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上法院布希

⑴ 美國哪個總統是法院判決老不什還是小不什

是老布希。
影響美國25大案(24):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2008-03-28 14:11:29網友評論 8 條 點擊查看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上演了一場好萊塢經典大片式的悲喜劇。經過36天的總統難產之後，最後一錘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選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與法治的平衡 一個永恆的難題
美國最高法院多數派的裁決受到了自由派的廣泛批評和質疑。有人嘲笑說，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投了小布希兩次票：一次在11月大選中，一次在12月的裁決中。批評主要集中在司法對政治的干預和對民主原則的違反。
在美國，選舉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根據美國「偉大的首席大法官」馬歇爾留下的憲政遺產，法院一般不應介入政治問題。但人民的選舉權乃是人民的一項根本的憲法權利，當整個問題涉及人民的選舉權時，法院是否應該介入？如果按照沃倫法院在著名的貝克訴卡爾案（Baker v.Carr）中確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應當。（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裁定，各州議員選區劃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問題，也是公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的法律問題，因此法院有權干預。）但問題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稱，奉行司法克制哲學，它的介入難免有黨派傾向之嫌，有損司法獨立的美名，因此，有論者甚至認為這次大選「開創了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總統大選爭議的先例，打破了美國憲政中三權分立的神話」。
這個評論可能過於絕對，因為這里涉及到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拋開黨派政治因素不談，如果認為60年代沃倫法院對貝克案的判決是正當的司法干預，有助於美國民主制度完善，那麼同樣道理，也很難說大選案不是正當的司法干預、不有助於美國大選政治的穩定，因為按傳統的標准，兩者分別涉及州議員的選區和總統選舉的地方選票問題，都是不適合聯邦司法解決的地方政治問題，因此不能因為是開明派的干預就說是正當，保守派的干預就是越權。（據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審理布希訴戈爾案之前，超過70%的被訪問者[包括小布希和戈爾陣營的人]認為最高法院是解決選舉糾紛最值得信賴的機構，並且能夠對案件作出公平判決。最高法院判決後第二天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80%的民眾准備接受小布希為他們的總統。）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兩，因為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人工計票決定在先，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後。一位美國教授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過是對佛羅里達高院「非法」的反擊。如果在原則上認可佛羅里達高院司法干預的合法性，就很難不贊成聯邦最高法院干預的合理性，因為總統選舉人的產生顯然與憲法及聯邦法律密切相關。（國內知名美國憲政學者張千帆教授也認為：「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法院是否應該干預，而是究竟哪個法院應該干預，並且其決定應被作為最終決定而獲得尊重。」他認為佛羅里達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適合。摘自《論美國總統大選的憲政問題》，原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4期第415頁。）唯一可以指責的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張限制聯邦權力，強調限制平等保護條款的適用范圍，突出保護各州的權力，而它在大選案上的態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這次選舉糾紛處理過程中，政治化傾向顯而易見。州務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時還是共和黨在佛羅里達競選委員會的兩主席之一，因為這次選票爭議，她一時成為全國性人物，在2002年美國國會選舉中順利當選為眾議院議員）與棕櫚灘等縣選舉委員會之間的選舉法許可權之爭，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對哈里斯決定的兩次否定，聯邦最高法院決定的涇渭分明，都顯示出黨派意志的較量。為此，《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爾先生（Mr.Gore）為美國人民挨了一槍子兒。這打在美國人民胸口的一槍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們出於政治的動機裁定布希為總統。」不過，所有這些政治較量都限於對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沒有背離法律本身。討論這一司法大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純粹的法律之爭，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黨派之爭，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如果我們接受丘吉爾的看法，承認民主只是與獨裁之間選擇中的一種「兩害之間取其輕」的制度的話，那麼，我們似乎同樣也應該接受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見解：「就所涉及的社會方方面面而言，與人壽保險和自由主義本身一樣，法治只是從惡劣環境中尋求的最佳結果」，因此，實在沒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獨立應該理解為一種制度上的獨立，即不依賴於任何其他政府部門或黨派而存在，理解為對法律的忠誠而非黨派政治的順從。法官並不完全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超凡脫俗之輩，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受各種思潮觀念滲透和影響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學，它們構成了其理解和解釋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觀中立的法官只存在於書生的法律王國之中。
那麼，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的決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決定」呢？似乎很難十分肯定，這從判決書中五花八門的意見中可窺一斑。這個判決書一共分成六個部門，一個多數意見，一個附合意見，四個不同意見，其中只有一個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餘三個不同意見都是雙重異議。
裁定佛羅里達高院的做法違憲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兩位開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蘇特。他們認為，佛羅里達人工重新計票一案的確涉及了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問題，憲法明確規定由各州議會制定產生總統選舉人的方式和程序，並給予選民的投票權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護。由於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未能提供一個「符合聯邦憲法最低要求的」統一的計票標准，同樣的選票會得到「不平等的衡量」。這里的問題不是人工計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計票的不同標準是否損害憲法的平等法律保護原則。但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評家看來非常荒唐可笑，因為佛羅里達一共有67個縣，有著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著統一的計票標准，只能是根據各縣不同的選票形式和投票方式來決定選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決本身並沒有下令停止人工計票。像美國任何一個上訴法院一樣，最高法院只專注於原審法院作出判決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聯邦憲法和法律，從而保證審判沒有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它只是將案件發回，要求佛羅里達高院重審，並作出與最高法院法院意見相符合的決定。顯然，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它作出判決的時間（12日晚上10點）離它認為合法的選票統計截至時間（12日）只剩下兩個小時，這實際上斷絕了佛羅里達高院採取任何補救行動的可能性，也斷絕了戈爾的最終希望。這種做法似有「不誠實」（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卻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選擇，因為它可以辯稱，它只是對法律程序而非總統選舉問題作出了其許可權范圍內的判決。此外，確認12月12日為截止日期的並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羅里達議會根據聯邦有關法律制訂的選舉法確定的。
布雷耶和蘇特兩位自由派大法官雖然在人工計票案具有憲法性的問題上與多數派站在一起，但他們認為聯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時間，而應該允許佛羅里達建立統一的計票標准，並在12月18日選舉團投票前完成人工計票即可。他們的這一異議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兩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異議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針對多數派大法官的說法——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改寫了佛羅里達的法律，史蒂文斯認為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不過是解讀州立法機構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國憲政實踐的傳統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義時州最高法院的有關決定是最終裁決，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不應介入。在結論中，他甚至上綱上線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於對執法者的信心。時間會有一天癒合今天的判決給這一信心所造成的傷害。但是，有一點是肯定：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到底誰才是今年總統選舉的贏家，但確定輸家卻顯而易見，那就是這個國家對法官作為法治無私的守護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黨人福特總統任命的，一向被認為是傾向共和黨的保守派，但這次卻成為堅決反對最高法院決定的異議者。顯然，保守派和開明派的分類並不十分准確，同時也說明指責最高法院這一決定完全受黨派利益支配，根據並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異議主要強調不應該質疑佛羅里達高院對州法的解釋，它並沒有改寫法律。
在所有的異議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最為突出，因為他從根本上認為這是個政治問題，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來，除了布雷耶外，其餘的大法官都認為佛羅里達選票爭議是可以由司法管轄的，分歧只在於是由州還是由聯邦司法管轄。
盡管最高法院最終進行了干預，但實際上這一干預相當勉強。在法院意見書的結尾部份多數派大法官不得不這樣表白：「沒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員更明了司法權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憲法的設計——通過他們的立法機關讓人民並由政治來選擇總統——方面沒有人比本院更堅定。但是，當訴訟雙方啟用訴訟程序後，我們就必須處理訴訟中的聯邦以及憲法問題，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很難說保守派大法官因為黨派利益改變了他們司法克制觀念。因為，正是通常被認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強調，應由佛羅里達議會而不是州最高法院處理整個選舉事宜。他們還指責州最高法院在審理整個案子時不是在解釋州法，而是在重新創制州法。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亞和湯馬斯3人在支持裁決的附加意見中指出：按照佛羅里達法律，只有那些標記清楚的選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允許人工計算標記不清選票的作法違反了佛羅里達的立法。本來。這雖然只涉及到佛羅里達內部的分權問題，但本案涉及的卻是總統選舉這一事關聯邦的大事，屬於憲法第2條規定的內容。因此，他們才不厭其煩地從法理上說明，在選票匯總上報的截至日期和所謂「合法選票」（legal voter）問題上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如何違反了佛羅里達有關選舉的法律和憲法第2條。其次，從技術可行性上說，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計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決意見書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通過對總統選舉問題的憲法史考察，他強調，布希訴戈爾案涉及的是一個不可司法的政治問題，因為「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和（制訂1887《總統選舉人條例》的）1886年國會作出的決定，都是盡可能地減少最高法院在解決總統選舉難題上的作用，這既明確又明智。對國會來說，解決選舉糾紛難題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難，但是，作為一個政治機構，它比非民選的最高法院更准確地表達了人民的意願，而人民的意願正是選舉的意義所在。」在結論中布雷耶寫道：「我擔心，為使這一久拖不決的、令人煩惱的選舉過程有一個明確的結果，我們沒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們自身權力的行使』，『我們自我約束意識』」。他還援引著名大法官布蘭代斯（Louis D.Brandeis）關於司法克制的名言：「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麼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認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實並不應該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應當進行自我約束，駁回案件而不觸及其實質問題。應該說，布雷耶的觀點有相當強的合理性和理論上的說服力。
此外，還有一個利益沖突是否應該迴避的問題。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幾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將退休，這意味著不論誰上台，新任總統都會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選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論是開明派還是保守派，當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這樣一來，他們在大選案中就與自己的這一利益攪和在一起，這很可能是保守和開明兩派如此涇渭分明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從利益迴避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應該接這個案子。（自由派批評家還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兒子工作的律師事務所恰好是替小布希在最高法院辯護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馬斯的太太則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負責為小布希政府特色合適的官員人選。）
可是，為什麼這些觀點曲高和寡、無人喝彩呢？這就是現實政治在起作用。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民主」的美國也同樣如此。如果讓民選的州議會或國會來決定總統人選，如果每一張選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確統計，這樣的話要折騰到何年何月？在憲政危機的壓力面前，民主的邏輯難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有人評論說：「從憲政秩序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可能幫了國家的大忙；從法律推理來看，最高法院的這個決定很糟。一句話，最高法院的決定產生了秩序，卻沒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說布希訴戈爾案的裁決是一個糟糕透頂的司法判例，極大地損害了司法部門公正獨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說最高法院果斷介入計票爭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場因總統難產導致的憲政危機；你可以說每一張選票都代表了民眾的心聲，停止重新計票實際上等於忽視了民主原則；你也可以說遵循憲政法治的規則和程序比「順從民意」更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為根本。對此，主要看評論者的個人偏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場司法大戰著實讓世人看到了美國民主的成就與局限、美國法治的成功與遺憾。
此外，在這場世紀大案的裁決過程中，大法官之間不同意見暢所欲言、激烈交鋒，讓人們領略了美國法治的華彩篇章。一位中國學者雖然對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略有微辭，但仍然贊揚道：「我們看到一個獨立與公正的司法機構對於保證民主選舉的完整與可靠是至關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於司法程序本身必須是一個自由、平等與公開的說理過程，其中每個法官（不論是幾「品」，有沒有官銜）都可以不受壓制、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對憲法與法律的觀點，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見——無論是多麼智慧或荒謬——也都將受到法學界同行、學者乃至整個社會與歷史的無情檢驗。」
經歷了36天的訴訟大戰後，戈爾在承認敗選的演說中所表現的君子風度和對憲法法治的尊重讓人們再一次領略了美國法治的精彩和無奈。他說：「現在最高法院已經說話。盡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決，但我接受它。」這句話充份顯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國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它作出的判決可能會出錯，可能會不被失敗者內心認可，但卻會被無條件地接受。
針對戈爾的認輸講話，《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評論。盡管他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帶有政治傾向，但他卻深信，美利堅民族對憲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國強大的關鍵，因為「判決的失敗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後的制度為最終的、合法的原則」，「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只有當我們重申我們對法律制度的忠誠，甚至即使它對我們不利時，制度才能長存、改進並在失誤中總結教訓」。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不在於空軍，也不在於海軍；不在於言論自由，也不在於自由市場。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後的制度。正是這種制度使每一個人可以充份發展而不論是誰在掌權。美國真正強大的力量，在於「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有人說，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
弗里德曼的評論贊揚了美國法治的精彩，但卻迴避了美國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這次大選使美國選舉制度中的幾個不夠民主的問題暴露無遺：正是選舉人制和贏家通知的原則，致使戈爾在領先對手50多萬張選民票的情況下功虧一簣；而正是由於非民選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選的國會的干預，戈爾失去了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這一在200多年前因為妥協而形成的總統選舉人（選舉院）制度是否仍然適合今天的美國社會？很顯然，如果沒有選舉人制，就不會有這場驚天動地的選舉訴訟大戰。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來自小州的選舉人的代表性遠遠不及來自大州的選舉人）顯然與今天很多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觀念格格不入，而贏家通吃的選舉原則也遠非歐洲大陸比例代表制那樣公平。但因為選舉人制有利於小州，贏家通吃則有利於兩大黨輪流執政，不讓第三黨在全國范圍內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機會，這些問題在美國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沒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來，有關廢除或修改選舉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無一例外胎死腹中。雖然有嚴重的問題，但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卻依然充滿活力，長盛不衰，就如同參加一場極具魅力的體育比賽一樣。顯然，對於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無缺，而是經久耐用，符合國情民意。多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並不相信民主萬能、也沒有對其選舉制度進行「民主改革」的美國政府卻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導和推動民主！
另就程序問題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國，選舉完全是地方的事務，富裕的縣可以不斷更新其投票設備，盡可能減少誤差，貧窮的縣卻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投票設備陳舊，容易出錯。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別實際上反映了經濟上的貧富差別所帶來的政治表達權益的差別。以打孔機和光學掃描儀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錯而無效的機率比後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則要求所有合格的選民應該有平等的投票條件和環境，他們的選票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准確統計。
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不論從內容還是從程序而言，當美國人連自己國家的選舉制度都沒有辦法民主化時，它還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民主的榜樣和民主價值的倡導者嗎？ ( 作者：任東來)

⑵ 美國總統當選年齡

依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二條第一款，總統須年滿35歲，居住美國14年以上，也一定要是「自然出生的美國公民」（通常被解釋為是出生時為合眾國公民）或者是在憲法通過時為美國公民。美國官職中唯正副總統兩職具「出生時為合眾國公民」的任職要件。

⑶ 以「戈爾訴布希總統選舉案」為例，評析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和司法獨立體制

經過36天的「惡斗」之後，小布希終於登上第43屆美國總統的寶座。評論界不乏稱呼此次選舉為「司法裁決」的議論，言下之意，選舉結果所得之票數並非是決定何人當選的准繩，而是靠州法院及聯邦法院的最後裁決，以至於直到今日，究竟投票籌備方式與計票方式是否公平，哪位候選人的最終票數領先，仍然引起諸多爭議。

除此之外，稱呼此次選舉為「意識形態掛帥」的也大有人在，原因是從地方法院到聯邦法院，從社區的監選委員會到州政府，所作出的任何決定都百分之百地受到政黨路線左右。

因此，經過這36天的曝露，所謂「國家公僕」、「行政中立」、「司法獨立」說穿了都不過是扮演政黨代理人的角色，所作所為也脫離不了政黨意識形態的制約。就西方民主政治理論而言，選舉，尤其是總統選舉，是全體公民行使參政權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或稱公務）。為體現參政的民主性和民意的最優先地位，任何選舉必須符合多數決原則和投票結果至高無上原則。有趣的是，美國這個處處以民主典範自詡的國家，通過這次選舉一方面揭露了其落後的選舉制度可以產生抵觸多數決的結果；另一方面又通過司法的介入造成計票結果懸而未決的局面，同時又在此基礎上「技術性」地產生了下屆總統。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兩百年來一般人習以為常，甚至視為理所當然的政黨政治究竟有何弊端？筆者首先提出的問題是，究竟傳統大黨的黨員人數在全體公民人口中所佔比例為何？為何西方社會普遍比例不及5％的黨員人口便占據了全國的行政、立法、司法、經濟等等關鍵領域的關鍵職務，同時又永遠地左右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為何絕大多數職業政客多來自各大企業的領導班子，同時一旦下野又自然而然地歸隊於大企業？既然全國關鍵職務均已操縱在職業政客之手，同時又像時鍾一樣合作無間地運轉，為何又要幾年一次地動員老百姓認可他們的統治合法性？當傳統大黨之間的政綱內容越來越接近的時候，除了在投票期間的一剎那給選民增加選擇的困擾之外，是否該體制已預設地造成百分之五十對五十的普遍問題？

毫無疑問，自十九世紀末西方國家的軍事官僚先後脫離政治舞台之後，資產階級民主議會道路已形成最穩定的政治形式。嗣後在標榜「勞動階級利益」與「國際主義至上」的左派意識形態的挑戰之下，形成了長達五十年以上的東西兩大陣營對壘的局面。即便在今天，透過美國的總統選舉卻又明確地讓人看到美國廣大的選民的地位在關鍵時刻還不及聯邦法院的幾位保守派法官。這說明了無產階級專政即便不是一條更好的出路，資產階級民主議會道路也無有長進。於是，考慮到當前社會的復雜性和專業化發展，似宜提出其他的構想，譬如，政府各級、各部的首長不是由總理或總統委任，而是產生於各個專業內部的推選。如果總統、總理、外交部長均系政法專業出身，經濟部長由科班經濟專家擔任，那麼，起碼就避免了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外行領導內行」，和資本主義社會「金權掛帥」的弊端。

⑷ 2000年的美國大選，戈爾惜敗給布希，但法院最終是通過投票的方式把總統判給了布希，而且媒體甚至稱此

在布希訴戈爾案（Bush v. Gore）中，12月12日美國最高法院以7票對2票決定重新點算選票的過程違憲，因為選票重點沒有在佛羅里達州全州展開，5票對4票決定佛州必須在期限之前完成全州統一標準的計票，由於截止期限距離判決當時僅剩兩個小時，對此佛州只得放棄人工計票。

戈爾對法庭的判決表示強烈不滿，但是「為了我們人民的團結與民主的力量，我作出讓步」，接受有關裁決。選舉結束後由美國多家媒體主辦的選票重點結果顯示，即使最高法庭決定重新點算選票，布希仍然會贏得佛羅里達州的勝利，但若採用人工方式點算選票，則戈爾有可能獲勝。

美國總統選舉由選舉人票決定當選人，因此戈爾雖然贏得較多普選票，但仍由獲得較多選舉人票的小布希當選總統。

佛羅里達州選票爭議

美國各州之選票設計不同。本次選舉不少州份兩黨得票接近，幾乎在所有兩大黨票數接近的州都有廢票認定問題。在此次選舉中，廢票認定問題在佛羅里達州尤為突出。

該州的選舉結果可以左右總統選舉的結果。佛羅里達州的『蝴蝶式對開選票』設計會使選民因圈選錯位而選錯候選人，有意投給戈爾的選民可能因而誤投給改革黨的保守派帕特·布坎南。

投票結果顯示布希領先戈爾不到2000票，並且六百萬張海外選票尚未計算。因雙方選票數差距太小，佛羅里達州法律要求進行一次自動機器計票。在第一次重新計票後，布希的領先優勢減少為不到1000票。

民主黨陣營認為有希望扭轉局面，便以佛州的選票設計誤導了選民為由，要求對幾個郡進行一次人工點票。

共和黨陣營在11月11日向佛州南部的聯邦地區法院提出訴訟，要求禁止棕櫚灘等幾個郡的人工點票，但是被聯邦法官駁回。之後，佛州州務卿、共和黨人哈里斯根據佛州選舉法限令兩天內，也就是在11月15日之前必須呈交選票結果，否則選票全部作廢。民主黨陣營開始提出訴訟，要求延遲點票結果。

但是，佛州地方法院法官拒絕了民主黨陣營的要求，把決定權交給佛州州務卿哈利絲（共和黨），州務卿拒絕接受未完成的人工點票結果，但是又被佛州最高法院阻止。佛州最高法院同意人工點票，並且宣布佛州選舉結果的時間延期到11月26日。

總的來說，雙方先是對簿佛州最高法院，當法院做出有利於戈爾的判決後，布希不服並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先是把案子返回佛州最高法院進行重審，在佛州最高法院再次支持戈爾後，它才開始介入，並做出最終判決。

布希陣營的律師指出，佛州的人工重新點票違反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因為有的機器點票，有的人手點票不公平。戈爾陣營的律師則要求聯邦最高法院維持佛州最高法院判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2月12日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數推翻了佛州最高法院的判決，要求佛州在12月18日選舉人團投票之前完成全州用統一的標准計票，同時並未延長必須在選舉人團投票的六天前完成點票的截止日期，即距離判決當時僅剩兩個小時，對此佛州只得放棄人工計票。

事後依各黨候選人在州內的平均得票計算，納德在佛州幾個綠黨得票率奇高的郡中，獲得如此高得票率的概率低得異乎尋常，足見誤投的問題的確存在。

藍色為阿爾·戈爾

紅色為喬治·沃克·布希

(4)美國大選上法院布希擴展閱讀：

本次選舉特色

在本次選舉的開票過程中，各大電視網有志一同地在美國行政區劃圖上以紅色代表共和黨確定勝選的州，藍色代表民主黨，而白色代表結果未定。

由於開票爭議持續數天，各大電視網也播出此圖數天，是為美國媒體首次大規模以此種方式呈現選舉結果，其後並沿用至今。

⑸ 美國大選目前進展如何

截止2020年11月20日拜登的選票最多。

8月2日，白宮幕僚長馬克·梅多斯表示，美國將在11月3日舉行大選。

8月11日，美國前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已經選擇加州聯邦參議員卡瑪拉·哈里斯作為他的競選夥伴。拜登和哈里斯下周將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正式接受提名，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提名過程將通過視頻進行。

8月18日晚，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名喬·拜登為民主黨2020年總統候選人。

8月19日，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名加州參議員卡瑪拉·哈里斯為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

8月24日下午，唐納德·特朗普正式被提名為202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8月26日晚，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發表演講，接受副總統候選人提名。

11月3日，美國總統大選將舉行。

北京時間11月8日凌晨（美國時間11月7日），據美國媒體測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已獲得超過270張選舉人票。

(5)美國大選上法院布希擴展閱讀：

盡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國人的投票熱情仍然空前。據美聯社統計，2020年11月截至9日，拜登和特朗普分別獲得7600多萬和7100多萬張選票，成為美國歷史上得票數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總統候選人。

謀求連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堅持選舉仍未結束，並質疑大選存在舞弊行為，在多個「搖擺州」發起法律訴訟。

⑹ 詳細介紹布希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喬治·沃克·布希1946年7月6日出生在美國一個名門望族。他的祖父是華爾街一位富有的銀行家，曾是共和黨參議員。他的父親喬治·赫伯特·沃克爾·布希於1988年成為美國第41任總統。

布希的童年在得克薩斯州度過。中學畢業後，18歲的布希進入著名的耶魯大學主修歷史學。畢業後，布希進入得克薩斯州國民警衛隊空軍，成為一名戰斗機駕駛員，直到1973年離開空軍。此後，布希又在哈佛商學院求學兩年。再次走出校門後，而立之年的布希在父親老友的引見下雄心勃勃地步入石油界。

布希的從政之路是從他幫助父親參加總統競選開始的。1994年，他競選得克薩斯州州長並獲得成功。1998年他競選連任，成為該州歷史上首位得以連任的州長。

2000年8月，布希被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同年11月7日，布希參加了美國歷史上競爭最為激烈的總統選舉。最後，由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布希成為美國第54屆總統。他是繼美國第六任總統亞當斯之後第二位踏著父親的足印入主白宮的總統。

2003年5月16日，布希正式向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提出競選連任。2004年9月1日，美國共和黨在紐約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確認布希為該黨總統候選人。
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理查德·布魯斯·切尼1941年1月30日出生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1954年隨家人移居懷俄明州的卡斯珀。1966年切尼獲懷俄明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68年曾在威斯康星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

切尼的從政生涯是從1968年到華盛頓做議員辦公室實習生開始的。1969年，他出任聯邦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的特別助理。此後，切尼曾在尼克松、福特政府中任職。1979年，切尼競選聯邦眾議院議員獲得成功，並擔任議員達10年之久。他是眾議院情報委員會重要成員，素有「情報事務專家」之稱。

1989年，喬治·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後，切尼在布希政府中任國防部長。在任期間，切尼策劃了海灣戰爭中著名的「沙漠風暴」行動和在巴拿馬逮捕諾列加將軍的軍事行動。卸任後的切尼退出政壇經商。

在2000年美國第54屆總統選舉中，切尼作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參加大選。大選獲勝後，切尼出任美國第46任副總統。今年9月1日，共和黨大會再次通過了切尼為副總統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