道德方面的態度。德沃金對此總結到任何法官的意見本身就是一篇法律哲學，即使這種哲學隱而不露，即使顯而易見的推論充滿了條文引證和事實羅列。法理學是審判的一般部分，是任何法律判決的「無聲序言」，「法律的帝國是由態度界定的，而不是由領土、權力和程序界定的」。所以，德沃金在「重構」法律時，總是非常強調、特別注重隱藏在條文背後的標准。在他看來，司法實踐中，法律的規定總是比較概括、抽象，它不可能把案件中任何細微的情節予以規定。這就需要法官在解釋法律規定的過程中善於發現隱含在規則背後的內容，即所謂的隱含法律．這些隱含法律可能是一些抽象的原則，也可能是一些不言而喻的事實，也可能是一些經過合理推理的結論。只有發現了這些「隱含法律」，法官才能夠清晰地分辨哪些案件是類似案件，哪些案件是非類似案件，從而達到相同情況相同對待的基本要求。
可見，法律解釋在德沃金的眼中其實是一種對於法的客觀性重構，法律並不是單有一堆規則構成的，它是「封閉完美的體系」，解釋就是對此體系中某問題的「重構」而已。德沃金的法律解釋理論,充滿了一種理想主義色彩，而這種理想的實現是以法律的確定性、規定性和高素質的法官為基礎和保證的，法官們對法律的解釋並不隨心所欲、率性而為,相反,他們是在整體性法律既定的框架下和范圍內,對法律進行「建設性的詮釋」。換句話說，他的目的就是根據既有的法律素材和框架,使解釋「變成最好」。
㈧ 德沃金是誰的學生
在德沃金的一生中，主要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深：一個是已故的赫伯特·哈特教授，一個是法官倫尼德·漢德。赫伯特·哈特教授可以說是德沃金這匹「千里馬」的伯樂，正是赫伯特·哈特發現並將德沃金推上了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教席之位，成為哈特教授法哲學事業的繼任者。從此以後，兩人之間關於學術觀點的爭鋒直至1992年哈特教授駕鶴西去都未了結，遂成了世界法哲學界之一大憾事。1955年德沃金在英國牛津大學讀本科時學習的是哲學，但他想：在牛津除了哲學外，還應當再學點其他的什麼，而學習法律是最方便的途徑，從此，做哲學家的想法消失了，而將來要做一名律師成了他的希望。在牛津學習期間，德沃金沒有直接跟著哈特學習，但巧合的是，就在德沃金在牛津學業即將結束的一年，哈特為了考察學生們的法律學位，要批閱幾百份考卷，其中哈特教授對一個來自美國的學生的答卷感到興奮，他給這個來自於美國的學生的每一張考卷都打了最高分，一個年少的本科生之所以留給哈特教授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為哈特教授從他的觀點中讀出了對他成名著作「法律的概念」中觀點的潛在挑戰，並為此而感到焦慮，令哈特教授焦慮不安的那個學生的名字就叫羅納德· 德沃金。1956至1957年哈特教授受邀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做為期一年的訪問，當時德沃金正好在哈佛法學院學習（1955年為了獲得美國法律學位而回到了哈佛學習），哈特教授特別渴望能找到那個讓他既欣賞又感焦慮的學生，就在哈特快要結束他的哈佛訪學之行時，他與德沃金一起吃了頓飯，當時他們討論的是德沃金是從事學術教學研究還是法律實踐，哈特教授的意見是後者。1957年德沃金從哈佛畢業後，的確選擇了法律職業，但他很快就放棄了這一職業，並到耶魯大學謀得了一份教職。這是後話。哈特教授盡管到1974年才至退休年齡，但在1968年卻宣布了自己的退休決定（個中鮮為人知的原因在萊西寫的《哈特的一生》中有詳盡的解釋，有興趣者可讀此書）。哈特教授致信耶魯的德沃金，詢問他對做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一職是否感興趣。此時的德沃金感到很驚訝，因為這時的他幾乎沒有發表過作品，還處於默默無聞之中，他更不知道哈特教授如此關注於他。也正是哈特教授的力薦，使年僅38歲的德沃金成了哈特法哲學事業的繼任者，從而成就了德沃金乃至西方法哲學事業的輝煌。從中我們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哈特教授品格之高尚、人格之魔力、事業之執著、學術之寬容的偉大人文情懷。
對德沃金早期職業生涯影響最大的另外一人就是法官倫尼德·漢德。1957年德沃金從哈佛畢業後就到美國紐約第二巡迴法院做了當時已年滿87年高齡的資深法官漢德的書記員，在法院沒人知曉德沃金多少，但有人卻知道他是漢德的好書記員。漢德見過的書記員如過江之鯽，但他卻給予了德沃金以特別高的贊賞，他在給大法官富蘭克福特的一封信中稱德沃金是「超過所有法律書記員的法律書記員。」德沃金上班的第一天就與漢德法官做了交談，他們在同一間辦公室辦公，漢德對德沃金說：「我不知道我要你做什麼，有些法官要他們的書記員寫第一份草稿，我不知道你寫得如何，我自己寫得是相當不錯。」漢德告訴他，有些法官要求他的書記員去瀏覽法律，漢德說：「我要你做什麼呢？這樣吧，我告訴你我要你做什麼，我寫，你讀，然後你告訴我你的思考；另外，我要到哈佛做演講，為什麼你不告訴我你的想法呢？」漢德法官要做的演講是關於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在漢德看來，布朗案是一個錯誤的判決，因為漢德說法官不從事價值判斷的事情，價值判斷應當留給立法機關去做。德沃金雖然支持漢德法官的關於對憲法的解釋保持司法克制的姿態，但是他希望漢德拋棄對布朗案的看法，因為在德沃金看來，如果按照漢德的方法布朗案是錯誤的判決，那麼一定是這一方法有問題。雖然房間里只有他師徒二人，但漢德想避免討論這一案件。德沃金告訴漢德：「您不能簡單地對待這一案件。」德沃金與漢德如此不斷地爭論，最後德沃金說：「法官，您對布朗判決什麼也沒說，在您的眼裡它一定是錯誤的。」最終漢德把大法官富蘭克福特的意見搬了出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因為大法官與漢德持相似的看法，大法官對布朗案簽署了一致判決，他希望漢德法官認可這一判決。漢德與德沃金爭論的最後，漢德法官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採納了德沃金的觀點，但是這不是德沃金所希望得到的結果，因為德沃金是希望漢德放棄他的理論。當然，德沃金的觀點對憲法法院審理像布朗案一樣的案件而言是完美的、恰當的，因為這種判決是以寬泛的道德原則為基礎。德沃金曾說「我雖然不同意他說的一切，但從爭辯而言，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另外，德沃金在「Freedom』s Law」一書中曾提到一件有關他和女朋友茹絲與漢德法官的故事。在他們第一次約會時，德沃金不得不把一份備忘錄送交給漢德，他要求茹絲一起去法官家，他向茹絲發誓說：「只需一秒鍾的時間。」但是當漢德開門邀請他們進去之後，便給他們斟上了馬提尼酒，漢德法官與德沃金的女朋友茹絲就藝術史、漢德的老朋友Bernard Berenson、哈佛學院的現狀、最高法院以及其他許多事情暢談了近兩個小時。當德沃金和女朋友茹絲離開漢德家走下石磚台階的時候，茹絲問德沃金：「要是我常見你的話，我就可以常見到他嗎？」德沃金與茹絲於1958年德沃金書記員生涯即將結束時結的婚，那時法律書記員在他們服務期滿時將享有一個月的帶薪假，於是他向漢德法官請一個月的假。但是，漢德告訴德沃金不能給予假期，雖然漢德法官知道其他法官這么做，但那是納稅人的錢，他認為政府不應該給年輕人付薪假期，他從來沒做過，也不打算現在開這個頭。在德沃金婚禮那天，漢德送給了德沃金他自己個人的支票，支票數額相當於帶薪假期所支付的薪水。給漢德法官做一年的書記員期滿後，他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可以做大法官富蘭克福特的書記員，二是到Sullivan& Cromwell律師事務所做律師，德沃金選擇了後者。但是，過一種學術生活的想法一直吸引著德沃金，最後在耶魯大學做了教員，教授法律學院基本課程如沖突法和稅法。值得一提的是，在耶魯，德沃金是羅伯特·博克的同事，他們一同教經濟理論與法律這一門課程。許多年之後，1987年當里根總統提名博克為大法官時，德沃金則成了他以前同事的反對者，他評論說：羅伯特·博克「根本沒有理論，沒有保守法學，有的只是以右翼教義支配他的判決。」
㈨ 法律能否約束道德行為
首先，法律是由立法機關制定，國家政權保證執行的行為規則。法律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是階級專政的工具之一。憲法是國家法的基礎與核心，法律則是國家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可劃分為基本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商法、國際法等。普通法律，如商標法、文物保護法等。行政法規，是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行政規范的總稱。
其次，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道德是人本能的東西，更是後天養成的合乎行為規范和准則的東西。它是社會生活環境中的意識形態之一，它是做人做事和成人成事的底線。
再次，法律與道德區別：
第一，產生的社會條件不同。道德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階級和國家出現後才有的。
第二，表現形式不同。法律不論是成文法還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現出來，道德的內容則主要存在於人們的道德意識中，表現於人們的言行上。
第三，體系結構不同。法律是國家意志的統一體現，有嚴密的邏輯體系，有不同的位階和效力。道德雖然有共產主義道德、社會主義道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樣的嚴謹的結構體系。
第四，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當然主要是靠廣大幹部群眾自覺守法來推行，但也要靠國家強制力來推行；道德則主要靠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和修養來維護。
第五，制裁的方式不同。違法犯罪的後果有明確規定，是一種「硬約束」；不道德行為的後果，是自我譴責和輿論壓力，是一種「軟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