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大法官
A. 在辦案中如何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1、做到「四個更加註重」。一是要更加註重推動發展，通過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以促進創新，支持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完善對於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保護以維持可持續發展等措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調節經濟社會關系，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二是要更加註重促進社會和諧，把最大限度地實現案結事了貫穿於審判和執行工作的全過程，把是否促進社會和諧作為評價和檢驗審判和執行工作的重要標准、把促進和諧的理念貫穿於審判和執行工作的各個環節，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三是要更加註重保障民生，重視涉及教育、醫療、就業、社保、住房等關系民生案件的審理，切實維護和保障人民群眾的正當權益；四是要更加註重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嚴厲打擊各種嚴重刑事犯罪，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著力解決涉訴信訪和執行難問題，促進社會安全團結。
2、堅持「五個統籌兼顧」。一是要統籌兼顧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真正做到兩個公正的統一；二是要統籌兼顧依法判決與訴訟調解，堅持「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原則，最大限度追求案結事了；三是要統籌兼顧刑事被告人的人權保障與被害人的權益保障，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加強刑附民案件中民事判決的強制執行，維護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使被害人和社會都能感受到司法公正；四是要統籌兼顧依法獨立審判與接受監督，把審判活動置於社會廣泛的監督之下，我院為此聘請了30名廉政監督員，並定期邀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觀摩庭審和視察工作，把審判活動置於廣泛的社會監督之下，以促進司法公正；五是要統籌兼顧司法工作專業性與堅持群眾路線，為此，我院通過法定程序任命了16名人民陪審員，又在全縣各鎮鄉聘請了271名訴訟聯絡員，依靠群眾支持搞好工作。
3、建設學習型法院，努力提高法官隊伍司法能力。一是提高司法認知能力，使認定的法律事實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觀事實，盡可能減少案件事實司法認知與社會的差異；二是提高法律解釋的能力，不但應掌握通常情況下的文意解釋，體系性解釋等方法，還要懂得特殊情況下的目的解釋，社會學解釋等方法，以准確、靈活、能動地運用法律。
4、增強民眾法律意識，提升社會法律水平，使法律效果評價逐漸對社會效果評價產生主異作用。人民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堅持審判公開原則，增強透明度，努力增強裁判文書的說理性，推行判後答疑等，將會產生積極作用。
B. 法官手記讀後感
楊忠民：法官緣何如此恐怖?———讀《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
1947年，在二戰後紐倫堡的廢墟上，由美國獨家主持的審判納粹時期德國司法官員的法庭開庭。當諸多第三帝國的司法官員站立在被告席上時，一個問題定然困擾著人們：法官緣何如此恐怖？
曾經身披法袍，手握法槌，頭頂法學專家、學者等高貴頭銜，面相庄嚴的前法官們，大約誰也不曾高舉火炬行進在「帝國水晶之夜」，親手殘殺猶太人，砸碎猶太商店的玻璃櫥窗，焚燒猶太教堂和「邪惡思想」的書籍；也未必親自啟動「洗浴室」的毒氣裝置毒殺婦孺，或者扣動扳機，射殺手無寸鐵的平民；更未必身著軍裝，腳登馬靴，手執佩劍，踐踏被侵略的國土——即使成了被告，那一臉的神聖和不屑，只會讓人生出對司法的敬畏，卻實在難以聯想到「恐怖」這個可怕的詞語。然而，在德國法學家英戈·穆勒的《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中〔1〕，卻分明記載下如許事實：正是他們，在經過嚴謹、縝密且富於邏輯性的「法理論證」之後，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使反猶排猶的條頓劍得以從司法的劍鞘中抽出；也正是他們，端坐在國民法院、特別法院、黨衛軍警察法庭、軍事法庭之上，揮動法槌，將成千上萬「玷污種族」的猶太人和「社會蠹蟲」、「社會渣滓」驅趕進集中營，接受死亡的「洗禮」；同樣是他們，為了保證「德國種族的完美性」，作出慘無人道的判決，對智能低下者強制性絕育，令殘疾人、精神病患者在「快樂」中死亡；還是他們，把無數反戰的平民甚至德國軍人送到絞刑架下，以鮮血潤滑著第三帝國的戰爭機器……是的，從這些司法官員白皙的手上，的確看不到一絲血跡，但誰又能說，在被毀滅的五百多萬猶太人的屍骸旁，在被虐殺的二十萬「不值得活的生命」的墳冢前，乃至在被整個戰爭屠戮的五千五百萬生靈的周圍，除了游盪著希特勒死神般的身影外，就沒有抖動著這些司法官員們恐怖的黑袍？！本應由希特勒占據的被告位置，如今由他們來填補，的確是合乎邏輯的，可人們依然要追問：法官緣何如此恐怖？
C. 誰能介紹一下顧維鈞的生平和主要作為
一生婚事三部曲
顧維鈞，字少川，貌美善言。早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法學博士。民國時期內政局勢幾度滄桑，人事代謝，而顧維鈞這位職業外交家卻始終站得很穩，頗令人稱奇。
顧維鈞一生之中共有過四次婚姻關系。第一次是同一個舊式家庭的千金，此事的起因還在光緒末年顧父入上海道尹袁觀瀾幕府時，顧維鈞只有12歲，入上海英華中學讀書。當時同在袁觀瀾幕府的還有一人叫張衡山，此人看好顧維鈞前程無限，許下女兒終身，又供其赴美留學。顧維鈞學業優異，還擔任了美國東部各州中國學生聯合會主席。
顧維鈞回國後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張衡山介紹，北上去見唐紹儀。唐頗為賞識顧維鈞的才幹，因此向袁世凱推薦任用顧為總統府的英文秘書和翻譯。顧維鈞翩翩少年，公餘出入各種社交場所，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邂逅了唐紹儀的女兒唐梅小姐，唐對顧一見鍾情。有了這層關系，顧維鈞開始步步高升，在北京兩年，官已至外交部情報司長了。
顧唐聯姻中間還存在著張氏小姐這個障礙，據說，唐小姐用盡辦法，其父通過手段逼張解約退婚，張小姐後出家落發，張衡山抑鬱而亡。二十年後顧維鈞出任外交部長，在上海得知張小姐生活清苦，特意寫了一封信並附送一筆五萬元巨款以示懺悔，但張小姐連信帶款原樣退回。
1915年，年僅27歲的顧維鈞出任駐華盛頓公使，這在當時是最年輕的使節。
唐氏夫人因時疫去世，遺下一子一女。顧維鈞在倫敦的社交場合中結識了「糖王」黃奕柱的愛女黃蕙蘭，娶為繼室。黃某為英倫華僑第一巨富，死時積財五百萬英鎊。不數年顧維鈞要組閣，事前有人問章士釗說：「你看這事能成嗎？」章士釗很痛快地回答：「以顧夫人的多金，顧少川要當總統也不難，豈僅是一個國務總理！」未幾，顧維鈞果然組閣。
1956年，顧維鈞與黃蕙蘭離婚，後又同嚴幼韻結婚，直至1987年逝世。顧維鈞年老時，曾與人閑談婚事，他認為自己一生婚姻似有三部曲：主貴，與唐梅聯婚，得以發展政治地位；主富，與糖王之女黃蕙蘭女士通婚；主愛，與嚴幼韻女士結婚，相親相愛，期能白頭到老。
巴黎和會初露鋒芒
顧維鈞的一生中，最成功的一幕，就是參加巴黎和會。他外交成績的發軔在此，名揚四海的創始亦在於此。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英法意日五國代表匯集巴黎，討論德國戰敗後遺留下來的問題。二月下旬，五強國十人會議（即包括美國總統與國務卿，英首相與外相，法總理與外長，意首相與外長，日西原寺親王與代表）討論分配戰時所佔有之德國海外屬地問題，經激烈爭辯仍不得解決，於是臨時提議討論日本對中國山東問題的要求。當時日本根據中日所訂的二十一條及戰爭期間的英日、法日、意日所訂密約，承認日本在山東的特權，堅持和會加以追認。美國因無日本簽密約的束縛，提議應先聽取中國的意見方能討論解決。
這天午飯時分，中國代表團第一次獲悉中國將被邀請出席下午的「十人會」，闡述自己的主張。因時間緊迫，開會時，顧維鈞沒有講稿，憑口直言，將日本對中國傳統侵略之政策，及提出二十一條迫我簽約之經過陳述一遍，並指出日本侵略山東不僅違反公道與國際公法，且必將危害他日遠東及世界和平，有違巴黎和會的本意，將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根等。顧維鈞的講話如行雲流水，情切意深。講完之後，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首先向其表示祝賀，並說整個發言是對中國觀點的卓越論述。坐在前排的代表也有很多人跑來同其握手，整個場面同日本代表發言後的冷場形成鮮明對比。但是，各列強對中國的同情僅僅是曇花一現，後為了各自的利益使山東問題仍不能公平解決，最後制定了方案：日本將獲在膠州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利，然後再由日本把租借地歸還中國，但歸還後仍享有全部經濟權利，包括膠濟鐵路在內。顧維鈞等在得知此內容後，首先全力設法使此方案能夠修改，但無濟於事。
當時的中國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簽字了，率團的外交總長陸征祥憂懼拒簽的後果也傾向於簽字。6月24日以後，北京外交部接連電告代表團：國內形勢緊張，人民要求拒簽，政府壓力極大，簽字一事請總長自行定奪。可陸總長此時已住院多日了。
6月28日，關於尋求妥協的種種方法均告失敗，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拒絕出席巴黎和會的閉幕典禮。而直到下午三點，和會最後會議結束之後，代表團才收到北京政府的拒簽命令。在這次拒簽和約的事件中，顧維鈞起了重要作用。代表團一些代表態度曾游移不定，但迫於國內民眾壓力，不得不同意顧維鈞的意見。
巴黎和會之後，顧維鈞名聲大振，他在巴黎和會國聯委員會中當選為「小國」五名代表之一，參與擬定國聯公約。1920年11月，又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了國聯第一次大會。
促成聯合國的誕生
1922年8月，在各派系的斗爭中王寵惠組閣，顧維鈞被任命為外交部長。王內閣倒台，顧維鈞辭去外交總長之職，轉而在孫寶琦內閣任外交總長。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顧維鈞辭職並逃到天津租界。1926年5月，他回北京在顏惠慶內閣任財政總長，10月任代理內閣總理及
外交總長。不久以後國民革命軍因顧維鈞支持張作霖政府而下令通緝他，他先逃往威海衛，又去了法國和加拿大。
1929年，顧維鈞回國後至沈陽與張學良共事，張學良勸請蔣介石取消對顧維鈞的通緝並發還他的財產。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同張學良談要顧維鈞到南京去，並派飛機去迎接他。他從那時起才從北洋政府轉入國民黨政府，又回到外交領域。1934年，顧維鈞任國聯大會中國首席代表，後歷任駐法、駐英大使。
顧維鈞回到重慶時蔣介石對他禮遇倍加。有一次他應蔣介石之約，同赴黃山住了一夜。其間他同蔣介石步行了一個半小時，隨走隨談，蔣介石對他招待殷勤備至，送他就寢時還親自陪往房中檢查床褥；出門時必喊人幫助穿大衣並備汽車；他有什麼意見時，蔣介石必從抽屜中拿出紙筆記下。顧維鈞認為蔣介石的這些舉動得力於與宋美齡結婚從而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其實是蔣介石當時急需西方的大力支援，對駐外使節則倍加籠絡罷了。
顧維鈞早在一戰時期就非常關心成立一個組織以維持世界和平的問題，他是中國政府中最早敦促國家關注這一問題的人之一。1944年9月，顧維鈞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頓巴登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的會議，這個會議提出了戰後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1945年3月，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他代表中國於1945年6月25日，在舊金山退伍軍人紀念堂舉行的簽字儀式中第一個簽字，使中國成為四個發起國中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
在組團參加舊金山會議時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顧維鈞主張代表團應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摒棄內政上的歧見，可包括各黨各派的代表。他提出請董必武作代表，他任駐法大使時在巴黎曾與董必武有一面之緣，董通曉國際事務和藹可親善於辭令等給顧維鈞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終，在羅斯福總統的要求下，董必武以共產黨代表的身份出席舊金山會議。顧維鈞在聯合國憲章上莊重簽字時，董必武就站在身旁。
舊金山會議後，顧維鈞任聯合國籌備委員會的中國首席代表。
價值非凡的回憶錄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已進入最後期限，而顧維鈞也面臨著他外交生涯中最為尷尬困窘的一頁。
他請求美國政府指示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留駐廣州，又請求美國撥款以幫助國民政府穩定軍心應付財政，都遭到了無情的拒絕。
1956年初，葉公超傳達了蔣介石要他去台灣議事的指令，顧維鈞以一個外交官的敏感意識到自己已到辭職的時候了。回到台灣，顧兩次拜謁蔣介石，他開誠布公地說：「我已像一匹老馬，體衰力竭了。」而蔣介石也並不表示挽留。後來，通過張群之口委任他為「總統府」資政，住在美國。就這樣，顧維鈞告別了外交舞台。這一年，他已是68歲的老人了，在紐約郊外的佩勒姆庄園租了一所住房，過上了隱士般的生活。
平靜的生活並未持續多久，1956年7月，顧維鈞突然收到了來自台灣的電報，葉公超在電文中希望他同意由台灣駐海牙常設仲裁法庭代表提名他為候選人，參加聯合國進行的國際法院法官的選舉，以遞補由於徐謨逝世遺留下的空缺。國際法官地位尊崇，待遇優厚，顧欣然同意了。
在他擔任國際大法官期間，撰寫回憶錄的工作也斷斷續續地開始了。早在1956年，他退休之初，就有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麥克米倫出版公司、道布爾戴出版社約請他寫回憶錄了。從他開始外交生涯以來，他就堅持寫下每日大事，上至政治事件，下至生活細節，從不間斷，即或公務繁忙無暇動筆，也肯定會事後補齊。不僅如此，他還保存有歷年外交檔案副本，包括給當時政府的報告，政府訓令和他與英法美等國政要及工商界巨子的談話、演講稿、剪報、秘密卷宗等等，可謂資料翔實。
這部口述史學巨著的編寫工作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幫助。哥大柯克校長的繼承人麥基曾對《顧維鈞回憶錄》這樣評價：「顧博士的回憶不僅有極詳細的記述與評論，更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因為他在政治、外交、國際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地位，他是哥大傑出的老校友。」
在顧維鈞的晚年，除每周三次的編撰工作外，生活是平靜而輕松的。偶然也打打「衛生麻將」，他出牌從來不費什麼思索，也不在乎輸贏，純粹消遣，與當年做外交官時毫釐必爭的心境已大為不同了。
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屆聯大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章含之受毛澤東之託曾拜見過顧維鈞，故人之女的來訪使他異常高興，他詢問了大陸很多的情況。而對來自祖國的熱情邀請，他既興奮又遺憾，因為當時條件不成熟，他未能回國一訪。在身居美國的幾十年間，顧維鈞始終未加入美國國籍，他的心一直牽記著那太平洋的彼岸，他曾滿懷深情地說：「我常心懷中國，我知道，中國將會統一的。」1985年11月，就在97歲華誕即將來臨時，他仙逝於紐約寓所。
11月18日下午，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鹿野，駐紐約總領事紀立德前往麥克遜大道坎培爾殯儀館弔唁，中國駐美大使韓敘及前駐美大使章文晉也發來唁電，電文中說：「顧老為我國傑出的外交家，業績顯著，我們忝屬後輩，素所景仰，晚年回憶錄正在出版，對我國外交學界貢獻卓著，尤所欽佩。」中國台灣方面的輿論對顧維鈞的一生事業也大加贊賞，海峽兩岸對他評價的一致性，在我國現代史上實屬少見。
D. 誰可以說下john marshall 對supreme court 做出的貢獻
Just give me a few hours, My computer dosen' t have chinese typing function. When I get home I will write the answer
學法的人似乎都知道，約翰·馬歇爾是美國現代法治的奠基者。他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對司法審查權的闡述和實踐，已經成為法學院學生耳熟能詳的經典案例。不過，這位天才的法律人，出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經過，卻純屬偶然，且不乏黨派之爭。
說到馬歇爾出任首席大法官的歷史機緣，就不能不從美國立國之初的黨爭開始。在1800年美國首次由黨派候選人競爭的總統選舉中，聯邦派在任總統亞當斯輸給了共和派副總統傑弗遜。在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中，聯邦派也是一敗塗地。於是，它只好把維護其政治影響力的希望寄託於不受選舉政治決定的司法部門。為此，亞當斯在1801年1月20日，任命自己的國務卿馬歇爾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並得到了參議院的認可。馬歇爾出任大法官後，居然還代理著國務卿，直到1801年3月3日亞當斯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從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顯然是違法三權分立的原則。
亞當斯選擇馬歇爾，被認為「是一項改變歷史進程的令人愉快的巧合」。這裡面的確有太多的因緣際會。首先，1796年在任資深大法官顧盛回絕華盛頓總統對他的首席大法官的提名；如果他接受的話，他將一直做到1810年去世，所以根本不會由馬歇爾的機會；其次，當時的首席大法官埃斯沃斯被抓差出使法國，並因此病倒、辭職；如果沒有出使法國，也沒有馬歇爾的機會；最後，埃斯沃斯辭職後，亞當時立即提名剛剛卸任紐約州州長職務的、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傑伊，盡管參議院已經批准了這一任命，但傑伊根本無意重新回到曾經坐過的位置。根據馬歇爾自己的回憶，「我當時推薦帕特森大法官接任，但總統不同意，認為繞過顧盛選擇資歷更淺的帕特森會傷害顧盛的感情。總統隨即對我說：『就你了』」。亞當斯沒有選擇帕特森的真正原因在於，帕特森是漢密爾頓的朋友，而亞當斯和漢密爾頓是聯邦派中的冤家對頭。
這一選擇，雖在預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馬歇爾雖不屬於華盛頓、傑弗遜、亞當斯和麥迪遜這樣的開國元勛，但可以算是美國第二代領導人。獨立戰爭期間，馬歇爾曾在大陸軍中擔任過上尉軍官，目睹了戰爭初期大陸軍中各邦民兵建制龐雜、各行其是的混亂局面，深感建立一個統一的聯邦政府的重要性。他後來曾經回憶說：「我作為一個弗吉尼亞人參加獨立革命，鬧完革命變成了一個美國人」。參與獨立戰爭的經歷「讓我確信，美國是我的國家，國會是我的政府。這些感受是如此地強烈徹底，已經成為我身心的一個部分。」
1780年冬天，25歲的馬歇爾利用軍中休假，去威廉和瑪麗學院研習法律。經過短暫的三個月學習後，馬歇爾成為了一位開業律師，並迅速成為弗吉尼亞州最成功的法律人。馬歇爾懷疑平民政治，深信用司法權威約束立法機構的重要性。1788年，在辯論是否接受聯邦憲法的弗吉尼亞制憲會議上，作為邦議員的馬歇爾，提出了支持憲法的有力證據：「如果國會制定的法律未在憲法所列舉權力的授權中，那麼，作為憲法的守護者，法官將應該將其視為違憲……，並宣布其無效」。他的這一看法以及出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後的所作所為，顯然與其當年的軍旅經歷有直接關系。
就馬歇爾的個人志趣而言，他對承擔公職的熱情並不很大，先後謝絕了華盛頓要其出任聯邦總檢察長、駐法公使，亞當斯要任命其為大法官的邀請。不過，出於對國家的忠誠，馬歇爾還是出任過邦議員、聯邦外交特使，聯邦眾議員和國務卿等職務，但時間都很短。盡管如此，他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門積累的經驗，為他後來成為一位偉大的大法官打下了結實基礎。
（二）馬歇爾的司法實踐
從1801年出掌最高法院，到1835年終老任上，馬歇爾一干就是34年，成為美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首席大法官。其領導的法院一共發表了1 106份判決書，馬歇爾本人撰寫了其中的519份。在62個涉及到憲法的案件中，他撰寫了36份判決書。他所做出的所有憲法判決，幾乎都圍繞著三個目標：第一，保證美國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擁有實現其有效治理的權力；第二，保證聯邦權力高於州權；第三，保證私有產權不受政府公權的侵犯。通過這些司法實踐，馬歇爾把紙上憲法的文字，變成了生活中實實在在的憲政。如果說美國1787年憲法確定了美國的憲政框架，提出了法治的目標，那麼馬歇爾法院充實了這個框架，實踐了法治的理念。為了表達法院判決的權威，他徹底改變了最高法院原來沿襲的英國傳統，即由大法官分別撰寫判決意見的做法，確立了發表一項法庭意見（一致和多數意見）的傳統。而他本人總是願意承擔撰寫意見書的任務，從而用自己的想法影響其他大法官。對此，他的政敵傑弗遜深惡痛絕。在後者看來，這無異於假公濟私，用最高法院「集體權威」的推銷馬歇爾國家主義的「私貨」。
馬歇爾法院實踐的憲法解釋具有一種原創性，直接與憲法的文本本身相聯系，而不像以後的法院那樣，要依靠累積起來的先例來支撐其觀點。由於和制定憲法的那一代人形成了一種活生生的聯系，馬歇爾法院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聲稱，對於憲法的含義和意圖它擁有制憲者的理解。用後來的著名大法官奧利弗·霍爾姆斯大法官的話說，馬歇爾法院代表了「歷史性戰役的戰略轉折點」，其偉大就在於「生逢其時」。毫無疑問，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和他的夥伴創造了他們絕大多數的歷史時刻。
在其職掌最高法院的34年期間，馬歇爾可以說徹底地支配了最高法院。就連傑弗遜1804年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有著「最高法院第一位異議者」之謂的威廉·約翰遜，盡管是馬歇爾法院最具有獨立傾向的法官，「一位熱情洋溢的民主派」，最終也基本上認可了馬歇爾的遠見，接受了馬歇爾的領導。正像他自己在給不滿其表現前總統傑弗遜的信中所雲：「最終，我發現自己或者遵從環境，或者成為我們談到過的那種毫無影響小角色。我只好屈從潮流」。在一些傑弗遜派眼裡，約翰遜和其他「屈從潮流」的共和派大法官無異於「叛徒」。實際上，約翰遜絕非對馬歇爾唯唯諾諾。在其30年的任職期間（1804-34），法院一共有35個附議和74個異議，其中約翰遜就撰寫了21個附議和34個異議。如果說馬歇爾主導的法院意見確保了法院的威望，那麼，約翰遜的附議與異議則表明，法院同樣有足夠的韌性允許內部不同意見的存在。
對馬歇爾的領導地位，當時的一位英國作者有過傳神的描述：馬歇爾的聲音「柔和」，「他座位兩邊的六位法官，凝望著他，與其說想他的副手，還不如說是學生」。盡管1811年以後，好幾位共和派代替了原來聯邦派空出的大法官位置，並逐漸占據了最高法院的多數，但這並沒有動搖馬歇爾的主導地位。有人認為，「在最高法院的整個歷史中，這樣的主導地位絕無僅有」。在馬歇爾執掌法院的34年的時間里，他只有8次與法院的意見相異。當然，很大程度是時代造就了馬歇爾，但是，不可否認，馬歇爾的政治智慧、領導才能、法律天才和團隊精神則構成了他成功的內在條件。
馬歇爾政治智慧和法律天才的一個重要體現，便是在立法和行政當局對憲法這個新生事物並不十分專注得時候，通過激活憲法來建立和鞏固最高法院原本並不確定的權威。美國憲政專家麥克洛斯基寫到：「在共和國歷史早期急風暴雨的年代裡，國會和行政部門的人已經一再表明，對他們來說，憲法並不像政治結果那麼重要。這樣的證據在兩黨歷史中比比皆是，聯邦派的《懲治叛亂法》和傑弗遜派購買路易斯安娜領地的行動就足以證明這一點。這樣，司法部門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宣布憲法是屬於它的，並將其自身的尊嚴與基本法的尊嚴等同起來，馬歇爾非常樂意地把大膽與審慎結合在一起，由此獲得了最多的利益。」
（三）確立和建構憲法法
馬歇爾確立最高法院權威最重要、同時也是最有效的辦法便是通過憲法案例的判決來解釋憲法，從而創造了聯邦司法部門專有的領域——憲法法（constitutional law ），這也是馬歇爾法院最根本和最持久的成就。憲法法將司法審查的實踐牢固地根植到憲法的文本中，使之成為美國憲政制度中習以為常和經久不衰的運作原則。在最高法院早期司法實踐中，司法審查主要是針對州法，其目的是鞏固新生的聯邦。一個幸運的巧合是，司法審查肇始於「馬伯里案」，它否決了一項國會法律，這多少讓這一權力的運用披上了中立的外衣上，讓它看起來並非專門針對州行為。
「馬伯里案」後，馬歇爾再也沒有否決過一項國會法律。顯然，在馬歇爾看來，司法審查應該是一種非常規的、極少動用的保護根本大法的手段。但是，這只是就國會的立法而言，對於州法，馬歇爾和他的同僚則沒有那麼客氣了，他們頻頻使用針對州法的司法審查，一步步地鞏固聯邦的權力，培養人們對聯邦的忠誠。在這些案件中，馬歇爾法院開啟了憲法司法化的進程，對憲法文本進行司法詮釋。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用法官解釋普通製成法同樣的方法和原則來對待憲法。就這樣，憲法從高不可攀的天國來到了觸手可及的凡世，變成了一門「法律」分支，遵從於日常的司法解釋和實踐。憲法洗盡鉛華，歸於平常，退掉了其作為政治根本大法的神聖特點，擁有了普通法律的特性。而這樣的法律能夠在聯邦法院制度中暢通無阻，法官也能夠在日常的訴訟解釋這樣的法律。
慢慢地，美國的憲法法形成了，變成了法律的一個分支---就像商法、契約和財產法，有著自己的一套原則和主要案例。像其它法律領域一樣，憲法法的出現和發展，是法院的判決和法院中對立的雙方提倡和辯論各自權利的結果。通過把憲法的詮釋應用到判決中，馬歇爾法院能夠把憲法原則的宣示和一項普通的法律裁決融為一體。由此，它能夠說服美國民眾接受他們對憲法原則的闡釋，不是作為政治，更多的是作為法律。
（四）尋找遠離政治的司法價值
從其大法官生涯的開始，馬歇爾就認識到，最高法院的有效性依賴於是否有能力促使民眾接受，其作為一個沒有黨派偏見宣布「法律」、不接受任何 「政治」問題的機構。法律和政治的分離，是美國司法部門能夠最終崛起，而與國會和總統平起平坐、三足鼎立的關鍵所在。忠誠於憲法和法律，擺脫政治的干擾和輿論的壓力，馬歇爾治下的最高法院獲得了值得民眾信任的尊嚴和權威，由此也擁有了決定重大公眾問題的權力。這一成功的關鍵所在，是最高法院把憲法視為其專用的資源。
《馬歇爾文件》的編輯和傳記作者查爾斯·霍布森概括說，「馬歇爾和他的同事，通過讓美國民眾崇拜憲法，建立起了最高法院的制度性力量。作為憲法的守護者，最高法院讓自己成了人民永恆意志的代言人。到1835年，最高法院擁有了神秘的力量，大法官有著奧林匹斯諸神般的傳奇，是令人驚羨的憲法保護者，遠離著政治的渾水。這樣的神秘絕技繼續構成了最高法院超凡力量的基礎。這在很大程度了說明了，為什麼一個終生任職、非民選的法官組成的機構能夠令人信服地聲稱，服務於民主政府的目的。」如果與同一時期歐洲國家的法院相比，最高法院的確鶴立雞群。來自舊大陸的托克維爾感嘆到：「其他的任何國家都沒有創制過如此強大的司法權。美國的最高法院，不管從其職權的性質來說，還是從其管轄的受審人的范圍來說，均遠遠高於已知的任何法院」。
在馬歇爾法院榜樣的帶動下，美國各地各級法庭開始避免處理和捲入黨派的政治問題，對法院的司法管轄范圍進行更細致的考察和區分。目睹了立法機構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黨爭，人們日益信任法院的公正，法院的聲望明顯提高。有人甚至爭辯道：如果沒有法院的保護，沒有持久不變的普通法，「權利將永遠得不到補償，錯誤也永遠得不到糾正」。經歷了革命、立憲和建國所有這些重大事件的民主派麥迪遜，晚年時對聯邦法院有了新的認識。他告訴老友傑弗遜，司法部門是唯一類似仲裁人的政府機構，它超越各種利益相互競爭的市場，做出公正和不偏不倚的裁決。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民主後，也得出了如下結論：「法院是司法系統能夠控制民主制的看得見的機構」。
（五）美國憲法第一人
聯邦法院所有這些成就幾乎都離不開馬歇爾的貢獻。律師出身的美國總統加菲爾德對馬歇爾有生動的評論：「馬歇爾找出憲法文本，賦予它力量。他找到的是一付骨架，卻賦予它血肉之軀」。由於馬歇爾歷史性地加強了最高法院的權威，故在美國歷史上享有「偉大的首席大法官」（The Great Chief Justice）和「華盛頓之後的第二人」之美譽。一位傳記作者甚至認為，「如果說是華盛頓創建了這個國家，那麼，是馬歇爾定位了（defined）它。」在美國對法官歷史功績所作的歷次評估中，馬歇爾永遠是高踞榜首。
看到馬歇爾為加強新生美國的法治、特別是聯邦政府權威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和貢獻，已經告老還鄉的前總統亞當斯非常開心。在任命馬歇爾為首席大法官25年後，他誇耀說：「馬歇爾是我送給美國人民的禮物，這是我一生最為自豪的事情。回憶我一生所作的事，沒有比這更令我愉快的」。亞當斯自然會有這樣的感嘆，因為他曾經悲觀地認為，美國憲法作為一種試驗，很可能不會比他的壽命長！
另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實是，這位如此了不起的法官，所受的基礎教育和法律教育卻是如此之少。馬歇爾只上過兩年的私塾，剩下的時間主要是靠父親的耳熏目染，而他父親所受的教育也不多。在威廉和瑪麗學院三個月的法律學習期間，馬歇爾還墮入情網。其課堂筆記不僅記載著法律的內容，還寫滿意中人的芳名。不過，他做到了學業戀愛兩不誤，完成了法律訓練。看來，馬歇爾的經歷證明，至少在19世紀上半葉，經驗而不是學歷，是成為偉大法官的首要條件。
充分的政治經驗，豐富的生活閱歷，「法律速成班」的訓練，使馬歇爾不像很多法官律師那樣，拘泥於法律的條條框框，死摳案件的末枝細節，而具有一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一種以法治國的雄心壯志，一種綱舉目張的辦案能力。一位美國學者非常精闢地概括了馬歇爾的司法理念：「在其漫長的法官生涯中，有兩個持久不變的概念主導著馬歇爾：一是聯邦國家的主權，二是私有財產的神聖」。靠著這兩個觀念，馬歇爾堅韌不拔，披荊斬棘，終於把最高法院確立為美國憲法的最終解釋者，並利用這一角色為美國的強大奠定了法治的基礎。
E. 庭長和主審法官哪個大
前者是一種長期職務，後者是一個臨時職位，根據「物以類聚」回的原則來判斷，二者是答不具備可比性的。所以也就無所謂誰大誰小了。
【一】顧名思義，所謂庭長，是指一個法庭的長官，是一種行政職務。所謂主審法官，是指法院在審理一件案子的過程中，主持該案審判的法官，是一個人。
【二】法庭庭長需由本院院長提名，當地人大任命方可有效；反之，庭長職務的免除程序也是一樣的，同樣需由本院院長提請，當地人大免除。所以，庭長不是誰想當就能夠隨便當得上的。一旦任命，這種職務是長期性的，其在任期內對所管轄的法庭負全責，直至任期屆滿或終結。
【三】任主審法官就簡單得多了。在一個案件較復雜的情況下，需要組成3人以上的合議庭來審理，這就需要一個主審法官。主審法官一般由庭長擔任，也可以由其他資深法官擔任，還可以由院長直接指定某法官擔任。當然，如果某案件的審判工作只由一個法官來完成，那麼TA就是主審法官了。請注意，本段中使用的是「擔任」一詞，而不是「任命」。主審法官（或者是審判長）是臨時性的，TA只對審理的本案負責任，案子審判完畢，這個職位也就不存在了。
F. 最高人民法院的歷任院長分別是誰
1、沈鈞儒（1949年10月—1954年9月）
浙江嘉興人，字秉甫，號衡山。清末進士。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五四運動期間，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國會議員、廣東軍政府總檢察廳檢察長、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
2、董必武（1954年9月—1959年4月）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賢琮，又名董用威，字潔畲，號壁伍。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曾任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3、謝覺哉（1959年4月—1965年1月）
謝覺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煥南，別號覺哉，亦作覺齋。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學家和教育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法學界的先導、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4、楊秀峰 （1965年1月—1975年1月）
楊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於直隸省（河北）遷安縣楊團堡村的一個書香門第。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教育家、法學家，我國公安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全國解放後，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長，教育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5、江華 （1975年1月—1975年3月）
江華（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聰，曾用名「黃琳、黃春」，瑤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大石橋鄉鷓鴣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第一書記、浙江省政協主席、浙江省軍區政委、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庭長。1975年1月-1978年3期間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6、江華 （1975年3月—1983年6月）
江華（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聰，曾用名「黃琳、黃春」，瑤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大石橋鄉鷓鴣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第一書記、浙江省政協主席、浙江省軍區政委、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庭長。1975年1月-1978年3期間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7、鄭天翔（1983年6月—1988年4月）
鄭天翔（1914.09.09～2013.10.10），男，曾用名鄭庭祥，內蒙古自治區（原綏遠省）涼城縣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8、任建新 （1988年4月—1993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工作，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系肄業，律師。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9、任建新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工作，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系肄業，律師。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0、肖揚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男，漢族1938年8月生，廣東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1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大學學歷。2008年12月被推選為中國法官協會名譽會長。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11、肖揚 （2003年3月—2008年3月）
男，漢族1938年8月生，廣東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1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大學學歷。2008年12月被推選為中國法官協會名譽會長。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12、王勝俊 （2008年3月—2013年3月）
王勝俊，男，漢族，1946年10月生，安徽宿州人，1968年9月參加工作，1972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合肥師范學院歷史系畢業，大學學歷。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曾任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3、周強 （2013年3月—2018年3月）
周強，男，漢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黃梅人，1976年8月參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南政法學院研究生院民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學位。現任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審判委員會委員，首席大法官。
14、周強 （2018年3月—今）
周強，男，漢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黃梅人，1976年8月參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南政法學院研究生院民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學位。現任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審判委員會委員，首席大法官。
G. 庭長和法官哪個說了算
依據法律，應該是主審法官說的算，「錯案終身追究」和「法官自由心證」，是法律賦予主審法官的權力。
但實際操作中，法官的裁判權受限，合議庭的裁判，庭長沒有簽字不能打出裁決文書。如果該院院長有不同意見，主審法官必須服從。
資料擴展：
院長和庭長是職務名稱，一個法院的領導就是院長。庭長是一庭之長，比如法院民一庭庭長、民二庭庭長、刑一庭庭長、立案庭庭長等等。
1.顧名思義，所謂庭長，是指一個法庭的長官，是一種行政職務。
所謂主審法官，是指法院在審理一件案子的過程中，主持該案審判的法官，是一個人。
2.法庭庭長需由本院院長提名，當地人大任命方可有效；反之，庭長職務的免除程序也是一樣的，同樣需由本院院長提請，當地人大免除。所以，庭長不是誰想當就能夠隨便當得上的。
一旦任命，這種職務是長期性的，其在任期內對所管轄的法庭負全責，直至任期屆滿或終結。
3.任主審法官就簡單得多了，在一個案件較復雜的情況下，需要組成3人以上的合議庭來審理，這就需要一個主審法官。
主審法官一般由庭長擔任，也可以由其他資深法官擔任，還可以由院長直接指定某法官擔任。當然，如果某案件的審判工作只由一個法官來完成，那麼TA就是主審法官了。
請注意，本段中使用的是「擔任」一詞，而不是「任命」。主審法官（或者是審判長）是臨時性的，TA只對審理的本案負責任，案子審判完畢，這個職位也就不存在了。
4.綜上所述，前者是一種長期職務，後者是一個臨時職位，根據「物以類聚」的原則來判斷，二者是不具備可比性的。所以也就無所謂誰大誰小了。
H. 江蘇男子離婚不要患癌兒子多年後反悔，法院是如何判決此案的
法院根據我國的《民法典》規定，對此案進行了判決，駁回了該名男子要回孩子撫養權的請求，孩子的撫養權依然在他的母親那裡。
我國的民法典規定，離婚撫養權案的變更，要聽取8歲以上子女的真實意願。而這名被拋棄的孩子生病的時候才3歲，5年之後，也就是他剛滿8歲的時候，所以法院要聽從孩子的意見作出判斷。
作為一名父親，在孩子最困難的時候，在妻子最需要一個肩膀的時候，選擇了離開。在等到孩子痊癒，前妻子渡過難關之後，又開始後悔想要要回孩子。天下哪有這么好的事情，自己已經拋棄了這段感情，這段親情，已經斬斷了血脈，就不要奢望再回頭。
為人父者，遮風擋雨之傘，涉水渡江之船。沒有見過這么不要「菲斯」的人。
I. 新中國第一位國際大法官是誰
倪征澳
J. 有哪幾位中國人擔任過國際法院的法官
1、王寵惠
王寵惠（1881.10.10.-1958.3.5），字亮疇，祖籍廣東省東莞市，出生於香港荷李活道75 號的道濟會堂。王寵惠是近代中國第一張新式大學文憑的獲得者，曾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代總理、國務總理，並為海牙國際法庭任職中國第一人。
2、鄭天錫
鄭天錫（1884－1970，Cheng Tien-Hsi），字雲程，號茀庭，廣東香山縣人（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 。中國著名法學家、外交家。 倫敦大學法學系畢業，曾任大理院大法官，多所大學法學教授，司法官次長，國際聯盟法官，民國最後一任駐英大使。
3、徐謨
徐謨（1893－1956），字叔謨，筆名平章，江蘇蘇州人，原籍江蘇吳縣人，曾任國際法院法官，是首位出任國際法院法官的中國人。
4、顧維鈞
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漢族，江蘇省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中國近現代史外交家。
1912年回國後，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內閣秘書、外務部顧問和憲法起草委員等職。後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國民政府駐法、英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
5、倪征燠
倪征燠[yù]（1906年7月—2003年9月2日），中國第一位國際大法官，我國著名的法學家。1984年，倪老以他高尚的品格和資深的閱歷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國際司法界最高榮譽的國際法官。
6、史久鏞
史久鏞，男，著名國際法學家。1926年10月9日生於浙江寧波。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修法學，獲國際法學碩士學位，1951年畢業後留校從事國際法學研究。
1994年2月6日，任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2000年2月至2003年2月任國際法院副院長，2004年2月6日當選聯合國國際法院院長。這也是自聯合國國際法院1946年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法官擔任院長。
7、薛捍勤
薛捍勤，女，中國山東省人，資深外交官和國際法專家，2010年5月12日當選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主席，2010年6月29日當選國際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