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加爵主審法官面對面

5. 童年生活對你成年後有無影響如果有的話那麼影響是什麼

心理學家斯蒂芬妮·斯蒂爾認為，童年生活對一個人的成年行為有很重要的影響。

童年時期，孩子的基本心理需求沒有得到父母足夠的重視和理解，那麼，在成年以後，ta就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來彌補自己缺失的東西。

那麼，具體是如何影響的呢？今天實用菌就和大家介紹一下斯蒂爾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太懂事的孩子，會經歷更多的迷茫

懂事的孩子，或者乖孩子，最大的特點是把自己的心理需求放在一邊，先去滿足別人。

比如經常被父母忽視或呵斥的孩子，會傾其所有地討父母的歡心，滿足父母的各種願望，以便讓父母滿意，或者至少不會受到懲罰。為了更好的適應父母的要求，孩子會壓抑自己與父母要求相悖的願望和感受，變的乖巧聽話。

懂事的孩子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怎樣處理憤怒的情緒。

憤怒在一個人的生命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代表著我們的底線和堅持。孩子不懂得憤怒，就會逐漸喪失對自我的主導。Ta會形成這樣的內心信念：

我不能反抗

我不可以生氣

我必須自我適應

我不可以有自己的意願

等等

我不能反抗

我不可以生氣

我必須自我適應

我不可以有自己的意願

等等

由於這種信念的影響，他們一旦離開了自己的父母，比如和小夥伴或同學相處時，一旦受到品行不好的人欺負時，就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即使成年以後，他們也會習慣性的把別人當成主導，認為別人的需要比自己更重要。他們會是很好的執行者，努力去實現別人的意志，但是一旦需考慮自己想要什麼的時候，他們就會變的很迷茫。

只有當他們真正認識到自己內心的這種信念，並學會表達憤怒的時候，他們才會真正的和身邊的人平等相處。

信念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它會影響我們的自我價值感，以及與他人的關系。

如果一個小孩得到父母的愛和關心，那麼這個孩子便會養成這樣的信念：

我是受歡迎的

大家都很愛我

我很重要

等等

我是受歡迎的

大家都很愛我

我很重要

等等

這些信念會讓ta內心的小孩變的強大。

如果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是冷酷拒絕的，那麼孩子也會產生負面的信念，比如：

我不受歡迎

我是個負擔

我不值得別人的愛

等等

我不受歡迎

我是個負擔

我不值得別人的愛

等等

盡管信念產生於一個人的童年，但是它們會深深紮根在我們的潛意識之中，並會變成我們成人階段的心理模式，對我們的認知、感受、思考和行為產生巨大的影響。

信念就相當於心理上的操作系統，也許它聽上去簡單易懂，卻憑借自己無窮的力量在無聲無息的影響著我們。信念就像一副眼鏡，它准確與否就直接決定了我們是在看清現實，還是在扭曲現實。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內心的消極信念，不僅僅產生於父母的忽視和冷漠，也可能產生於過度保護。

那些過度溺愛孩子的父母會給他們的孩子留下這樣的信念：所有的一切都必須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並不需要為此付出多少努力。

這種信念會讓他們高估自身的意義和重要性，理所當然的認為，自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如果事情沒有按照他們所想的去發展，他們就會非常傷心和憤怒。

一個孩子受溺愛的程度太高，ta對悲傷的容忍度會比較低，無法忍受哪怕是程度很低的沮喪，缺乏適應能力。他們的信念可能是：

我很重要

我一直深受歡迎

我想要的都能得到

我應該得到所有想要的東西

我比其他人都強

等等

我很重要

我一直深受歡迎

我想要的都能得到

我應該得到所有想要的東西

我比其他人都強

等等

這些信念會導致他們在長大以後出現適應性障礙。他們經常會得罪身邊的人而不自知，當他們喜歡一樣東西但遭到拒絕的時候，就會感到非常絕望，因為他們不習慣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如果足夠幸運，他們也能夠很好地融入社會並獲得不錯的成績，但是，如果一旦失敗，他們脆弱的挫折承受力決定了他們難以承受這種結果。

雖然我們的童年生活，或者精神分析眼中的原生家庭，對一個人成年以後心理有著很大的影響，但是我們需要澄清一點的是：探討這些，並不是要否定父母的心血，把自己身上的問題責任歸結到養育我們的父母身上，而是通過了解自己的成長軌跡，發現自己內心隱藏的負面信念，然後擔負起自己人生的責任，調整自己，讓自己獲得真正的成長。

而且，在實用菌看來，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完美的父母，人活著的最大價值也不是為了去變的完美。生活的意義更多是在體驗，體驗我們所經歷的喜怒哀懼。

或許換一個不同的成長環境，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會有所改變，但我們的感受都是一樣的，快樂就是快樂，痛苦就是痛苦。《歡樂頌》里，樊勝美買不起房子的痛苦，和曲筱綃因父母要離婚失去家的痛苦相比，並沒有什麼大小的區別。

我們之所以要去探索自己的心理成長軌跡，也不是要讓自己變的完美，而是讓自己從舊的信念模式中解脫出來，從讓自己能夠體驗的更多，人生的體驗更完整，而不是一直過著重復的人生。

小編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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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像

我來說兩句

6. 馬加爵案主審法官刀文兵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提起公訴了嗎

2020年7月7日，裁判文書網公布了一起雲南高院指定管轄決定書（2020雲刑轄228號），內容顯示，雲南高院就玉溪市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被告人刀文兵故意殺人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非法持有彈葯罪一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的解釋》第十八條的規定，指定由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

10月21日，雲南法檢系統相關人士向媒體證實，上述裁判文書中的被告人刀文兵，案發前是昆明中院執行局副局長，2004年曾主審馬加爵案。

(6)馬加爵主審法官面對面擴展閱讀

早在2020年7月，廣泛流傳於雲南司法圈的一個版本稱，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司法技術處的一副處長是刀文兵的第二任准媳婦，為與該副處長在一起，刀文兵與原配離了婚，而該副處長同時又是雲南省司法廳原副廳長趙立功的情婦。

據2019年9月雲南省紀委監委消息，雲南省司法廳黨委委員、副廳長趙立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多位知情人向紅星新聞記者透露，趙立功曾給前述副處長的銀行卡賬戶打了兩千餘萬元，趙立功落馬後，其「利益關系團體」慌作一團，刀文兵遂與該副處長相約自殺。

二人相約頂樓自殺，但最後是刀文兵將該副處長推下樓，其本人並未自殺，該副處長最終身亡。 認證為知名法律博主的@胡貴雲律師發微博稱，「審判馬加爵殺人案的法官刀文兵，後來也親自殺人了，殺的是情婦，偽造成自殺。」

昆明中院回應媒體稱：「本案由省高院指定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目前該案還在審判過程中，案情的相關情況我們這邊也不太了解」。 21日中午，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回復紅星新聞，因本案尚未審理，故對相關案情並不清楚。

7. 李玫瑾解讀馬加爵案等謎案背後的東西是怎麼回事

事件出自鳳凰衛視2月26日《名人面對面》，鳳凰衛視采訪中國犯罪心理畫像第一人李玫瑾，談談犯罪心理方面問題。

以下為文字實錄：

解說：她是中國犯罪心理畫像第一人。

李玫瑾：犯罪人呢，實際上是介乎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間的一個群體。

解說：她如何體察人性常態？

許戈輝：都可以致命。

李玫瑾：都可以致他死亡，所以呢他們就認為這個人應該是被害的。

許戈輝：因為不可能有這個三個，這順序是怎麼回事，一個就已經可以死了。

李玫瑾：結果後來呢，也是作為一個疑難案件，當時他們找到我，實際上犯罪研究它涉及到，尤其偵查當中它涉及到很多領域的知識，我認為偵查本身它就是大量的藉助科學的手段和技術，所以這個呢，就是我不是法醫，所以我當時還沒有從法醫的角度。但是我從行為的角度呢，當時有一個還原，就是我認為他應該是先是到一個地方，他想自殺，他其中有兩個動作，一個動作就是錘腦袋，但是呢他沒死，然後呢，最後他又開始割手腕，他還沒死，為什麼？因為從現場痕跡來看，就是說他有一個樹林當中的移動的表現，而且樹上呢，在這樣的高度上都有血跡，這意味著他曾經用這個手去摸過這個樹，摟住這個樹，所以他的手腕上那個血就會留在那個樹上，這個時候如果也有可能別人在害他，比如拽著他往前走，已經割了手腕了，但還是拽著，也有可能。然後呢，但是他最後的死亡呢，他有一個噴濺點，他在一個柱，就是一個磚房面前，當時有大量的噴濺，這個噴濺我們判斷是什麼呢？他可以自己造成，也就是說他拿刀對著這個牆往裡一撲，就可以導致扎到心臟，然後這個才會出現這個噴濺。如果他背朝到這個牆，他就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噴濺的血形，所以真正致死是他最後扎自己胸口這一刀。那麼這個剛開始我並沒有還原到這樣的一個程度，我當時也感到很困擾他這個，但是我覺得這個三個順序應該是這樣一個順序，後來見到一個法醫，也是廣東的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法醫，他當時就給了我一個提示，他說你有沒有想到是自殺，他這樣一句話我突然就明白了，因為這個行為的順序只有自殺才能解釋，他殺是很難解釋的。所以後來我就明白了，就是說，後來我就問他為什麼會想到這個問題，他說其實自殺的時候，有時候一種手段死不了，他會換一種手段，而殺人呢往往他要想致你斃命，他除了有威逼之外，他基本就比較簡單。

許戈輝：他會用把一種手段用到極致，直到達到目的是這個意思嗎？

李玫瑾：他要是威逼的時候他會有各種各樣的，他的一些傷口會在其他地方出現，而這個人所有的傷口都是能夠到的傷口。

許戈輝：哦，這樣。

李玫瑾：對吧，在偵查心理分析畫像當中有一項就是死因心理鑒定。

許戈輝：是，其實您剛才給我講的時候，我一直在想說，就是這個他這個最後致死的這個路徑，這個似乎不是您去研究的這個領域，您應該去研究的是這個人得有多強烈的求死之心才會一遍又一遍地用這種致命的手段在戕害自己。

李玫瑾：對，這是一個分析，但是犯罪心理分析不是光一個問題，你說的這實際上是一個行為動機問題，動機呢，是最難的一種分析，一般在我現在來做案件分析的時候，動機是不太靠前的，我更多是考慮就是第一這種人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第二他怎麼做的，我很在乎他的行為方式。然後第三呢就是行為的心理問題。

李玫瑾：當一個人他完全不太接觸這個領域，他第一次看這樣的圖片，會對這個社會覺得太可怕了。他當時在法庭上講嘛，我請求法官判我極刑。

解說：一遇上熱點案件，媒體都少不了邀請李玫瑾點評分析，作為犯罪心理專家，她破解難題無數，但從幕後走到台前成為一個公眾人物，「解題高手」李玫瑾卻被一個問題困擾了許久。

許戈輝：您的研究工作呢本來在長期以來都是在幕後的，但是這些年呢，因為這個公眾對於很多刑事案件的關注，您就頻頻地走到台前來。在這個過程中您覺得最累心的是什麼？

李玫瑾：最累心的就是有很多話不能全盤托出，你說的這個問題其實挺，還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知道犯罪呢是一個我們社會當中很讓人痛苦的一件事情，其實我認為不光是被害人和被害人的親人們痛苦，如果把一個案件完全裸露在社會面前，會讓很多人受到傷害的。我印象當中有一次我帶我的一個研究生是女孩，去一個地方分析一個案件，我當時在看這個案件的法醫的檢驗，然後呢，他的照片都是被害人很慘的照片，我帶著這個孩子，她坐在我這個左手，這邊是刑偵人員把（照片）給我，當我看完以後我就直接遞給這學生，因為她是我的學生嘛，所以我想都沒想就直接交給她了。後來我就發現，從這案件之後的晚飯到第二天早飯她都不怎麼吃飯，然後她話也非常少，我後來突然反應過來了，她是第一次接觸這么可怕的畫面，所以後來，這也是我後來不太帶女生去做這種事情，就是去做案件分析。那麼還有一次我記得，我跟。

許戈輝：您自己經歷過這樣的過程嗎？

李玫瑾：沒有嘛，我覺得我在這方面情商特別弱，像這樣的情況讓我明白，就是有很多犯罪的事情，就是包括它的現場，包括整個的案情，不是所有的都能夠拿出來說的，尤其在外人面前。當一個人他完全不太接觸這個領域，他第一次看這樣的圖片，或第一次聽到這樣的事情，他們會受不了的，會對這個社會覺得太可怕了，然後生活的一些這種絕望或者失望，這是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在談一些案件的時候，我還要考慮，不光要考慮被害人，甚至犯罪人的親人，這個問題呢，實際上像2004年馬加爵的案件，那個案件當時社會影響非常大，因為當時全國通緝令那是也很少那樣做的，全國通緝，所以所有人都在關注。

解說：2004年，大學生馬加爵在宿舍連殺四人，案件震驚全國。從當時的證據看，他既不為財，也不是沖動殺人，行為方式也絕非精神病人，參與辦案的警察跟李玫瑾說，馬加爵案很值得研究。

李玫瑾：這個案件當時最有爭議的就是他的動機問題，那麼我當時去做調研，我就明白他的動機了，但那個時候我已經有這個意識了，就是說他為這個事情殺了四個人，實際上是在遮掩他自己的一個事情，那麼這個他確實犯罪，他要承擔他的法律責任，可是呢，他這種遮掩的這個事情我認為是人性的常態。

解說：馬加爵的犯罪動機是什麼？是當時探討的熱點。很多人把原因歸結為「窮人的自尊」。李玫瑾堅持到馬加爵被執行死刑後，才公布了對馬加爵犯罪心理的分析報告，她說，貧窮並不是問題的起點，真正導致馬加爵犯罪的是他強烈壓抑的情緒，扭曲的人生觀，還有以我為中心的性格缺欠。

李玫瑾：即使犯罪人他犯罪了，他有些涉及到他的一些，就是很隱秘的一些情感，或者一些自尊的東西，我應該也要為他保留，我不要急於地給他裸露出來。

許戈輝：但是如果這個和公眾所要求的知情權產生矛盾呢？

李玫瑾：我認為這個知情對於公眾來講沒有意義，也就是說你在之前你可以不知道，但是你應該相信我們的法律是公正的。所以在司法程序上沒有任何問題，沒有問題，那麼他活著我可以先不說，等他走了，也就是說這個保密的這個問題，為了他而存在，他已經不在了，那麼我可能給大家一個答案，這個是可以。他本身已經為這個事情請求赴死，他當時在法庭上講了，我請求法官判我極刑，然後在結束的時候他說，他大姐要求你一定要上訴，但他自己堅決不上訴。所以我認為他已經在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勇敢地承擔責任了。

許戈輝：但這個是您剛才所說的無奈嗎？或者就是說累心的部分嗎？

李玫瑾：這是第二個層面。

許戈輝：就是知道的實情不能全盤托出。

李玫瑾：對，這是第二個角度。那麼後來我看到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大姐也多次接受采訪，就談到了很多網上的一些議論，他們也很，比如說出現一個案犯就說這又一個馬加爵。所以我認為其實這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去。

許戈輝：重新在揭開他們的傷疤。

李玫瑾：對，傷疤。我個人覺得被害人，其實被害人是很無辜，很痛苦的，可是有時候你有沒有想到過，這我剛才談到的是一個案犯本人，那麼現在我要說的是案犯的親人，他們的親人呢應該說，當自己的一個親人做了很嚴重的犯罪的事實以後，就是他沒有回頭路了，而且要接受法律的處罰，甚至全社會來聲討，那麼他的親人，首先第一他沒有參與任何這個去幫助他，然後第二呢，他也不希望自己的親人出現這樣的行為。那麼他們在社會幾乎的不到任何一點同情和幫助。所以。

許戈輝：許戈輝：而他們恰恰是還在的，而且要把日子繼續過下去的那一群人。

李玫瑾：對，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再看到的第三個層面，不要簡單地憤怒，也不要簡單地去斥責一些相關的人員，而是應該了解這個人為什麼這樣做，當我們了解他為什麼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怎麼讓他今後不這樣做，所以這是我覺得在我的工作當中要接觸媒體的時候最無奈的一件事情。

李玫瑾：其實我也不是在做辯護，但大家覺得，你既然給他找犯罪的原因。

許戈輝：那就是在辯護嘛。

李玫瑾：犯罪人呢，實際上介乎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間的一個群體。

解說：2010年，大學生葯家鑫深夜駕車撞人，並扎了傷者數刀，致其死亡的案件在網上吵得沸沸揚揚，李玫瑾在某檔節目中就「為什麼葯家鑫不是扎一刀，或者兩刀，而是扎六刀。」這樣的行為成因進行了分析。

李玫瑾：我們心理學上有一個詞，就經常叫強迫行為，強迫行為就是什麼呢，就是他做的這個動作往往不是他的一種興趣動作，而是一種機械的他在做，那麼這個動作呢，往往它會變成一個什麼呢？替代行為。他拿刀扎向這個女孩的時候，我認為他的動作是在他心理有委屈，在他有痛苦，在他有不甘的時候，卻被摁在鋼琴跟前兒彈琴的一個同樣的一個動作。當我不滿的時候，我彈琴本身是來，就是發泄我內心的一種憤怒，或者情緒。因此當他再遇到這么一個不愉快的刺激的時候，他看到一個人被撞傷了，而且在記他的車號，他這個刀的行為實際上類似於砸琴的行為。

解說：李玫瑾這段話引來了鋪天蓋地的憤怒，大家紛紛指責她把葯家鑫的殺人動作用彈鋼琴來解釋，是在為葯家鑫辯護，那段時間她的博客每天都充斥著各種咒罵。

李玫瑾：很多時候我都會講到就是說，他該不該死不是我來說話，那是法庭來判斷的，那麼這個人可惡不可惡，這個不知道，重要的是他為什麼這樣。

許戈輝：但是恰恰大家的憤怒來源於覺得你沒有一個是非黑白，你在為這個施害人為犯罪在做辯護，這是大家所不能容忍的。

李玫瑾：其實我也不是在做辯護，但大家覺得你既然給他找犯罪的原因。

許戈輝：那就是在辯護啊。

李玫瑾：就是給他找理由，對，所以這是我覺得讓我這些年最為痛苦的。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兩年有所改變，尤其是我在一些媒體上通過一些更多的來介紹一些相關的研究。

許戈輝：你覺得大家會變得越來越來越理性。

李玫瑾：對，我現在看到網上很多的就是能夠理解了，所以我特別欣慰的就是說，甚至有很多年輕人，主動在網上給我留言，就說當初對你有誤解，對你的言論很不敬，然後向你道歉，當我看到這些話的時候，真的心裡覺得，哎呀，這個就是一種特別的滿足，就是說你終於得到大家的理解了。

視頻片段：起立，報告李老師公安大學09偵查上課前集合完畢，應到35人，實到35人，報告完畢，請您授課。

好，上課。

是。

解說：李玫瑾從八十年代中期就開始在公安大學講授犯罪心理學，她說有將近十年的時間她都在做教材，為研究打基礎。直到1992年，她得到一次去地方派出所實踐的機會，一年的實踐經驗讓李玫瑾開始對自己的專業有了新的體悟。

李玫瑾：我也做過半年的預審，偶爾也偶爾審過一兩個案件，我記得早期我審的基本全是失敗的。

許戈輝：怎麼講啊。

李玫瑾：因為我記得最早在青島工作，有一個女孩，當時我師父交給我的活兒就是說，你就問她來沒來過青島就行，就把這個問題問清楚，然或來過幾回，她們好像是一個制假的一個團伙，專門製造假東西然後賣，包括煙還包括什麼。這個女孩呢，當時我覺得她就是農村的女孩，特別老實，然後頭都不抬，就這么扎到底下，我就坐在旁邊開始跟她聊天，就是我想先拉近心理距離嘛，讓她放鬆，然或我就跟她（說）多大了什麼的，家裡干什麼，然後兄弟姐妹幾個，然後這個什麼時候出來，有沒有談過對象，問到最後的結論就是，我說那你來過青島嗎？沒，她就是一句話沒，我說那青島離你家也不遠，我說你村裡這么多人來，你跟他們來看看，我說應該很容易吧。沒來過，沒來過，就是沒來過，後來我就跟我那師父說，我說根據我對她的了解，她沒來過，我師父說她騙你呢，我說不可能，特別逗，因為他已經問了其他的人，就是誰來過他都知道了，然後他就說你把她帶過來吧，然後就把她領出來，領到我們那師父的辦公室，然後就讓她坐在凳子上，我師父一下跳到對面桌上，然後就問她，你叫什麼名字，我那師父就問她，跟我就完全不一個風格了，然後她特別意外，一邊抹（眼淚）一邊說啊，來過來過來過，哎呀，整個我這心裡就崩潰了，我後來才知道這個，實際上說犯罪人有時候和我們這個很多的，應該說好人吧，包括我們的一些學者，他可能不太在一個世界。真的這個有的時候你在社會底層，包括我有時候接觸一些實務部門的，像法官、檢察官，還有我們的警察，就是這種比如說，我們現在老說他們怎麼樣粗魯，反正就這種批評聲音吧，他們有時候也很痛苦，就是實務部門呢，他的工作性質決定他所面對的一些難題，在解決過程當中，有的時候確實是他們會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呢，就是我們理想的這個要求呢，或者說比較文明的要求呢，又是另外一個層面。

許戈輝：我理解，您說的就是他民用不同的語境在說話，那勢必雞同鴨講。

李玫瑾：不同的語境，實際上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社會背景。

許戈輝：對。

李玫瑾：而且有些就是比如說龍布羅梭，就是最早研究犯罪人的一個學者，是義大利人，他就說過這樣的一個話，他說犯罪人呢，實際上是介乎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間的一個群體，他認為有很多犯罪人他並不是我們那些法學家們想像的那類人。他說其實有很多這個法學家們站在道德的高度上，然後對一些這個社會的問題表現出一種理想化的狀態，他說實際上呢，這些人的身邊呢，比如說監管的警察，就是獄警，然後接觸他們的法官，或者檢察官，或者警察，以及包括這些罪犯身邊的親人，他們對這些人（犯罪人）的了解往往和那些就是站在道德的層面，或者站在一個理論上層面的人，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們會發現有些犯罪人連家人都已經放棄他了，都不讓回家，為什麼？因為他不光禍害社會，他也禍害家人，然後呢這個家人沒辦法就希望推給警察，那麼警察呢，他們又需要依照法律去行事，所以這個有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個社會的，它就是我在這個角度，我又接觸實務部門，我也接觸理論界，所以我經常能感覺到這個兩個界的這種沖突

8. 商業主持風格的形成

盡管遠不能與美國著名電視人默羅所創辦的同名訪談節目相提並論，王志主持的《面對面》仍然不失為一個頗具個人風格的電視欄目，而且王志和他所主持的《面對面》在一定程度正式在實踐默羅所倡導的「電視媒體要對社會事物高度參與，要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擔負引導公眾的責任」的精神。作為主持人，王志日趨成熟，逐漸形成了被部分觀眾所認可的「質疑」風格，但是同時這種色彩鮮明的「質疑」風格也招致了眾多觀眾的質疑甚至反感：王志這么做是不是個人英雄主義？或者是爭勇鬥狠？僅就這一點來說，王志的主持方式遠沒有到達理想的傳播效果，現試從傳播來源、傳播方式、傳播心態三個角度將其主持風格之優劣得失予以解讀。

一、從信息源的可靠性來看。

在談話節目中，主持人應該充當的是一個組織者、調動者、傾聽者和把關人的中介角色①，他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信息源，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主持人和被訪嘉賓一起構成信息源的一部分。主持人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媒體的立場和觀點，在傳播過程中，他的語言、態度等本身也在傳播信息，同時又與受眾在共同經驗范圍內共享信息，因此主持人的威信是影響受眾是否選擇和接受其信息傳播以及傳播效果如何的重要條件。根據耶魯學派霍夫蘭等人關於信息來源對傳播效果的影響的研究，對傳播效果起制約作用的三種變數分別為：傳播來源的可信度、知名度和動機②。現在著重從可信度與知名度兩個方面來談。

1、主持人的可信度。

美國傳播學者們對美國三大商業電視網（CBS、NBC、ABC）歷任晚間新聞節目主持人年齡考察得出結論：43歲被稱為是主持人的「黃金年齡」——成熟、穩重、權威和男性魅力，容易贏得人們的好感和信任。③中央電視台電視節目主持人大賽總導演田永明認為，一個令人信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應具以下幾種基本素質：相當的文化素質；獨特的語言能力；個性特徵、內涵，這是最重要的。④而王志的年齡（40歲）、風度（成熟，冷靜）學歷學識（博士在讀）、語言能力、個性特徵等基本上都與上述要點相吻合，再者，從湖南台到中央台，從《東方之子》到《新聞調查》再到《面對面》，王志多年的記者生涯使他具有豐富的歷練和經驗，同時他依託的是中央電視台這個具有相當可信度的平台，因此具備構成高可信度的種種條件。

2、主持人的知名度。

耶魯研究證實，傳播來源的知名度與其可信度一樣，都同傳播效果成正比。⑤談及王志今天擁有的高知名度，頗有「幾分時勢造英雄」的意味。 2003年4月，「非典」肆虐時期王志和《面對面》欄目攝制組趕赴廣州深入醫院進行拍攝，成為中央電視台第一個進入「非典」病人重症監護區的攝制組。緊接著，由《面對面》欄目製作的對鍾南山、張積慧、陳馮富珍等一系列新聞人物的專訪被安排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高密度（10天7期）播出，贏得了廣大觀眾和專家的一致好評，剛剛開播三個月的《面對面》欄目和主持人王志成為「非常時期」觀眾心目中的「非常欄目」和「非常主持」。而2003年也成為王志集中獲獎的一個高峰期：從2003年5月份始，王志因為非典期間的突出表現分別獲得中央電視台、國家廣電總局、中直機關等頒發的五個獎項，並被授予首屆中直機關五四青年獎章。2003年底，王志獲得了中國廣播電視主持人的最高榮譽「金話筒獎」，並被新周刊、新浪網等媒體評為年度電視節目主持人。目前，我們可以搜集到的全國眾多媒體記者對王志的采訪報道也大多集中在2003年5月至7月之間。不過，王志和《面對面》的高知名度也不能完全歸於偶然，雖然人們對王志的主持風格褒貶不一，但畢竟他是當下為數不多的有個性有思想的主持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以他為製片人的《面對面》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把鏡頭對准了「正在影響你的生活、正在改變你的判斷、正在吸引你的注意」的人，非典時期的鍾南山、主審馬加爵的刀文兵、新婚的楊振寧等等。及時抓住那些處在新聞旋渦中的人，使《面對面》和王志保持了自非典以來的高知名度。而當前我國媒體已經發展到了品牌競爭階段，具有品牌價值的優秀主持人是電視台最鮮活、最具個性的品牌，不但對觀眾具有廣泛的號召力，而且對觀眾的忠誠度具有重要的影響。⑥

二、從傳播方式來看

1、從「兩面說」和「預防接種」理論看質疑的效用。

耶魯學派霍夫蘭的關於態度形成與轉變的研究結果表明，單方面消息對最初贊同該消息者以及受教育程度較低者最有效；而正反兩方面消息則對最初反對該消息者以及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最有效。⑦根據威廉·麥奎爾的接種免疫理論，為使人們堅持某種信念，必須使他認清這種信念的弱點所在，只有事先經受輕微的攻擊，才有力量抵禦日後更強烈的攻擊。⑧王志的主持風格中最鮮明的一個特點就是善於「質疑」，更是有人稱他為「質疑典範」。王志本人在接受采訪時多次談到：「質疑是什麼呢？它是一種態度，但是它更是一種手段，它把這兩個點聯系起來，把這個過程充分地展示。」「只有通過這種質疑的方式，只有從反面，用排除法把所有的疑問都解決之後，我才敢相信這個天是藍的，我才敢相信這個終點它是真實的。」結合兩面說和接種免疫理論，我們可以將王志的質疑理解為一種「欲揚先抑」，或者說在客觀上產生了「欲揚先抑」的效果。一方面面對質疑，嘉賓必然要表白自己，這種狀態能調動其談話的慾望，另一方面，王志通過質疑將一些不利於嘉賓的反面消息、以及人們對其普遍所持有的「懷疑」或者「不解」甚至是對其輕微的攻擊向當事人（嘉賓）提出，嘉賓必然會做出相應解釋，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受眾對嘉賓的理解或者諒解。效果最為明顯的一期是2003年4月12日《水均益·前沿故事》一期中，王志對水均益的尖銳提問實際上給了水均益一個解釋和澄清的機會，節目播出後，對水均益「逃兵」、「膽小鬼」之類的斥責之聲反而得到了弱化。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王志曾經表示，在質疑時的提問應該聰明一些。比如問：「你說4：30來，為什麼5：00才來？」就不如問：「你曾經說過你4：30來。」這既不失禮貌，又更能讓對方感覺到一種「壓迫」。例如在《楊振寧別傳》一期中，王志這樣提問，「我們都為你感到高興，也希望你能幸福，那麼您能不能幫翁帆說句話，她愛您什麼呢？」而不是直接質疑「您比他大那麼多，她愛您什麼呢？」再有，善用質疑，使節目充滿了沖突感和戲劇感，也增加節目的可看性。

2、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的運用。

王志具有較強的語言能力，這突出表現在他的采訪能力，他對各種采訪技巧應用得得心應手，「接下來呢？」，「是這樣嗎？」「為什麼呢」，問題接得非常緊，互動式提問、假設性提問、反面提問比較多。他還注意提問背景、細節、假設性的提問、反面的提問，用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去探究對方的心靈深處。另外，王志比較善用體語：身體微微前傾、偏著頭、皺眉、在提出尖銳問題時起緩和作用的笑聲、手勢、談話過程中有意的停頓等。體語是非語言符號的一種，其功能主要在於傳播態度與情緒，輔助語言傳播，代替語言。⑨王志慣用的這些體語往往傳達了語言難以准確表達的一些含義：質疑，發難，思考，同情，期待，等等。

3、理智有餘情感不足的主持風格。

一般來說，情感型勸服比理智型勸服更加奏效。正如施拉姆所言，「大量實驗表明，動感情的呼籲較之邏輯的呼籲更可能導致態度的改變」。在態度的形成與改變中，最關鍵的因素在於情感。⑩對於主持人來說，加入情感的傳播，容易喚起主持人與受者之間的情感交融與心靈撞擊而最終產生共鳴。王志早期主持的幾期《面對面》的成功也引證了這一理論，在對「抗非」一線的醫護工作者及專家的系列采訪中，王志幾度落下眼淚，令觀眾為之動容。但是這只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從整體來看，王志的主持風格過於冷靜、理性、剋制，彷彿總是置身事外，明顯缺乏這種情感的流露。《新聞調查》製片人張潔曾經針對王志在節目中理智有餘情感不足的問題說過：「主持人作為一個公眾情感的代言人、作為公眾價值觀念的代言人，有很多的地方能表現出自己應有的一些情趣。」「情感流露同樣是構成一個主持人魅力的很重要的東西，在節目里不一定從頭到尾都是喜怒不形於色，這個不一定好。」「小崔有幾次很打動我，他聽對方敘述了以後，控制不住情緒，顯得有點失態，但是，正是他這種從專業角度上說的失態，征服了人的心，讓人覺得小崔很有同情心、很善良。」而王志與崔永元相比，缺少的恰恰是這種打動人心的情緒的自然流露。

三、從傳者心態來看

1、媒介霸權意識的流露。

在2000年《新聞調查》欄目組織的「王志作品研討會」上，北京大學的戴錦華曾指出「我們必須重視中央台的重點欄目，其中包含『權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權力』問題。毫無疑問，中央台作為權力的媒介，它背後巨大的權力不止是象徵，而是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直接轉化成的權力，這種超級媒體對於人們日常生活深刻的介入，使人們不得不感受到媒介的權力。當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時，就是另一種超級權力的形態，不是政治形態，它可以施治於普通人，施治於整個社會。有的欄目，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作為權力的媒介這樣一個事實，而是盡情地使用自己作為媒介的權力，這種媒介的權力、出鏡記者和攝影機，當他們確實代表一部分公眾或者弱者的時候，仍然有那種酣暢，但另外一些時候就表現成一種暴力和侵犯性的因素。」雖然當時戴錦華在談到這段話時是將時任《新聞調查》記者的王志作為正面例子列舉的，但是我們看到，在擔任《面對面》主持之後，王志經常流露的恰恰是這種媒介權力的「侵犯性」，在主持過程中單方面賦予自己所謂「公正」、「平衡」的話語壟斷權，忽視嘉賓平等交流的權力，輕視受眾自己的判斷能力，使自己常常扮演一個「審判官」或者「測謊儀」的角色。美國傳播學者唐·庫什曼認為：「一個人想要進入人際溝通，不需要首肯對方的每個想法，但必須把對方作為一個獨特自我或一個重要的個人加以支持，積極的尊重對這種互動來說是最基本的。」然而對對方的這種「支持」和「尊重」很難在王志的采訪中看到。以2004年6月14日《刀文兵：主審馬加爵案》一期為例，「您的意思別的案子可以不做鐵案嗎？「馬加爵個人肯定沒有賠償能力。既然沒有償還能力，為什麼還要作這個判決呢？」「不能執行的判決不就是一紙空文嗎？」，面對一個職業法律工作者，王志的這些發問儼然以一個位其之上的「最高裁決者」的身份自居，這無疑是媒體權力的一種不恰當使用。

2、「父母心態」在傳播活動中的流露。

美國社會學家貝尼爾在《西方組織行為學》中根據每個人在心理上、性格上的狀態特點劃分了三種「父母心態」、「成人心態」、「兒童心態」三種自我心態，其中「父母心態」以權威、優越感和專制為標志，父母心態高、其他兩種心態低的人往往表現為「墨守成規、家長作風、缺乏幽默感」。很多反感王志的人認為他在節目中的表現過於挑剔、自以為是、咄咄逼人、缺乏溫情，王志曾經這樣為自己辯解，「我認為出現在節目里做嘉賓的人可以暢談他自己的想法和觀點，這時他就成為強勢的一方，但是此時他的對立方因為沒有機會在節目中出現，就成為了弱勢，而我要做的就是代表弱勢的這一方說話，所以有時表現出來的可能就是對嘉賓比較苛刻。」然而正是王志的這種想法他導致了他在節目中流露出了過多的的「父母心態」。首先，這表現在王志的「家長作風」——「把關人」角色意識過於強烈，在節目中總是試圖單方面控制節目話題和談話走向，這種「專制」傾嚮往往會造成對一些更有價值的信息的捕捉。例如在2003年5月9日《張積慧·「前線」日記》一期中，針對王志「這個集體，一個臨時的集體，它到底留給你們什麼，為什麼讓大家那麼留戀」這個提問，張積慧已經做了非常充分的回答，而且正是她認為醫護人員都願意冒著生命危險留在臨時病區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選擇不需要太多理由這一點才是最打動人心的，然而王志卻不依不饒地繼續追問，「到底為什麼？」「對於你們來說實際上也就是個職業。到底什麼在激勵你們？我一定要找個理由？」「你們並沒有特殊的待遇在這個期間。」「為了榮譽？」，明顯是要誘導張積慧按照他的思路說出一些更崇高更悲壯的話，這無疑是畫蛇添足。如果王志放棄追問，而是將張積慧和同事們都不願下「前線」的行為和當時台灣醫護人員紛紛逃離醫院的現象做個比較，提出的問題可能效果會更好。其次，表現在過多過濫的「質疑」，雖然上文中分析了「質疑」的作用和優勢，但是過度質疑往往會造成被訪者的不安甚至憤怒，造成一種防禦心理甚至抵觸心理，反而使他們更難敞開心扉。尤其是對某些產生了防禦心理、富有應對經驗而又有備而來的嘉賓，比如趙本山，這種質疑就更加顯得多餘而且愚蠢。

四、結語

談話節目往往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主持人節目，這是因為主持人的作用和價值在談話節目中能夠得到最為充分的顯示，反過來講，即主持人的優劣成為談話節目成敗的一個關鍵因素。⑾《面對面》的成功與王志出色的控場能力、采訪能力是密不可分的，即便是對王志的主持風格頗有微詞的人也會承認《面對面》仍然是一個讓人充滿收視期待的節目。按照央視《新聞調查》第四代製片人張潔的說法，主持人有三個層次：「入眼」、「入腦」、「入心」，而王志目前是處在「入腦」的層次，即觀眾對他提供的事實，對他的知識結構、采訪水平，有一種欣賞和佩服的成份。⑿然而，作為主持人，僅僅停留在「入腦」的層次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尊重受眾心理，遵循傳播規律，真正將自己融入節目，真正做到與嘉賓與受眾的「平視」，才能「走到人們心靈之間」，達到「入心」的境界。，

9. 道德、法律與正義：如何看待馬加爵案主審法官

違法、犯罪是體制永遠的敵人，任何體制都在打擊犯罪，但永遠也無法徹底肅清，這是過去、現在以及未來都存在的現實。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我們再來審視「馬加爵案主審法官刀文兵涉嫌故意殺人被提起公訴」，會避免很多不客觀。
首先我要聲明有兩個觀點我不說：1.法官也是人，犯罪誰也沒想到。2.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道德會給我們每個人不一樣的答案，而法律則會給所有人同樣的結果。如果不能避開情緒上的宣洩，討論也會失去意義。

一、馬加爵案於此，有什麼關聯？
答案是沒有關聯，但卻仍然被提起，通過瀏覽相關內容，核心就是輿論宣傳，再直白點就是營銷炒作，我認為這是個失敗的策略，馬加爵案至今已經將近20年，以此介紹被告人刀文兵顯然沒有孫小果效果好，畢竟孫小果這兩年還被提及，而馬加爵案被年輕人所知，要麼是課上聽說，要麼是檢索了解。

這里我想說吐槽的是某些新聞媒體，過去他們都強調事實，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評論，而現在個別媒體人先站邊後挖掘事實，甚至有些人直接就不管事實就一通有感而發，這種會導致事實被歪曲傳播的行為，不單被冠以違背職業道德即可，更應該被我們所有人抵制：推給我的信息已經太多了，我只想知道事實，不想看你們宣洩或炒作。

二、道德解決不了法律問題

同樣涉及職業道德的問題，不只存在於新聞媒體行業，法律從業者也面臨這樣的問題，就拿律師來說，前些天某律所副主任洋洋灑灑的辯護詞，居然認同法院的定罪量刑，這種所謂為了正義而拋卻當事人利益的做法，是整個法治體制所排斥的——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哪怕為全部罪犯都做無罪辯護且成功了，這對體制也是積極有效的：眼前看好像某個人脫罪了，但往遠看這是完善犯罪打擊和制裁體制。

否則，要律師幹嘛呢？很多人意識不到這一點，甚至有些法檢工作人員，以至於會曲解律師的作用和價值。

某律所副主任所為是律師職業道德所不允許的，多少有些抽象，而法官刀文兵所做的，則是《刑法》嚴厲制裁和抵制的，雖然說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但二者終究不同，若不加以區分會增添很多煩惱：你可以用法律去約束一個人，卻只能拿道德評論他。

在他已經拋卻法律的情況下，我們再來分析他的道德感、專業度，談不上落井下石，起碼也算得上馬後炮，我們無法超越當時的局限性，評價和判斷也是，就連刑事案件也是，如果當時證據不足，那很可能就是無罪，現在再回頭來講道理，當時的判斷和分析也不會改變，作用也已經發生，除了直接相關聯的案件，不要指望因為該法官犯罪就能翻案，如果有這種想法就直接放棄吧。

三、正義在法官，更在法律

本案之所以被關注，其根源在於為什麼法官會殺人呢？這種困惑和動搖來自於我們對法律的信仰，哪怕現實中我們並不會這樣講，但我們還是會發出這樣的疑問：我們該怎麼看待法官？
法官經常與公平正義劃等號，以至於很多人忘記了正義本身，就像有人認為律師代表正義一樣，法官、律師都只是正義的棲身之所，正義本身其實是法律，因此才會產生「惡法非法」「惡法亦法」的爭論。
我們大可不必擔心法官犯罪會影響正義，也不用顧慮他當過法官會有特殊待遇，正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正義可以棲身法官，也能棲身律師，能棲身這個法官，也能棲身那個法官，但某個法官本身不代表正義，也不代表法律的權威。

所以說，犯罪就是犯罪，不會因為他是法官而會免責，更不會因為他審理過某案而被針對，也許在若干年後的午後，人們談起來馬加爵，論起來孫小果，再提及刀文兵，不過是寥寥幾句：他原來當過法官，後來他殺了人收起全文d

10. 馬加爵為什麼沒殺林風

①原因：馬加爵覺得林風沒有嘲笑他，對他還不錯，所以沒有對他下手。

②馬加爵事件：
馬加爵2000年至2004年就讀於雲南大學生化學院生物技術專業；2004年2月13日晚殺一人，2月14日晚殺一人，2月15日再殺兩人，後從昆明火車站出逃。2004年3月15日被公安部列為A級通緝犯；2004年6月17日被執行死刑。

③馬加爵（1981年5月4日—2004年6月17日），男，漢族，廣西賓陽人，雲南大學生化學院生物技術專業2000級學生，戶籍地為廣西賓陽縣。1996年至1997年在賓州初中讀初三，以優異成績考取省重點賓陽中學；1997年至2000年就讀於賓陽中學；1999年至2000年讀高中，成績優異，曾獲得全國奧林匹克物理競賽二等獎，被預評為「省三好學生」；2000年至2004年就讀於雲南大學生化學院生物技術專業；2004年2月13日晚殺一人，2月14日晚殺一人，2月15日再殺兩人，後從昆明火車站出逃。2004年3月15日被公安部列為A級通緝犯；2004年6月17日被依法執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