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批復解除合同

① 法官把請求確認解除合同的訴請認為為請求法院解除合同,怎麼辦

當事人可以提起異議的。

如果合同守約方在立案時請求解除合同，實踐中不少法院以訴狀是否送達作為條件，認為如果訴狀已經送達違約方後。

該合同實際已經發生了解除效果，守約方再訴請繼續履行就喪失了請求基礎，因此不應當予以支持。

如果一方當事人請求確認解除合同通知效力的，法院經審查認為對方的異議不成立，則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

如果一方當事人起訴請求判令解除合同，法院經審查認為符合約定解除或法定解除條件的，則合同自法院判決生效之日起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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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訴訟應屬確認之訴：

由法院作出判決才能使法律關系發生、內容變更或消滅的訴訟類型。而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合同解除權系單純的形成權，通知即生效。

解除權之行使，只須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不必請求法院為宣告解除之形成判決。司法實踐中，大量存在的解除權人未履行通知義務而直接起訴要求法院解除合同。

通過研讀中國裁判文書網相關判決書發現，對於未通知而直接起訴的案件，絕大多數法官採取以送達起訴狀副本的形式向相對人。

合同解除訴訟，不管是解除權人訴前是否已經通知相對人而提起的訴訟，還是相對人提起的異議之訴，其實質都應是請求法院對合同解除行為的效力進行確認，而非形成之訴。

② 原告起訴要求解除合同，法官發現是無效合同，會怎樣呢

分兩種情況對待：

1、法定無效法律規定情形，法院仲裁機構依法撤銷宣布無效，這是職權行為。

《合同法》第五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2、不是法定無效情形的，法院或仲裁機構應申請變更或撤銷，這由合同當事方決定。

《合同法》第五十四條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當事人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不得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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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合同的規定：

《合同法》第五十六條 合同自始無效與部分有效

無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銷的合同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合同部分無效，不影響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七條 合同解決爭議條款的效力

合同無效、被撤銷或者終止的，不影響合同中獨立存在的有關解決爭議方法的條款的效力。

第五十八條 合同無效或被撤銷的法律後果

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③ 因疫情完全交不起租金可解除合同具體是什麼情況

在疫情期間，有很多面臨著繳納租金的問題，一些店鋪無法經營，沒有收入來源，租金版都交不權起。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最高法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策。根據政策，如果因疫情交不起租金可解約合同，因為再也交不起租金，所以，允許提出解除合同的請求。

5月19日，國新辦召開新聞發布會。針對因為疫情而無法開展經營、面臨較大繳納租金壓力的餐飲等服務行業存在租金糾紛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二級大法官劉貴祥表示，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基本把握兩點：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屬於不可抗力，要貫徹落實國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惠企政策。

(3)大法官批復解除合同擴展閱讀：

把握兩個基本點的前提下：

第一，一般情況下不支持解除租賃合同的請求。

第二，一般情況下，支持變更合同的請求。還有一種情況，雖然受疫情影響，應當對他進行考量，可是他已經完全確定不可能再交得起租金了，合同不可能再履行了，再延續多長時間也不可能交租金，這種情況應當允許雙方當事人都提出解除合同的請求，法院應當支持。

④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確定借款合同履行地問題的批復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確定借款合同履行地問題的批復
1993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魯高法函〔1993〕44號《關於如何確定借款合同履行地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現答復如下：
合同履行地是指當事人履行合同約定義務的地點。借款合同是雙務合同，標的物為貨幣。貸款方與借款方均應按照合同約定分別承擔貸出款項與償還貸款及利息的義務，貸款方與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約定義務的地點。依照借款合同的約定，貸款方應先將借款劃出，從而履行了貸款方所應承擔的義務。因此，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應確定貸款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
此復。

⑤ 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法官能判有過錯方解除合同嗎

解除合同一般看合同是否還能繼續履行，跟誰過錯沒有多大關系

⑥ 庭審時，法官問原告要不要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是發生的一個法律效果，就是合同中雙方的權利義務都消滅，但是不影響當事人請求賠償的權利。意思就是你的請求會被支持，但是合同不會再繼續履行了。從你給的信息，你勝訴的可能性較大。訴訟費用是由敗訴方承擔，你請求的賠償金額為2000元，合同糾紛是屬於財產性案件一萬一下的 50元 。。。應該會判合同解除，被告賠償2000元並承擔訴訟費。。。希望能夠幫助到你。

⑦ 當事人起訴請求解除合同，是確認之訴還是形成之訴

重要或是看終止合同的基本是啥。假如被告方本身具備合同解除權，被告方能夠在提起訴訟前傳出消除通告，提起訴訟規定確定合同書於通告送到之日消除，此為確認之訴毫無疑問。被告方還可以立即提起訴訟規定終止合同，合同書於起訴狀送到之日消除，這實際上是被告方以提起訴訟的方法通告合同終止，消除系根據被告方的解除權。

確認之訴，是根據起訴確定法律事實的情況（存有或不會有），形成之訴，是根據起訴變動法律事實的情況。關鍵環節取決於「起訴」一詞。根據起訴，法律事實與起訴前是不是產生變化？假如把起訴做理論的了解，那人民法院送到團本的個人行為是起訴主題活動之一，確定（或變動）的時間點也在起訴主題活動期內。因而理應歸屬於形成之訴。假如把界定中的「起訴」了解為民事判決的話，確定（或變動）的時間點在起訴主體活動以外，那便是確認之訴。因此 這一回應這個問題，就需要對界定達成一致。

⑧ 合同法定解除情形 概念

依大陸法通說，合意解除，非真正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一般皆指合同法定解除，即合同一方當事人因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出現行使解除權從而使合同效力溯及既往的消滅的一方意思表示。鑒於合同解除對合同「法鎖力」、合同訂立的目的、雙方當事人的利益以及社會整體利益均具有較大影響，各國無不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在立法、判例及學說上作出嚴格、明確的限定。目前，我國正進行的統一合同法的立法，關於如何規定合同法定解除屬於重要疑難之一。由於我國法學界對合同解除制度的研究比較薄弱，以致立法草案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規定上前後變動較大。（註：參見梁慧星：《關於中國統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載《法學》1997年第2期。）為科學而完善的合同法立法之計，
筆者從述評兩大法系的有關立法、判例與學說以及國際立法的相關規定著手，同時結合對我國現行立法及統一合同法現有草案的檢討，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作些探討，以期學界同仁的重視和真知。

一、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立法、 判例及學說的述評
1.羅馬法和法國民法典

據學者考證，在羅馬法時代，局限於奴隸制簡單商品經濟的性質與要求，法律十分重視合同的信守；合同解除不被羅馬法承認。惟買賣得附加「於一定期間內，不支付價金者，則契約解除」的條款。（註：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台灣版，第350頁。）
集羅馬法精髓之大成的法國民法典，雖然其賴以產生的經濟基礎與羅馬法時代已大不相同，但在合同解除的規定上突破不大。僅法典1184條反映出：雙務合同中，在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時，應視為有解除合同的約定（第1款）。
但在此情形，合同並不當然解除，債權人有選擇權，或如有可能履行合同時，要求他方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請求賠償損失（第2款）。
債權人解除合同應向法院提出，法院得根據情況給予被告一定期限（第3款）。

如何評價法國民法典1184條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一般規定？法國學者普遍認為，同西方其它國家民法中的同一制度相比，法國民法關於合同解除的一般規定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受羅馬法影響，在法國舊法中存在雙重理論：一方面，教規學者將合同的解除建立在與同時履行之抗辯權相同的道德評價上。據此理論，當一方不履行義務時，法官的介人主要是對債務人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判，即根據債務人的善意或惡意，或責令其確定履行期限，或對其進行制裁。法條第2、3款的規定的特點與此正好近似。另一方面，吸取羅馬法的作法，承認在雙務合同中，存在一項以一方不履行義務為合同解除原因的「暗示性」條款。據此理論，只要一方不履行義務，合同即自行解除。法條第1款正是反映了這一理論。這兩種理論的矛盾在於，
解除合同既然是一種「暗示性」條款，則當事人事前也可作相反約定；而依道德評價理論，對債權人來說，解除合同的權利是法律賦予債權人的一種權力，且無權事先放棄該權力。（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頁。）此外，對法典第1184條第1款，法國學者與立法者及法官的觀點分歧較大。有些學者認為，法律規定合同因一方不履行義務而解除，主要根據在於當事人的過錯。但立法者和法官們卻堅持，此時合同解除並非基於當事人的過錯，而是由於合同應當達到的經濟目的已不能達到；過錯只是法官們衡量不履行債務的行為的性質是否嚴重的因素之一。現代法國的判例表明，只有當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義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時，或僅責令債務人賠償損失尚不足以制裁其行為時，法官才可判決解除合同。（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350頁。）

透過上述概要，我們對法國民法典與現代判例關於合同解除的規定及作法有如下基本認識：（1）法典第1184條的規定是不太成功的。
這主要表現在條款之間（即第1款與第2、3款）在邏輯上的互相沖突。 （2）對合同解除的原因，學說與判例之間的意見不太一致。
而現代法官們在判定合同是否予以解除時大多立足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上。（3）法國立法及司法對合同解除均較慎重。
這不但體現在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方面，而且更顯現在以不履行債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作為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據上。另外，對於法國民法典的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性，學者認為「存在明顯的弊端」。（註：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頁。）
一是它和合同解除的實質相違背；合同解除，究其實是非違約方在訂立合同的目的難以實現時迅速擺脫合同關系的一種自我救濟措施，是否行使以及何時行使解除權完全由當事人的意思決定；二是它不利於維護穩定的交易秩序和對非違約方利益的及時保護。在法院判定合同解除之前，合同關系處於不穩定狀態，非違約方本可自行實現的對自身利益的及時保護，卻由於司法的滯後性導致本可避免的損害的進一步擴大，對非違約方明顯不利。

在法國，立法及司法對於合同解除之所以顯出這樣的特性，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從立法上考察，法國民法典「主要是羅馬法和習慣法的折衷、調和」，（註：何勤華：《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頁。）「其個別規定的內容和文體，
給人以不過是對革命前的習慣法及羅馬法的取捨、選擇的印象。」（註：〔日〕早川武夫等著：《外國法》，張光博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第325頁。）再加上法典產生時，法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階段，
各類民事法律關系正在成長過程中，對這些民事法律關系的理論概括顯然不足，而盡快統一法制、創制民法的迫切使命不容立法者精雕細刻、曠時費日追求科學的結構、嚴密的邏輯、完善的概念。（註：參見林榕年主編：《外國法制史新編》，群眾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這些原因無疑決定了法典1184條的敗筆。從法典產生的經濟基礎看，19世紀的法國，農業仍佔主導地位，以交換為特徵的大工、商企業尚不發達，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經濟的規模和深度，作為交換關系在法律上表現的合同關系相對較為簡單，因此，繼承並堅持羅馬法所確立的合同信守原則，並嚴格限制合同解除也是自然之事。進入本世紀，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要求法律思想及法典詮釋與時俱進。現代法國判例貫徹的嚴格限定合同解除的思想，與其說是固守陳規不如說采於新說。現代法國學者認為，在債務人不履行義務時解除合同，對債權人利弊俱有；（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第347頁。）同時，
法官在確定合同解除的後果時，仍要考慮繼續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及其將產生的利益。這就是說，學者與法官在對待合同解除時，都較為重視合同解除的消極影響。
2.德國民法典
與法國不同，德國民法典以明確、具體的規定，確立了合同解除制度。其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主要有：（1）履行遲延。
包括：①合同當事人一方履行遲延時，相對方得定相當期間，催告其履行；於該期間內仍不履行時，相對人可以解除合同（德民法典第326條第1款）。②依合同性質或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如不於一定時日或一定期間履行，則不能達到合同目的，當事人一方不履行而又經過該時期時，相對方可以不經過催告，而徑直解除合同（326條第2款）。（2）履行不能。
因可歸責於債務人的事由，債務人履行不能的，債權人可以不經催告而直接解除合同（第325條）。

針對民法典關於合同解除的規定，德國學者及法官們多有議論。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四點：首先，盡管德國民法典是潘德克吞法學家精心提煉羅馬法的結果，由於合同解除制度並未被羅馬法承認，因此，德國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制度只是吸收1861年的《德國普通商法典》的結果，對致力於羅馬法研究的德國學者來說合同解除無疑是「一種新事物」，從而導致「其中一些具體規定至今仍十分不明確」，法學家在適用它時總是感到有些困難。（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頁。）其次，以履行遲延、履行不能作為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不能概括合同解除事由的全部。顯著的漏洞是預先拒絕履行的情況：既然債務人已背棄了自己所承擔的義務，受害方就應當可以通過其它救濟措施來盡量減少預期的損害。因此，學者認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72條關於預期根本違約的適用，是「完全正確的」。（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
年版，
第113頁。）相應地，司法判決中也普遍確認預期拒絕履行與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具有相同的法律後果。第三，對於不完全履行，由於適用瑕疵擔保責任不利於對受害方的充分保護，因此，判例及學說也贊成賦予不完全履行如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同樣的法律後果。最後，在德國，對於履行遲延的規定，判例及學說均認為，「用這種方法解決合同中違反履行義務所造成的難題，被證明是極其令人滿意的。」（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12頁。）相反，
對履行不能的規定卻讓人感到十分復雜。尤其是對如何界定「不能」的類型與程度，判例及學說均感為難。為解決這一人為難題，本世紀以來，大陸法已形成相當復雜的關於履行不能的理論。另外，履行不能作為合同解除事由的前提是「可歸責於一方當事人的事由」，而對如何理解該前提與合同法的過錯歸責原則的關系，也是疑點叢生。（註：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第166頁。）

通過學者及法官們對德國民法典關於合同解除的看法，可以得出如下啟示：首先，合同解除作為一項嶄新的制度，在法典制訂時，德國學者對它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其次，僅規定在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時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事由的規定明顯存在嚴重漏洞。最後，履行不能應否作一種解除事由不無疑問。

德國民法典素以講究邏輯體系嚴密、用語精確而著稱於世，怎麼解釋法在合同解除規定上所存在的內容不完善、用語模糊的現象呢？第一，眾所周知，德國民法典是在潘德克吞法學構建的理論和體系的基礎之上制定出來的；法典制定之前及制定過程中，潘德克吞學者大都傾力於羅馬法的研究，對於本國固有法律傳統卻顯然較為忽視。在法典第一稿因不顧本國法律傳統而被否定之後，法典制定者雖然開始注意吸收本國固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是因時間所限，特別是缺乏對合同解除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從而不可避免造成了繼受羅馬法與繼承固有法的不協調。第二，以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作為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是履行違反二元論理論的必然產物。1853年，德國學者牟姆森認為所有的形式的履行違反都可以歸納於履行不能或履行遲延。這種排斥其它一切可能的二元論支配了那場圍繞德國民法典而展開的大論戰。（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03頁。）
既然承認只有兩種履行違反，如果採納了合同解除制度，這兩種履行違反的法律後果，當然包括可以解除合同。但是1902年的帝國最高法院的判例表明，履行違反的形式是非「二元」的，除履行不能及履行遲延外還有諸多新的違約形式，為解決實際問題，法院不得不採用「積極違約」（包括拒絕履行、不完全履行、違反附隨義務等）理論，以彌補民法典的漏洞。這一事實本身說明，德國學者對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是缺乏系統研究的。

3.英美法

一般而言，在英美，合同的解除、終止與消滅是截然不分的。（註：參見〔英〕阿蒂亞著：《合同法概論》，程正康等譯，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94頁。）但大陸法學者認為，若從狹義理解，英美法依然存在大陸法意義的合同解除制度，只不過具有自己獨特之處罷了。

在英國，違約在合同法發展的早期被嚴格區分為違反條件和違反擔保，只有在一方違反條件時另一方才可以採取解除合同的救濟措施。但是，「這種過於機械的分類，不僅不合理，而且妨礙貿易的發展。」（註：廖進球等主編：《國際商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法院在處理大量的合同糾紛時發現，一些違約形式既不符合違反條件又難以稱之為違反擔保。因此，「在目前英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通過判決，已承認所謂「中間條款。」（註：廖進球等主編：《國際商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在學術上，對如何劃分合同的條件條款與擔保條款也是觀點不一。一種觀點認為應以條款本身的重要性進行區分。條件條款是合同的重要的、基本的、實質性的條款，相反則為擔保條款。另一種觀點堅持應根據違反義務後果是否給受害人造成履行艱難來劃分兩種條款。這實質上等於以履行艱難的後果作為合同解除的條件，如若如此，無疑嚴格且不合理地限制了受害人的解除權，因此未被採納。而前一種觀點在實際操作上也遇到很多困難。因此，英國法最終以違約後果為根據來區分不同的條款。即當一方違約後果嚴重時，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註：參見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3期。）

英國法對違約形式的基本劃分之所以導致理論及實踐上的分歧與困難，首先在於違反條件與違反擔保在司法實踐中缺乏明確、規范的判斷標准。其次是這種「違約二元論理論」與德國法中的「履行違反二元論」一樣難以概括現實生活中不斷出現的新的違約形式，以致於為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法院最終採納以違約的後果具有嚴重性作為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理論。

在美國，以後果是否嚴重為標准，違約被劃分為重大違約和輕微違約。當一方違約致使另一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時，為重大違約。必須指出的是，即使一方的行為已構成重大違約，美國法院在許多情況下並不允許受害方直接解除合同，而是要求其給違約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法院在決定應當給違約方多長時間進行自行補救時，要考慮各種相關因素。重要因素之一是，違約方的拖延將在多大程度上剝奪受害方有權期望從該交易中獲得的利益。另一個與之相對的因素是，允許受害方即時解除合同會給違約方造成多大的損失。法院的最終決定應當是權衡這兩種因素的結果。（註：參見王軍編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頁。）無數判例表明，
當一方遲延履行時，除非這種履行已與合同的性質及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相違背，另一方應在給予一方一個合理的寬限期後再行使解除權。當然，並非在所有違約情況下都應首先給違約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如違約方沒有能力進行補救（違約方以故意或過失的行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願自行補救（明確表示將不履行）時，受害方可即時解除合同。美國是判例法國家，以上只是典型的解除合同的情況，對於其它大量的違約行為，是否應當解除合同由法院按照重大違約理論作出判定。美國學者與判例之所以有如此認識，理由在於，當一方違約時，另一方解除合同會使違約方完全喪失對其違約進行自行補救的機會，因而常常導致對違約方嚴厲懲罰的後果；而避免對違約方施加懲罰是美國法在確定救濟手段時的基本政策。（註：參見王軍編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頁。）同時，學者們還認為，
解除合同等於使業已達成的交易中途流產，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利。

在英美，預期違約理論也較成熟。按此理論，在合同履行期到來之前，如一方無正當理由而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其將不履行合同，另一方可即時解除合同；或者一方在履行期到來之前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另一方將不履行合同而又不願意為此提供保證時，也可以解除合同。該理論在英美得到大多數學者的歡迎，如美國著名合同法學者柯賓認為針對預期違約提起訴訟是合理的；英國學者猜圖指出，其有助於使損失降到最低限度。當然反對者也有，如美國學者威爾頓認為預期違約的概念是「不合邏輯的」，而且其加重了被告的負擔。（註：轉引自王利明著：《違約責任論》，第135—137頁。）總之，作為一項制度，預期違約因能起到防止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害擴大的效果，應當予以肯定。但是，對於默示的預期違約情況，如判斷不當會造成加重或損害一方當事人負擔的後果，對之應當嚴加限制。

4.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的規定。
《公約》與《通則》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規定基本相同：（1）因根本違約解除合同；（2）預期違約時解除合同；（3
）非定期債務履行遲延時解除合同。所不同的只是在根本違約的判斷標准上。《通則》對何為根本違約以及如何判斷根本違約未作規定，相反，《公約》卻對此明文規定，尤其對如何判斷根本違約，規定了較為嚴格的主客觀標准，即「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害）」。對《公約》的這種規定，一些學者認為，「有時會限制非違約方的權利」。（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對《公約》的其它規定，批評意見較少。相反，正如前文所述，在大陸法有較大的影響的德國民法學者對《公約》第72條預期根本違約的規定較為推崇。

《公約》及《通則》的規定，應當說與它們適用范圍的特殊性有關。首先，《公約》與《通則》是世界范圍內的立法，在兩大法系彼此獨立並存的現代社會，為了促進各國、特別是世界貿易的順暢的發展，使不同法系的營業主體在同一規則之下進行平等的交易，《公約》與《通則》在立法內容與立法技術上不得不折衷、調和兩大法系關於同一問題的不同處理辦法。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規定上，《公約》與《通則》採納了英美法的重大違約與預期重大違約制度，同時，對大陸法中的非定期的遲延履行，也明確規定為一種合同解除的事由。其次，顧名思義，《公約》與《通則》的合同締結者皆為商人，而且大多為從事跨國（地區）交易的大商人，相對於一般民事主體而言，商人的締約能力、償債能力及預見市場風險的能力均較強。因此，《公約》對根本違約設定嚴格的主客觀標準是合理的。

小 結
（1）法國民法典具有明顯司法性的合同解除模式，
因與合同解除的實質相悖離而受到冷遇；德國法採取的以違約行為形態為基礎分門別類地規定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立法模式，因為漏洞較多，亦受到批評。同時，由於各種原因兩國在立法當時對合同解除缺乏必要的認識和深入研究，致使對合同解除的規定都不太成功。但是，法國法官們以違約行為具有嚴重性判定合同予以解除的作法，以及德國法企圖使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明確化、具體化從而便於當事人行使解除權的立法思想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英美法的預期根本違約制度，
因能有效地防止本可以避免的損害的擴大，有利於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符合合同法本世紀以來強調對信賴利益予以有效保護的立法趨勢，頗受兩大法系眾多學者的青睞。對於根本違約制度，因為其以違約行為的性質的嚴重與否作標准為合同解除規定了統一、明確的事由，從而能有效地防止合同的輕易解除；（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同時，英美判例也表明，根本違約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而且這些違約形式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這無疑意味著，法官們對如何判斷根本違約隨時都面臨著不斷變化的現實的挑戰。

（3
）《公約》與《通則》對合同解除事由的規定所採取的列舉（遲延履行）與概括（根本違約、預期根本違約）相結合的立法技術，既顯得具體、明確，便於實際操作，又不失嚴格、統一，以避免濫用解除權。同時，《公約》以根本違約的嚴格判斷標准限制合同的解除的立法思想，也不乏可取之處。當然，《公約》在設計合同解除事由時對如何處理既有效地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必要時允許其解除合同）又更好地限制非違約方濫用解除權這個問題，有所不足，即過分限制了非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

（4）總結合同解除的事由的所有立法例及判例可知，
單純的過錯並非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據，以過錯作判斷因素之一的違約後果具有嚴重性才是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而判斷違約後果是否嚴重，各國大都以合同訂立的主要目的能否實現為依據。應當一提的是，德國通過判例確認拒絕履行為合同解除事由之一，美國法官也認為在拒絕履行出現時，非違約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同時，在美國遲延履行如經過寬限期仍未履行，非違約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公約》與《通則》也把遲延履行作為解除合同的事由之一，表明兩大法系將一些常見的嚴重違約行為歸位於合同解除的事由已漸成共識。

總之，不同法系的不同國家以及在世界范圍內適用的合同法規則，其在規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時，既有所不同又在某些方面趨於同一。這啟示我們：當我們制定合同法、規定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時應深入思考那些相關的重要問題，以期立足國情，制定出合理、規范的合同解除事由！

二、規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應當思考的幾個重要問題
1.合同解除與合同信守原則。

合同信守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則之一。其要義為，依法訂立的合同在當事人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除依當事人協議或法律規定合同可以變更或解除之外，當事人應當嚴格遵守合同義務；即使在一方違約時，如未造成另一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的後果，另一方也不得輕易解除合同。合同信守原則是社會經濟對合同法基本要求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必然要求。依現代經濟分析法學的觀點，合同法的經濟意義突出體現在，它能有效地減少或制止交易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在機會主義的誘導下，資源容易流向經濟活動完成時間短的領域，從而影響資源利用的經濟效益。（註：張乃根：《經濟學分析法學》，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125頁。）
如履行期較長的合同或持續性合同，當事人訂立合同後履行期屆滿前，市場環境的變化極易誘發當事人輕易毀棄合同，這必然會導致原有交易關系的中途流產，引起社會資源的再配置，造成當事人交易成本的增加，於社會整體利益無益。同時，合同既然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果，彼此信守相互許下的諾言是順理成章的事；如果允許一方在合同訂立的目的仍可以得到實現時，僅僅基於自身利益而擅自解除既存的合同關系，無疑會使合同的約束力以及市場交易的道德環境遭到破壞。基於此，羅馬法及法國民法都未全面確立合同解除制度；即使承認在雙務合同中，一方不履行義務時，合同暗含「解除約款」，但也是嚴格予以限制。在德國，直到潘德克吞法學的後期發展階段，在潘德克吞法學與要求注重本國法律傳統文化的日耳曼法學的論爭之下，法典制定者才從本國商法中吸取了合同解除制度。從法典頒布不久合同解除就暴露出的諸多問題看，至少在法典制定之前，執著於「法律科學」的潘德克吞學者們仍然如羅馬法時代的學者們那樣把合同應當信守視為當然之事。在英美，合同信守原則表現更為明顯，如前述，美國法院認為即便一方屬重大違約，另一方應當首先給對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或者在已無補救可能後，才得以解除合同。《公約》中根本違約與解除合同的關系也在於「通過根本違約制度，嚴格限制一方當事人在對方違約以後，濫用解除合同的權利。」（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總之，對合同法而言，合同信守是基本原則，合同解除是一種例外，（註：崔建遠、陳國柱：《關於完善經濟合同解除制度的思考》，載《企業·證券·合同》，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頁。）因此應對合同解除予以嚴格限制。

2.合同解除與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可作兩種理解。一是指合同法的目的即合同法的規范功能。有學者將其歸納為兩類，一類是保護合同當事人的權益的功能（保護功能），另一類是鼓勵當事人所從事的自願交易行為的功能（鼓勵交易功能）。（註：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標與鼓勵交易》，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3期。）就前者而言，
法律應當承認並賦予非違約方一定情形之下的解除合同的權利。因為當違約行為導致非違約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時，如不允許或過分限制非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往往會造成非違約方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害的進一步擴大，這顯然不利於或者違背對非違約方利益的充分保護。如發生預期根本違約時，非違約方如不能即時解除合同，無疑等於坐以待斃。就後者而言，合同本身雖然不能生產社會財富、增加社會財富，但卻可以通過鼓勵交易推動生產、促進經營，由此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與繁榮。（註：楊立新、張少鋒：《關於制定統一合同法中的幾個問題》，載《河北法學》1996年第3期。）
解除合同等於使本已達成的交易中途流產，特別是連環買賣合同，解除一個合同，會影響一連串相關的交易，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明顯不利。因此，從合同鼓勵交易的功能出發，合同解除應當嚴格限制。總之，合同法的目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是相反相成的。這意味著，在制訂合同解除的事由時應精心權衡合同法側重於突出其那一個功能或者合同法是如何正確處理兩種功能的關系的。如在制訂統一合同法的過程中，學者們一致主張要特別強調合同法鼓勵交易的功能，則勢必應嚴格限制合同解除。

二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經濟目的。當事人訂立合同，其目的無不是通過合同這種法律手段實現各自的經濟利益。但是，合同有效成立後，某種原因的出現常常會致使當事人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此時如果不顧

⑨ 解除勞動合同的步驟和方法

我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你的公司存在很多違法的地方。
1.工資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顯然是違法勞動法的，試用期工資都不能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更不用說正式工資了。
2.你們進公司時的培訓屬於正常入職培訓，老師傅帶教是他的正常職責，是公司的安排，老師傅是公司的員工，拿的是正常工資，公司沒有因為培訓你們而多支付培訓費，這種情況不適用於勞動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勞動法中規定的是專項培訓費用，如出錢請了公司外面的專家老師來培訓，或者出錢送你們到外面的培訓機構去培訓，那才適用於勞動法第二十二條。所以約定的一年的服務期限可以做不滿，提前辭職不用負法律責任，不用賠償違約金。即公司無權要求你們必須干滿一年或不滿一年賠償違約金。
3.你們應該屬於簡單勞動，不是高精尖技術，這種技術不是你們公司發明創造的，你們會的技術，別的同行業公司的員工同樣也會的，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商業秘密，你們只是普工，不是勞動法指明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不屬於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這種情況就不適用於勞動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勞動法規定的也只是那些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及其他保密人員在離職後的最多兩年內不能進同行業的公司從事同樣的工作，並不是說終生不能，兩年後是可以的。

根據勞動法第三十七條：勞動者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根據勞動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公司未及時足額支付工資（低於最低工資標准），公司違法，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所以你們都可以按照勞動法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你們是弱者，但只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你們就是強者！我建議你們打12333電話向當地的勞動部門求助，以幫助你們爭取合法權益。否則你們知之甚少與公司斗爭有點困難。

以下是勞動法的相關規定。

第二十條 勞動者在試用期的工資不得低於本單位相同崗位最低檔工資或者勞動合同約定工資的百分之八十，並不得低於用人單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資標准。
第二十二條 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提供專項培訓費用，對其進行專業技術培訓的，可以與該勞動者訂立協議，約定服務期。
勞動者違反服務期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數額不得超過用人單位提供的培訓費用。用人單位要求勞動者支付的違約金不得超過服務期尚未履行部分所應分攤的培訓費用。
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服務期的，不影響按照正常的工資調整機制提高勞動者在服務期期間的勞動報酬。
第二十三條 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可以在勞動合同中約定保守用人單位的商業秘密和與知識產權相關的保密事項。
對負有保密義務的勞動者，用人單位可以在勞動合同或者保密協議中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條款，並約定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後，在競業限制期限內按月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勞動者違反競業限制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
第二十四條 競業限制的人員限於用人單位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和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競業限制的范圍、地域、期限由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的約定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
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後，前款規定的人員到與本單位生產或者經營同類產品、從事同類業務的有競爭關系的其他用人單位，或者自己開業生產或者經營同類產品、從事同類業務的競業限制期限，不得超過二年。
第二十五條 除本法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規定的情形外，用人單位不得與勞動者約定由勞動者承擔違約金。
第二十六條 下列勞動合同無效或者部分無效：
（一）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或者變更勞動合同的；
（二）用人單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責任、排除勞動者權利的；
（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
對勞動合同的無效或者部分無效有爭議的，由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或者人民法院確認。
第二十七條 勞動合同部分無效，不影響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二十八條 勞動合同被確認無效，勞動者已付出勞動的，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報酬。勞動報酬的數額，參照本單位相同或者相近崗位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確定。
第三十八條 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一）未按照勞動合同約定提供勞動保護或者勞動條件的；
（二）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
（三）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
（四）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損害勞動者權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致使勞動合同無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單位以暴力、威脅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強迫勞動者勞動的，或者用人單位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危及勞動者人身安全的，勞動者可以立即解除勞動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單位。

⑩ 法官回復解除合同需要寫上合同的總價值是什麼意思

摘要 解約協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