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一成員法院

① 2005年新海牙《選擇訴訟法院公約》全文

2005年6月30日，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二十次大會經會員國代表在海牙和平宮通過並簽署了最終討論的草案。[ 1 ]該草案形成了一個全新的多邊條約——《關於選擇訴訟法院公約》。[ 2 ]對於紐約《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這個新的海牙公約或許可以稱為「海牙訴訟公約」。 [ 3 ] 與紐約公約一樣, 海牙公約確立了承認及執行當事人雙方約定訴訟法院的爭議解決方式，並就法院的選擇、承認及執行法院判決制訂了明確的規則。

《關於選擇訴訟法院公約》的簽署為自1992 年以來，始於美國關於一個外國法院判決在承認與執行方面的請求而展開的漫長的跨世紀談判。該請求在1999 年10月形成了公約草案的初稿， 並在2001年6月的一次外交會議中被進一步修正。2001年的版本遺留下許多問題未被解決。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不贊成公約的修改稿，於是大會繼續展開了縮窄目標和方向後的新的談判。

適用范圍: 國際民商事協議

新的海牙公約的目標是「通過增強司法協助促進國際貿易與投資」， [4]新海牙公約的管轄范圍包括國際民商事協議中當事人約定的解決糾紛的單一法院，或者是選擇某一國家的法院來解決糾紛（「指定法院」）。新公約不適用於協議一方為消費者的協議。[5]亦不適用於純內國關系的協議，「當事人為契約簽訂國公民以及……其它與爭議有關的要素……只與其本國相關聯。」[6]

基本原則

新海牙公約提出了以下三條基本原則：

1) 當事人在協議中指定了解決爭議的法院有受理案件的管轄權；[ 7 ]

2) 如果協議中存在指定法院，非由當事人選擇的法院沒有管轄權，該法院必須拒絕受理該案件；[ 8 ] 並且

3) 擁有指定管轄權的法院所做出的判決必須在其它的國家法院得到承認及執行（其它國家是指所有海牙公約的締約國）。

通過聲明程序，新海牙公約還提供第四項額外的原則。締約國也可以宣稱，他們的法院將承認和執行由其它締約國法院做出的判決，該判決可以非由協議雙方指定的法院做出。[ 10 ] 這個條款確認了一旦當事人同意交由受理法院進行訴訟，該非指定法院的判決在其它締約國具有與指定法院所做判決的同樣效力。這是在磋商中達成的結論，因為大多數行業使用的爭議解決條款並沒有指定法院受理爭議的條款。如果締約國行使這個聲明選擇，將極大地擴大其法院判決得到其它締約國法院承認和執行的益處。

這些原則的確定是為了確保國際貿易行為中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受到充分的尊重，提高了訴訟的可預測性也會對協議的順利履行提供保障。如果新的海牙公約被美國批准，這將是美國加入的第一個以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為主要目的的國際公約。當紐約公約《關於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得到逾130多個締約國加入，全球尚沒有與之匹配的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的國際公約存在。如果海牙公約像紐約公約一樣被廣泛接受，當事人簽訂國際貿易合同時將會在選擇仲裁或者訴訟之間得到更為平衡的選擇。

特別議題

新海牙公約包括了承認政府利益的機制以免因當事人的過度法院選擇而帶來的不便。即，除排除包含有消費者為一方的交易外，公約還排除了勞動關系，家庭婚姻法律，破產程序，核損傷和人身傷害等侵權索賠案件的申請。 [ 11 ] 公約並且要求受理案件的法院不得忽略協議選擇的指定法院 [ 12] 並且法院只可以在有限的情況下拒絕承認和執行被選擇法院的判決，這些拒絕承認和執行的理由必須符合內國法[ 14 ]和區域法[15 ]。例如，一個外國法院的判決可能會被拒絕承認和執行，如果該判決「明顯地與被請求國的公共政策不相容。」[ 16 ]

在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的磋商期間也特別討論了知識產權方面的問題。專利、商標和其它這樣權利經常被認為是由國家專屬管轄權內的法院來承認及保護其權利，特別是與注冊地國有關。同時，許多國際交易也包括了各種形式的知識產權的轉移。因而，從公約中完全排斥知識產權事務只會對公約的認受度帶來更多的限制，降低公約所預期產生的價值。會議最後選擇將絕大部分的知識產權效力和侵權問題（不包括版權及相關權利）從公約中排除，但明確規定當知識產權爭議成為當事人訴訟爭議的最根本問題時，適用新的海牙公約。 [ 17 ]

另外一個保障機制是公約的第11條，它允許拒絕承認和執行判決，「如果，並且僅限於，當判決判予的賠償金，包括懲戒性或懲罰性的損失賠償，不足以補償一方當事人實際遭受的損失或傷害。」這條規定承認現有的公共政策的原則，可以用來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以消除部分國家對於外國法院做出的巨額賠償判決的顧慮。

結論

擁有130多個締約國的紐約公約對於國際貿易中的爭端解決機制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支持仲裁裁決被承認和執行的機制可以提高國際商業活動的可預測性和效率，從而使國際貿易活動中大量的爭議選擇了國際商業仲裁。新的海牙公約關於選擇訴訟法院的規定為國際民商事活動的當事人提供了與紐約公約同樣程度的支持，如果有足夠的國家加入海牙公約，可以使國際民事訴訟與國際仲裁之間的地位取得平衡，這樣一來可以為當事人在解決爭端時，可以針對自身的優勢提供多一些解決糾紛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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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Ronald A. Brand教授是美國國際法協會會員，匹茲堡大學國際法律教育中心主任。作者是美國駐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代表團成員，參與了新海牙公約的特別起草委員會以及討論最終確定稿的外交會議。本文僅代表他做為草擬及討論者之一的個人意見。

腳注

[1]. 海牙會議第二十次大會的最終法案，選擇法院公約方案的文件歷史記錄可在海牙國際私法大會的官方網站上查詢：

[2].最終確定方案還包括海牙會議法案的修正版，新的海牙公約將承認歐盟和其它類似的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組織參加海牙公約成為公約的締約方。

[3].聯合國關於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於1958年6月10日在紐約公布。21 U.S.T. 2517, T.I.A.S. No. 6997, 330 U.N.T.S. 38 [「紐約公約」]，公約文本可參考

[4]. 海牙公約，見注1，導言。

[5]. 同上，海牙公約，第2(1)(a)條。

[6]. 第1(2)條。

[7]. 第5條。

[8]. 第6條。

[9]. 第8條。

[10].第22條。

[11]. 第2條。

[12]. 第6條。

[13]. 第9條。

[14]. 見，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 Uniform Foreign Money-Judgments Recognition Act § 4.

[15]. 見，Council Regulation 44/2001/EC of 22 December 2000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01 O.J. Euro. Comm. L12/1 [「Brussels I Regulation」].

[16]. 海牙公約，見注1，第9(e)條。

[17]. 第2(2)(n)-(o), 2(3)條，以及第10條。

② 法院里業務庭和立案庭是管理什麼的呢

一般情況下，立案法院有兩種人員。一是立案的前台人員。立案工作實際上是重復性的工作，對業務提升作用不大；另一個是專業法官，處理簡單的案件，基本上是小額的。快速判斷簡單易行。這些案件是為即將退休的老法官准備的。作為一個新人，無論你是文員還是法律援助，這種案件只是方便你上手上手。但案情簡單，類型單一。

③ 求助 法院選擇適用規范的規則

試論WTO協議在我國法院的適用
WTO，即世界貿易組織，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管理國與國之間貿易活動規則的國際組織。WTO倡導國際間非歧視的公平競爭的自由貿易政策，並為此建立了一個以規則為本的多邊貿易體制。

WTO是通過WTO諸協議對國家貿易秩序產生影響的。我國在加入WTO後，將按WTO協議規則辦事，這是WTO成員應盡的義務。我國法院也因此會越來越多地審理涉及WTO協議規則的貿易糾紛案件，由此面臨的一個司法問題是：我國法院能否直接援用WTO協議規則審理案件？即WTO協議規則在我國法院如何適用？由於現行立法對此沒有明確規定，而這又是一個亟待澄清的問題，本文擬從WTO協議的法律性質及其履行要求、WTO成員處理WTO協議在域內執行的實踐以及我國適用國際條約的實踐等方面對此作一探討。

一、WTO協議的法律性質及履行要求

WTO協議是指經過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最終所達成的60多個協議、附件、決定和諒解。WTO的成員必須一攬子接受WTO協議的約束，不允許對其中的條款作出保留。

與傳統國際法一樣，WTO協議也是建立在主權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這一概念基礎上的。WTO協議是政府間的國際協定，所調整的是政府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而並不直接調整私人間的關系。盡管WTO協議對私人主體的利益有影響，但私人在WTO協議體制下既不享有國際法意義上的權利，也不直接承擔條約義務。各成員政府對WTO協議對外承擔完整的責任，WTO協議反映的是國家間經過談判達成的共同意志。WTO協議是調整政府間宏觀經貿關系的條約，是國際貿易公法，在國際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WTO協議作為一種特殊的國際條約，其遵守有賴於成員方對條約義務的自覺履行。在國際法上，「條約必須遵守」是一項公認的原則，它是指條約生效後，締約各方應按照條約規定，行使自己的權利，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隨意違反。但是，對於WTO協議在成員國國內的實施方式問題，WTO及以前的GATT均未予以明確規定。WTO協議僅在第16條第4項規定：「每個成員應保證其法律、規章及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協議規定的義務。」

根據國際法，在條約無相反規定的情況下，締約方僅負有善意履行國際條約的義務，締約方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及採取何種方式將條約義務納入本國國內法律體系。無論國際法的基本原則，還是WTO協議本身的規定，都沒有要求締約方在內國直接適用WTO協議規則。

二、WTO成員處理WTO協議在域內執行的實踐

各國加入WTO後，WTO協議能否在域內直接適用？綜觀各國執行國際條約義務的實踐，大體上有以下幾種做法：

1、直接適用

主要代表有法國、奧地利、日本等國家。這些國家都認為，國際條約經本國法定程序批准後就可以在國內直接適用，即使與本國法沖突也應優先適用。例如，根據法國1958年《憲法》第55條規定，凡正式批准或正式核準的條約、協定，公布後具有高於法律的權威，即使與國內法相抵觸也應得以適用。

但是，對WTO協議而言，上述國家採取了區別對待的立場，即將WTO協議的實際執行與憲法體制的安排隔離開來，主張WTO協議在國內不具有直接適用力。例如，歐盟在1994年12月22日關於締結烏拉圭回合協議的決議中明確聲明，無論是歐盟法院還是成員國法院，均不能直接適用WTO的多邊貿易協定。日本法院的立場亦是如此。

2、間接適用

間接適用即是將國際條約的規定轉變為國內法。主要代表有義大利、英國等國家。

根據英國的判例法，英國法院無權適用未經議會以法律轉變為國內法的條約。任何針對違反條約而提出的訴訟請求在英國法院是不能夠裁判的，也就是說，如果國際條約的規定未被明確納入英國法律，英國法院就沒有解釋和執行該條約的管轄權。因此，雖然有關政府已經簽署批准了WTO協議，但仍需要通過議會將WTO協議的內容納入英國的法律，英國法院才能夠予以適用。根據義大利《憲法》，議會授權總統簽署WTO協議和命令執行WTO協議是兩種不同的立法行為。WTO協議經議會授權和總統批准後，可以發生國際法上的效力，但必須再經議會批准執行，才被接受為義大利的國內法。這時，WTO協議就轉變為義大利的國內法而不是作為國際條約予以適用。

3、既非直接適用又非間接適用的美國做法

美國適用國際條約的做法是極為特殊和獨具美國特色的。美國《憲法》第6條規定，美國締結的一切條約，與美國憲法和依據憲法制定的法律一樣，都是美國的最高法律，對各州的法院具有拘束力。這一規定顯然承認條約的直接適用力。但是，美國1929年「福斯特訴尼爾森案」卻確立了一項獨特的判例法規則，確認條約在性質上有「自動執行的條約」和「非自動執行的條約」的區別。「自動執行的條約」不需要通過國內立法予以補充規定，就可以為國內法院或行政機關適用：「非自動執行的條約」則相反，必須通過國會制定關於其國內執行的補充性立法，法院才可以直接適用。

1994年底，美國國會通過《烏拉圭回合協議法案》，專門對WTO協議在美國國內生效執行的程序及其與國內法的關系作出了規定。《協議法案》第101條規定，當總統認為已有足夠多的國家接受了烏拉圭回合協議的義務，為確保這些協議的有效運作，以及美國根據這些協議能夠獲得足夠的利益的前提下，總統可以接受烏拉圭回合協議和下令履行其中的義務。這一規定似乎使所有的烏拉圭回合協議具備了「自動執行的條約」的形式，可以在美國法院直接適用。但第102條第（a）款「關於烏拉圭回合協議與美國國內法的關系」明確規定，烏拉圭回合協議與美國法有沖突時，美國法優先。烏拉圭回合協議的任何規定，以及任何這種規定對任何人或任何情況的適用只要與美國的任何一項法律不相一致的，均不得在美國境內生效。由此可見，WTO協議在美國國內又不完全具備「自動執行的條約」的實質，因為WTO協議並不具有根據美國的判例法所確立的「自動執行的條約」所應有的優先效力。從性質上看，WTO協議與美國法一致的條款可以自動執行，而與美國法不一致的條款屬於非自動執行條款，只要與美國法相沖突就不得在美國境內生效。

綜上所述，無論對履行國際條約採用何種理論的國家，對WTO協議在本國法院的直接適用力均持否定立場，其原因有，WTO協議的內容廣泛涉及成員政府應採取的貿易政策和措施，規范成員國權利義務的原則性居多，直接涉及貿易往來各方權利義務的條款較少，在內國法院的審判實踐中適用的范圍是有限的；WTO協議是成員各方在激烈的馬拉松式的談判之後相互妥協的產物，影響面廣，且例外規定大量存在，在法院直接適用有較大難度。但各國否定WTO協議直接適用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在WTO沒有強制性規定WTO協議在成員方域內的執行模式，即給各國執行WTO協議的模式留有選擇空間的情況下，主動強調在本國法院直接適用WTO協議是不利於充分保障本國的司法主權和經濟利益的。

三、我國適用國際條約的實踐

從總體上看，我國在國際條約適用方面的實踐並未採取統一的或單一的模式。

首先，我國憲法對條約的法律地位及適用問題未作出明確的規定，迄今也尚未確立一般性原則。從我國歷次憲法的內容來看，雖然也涉及條約事項，但基本上限於締約程序方面，而未明確條約在國內法中如何適用。1990年《締結條約程序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對條約問題作了規定，但仍僅限於條約的締結和國內審批程序而並未涉及條約在國內的實施問題。

其次，我國立法實踐中有許多不同的條約實踐方式，主要是兩種模式：一是將條約轉化為國內法，在加入條約時制定專項法律，將條約的內容和原則在國內法中加以直接規定，或者雖不直接提及條約的規定，但在國內相關立法中體現條約的原則精神以實施國際條約。如在《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和《領事關系公約》對我國生效後，我國相應制定了《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和《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將兩公約內容納入我國國內法律體系。在我國批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後，全國人大於1992年專門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加以實施。二是不具體規定條約的內容，而是在立法中確立處理條約與法律關系的基本原則，一般是明確國內法律與條約有不同規定的優先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如《民法通則》第142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民事訴訟法》第238條也有相同規定。這種方式實際也就是傾向於在國內直接適川國際條約的規定。這種方式在立法中得到普遍運用，相當多的立法採用了這種條約適用模式。可見，在我國，在條約適用方面實際上已形成以直接適用和間接適用等多種方式並存的局面。雖然為數不少的部門性立法規定直接適用國際條約，但鑒於憲法並未確立明確的條約適用原則，各部門法的規定又不一致，因此尚不能斷定直接適用已成為我國的根本憲法制度。同時現有立法關於直接適用國際條約的傾向性做法是否妥當，尚需實踐的檢驗。

第三，司法實踐中基本上是沿用立法的規定，對特定條約是否適用及如何適用一般並不作進一步的分析。特別是在民商事領域，司法實踐部門多依據民法通則等部門法的規定對國際條約採取直接適用的辦法。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關於印發{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中明確指出：「鑒於我國已加入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承擔了執行該公約的義務，從1988年1月1日起，我國公司同該公約的其他批准國的公司訂立的合同，如未另行選擇所適用的法律，將自動直接適用該公約的有關規定。法院應當按該公約規定處理它們之間的合同糾紛。」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法院有關國際條約的司法實踐雖已取得了一定的經驗，但整體上仍處於初創階段。特別是有關司法實踐在強調條約的直接適用的同時，缺乏對我國條約體制的通盤考慮，很少顧及乃至完全忽視了我國除一些部門法所規定的直接適用國際條約的方式之外還有間接適用國際條約的立法實踐。同時在直接適用條約場合，對相關立法的目的、含義、適用范圍不作具體分析和界定而徑直適用條約，誤認為某一方面的立法有關適用條約的規定適用於所有條約，造成有時甚至在並無相關立法要求直接適用的情況下也認定條約可以直接適用。

應該明確，在我國，直接適用並不是執行國際條約的惟一方式，更不能等同於條約義務本身。條約義務與條約的國內適用方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誠然，我國許多單行立法作出了適用有關國際條約的規定，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我國對某些重要的國際協議採取間接適用的立法傾向。當然立法本身也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尤其是現行某些要求直接適用條約的立法是否妥當不無問題。但至少就現有立法而言，是無從得出所有條約均需直接適用的結論的。法院在司法實踐中應避免片面強調條約的直接適用，應兼顧法律的不同規定和法律規定的實際含義，針對條約適用的實效和特點採取相應的司法對策。

忽視不同條約的不同情況而一味強調直接適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將帶來難以克服的問題，許多情況下可能並不利於條約的有效執行。如果說這些問題在普通民事條約方面還不十分明顯的話，在WTO領域這些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

四、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WTO協議的探討

我國法院如何適用WTO協議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理論界到目前為止尚很少深入討論，大多僅涉及國際法有關國際條約的執行的一些基本原則，對WTO協議的國內執行的分析流於簡單地按現行立法對號入座，並據此認定WTO協議在我國法院應該直接適用。這是我國法學界和司法實踐界的傳統觀點，其主要依據是《民法通則》第142條第2款規定的法律適用原則，即我國參加的國際條約與我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優先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其他依據是民事訴訟、刑事、刑事訴訟、行政訴訟、郵政、外國人出入境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也規定了類似內容。據統計，目前這種法律法規已有約70項。

對此，筆者結合審判實踐提出不同意見：我國法院對WTO協議不宜直接適用。WTO協議不同於一般國際條約，不能沿用《民法通則》的法律適用模式：直接適用WTO協議將有損於我國的司法主權和經貿利益，並給我國法院的審判工作造成被動局面。其理由如下：

1、WTO協議的特殊法律性質。WTO協議完全不同於一般民商事國際條約。如前所述，WTO協議是國際公法，所調整的是政府間的經貿政治關系，並不直接為私人訴訟主體創設權利義務。無論是貨物貿易協定、服務貿易協定，還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均僅限於規製成員政府，並不直接適用於私人貿易商。貿易商既然並非WTO協議的權利主體，如何能夠直接援引WTO作為訴訟權利依據？

2、國家主權因素。在經貿領域，WTO協議是對國家主權影響最深的國際條約。WTO協議並非僅限於傳統貿易范圍，而是全面涉及成員國的內外經濟貿易政策，內國經濟立法主權受到極大約束。這樣一套規則對國家經濟自主許可權制極深，如果拿到法院來直接適用，無疑將進一步削減國家原本固有的經濟貿易主權，無益於政府的有效行政及有意義的對外經濟交往。

3、政治性條約。WTO協議是政治性條約，這已為國際實踐所證實。政治性條約反映復雜的國際談判和妥協關系，而並非單純的法律問題，對此加以裁判顯然超出了法官的職能范圍。因此，如果一味地要求我國法院直接適用WTO協議，必然使我國法院陷入進退兩難的被動境地。

4、國際法程序。WTO已經建立自身的爭端解決機制，有專門的機構負責執行、裁判和解釋。這種國際法程序僅適用於成員方政府，起訴權僅限於由成員方政府行使，個人或企業無從利用。換句話說，在WTO協議體制下，其最終裁判權在WTO自身，而並不在國內法院。國內法院直接適用WTO協議顯屬程序不當。

5、司法對等原則。WTO協議在國內法院不能直接適用，這是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在內的主要貿易國家一貫的司法慣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國仍按適用一般國際條約的方式來適用WTO協議，也就是說允許法院在訴訟中直接引用WTO協議作為裁判依據，那麼可能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即：外國商人在我國可以直接援引WTO協議作權利依據，而我國政府和企業在外國法院訴訟時卻不可以引用WTO協議作為訴訟理由，而只能到該外國的國內法中去尋找訴訟依據，只能聽任外國法院適用其本國法。這不利於以對等原則保護本國訴訟主體的合法權利。

所以，我國法院僅宜間接適用WTO規則。我國加入WTO後採用間接適用方式，有助於正確履行國際條約義務，有助於贏得司法主動權和司法控制權，從而有助於實現多邊貿易協議所要求和所希望達到的國際均勢。我國法院在審判中應僅適用我國實施WTO協議的國內法，也就是說應該統一適用國內法，而不能在某種情況下適用國內法，在另一種情況下又直接適用WTO協議的規定。

針對《民法通則》等法律法規模式及國內現行司法實踐的現狀，筆者認為，《民法通則》的法律適用模式並不構成對WTO協議非直接適用的障礙。《民法通則》規定的直接適用方式僅是我國在民事法律領域的一種實踐性做法，並不代表一般憲法原則。而且其中的「聲明保留除外」的條款，與WTO成員國必須一攬子接受WTO協議約束的要求本身，更是有矛盾的。

對我國來講，加入WTO等於要遵守別人已經制定好的國際貿易「游戲規則」，如果沒有轉化而直接適用，就等於要我們去遵守和適用一個只具有原則性和框架性規定並充斥大量例外條款的另一個法律制度。無論從WTO協議體現我國利益的有限性還是締約他方互惠的給予角度方面，必然產生極大被動和不利。對我國剛剛建立的脆弱的市場經濟體制，對整個社會的承受力，對國內軟弱的司法體系及法律價值觀而言，無疑是災難性的。事實上，鑒於目前的國際環境，對於我國法院來說，非直接適用也是惟一可行的實施WTO協議的辦法。

五、結語

司法實踐的客觀要求和可行性論證都充分說明我國法院對WTO協議應採用非直接適用方式。同時，採用非直接適用方式與我國承擔的國際義務並無矛盾。我國政府歷來信守對外承擔的條約義務，我國在加入WTO前夕已經和正在進行的大規模的立法活動充分顯示了我國政府履行WTO協議義務的誠意。這些立法不僅在內容和范圍上體現了甚至超出了WTO協議的要求，而且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從而使WTO協議能更有效地在國內發揮作用。我國法院執行這些法律本身就是在履行國際條約義務。

綜上，筆者認為，我國法院應採用非直接適用即間接適用WTO協議的方式，在審理相關案件時僅限於適用我國實施WTO協議的國內法，而不應直接適用WTO協議。具體操作上，在目前法律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加強司法解釋，通過司法解釋明確法院在裁判文書中不宜直接引用WTO協議的規定。對於法律適用過程中的個別性問題，可通過司法解釋個案解決。

④ 法院專職委員是班子成員嗎

法院專職委員是班子成員。全稱是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一種職務，簡稱專委。法院一般設置兩名專委，副院長級別，享受副院長待遇，但並不是副院長，不分管各種工作。專司審判委員會各種案件的議論，審核，表決權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三十條 合議庭由法官組成，或者由法官和人民陪審員組成，成員為三人以上單數。合議庭由一名法官擔任審判長。院長或者庭長參加審理案件時，由自己擔任審判長。審判長主持庭審、組織評議案件，評議案件時與合議庭其他成員權利平等。

⑤ 市法院黨組成員有哪些

一般由院長、副院長、紀檢組長、政治處主任等人員組成。當然也不一定是全部，因為各地情況不一樣，也許有個別副院長不是黨組成員，也有可能紀檢組長、政治處主任不是黨組成員，當然這都是很少見的情況。

⑥ 人民法院雇員是什麼意思

人民法院的雇員即非國家公務員或政法專項編制，由人民法院招錄和使用的從事審判輔助性工作的工作人員，可以是書記員，檔案員，行政和總務管理，受案登記和送協理人員，司機等。

人民法院雇員是負責給法院列印各項判決，處罰令，以及對列印的判決書和其他文件的初步校對工作，人民警察是國家公務員，根據國家法律對公眾直接行使執法權。人民法院雇員也稱為司法雇員，一般是參照事業單位人員或參照公務員享受相應的待遇。

(6)單一成員法院擴展閱讀

政府雇員意義：

第一，有利於提升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與服務效率。政府雇員基本不佔用編制，壓縮了政府人員規模,節約了政府運作成本，符合現代政府從「大政府」向「小政府」、從「傳統政府」向「電子政府」轉變的趨勢，有助於建立起服務型政府模式。「政府雇員制的實施沖擊了中國政府長期的官本位意識、遏制了官僚主義作風、淡化了行政色彩，促進了政府人員行政能力與公共服務能力的提高，提升了政府機構工作效率，最終促成中國「服務型政府」的出現與成熟。」

第二，政府雇員制的實施是對中國政府人力資源管理方式的大膽改革。政府雇員制度在我國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它突破了傳統的政府人事制度模式，在政府內部引入了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和契約化的管理理念，相比於中國舊有的單一的人事管理模式來講，它開創了多元化的公共人事管理模式。」由於中國傳統的政府人事制度的缺陷，無形中為許多社會上的專門型技術人才設置了剛性約束和政治排斥，不利於政府人事來源的多元化。而政府雇員制的實施體現了「任人唯賢」和「量才用人」的原則，有利於政府部門建立新的用人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傳統人事制度的弊端，使得政府人力資源的制度建設更為完善。

第三，政府雇員制是配套公務員制度改革的需要。「公務員制度規范管理的對象是政府工作的主力軍——公務員，通過對公務員進行全面、科學、系統的管理，促使公務員積極有效的進行工作，最終確保政府優質、高效的實現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既定目標」經過十幾年建設的公務員制度被證明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

但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傳統刻板的公務員制已不適應公共行政組織分散化、彈性化和專業化的需要。這就需要對公務員制度進行創新以適應發展的需要，於是政府雇員制的一些合理的、有益的觀念和措施被我國公務員制度所吸納，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政府雇員制度。

⑦ 法院工作人員有哪些

法院工作人員有：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內書記員，執行員，法醫容，司法警察。
基層人民法院由院長一人，副院長和審判員若幹人組成
中級人民法院由院長一人，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若幹人組成
高級人民法院由院長一人，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若幹人組成。
最高人民法院由院長一人，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若幹人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