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爆出口

Ⅲ 這是首席大法官該說的話嗎

這是首席大法官該說的話嗎？

1883年，英國女王維多利亞遭到槍擊，但沒有被擊中。法庭經過調查後認為持槍者精神失常，他被無罪釋放。女王委屈地認為「他肯定是有罪的，我親眼看見他在開槍」，但法官依然只是判決將持槍者關進精神病院，而不是監獄。

這是發生在131年前大西洋東海岸的故事，法官不肯因為女王陛下的權勢和尊崇而破壞法律，因為沒有個體和具體的正義，就不會有群體的正義，並且從來不存在抽象的正義。131年後的太平洋西海岸中國，發生著與上述故事相反的大量故事──以所謂抽象正義否定具體正義和個體正義的故事，這里的首席大法官甚至為此發出高亢的聲音，對正在處死以及將來會繼續處死的夏俊峰們發出屠夫般的威脅：

「這種人不殺就非常危險！」

這就是現任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周強，日前在談及曾引發廣泛爭議的夏俊峰案時所說的話。他說：「夏俊峰是一名攤販，殺了兩個城管，造成一人重傷。但是就因為夏俊峰是攤販，對方是城管，大家對城管有偏見，所以有些人、甚至有些社會上的大V就鼓動說這人不能殺，但是這種人不殺就非常危險，就好像兩個人關起門來吵了一架，你把人殺掉了，如果這樣也是正當防衛，這個社會就會天下大亂。」周強藉此強調公正司法的重要性。

問題是，什麼才是公正司法？是像周強大法官說的那樣將他認為會引起「天下大亂」、「非常危險」的人都殺掉就是公正司法嗎？

當我們在談及一個具體案件的司法公正時，會涉及大量具體的司法程序細節，只有所有細節都經得起保障人權的標准檢驗時，我們才能給案件的司法是否公正予以肯定評價。因此，當我們談論司法公正時，一定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一定是語境論的，不是架空論的。

具體到夏案，本來嚴格的司法過程應該是這樣的：檢方通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以及質證程序排除了夏俊峰除故意殺人外的所有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包括過失殺人、故意傷害致死、正當防衛、防衛過當（包括無需懲罰的防衛過當和應當懲罰的防衛過當），法院才能給夏俊峰確定故意殺人罪。這就是刑事公訴中的排除合理懷疑原則。

然而，夏案中，公訴方與法院方，從一開始就對夏俊峰進行了有罪推定的司法迫害。一個顯而易見的程序不公是，一審辯護律師曾在法定有效期間向沈陽中院遞交允許現場目擊證人史春梅、丁玉林、尚海濤、張忠文、賈子強、張傑等六位證人到庭作證的申請書，但沈陽中院以不理睬的不作為形式拒絕了這一請求，使得該案的司法程序一直以偏袒被害人、掩蓋其可能的重大過錯狀態進行，這一程序違法行為被延續到二審和死刑復核階段，直到將夏俊峰執行死刑，也沒有任何彌補性的司法行為發生。

且不論中國刑訴法連沉默權都尚未賦予每一位被告──而這早已是國際通例的刑案當事人基本訴訟權利，就是按照中國人權保障及格線都沒過的刑訴法本身，這也是一個有著重大程序瑕疵的不公正案例。

就是這樣一個有著重大程序瑕疵、毫無公正性可言的案件，被周強院長說成是「司法公正」的典型案例，將城管涉嫌非法關押夏俊峰並涉嫌暴力侵害夏俊峰在先歪曲為「兩個人關起門來吵了一架」，從而說出所謂「這種人不殺很危險」這種與首席大法官的身份和應有素養極不相稱的話來。

雖然在司法不獨立的中國，首席大法官無非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頭標簽，但是在各憲政國家的憲政史上，作為憲政最重要的制度裝備之一的司法獨立向來不僅僅是制度的設計，而同時必然是法律共同體共同不懈追求與努力的產物。其間，尤其在轉型時代，法官們通過具體個案對干涉司法的各種勢力的抗爭也從來處於司法獨立史的第一線。

當今中國，來自黨權的控制和干涉向來是司法無法獨立的第一原因，與這一因素相比，其他勢力干涉司法獨立的嚴重程度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比如所謂的「民憤極大」等大眾輿論，即便如此，觀各國法治史，依然可以看到真正熱愛正義的法官們不可能對來自各方的干涉勢力完全俯首稱臣。除了早在13世紀英國王座法院大法官布雷克頓的著名法諺「國王不受制於人，但受制於上帝和法律」，406年前的1608年，英國還曾發生過關於此的著名爭端，違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柯克大法官為此留下了英國法律史上一段著名嘉言雋語，「……陛下對於英格蘭王國的法律並不精通。法官要處理的案件動輒涉及臣民的生命、繼承、動產或不動產，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處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門藝術，在一個人能夠獲得對它的認識之前，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

這成為法律職業化運動中的重要歷史篇章之一。1617年，在著名的薪俸代領權案中，國王──還是詹姆斯一世──送信給12名法官要求他們跟自己商量以前中止案件的審理，其他11名大法官都表示候旨行事，唯有柯克大法官回復說：「如果發生這種事，我就按照法官應該做的去做。」後來柯克大法官因此被解職，但他說：「我不願意做國王要求我做的事。一名法官不應該應國王的要求而拖延案件的審理。」

法律史上的這些著名故事都說明，司法獨立從來不是由誰賜予的，而是一步步一個個腳印一滴滴汗水甚至鮮血爭取來的。

日本近代以來的司法獨立同樣經歷了艱辛的奮斗。1891年，也就是《帝國憲法》剛剛頒布兩年之後，到日本出訪的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在大津市遭到日本民族主義者津田三藏用劍行刺而受重傷。大津事件造成的嚴重外交壓力使得日本政府對最高法院（大審院）多次施壓，要求他們判處津田死刑，雖然憲法才剛剛開始實施，各方面制度建設還剛剛起步，但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並未半點遺忘自己的職責，每次都以「司法是獨立的，不受政府的支使」為由拒絕，津田最後被判無期徒刑。此案如日本作家山本口司在《最高裁物語──日本司法50年》中所贊揚的「兒島院長以『勇氣』和『睿知』捍衛了『司法獨立』的這個判決，在日本的百年法院史中猶如一盞明燈一直閃閃發光、耀眼奪目」。

其實，即使是在憲政制度成熟國家，各種勢力干涉司法獨立的事也屢屢發生，尤其是來自行政分支的權力干涉，以至於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們違逆提名自己的總統們時，總統們往往後悔不迭，甚至大罵他們。比如，杜魯門就大罵自己提名進入最高法院的克拉克大法官說，「毫無疑問，湯姆•克拉克是我的最大失誤」，甚至破口大罵「他簡直就是個傻王八蛋」；老羅斯福痛罵由他提名進入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我用香蕉刻一個法官都能比他更有骨氣！」──而霍姆斯大法官被公認為美國歷史上少數幾位最偉大的大法官之一。幾乎所有的美國總統都經歷過自己提名的大法官對自己的「背叛」，而這正是大法官們不徇私情保持司法獨立的絕好例證。

司法常被視為公正的最後防線，一個國家的最高司法機關也常被視為這個國家所珍視和倡導的某種倫理觀念最嚴肅的表達者，是保衛法治精神、申述人權觀念的萬神殿。最高法院及其大法官們所享有的權力，雖然是「既沒有錢也沒有劍」的被動性權力，但其最終的判斷權能卻使得它擁有某種特別神聖的意蘊。正因為如此，首席大法官的言行往往代表著一個國家司法的內在品質。

當周強大法官說出「這種人不殺就非常危險」這樣的話時，他已經遺忘了自己對司法、對公正、對正義的權力責任，而回到將司法視為階級斗爭工具、黨權刀把子的混亂身份，甚至違背了一個法律人應有的基本信仰：正義與仁慈。這是任何一個正常法治國家的法官都不可能說出口的話。這樣的話語中所包含的維穩思維，飽含罔顧個體正義踐踏個體人權的集體主義思維劇毒，嚴重地背棄了司法的具體正義品質。

在尚無司法獨立的中國，做一個首席大法官確有諸多掣肘，難以完全遵從法治的精神，這也意味著更需要具體法律人的努力，尤其包括各級法官為司法獨立努力，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更有特別義務堅守立場。即使在嚴酷惡劣的制度環境下，無法公然伸張法治精神，無法對破壞法治的各種勢力直接說不，至少也可以盡可能保持沉默，而不是對尚未建立起分毫的法治精神落井下石、再行掊擊。這已經是底線，如果你不想從首席大法官直接淪為法治精神的首席謀殺者和人權的首席踐踏者。

Ⅳ 法官為什麼要帶假發

假發、法袍這樣的服飾營造的氣氛是凸顯了法官這種角色的極端重要性，這種職位的極端重要性。法官戴的假發屬於官職式假發，表示自己的官職，它要營造的氣氛是生怕你看不出來這是假發。

所以這種假發戴上去以後給人一種特別"非人化"的感覺，也就是說，戴上假發的人看上去就不是個人了，它體現了要把法官當作非人非神的、半人半神的思想。

起源於18世紀的馬尾假發和長袍服飾，一直以來都是英國司法系統的象徵。現在只有英國和少數幾個國家的法院系統保持這種習慣。

歷史記載，律師的黑袍最早可以追溯到1685年，當時是悼念查理二世駕崩所穿的喪服。

假發的使用始於18世紀初，那時戴假發是歐洲社會的時髦裝束，只有達官顯貴、王公貴族和法官律師等有身份的上流人物才能戴假發，從此逐漸形成了風氣。

(4)法官爆出口擴展閱讀：

司法假發是指律師、法官佩戴的假發。在某種程度上，司法假發是法律的象徵。在十七世紀以前，英國的律師是不用戴假發的。司法假發發展至21世紀已有300多年歷史。

英國規定：2008年10月2日起，除了審理刑事訴訟案件的法官之外，全國大多數法官和律師在法庭上可以不再佩戴假發。不過大多數情況下假發在英國、中國香港還是保留這一習慣。因為假發象徵著權威。

21世紀，假發不再時髦，卻成了法律人遵循傳統的守舊形象。人們習慣性的將假發與地位、身份乃至正義聯系起來。

而英國法律界還有一種說法：假發戴得越久，越老越臟，顏色越深，說明你吃法律飯入行的時間越長，而在司法界，資歷和年齡可是個寶。從某個意義上，頭齡越老的假發也就成為律師們招攬生意的百年老字型大小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發則是富有審判經驗的招牌。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司法假發

Ⅳ 怎樣才能成功爆料法官的醜陋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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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QQ三國3月26日更新後有哪些新任務 愚人節、狂歡節的活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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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黎巴嫩貝魯特港爆炸案法官薩萬恢復調查工作，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是什麼

黎巴嫩的貝魯特港口發生大爆炸的原因是因為在這個港口裡面儲存了2700噸硝酸銨，因為這個本來就是容易發生爆炸的危險物品，所以說之後再對此事件進行調查時，主要是對於那些管理人員玩忽職守進行調查，同時要查清楚這一批化學物品的來源，以及他們為什麼會儲存在這里。

不管怎麼樣，這一切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最重要的就是災後重建工作同時也是要對這一場爆炸案進行徹底的調查，畢竟也是要給國際社會以及黎巴嫩的人們一個交代，在事情發生之後，黎巴嫩馬上就組建了小組對事情進行調查，一直到最近黎巴嫩的最高法院恢復了調查工作。最終該法官指控政府的總統迪普亞以及前來政務部部長前公共工程部部長玩忽職守，結果導致了這一次的爆炸，其實我覺得真正應該徹查的是該港口的管理人員，為什麼這樣具有高風險性的化學物品能夠被運進港口，並且這樣的東西是應該進行管理或者是銷毀的，但是他們就這樣儲存在了港口之中，最後使得這一次爆炸事故的發生。其次我想說的是，現在最應該做的就是對於那些受到波及的人們進行安撫，趕緊完成家人的重建，畢竟一個國家還是要進行運行的。

Ⅷ 如何面對法官員額「自覺退出」機制

推行法官員額制度是當前全國法院改革的內容之一，是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所謂法官員額制度，筆者理解，就是將法官定編，確定一個科學的、相對穩定的員額，經過嚴格的遴選，使少數專業化、道德化、法律化的高素質人才擔任法官，行使審判權，而其他任何人都無權行使審判權，其他一些審判輔助性事務由法官助理和書記員承擔的一種審判工作制度。
實行法官職業化、建立法官員額制度是中國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任何一項改革都必須從自身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穩妥推進，要充分考慮到地域的差別，經濟文化的差別和自身條件的差別。任何一項改革都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都必須由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套，都必須爭取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就建立法官員額制度而言，有條件的法院應當積極探索，搞好試點，加強調研，廣泛宣傳，不具備條件的法院不能盲目趕時髦，貪功冒進，草率行事，急於求成。推行法官員額制度改革還應當與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配套進行。
一是努力提高法官的整體素質。通過提高法官「門檻」，嚴把「進口」，疏通「出口」，保證法官質量，實現良性循環；通過拓寬法官的遴選渠道，保證有充足的人才供應；通過嚴格法官選任程序，確保少數高素質的法官行使審判權；通過強化學歷教育、在職培訓等形式，提高法院現有人員的素質；通過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著力提高法官的職業意識。
二是改革法院現行的管理體制，改變目前「司法權力地方化、司法活動行政化、法官職業大眾化」的現狀，建立一套符合審判工作特點、有利於司法公正的法院人、財、物管理體制。
三是建立和完善對法官的監督制約機制。通過實行對法院各類人員的分類管理和流程化管理，創新監督機制；對法官八小時以內和八小時以外，實行全方位監督；拓寬監督渠道，自覺接受人大、政協、檢察機關、上級法院、新聞媒體以及社會各界的廣泛監督；堅持「防範在先」原則，做好事前監督，加大懲戒力度，做好事後監督。
四是建立法官的職業保障。通過立法的形式確立法官的職業地位、職業收入，改變現有的按照國家公務員的職級確定法官工資待遇的體制，使法官真正成為一個擁有崇高職業地位、極高法律素質、豐厚職業收入的社會階層，也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法律的公正與權威，才能真正推動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進程。

Ⅸ 為什麼有的法官在法庭上要戴那個 像羊毛卷得東西呢

您是指在香港等一些地方的法官吧，這是沿襲英國的傳統習慣的。

官和律師在法庭上戴假發是英國法庭最有特色的傳統之一，在一些受英國司法制度影響深遠的前英國殖民地地區，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具有不列顛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英國的法官和律師為什麼要戴假發呢，許多研究歷史的人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但都很難說服所有的人。
有人說，在中世紀時，過度的勞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員們過早地掉光了頭發，為了在公眾面前掩飾自己的「聰明絕頂」，假發遂流行，約定俗成成為英國法庭的一景。
有人說，法官戴假發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師戴假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飾和保護作用，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辯護結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認可。但這與其說是合理的解釋，不如說是與律師有過節的人編出來詆毀他們的笑話。因為根據最近的一份調查表明：有57%的律師對戴假發表示不滿，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這些由馬鬃編成的假發套造價非常昂貴卻很不衛生，一般一頂假發就要用一輩子，有一個律師世家有一頂發齡達94年的老古董，傳了四代人，堪稱傳家之寶。
根據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的研究，英國人戴假發的流行時尚傳統大約始於十二世紀，當時並不只是法官和律師的專利，上層社會的人都將戴假發視為一種時尚，是出席正式場合或沙龍聚會時的正規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發與普通假發是有區別的。在英格蘭，司法假發的每一邊有三個捲曲而王室人員卻只有兩個，這是否代表著一種很微妙的隱喻意義不得而知。但蘇格蘭人卻老愛和英格蘭人鬧別扭，因為在蘇格蘭，情況剛好顛倒過來，王室人員用三個捲曲的假發而司法人員只有兩個捲曲。
假發的製作成本昂貴在於人工而不是材料，因為馬鬃的取得並不難，而假發的製作可是個精細活，而且沒辦法通過機器或生產流水線進行批量生產。
生產一個假發需要一位熟練的工匠花大約44個工時的勞動，包括編織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個顏色：白色、金黃色、淺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國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區，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國本土，金黃色和灰色最為流行。
一般一個法官的假發要超過1500英磅（摺合人民幣約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發，也不低於300英磅。
一般人寧願忍受生虱子，也不會像女士們更換帽子一樣經常換假發，其原因並不在於捨不得買多頂假發。而是基於一種說法：假發戴得越久，越老越臟，顏色越深，說明你吃法律飯入行的時間越長，而在司法界，資歷和年齡可是個寶，如同醫院老醫生最吃香一樣。從某個意義上，頭齡越老的假發也就成為律師們招攬生意的百年老字型大小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發則是富有審判經驗的招牌。
一位法學院學生在取得律師資格之後，家人或朋友給他的最好的禮物就是由某位名家製作的假發。許多從事假發製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業，甚至是世家，其製作假發的歷史，比某些英國貴族的家族譜系還長。
定製假發也是一個需要耐心等待的過程，因為許多名匠的預約期已經是在幾年之後，即使能馬上定製，在製作過程中，你的腦殼需要至少被尺子量過十二次，這並不是匠人們故意折騰你，而是精緻工藝的要求。
當然你也可以買一個現成的，但畢竟不如量體裁衣般溫柔地吻著你那聰明的腦袋，更何況隨便買來的假發在許多法律人看來，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個莊重的宴會一樣無禮。英國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稱，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確甚至刻板，強調的是穩定與平衡，而對個性化的東西兼容性較小。
許多假發匠人世家對於每一個售出的假發都有記錄，要求購買者簽名備案，幾百年下來，在這些記錄中可以找到許多名人的親筆簽名，因為許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從事律師工作的。
假發的保管也是個細致活，一般每一套假發都配有一個通風的鐵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獨立存在的藝術品，價值遠超過於假發本身。最早時，在英國人頭上還經常長虱子的年代裡，假發在保存時會被撒上一些葯粉，用來防虱子。
最後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是：在很長的時間內，假發所用的原材料馬鬃絕大部分來自於中國，這也是鴉片戰爭前中英貿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葉外的一項重要交易品，因為歐洲馬匹的鬃毛不易進行紡織而且容易折斷，而鬃毛在生產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國馬所產的鬃毛能經歷過種種考驗。

提起英國的法官或律師，腦海里自然而然的浮現出那灰白的稍帶捲曲的假發。對於英聯邦的法制傳統之外的人，雖然假發已成為英聯邦法律人符號特徵，但這樣的裝扮並不會油然生出庄嚴肅穆的威風，相反，常常是一種怪怪的感覺，讓觀者不時的替他們捏著一把汗，擔心會不會隨著大律師頗有風度的鞠躬而滑脫下來，當庭出個洋相。美國第三任總統托瑪斯?傑斐遜就曾說，「（英國法官）像躲在棉絮下面向外窺視的老鼠」。這個儀表還嚇得一個出庭作證的孩子大哭不止，導致英國專門審理涉及青少年案件的特別法庭完全取消了假發。

假發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古埃及和古羅馬帝國的文獻就有相關記載。然而在歐洲上層社會的流行，一般認為是1620年前後，路易十三為了掩蓋自己的禿頂而戴假發，引起經常出入宮廷的貴族效仿，隨後風靡歐洲，以至於連婦女都戴著各式的假發出席社交場合。到十七世紀六十年代，這一時髦又由英王查理二世傳到英倫三島。十七世紀的英國人薩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記，真實的記錄了假發在英國流行的歷史。1663年11月2日，佩皮斯得知國王和公爵都將戴假發的傳聞，第二天就急不可耐的將頭發剃光，定作了假發。佩皮斯寫道：「告別自己頭發還是有些許傷感，但一切結束了，我就要戴假發了」。由此可見，假發在英國流行，榜樣起了很大的力量。

榜樣之外，假發的流行還有一個原因。據壟斷英聯邦假發行業的埃德和拉芬斯克洛夫工廠（Ede & Ravenscroft）介紹，由於十七世紀的歐洲缺乏供暖系統，人們不便洗熱水澡，為了防止寄生蟲的滋生，最好的辦法就是留短發而以長長的假發替代。

早期的假發使用人的頭發製作，如債務人用頭發抵債、甚至是死人的頭發。那時的法庭上，各種假發的氣味混合簡直令人窒息，使得法官們出庭有時不得不自帶一束鮮花來稍稍化解一下。這種狀況直到1822年漢弗萊?拉芬斯克洛夫（Humphrey Ravenscroft）發明了利用馬尾製作假發的工藝才結束。

英聯邦法律人出庭或者參加重大典禮活動都佩帶假發，完全是當時的流行使然，並沒有任何強制性的法律規定。數百年過去了，假發不再時髦，卻成了法律人遵循傳統的守舊形象。而且假發不衛生、太熱、扎人、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然而要說改變也很難。人們習慣性的將假發與地位、身份乃至正義聯系起來。事務律師獲得出庭權以後，就因為沒有戴假發的資格而向上議院提出了好幾次不成功的陳情，而不少被告人也優先選擇可以佩帶假發的出庭大律師為他們辯護，據說是否戴假發還直接關繫到對陪審團的說服能力呢！

查理二世的時代雖然早已過去，但看起來當初的時尚--至少在假發這一點上--仍然從墳墓中伸出手來牢牢的束縛著當代的英聯邦法律人。澳大利亞在70年代為了順應家事法庭（Family Court）減少形式，增進和諧的潮流，取消了假發。但到1987年，據說是由於發生了多次針對司法人員的襲擊，於是又恢復了假發。筆者以為，澳大利亞的這一做法，更多的是傳統心理作怪，或者說是傳統論者為了保住頭上的假發，拿這些襲擊說事兒而已，絕對難說是對症下葯。因為在英國，1992年取消青少年特別法庭中司法人員佩戴假發的慣例後，似乎並沒有類似澳大利亞的惡果發生。2003年，英國又進行了一次是否取消假發的調查，發現多數資深法官和事務律師希望取消假發，而下級法官和出庭大律師則堅持傳統。更有68%的公眾希望法官---特別是在刑事案件中---佩戴假發，說明假發在英國民眾代表司法正義的符號作用仍然很強。

爭論歸爭論，假發看來不會很快地在英聯邦的法庭上消失。唐納德遜勛爵（Lord Donaldson）的一句話概括了這場爭論, 「既然假發至少過時一個世紀了，那也不用急著取消。」

正義需要通過儀式體現出來，正是通過這種鮮明而具體的符號意象和強烈的心理暗示，假發喚起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和對正義的希冀。然而，建構現代司法文化乃至法律文化的沒有捷徑。以薩維尼為代表的德國歷史法學派認為人民自身在緩慢的促進法的成熟，法律除了認可這一歷史創造的成果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角色。歷史法學派不再是主流，但法律現象中少不了歷史的積淀。中國律師袍可說是已經夭折了吧？至少在地方上，今年以來著律師袍出庭的現象可說是鳳毛麟角，這或許是必然的結果。當初的決定更多的是應景成分，沒有顧及到歷史、文化的因素。筆者以為，正是使英聯邦法律人頭頂上的假發揮之不去的那種力量，讓中國的律師袍迅速地離去，消失在歷史的隧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