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爾德侯爵首席法官

❶ 波特蘭公爵的生平

波特蘭公爵本名威廉·亨利·本廷克，1738年4月14日生於英國白金漢郡的布爾斯楚園。他有兩名胞姐、兩名胞妹及一名胞弟，而作為家中長子，他甫出生即從父親襲取得禮節性封號，故早年又通稱為蒂奇菲爾德侯爵。蒂奇菲爾德侯爵的家族相當顯赫富有，父親為第二代波特蘭公爵，在全國各地擁有多處田產。至於他的母親瑪格麗特·哈利貴女是第二代牛津伯爵的女兒，在諾丁漢郡擁有一座規模宏大，名為威爾貝克大修道院的家族宅第。
蒂奇菲爾德早年入讀倫敦的西敏公學，後來升讀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1757年2 月1日從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畢業。畢業後，蒂奇菲爾德侯爵與胞弟愛德華·本廷克勛爵游歷歐洲大陸，期間曾到訪過波蘭、德國及義大利等地。 返回英國後不久，蒂奇菲爾德於1761年參與英國大選，在透過家族的影響力下，他成功於3 月28日奪得赫里福德郡威爾奧比利選區議席，他遂以蒂奇菲爾德侯爵的身份晉身下議院。不過，他在下院的時間相當短暫，處事低調，而且從未發言。不久到1762 年5月1日，他因為父親逝世而繼承家族的公爵爵位，成為第三代波特蘭公爵，他於是放棄其下院議席，晉升為上議院議員。
在上議院，波特蘭公爵很快就成為了輝格黨羅金漢侯爵派系的支持者，而且是羅金漢黨人的其中一員；至於憑借其家族地位及財力，波特蘭公爵亦受到黨內重視。在1765年7月13日，羅金漢侯爵出任首相組閣，波特蘭隨即獲委為宮務大臣，另外又獲委任為樞密院顧問官。到1766年7月，羅金漢因失勢下野，並由輝格黨另一派系領袖威廉·皮特（後為查塔姆伯爵）接任首相，但波特蘭與部份羅金漢黨人繼續在政府供職。不過，波特蘭等羅金漢黨人在皮特政府供職的日子並不長久，他們很快就不滿皮特作風專斷，再加上波特蘭與內閣另一閣員格拉夫頓公爵結怨，最終促使波特蘭與餘下的羅金漢黨人在1766年12月全體從內閣辭職，此後波特蘭在上院渡過了長達近16年的在野生涯，先後與格拉夫頓政府與諾斯政府對立，但由於他欠缺演說才華，因此表現並不突出。
退出政府後，波特蘭公爵透過自己的家族影響力，繼續為不少羅金漢黨人取得下院議席，[10]但自己卻陷入財政危機。在1767年8月，他與詹姆士·勞瑟爵士就多幅位於卡萊爾的土地業權問題展開法律訴訟，有關訴訟一直持續到1776年8月才告終結。雖然波特蘭最後獲判勝訴，可是他卻因為要支付龐大的訟費而幾近陷於破產。另一方面，他又在同年與生母波特蘭公爵太夫人達成協議，答應每年向她提供 16,000英鎊租金，以繼續居住於由她擁有的布爾斯楚園，至於公爵太夫人自己則居於威爾貝克大修道院。為了支付大筆款項，波特蘭公爵被迫出售大片位於坎布里亞郡的土地以作周轉。 在1782 年3月，時任首相諾斯勛爵領導的托利黨政府終因為英國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大敗而垮台，結束長達12年的執政。英王喬治三世當時除了求和以外，別無他途，他因此轉而向主和的輝格黨招手，尋求組閣可能性，結果羅金漢侯爵得以第二度出任首相。羅金漢上任後委任波特蘭公爵為愛爾蘭總督，至於波特蘭岳丈的胞弟約翰·卡文迪許勛爵則獲委任財政大臣。
波特蘭公爵在1782年4 月14日抵達愛爾蘭都柏林正式上任，可是羅金漢侯爵卻突然在同年7 月1日卒故，政府內部隨即出現紛爭。羅金漢死後，喬治三世委任親皇室的內政大臣謝爾本伯爵接任首相，但外相查爾斯·詹姆士·福克斯及財相約翰·卡文迪許勛爵卻大表反對，並向喬治三世要求由波特蘭公爵出任首相。他們的請求被拒絕後，兩人雙雙在7月從內閣辭職，謝爾本卻邀請托利黨的小皮特加入內閣，接任財相，使輝格黨進一步陷入嚴重分裂。到同年9 月15日，波特蘭公爵跟隨福克斯等人辭任愛爾蘭總督，此後其他輝格黨人物如埃德蒙·伯克及理查·布林斯里·謝里敦也紛紛從內閣辭職。
到1783 年2月14日，福克斯與政敵及前首相諾斯勛爵出乎意料地合作，組成「諾斯-福克斯聯盟」，並向外宣稱聯盟是建基於「深厚的善意及互信」，但他們的主要目的僅僅旨在務求推翻謝爾本政府。喬治三世曾極力維護謝爾本及阻止兩人組閣，但在得到托利黨及以福克斯為首的輝格黨反對派支持下，他們在1783 年4月2日於下院取得足夠優勢，成功使謝爾本政府垮台。由於波特蘭公爵在辭職後已成為輝格黨羅金漢派系內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因此這個諾斯-福克斯聯盟亦授意由他出任首相，但事實上，波特蘭公爵在政府中的地位可謂有名無實，雖然身為首相，但扮演的角色卻是無關重要，而大權則落在分別出任外務大臣的福克斯，以及出任內政大臣的諾斯勛爵身上，政府施政主要由兩人所全權主導。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也是喬治三世自登位以來，首次沒有參與其中的組閣行動。其中，內閣及首相人選完全由福克斯與諾斯勛爵等人內部協商而定，福克斯甚而宣稱這次組閣是以「民主原則」進行，沒有受皇室干預，而且「為憲法帶來完全改變」。不過，喬治三世則責難聯盟政府的組成是「王國有紀錄以來最膽大妄為及不講道德的舉動」。
這個背後由福克斯及諾斯控制的政府，支持度沒多久就因為多項爭議而急劇下滑，到同年12月19日更因為福克斯提出的《印度草案》遭上議院否決而被迫垮台。在得到19名上院貴族支持下，喬治三世遂選擇以年僅24歲的小皮特出任首相，聯盟政府至此壽命僅僅約八個月而告終。當波特蘭公爵卸任首相時，喬治三世沒有按慣例召見波特蘭收回首相印鑒，而是派侍從到波特蘭那裡取回印鑒。由此可見，波特蘭公爵雖然沒有在政府發揮影響，但卻仍然因為加入聯盟任相而被喬治三世敵視。 波特蘭公爵卸任首相後，他隨福克斯成為議會內的反對派，並與托利黨的小皮特政府對立，但他事實上主要花時間待在布爾斯楚園，並對音樂產生濃厚興趣。未幾，法國大革命於1789年爆發，波特蘭公爵與福克斯等輝格黨人起初也對當地的大革命表示認同及支持，但他們後來卻隨著大革命愈演愈烈而陷入分歧。在1792年，法王路易十六被廢黜，隨後更在翌年遭送上斷頭台處決，這一系列事件在英國的上流社會引起很大恐慌。波特蘭作為國內主要的大地主及貴族之一，也擔心法國大革命浪潮一旦蔓延英倫，自己也可能會自身難保，因此他對法國大革命日益採取保守及予以保留的態度，與黨友福克斯的激進立場愈走愈遠。
同時間，波特蘭公爵也開始跟隨其他如埃德蒙·伯克的輝格黨人一樣，轉投小皮特的托利黨陣營，並慢慢認同有關托利黨反對議會改革及反對天主教解放等等的主張。在1792年10月，波特蘭接受任命出任牛津大學校監，同時接受大學頒授榮譽民法學博士，以向托利黨政府示好，不過他卻在同年婉拒英王頒授的嘉德勛章。此外，波特蘭與皮特兩方亦分別委託馬姆斯伯里勛爵及大法官拉夫伯勒勛爵進行談判，討論兩派合作的可能性，但由於波特蘭公爵擔心將兩方的合作公開會引來負面反響，所以談判一直謹慎小心地進行。踏入1794 年以後，波特蘭公爵隨著法國踏入恐怖統治而公開表態支持皮特，並在同年7 月14日接受皮特政府任命，到內閣出任內務大臣，同時在7 月16日更接受英王頒授嘉德勛章，到翌年6月又榮任諾丁漢郡郡長；至於他的長子蒂奇菲爾德侯爵亦連帶在1794年8月獲委任為米德爾塞克斯郡長。面對波特蘭公爵轉投托利黨，輝格黨激進派別的查爾斯·詹姆士·福克斯沒有特別感到驚訝，但就表示難以想像他與其他轉投皮特的輝格黨員會這樣「羞辱」自己。 波特蘭公爵與皮特的合作，亦連帶使一些原屬輝格黨的黨員獲招攬入內閣供職，其中菲茨威廉勛爵獲委為樞密院議長、史賓塞勛爵任掌璽大臣、另外威廉·溫德姆則任陸軍大臣。至於波特蘭公爵上任內務大臣不久，英國各地因為穀物短缺而爆發零星暴動，波特蘭遂參與當時一度流行的罷吃麵包運動，以減少耗用小麥。到1795年，為防止倫敦發生暴動，他還在倫敦外圍派重兵駐防，此外，政府又相繼引入《1795年外國人法案》、《1795年叛國法案》及《1795年煽動性集會法案》等高壓法案，大大增加了內務大臣的權力，但總括而言，大不列顛地區在他擔任內務大臣期間相對安寧，未有出現大規模的騷亂。
另一方面，波特蘭任內亦負責主管愛爾蘭地區的事務。在1794年12月，他委任其朋友菲茨威廉勛爵出任愛爾蘭總督，但菲茨威廉甫於愛爾蘭上任後，即向當地居民宣布天主教徒將獲政府平等對待。波特蘭對菲茨威廉的言論相當不滿，隨即在1795年1月將他撤換。然而，波特蘭公爵撤換菲茨威廉一事，引起不少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強烈反對，當地更有輿論指責波特蘭出賣了愛爾蘭，此後愛爾蘭的局勢不斷惡化，後來更於1798年爆發大規模的愛爾蘭叛亂。叛亂期間，波特蘭公爵下令時任愛爾蘭總督康沃利斯勛爵及愛爾蘭首席秘書卡蘇里勛爵以武力鎮壓亂事，使亂事不出數月而平息。
自1798年愛爾蘭叛亂發生後，波特蘭公爵積極主張大不列顛王國與愛爾蘭王國盡早合並為聯合王國，並進行多番秘密談判商討合並細節，另外還下令康沃利斯勛爵要盡一切辦法令《1800年聯合法案》獲得通過。在他的促使下，《1800年聯合法案》最後於1800年分別獲不列顛與愛爾蘭議會通過，兩地遂正式在1801年1 月1日聯結為單一國家，並將國號訂為「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以期望將兩地關系拉近。不過，皮特卻因為在兩地統一後未能履行解放天主教的諾言，結果在1801年3月下台，並由反對天主教解放的盟友亨利·阿丁頓（後為西德默斯勛爵）接任。
雖然皮特下野，不過同樣反對天主教解放的波特蘭公爵則獲留在阿丁頓內閣供職，但由於波特蘭年紀漸大，體力不支，他遂改任重要性較低的樞密院議長，名義上繼續參與政府決策。不久以後，阿丁頓成功在1802年與法國的拿破崙簽訂《亞眠條約》，暫時終止英、法間的戰爭，可是戰火旋於1803年重新燃起，國內輿論遂紛紛要求皮特重新出任首相，以帶領國家作戰。在這種背景下，皮特於1804年5月重新出任首相一職，並著手改組內閣。最初，皮特有意組成一個強勢的聯合內閣，除打算由波特蘭公爵出任掌璽大臣外，另外又希望邀請反對派的福克斯加入內閣，然而有關建議隨即遭喬治三世反對而告吹，波特蘭惟有在新政府繼續擔任樞密院議長。
到1805 年1月，皮特有意委任西德默斯勛爵入閣供職，但內閣卻沒有出缺，結果波特蘭自願將樞密院議長一職讓予西德默斯勛爵，自己則改任不管部大臣。到1806年1月23日，皮特因積勞成疾而卒故任上，首相一職遂由其表弟格倫維爾勛爵接任。格倫維爾勛爵繼任首相後，籌組了「賢能內閣」，波特蘭公爵遂趁機從內閣抽身退休，由此逐漸淡出政壇。 退出內閣後的波特蘭公爵主要花時間在布爾斯楚園休養，打算安享晚年。可是晚年的他備受腎病及痛風困擾，在1806 年3月還接受一個移除腎石的手術，而那時候麻醉葯尚未發明，所以手術為波特蘭帶來極大痛楚。[7]另一方面，波特蘭安享晚年的願望很快就落空，原因是格倫維爾勛爵的「賢能內閣」爭端不斷，組閣僅約一年多，就在1807年3月垮台。其時由於缺乏具份量的人物駕馭政府，喬治三世遂邀請甚具地位及聲望的波特蘭公爵重返政壇，並負責籌組內閣。波特蘭事後接受有關邀請，但卻作以下的自嘲：「 我的恐懼不在於履行這項職務會令我折壽，而是在於我不能如常以行動及精神去履行職務。」
晚年的波特蘭公爵，背景為牛津大學的拉德克里夫圖書館。
盡管波特蘭公爵在皮特的托利黨政府供職多年，他在1807年3月31日上任首相時卻仍然以輝格黨員自居。不過，他的內閣班子卻盡由托利黨員出任，其中不少如出任外相的喬治·坎寧、陸軍及殖民地大臣卡蘇里勛爵及財相斯賓塞·珀西瓦爾等人更是皮特的追隨者。波特蘭上任後不久成功帶領政府勝出1807年大選，但他自己很快就因為病情惡化及身體虛弱，以致任內未曾於國會發言。波特蘭甚至無法親自主持內閣會議，並任由閣揆自行打理政務，結果內閣大權遂落在坎寧、卡蘇里及珀西瓦爾三人手上，其中珀西瓦爾更在1807年遷入唐寧街10號。
波特蘭公爵的第二段首相任期見證半島戰爭的爆發，英國在戰爭中參與了多場戰事，首先是英軍於1807年的哥本哈根戰役中獲勝，後來又在1808年的維美洛戰役及1809年的塔拉維雅戰役擊退法國軍隊，此外，政府還在1808年8月授權英軍與法國簽署《辛特拉協定》，准許遇挫的法軍從葡萄牙地區安全撤退。盡管如此，波特蘭內閣未幾卻在戰事上陷入分裂，在1809年，外相坎寧曾承諾葡萄牙會發兵援助，但陸軍及殖民地大臣卡蘇里卻把軍隊調往荷蘭，參與瓦爾赫倫長征，最終長征以失敗折返告終。
自瓦爾赫倫長征陷入劣勢以後，坎寧立即暗指卡蘇里失職，並威脅波特蘭公爵，指出若果不以韋爾斯利勛爵取代卡蘇里勛爵，他將會辭去外相一職。[8]由於波特蘭公爵擔心坎寧一旦辭職會使內閣分裂，他惟有勉強答應坎寧的要求，並將兩人間的協議保密；但另一方面，波特蘭卻又擔心辭退卡蘇里會導致同樣結局，所以遲遲未有作出任何行動。這時內閣閣揆紛紛歸邊表態，使政府運作陷於停頓。[7]卡蘇里在1809 年9月得悉坎寧與波特蘭之間的協議後，感到非常惱怒，這遂促使卡蘇里與坎寧倆在9 月21日舉行決斗，結果坎寧在決斗中被卡蘇里開槍射傷。 卡蘇里與坎寧兩名內閣閣員私下以武力決解不和，一時引起輿論嘩言，至於本身已在1809年8月中風的波特蘭公爵，更因為事件而大受打擊，導致病情進一步惡化，亦再無力處理內閣糾紛。在強烈堅持下，波特蘭公爵最後於10 月4日辭任首相，由斯賓塞·珀西瓦爾接任，自己隨即返回布爾斯楚園休養。可是，這時的波特蘭公爵已經時日無多，並在數星期後的10月30日卒於布爾斯楚園內，終年71歲。波特蘭死後，公爵爵位由長子繼承，是為第四代波特蘭公爵。

❷ 中國法與英國法下的最大誠信原則作一比較。

最大誠信原則（Utmost Good Faith）又稱為「最高誠信原則」，是保險法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其產生於英國，到現在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從最大誠信原則產生到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MIA1906）出台，最大誠信原則都被毫不質疑的認為與保險合同簽訂前的告知義務等同，而MIA1906的第十七條由於沒有明確說明最大誠信義務與被作為前合同義務的告知義務的關系，因而產生對此問題的爭議，直到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兩個案子才給了這個問題較明確初步答案。本文從英國判例入手，探究最大誠信原則在英國的發展及范圍。
論文關鍵詞 海上保險 最大誠信原則 告知義務
最大誠信原則作為海上保險法最重要的原則之一，要求簽訂合同的各方當事人均必須最大限度地按照城實與信用精神協商簽約。其中，「誠信」就是各方當事人都必須把各自知道的有關事實告知對方，如實陳述，不得隱瞞，誤報或欺騙，即在英國海上保險中，最大誠信原則就是要求盡最大告知義務。英國特許保險協會1991年編寫的《合同法與保險》（Contract Law and Insurance）一書對於最大誠信原則的解釋是：Utmost good faith is a positive ty to voluntarily disclose， actually and fully， all facts material to the risk being proposed， whether asked for them or not.？自1766年發展至今，最大誠信原則已經走過了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對其的適用范圍亦從合同簽訂前慢慢向近十幾年判例中的整個合同履行期間過渡。
一、最大誠信原則的產生
最大誠信原則最早是以「最大誠信義務」提出的，最早提出此義務的判例是著名的Carter v Boehm （1766）案。在這個古老的案件中，被保險人在倫敦購買的保險單，以蘇門答臘島的一座英屬堡壘為保險標的，承保危險為該堡壘被敵軍佔領，因此，當此堡壘被法國人佔領後，被保險人提出了賠償請求，但保險人卻以投保人事先沒把此堡壘可能遭到佔領的事實告知保險人而拒絕賠付。
在庭審中，著名大法官曼斯菲爾德勛爵將羅馬法的誠實信用概念引入，提出：「保險合同是射幸合同，偶發事故發生的可能性的大小需要依賴於被保險人的陳述，保險人依照其陳述，在信賴其未作保留的前提下獲取收益……誠實信用就是禁止一方通過隱瞞其秘密知悉的事實，來吸引另一方，並依賴於另一方對事實真相的無知及對相對方的信任達成交易。」
雖然以上論斷最終未被此案採用，但被視為是保險法最大誠信原則的最原始和最權威的論斷，也被認為是該原則確立的標志。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關於最大誠信原則的經典論斷只與合同訂立前的告知義務有關，而並沒有提到合同訂立後當事人之間是否仍然應當盡告知義務或繼續遵守最大誠信原則。直到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生效，英國各級法院在審理海上保險糾紛案件時，才承認最大誠信義務不僅是一種前合同義務，而且貫穿合同履行的始終。故而，筆者認為，可以把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生效前的這段時間稱為海上保險法最大誠信原則的「前合同義務階段」。
二、最大誠信原則的發展之「模糊階段」
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頒布出台，其第十七條規定：海上保險契約之基礎，系忠誠信實，倘一方不顧絕對的忠誠信實，他方得宣告是項契約失效。該條被認為是在法條上，對最大誠信原則的最早承認。之後的第18～第20條是對此原則的進一步規定：第18條規定了被保險人須履行的告知義務；第19條是有關保險經紀人的告知義務；第20條是關於誤述的規定。但是，第18～20條的規定還只是對於作為簽合同義務的最大誠信原則的規定，同時第17條也沒有劃分時間上的界限。故，關於最大誠信原則究竟只是前合同義務，還是貫穿合同訂立與履行的始終，在實踐中存在很大的爭議。故而，對於最大誠信原則，也就是英國法中的告知義務范圍的發展，也是圍繞此爭議展開的。
因此，當時（甚至到1995年，星海案審判之前）對於該問題，主流都認為按照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的規定，最大誠信原則僅適用於訂立合同之前，與告知和陳述有關的事項。與此同時，也有人認為，由於第17條並沒有明確「忠誠信實」僅僅是前合同義務，因此，只要是涉及到「忠誠信實」方面的問題，都可以援用《海上保險法》第17條的規定。但是由於違反最大誠信通常是通過證實合同簽訂前未盡告知義務或誤述而確立的，而且多年來，並不區分合同簽訂前未盡告知義務的抗辯與違反最大誠信的抗辯，因此一直到1995年的泛大西洋保險有限公司訴松樹頂保險公司案件中，英國的上議院還認為最大誠信僅僅是前合同義務。據此，這一階段可以被稱為海上保險法最大誠信原則的「時間范圍模糊階段」。
三、最大誠信原則的發展之「全面適用於合同簽訂及履行階段」
由於兩個案子的審判使最大誠信原則發展到現在的全面適用階段：
（一）星海號案（The Star Sea）
Manifest船公司與UniPolaris保險公司簽訂了保險合同，後來由於船內設施起火導致了船舶全損，於是被保險人向保險人索賠，但保險人拒絕賠償，於是被保險人於1995年對保險人提起訴訟。保險人的代理律師提起了兩點抗辯，其中第二點與本文有關：依據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十七條，「海上保險契約之基礎，系忠誠信實，倘一方不顧絕對的忠誠信實，他方得宣告是項契約失效。」他認為，船東違反了該第十七條的最大誠信。因為當事故發生後，保險人的代理人去調查本案時，發現在保險合同簽訂後，船東，也就是被保險人並沒有向保險人透露，他的另一條配置相同的船Kastora號就是由於同樣的設施起火而造成的全損的事實。對於本案中當事人雙方的請求，上議院的赫伯豪斯勛爵（LordHobhouse）（就是星海案在上議院審理的首席法官）認為：首先，最大誠信原則不限於海上保險，其是適用於其他形式的保險合同的，合同雙方都必須信守的原則。其次，作為公平交易的法律原則，最大誠信原則並不應該因為合同的締結而終止，而是應貫穿於合同締結、履行的整個過程。再次，最大誠信原則是一項重要的法律原則。一方違反這一原則時，另一方可以溯及既往地使合同無效，但不能要求損害賠償，如果因此發生需要調平雙方經濟利益的情勢，依據的是恢復原狀（restitution）的法律，而不是合同法。最後，作為前合同義務的告知義務與合同締結後的告知義務不同：合同締結前，被保險人有義務將所有的重要情況全部告知保險人，但如果因此認為「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締結之後，依然要把對方感興趣的和可能影響對方行為的事情告知」就是不對的，對於被保險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LordHobhouse認為：除非保險人能夠證明被保險人的索賠是欺詐性的，否則不能依據《海上保險法》第17條規定的最大誠信原則進行抗辯。
（二）大陸商人案（The「Mercandian Continent」）
本案的具體情況如下：
船東於1988年將其貨船送入Trinidadian船廠進行修理，由於船廠工作人員的過失，在維修時，該貨船的發動機爆炸，致使該船就此報廢，給船東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於是，船東作為原告對船廠進行起訴。在1989年，船東就將此爭議置於英國的管轄權之下，船廠並未提出異議，也就是說船廠同意英國的管轄。由於最後的賠付還必須有船廠的保險公司來完成，所以保險公司接管（takeover）了船廠的抗辯（defense）。由於受錯誤信息誤導（與船廠無關，保險公司自己的過失），認為如果不受英國管轄，而受特立尼達州的管轄的話，能夠有更多的免責，於是保險公司的保險理算師建議認為，如果能提出管轄權異議，不再受英國管轄，對保險公司就更有利了。同時由於保險公司於1988年7月1日收到過一封來自船廠的保證人的信件，意思是雙方已經訂立了管轄權協議，由特立尼達州管轄，因此，保險公司認為船東一方去英國訴訟，接受英國管轄的行為是無效的，英國法院對其沒有管轄權。至此，保險公司提出了管轄權異議。後來，經過審理，保險公司的管轄權異議被駁回，同時發現1988年船廠保證人的信的內容是虛假的，而且不論受英國管轄還是受特立尼達州管轄都是一樣的，都沒有更優越的免責條款。於是，保險公司以船廠在保險合同簽訂以後提供內容虛假的信件，誤述管轄地問題為由，認為船廠違反了告知義務，未盡最大誠信而拒絕賠償。
據此，主審法官隆摩爾認為：保險人基於被保險人在合同訂立之前未盡告知義務或存在誤述而主張宣告合同無效時，必須證明兩點：其一，被保險人未告知或者誤述的事實對於謹慎的保險人評估風險是非常重要的（重要性）；其二，保險人是受此誤導才承保風險（誘因性）。「重要性」要求在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第十七條中已明確規定：「誘因性」要求是英國上議院在1995年的泛大西洋保險有限公司訴松樹頂保險公司的案件中確立的。在合同締結後、履行中，這兩項要求一樣應該適用，尤其是「誘因性」要求，在保險人根據被保險人在合同訂立之後違反最大誠信義務而主張整個合同無效時，必須舉證誘因。因此，《海上保險法》第17條不僅應該如前人認為的適用於合同訂立之前，在合同訂立之後依舊適用。同時，隆摩爾法官認為：根據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第17條，在保險合同訂立之後，只有在可依據對方違反最大誠信原則，未盡告知義務或者存在誤述而終止合同的情形出現時，才可宣告合同無效。
最後，隆摩爾法官總結道：當根據保險合同的明示或默示義務需要將信息告知對方時，就必須遵守告知義務，因為這在本質上是來源於合同的義務。所以，保險人如果能夠證明被保險人違反該義務與他自己按照保險單最終承擔的責任有關，而且，這種對告知義務的違反使他有權利終止合同，保險人才能夠宣告合同自始無效。如果未告知或誤述的內容與保險人最終承擔的責任無關，保險人就不能依據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第17條的規定的進行抗辯。在本案中，對於管轄權協議的效力的誤述，不論是故意也好，過失也罷，對保險人最終承擔的責任並沒有關系，因為不論是受英國法院管轄，還是受美國特立尼達州管轄，保險公司都一樣得負相同索賠責任，都沒有更多的免責條款，都同樣不能免責。所以，在本案中，保險人關於最大誠信的抗辯並沒有得到支持。
四、總結
作為海上保險法重要原則之一的最大誠信原則不僅存在於保險合同成立前，在保險合同成立後依舊適用。概括總結英國海上保險法項下的最大誠信原則，可為：
第一，最大誠信是海上保險合同的雙方都必須遵守的法律原則與義務。
第二，最大誠信原則所包含的告知義務，不僅僅是一個前合同義務，它作為一項重要的義務，貫穿合同履行的始終。盡管如前文中所表達的，作為前合同義務的告知義務與合同締結後的告知義務不同，但在保險合同成立之後，的確存在履約時不得有重大欺詐的持續義務。在保險合同履行期間，該義務至少存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在風險變更時，如果變更的風險與保險人依據保險合同最終承擔的責任有重大關系，被保險人有義務告知保險人；二是被保險人不得提出欺詐性索賠。
第三，在保險合同成立之後，如果保險人可以證明以下兩點，則可以宣告合同自始無效：一是被保險人的欺詐行為與保險人依據保險合同最終承擔的責任有關；二是被保險人的違約行為使得保險人有權解除合同。這種解除合同，使得保險人免予賠償，而對被保險人而言，即導致其相當於沒有訂立過該保險合同，但保險人不能要求被保險人賠償損失（因為，解除合同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就與從沒簽訂過合同一致）。
第四，當保險合同糾紛進入訴訟程序時，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17條的規定仍將影響法院的自由裁量權。換句話說，法院在審理海上保險合同案件時，也要遵循該原則。
五、此原則對我國的影響
在我國海商法學的研究中，主流觀點認為最大誠信原則體現為，訂立合同時的告知義務和履行合同時的保證義務。筆者認為，相比上文中論述的英國海上保險法中的最大誠信原則主要是作為合同訂立前義務的告知義務和合同履行過程中的告知義務而言，我國學者認為海上保險法中的最大誠信原則為作為合同訂立前的告知義務與合同履行過程中的遵守保證義務，前者體現在《海商法》第222條中，而此法中卻沒有提到合同履行過程中的告知義務。但是，筆者認為就像隆摩爾法官所說的那樣，最大誠信原則中的告知義務不僅在保險合同締結之前適用，同時也貫穿於整個保險合同履行始終，並且至少存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在合同締結後，保險風險變更時；二是被保險人不得提出欺詐性索賠。因為，雖然規定了保證義務，但由於事態的發展，當初的保證為與不為極有可能不得不被違反，如果因為這樣就使保險合同喪失效力，對於被保險人並不公平，也不利於合同關系的穩固。因此，筆者認為與其規定被保險人的保證義務，莫不如只在一些極其重要的情況下規定為與不為的義務，但全面使用貫穿合同簽訂前，履行中的告知義務，即，一些行為允許當事人在一定情況下為或不為，但事後必須盡告知義務，以此既保護了被保險人的利益，使保險合同不能被輕易解除，另一方面又保護了保險人的利益，使其能自始至終地了解其承保的事項，進而能夠更好地預測風險。綜上所述，我國應該引入全面的告知義務，用以完善海上保險法的最大誠信原則，以此利於保護保險合同當事人，尤其是保險人的利益，防止保險人由於無知造成的損失，同時有利於交易安全，增進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公平，也利於我國的市場經濟的完善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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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如何才能更好的實現公正司法的目標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通常意義上,「公正」( impartiality)一詞含有平、正義、平等之義, 20世紀英國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聲譽的法學家———阿爾弗雷德·湯普森·丹寧(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年)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和著作理對「公正」作了經典的詮釋。他從1923年當律師,到1982年在上訴法院院長(Master oRolls)崗位退休,一共從事法律職業60年。令人感動的是,他在80歲以後通過著書說〔1〕繼續思考英國的法律事業,闡發自己對法律職業的追求及感悟。在這些著作中,寧勛爵以他親身經歷的案件的辯護和審判的實踐為內容,結合法學理論闡發了他對英法律及司法制度的觀點和看法。通覽這些著作,不難發現,丹寧勛爵是司法公正思想的極倡導者和踐行者。在幾十年的法律職業生涯中,丹寧勛爵面對時代的挑戰,始終以追文明和進步,實現公平和正義為目的,在當代世界司法制度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的司法公正思想值得追思,更值得當下的法律職業者學習和借鑒。

一、成長閱歷———公正思想的源泉

一個人的某種思想的形成通常與他的成長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丹寧勛爵的公正想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所決定的。1899年丹寧出生於維多利時期受人尊敬的富裕之家,他的祖先是丹麥人,而丹麥人與法律有著天然的關聯,據考證,「法律」(law)這個詞本身就是丹麥語中的一個詞。平時,丹麥人喜愛爭論,他們喜歡聚在一起進行法律辯論。這種傳統對丹寧產生了較大影響,他在自傳《家庭故事》里曾寫到:「也許這就是我現在在判決之前為什麼喜歡聽法律辯論,而不願意將它們都寫下來的原因吧。」〔2〕丹寧出生後,父母給他取教名為阿爾弗雷德,也與法律有關系。因為1899年正好是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著名的統治者阿爾弗雷德去世後一千年。阿爾弗雷德在位期間非常重視法律,關注法律的良善和公正,當時的百姓都很尊敬他。正好一千年以後,丹寧出生,因此,他的父母取「阿爾弗雷德」為他作教名,希望丹寧長大以後也能像那位國王一樣關注法律,富有公正思想。

丹寧的父母都是非常正派的人,「父親善良,有思想,受到大家的熱愛。媽媽堅強,做事有決心,從不講廢話。」〔3〕這些品格對幼小的丹寧思想品格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他的父親擔任陪審員的經歷對丹寧的影響更大。丹寧的父親主要職業是經營綢布店,但是曾被政府應召在巡迴法庭當陪審員,幾乎每天都去法院。陪審制度是英國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原本為法國的制度, 1066年隨著諾曼入侵被帶入英國,給英國的法律打上了深深的印記。丹寧的父親在擔任陪審員期間,工作認真,為人公正,據說當時的紅衣法官約翰·勞倫斯對他印象很好。丹寧也深感受父親思想熏陶較多,他說:「早在我參加陪審團時,我就知道有關陪審團的一些事情。他是戶主,而且完全有資格擔任陪審員。陪審是這樣一種工作,它為一般人上了有關公民權的最有用的一課。它是一門在以前八百年間代代相傳的課程。被任命為陪審員的英國人在主持正義方面確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4〕因為當時的陪審員必須具備這樣的品質:他們必須能將自己一般的判斷力用在需要作出判斷的工作上;必須具有關於世界和人的知識;具有個人從屬於社會這種概念,做到公平合理這種願望是他們行動的動力;尤為重要的是,他們都願意努力爭取對他們要解決的爭端作出公平的決斷。〔5〕因此,英國民眾將陪審團參與法庭審判作為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的重要手段。那麼,生活於這種社會環境和家庭氛圍當中的丹寧,其思想自然也受到這種公正價值觀念的影響,以致年僅10歲的丹寧就萌生了長大當一名公正的使者———律師的念頭。「有一次———當時我大概10歲———我抬著頭對媽媽說:『我想,我應該當律師』。」〔6〕盡管當時他還不明白律師是干什麼的,但是他已知道律師與陪審員一樣是正直的人,是維護社會公正的人。

而求學期間是丹寧公正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自上小學起,丹寧就非常喜歡讀書,他說,「我讀了很多書,而且讀得很快。」〔7〕一戰爆發後,老師前去打仗,丹寧就自學,他自學了微積分、動力學、統計學等課程,讀了很多英國文學經典。這些課程及經典對丹寧後來理解社會及法律問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英國文學經典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對丹寧的思想產生了的極大的震撼。據丹寧回憶:「從青年時起我就熟悉英國詩人丁尼生的詩,後來一直鞭策著我:騎士的圓桌多麼公正/光榮的團體,男人的精英/它是那非凡世界的象徵/謠言,我們不講;誹謗,我們不聽/走遍天涯海角,去把人間的邪惡踏平。」〔8〕

就這樣,丹寧通過自己的勤奮自學於1916年10月考上了牛津大學的馬格德林學院,學習數學專業。也就在牛津大學學習數學的同時,丹寧開始大量閱讀法律經典,包括拉丁文的《查士丁尼皇帝法典》(Institute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以及《聖經》的經文。他將所讀到的著作中有關「公正」的格言都一一摘錄背誦下來,這些法律經典對丹寧公正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查士丁尼皇帝法典》的開頭幾句是:「公正是公平待人的永恆目的。」/「法律是關於神和人的學問———是關於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學。」/「法律的格言是:為人正直,勿傷鄰居,公平待人。」這幾句已經廣泛流傳了數百年,對丹寧影響深遠,他認為這幾句表達了所有時代的法律的道德和哲學基礎。當時的牛津大學馬格德林學院每個人都會說: Ius suum cuique(公平待人)。〔9〕可見,《查士丁尼皇帝法典》對人們公正思想的形成影響之深遠。而《聖經》上的幾句格言:「世人那!神已經指示你們他喜悅的事,那就是要你們行公義,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也對求學期間的丹寧影響很大,使他在後來的法律實踐中「行公義」。直到80多歲後,丹寧仍清晰地記住《聖經》上的這幾句格言。

在成長的過程中,丹寧受英國著名法官公正思想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在《法律的未來》一書中,丹寧專門提到了一些他所崇拜的法官。英國是一個具有公正傳統的國家,而對司法公正思想作出有力闡發的是那些不朽的法官們。例如,亨利·布雷克頓提出了「國王不受制於人,但受制於上帝和法律」的要求,以確保法律公正。弗朗西斯·培根對法官的警示: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愛德華·科克「作為首席法官,他是聰明的、公正的。」〔10〕特別是科克大法官在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期間,為了司法公正,敢於與國王抗爭。在1617年的薪俸代領權案件〔11〕中,國王派人送信給科克,讓科克同國王商議之後再審理此案,被科克斷然拒絕。科克認為,「如果服從陛下的命令,停止審案,那麼就會拖延實施公正。這是違反法律的,也是違反法官的誓詞的。」〔12〕科克的這一行動遭到國王的報復,很快被國王免去了法官職務。但是,在英國民眾的心目中,科克永遠是公正的化身。丹寧所崇拜的另一名法官兼法學家———曼斯菲爾德,也是因為曼斯菲爾德具有把公平和良心的原則輸入到我們法律的固定公式之中的品格,「他使法律擺脫了陳規舊套,細枝末節和一些狹隘的想法。他把廣泛的公平與合理的原則帶進了法律之中。」〔13〕丹寧盛贊曼斯菲爾代寫論文德對司法的態度: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著名法官沃爾西也是丹寧所尊敬的前輩,丹寧曾指出,「《亨利八世》中沃爾西的勸告———『做人要公正,不要怕』等等符合我的哲學,也是我追求的目標。」〔14〕顯見,英國歷史上的上述著名法官和法學家關於公正的各種註解,對丹寧司法公正思想的生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總之,丹寧勛爵的司法公正思想是在英國的社會環境、家庭及教育影響之下形成的,對他後來在律師和法官職業生涯中,堅持公正司法、忠於職守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丹寧在他的一生中,始終不渝並卓有成效地貫徹司法公正的原則,為實現司法公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丹寧在《家庭故事》一書中將自己的人生哲學概括為三條,其中第一條就是「實現公正」。的確,他為實現司法公正奮鬥了一輩子,實在可敬可佩。

二、法律公正———司法公正的基礎

公正(Justice)是人類社會的永恆話題,它是法律的根本出發點。早在古希臘時期,一些思想家就洞察出:在所有實現公正的手段中,法律是最有希望的。人們通常將公正視為法律制度應當具備的優良品質,法律只有在公平正義中才凸顯其良善性,理想的法律往往成為公平正義的化身。而公正是法的首要價值,通常認為,「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作為良法必須內蘊公正的精神,它要反映客觀規律,符合時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等,稱其為法律公正或者公正的法律。也就是說,法律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礎,司法公正實為法律公正的現實化。鑒於此,丹寧勛爵在自己的著作中多處闡述了法律公正問題。

丹寧極力主張法律自身的公正性,他認為「法律是涉及公正的,什麼是公正」?「我要提出的只是,公正不是你們能看到的什麼東西。它不是一時的,而是永恆的。一個人怎樣才能知道公正是什麼呢?法律是在我們日常事務中運用公正———盡管還不是完全正確地運用。」〔15〕他還指出,人民服從法律的重要原因在於法律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確和公正的法律規則,並希望他們的鄰居也服從它們,當然,他們自己也服從它們;但他們對那些不公正的法律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如果要人們感到對法律有一種義務感,那麼法律就必須盡可能地與公正保持一致。」〔16〕也就是說,只有「良法」才能獲得普遍的服從,這與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一脈相承。丹寧所主張的公正法律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則。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是西方社會的一條最基本的法則,〔17〕也是英國法院採行的一條最基本的憲法原則,在法律上它適合於一切案件的審理。它包括法官在審案時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必須給予被告以充分的辯護、申訴的權利等。在丹寧那裡,「無疑,倘若一個裁判未遵守自然公正法或者偏袒,其判決是無效的;而且可以以調卷令撤銷,或以宣告無效來達到這種效果。」〔18〕例如在《坎達訴馬來亞政府案》中,丹寧指出,防止偏袒的法則和申訴的權利經常被稱為自然公正的基本特徵,它們是支撐自然公正的一對柱石。羅馬人曾用Nemo judex in causa sua, andAudi alteram par-tem表示「任何審案法官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如今經常用這樣兩個詞表達無偏和公正。丹寧指出,「在每一個案件中,不管你是採用由執政官掌握的羅馬衡平法還是採用由大法官掌握的英國衡平法,衡平法都會提出自然公正的原則。衡平法主張這些原則高於當時存在的所有法律,因此,應該求助於這些原則去減輕法律的嚴厲性,軟化法律的僵硬性。」〔19〕在法律思想史上,普通的公平正義觀念往往都是和自然法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在人類發展的早期,「自然法往往被理解為一個符合正義要求的、完整的和現成的規則制度,而不管它們在一國的實定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達。」〔20〕並且,「自然正義規則是為了確保法律秩序得到公平的和有規則的維持。」〔21〕當然,英國的衡平法(Equity)最能體現公正的精神,它遵循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則,對普通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進行審理。衡平法與自然公正原則是一致的。

其次,在丹寧看來,「公正」是憲法的精神內核。這種精神「它首先植根於人生來就有的追求正義的本能,這種本能引導我們相信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這是社會的真正基礎。」〔22〕它是由我們長期的經歷和傳統而形成的一種氛圍,感覺得到,卻看不見;體會得到,卻不能學。例如在威廉·盧夫斯大廳曾進行過對培根的公正判決和對薩默斯的公正赦免,在這座大廳,查理曾平靜地面對高等法庭,挽回了自己的聲譽……它不是他的智力產品,而是他的精神產品。宗教關心的是人的精神,人憑著這種精神就能認識到什麼是公正。〔23〕不難判斷,丹寧強調「公正」是法律的核心品質,是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正如羅爾斯的正義首先適用於制度正義一樣,公平正義是制度尤其應該具有的美德。

復次,丹寧認為,英國的普通法律應該內蘊公正的精神,體現公正的理念。早年,科克大法官曾說過:「如果國會的法令與正義和公理是相矛盾的,或者是不協調的,或者是不可能執行的,那麼普通法就要加以控制並裁決該法令無效。」〔24〕也即是說,如果法律違背了正義和公理的精神就得加以廢除。一方面,「英國的普通法被描繪成『理智的男人』,他關心他人的安全就跟關心自己的安全一樣,這種優秀的但也是討厭的人物像一座豐碑樹立在我們的公正的法庭上,他徒勞地要求他的同胞照著他的榜樣去規定自己的生活……」〔25〕英國「普通法有很多表明公正和美好感覺的原則,這些原則有利於全世界各民族和各種膚色的人民。」〔26〕誠如英國學者理查德·克萊頓和休·湯姆森所言,在普通法中,「nemo judex in causa sua (nobody can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任何人都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audi alteram partem(hear the other side)———應當聽取另一方當事人的陳述和意見。」〔27〕長期以來,這兩者被視為公正審判的最低限度原則。

再次,丹寧所認為的公正法律必須不斷更新。丹寧指出:「法律應該得到修正,以保證實現公正,或者盡可能地接近公正。」〔28〕法律應不斷更新才符合公正的精神,以滿足公正司法的需求。「那些由19世紀的法官們確立的法律原則———盡管適合當時的社會狀況———但是不適合20世紀的社會需要和社會見解……」;「必須記住,無論哪一項法律什麼時候被提出來考慮,人們都沒有能力預見到在實際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多種多樣的情況。」〔29〕當然,這一任務多半由法官來完成。丹寧認為,法官在審案和判案的過程中,應該隨著社會的變化和時代的發展創造出與生活的步調相一致的公正判案原則。他常常在上議院發言指出,要實現法律的公正就需要對法律進行創造性的解釋。〔30〕社會生活的變遷,法律必須更新,否則難以體現公正。

最後,法律條文在適用過程中必須結合公正理念,按照英國歷史上的著名法官托馬斯·沃爾西的觀點:在某些案件中有必要離開法律文字去追求理智和公正所要求的內容,追求公正本來的意圖。也就是說,去減輕和軟化法律的殘酷性。沃爾西在大法官法院主持了14年,出庭審判總是守規守時,在實現司法公正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判決被認為是公平合理的,他的司法工作聲譽很高。丹寧認為這些主要歸功於沃爾西堅持法律公正的原則,丹寧在自己的司法生涯中也以沃爾西為榜樣,堅持法律公正,為實現司法公正不懈努力。在長期的法律工作中,丹寧勛爵親身見證了英國法律的發展歷程, 1984年他在《法律的界碑》一書里提到:「可以說,在我任職的時間內法院已經重新發現了新的衡平法。它是公平的、合理的、也是靈活的,但『不像大法官的腳』,是變化無常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31〕事實上,在任何一個法律制度中,社會公眾對司法過程中那個扮演著「主持正義角色」的裁判者都有一種最基本的預期,這就是當他藉助於公共權力來平衡那些相互沖突的利益時,應當使爭議的各方所得到的利益或不利既不比他們「應得的一份」多,也不比他們「應得的一份」少,否則就會被認為背離了司法公正的要求。〔32〕有如學者所言,「司法公正是一種法律之內的正義,這意味著它是以合法性的形態存在著的正義,同時,也意味著它是具有法律性質的制度倫理意義上的正義。」〔33〕

總之,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丹寧勛爵為英國法律的公正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司法是一種適用法律的過程,其公正與否,首先取決於所適用之法是否公正。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具有公正的性質,司法適用法律的方式再准確、再科學、再高明,也只能得出一個不公正的結果。〔34〕因此,作為法律職業只有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職業自身的公正性,無論律師或是法官在追求和實現公正的道路上,應該堅持從法律公正做起。

三、律師公正———司法公正的力量

在英國,律師與法官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主體,依靠各自的知識,既各自忠實地履行著法律賦予的不同職責,又共同追求著司法公平與正義目標的實現,保證著司法的公正和社會的秩序,在司法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英國,律師是一個「精英的職業階層,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豐厚的薪酬待遇,並且在適用法律上處於核心地位。」〔35〕可以說,英國律師是司法公正的追隨者。在丹寧的心目中,追求和實現公正是律師的天職。無疑,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

由於自小對法律的熱愛和嚮往,〔36〕使丹寧在1920年大學畢業選擇職業時,再次將目光轉向了法律領域———當一名律師。1921年10月,他再次回到馬格德林學院,拿起法律課本,開始學習法律。後來,丹寧又進了林肯律師學院, 1922年10月開始直接在律師事務所實習,開始了自己的法律職業生涯。在這里,丹寧進一步接受專業訓練,思想也更加成熟。就在林肯律師學院圖書館的中央,有一尊雕像,那是當時最偉大的辯護律師———托馬斯·厄斯金。托馬斯·厄斯金從事律師工作期間,始終將公正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他有一名言:「我將永遠不遺餘力地維護英格蘭律師的尊嚴、獨立和正直,沒有這些無私的公正———英格蘭法最有價值的部分———就不能存在。」〔37〕托馬斯·厄斯金的這一名言,丹寧銘記在心,並常常對他的學生們重復這段名言。可見,托馬斯·厄斯金作為一名律師的公正思想對丹寧有很深的觸動,丹寧在自己20餘年的律師職業〔38〕中,也一直堅持公正原則,為實現司法公正而奮斗著。

首先,丹寧主張律師自身在思想觀念上應追求公正,不懈努力,「正像科學家尋求真理一樣,律師應該尋求公正;正像科學家通過很多實例自己得出一般命題一樣,律師也應該通過很多判例自己建立一般的原則;正像科學家發現自己的命題不適於所有實例時就修改,或者發現自己的命題是錯誤的時候就得完全拋棄一樣,律師發現自己的原則不適於所有情況時就應該進行修改,或者發現它們會產生不公正的結論的時候就應該拋棄。」〔39〕在丹寧看來,只有通過這種辦法,律師才能為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作出貢獻。觀念決定行動,一個人只有在思想觀念中樹立起公平正義的意識,才能在行動中切實表現出來。為此,丹寧還批評了某些律師片面依賴法規忽視公正的思想,指出,對一些律師來說,法規就是一切,正確與否沒有關系。他們經常咬文嚼字而忽視法律條文的實質,他們反復推敲文字,然後在使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詞義對他們來說是法律上的事而不是平民百姓的事。那些對社會有責任感的律師,應該盡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使法律的原則和公正保持一致。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他將失去人民的信任,法律也會名譽掃地,國家的穩定將會因此而動搖。〔40〕他把一些「只關心法律事實上是怎樣,而不是它應該怎樣」的律師比做「只知砌磚而不對自己所建築的房子負責的泥瓦匠」。〔41〕這個比喻很恰當地批評那些只知道處理案件本身,而不顧及案件處理公正性的問題,強調律師應該關注所處理案件背後的公正精神。

其次,丹寧認為律師應不斷學習,只有專業過硬,才能公正執業。律師是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識和技能,服務於社會公眾的一種自由職業。在普通法系國家,律師與法官一樣,在參與司法審判實踐時,要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技能,解釋成文法,尋找與案件最相類似的判例來適用,需要通過自己的知識、訴訟經驗以及長期所養成的判斷力進行仔細的推敲和認定,才能公正處理案件。丹寧深切地理解這一點,他指出:「毫無疑問,律師的任務———也是法官的任務———(解釋成文法)是找出國會的意圖(符合公正精神)。當然,在尋找國會的意圖時,你必須從成文法所使用的詞句開始。」〔42〕對於參與訴訟的律師來說,他必須在訴訟的整體意義上,遵循法官的判例,來把握法律適用的真諦,即通過認真研究法官對判例的適用,努力找出與本案事實、性質最相似的判例,引證對本案最有利的適用,說服法官作出有利於本案當事人、符合公正精神的判決。所以,「我在學習律師時,我在圖書館花了很多很多時間———就像現在的學生一樣。我當上律師以後,我仍在那裡花很多時間,查找案例。」〔43〕以致丹寧認為律師是所有專業人員當中最勤勉的,只有不斷學習,才能具備公正執業的條件。

在當律師初期,丹寧一邊從事律師工作,一邊參與編輯《史密斯判例集》,定期去溫切斯特和埃克賽特的巡迴法庭,聽取並決定「與實現公正有關的訴因」。就這樣,丹寧在當了15年的新進律師之後不久,由於出色的表現被授予「王室法律顧問」的稱號, 1938年4月7日他穿上了絲袍,開始從事王室法律顧問的工作。此時的丹寧工作更加認真,成績卓著,贏得了贊譽:「有一位律師,是一位傑出的人,審慎、聰明……由於他的學識和名望,他領受過許多酬金和贈予的衣物,再也沒有比他還忙碌的人,而近來他越來越忙了。自從威廉一世以來,每一件法案判例他都記得清楚,每一條法令,他也能逐字背得出。」〔44〕可以說,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精湛為丹寧律師職業地位的提升、名譽的確立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為其公正執業、實現司法公正掃清了障礙。

復次,丹寧主張律師在為當事人服務的過程中應堅持法律公正,不應無原則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在英國的法庭上,律師對於自己所知曉的與其所受理案件相關的判例即使不利於當事人,原則上也應在法庭上陳述。有學者認為,這種做法主要源於這樣一種理念:出庭律師除了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外,更重要的還是應該根據公正原則幫助法院發現案件事實真相,從而實現司法公正。〔45〕從這個意義上,不難推斷: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律師還通過法律援助的形式保障司法對弱勢群體的公正。丹寧指出,「我常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46〕律師法律援助在英國早期是出於一種慈善動機,是對貧窮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屬於律師良心和道德上的義務。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及人權觀念的傳播,法律援助轉化為一種國家的政治責任。「二戰」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變化使社會本位思想成為主流,法律援助成為國家保障當事人之間真正平等的義務,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面實現公正司法的理想和目標。丹寧所提倡的法律援助正好與這種潮流相適應,也是律師實現司法公正的途徑之一。

再次,「公正是與制度性因素相關的正義。」〔47〕在丹寧等法學家的倡導下,英國逐步建立了律師的相關制度,使得律師公正有制度做保障,具體說來,英國律師負有以下義務:其一,維護職業獨立性的義務,不受其他組織和個人的干涉,並須單獨開業;其二,維護職業聲譽的義務,不得作廣告或招徠業務;其三,忠於委託人不得欺騙委託人;其四,忠於法院,若委託人的具體要求與辯護律師對法院的義務有抵觸,「辯護律師必須對此不予理睬,否則將要為此承擔責任。」〔48〕這些義務為律師公正執業,實現公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得律師「正如廣大公民所了解的律師的命名———正直和高尚的楷模」。〔49〕並且,在英國律師的職業意識中,任何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或因追逐利益被當事人所支配,犧牲自己的獨立地位或原則,都是對自己神聖職責的玷污。出庭律師聲稱他們出庭時不代表當事人的任何一方,是履行獨立辯護的「高貴職務」。〔50〕可見,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和保障。

❹ 衡平法的發展歷史

英國衡平法的產生與發展：
自1066年法國諾曼人威廉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改革訴訟程序，宣布廢除明裁判制度，建立巡迴法官，定期到全國各地進行巡迴審判，對有關國王財政、土地所有權和國王安寧秩序方面的案件進行主動追究，並監督地方的司法活動，而且容許騎士、平民和自由農民可以越過地方法院直接向王室法院提起訴訟，英國的普通法在全英國得到廣泛的適用和發展。
隨著英國手工業和商業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社會經濟關系和財產關系人復雜化，出現了許多普通法所沒有規定的新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現象，當時現有的普通法以土地為中心的解釋農業經濟的產物，無論就其內容來看、還是就其訴訟方式來看，都過於保守、陳舊和僵化，而不能適應社會經濟關系發展的新需要。
首先，普通法訴訟程序方面過於僵硬和殘缺不全；如根據普通法的規定，當事人要向王室法院提起訴訟，必須先向大法官領取開審令狀，王室法院才能開始審判。開審令狀是大法官以國王名義發出的一種訴訟文書，責令被告人履行令狀中所明示的要求，否則即應出庭答辯。因此，不同的訴訟請求就有不同類型的開審令狀，分別規定著不同的訴訟方式（到十二世紀來有各種令狀75種，十三世紀末發展有上百種）。原告提起訴訟必須精心考慮適用哪一種令狀。如果選錯了。法院將拒絕接受受理他的控告，當事人的權益因此就得不到保證。其次，普通法內容也不能適應客觀需要，如普通法規定：債務人到期不能償還債務，其抵押品全都歸債權人所有，這就是說，不管抵押品的價值比所欠債款高多少，債權人都可以永久取得全部抵押品的所有權等等。再次，有些案件當事人的敗訴，往往僅只由於技術上的錯誤，或因為證人受賄、訴訟程序的捉弄，及對手的個人政治影響和干涉，在這些情況下，如果這些案件判決生效後得到執行，必然會產生新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因素。於是，按照英格蘭自古臣民有直接請求國王保護權利的習慣。早在14世紀，由於以上原因在皇家法院敗訴的當事人，就向國王提出請求，請求國王命令對方根據道德和良心的要求行事。國王常常把這種請求委託他的最高行政官員（即大法官）代為處理，因為大法官負責簽發令狀。他通曉普通法及其救濟手段，並且作為「國王良心的守護人」，大法官被認為最適合確定特殊案件的請願者是否應獲得所期望的「上帝之愛」和仁慈的恩典。
大法官（僧侶擔任）處理這類案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既不受普通法訴訟程序的約束，也不遵循普通法的成例，而只依據其個人良心所認為的「公平」「正義」原則獨立處理，無須陪審團參加，這樣在普通法體系之外，就又產生了以大法官判例為法律規則的衡平法。不過初期的衡平法很不穩定，標准也不統一。如俗語所說，如大法官之足，其長短因人而異，大法官某種程度是根據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案件，裁決結果帶有當時擔任此職的僧侶的很強的個人傾向性。自從1529年托馬斯·莫爾作為第一任世俗大法官擔任此職後，衡平法院審判逐漸仿照普通法，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規則和學說；當類似的事實情節出現，大法官便求助於這些規則和學說去處理案件。這些規則和學說發展到16世紀末，大法官的判決開始定期公布，這樣大法官的活動越來越具有司法的性質，他的辦事機構變成了獨立的衡平法法院（大法官法院）。
最初，大法官是獨任法官，但從1730年開始，他便由他的直接下屬，即衡平法院「案卷主事官」相輔助。到18世紀，經過大法官們和法學家的不斷總結、整理、編纂，衡平法也像普通法一樣，採取了遵循先例主義原則，使衡平法的規則也逐漸實現了規范化和條理化，從而將衡平法變成了英國所特有的一種法律形式。這樣，在英國法中，就形成了普通法和衡平法兩種法律規則。兩種法院和兩種訴訟程序並存的法律體制，分別適用不同的法院。當大法官發出的一個「禁令」，禁止某個當事人在普通法院提起或繼續訴訟，或者停止執行當事人已經獲得的普通法法院作出的升效判決時，就必然導致衡平法和普通法在適用上沖突，這就出現了（在17世紀）大法官埃爾斯米爾與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的激烈沖突。柯克法官認為，大法官無權粗暴地禁止在普通法法院管轄訴訟的繼續進行、或禁止執行普通法院依合法方式作出的判決，藉此對普通法法院的審判進行干預。埃爾斯米爾則答到：「如果普通法法院作出的一項判決是依靠壓迫、錯誤和昧著良心取得的，大法官就要挫敗它，並把它們擱到一邊，這樣做不是由於判決中的任何錯誤或缺陷，而是由於當事人一方昧著良心。」
當這場爭論提交給國王詹姆斯二世進行仲裁時，他作出了有利於大法官的裁決。那時起，當衡平法與普通法發生沖突時，前者優於後者並使其成為定製。這樣，在17世紀確定了衡平法效力優先原則。1852年和1858年英國國會制定《衡平法法院訴訟條例》和《衡平法修正條例》，從而使衡平法與普通法的訴訟程序趨於融合；直到18世紀末，衡平法院和普通法院一起納入「最高法院」二者的對立和沖突始告結束。所謂「衡平法」是指大法官通過判決發展起來的一套獨立於「普通法」之外特別規則。衡平法規則並不與普通法規則相對抗。也不旨在廢除或取代普通法規則，相反，衡平法是普通法的拾遺，注釋和補充；衡平法規則極為重要，它有時起到了有效地緩解普通法規則過於嚴苛的作用，從而克服普通法的保守僵化，彌補普通法的空缺陳舊。兩者是法典與法典補充條款之間的關系，正文與注釋之間的關系。「衡平法不是一種自立的制度——而是一些補充性規則的集合。普通法是一種完整的制度，如果衡平法法院的衡平審判權被撤銷，仍有法律適用於每個案件，盡管這種法律可能有些粗糙，它不能完全適應我們時代的需要，但我們對每個案件畢竟有法律可適用」（英國著名法學家梅特蘭語）。與此相反，如果廢除了普通法，衡平法必定不復存在。因為它在每一點上都以龐大的普通法本體的存在為前提。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衡平法促進了使普通法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新需要，起著完備英國的法律制度的作用。衡平法最早始於英國，當時它是由衡平法法院所實施的法律體系，與普通法相對。它作為和嚴厲的普通法規則選擇使用。衡平法根據特定情況下的公平、正義、合理 ( 公道 ) ，有它自己的系統規則和原則，或者說衡平法的作用是以公平、正義的原則彌補普通法不足之處。依靠衡平法系統，某人可以在法庭上尋求法律救濟措施，而不是根據普通法。「衡平法」一詞說明它的精神和習慣是公平、正義、公理；它處理人與人之間的交際行為。衡平法是現代英美法系的重要組成，和普通法、制定法並稱為三大法律淵源，它成為與普通法制度並列的第二大法律體系。 衡平法有自己的一套法院裁判規程和管轄規定。它一開始就在理論上和方法上與普通法不一樣。衡平法可用這樣一句格言來總結，「公正不會讓在沒有救濟的情況下蒙受一種冤屈」。英國衡平法在其歷史發展中，經歷了三種法律形態： 早期衡平法發展形態：
12~14 世紀，這一階段基本屬於形成時期。衡平法的適用，是以被告的良心為基礎。這成了典型的衡平法所具有的特殊觀念，其實質是「自然正義」。衡平法為了彌補普通法之不足，而由大法官根據公平及正義的原則，在 12~14 世紀發展形成法律體系。此期間，普通法已顯得保守、呆板而缺乏靈活性，不能適應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於是，當事人只能請求國王裁判。到14 世紀20 年代，由於國王無法處理日益增多的案件，便交由樞密院和大法官審理。大約從1400 年起，法律承認甚至擴大了大法官和樞密院的管轄權。普通法法官最初顯得願意與大法官和樞密院合作，後來普通法院里也出現了許多具有衡平法特徵的規則。這種新式法庭並沒有完全創造出衡平法，但至少以不同的方法發展了國王公平正義原則中固有的衡平法。衡平法逐漸發展起來彌補普通法的不足和糾正普通法不公平之處。其權利和救濟手段主要有：用益權 (uses) 、禁止令 (injunction) 、特定履行令 (specific performance) 。在英國，樞密院是指以前由一批被任命的顯貴人物組成的就政府事務向王室提供建議的組織。此刻，它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它的司法委員會，即聽取並裁決來自某些自治領和附屬國以及來自英國國內某些法院和某些由國家授予司法權的專門組織的上述案件的最高法院。 近代衡平法發展形態：
15~18 世紀，該時期是衡平法獨立、成熟時期，在這一時期，衡平法由衡平法院專門適用，並加以發展。 為了應付大量的案件，王座法院院長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庭，即大法官法院 ( 亦叫衡平法院 ) 。大法官審理這些案件，並不受普通法的約束，而是根據公平和正義的原則，發展自己的法律，即「衡平法」。15~16 世紀，衡平法在內容和形式上的進步，很大程度取決於普通法本身所具有的種種弊端。從當時的發展狀況看，通行全國的普通法確實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內容不全面，對某些社會關系缺乏相應的規定；規范性不足，條文本身含糊不清；適應機制不強，不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在內容上作相應的變更。16 世紀初，聖·熱爾曼·克里斯托弗 (St.Germain,Ch ristopher(1460~1540)) 的著作《神學博士與學生對話錄》 (Doctor and Student) 從道德角度提出了衡平法的基本理論，對衡平法的發展有很大影響。實際上，16 世紀時，各地普通法院常常採用衡平法的某些原則。 16 世紀末，大法官法院按衡平原則審理了大量案件，衡平法最初的任意性特徵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1616 年詹姆斯一世 (1566~1625 ，英王，在位期於（1603~1625 ），並於（1567~1603 為蘇格蘭王 ，稱作詹姆斯六世) 親自確認了大法官權利，保證了英聯邦下衡平法沒有被廢除，保 存了人們認為能夠給予公平救濟的法院。其掌璽大臣和大法官埃傑頓·托馬斯爵士 (Ege rto,Sir Thomas(1540~1617)) 主張衡平法是法而不是任意決定，其後任弗蘭西斯·培 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 幫助恢復了衡平法與普通法之間的協調，處理了積壓的案件，制定了大法官法院訴訟法典，這部法典使用了兩個世紀之久。後來的掌璽大臣和大法官諾丁漢伯爵(Nottingham,Earl of 1621~1682) 系統地整理衡平法院活動原則，衡平法開始呈現出它的確定形式。他還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使衡平法規則融成一個規范的法律制度，傳統上，他被稱之為現代衡平法 之父。17 世紀後期大法官實際上已經不再執行含糊不清的衡平法，而是明顯地傾向於系統地闡述那些以此為基礎給予救濟的原則，明確其范圍，並使衡平法形成體系。至此，衡平法管轄范圍 包括：執行信託，干預抵押，行使對未成年人的管轄權，監督賬目和遺產管理，對欺詐、意外事故、過錯、威脅手段等造成的損害給予公平的救濟和制訂家庭財產協定等。衡平法逐漸變成了有其特點的穩定的規范體系。衡平法案例匯編開始於 16 世紀後期，但直到 18 世紀才得以持續發表。衡平法的發展表明衡平法的原則一直在實施。
18 世紀衡平法與普通法關系是融合的，雙方在內容上相互滲透。默里威廉爵士、曼斯菲爾德伯爵(Murray,Sir William,Lord Mansfield(1705 ~1793)) 作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曾試圖把某些衡平原則引入普通法，但沒有成功。18 世紀最傑出的大法官是約克·菲利蒲·哈德威克第一伯爵 (Yorke,Philip,lst Earl o f Hardnicke(1690 ~1764)) 。他的偉大成就是以近代形式確定了許多衡平法原則，統一 與系統化了衡平法自諾丁漢伯爵以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的發展，因而使衡平法發展成為一 個確定的但仍有靈活性與成長和適應能力的原則與規則體系。他堅定地確立了這樣一條基本規則，衡平法官應該遵循從大量判例中形成的原則，而不是單個的判例。衡平法的最終結果是經過大法官斯克特·約翰·埃爾登勛爵 (Scott,John,Lord Eldon(1751 ~1838)) 的努力而確立的，他對衡平法的發展主要表現在：設法確立衡平法的原則，使衡平法的規則與普通法一樣確定，他的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諾丁漢伯爵和哈德威克伯爵的工作。並且確定了衡平法規則與法律的關系。這樣，衡平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衡平法成為有明確范圍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將遵循判例原則。最終發展的結果，衡平法在 信託、已婚婦女財產分割等方面經常享有專屬管轄權；在合同強制履行、欺詐、過錯和意外事故等方面享有與普通法的共同管轄權；另外，特別是在發布禁令、指定管理人上享有輔助管轄權。1873~1875 年司法制度法撤銷了大法官法院，實現了普通法與衡平法管轄權的融合。但是又規定，除專門對沖突情況下作出的規定以外，在所有事務中衡平規則應優於普通法規則。即衡平法不屬於普通法體系的一部分，當兩套原則發生沖突時，衡平法處於優勢。 19 世紀~此刻，《1873 年司法制度法》雖然通過將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並入新的最高法院，而統一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管轄權，使高等法院的各個法庭都可以作出相應的不論是普通法的，還是衡平法的任何補償判決。但它沒有規定在權利、財產及收益等方面衡平法與普通法處理原則的歸並和統一，根據《 1925 年財產法》規定，普通法與衡平法在處理原則上仍然不一樣。
現代法律中衡平原則主要適用於以下的處分原則的認可和強制執行：
(1) 衡平法上的財產利益，特別是信託、抵押人在衡平法上的贖回權；衡平法上的抵押和負擔；動產與合同中衡平法上的利益；產生於衡平法上的土地利益的限制條款和衡平法上的轉 讓。
(2) 衡平法上的有關財產原則，如變更原則、選擇原則、清償與撤銷原則、履行原則、調配原則、財產與負擔合一原則和替代權原則。
(3) 對於依照處罰與沒收以及雙方信託關系的衡平法上的救濟。
(4) 衡平法上的保護，如衡平法上的相抵、解除與放棄、默認與疏忽等。
現代衡平法的內含與外延有著不同往日的新的動態及發展趨勢。根據《 1925 年財產法》，衡平法之財產和利益的概念被擴展到以前由普通法加以認可的某些財產利益上去。在衡平法上的請求與辯護方面，《 1873 年司法制度法》以後，某人在任何法院都可以提出衡平法上的或普通法上的請求與辯護，並且可以獲得普通法上的或衡平法上的救濟措施。已往的衡平法上的專屬管轄權、共同管轄權和輔助管轄權此刻變為「三位一體」，即擴大的共同管轄權。在現代實踐中，高等法院既可以行使普通法上的管轄權，也行使衡平法上的管轄權，並授予當事人以在他看來是正當的、任何形式的補救，而不論是普通法上的，還是衡平法上的。
現代衡平法所審理的案件，仍舊是民事初審和上訴審，其訴訟程序許多方面與普通法訴訟程序相近，但在審判活動的原則和方式上仍然是以書面的、審問式的方式進行審判，陪審團只起顧問性的作用。 現代衡平法對社會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17 ~18 世紀某些重要的衡平法領域，在制定法的配合下，許多已成為現代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大都有了新的發展，甚至有某些部門，已獨當一面了，如信託法、公司法等。它的理論和救濟手段在現代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中，用途更為廣泛，且已深入公法領域，如在契約法中廣泛使用的特別履行、部分履行的救濟手段，不當壓迫、對未得到通知的已給付價格的善良購買人的衡平理論，「重意圖而輕形式」、 「平等」的衡平原則，「不把時間條款作為契約的要素」等。在現代侵權法中，大量運用各種衡平禁止令，涉及社會公益、無形財產、個人權利等各方面的侵權案件。此外，衡平法上的抵押在現代社會也廣為利用，並發展成為一種「留置權」理論。現代衡平法還發展了一種 「夫妻財產分別制」理論，旨在保護已婚婦女的財產，維護男女平等的財產觀念。現代衡平法依舊建築在司法判例原則的基礎上，由司法解釋和法定原則的適用所組成。衡平法通過規定新的權利和救濟方法以及軟化普通法中過於呆板之處來補充普通法，在信託法、合同法、繼承法等方面，對普通法起著重要作用。
英國現代衡平法的新特徵是：
(1) 確立了「同等權能」和「衡平法優先」原則，「遵循先例」原則伴隨現代法院組織體系的完善也最後確立和鞏固，它們是現代衡平法適用上的特徵，也是英美法系的基本原則。
(2) 現代衡平法觀念已由中世紀的「自然主義」、近代的「個人主義」過渡到現代的「社會主義」。
(3) 以前衡平法和普通法時有沖突，此刻基本上和平共處、相互融合滲透。
(4) 在現代法庭，法官以衡平法審理案件的權力正日益擴大，法官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權」 ，衡平法不完全固守自己單一的傳統救濟措施，往往交叉使用某些彼此有聯系的、穿插的、混合調整方式。
英國衡平法的形成、發展和演變表現為吸收、分離、組合的過程：
(1) 吸收過程：主要表現在衡平法對羅馬法、教會法、普通法和商法的吸收，衡平法是在全面、廣泛吸收其他法律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法律體系的。
(2) 分離過程：主要表現為衡平法院與行政權力的分離；衡平法與普通法分離；衡平法與宗教、倫理的分離。時代的發展使衡平法進步，表現為新的形式和新的充分內容。分離使衡平 法得以發展，從而具備純法律特徵，成為與普通法制度並列的第二大法律體系。
(3) 組合過程：首先，主要表現自我組合上。衡平法在司法組織上有專門法院，即衡平法院，在訴訟程序上形成了一套與普通法訴訟程序相區別的獨特的訴訟法，在實體內容上，進行 案例報告、匯編，形成體系，力求原則、理論和規則上的制度化。其次，表現在混雜組合上。一是將來源不一的法律淵源組合在一起；二是通過立法進行改革，同國家其他的司法組織 在行政管理上和司法管轄權上的合並，使其在訴訟程度上趨於一致，以及在實體原則、規則上相互滲透，合二為一。
雖然英國的衡平法院在19 世紀後半葉已被撤銷，取而代之以高等法院中設立的大法官分院， 但衡平法的許多原則，卻被保留下來，沿用至今。

❺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重大審判

1945年9月2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後，蘇美英三國外長於1945年12月16～1945年12月26日舉行了莫斯科會議，議定並徵得中國同意：「設立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
依據《波茨坦公告》、莫斯科英、美、蘇外長會議決定，1946年1月19日，盟軍最高統帥D.麥克阿瑟公布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1946年4月26日修正）。
依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的規定，由有關各國提名、經D.麥克阿瑟任命的11名法官是：美國的J.P.希金士（後由M.克萊墨爾將軍接替）、中國的梅汝璈先生、英國的派特里克勛爵、蘇聯的I.M.柴揚諾夫將軍、澳大利亞的W.威勃爵士、加拿大的S.麥克杜哥、法國的H.柏奈爾、荷蘭的B.V.A.羅林、紐西蘭的E.H.諾斯克羅夫特、印度的R.M.巴爾、菲律賓的D.哈那尼拉。韋伯爵士被麥克阿瑟任命為庭長。
依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的規定，盟軍最高統帥指派之檢察長對屬於本法庭管轄權內之戰爭罪犯的控告負調查及起訴之責，必要時並予最高統帥以法律上的協助；
「任何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態之聯合國家皆有權指派陪席檢察官一人，以協助檢察長」。據此，美國的J.B.季南被麥克阿瑟指派為檢察長，同時兼任美國的陪席檢察官，其他各國指派的陪席檢察官分別是：中國的向哲浚先生，英國的A.S.科明斯·卡爾，蘇聯的S.A.高隆斯基（後由其助理檢察官瓦西里耶夫接任），澳大利亞的A.J.曼斯菲爾德，加拿大的H.G.諾蘭，荷蘭的W.G.F.B.穆爾德爾，紐西蘭的R.H.奎廉，印度的G.梅農和菲律賓的P.羅伯茨。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1946年4月29日接受了盟軍最高統帥部國際檢察處對東條英機、廣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起訴，並於同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東京對這批日本主要戰犯進行了審判。判決書指出，日本暴行的證據為數眾多，不可能一一列舉，法庭只能就確定大批屠殺並虐待戰俘與和平居民的罪行及國際公約所規定的其他戰爭犯罪的各種證據，作出一般的結論。
對中國人民的屠殺
僅以「南京大屠殺」為例，被殺人數就達30萬人以上，還不包括被日軍焚燒的屍體、投入長江或用其他方法處置的人。日本法西斯姦淫燒殺，劫掠財物，無惡不作。
對太平洋地區各國人民的屠殺
他們曾在馬來亞的亞歷山大醫院、泰國的瓊蓬角、荷屬東印度的望涯群島、蘇門答臘的庫達拉查、爪哇的加達爾巴士等100多個地方實施了大規模屠殺，其暴行駭人聽聞。例如：日軍將婦女強奸後，把汽油澆在她們頭上點火焚燒。
拷問和其他非人道待遇
日軍在其鐵蹄所及之處，對被拘禁的俘虜與和平居民實施了慘無人道的酷刑，包括烙刑、電刑、懸吊、坐釘板等。
解剖活人和吃人肉
實施解剖活人暴行的不僅有日本軍醫，還有其他軍人。如在菲律賓，日軍抓住了一個年輕婦女，將她的乳房和子宮割去。1944年底，日本第十八軍司令部曾發出命令，讓部隊吃盟軍的屍肉。 溥儀在遠東軍事法庭作證
1946年8月12日，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蘇聯軍官的押送下從海參崴到達東京，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作證。16日，溥儀出庭作證，揭露日軍製造偽滿洲國的陰謀及其罪行。 共有28個被告被審判，大部分是軍事或政治的領導者。兩個被告（永野修身、松岡洋右）於審判期間自然因素死亡。大川周明在審判期間出現「瘋狂行為」，經過鑒認為患有精神疾病，從而而逃脫了正義的審判，但是在其死前曾說他當時並沒有瘋。
絞刑
七名甲級戰犯因為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而判決絞刑。他們於1948年12月23日在池袋的巣鴨監獄執行死刑。
東條英機，陸軍大將，日本前關東遠征軍指揮官、前陸軍大臣、前首相。（獲刑前自殺未遂）
板垣征四郎，陸軍大將，日本陸軍大臣、前關東軍參謀長、前中國派遣軍參謀長。
木村兵太郎，陸軍大將，前駐緬甸日軍總司令。
土肥原賢二，陸軍大將，特務、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軍官。
廣田弘毅，男爵，日本前首相。東京審判被絞死的唯一文官戰犯。
松井石根，陸軍大將，日本前華中派遣軍總司令。
武藤章，陸軍中將，日本前第十四師團參謀長、前陸軍省軍務局局長。
終身監禁
16個被判決終身監禁。四個（小磯國昭、白鳥敏夫、梅津美治郎、平沼騏一郎）死於獄中，而其他的於1955年假釋出獄。
荒木貞夫，陸軍大將，日本前文部大臣。
梅津美治郎，陸軍大將，日本前陸軍參謀總長、前關東軍司令。死於獄中。
大島浩，日本前駐德國大使。
岡敬純，海軍大將，日本前海軍省軍務局局長、海軍次官。
賀屋興宣，日本前大藏大臣。
木戶幸一，侯爵，日本前內大臣、前文部大臣。
小磯國昭，陸軍大將，前朝鮮總督，日本前首相。死於獄中。
佐藤賢了，陸軍大將，日本前陸軍省軍務局長。
島田繁太郎，海軍大將，日本前海軍大臣、前海軍軍令部總長。
白鳥敏夫，日本前駐義大利大使、外務省顧問官。死於獄中。
鈴木貞一，陸軍中將，日本前內閣企劃院總裁兼無任所國務大臣。
南次郎，陸軍大將，日本前關東軍司令、前朝鮮總督。
橋本欣五郎，中日戰爭的煽動者、日本翼贊政治會（法西斯統治下的議會）總裁。
畑俊六，陸軍大將，日本前華中派遣軍總司令。
平沼騏一郎，男爵，日本前國務大臣。死於獄中。
星野直樹，日本前書記官長兼國務大臣。
有期徒刑
重光葵（7年），日本前內閣外務大臣，假釋後於鳩山一郎內閣服務。
東鄉茂德（20年），日本前內閣外務大臣，死於獄中。
判決前病死
永野修身，海軍元帥，日本前海軍軍令部總長（1947年1月2日死亡）。
松岡洋右，日本前內閣外務大臣（1946年6月27日死亡）。
免予起訴
大川周明，日本法西斯文人、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理論家、九一八事變直接組織者和參與者，受審後即患梅毒性腦炎而引起的精神異常而被認為免除追訴。
審判前已死戰犯
杉山元，陸軍元帥、第一總軍司令（戰敗畏罪自殺）
本庄繁，陸軍大將、前關東軍司令（戰敗畏罪自殺）
近衛文麿，公爵（繼承），前日本首相（戰敗畏罪自殺）
山本五十六，海軍元帥（追贈），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戰時擊斃）
南雲忠一，海軍大將（追贈），聯合艦隊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官（戰時戰敗自殺）
阿南惟幾，陸軍大將，陸軍大臣（戰敗當天自殺）
中島今朝吾，陸軍中將，原第十六師團的師團長（抓捕前一天病死）
柳川平助，陸軍中將，原近衛內閣國務大臣，原第十軍司令（戰時病死） 據以後公開的檔案和法官梅汝璈的回憶，法官在最後的投票中是以6票對5票的微弱多數對7名被告做出的絞刑判決。 對於中國法官和檢察官來說，這真可謂是一票險勝。
除了梅汝璈之外，其餘5票是誰投的，由於所有法官宣過誓，而且沒有文字記錄，沒有攝影與拍照，這就成了一個永久的秘密。但這些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理與正義得到了彰顯。
中國法官梅汝敖在日本《朝日新聞》上發表了《告日本人民書》：
「經過這次審判，日本軍界首腦的暴虐行為和虛假宣傳已昭然天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最後宣判，清除了中日兩國間善睦相處的這些絆腳石，對於今後中日間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貢獻。」

❻ 佳人蓓爾原型的後代

林賽將軍的女兒。林賽侯爵把這個黑白混血女兒帶回英國，交給叔父曼斯菲爾德侯爵撫養，是很負責任的做法，但自那以後，他似乎再也沒管過這個女兒，父女一輩子面對面的相處只有幾個小時。

電影里林賽將軍把一千英鎊遺產全都留給蓓爾。而歷史上他不止蓓爾一個小孩，還有另外一子一女，三個小孩都是私生。他的遺囑中註明，遺產由另外兩個白種小孩均分，蓓爾並沒有份。

電影的主要事件「桑格號」保險詐騙案，「桑格號」船主為詐騙保險，將132名生病的黑奴扔到海中浸死。當時，販賣黑奴是英國一項很重要的經濟來源，因此，英國最高法官曼斯菲爾德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他最終做出公正的裁定，他的裁定成為廢除奴隸制度最關鍵的一步。除此之外，這裁定的背後卻隱藏著一位「父親」對孩子的愛。

(6)曼斯菲爾德侯爵首席法官擴展閱讀

《佳人蓓爾》主要劇情：在蘇格蘭斯康宮，女作家米桑被一幅油畫吸引：米桑震驚於畫中黑人女孩的優雅美麗和她率真的眼神。作為作家，米桑看到了女孩眼睛背後的故事。這個黑人少女就是蓓爾，旁邊的白人姑娘就是她的堂姐伊麗莎白。經過米桑的挖掘、整理和創作，蓓爾的故事得以露出水面。

該片講述了十八世紀中期，英國還是一個殖民帝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英國海軍上校與所救黑人女奴相愛，並生下私生女蓓爾。由於上校需要執行任務，蓓爾最終被父親的叔叔穆雷勛爵收養。

雖然在貴族家庭長大，但蓓爾的膚色卻時刻提醒她的出身低於他人。蓓爾從自卑到最終用自己的力量，通過「桑格號」保險詐騙案，為英國推翻奴隸制度奠定了基礎，也收獲了屬於自己的愛情。

❼ 求 威廉·布萊克斯通 的簡介 要詳細 謝謝

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1723年7月10日出生於倫敦一個普通市民家中，家裡第四個和最小的孩子。布萊克斯通的早年家庭生活非常不幸，父親查理•布萊克斯通開了一家很小的絲綢商店，家就在店的二樓。在他出生之前父親就因病離開了人世，此時，母親瑪麗堅強地負擔起了養家和教育孩子的責任。
布萊克斯通幼年時便顯現出了不凡的天分，七歲之前就通讀了《聖經》、彌爾頓的全部作品以及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七歲時，布萊克斯通得到了家境殷實的舅舅的資助，進入了英國著名的公立學校——查特豪斯公學就讀。但四年後，母親也去世了，布萊克斯通成了一個孤兒，雖然厄運連連，但是他化悲痛為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學習中。在學校里，布萊克斯通精通拉丁文並酷愛詩歌。
1738年，十五歲的他進入牛津大學學習古典文學和數學，他仍然研究詩歌，特別喜歡莎士比亞，同時也對數學和邏輯有濃厚的興趣。此外，他還在建築學上頗有造詣，他曾在20歲時寫了一本建築學的著作《建築學原理》，盡管沒有出版，此書還是為他贏得了一些贊譽。雖然他極其渴望在牛津大學呆下去，但是由於沒有個人收入，他被迫另謀出路。
在英國，法律職業對於那些渴望爬上英國統治集團上層的年輕人來說，是可藉以飛黃騰達的少量「階梯」之一。雖然他離開與世隔絕的牛津大學來到喧鬧的「現實世界」尋找財富、權力和社會聲望，但他這樣做是極不情願的。的確，在此過程中，布萊克斯通發表了一首詩，而如同許多評論者所指出的，該詩明白無誤地證明，他無論會成為什麼也不會成為詩人。這首詩題為「一位律師與繆斯的永別」，在詩中他實際上說的是：「我真是不幸，我不得不離開恬靜宜人的牛津，湮沒在那稱為倫敦的灰暗而充滿污穢的地方！我的遭遇會怎樣？我真是不幸！」
1741年，布萊克斯通進入中殿律師學院學習普通法，1746年取得律師資格成為出庭律師。在此期間，布萊克斯通還於1743年被選為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院務委員會成員，職責是學院的司庫和地產管理人，因此，他曾一度往返於牛津和倫敦之間。由於某種契機，他非常幸運的贏得了曼斯菲爾德勛爵——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威廉•莫里的友誼。曼斯菲爾德勛爵建議布萊克斯通競任牛津大學羅馬法的教職，但該職位的選任權在時任首相的紐卡斯爾公爵手中，公爵在和布萊克斯通面談時要求他在牛津大學出現爭執騷動時為其所在的輝格黨效力，但布萊克斯通暗示其不願意捲入政治，因此，最終他並未得到該職位。
其後，他接受了曼斯菲爾德勛爵的建議，在牛津大學開設一門關於「英國法」的講座課，雖然沒有教職因而也沒有薪金，但假如有這種需求，就可能有足夠的學生交費聽講。此後，布萊克斯通便開始牛津的普通法講座，他的講座持續了很多年，聽眾眾多很受歡迎。
1758年，布萊克斯通以全票當選為英國第一個普通法講座——瓦伊那講座的教授，並在那裡講授普通法直到1766年。1756年至1758年布萊克斯通還曾任牛津大學校長法庭陪審法官，大學出版社代表。由於《英國法釋義》的出版，他的講座名聲大振，1761年布萊克斯通進入議會，並任王室法律顧問。此後，他曾出任王後的總檢察長（1762－1766）、王室法院法官（1770），最後死於高等民事法院法官任上（1770－）。

❽ 我有道關於如何才能做到公正司法的簡答題 很急 求幫忙 麻煩了

【轉載】僅供參考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通常意義上,「公正」( impartiality)一詞含有平、正義、平等之義, 20世紀英國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聲譽的法學家———阿爾弗雷德·湯普森·丹寧(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年)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和著作理對「公正」作了經典的詮釋。他從1923年當律師,到1982年在上訴法院院長(Master oRolls)崗位退休,一共從事法律職業60年。令人感動的是,他在80歲以後通過著書說〔1〕繼續思考英國的法律事業,闡發自己對法律職業的追求及感悟。在這些著作中,寧勛爵以他親身經歷的案件的辯護和審判的實踐為內容,結合法學理論闡發了他對英法律及司法制度的觀點和看法。通覽這些著作,不難發現,丹寧勛爵是司法公正思想的極倡導者和踐行者。在幾十年的法律職業生涯中,丹寧勛爵面對時代的挑戰,始終以追文明和進步,實現公平和正義為目的,在當代世界司法制度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的司法公正思想值得追思,更值得當下的法律職業者學習和借鑒。一、成長閱歷———公正思想的源泉一個人的某種思想的形成通常與他的成長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丹寧勛爵的公正想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所決定的。1899年丹寧出生於維多利時期受人尊敬的富裕之家,他的祖先是丹麥人,而丹麥人與法律有著天然的關聯,據考證,「法律」(law)這個詞本身就是丹麥語中的一個詞。平時,丹麥人喜愛爭論,他們喜歡聚在一起進行法律辯論。這種傳統對丹寧產生了較大影響,他在自傳《家庭故事》里曾寫到:「也許這就是我現在在判決之前為什麼喜歡聽法律辯論,而不願意將它們都寫下來的原因吧。」〔2〕丹寧出生後,父母給他取教名為阿爾弗雷德,也與法律有關系。因為1899年正好是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著名的統治者阿爾弗雷德去世後一千年。阿爾弗雷德在位期間非常重視法律,關注法律的良善和公正,當時的百姓都很尊敬他。正好一千年以後,丹寧出生,因此,他的父母取「阿爾弗雷德」為他作教名,希望丹寧長大以後也能像那位國王一樣關注法律,富有公正思想。丹寧的父母都是非常正派的人,「父親善良,有思想,受到大家的熱愛。媽媽堅強,做事有決心,從不講廢話。」〔3〕這些品格對幼小的丹寧思想品格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他的父親擔任陪審員的經歷對丹寧的影響更大。丹寧的父親主要職業是經營綢布店,但是曾被政府應召在巡迴法庭當陪審員,幾乎每天都去法院。陪審制度是英國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原本為法國的制度, 1066年隨著諾曼入侵被帶入英國,給英國的法律打上了深深的印記。丹寧的父親在擔任陪審員期間,工作認真,為人公正,據說當時的紅衣法官約翰·勞倫斯對他印象很好。丹寧也深感受父親思想熏陶較多,他說:「早在我參加陪審團時,我就知道有關陪審團的一些事情。他是戶主,而且完全有資格擔任陪審員。陪審是這樣一種工作,它為一般人上了有關公民權的最有用的一課。它是一門在以前八百年間代代相傳的課程。被任命為陪審員的英國人在主持正義方面確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4〕因為當時的陪審員必須具備這樣的品質:他們必須能將自己一般的判斷力用在需要作出判斷的工作上;必須具有關於世界和人的知識;具有個人從屬於社會這種概念,做到公平合理這種願望是他們行動的動力;尤為重要的是,他們都願意努力爭取對他們要解決的爭端作出公平的決斷。〔5〕因此,英國民眾將陪審團參與法庭審判作為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的重要手段。那麼,生活於這種社會環境和家庭氛圍當中的丹寧,其思想自然也受到這種公正價值觀念的影響,以致年僅10歲的丹寧就萌生了長大當一名公正的使者———律師的念頭。「有一次———當時我大概10歲———我抬著頭對媽媽說:『我想,我應該當律師』。」〔6〕盡管當時他還不明白律師是干什麼的,但是他已知道律師與陪審員一樣是正直的人,是維護社會公正的人。而求學期間是丹寧公正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自上小學起,丹寧就非常喜歡讀書,他說,「我讀了很多書,而且讀得很快。」〔7〕一戰爆發後,老師前去打仗,丹寧就自學,他自學了微積分、動力學、統計學等課程,讀了很多英國文學經典。這些課程及經典對丹寧後來理解社會及法律問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英國文學經典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對丹寧的思想產生了的極大的震撼。據丹寧回憶:「從青年時起我就熟悉英國詩人丁尼生的詩,後來一直鞭策著我:騎士的圓桌多麼公正/光榮的團體,男人的精英/它是那非凡世界的象徵/謠言,我們不講;誹謗,我們不聽/走遍天涯海角,去把人間的邪惡踏平。」〔8〕就這樣,丹寧通過自己的勤奮自學於1916年10月考上了牛津大學的馬格德林學院,學習數學專業。也就在牛津大學學習數學的同時,丹寧開始大量閱讀法律經典,包括拉丁文的《查士丁尼皇帝法典》(Institute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以及《聖經》的經文。他將所讀到的著作中有關「公正」的格言都一一摘錄背誦下來,這些法律經典對丹寧公正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查士丁尼皇帝法典》的開頭幾句是:「公正是公平待人的永恆目的。」/「法律是關於神和人的學問———是關於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學。」/「法律的格言是:為人正直,勿傷鄰居,公平待人。」這幾句已經廣泛流傳了數百年,對丹寧影響深遠,他認為這幾句表達了所有時代的法律的道德和哲學基礎。當時的牛津大學馬格德林學院每個人都會說: Ius suum cuique(公平待人)。〔9〕可見,《查士丁尼皇帝法典》對人們公正思想的形成影響之深遠。而《聖經》上的幾句格言:「世人那!神已經指示你們他喜悅的事,那就是要你們行公義,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也對求學期間的丹寧影響很大,使他在後來的法律實踐中「行公義」。直到80多歲後,丹寧仍清晰地記住《聖經》上的這幾句格言。在成長的過程中,丹寧受英國著名法官公正思想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在《法律的未來》一書中,丹寧專門提到了一些他所崇拜的法官。英國是一個具有公正傳統的國家,而對司法公正思想作出有力闡發的是那些不朽的法官們。例如,亨利·布雷克頓提出了「國王不受制於人,但受制於上帝和法律」的要求,以確保法律公正。弗朗西斯·培根對法官的警示: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愛德華·科克「作為首席法官,他是聰明的、公正的。」〔10〕特別是科克大法官在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期間,為了司法公正,敢於與國王抗爭。在1617年的薪俸代領權案件〔11〕中,國王派人送信給科克,讓科克同國王商議之後再審理此案,被科克斷然拒絕。科克認為,「如果服從陛下的命令,停止審案,那麼就會拖延實施公正。這是違反法律的,也是違反法官的誓詞的。」〔12〕科克的這一行動遭到國王的報復,很快被國王免去了法官職務。但是,在英國民眾的心目中,科克永遠是公正的化身。丹寧所崇拜的另一名法官兼法學家———曼斯菲爾德,也是因為曼斯菲爾德具有把公平和良心的原則輸入到我們法律的固定公式之中的品格,「他使法律擺脫了陳規舊套,細枝末節和一些狹隘的想法。他把廣泛的公平與合理的原則帶進了法律之中。」〔13〕丹寧盛贊曼斯菲爾代寫論文德對司法的態度: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著名法官沃爾西也是丹寧所尊敬的前輩,丹寧曾指出,「《亨利八世》中沃爾西的勸告———『做人要公正,不要怕』等等符合我的哲學,也是我追求的目標。」〔14〕顯見,英國歷史上的上述著名法官和法學家關於公正的各種註解,對丹寧司法公正思想的生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總之,丹寧勛爵的司法公正思想是在英國的社會環境、家庭及教育影響之下形成的,對他後來在律師和法官職業生涯中,堅持公正司法、忠於職守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丹寧在他的一生中,始終不渝並卓有成效地貫徹司法公正的原則,為實現司法公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丹寧在《家庭故事》一書中將自己的人生哲學概括為三條,其中第一條就是「實現公正」。的確,他為實現司法公正奮鬥了一輩子,實在可敬可佩。二、法律公正———司法公正的基礎公正(Justice)是人類社會的永恆話題,它是法律的根本出發點。早在古希臘時期,一些思想家就洞察出:在所有實現公正的手段中,法律是最有希望的。人們通常將公正視為法律制度應當具備的優良品質,法律只有在公平正義中才凸顯其良善性,理想的法律往往成為公平正義的化身。而公正是法的首要價值,通常認為,「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作為良法必須內蘊公正的精神,它要反映客觀規律,符合時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等,稱其為法律公正或者公正的法律。也就是說,法律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礎,司法公正實為法律公正的現實化。鑒於此,丹寧勛爵在自己的著作中多處闡述了法律公正問題。丹寧極力主張法律自身的公正性,他認為「法律是涉及公正的,什麼是公正」?「我要提出的只是,公正不是你們能看到的什麼東西。它不是一時的,而是永恆的。一個人怎樣才能知道公正是什麼呢?法律是在我們日常事務中運用公正———盡管還不是完全正確地運用。」〔15〕他還指出,人民服從法律的重要原因在於法律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確和公正的法律規則,並希望他們的鄰居也服從它們,當然,他們自己也服從它們;但他們對那些不公正的法律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如果要人們感到對法律有一種義務感,那麼法律就必須盡可能地與公正保持一致。」〔16〕也就是說,只有「良法」才能獲得普遍的服從,這與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一脈相承。丹寧所主張的公正法律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則。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是西方社會的一條最基本的法則,〔17〕也是英國法院採行的一條最基本的憲法原則,在法律上它適合於一切案件的審理。它包括法官在審案時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必須給予被告以充分的辯護、申訴的權利等。在丹寧那裡,「無疑,倘若一個裁判未遵守自然公正法或者偏袒,其判決是無效的;而且可以以調卷令撤銷,或以宣告無效來達到這種效果。」〔18〕例如在《坎達訴馬來亞政府案》中,丹寧指出,防止偏袒的法則和申訴的權利經常被稱為自然公正的基本特徵,它們是支撐自然公正的一對柱石。羅馬人曾用Nemo judex in causa sua, andAudi alteram par-tem表示「任何審案法官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如今經常用這樣兩個詞表達無偏和公正。丹寧指出,「在每一個案件中,不管你是採用由執政官掌握的羅馬衡平法還是採用由大法官掌握的英國衡平法,衡平法都會提出自然公正的原則。衡平法主張這些原則高於當時存在的所有法律,因此,應該求助於這些原則去減輕法律的嚴厲性,軟化法律的僵硬性。」〔19〕在法律思想史上,普通的公平正義觀念往往都是和自然法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在人類發展的早期,「自然法往往被理解為一個符合正義要求的、完整的和現成的規則制度,而不管它們在一國的實定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達。」〔20〕並且,「自然正義規則是為了確保法律秩序得到公平的和有規則的維持。」〔21〕當然,英國的衡平法(Equity)最能體現公正的精神,它遵循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則,對普通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進行審理。衡平法與自然公正原則是一致的。其次,在丹寧看來,「公正」是憲法的精神內核。這種精神「它首先植根於人生來就有的追求正義的本能,這種本能引導我們相信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這是社會的真正基礎。」〔22〕它是由我們長期的經歷和傳統而形成的一種氛圍,感覺得到,卻看不見;體會得到,卻不能學。例如在威廉·盧夫斯大廳曾進行過對培根的公正判決和對薩默斯的公正赦免,在這座大廳,查理曾平靜地面對高等法庭,挽回了自己的聲譽……它不是他的智力產品,而是他的精神產品。宗教關心的是人的精神,人憑著這種精神就能認識到什麼是公正。〔23〕不難判斷,丹寧強調「公正」是法律的核心品質,是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正如羅爾斯的正義首先適用於制度正義一樣,公平正義是制度尤其應該具有的美德。復次,丹寧認為,英國的普通法律應該內蘊公正的精神,體現公正的理念。早年,科克大法官曾說過:「如果國會的法令與正義和公理是相矛盾的,或者是不協調的,或者是不可能執行的,那麼普通法就要加以控制並裁決該法令無效。」〔24〕也即是說,如果法律違背了正義和公理的精神就得加以廢除。一方面,「英國的普通法被描繪成『理智的男人』,他關心他人的安全就跟關心自己的安全一樣,這種優秀的但也是討厭的人物像一座豐碑樹立在我們的公正的法庭上,他徒勞地要求他的同胞照著他的榜樣去規定自己的生活……」〔25〕英國「普通法有很多表明公正和美好感覺的原則,這些原則有利於全世界各民族和各種膚色的人民。」〔26〕誠如英國學者理查德·克萊頓和休·湯姆森所言,在普通法中,「nemo judex in causa sua (nobody can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任何人都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audi alteram partem(hear the other side)———應當聽取另一方當事人的陳述和意見。」〔27〕長期以來,這兩者被視為公正審判的最低限度原則。再次,丹寧所認為的公正法律必須不斷更新。丹寧指出:「法律應該得到修正,以保證實現公正,或者盡可能地接近公正。」〔28〕法律應不斷更新才符合公正的精神,以滿足公正司法的需求。「那些由19世紀的法官們確立的法律原則———盡管適合當時的社會狀況———但是不適合20世紀的社會需要和社會見解……」;「必須記住,無論哪一項法律什麼時候被提出來考慮,人們都沒有能力預見到在實際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多種多樣的情況。」〔29〕當然,這一任務多半由法官來完成。丹寧認為,法官在審案和判案的過程中,應該隨著社會的變化和時代的發展創造出與生活的步調相一致的公正判案原則。他常常在上議院發言指出,要實現法律的公正就需要對法律進行創造性的解釋。〔30〕社會生活的變遷,法律必須更新,否則難以體現公正。最後,法律條文在適用過程中必須結合公正理念,按照英國歷史上的著名法官托馬斯·沃爾西的觀點:在某些案件中有必要離開法律文字去追求理智和公正所要求的內容,追求公正本來的意圖。也就是說,去減輕和軟化法律的殘酷性。沃爾西在大法官法院主持了14年,出庭審判總是守規守時,在實現司法公正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判決被認為是公平合理的,他的司法工作聲譽很高。丹寧認為這些主要歸功於沃爾西堅持法律公正的原則,丹寧在自己的司法生涯中也以沃爾西為榜樣,堅持法律公正,為實現司法公正不懈努力。在長期的法律工作中,丹寧勛爵親身見證了英國法律的發展歷程, 1984年他在《法律的界碑》一書里提到:「可以說,在我任職的時間內法院已經重新發現了新的衡平法。它是公平的、合理的、也是靈活的,但『不像大法官的腳』,是變化無常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31〕事實上,在任何一個法律制度中,社會公眾對司法過程中那個扮演著「主持正義角色」的裁判者都有一種最基本的預期,這就是當他藉助於公共權力來平衡那些相互沖突的利益時,應當使爭議的各方所得到的利益或不利既不比他們「應得的一份」多,也不比他們「應得的一份」少,否則就會被認為背離了司法公正的要求。〔32〕有如學者所言,「司法公正是一種法律之內的正義,這意味著它是以合法性的形態存在著的正義,同時,也意味著它是具有法律性質的制度倫理意義上的正義。」〔33〕總之,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丹寧勛爵為英國法律的公正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司法是一種適用法律的過程,其公正與否,首先取決於所適用之法是否公正。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具有公正的性質,司法適用法律的方式再准確、再科學、再高明,也只能得出一個不公正的結果。〔34〕因此,作為法律職業只有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職業自身的公正性,無論律師或是法官在追求和實現公正的道路上,應該堅持從法律公正做起。三、律師公正———司法公正的力量在英國,律師與法官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主體,依靠各自的知識,既各自忠實地履行著法律賦予的不同職責,又共同追求著司法公平與正義目標的實現,保證著司法的公正和社會的秩序,在司法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英國,律師是一個「精英的職業階層,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豐厚的薪酬待遇,並且在適用法律上處於核心地位。」〔35〕可以說,英國律師是司法公正的追隨者。在丹寧的心目中,追求和實現公正是律師的天職。無疑,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由於自小對法律的熱愛和嚮往,〔36〕使丹寧在1920年大學畢業選擇職業時,再次將目光轉向了法律領域———當一名律師。1921年10月,他再次回到馬格德林學院,拿起法律課本,開始學習法律。後來,丹寧又進了林肯律師學院, 1922年10月開始直接在律師事務所實習,開始了自己的法律職業生涯。在這里,丹寧進一步接受專業訓練,思想也更加成熟。就在林肯律師學院圖書館的中央,有一尊雕像,那是當時最偉大的辯護律師———托馬斯·厄斯金。托馬斯·厄斯金從事律師工作期間,始終將公正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他有一名言:「我將永遠不遺餘力地維護英格蘭律師的尊嚴、獨立和正直,沒有這些無私的公正———英格蘭法最有價值的部分———就不能存在。」〔37〕托馬斯·厄斯金的這一名言,丹寧銘記在心,並常常對他的學生們重復這段名言。可見,托馬斯·厄斯金作為一名律師的公正思想對丹寧有很深的觸動,丹寧在自己20餘年的律師職業〔38〕中,也一直堅持公正原則,為實現司法公正而奮斗著。首先,丹寧主張律師自身在思想觀念上應追求公正,不懈努力,「正像科學家尋求真理一樣,律師應該尋求公正;正像科學家通過很多實例自己得出一般命題一樣,律師也應該通過很多判例自己建立一般的原則;正像科學家發現自己的命題不適於所有實例時就修改,或者發現自己的命題是錯誤的時候就得完全拋棄一樣,律師發現自己的原則不適於所有情況時就應該進行修改,或者發現它們會產生不公正的結論的時候就應該拋棄。」〔39〕在丹寧看來,只有通過這種辦法,律師才能為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作出貢獻。觀念決定行動,一個人只有在思想觀念中樹立起公平正義的意識,才能在行動中切實表現出來。為此,丹寧還批評了某些律師片面依賴法規忽視公正的思想,指出,對一些律師來說,法規就是一切,正確與否沒有關系。他們經常咬文嚼字而忽視法律條文的實質,他們反復推敲文字,然後在使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詞義對他們來說是法律上的事而不是平民百姓的事。那些對社會有責任感的律師,應該盡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使法律的原則和公正保持一致。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他將失去人民的信任,法律也會名譽掃地,國家的穩定將會因此而動搖。〔40〕他把一些「只關心法律事實上是怎樣,而不是它應該怎樣」的律師比做「只知砌磚而不對自己所建築的房子負責的泥瓦匠」。〔41〕這個比喻很恰當地批評那些只知道處理案件本身,而不顧及案件處理公正性的問題,強調律師應該關注所處理案件背後的公正精神。其次,丹寧認為律師應不斷學習,只有專業過硬,才能公正執業。律師是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識和技能,服務於社會公眾的一種自由職業。在普通法系國家,律師與法官一樣,在參與司法審判實踐時,要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技能,解釋成文法,尋找與案件最相類似的判例來適用,需要通過自己的知識、訴訟經驗以及長期所養成的判斷力進行仔細的推敲和認定,才能公正處理案件。丹寧深切地理解這一點,他指出:「毫無疑問,律師的任務———也是法官的任務———(解釋成文法)是找出國會的意圖(符合公正精神)。當然,在尋找國會的意圖時,你必須從成文法所使用的詞句開始。」〔42〕對於參與訴訟的律師來說,他必須在訴訟的整體意義上,遵循法官的判例,來把握法律適用的真諦,即通過認真研究法官對判例的適用,努力找出與本案事實、性質最相似的判例,引證對本案最有利的適用,說服法官作出有利於本案當事人、符合公正精神的判決。所以,「我在學習律師時,我在圖書館花了很多很多時間———就像現在的學生一樣。我當上律師以後,我仍在那裡花很多時間,查找案例。」〔43〕以致丹寧認為律師是所有專業人員當中最勤勉的,只有不斷學習,才能具備公正執業的條件。在當律師初期,丹寧一邊從事律師工作,一邊參與編輯《史密斯判例集》,定期去溫切斯特和埃克賽特的巡迴法庭,聽取並決定「與實現公正有關的訴因」。就這樣,丹寧在當了15年的新進律師之後不久,由於出色的表現被授予「王室法律顧問」的稱號, 1938年4月7日他穿上了絲袍,開始從事王室法律顧問的工作。此時的丹寧工作更加認真,成績卓著,贏得了贊譽:「有一位律師,是一位傑出的人,審慎、聰明……由於他的學識和名望,他領受過許多酬金和贈予的衣物,再也沒有比他還忙碌的人,而近來他越來越忙了。自從威廉一世以來,每一件法案判例他都記得清楚,每一條法令,他也能逐字背得出。」〔44〕可以說,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精湛為丹寧律師職業地位的提升、名譽的確立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為其公正執業、實現司法公正掃清了障礙。復次,丹寧主張律師在為當事人服務的過程中應堅持法律公正,不應無原則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在英國的法庭上,律師對於自己所知曉的與其所受理案件相關的判例即使不利於當事人,原則上也應在法庭上陳述。有學者認為,這種做法主要源於這樣一種理念:出庭律師除了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外,更重要的還是應該根據公正原則幫助法院發現案件事實真相,從而實現司法公正。〔45〕從這個意義上,不難推斷: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律師還通過法律援助的形式保障司法對弱勢群體的公正。丹寧指出,「我常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46〕律師法律援助在英國早期是出於一種慈善動機,是對貧窮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屬於律師良心和道德上的義務。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及人權觀念的傳播,法律援助轉化為一種國家的政治責任。「二戰」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變化使社會本位思想成為主流,法律援助成為國家保障當事人之間真正平等的義務,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面實現公正司法的理想和目標。丹寧所提倡的法律援助正好與這種潮流相適應,也是律師實現司法公正的途徑之一。再次,「公正是與制度性因素相關的正義。」〔47〕在丹寧等法學家的倡導下,英國逐步建立了律師的相關制度,使得律師公正有制度做保障,具體說來,英國律師負有以下義務:其一,維護職業獨立性的義務,不受其他組織和個人的干涉,並須單獨開業;其二,維護職業聲譽的義務,不得作廣告或招徠業務;其三,忠於委託人不得欺騙委託人;其四,忠於法院,若委託人的具體要求與辯護律師對法院的義務有抵觸,「辯護律師必須對此不予理睬,否則將要為此承擔責任。」〔48〕這些義務為律師公正執業,實現公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得律師「正如廣大公民所了解的律師的命名———正直和高尚的楷模」。〔49〕並且,在英國律師的職業意識中,任何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或因追逐利益被當事人所支配,犧牲自己的獨立地位或原則,都是對自己神聖職責的玷污。出庭律師聲稱他們出庭時不代表當事人的任何一方,是履行獨立辯護的「高貴職務」。〔50〕可見,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和保障。

❾ 假發與職業掛鉤：時至今日，英國法官為什麼一直佩戴假發

假發在種種詬病中，逐漸淡出，但是卻在職業服飾領域找到自己的價值。18世紀末，假發在英國的價格已經變得非常便宜。

老闆有必要為工作者定製工作服，假發便是裡面能夠很好區分職業者和普通人的飾品。於是假發便與專門的職業掛鉤，作為特定的職業的標志。

除了假發很好的區分度外，假發還被給予著職業者的權威和專業。自然而然，假發也成為了英國法官的行頭。

據說，在英國法律界，假發顏色越臟，就意味著這位工作很久，經驗豐富，於是更加德高望重，得到更多尊敬。

這也是英國法官為什麼鍾愛白色假發的原因。因為年紀越大，頭發越白。這樣也越能凸顯法官的經驗豐富。白色假發便能營造出老化，經驗豐富的效果。

3、為什麼英國法官還在佩戴假發？

假發從時尚的弄潮兒跌到成為特定職業的裝飾物，也沒有表明它就能一直在職業服飾領域發光發達。

歐洲大陸貴族階級逐漸淡忘假發的同時，其法官群體也跟著舍棄了。在歐洲各國法官紛紛放棄假發的時候，英國法官卻沒有。

其統治下的美國後來獨立也放棄了假發。這樣英國法官便顯得有點標新立異了。英國法官早期沒有佩戴假發的時候，方巾是英國法官的法定頭飾。

只是後來假發的潮流襲來，逐漸取代了方巾。其實，在英國法官使用方巾的時候，方巾就已經是上一輪時尚過後的過時物品。

法律共同體本來由於職業的原因帶著保守刻板的形象，在時尚潮流面前自然步履緩慢。如今佩戴的假發就如過去的方巾一樣。

隨著時代的進步，英國法官也逐漸簡化法律儀式。2007年，英國首席法官菲利普斯勛爵宣布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法庭廢除假發，唯有刑事法官仍然延續佩戴假發的傳統。

假發在歷史的潮流中扮演了各種各樣的角色，同時也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如果能在影視劇中看到法官佩戴假發，這也逐漸成為了一種歷史的余韻。

如今，假發洗盡鉛華，回歸原點，以它本來的面貌，行使它本來的價值，與我們一同一樣正行走在前行的歷史中，為未來的歷史中添一點磚加一點瓦。

❿ 威廉·亨利·卡文迪許-本廷克的生平

波特蘭公爵本名威廉·亨利·本廷克，1738年4月14日生於英國白金漢郡的布爾斯楚園（Bulstrode Park）。他有兩名胞姐、兩名胞妹及一名胞弟，而作為家中長子，他甫出生即從父親襲取得禮節性封號，故早年又通稱為蒂奇菲爾德侯爵（Marquess of Titchfield）。蒂奇菲爾德侯爵的家族相當顯赫富有，父親為第二代波特蘭公爵，在全國各地擁有多處田產。至於他的母親瑪格麗特·哈利（Lady Margaret Harley）是第二代牛津伯爵的女兒，在諾丁漢郡擁有一座規模宏大，名為威爾貝克大修道院（Welbeck Abbey）的家族宅第。
蒂奇菲爾德早年入讀倫敦的西敏公學，後來升讀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1757年2月1日從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畢業。畢業後，蒂奇菲爾德侯爵與胞弟愛德華·本廷克勛爵（Lord Edward Bentinck，1744年－1819年）游歷歐洲大陸，期間曾到訪過波蘭、德國及義大利等地。 退出政府後，波特蘭公爵透過自己的家族影響力，繼續為不少羅金漢黨人取得下院議席，但自己卻陷入財政危機。在1767年8月，他與詹姆士·勞瑟爵士（Sir James Lowther，1736年－1802年）就多幅位於卡萊爾的土地業權問題展開法律訴訟，有關訴訟一直持續到1776年8月才告終結。雖然波特蘭最後獲判勝訴，可是他卻因為要支付龐大的訟費而幾近陷於破產。另一方面，他又在同年與生母波特蘭公爵太夫人達成協議，答應每年向她提供16,000英鎊租金，以繼續居住於由她擁有的布爾斯楚園，至於公爵太夫人自己則居於威爾貝克大修道院。為了支付大筆款項，波特蘭公爵被迫出售大片位於坎布里亞郡的土地以作周轉。
在1782年3月，時任首相諾斯勛爵領導的托利黨政府終因為英國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大敗而垮台，結束長達12年的執政。英王喬治三世當時除了求和以外，別無他途，他因此轉而向主和的輝格黨招手，尋求組閣可能性，結果羅金漢侯爵得以第二度出任首相。羅金漢上任後委任波特蘭公爵為愛爾蘭總督，至於波特蘭岳丈的胞弟約翰·卡文迪許勛爵（Lord John Cavendish，1732年－1796年）則獲委任財政大臣。
波特蘭公爵在1782年4月14日抵達愛爾蘭都柏林正式上任，可是羅金漢侯爵卻突然在同年7月1日卒故，政府內部隨即出現紛爭。羅金漢死後，喬治三世委任親皇室的內政大臣謝爾本伯爵接任首相，但外相查爾斯·詹姆士·福克斯及財相約翰·卡文迪許勛爵卻大表反對，並向喬治三世要求由波特蘭公爵出任首相。他們的請求被拒絕後，兩人雙雙在7月從內閣辭職，謝爾本卻邀請托利黨的小皮特加入內閣，接任財相，使輝格黨進一步陷入嚴重分裂。到同年9月15日，波特蘭公爵跟隨福克斯等人辭任愛爾蘭總督，此後其他輝格黨人物如埃德蒙·伯克及理查·布林斯里·謝里敦也紛紛從內閣辭職。
到1783年2月14日，福克斯與政敵及前首相諾斯勛爵出乎意料地合作，組成「諾斯-福克斯聯盟」，並向外宣稱聯盟是建基於「深厚的善意及互信」，但他們的主要目的僅僅旨在務求推翻謝爾本政府。喬治三世曾極力維護謝爾本及阻止兩人組閣，但在得到托利黨及以福克斯為首的輝格黨反對派支持下，他們在1783年4月2日於下院取得足夠優勢，成功使謝爾本政府垮台。由於波特蘭公爵在辭職後已成為輝格黨羅金漢派系內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因此這個諾斯-福克斯聯盟亦授意由他出任首相，但事實上，波特蘭公爵在政府中的地位可謂有名無實，雖然身為首相，但扮演的角色卻是無關重要，而大權則落在分別出任外務大臣的福克斯，以及出任內政大臣的諾斯勛爵身上，政府施政主要由兩人所全權主導。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也是喬治三世自登位以來，首次沒有參與其中的組閣行動。其中，內閣及首相人選完全由福克斯與諾斯勛爵等人內部協商而定，福克斯甚而宣稱這次組閣是以「民主原則」進行，沒有受皇室干預，而且「為憲法帶來完全改變」。不過，喬治三世則責難聯盟政府的組成是「王國有紀錄以來最膽大妄為及不講道德的舉動」這個背後由福克斯及諾斯控制的政府，支持度沒多久就因為多項爭議而急劇下滑，到同年12月19日更因為福克斯提出的《印度草案》遭上議院否決而被迫垮台。在得到19名上院貴族支持下，喬治三世遂選擇以年僅24歲的小皮特出任首相，聯盟政府至此壽命僅僅約八個月而告終。當波特蘭公爵卸任首相時，喬治三世沒有按慣例召見波特蘭收回首相印鑒，而是派侍從到波特蘭那裡取回印鑒。由此可見，波特蘭公爵雖然沒有在政府發揮影響，但卻仍然因為加入聯盟任相而被喬治三世敵視。 波特蘭公爵卸任首相後，他隨福克斯成為議會內的反對派，並與托利黨的小威廉·皮特政府對立，但他事實上主要花時間待在布爾斯楚園，並對音樂產生濃厚興趣。未幾，法國大革命於1789年爆發，波特蘭公爵與福克斯等輝格黨人起初也對當地的大革命表示認同及支持，但他們後來卻隨著大革命愈演愈烈而陷入分歧。在1792年，法王路易十六被廢黜，隨後更在翌年遭送上斷頭台處決，這一系列事件在英國的上流社會引起很大恐慌。波特蘭作為國內主要的大地主及貴族之一，也擔心法國大革命浪潮一旦蔓延英倫，自己也可能會自身難保，因此他對法國大革命日益採取保守及予以保留的態度，與黨友福克斯的激進立場愈走愈遠。
同時間，波特蘭公爵也開始跟隨其他如埃德蒙·伯克的輝格黨人一樣，轉投小皮特的托利黨陣營，並慢慢認同有關托利黨反對議會改革及反對天主教解放等等的主張。在1792年10月，波特蘭接受任命出任牛津大學校監，同時接受大學頒授榮譽民法學博士，以向托利黨政府示好，不過他卻在同年婉拒英王頒授的嘉德勛章。此外，波特蘭與皮特兩方亦分別委託馬姆斯伯里勛爵（Lord Malmesbury）及大法官拉夫伯勒勛爵進行談判，討論兩派合作的可能性，但由於波特蘭公爵擔心將兩方的合作公開會引來負面反響，所以談判一直謹慎小心地進行。踏入1794年以後，波特蘭公爵隨著法國踏入恐怖統治而公開表態支持皮特，並在同年7月14日接受皮特政府任命，到內閣出任內務大臣，同時在7月16日更接受英王頒授嘉德勛章，到翌年6月又榮任諾丁漢郡郡長；至於他的長子蒂奇菲爾德侯爵亦連帶在1794年8月獲委任為米德爾塞克斯郡長。面對波特蘭公爵轉投托利黨，輝格黨激進派別的查爾斯·詹姆士·福克斯沒有特別感到驚訝，但就表示難以想像他與其他轉投皮特的輝格黨員會這樣「羞辱」自己。 波特蘭公爵與皮特的合作，亦連帶使一些原屬輝格黨的黨員獲招攬入內閣供職，其中菲茨威廉勛爵獲委為樞密院議長、喬治·史賓塞勛爵任掌璽大臣、另外威廉·溫德姆則任陸軍大臣。至於波特蘭公爵上任內務大臣不久，英國各地因為穀物短缺而爆發零星暴動，波特蘭遂參與當時一度流行的罷吃麵包運動，以減少耗用小麥。到1795年，為防止倫敦發生暴動，他還在倫敦外圍派重兵駐防，此外，政府又相繼引入《1795年外國人法案》、《1795年叛國法案》及《1795年煽動性集會法案》等高壓法案，大大增加了內務大臣的權力，但總括而言，大不列顛地區在他擔任內務大臣期間相對安寧，未有出現大規模的騷亂。
另一方面，波特蘭任內亦負責主管愛爾蘭地區的事務。在1794年12月，他委任其朋友菲茨威廉勛爵出任愛爾蘭總督，但菲茨威廉甫於愛爾蘭上任後，即向當地居民宣布天主教徒將獲政府平等對待。波特蘭對菲茨威廉的言論相當不滿，隨即在1795年1月將他撤換。然而，波特蘭公爵撤換菲茨威廉一事，引起不少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強烈反對，當地更有輿論指責波特蘭出賣了愛爾蘭，此後愛爾蘭的局勢不斷惡化，後來更於1798年爆發大規模的愛爾蘭叛亂。叛亂期間，波特蘭公爵下令時任愛爾蘭總督康沃利斯勛爵及愛爾蘭首席秘書卡蘇里勛爵以武力鎮壓亂事，使亂事不出數月而平息。 退出內閣後的波特蘭公爵主要花時間在布爾斯楚園休養，打算安享晚年。可是晚年的他備受腎病及痛風困擾，在1806年3月還接受一個移除腎石的手術，而那時候麻醉葯尚未發明，所以手術為波特蘭帶來極大痛楚。另一方面，波特蘭安享晚年的願望很快就落空，原因是格倫維爾勛爵的「賢能內閣」爭端不斷，組閣僅約一年多，就在1807年3月垮台。其時由於缺乏具份量的人物駕馭政府，喬治三世遂邀請甚具地位及聲望的波特蘭公爵重返政壇，並負責籌組內閣。波特蘭事後接受有關邀請，但卻作以下的自嘲：我的恐懼不在於履行這項職務會令我折壽，而是在於我不能如常以行動及精神去履行職務。
盡管波特蘭公爵在皮特的托利黨政府供職多年，他在1807年3月31日上任首相時卻仍然以輝格黨員自居。不過，他的內閣班子卻盡由托利黨員出任，其中不少如出任外相的喬治·坎寧、陸軍及殖民地大臣卡蘇里勛爵及財相斯賓塞·珀西瓦爾等人更是皮特的追隨者。波特蘭上任後不久成功帶領政府勝出1807年大選，但他自己很快就因為病情惡化及身體虛弱，以致任內未曾於國會發言。波特蘭甚至無法親自主持內閣會議，並任由閣揆自行打理政務，結果內閣大權遂落在坎寧、卡蘇里及珀西瓦爾三人手上，其中珀西瓦爾更在1807年遷入唐寧街10號。
波特蘭公爵的第二段首相任期見證半島戰爭的爆發，英國在戰爭中參與了多場戰事，首先是英軍於1807年的哥本哈根戰役中獲勝，後來又在1808年的維美洛戰役（Battle of Vimeiro）及1809年的塔拉維雅戰役（Battle of Talavera）擊退法國軍隊，此外，政府還在1808年8月授權英軍與法國簽署《辛特拉協定》（Convention of Cintra），准許遇挫的法軍從葡萄牙地區安全撤退。盡管如此，波特蘭內閣未幾卻在戰事上陷入分裂，在1809年，外相坎寧曾承諾葡萄牙會發兵援助，但陸軍及殖民地大臣卡蘇里卻把軍隊調往荷蘭，參與瓦爾赫倫長征（Walcheren Expedition），最終長征以失敗折返告終。
自瓦爾赫倫長征陷入劣勢以後，坎寧立即暗指卡蘇里失職，並威脅波特蘭公爵，指出若果不以韋爾斯利勛爵（Lord Wellesley）取代卡蘇里勛爵，他將會辭去外相一職。由於波特蘭公爵擔心坎寧一旦辭職會使內閣分裂，他惟有勉強答應坎寧的要求，並將兩人間的協議保密；但另一方面，波特蘭卻又擔心辭退卡蘇里會導致同樣結局，所以遲遲未有作出任何行動。這時內閣閣揆紛紛歸邊表態，使政府運作陷於停頓。卡蘇里在1809年9月得悉坎寧與波特蘭之間的協議後，感到非常惱怒，這遂促使卡蘇里與坎寧倆在9月21日舉行決斗，結果坎寧在決斗中被卡蘇里開槍射傷。 卡蘇里與坎寧兩名內閣閣員私下以武力決解不和，一時引起輿論嘩言，至於本身已在1809年8月中風的波特蘭公爵，更因為事件而大受打擊，導致病情進一步惡化，亦再無力處理內閣糾紛。在強烈堅持下，波特蘭公爵最後於10月4日辭任首相，由斯賓塞·珀西瓦爾接任，自己隨即返回布爾斯楚園休養。可是，這時的波特蘭公爵已經時日無多，並在數星期後的10月30日卒於布爾斯楚園內，終年71歲。波特蘭死後，公爵爵位由長子繼承，是為第四代波特蘭公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