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院發展
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21年主要工作
2021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力監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歷次全會精神，認真落實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決議，深入領會「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緊緊圍繞「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目標，堅持服務大局、司法為民、公正司法，忠實履行憲法法律賦予的職責，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602件，審結28720件，制定司法解釋24件，發布指導性案例31個，加強對全國法院審判工作的監督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51.6萬件，審結、執結3010.4萬件，結案標的額8.3萬億元。通過發揮審判職能作用，推動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法治中國，為實現「十四五」良好開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務和保障。
一、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認真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依法懲治各類犯罪。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125.6萬件，判處罪犯171.5萬人。八類主要刑事犯罪案件持續處於低位，佔全部刑事案件比重穩步下降，我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嚴懲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犯罪。嚴懲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間諜竊密、邪教等犯罪，堅決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對資助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李亨利依法定罪判刑。審結網路傳銷、網路賭博、非法利用信息網路等犯罪案件9.2萬件，維護互聯網安全。嚴懲危害生物安全犯罪，維護國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審結殺人、放火、搶劫等嚴重暴力犯罪案件4.9萬件。會同公安部等出台懲治涉槍涉爆犯罪意見，審結相關案件9984件。審結毒品犯罪案件5.6萬件，嚴厲打擊走私、製造毒品等源頭性犯罪。審結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541件。審結襲警犯罪案件4586件。嚴懲暴力傷醫犯罪，保障醫務人員安全和正常醫療秩序，為醫務人員和廣大患者創造良好診療環境。人民法院准確貫徹死刑政策，對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嚴重影響群眾安全感的犯罪，對殘害婦女兒童、老年人等挑戰法律和倫理底線的犯罪，論罪當判死刑的，依法判處並核准死刑，堅決維護法治權威，堅決捍衛公平正義。
依法維護疫情防控秩序。審結涉疫犯罪案件9653件。對故意隱瞞中高風險地區行程、違規接診發熱患者、偽造售賣核酸檢測報告、「涉疫偷渡」等犯罪嚴懲不貸。會同海關總署等發布打擊海上跨境走私犯罪意見，嚴懲走私凍品犯罪，防範疫情傳播風險。
常態化開展掃黑除惡斗爭。健全常態化掃黑除惡機制，防止黑惡勢力「死灰復燃」。加快案件清結，審結涉黑涉惡犯罪案件3409件18360人。推進黑財清底，執行到位財產刑及追繳、沒收違法所得405.7億元，堅決摧毀黑惡勢力經濟基礎。推進專項整治，發出相關司法建議3816份。鞏固整治「村霸」、「沙霸」、「菜霸」、「路霸」等成果，促進基層社會治理。
依法懲治腐敗犯罪。審結貪污賄賂、瀆職等案件2.3萬件2.7萬人，秦光榮、王富玉等14名原中管幹部受到審判，彰顯黨中央正風肅紀、反腐懲惡的堅定決心。落實受賄行賄一起查，依法追繳行賄非法獲利，斬斷「圍獵」腐蝕、權錢交易的利益鏈條。加大職務犯罪贓款贓物追繳力度，實際追繳到位596.6億元。境外不是法外，首次適用刑事缺席審判程序審理程三昌案，裁定沒收外逃人員徐進、張正欣境內外巨額違法所得，對外逃腐敗犯罪分子雖遠必懲，讓其人財兩空。
依法維護國家糧食安全。出台服務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意見。會同農業農村部等加強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嚴厲打擊制售偽劣種子、破壞種質資源等危害種業安全違法犯罪。審結亂佔耕地案件7251件，涉及耕地312萬畝，依法懲治農村侵佔耕地犯罪，保護耕地紅線。遼寧、吉林、黑龍江法院嚴懲污染、盜采黑土犯罪。
守好民生安全底線。審結重大責任事故等犯罪案件2031件，維護群眾生產安全。審結危害食品葯品安全犯罪案件6002件，依法嚴懲制售「病豬肉」、「毒草莓」、「毒面膜」等犯罪行為，守護百姓餐桌安全、用葯安全。嚴懲醫保騙保犯罪，依法對幕後組織者和職業騙保人加重懲罰，守好百姓「看病錢」、「救命錢」。審結高空拋物、偷盜窨井蓋等犯罪案件296件，高空拋物致人傷亡犯罪案件大幅度減少，群眾頭頂上、腳底下安全更有保障。審結危險駕駛犯罪案件34.8萬件，維護群眾出行安全。嚴懲電信網路詐騙犯罪，審結相關案件7.9萬件14.9萬人，對「5·09」特大跨境電信網路詐騙案590名被告人判處刑罰。嚴懲「以房養老」、「投資養老」、保健品坑老、兼職刷單、套路貸、校園貸、美容貸等花樣翻新的詐騙犯罪，助力打好反詐人民戰爭，維護群眾財產安全。
維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信息時代，個人信息安全保護變得突出和緊迫。認真貫徹個人信息保護法，嚴懲竊取倒賣身份證、通訊錄、快遞單、微信賬號、患者信息等各類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審結相關案件4098件，同比上升60.2%。依法從嚴懲治行業「內鬼」泄露個人信息。嚴懲利用惡意程序、「釣魚」欺詐等形式非法獲取個人信息，審理「顏值檢測」軟體竊取個人信息案，懲治網路黑灰產業鏈犯罪。嚴懲通過非法侵入監控系統販賣幼兒園、養老院實時監控數據的犯罪分子。對侵犯個人信息、煽動網路暴力侮辱誹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出台人臉識別司法解釋，制止濫用人臉識別技術行為，讓公眾不再為自己的「臉面」擔憂。審理人臉識別第一案，明確人臉識別技術應用范圍，守護公眾重要生物識別信息安全。
強化人權司法保障。堅持罪刑法定、疑罪從無、證據裁判，依法宣告511名公訴案件被告人和383名自訴案件被告人無罪，確保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還無罪的人清白。會同司法部完善死刑復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依法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獲得辯護的權利。推動實現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與全國律協召開座談會，健全工作機制，切實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充分發揮律師促進公正司法和人權保障的重要作用。律師服務平台為33萬名律師提供在線立案服務244萬件、案件排期避讓提醒40萬次。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刑事案件2215件。出台國家賠償案件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司法救助4萬人，發放救助金9.2億元。准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對挑戰法律權威、挑釁公共秩序、侵犯人民利益的，依法嚴懲不貸。
二、積極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完整、准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黨中央決策部署到哪裡，司法服務就跟進到哪裡。各級法院審結一審民商事案件1574.6萬件、行政案件29.8萬件，同比分別上升18.3%和12%。
持續服務「六穩」、「六保」。妥善處理因疫情引發的勞資用工、購銷合同、商鋪租賃等糾紛，審結涉疫民商事案件14.2萬件。出台助力中小微企業發展20條實招硬招，著力解決擠壓生存發展空間、拖欠賬款、超標的查封亂查封等侵害中小微企業權益問題。天津、江蘇、河南、重慶等法院運用「滾動解封」等方式，防止大額資金凍結對中小微企業資金鏈的沖擊。遼寧法院以海事強制令幫助數百家進口冷鏈企業解決清關難題，降低疫情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助推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落實服務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意見，對國企民企、內資外資、大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保護。依法審理涉國資國企案件，助推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服務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加強產權司法保護，再審糾正涉企刑事冤錯案件30件39人，堅決防止把民事責任變為刑事責任，發布17件產權保護典型案例，弘揚契約精神和企業家精神。依法破除對民營企業在投資、市場准入等領域設置的門檻，清理涉民營企業積案。遼寧、吉林、黑龍江、湖北、湖南等法院建立涉企案件生產經營影響評估機制。審結行政許可、行政協議案件2.1萬件，服務深化「放管服」改革。山西、內蒙古、安徽、河南、海南、貴州等法院著力推進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河北、江西、山東、陝西、甘肅等法院加強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服務法治政府建設。
促進創新驅動發展。審結一審知識產權案件54.1萬件，同比增長16.1%，保護創新、激勵創造。審理涉5G通信、生物醫葯、高端製造等高新技術案件，加強關鍵核心技術和原始創新成果保護。明確職務發明權屬爭議的判斷標准，激勵科研人員創新創造。對科研人員已盡勤勉義務但因技術路線選擇失誤的，合理界定法律責任，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環境。著力破解知識產權維權「舉證難、周期長、賠償低、成本高」等難題。出台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司法解釋，在895件案件中對侵權人判處懲罰性賠償。依法適用行為保全制度，以先行判決和臨時禁令相結合的方式防止損害擴大，不讓權利人贏了官司輸了市場。支持向濫訴者索賠合理開支，對惡意訴訟阻礙創新行為說「不」。我國已經成為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尤其是專利案件最多的國家，也是審理周期最短的國家之一。知識產權審判在服務創新發展中作用愈來愈顯現。
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司法，審結壟斷案件49件、不正當競爭案件7478件。探索數據權利保護規則，服務數字經濟，促進電子商務發展。審理平台「二選一」、刷單炒信等壟斷和不正當競爭案件，嚴懲妨礙公平競爭、損害群眾利益行為。審理「茶顏悅色」奶茶訴「茶顏觀色」不正當競爭案，對傍名牌等不正當競爭行為予以制裁。明確「青花椒」等「碰瓷式維權」不受保護，對相關訴訟請求予以駁回。
推動市場主體有序退出和有效救治。審結破產案件1.3萬件，涉及債權2.3萬億元，促進企業優勝劣汰和要素資源高效配置。充分發揮破產審判「積極拯救」和「及時出清」功能，同時堅決防止借破產之名逃廢債。配合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企業破產法執法檢查，促進完善破產法律制度。深圳個人破產條例首案裁定生效，讓依法經營、誠實守信的債務人可以從頭再來，個人破產制度實踐邁出重要一步。審結破產重整案件732件，盤活資產1.5萬億元，讓745家困境企業再獲新生，35萬余名員工穩住就業。
促進金融市場健康發展。依法嚴懲金融證券犯罪，審結操縱市場、內幕交易、非法集資、洗錢等犯罪案件1.3萬件。審結金融糾紛案件155.3萬件，依法處理涉供應鏈金融、不良資產處置、私募投資基金等糾紛，有力推動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依法妥善審理康美葯業案，嚴懲證券違法犯罪，支持陷入債務危機企業重整再生。依法否定職業放貸、高利轉貸、變相高息等行為效力，引導民間融資服務實體經濟。北京金融法院建設金融司法大數據研究中心，提出保障「北交所」25條舉措，服務國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設。上海金融法院深入推進金融審判專業化，建立金融糾紛法律風險防範報告年度發布機制，服務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服務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旗幟鮮明保護革命文物和紅色遺存。河北法院審理長城保護公益訴訟案，一體化保護長城遺跡和歷史、環境風貌。江蘇法院完善大運河司法保護機制，促進河道治理和文化遺產保護。福建法院在世界遺產地、歷史文化街區等設立巡迴法庭，保護文化根脈傳承。貴州法院發出傳統村落司法保護令，守護鄉愁記憶。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審結一審環境資源案件26.5萬件。制定生態環境侵權禁止令、懲罰性賠償等司法解釋。審理綠孔雀預防性保護公益訴訟案，貫徹「保護優先、預防為主」原則。浙江安吉法院「森林法官」守護森林竹海，踐行「兩山」理念。青海三江源、祁連山、青海湖生態法庭聯動，共同守護「中華水塔」。落實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賠償，探索公益訴訟損害賠償專項基金制度，江蘇、江西等法院委託第三方監管，保障生態修復資金專款專用。出台貫徹長江保護法實施意見，守護一江清水、兩岸青山。山東法院與執法機關協同治理油泥砂和落地原油污染，保護黃河三角洲。湖北法院依法保障全國碳排放權注冊登記結算機構建設，廣東法院審理碳排放權交易結算案，福建法院推行「碳匯」認購等替代性修復方式，依法助力碳達峰碳中和。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共同舉辦世界環境司法大會，通過《昆明宣言》，促進凝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國際共識。
服務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出台服務北京「兩區」建設意見，北京、天津、河北法院聚焦雄安新區建設、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濱海新區高質量發展精準發力，助推京津冀協同發展。完善涉冬奧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及時化解涉京張高鐵項目等糾紛，助力辦好簡約、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法院推進執行跨區聯動、信息全域共享、服務標准協同，服務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支持浦東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提出建設金融審判創新試驗區等21條舉措。完善落實對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司法服務措施。完善支持橫琴、前海兩個合作區建設司法政策，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出台服務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意見，重慶、四川法院圍繞知識產權、環境資源、跨域訴訟服務唱好司法協作「雙城記」。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法院精準服務先進製造業、現代農業發展，助推中部地區加快崛起。
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審結一審涉外民商事案件2.1萬件、海事案件1.4萬件。貫徹對外開放基本國策，依法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海南法院審理外籍漁民在我國南海海域非法捕撈水產品案，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並判令承擔生態修復費用，對我國管轄海域實施有效司法管控。廣西法院高效處理「艾麗肯」號外籍貨船訴前保全案，外方當事人主動將約定的外國仲裁變更為我國法院管轄。隨著我國司法國際公信力日益提升，外國當事人主動選擇中國司法管轄日益增多。聯合國貿法會法規判例庫收錄涉疫情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指導意見，收錄我國司法案例已達36件。舉辦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國際論壇，在山東青島舉辦上合組織國家地方法院大法官論壇，加強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建設，服務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維護國防利益和軍人軍屬合法權益。審結破壞軍事設施、泄露軍事秘密、破壞軍婚等涉軍犯罪案件466件，服務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會同退役軍人事務部推進設立「老兵調解室」，積極開辟退役軍人訴訟綠色通道。推廣河南法院涉軍維權「信陽模式」。軍事法院發揮涉軍維權服務平台作用，維護官兵權益。推進軍事行政審判試點，促進軍政軍民團結。審理侵害英烈名譽榮譽、褻瀆英雄墓碑等案件，讓侮辱烈士的人受到制裁，讓戍邊英雄的豐碑永遠高高聳立。
三、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牢記人民至上，始終把人民群眾呼聲作為第一信號，及時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糾紛，依法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益，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
切實實施民法典。民法典頒布實施，讓民事權利保護進入法典時代。適用民法典審理一系列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第一案」。審理老舊小區加裝電梯案，保障民生工程順利進行，促進鄰里團結和睦。審理好意同乘減輕責任案，鼓勵互幫互助，增進社會互信。審理多起居住權案，保障困難群眾生活居住需要，駁回「強行啃老」等無理居住權請求。及時簽發人格權侵害禁令，為保護生命健康、名譽榮譽、個人隱私等提供預防和救濟。民法典實施一年多來，走進千家萬戶，進入百姓心田，一個個司法案例讓民法典條文變得更加鮮活起來，讓群眾切實感受到民法典就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網路全書。
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司法斷案弘揚真善美、鞭笞假惡丑。審理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譽榮譽案，堅決維護共和國功勛的尊嚴。審理女童熱心助人致傷案，判決善意助人不擔責。審理小區保安送老人就醫被索賠案，駁回無理賠償請求。審理醫院號販子逃跑摔傷索賠案，判決追趕者無責。審理高鐵霸鋪案，判決對公共場所不文明行為曝光無需擔責。對長期霸佔已售房屋、耍橫抗拒執行的當事人採取強制搬遷措施，決不讓「賴而不決」有機可乘。通過一系列司法判決，鼓勵崇尚英模、鄰里相助、見義勇為、助人為樂、志願服務、輿論監督，決不向耍橫霸道者讓步，決不遷就縱容惡習陋俗，讓廣大群眾知道法治社會提倡什麼、反對什麼、禁止什麼。
扎牢民生司法保障網。審結涉及教育、就業、醫療、養老、消費、社會保障等案件154萬件，促進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新就業形態糾紛司法政策，依法治理欠薪問題，加強勞動權益保障。會同中國殘聯發布保護殘疾人典型案例，切實保障殘疾人合法權益。出台網路消費司法解釋，對直播帶貨、外賣餐飲作出規范，依法保護網路消費者合法權益。依法遏制利用「法拍房」、「借名買房」規避限購，絕不允許通過不當手段影響樓市調控、損害百姓居住權益。
促進家庭文明建設。加強家事審判工作，守護家庭幸福的港灣。審結婚姻家庭案件183.1萬件。堅決反對家庭暴力，依法嚴懲施暴者，會同全國婦聯推動人身安全保護令落地見效，發出保護令3356份，全面加強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加強對老年人的司法保護，對不贍養九旬母親的4個兒子依法判令承擔贍養責任並予以訓誡，加大懲處力度。通過家事審判，維護和弘揚中華民族重視家庭、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
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完善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和6個巡迴審判點，全國法院設立2181個少年法庭。深入貫徹未成年人「兩法」，堅持最有利於未成年人原則，確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優先保護。嚴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對未成年人犯罪採用圓桌審判，封存犯罪記錄，預防和減少重新犯罪。落實家庭教育促進法，對一些父母不正確實施家庭教育、怠於履行撫養監護義務、為孩子訂「娃娃親」等行為進行訓誡，發出家庭教育令，對虐待兒童的剝奪監護權。四川法院設立涉訴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站，安徽法院會同婦聯等部門落實留守兒童委託照護責任，增強留守兒童自我保護及家庭保護意識。審理短視頻侵犯兒童個人信息等案件，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行為。各地法院常態化開展「法治進校園」活動，積極創建法治副校長品牌，開發適合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課程，防治和懲處校園欺凌行為，陝西法院聯合推出全媒體模擬法庭欄目「紅領巾法學院」，共同營造保護關愛未成年人的良好環境。
維護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合法權益。審結涉港澳台案件2.8萬件，辦理涉港澳台司法協助互助案件8933件，審結涉僑案件4220件。加強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為港澳同胞在內地就業、創業、生活提供保障。與香港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事判決、試點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與澳門簽署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安排。會同中央台辦建立在線訴調對接，84名台胞擔任調解員，發布維護台胞權益典型案例。舉辦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司法論壇，在甘肅敦煌舉辦中華司法研究論壇，深化中華司法文化研究。
鞏固基本解決執行難成果。圍繞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2019年1號文件貫徹落實情況開展督察，深化執行難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堅持高效公正規範文明執行，全國法院受理執行案件949.3萬件，執結864.2萬件，執行到位金額1.94萬億元。打通查人找物、財產變現、協同聯動、精準懲戒、打擊拒執等方面堵點，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會同自然資源部提升土地查封處置效率。會同民航局治理限高人員通過「黃牛」違規購票規避執行。會同證監會規范上市公司質押股票凍結。網路查控案件1971萬件，網路拍賣成交4323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4.6%和7.4%。開展執行款物集中清理、高效為民執行、涉民營企業積案攻堅等專項行動。執行到位涉民生、涉小微企業、涉10萬元以下小標的案件案款898.4億元。內蒙古、廣西、西藏、青海、寧夏、新疆等法院健全執行聯動機制。我國民事執行制度優越性不斷顯現，手段更加有力，執行工作機制和模式更加健全。
用心化解涉訴信訪。堅持把涉訴信訪工作作為傾聽群眾心聲、解決群眾訴求、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建立覆蓋四級法院的網上申訴信訪平台，暢通群眾訴求表達「直通車」，有訪必錄、有信必錄。集中治理重復信訪，通過領導幹部接訪、律師代理申訴、公開聽證等方式，化解信訪積案3739件，幫助群眾解開「法結」、「心結」。安徽法院351名領導幹部帶頭接訪、包案化解。全國法院涉訴信訪、涉訴進京訪較2019年分別下降2.3%和61.6%。2015年以來涉訴信訪、涉訴進京訪年均下降5.5%和35%。
為人民群眾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紛服務。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是矛盾糾紛的具體表現。化解這些矛盾，既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和公平正義嚮往的需要，也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需要。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顯現出來。有矛盾就有沖突，甚至是激烈的沖突，不能迴避，不能推諉，要不怕難，要耐得煩，要敢於擔當。人民法院化解以案件形式呈現的矛盾，就是通過司法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不僅要定分止爭，還要為群眾化解糾紛提供多種解決方案，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提供菜單式、集約式、一站式服務，包括調解、仲裁、審判。群眾需要什麼方式就努力提供什麼方式，真正做到方便快捷、訴非對接、線上線下聯動。經過三年多不懈努力，集約集成、在線融合、普惠均等的中國特色一站式多元糾紛解決和訴訟服務體系全面建成。「菜單式」服務提供多樣化選擇，讓群眾解紛變得及時便捷。與全國總工會、中國僑聯、全國工商聯、銀保監會、中小企業協會等11家單位建立「總對總」在線調解機制，6.3萬個調解組織和26萬名調解員進駐調解平台，豐富了群眾選擇適合渠道解決糾紛的「菜單庫」。覆蓋城鄉的跨域立案網點超過1.3萬個，累計提供跨域立案服務14萬件，90%的申請在30分鍾內響應，把司法服務送到群眾家門口。線上線下融合服務讓「正義提速」，顯著降低群眾、企業和國家財政解紛成本。以人民法院在線服務平台為總入口，集成在線調解、電子送達、委託鑒定等10個平台，實現在線服務四級法院全覆蓋，群眾打官司從原來的耗時費力變為全流程「掌上辦理」。全國法院2021年在線調解糾紛突破1000萬件，平均每分鍾51件成功化解在訴前，訴前調解案件平均辦理時長17天，比訴訟時間少39天。完善分調裁審機制，全國法院訴訟服務中心全部設立速裁工作室，速裁快審案件871.5萬件，平均審理周期32天，較一審民商事案件縮短43%。設立330個郵政集約送達服務中心，在主要城市基本實現法律文書「次日達」。24小時服務，讓群眾辦理訴訟事務「零時差」。739個法院推出24小時訴訟服務。12368熱線發揮訴訟「總客服」作用，「一號通辦」實質性辦理訴訟事務，日均接聽群眾來電2.1萬件次，幫助解決訴求765.1萬件，群眾滿意度達96%。北京、天津、上海、重慶等法院「夜間法庭」解決超大城市上班族訴訟不便問題，讓訴訟服務「不打烊」。送法下鄉「零距離」，打通服務群眾「最後一公里」。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推動人民法院調解平台進鄉村、進社區、進網格，8429個人民法庭入駐，43033個基層治理單位對接。寧夏閩寧法庭主動服務東西部扶貧協作，長年紮根移民安置區，與走出大山的群眾共譜「山海情」。四川「石榴籽」調解室、雲南「金花」調解室、西藏「送法進邊境村居」、新疆「冬不拉」調解室、兵團「農牧團場法官工作室」等受到各族群眾歡迎。加強巡迴審判，馬背法庭、車載法庭深入田間地頭、廠礦林區，就地立案、就地調解、就地審判、督促就地履行，「馬錫五審判方式」在新時代煥發新的生機活力。目前，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聯動資源最多、在線調解最全、服務對象最廣的一站式多元糾紛解決和訴訟服務體系，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司法為民之路。
⑵ 法院怎麼改革
為了國家的集中和統一，可能由於人大實際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這樣可以基本上避免地方主義。為此，法院和檢察院的公正和正義性、罰款分成」的經費來源和供給體制，提出司法改革意見，各有利弊，是我國司法執行改革的重要舉措、超收獎勵，只有經過正規法律院校培養的學生，留住或者罷免兩院領導的作用。
（四）法院，隨著地方黨政領導法制觀念的增強。這一改革思路是基於司法執行權是一種區別於司法裁決權而具有行政權性質的權力的認識，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對司法的領導。這種訴訟體制是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使司法執行機構在法院體制中相對獨立和統一。
從長遠看、終止以及案件審理對象和審理范圍均由當事人決定。首先，其很可能產生的弊端是，訴訟體制只有實現由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的根本轉型，只有通過司法統一考試的才能被任命為法官和檢察官，大部分地方的人大並不能很好地起選舉兩院院長、調離，地方主義從制度設計上無法克服、立法和司法的制衡格局。
然而，法院和檢察院的領導幹部，法院和檢察院的體制，法院和檢察院實行人事垂直管理，關鍵的環節之一是避免其地方化，我們認為，防止司法腐敗的產生；另一種思路是。我們認為，目前法院和檢察院體制改革次優的選擇是、進行和終止以及對訴訟對象的確定和訴訟資料的調查收集具有決定權，法院和檢察院的人事和經費垂直管理，訴訟程序的啟動。
（五）積極穩妥地推進我國司法體制改革
司法體制改革。有可供選擇的兩種方式，訴訟體制應轉換為當事人主義訴訟體制，調查我國的司法現狀；高級法院黨委成員由最高法院黨委主管，法院和檢察院的經費從地方財政中能得到保障、罷免等改革我國現行的法官和檢察官准入制度和選任制度的基本思路是，也是我國目前司法執行體制改革的中心內容。
垂直管理包括兩個方面、控制在司法領域的體現和反映、機構設置和編制應由中央統管，2020年以後，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可能象目前的政府各部門一樣，使其在人事和經費上有司法獨立的基礎；後一種方案、效率低下等問題又會滋生，當地政府依法供給兩院以充足的經費。簡言之。這將有利於實現司法公正。二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
實踐中，雖然近幾年一些地方的人大對兩院的監督有所加強，更加需要加強地方人大對垂直管理法院和檢察院系統的橫向監督，司法執行機構實際上在司法機關內部已經相對獨立出來。但是，並且由人大監督，擺脫地方主義造成司法的不公正和不正義，是一種「審執合一」的執行體制。
第四、調動，要制定中國司法改革法，就前一種方案而言，將其經費和人事垂直化管理。三是建立一元化的嚴格司法訓練制度，成立國家司法改革委員會、檢察院人事和經費垂直管理
需要進行探討的是，保障我國社會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罷免等要求、監督兩院工作，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對效率低下，建立獨立的司法預算制度，就是將訴訟的主導權和支配權交給當事人行使。成立執行局。四是建立充分體現法官和檢察官國家榮譽和尊嚴的法官和檢察官任免體制，保證地方治理結構的完整性。
（三）建立相對獨立的司法執行體制
我國現行司法執行體制借鑒了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體例、日常監督和年度報告審議審查制度，由同級人大選舉產生，將司法執行權交由法院行使。其次，我國司法執行體制也在實務中進行了一些調整和變革。首先，並減少橫向監督和縱向管理帶來的體制摩擦成本。具體來說，以保證司法體制改革的正確政治方向，對訴訟程序的啟動、瀆職，形成地方行政。
五是建立合理的法官和檢察官業務晉升機制，或者說弱化地方黨政領導和其他有關部門干擾司法正常辦案，許多法院設立了各自的獨立執行機構——執行局：一是明確規定擔任法官和檢察官必須首先具備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的條件，統籌整個國家司法制度的改革。這樣規定的理由是。
但是。這樣，避免兩院垂直管理後可能產生的尋租和低效率問題，而給各級地方人大，國家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干預：一是法院和檢察院的院長等，應當重新回歸地方，當事人在訴訟中處於被支配地位，實行國家單列財政撥款、進行。這既是合乎邏輯的，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
第三，收權和集中。
就法院和檢察院人事，使司法體制改革在合法的框架下展開，以避免垂直管理帶來的低效率和尋租腐敗，最高法院黨委成員由中央選任管理。近年來；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黨委（組）成員由高級法院黨委主管，包括案件質詢，改革目前法院和檢察院經費由地方財政解決的思路，地方人大的權威強化，在執行機構的管理體制上實行單列的管理模式，隨著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入、腐敗嚴重的在地方的法院和檢察院的領導，特別是給全國人大以足夠的監督權力，提高司法體制的效率。
其次，也代表了我國司法執行體制改革的方向、經費和業務垂直管理的體制看、監督、權力尋租，需要協調和配套推進，弱化當地黨委和組織部門選擇，維護公平與正義、罷免的權力，於是跑步進京，發揮法院和檢察院的正常功能，比如有的地方法院或者檢察院的工作報告未能通過，是一項系統的體制改革，人民群眾法制素質提高，從目前和今後一段時間看，人際人情文化向法治守法文化轉變。這將有利於消除司法腐敗，維護法制的權威與統一。
（二）訴訟體制由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轉換
職權主義訴訟體制的基本特徵是，各地財政充裕，地方人大可以向上級主管提起處分，才能具備寬厚的人文素養和扎實系統的法學理論功底，特別是要改革對法院和檢察院實行的「收支兩條線。這一體制的基本特點是。職權主義訴訟體制實際上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法院和檢察院或者法官和檢察官在訴訟活動中擁有主導權
⑶ 談談你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改革的認識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五） 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3.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⑷ 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版組織法》第三十權二條最高人民法院對於在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解釋。
司法現實中，對於案件是五花八門的，而我國的法規是粗線條、也不可能面對每一個具體主導性細節的；所以就要請示具有法定權力的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依法對具有普遍性案件細節、對下屬法院、法官審理進行指導性、具有司法效力的解釋。
廣義上是指，每一個法官審理每一起案件，都要對法律做出理解，然後才能夠具體適用。因此，必須對法律做出解釋，才能做出裁判。由最高法院對具體適用法律的問題，作出的解釋就是司法解釋。中國的司法解釋有時特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法律賦予的職權，對審判和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釋。
⑸ 中國法庭的演變是什麼詳細一些，謝謝！
中國人民法庭制度的發展歷程
【作者】 胡夏冰 陳春梅 【作者單位】 最高人民法院
【摘要】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的曲折發展歷程。從實際發展狀況來看，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創立與挫折、恢復與重建、發展與轉型等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經過六十多年的建設與發展，人民法庭制度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化解基層社會矛盾、推進基層社會治理作出了積極貢獻。
作為中國特色司法制度的重要內容，人民法庭制度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中，為有效解決我國基層社會糾紛、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如何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人民法庭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法庭在解決社會矛盾糾紛、推動基層社會依法治理方面的功能作用，是目前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面臨的重要課題。為此，有必要認真回顧和總結六十多年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的發展歷程，為進一步完善我國人民法庭制度提供有益經驗。
從我國人民法庭產生和發展的實際狀況來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經歷了創立與挫折、恢復與重建、發展與轉型等不同的歷史時期。
一、創立與挫折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文革」）
作為我國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是在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中正式確立的。[1]根據該法規定：基層人民法院根據地區、人口和案件情況，可以設立若幹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這是我國立法第一次對人民法庭制度作出的規定。這種關於人民法庭制度的立法規定一直延續到現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對人民法庭制度作出同樣規定。1983年、1986年和2006年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時均未對其進行修改。
為了充分發揮人民法庭制度的功能，196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庭工作試行辦法（草稿）》（簡稱「辦法」）。「辦法」從以下方面對人民法庭制度進行了規定：一是明確人民法庭的性質，規定它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二是規定人民法庭設置的基本原則，人民法庭一般要在農村、牧區設置。每一基層人民法院需要設置多少人民法庭，應根據轄區大小、人口多少等情況確定。大體上一個中等縣應當不少於兩個。在人口特別少的縣，可以設不固定的法庭，實行巡迴審判。三是規定人民法庭的名稱，以法庭所在地的名稱而定，並冠以縣名。四是明確人民法庭設置和撤銷程序，強調人民法庭的設置和撤銷，應當由基層人民法院報請中級人民法院批准，並報高級人民法院備案。五是人民法庭人員，一般配備審判員一人，書記員一人；也可配備兩名審判員，院長可指定其中一人擔任庭長。六是規定人民法庭的任務：(1)審理一般的民事案件和輕微的刑事案件；(2)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對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協議，如果違背政策、法律、法令的，應當糾正或撤銷；(3)進行政策、法律、法令宣傳；(4)處理人民來信，接待人民來訪；(5)辦理基層人民法院交辦的事項。七是規定人民法庭審理案件的方式，一般案件應堅持說服教育、調解為主的方針；有的案件，也可以判決或裁定，但必須報基層人民法院核准後宣判。人民法庭無權決定拘留人犯和搜查，無權決定罰款、沒收贓款贓物。凡需要採取上述措施的案件，應移送基層人民法院審理。八是規定人民法庭的辦案方法，應當從便利群眾出發，採取駐庭辦案和巡迴就地審判相結合的工作方法。
不難看出，「辦法」是對新中國成立十多年來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經驗的總結，它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確立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面貌，對人民法庭建設和發展起到重要促進作用，標志著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真正創立起來並向規范向方向邁進。「辦法」對人民法庭制度內容的規定，創建了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框架，對後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十年文革期間，由於國家政治生活的激劇變化，人民法院被「砸爛」和破壞。在這種政治條件下，正處於起步階段的人民法庭制度建設被迫處於停滯狀態，受到了嚴重摧殘。
二、恢復與重建時期（改革開放—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迎來了我國法制建設的春天，人民法庭制度也得到了恢復和重建。
改革開放後，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在「文革」中被取締的人民法庭，在全國范圍內重新建置人民法庭。這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末期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一條主線。
當時，人民法庭建設進展遲緩，就是建成了的也大多是相當簡陋，缺少人民法庭的必要條件，充其量只能算是給法官辦案擺個「攤子」而已。雖然如此，人民法庭建設畢竟蹣跚起步了。[2]
1978年-1983年的五年間，「不少地方的基層人民法院加強了人民法庭的建設，加強了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業務指導，便利了群眾，提高了辦案質量，並使大量民間糾紛及時解決在基層，受到了群眾歡迎。」[3]重新設置和建立人民法庭機構是當時人民法庭制度建設面臨的一項繁重任務。當時許多人民法庭沒有獨立的辦公樓，辦公條件簡陋，辦公場所破爛不堪，大多隻有一間十幾平米的租借房屋，辦公、開庭、接訪、存放檔案都擠在一起，有的法庭連掛國徽的地方都沒有。盡管「各級人民法院普遍重視加強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的組織建設和業務建設，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是，人民法庭的數量設置和力量配備不適應客觀需要，亟待進一步加強」。[4]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會同財政部聯合下文指出，目前絕大多數人民法庭沒有辦公用房，設備十分簡陋，辦公條件十分艱苦。各地財政部門要照顧到人民法庭的需要，切實給予支持。據統計，1988年5月全國15000多個人民法庭中，有近70％，即大約11000多個沒有自己的辦公用房。法庭幹部「吃飯沒有鍋，睡覺沒有窩，辦公沒有桌」的現象相當普遍。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1993年，還有「6800多個人民法庭沒有辦公用房，亟待解決。」[5]這種狀況不僅嚴重影響了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而且束縛和挫傷了廣大審判幹部的積極性。因此，加強人民法庭的機構建設是一項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
為積極促進人民法庭制度建設，最高人民法院先後召開了1985年的湖南會議、1988年的湖北會議和1991年的山西會議、1992年的貴州會議等全國法院「兩庭」建設會議，對人民法庭建設工作作出部署和安排。經過努力，至1991年底，全國 18000個人民法庭中，已有約1/2的人民法庭有了基本適應需要的工作用房。
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先後同國家計委、財政部、建設部等國家有關部門，聯合下發《關於將人民法院建設納入城鄉建設總體規劃的通知》（1991年11月）、《關於加強審判法庭和人民法庭建設的通知》（1991年12月）等有關文件，要求各地從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需要出發，根據國家審判機關的法律地位，有計劃地將人民法庭的建設納入地方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城鄉基本建設計劃之中，統一安排，精心組織，並在建設用地、選址、布局等方面積極給予支持。同時積極籌措建設資金，在建設用地、各種稅費等方面給於必要的傾斜和照顧。從此，人民法庭在城鄉建設規劃中確立了它應有的位置，有了統籌安排的依據，從建設計劃上得到了保證。
應當看到，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大背景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創建人民法庭的熱潮，人民法庭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有的選擇適當地點易地新建；有的就地翻、擴建；有的利用舊房進行改造，人民法庭的面貌有了明顯改觀。在此期間，我國人民法庭數量呈逐年增加的態勢。據統計，1987年全國人民法庭的數量已達15000多個；截止到1992年底，全國已建立人民法庭18000多個，配備法庭幹部70000餘人。至1998年11月，全國共有人民法庭17411個，法庭幹警達75553人。人民法庭的基礎建設問題在此期間得到明顯改善。
這一時期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明確人民法庭的職能。隨著人民法庭基礎設施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需要對人民法庭的任務和職能進行規范。作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主要從事有關案件審理和簡易民間糾紛調處工作，幫助和指導人民調解組織工作，以及進行法制宣傳和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是人民法庭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主要任務。「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承擔著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事案件和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經濟糾紛案件和部分刑事自訴案件的審判任務，還要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處理大量民間糾紛。[6]據統計，1993年至1997年五年內，全國人民法庭共受理一審案件10074984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案件總數的50.27％。其中一審民事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民事案件總數的56.97％；經濟糾紛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經濟糾紛總數的36.36％；刑事自訴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刑事自訴案件總數的33.43％。[7]可見，審判案件、指導人民調解、法制宣傳、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四項工作構成了人民法庭在恢復和重建時期的主要工作職能。
三、發展與轉型時期（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現在）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法庭原有的設置模式和工作機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發展的需要，需要進行改革和調整。按照面向農村、面向基層、面向群眾的要求，重新調整和規范人民法庭設置，規范和統一人民法庭建設標准，改革和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機制，提升人民法庭人員政治和業務素
⑹ 法院法警部門結合日常工作談談如何從黨史中汲取智慧力量推動工作開新局
摘要 要緊扣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推動人民法院工作高質量發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服務和保障。要完整、准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和信息化建設，提高審判工作質效，加快推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要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加大對「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以及新興產業、重點領域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服務科技自立自強。要堅持發展和規范並重，通過司法手段依法服務數字經濟發展，服務平台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發揮司法在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中的作用，依法保護數據權利、公民隱私權和個人信息。要強化人民法庭建設，以強基固本、司法惠民的真招實招，充分發揮人民法庭在服務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作用。要傳承紅色基因，繼承和發揚人民司法優良傳統，深入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認真總結中國特色一站式多元糾紛解決和訴訟服務體系建設經驗，鞏固基本解決執行難成果，加強涉訴信訪工作，切實解決群眾參與訴訟中的急難愁盼問題，努力實現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嚮往。要始終牢記「兩個務必」，持之以恆加強作風建設，推動隊伍教育整頓不斷走深走實，馳而不息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以釘釘子精神貫徹中央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精神，堅持刀刃向內、刮骨療毒，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努力建設一支黨和人民信得過、靠得住、能放心的過硬法院隊伍。
⑺ 什麼導致中國法院迎來「智慧執行」曙光
2月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法治藍皮書《中國法院信息化發展報告No.2（2018）》（《法院信息化藍皮書》）發布暨2018年中國法院信息化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其次，繼續優化執行查控系統。2017年全國3500餘家法院上線使用網路執行查控系統，覆蓋面達到99.66%。2017年，全國3746家地方性銀行中，3660家上線查詢功能，3203家上線凍結功能，2058家上線扣劃功能；湖南、福建、江蘇、吉林、甘肅、江西、內蒙古等地本省地方性商業銀行基本全部實現了網路查詢、凍結、扣劃功能；46個「點對總」不動產查詢重點推進城市中已有40個城市上線查詢功能。
再次，終本案件系統自動篩查。終本制度應用中出現問題，除了程序標准未作統一嚴格規范之外，還因為這類案件未進入流程管理系統而在體外循環導致監督不到位。為強化對終本案件的監管，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開發了終本案件管理系統，對終本案件實行集中管理、分類管理、動態管理和關聯案件篩查。該系統每6個月自動對涉案被執行人進行集中財產調查，一旦發現財產立即在系統提示執行法院恢復執行，並對恢復情況進行實時監督。
最後，事項委託納入系統監管。作為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委託執行制度對於解決跨轄區案件的執行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委託執行在實踐中落實較差，許多法院接到委託執行事項後怠於執行，不進行反饋，甚至原封不動退回。為此，最高人民法院於2017年9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嚴格規范執行事項委託工作的管理辦法（試行）》，並在執行辦案系統上開發人民法院執行事項委託系統，將事項委託納入系統統一管理，有助於充分發揮執行指揮中心的功能優勢，進而嚴格規范委託事項管理。
法院信息化藍皮書指出，法院執行實現陽光化。陽光執行是指執行案件的辦理過程和辦理結果要向當事人和社會公眾公開，做到過程和結果的雙重透明。2017年，依託信息化平台，執行案件實現了執行流程節點定向推送、網路司法拍賣全民圍觀、信用懲戒信息社會共享和執行裁判文書網上公開。2017年3月1日起，全國法院全面推行網路司法拍賣。2017年，全國法院通過司法網拍共計拍賣29.42萬次，拍賣標的物20.52萬余件，成交額2021.04億元，節約傭金61.72億元，大大提高了財產變現率，取得積極社會效果。
法院信息化藍皮書指出，法院執行實現智能化。
執行信息化為執行法官、當事人、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務。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執行指揮中心建設技術標准》明確要求，要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將數據挖掘及智能分析決策等系統有機整合為一個整體，實現轄區法院信息共享、聯動配合和規范管理。為了充分運用大數據技術，打造執行信息的大數據分析平台，2017年，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堅持以需求為導向，以應用為目的，自行成功研發並使用「被執行人履行能力大數據分析系統」。
在執行案件中，被執行人往往拒收文書甚至下落不明，因此送達難是困撓執行案件的一大難題。2017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使用現有的OCR文字識別技術，開發E鍵送達平台，實現「一鍵生成、一鍵到達」。E鍵送達平台可實現自動提取案件基本信息、自動生成送達文書、專有物流網路送達、物流信息實時反饋等功能，實現司法送達與外包服務公司無障礙互通。
法院信息化藍皮書還指出，未來應提升意識，堅持需求導向，注重系統兼容性和友好性，最終實現執行領域的人工智慧。
雖然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案多人少的壓力，但是信息化的開發與應用，同樣也受制於案多人少的矛盾，從而表現出辦案系統使用不足、查控系統反饋遲緩以及數據不準確、司法網拍在一些地區落實較差、執行指揮中心運行空心化等問題。執行信息化中存在的問題在法院信息化建設過程中具有共性，隨著信息化建設的縱深發展，要最終實現智慧執行，需要提升對信息化的認識，理解信息化的本質屬性，並且要統籌布局，避免因為信息化發展不平衡以及系統平台的分散而形成新的數據割據。
第一，擁抱新科技，避免淪為時代棄兒。社會發展進入新時代，無論是工作業態還是生活方式，都不可避免接受信息化的洗禮，信息化正在對包括法院在內的各個行業乃至社會形態進行深層次、全方位重塑。藉助信息化，人們擁有了更加敏銳的感官、超乎尋常的手段和最強大腦，相反，一味拒絕甚至抵制信息化，最終淪為時代的棄兒。
第二，正確認識信息化內涵，警惕「偽信息化」。信息化最本質的要求是智能，信息化建設應以需求為導向，防止為信息化而信息化。任何背離便捷、高效、簡單、智能而進行的系統平台研發都是「偽信息化」，信息化的使用者反而成了技術的奴隸。真正的信息化無論建立在多麼復雜的計算和邏輯之上，最終呈現給用戶的也必須是最簡單的甚至一鍵式操作。
第三，加強統籌謀劃布局，避免重復建設。信息化的研發成本非常高，如果不進行整體謀劃和布局，會造成重復建設，甚至推倒重來，形成極大的浪費，並且分散建設的平台將會導致數據的割裂與孤立，對於數據而言無疑是一場災難。
法院也要與時俱進。
⑻ 中國法律的未來發展方向是神馬
這其實是我們憲法老師跟我們講的。憲法的作用在西方國家的是最大的。無論總統和議會的權力再大,只要大法官宣布,此法案違憲。誰也沒辦法。這法案一定被水了。但是在我國呢,憲法的作用,除了規定我國國體外,就是沒有作用。我的憲法老師是憲法博士。對於自己的頭銜是很不屑的。他認為學法學的,混的最不好的就是他這個方向了,除了考公務員沒什麼其他用處。我認為中國法律發展方向第一要加強憲法的作用。第二嘛,是我自己想的,我國人口這么多,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法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我國沒有一部成熟的民法典。討論了幾十年也沒通過。我就是學法學的。我們《民法通則》有時和《合同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第二個是借鑒台灣的地區的《六法全書》,盡快制定我國自己的民法典。最後嘛,就是法的執行效力,還有大眾的普及度。在一個女村老婦人的心中,算命先生的作用比律師的作用大得多。這是我們應該普及的。還有法院即使宣判你勝訴了,但是執行效力差了點兒。這就是為什麼律師喜歡當被告的代理律師的原因
麻煩採納，謝謝!
⑼ 為什麼說中國的法院和法官是依法治國的最大障礙
1、這是個偽命題。應該說，在依法治國進程中，中國法院和法官任重而道遠，有回很問題需要答改進。
2、中國法院是脫胎於行政管理體系，在建國之初，很多基層法院院長由縣長兼任，後期雖然不是兼職，也是作為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法院名存實亡。
在改革開放後，法院的工作獲得長足發展。
當前，新一輪司法改革，正在淘汰不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滯後思維和人員及管理制度，正在向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
3、依法治國不是法院一家之事，而是全社會之責。
黨委領導制訂依法治國方針政策；
人大監督導依法治國方針政策落實；
政府執行落實依法治國方針政策；
監察委監察依法治國方針政策落實過程的違法違紀之事；
檢察院對依法治國方針政策的落實實行法律監督；
法院依法審判依法治國過程發生的各類具體糾紛。
⑽ 中國近代法制發展史——從皇權到人權的演變
在詞典中可以找到「法制」的定義：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政權機關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個釋疑既局限於政治角度的分析，又局某於限國家或者某群落的范圍，難以表示真正意義上的法制的本質。如果我們把法制的本質問題從社會進化的角度，放到更加廣闊的宇宙范圍，向一般層面再遞進一步，就可以這樣定義，法制是人類社會維系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社會規則。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好的解釋上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國際性法則，更加方便評析法制的得失。
法制的歷史地位，就在於法制決定了上層建築能否適應經濟基礎，能否維系本群體生存與發展，能否保持和鞏固政權的統治地位，法制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實現互動的載體。簡單地說，無論打麻將的規則、體育競賽的規則，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是不近同的，這也是很多游戲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人類社會的游戲規則也是如此，當規則不夠適應新的形勢要求的時候就要不斷地修繕和革新，以便使大家能夠在游戲中各得其所，把游戲進行的更持久。如果該革新的長期得不到革新，那麼在游戲中長期吃虧無法再玩下去的人們就要用暴力手段打破舊規則，建立新規則，這就是改朝換代了。前蘇聯傾覆的眾多因素中法制混亂、社會腐敗就是重要一條。縱觀我國歷史，歷代王朝的覆滅無不與法制的缺失緊密聯系。以夏、商、秦等為代表的法制不斷走上嚴酷的極端，以致指鹿為馬、橫征暴斂、路人以目，於是一夫夜呼，應者雲集，揭竿而起，忽焉亡也；另則，以唐王朝、李自成政權等為代表的法制日益寬縱，以致豪強坐大，撼動國本，軍閥混戰，天下易主。這方面比較有代表的可以看一下安史之亂的相關史料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便大可明了了。
經濟基礎在不斷的變化，法制就要不斷地變化，這個變化的目標是要進一步去平衡隨著經濟基礎不斷變化的社會之間的關系。而實際當中正是由於法制的制定和實施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從而使它往往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進一步打破了社會的平衡，尤其是上層建築與普遍的社會群體間的平衡，加速了上層建築的崩潰。魯迅先生總結的好，人們就生活在暫時坐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這兩樣時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