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法院

A. 印度昌迪加爾法院的建築特色

法院建築的正立面上滿布著大尺度的垂直和水平的混凝土遮陽板，做成類似版中國的博古架形式權。到了上部，它們逐漸向斜上方伸出，使和頂部挑出的篷罩有所呼應。整個建築的外表都是裸露的混凝土，上面保留著澆搗時模板的印痕。柱墩及遮陽板的尺寸特別大，使人感到十分粗獷，像是一座經過千百年風雨侵蝕的老建築。門廊內部的坡道上也滿是大大小小不同形狀的孔洞，在其他地方，經常有一些奇怪的孔洞的凹龕；有的還塗上紅、黃、藍、白等特別刺眼的色彩。
法院的建成曾引起各國建築師的廣泛關注。這種巨大尺度的建築構件，粗壯的入口柱廊，對比色塊的處理，粗糙的混凝土飾面，大膽的抽象圖案設計所形成的特殊建築風格，被人們稱之為「粗野主義」建築。

B. 法院是為人民服務的嗎

是
【拓展資料】

基層人民法院應抓住這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強調以人民為中心，在公正司法的基礎上，堅守司法為民的初衷與底線，並做到「三個堅持」：一是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與「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緊密融合，強調司法工作的崇高性。作為法官應增強「四個意識」，堅定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和責任自覺。在審理案件中，既要做到實體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也要做到兼聽、慎思、明辨、廣閱、慎處，反復推敲，准確釋法，嚴肅下判。

二是明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內容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強調了它的全面性和現實性。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群眾的司法獲得感不斷提升，對司法活動更加關切，對訴訟服務的要求也提升到新的高度。「為民司法的口號」必須轉化為「為民司法行動」，這需要法官轉變觀念，適應新形勢，滿足新期待，打造更加符合新時代要求的人民法院「鐵軍」隊伍。

三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與廉潔司法聯系起來，強調了人民法院工作的純潔性和廉潔性。基層人民法院與群眾接觸最直接，應構建「以審判為中心」的新格局，促進庭審實質化，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正確適用法律，使審判活動不偏不倚，將司法擺在陽光下，用群眾看得見的方式確保每一個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審判。

基層人民法院應對標新使命、新要求，樹立新目標，迎接新挑戰，加強「四個中心」：一是司法為民綜合服務中心。滿足新時代群眾高效、便捷、優質訴訟服務需求，立足本區域特色，打造特色法庭，營造良好司法營商環境，為送達、取證、保全、執行等提供訴訟導引、材料收轉、案件流程查詢等，依託「互聯網+」，讓數據多跑動，當事人少受累。二是多元化糾紛解決中心。新時代人民群眾有新的期待，基層人民法院應出台新舉措，改變單純的矛盾化解機制，形成「以審執為主軸，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讓矛盾不出基層、化解在基層、穩定在基層。三是基本解決執行難聯動中心。

基層人民法院解決執行難應依靠當地黨委政府支持，堅持以問題為導向，落實責任，敢於擔當，聯合多部門，形成執行合力，打造高效的執行聯動機制，控制執行案件增量，減少積案存量，全力維護法律權威。四是廉潔司法示範中心。充分認識基層人民法院幹部隊伍建設的短板，特別是幹部作風存在的薄弱環節。為那些政治過硬、敢於擔當、埋頭幹事的法官撐腰鼓勁，向懶作為、濫作為、慢作為的幹部開刀亮劍。獎勤罰懶，重拳整治基層人民法院作風中的「四個頑疾」：不思進取、安於現狀的「庸」；怠慢群眾、工作拖沓的「懶」；目無紀律、知法犯法的「散」；倚老賣老、尾大不掉的「慢」。驅逐作風頑疾，樹立基層人民法院「以審執為中心」的幹事氛圍，人心思齊，人心思進，人心思干，用作風的轉變促進工作轉變

C. 法院是干什麼的

法院是司法（審判）機關，是負責審理案件，解決基本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糾紛的國家機構。
各基層法院都擁有和行使調解的職能。法院，是世界各國普遍設立的國家機關。主要通過審判活動懲治犯罪分子，解決社會矛盾和糾紛，維護公平正義。
人民法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審判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其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機會。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代表國家獨立行使審判權，不會受到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或者其他的干涉。
高級人民法院包括：省高級人民法院、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以及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設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經濟審判庭，根據需要可以設其他審判庭。
依法審判下列案件：
1、法律、法令規定由它管轄的第一審案件；
2、下級人民法院移送審判的第一審案件；
3、對下級人民法院判決和裁定的上訴案件和抗訴案件；
4、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的抗訴案件。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
第二條 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
人民法院通過審判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案件，懲罰犯罪，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解決民事、行政糾紛，保護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和權威，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第四條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D. 法院都有什麼職位

法院的職務包括：法院除院長外，下設副院長、審委會委員、庭長、審判員、書專記員，還有法屬警等。

E. 杭州互聯網法院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據報道，8月18日消息，全國首家互聯網法院「杭州互聯網法院」今天上午正式揭牌成立。

杭州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16日舉行第四次會議，會議決定：任命杜前為杭州互聯網法院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審判員；任命章浩、王江橋為杭州互聯網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審判員；任命潘曉、沙麗、黃忻為杭州互聯網法院審判員。

據了解，目前，杭州互聯網法院暫時受理杭州市涉網的一審民商事、部分知識產權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由杭州互聯網法院審理的重大、疑難、復雜涉網案件。隨著審判條件成熟和審判經驗積累，杭州互聯網法院將進一步擴大轄區范圍和受案類型，將逐步審理全省范圍內涉網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和全國范圍內有重大意義的指定管轄案件。

F. 我國除了普通法院之外，有否行政法院其具體運作模式有什麼中國特色沒

英美法系有行政法院，我國是大陸法系，所以在香港澳門有，因為香港澳專門屬於前屬者

中國政法大學馬懷德教授曾表示，最理想的改革模式是設立相對獨立的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直屬於最高人民法院，專司行政審判職能。各級行政法院只接受上級行政法院的業務指導。最高行政法院的工作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監督。地方各級行政法院的設置不與現行行政區劃重疊，可根據實際需要，按自然地域劃區設置。

G. 懷化市 鄧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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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中國法庭的演變是什麼詳細一些，謝謝！

中國人民法庭制度的發展歷程
【作者】 胡夏冰 陳春梅 【作者單位】 最高人民法院

【摘要】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的曲折發展歷程。從實際發展狀況來看，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創立與挫折、恢復與重建、發展與轉型等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經過六十多年的建設與發展，人民法庭制度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化解基層社會矛盾、推進基層社會治理作出了積極貢獻。
作為中國特色司法制度的重要內容，人民法庭制度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中，為有效解決我國基層社會糾紛、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如何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人民法庭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法庭在解決社會矛盾糾紛、推動基層社會依法治理方面的功能作用，是目前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面臨的重要課題。為此，有必要認真回顧和總結六十多年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的發展歷程，為進一步完善我國人民法庭制度提供有益經驗。
從我國人民法庭產生和發展的實際狀況來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經歷了創立與挫折、恢復與重建、發展與轉型等不同的歷史時期。
一、創立與挫折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文革」）
作為我國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是在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中正式確立的。[1]根據該法規定：基層人民法院根據地區、人口和案件情況，可以設立若幹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這是我國立法第一次對人民法庭制度作出的規定。這種關於人民法庭制度的立法規定一直延續到現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對人民法庭制度作出同樣規定。1983年、1986年和2006年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時均未對其進行修改。
為了充分發揮人民法庭制度的功能，196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庭工作試行辦法（草稿）》（簡稱「辦法」）。「辦法」從以下方面對人民法庭制度進行了規定：一是明確人民法庭的性質，規定它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二是規定人民法庭設置的基本原則，人民法庭一般要在農村、牧區設置。每一基層人民法院需要設置多少人民法庭，應根據轄區大小、人口多少等情況確定。大體上一個中等縣應當不少於兩個。在人口特別少的縣，可以設不固定的法庭，實行巡迴審判。三是規定人民法庭的名稱，以法庭所在地的名稱而定，並冠以縣名。四是明確人民法庭設置和撤銷程序，強調人民法庭的設置和撤銷，應當由基層人民法院報請中級人民法院批准，並報高級人民法院備案。五是人民法庭人員，一般配備審判員一人，書記員一人；也可配備兩名審判員，院長可指定其中一人擔任庭長。六是規定人民法庭的任務：(1)審理一般的民事案件和輕微的刑事案件；(2)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對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協議，如果違背政策、法律、法令的，應當糾正或撤銷；(3)進行政策、法律、法令宣傳；(4)處理人民來信，接待人民來訪；(5)辦理基層人民法院交辦的事項。七是規定人民法庭審理案件的方式，一般案件應堅持說服教育、調解為主的方針；有的案件，也可以判決或裁定，但必須報基層人民法院核准後宣判。人民法庭無權決定拘留人犯和搜查，無權決定罰款、沒收贓款贓物。凡需要採取上述措施的案件，應移送基層人民法院審理。八是規定人民法庭的辦案方法，應當從便利群眾出發，採取駐庭辦案和巡迴就地審判相結合的工作方法。
不難看出，「辦法」是對新中國成立十多年來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經驗的總結，它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確立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面貌，對人民法庭建設和發展起到重要促進作用，標志著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真正創立起來並向規范向方向邁進。「辦法」對人民法庭制度內容的規定，創建了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框架，對後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十年文革期間，由於國家政治生活的激劇變化，人民法院被「砸爛」和破壞。在這種政治條件下，正處於起步階段的人民法庭制度建設被迫處於停滯狀態，受到了嚴重摧殘。
二、恢復與重建時期（改革開放—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迎來了我國法制建設的春天，人民法庭制度也得到了恢復和重建。
改革開放後，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在「文革」中被取締的人民法庭，在全國范圍內重新建置人民法庭。這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末期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一條主線。
當時，人民法庭建設進展遲緩，就是建成了的也大多是相當簡陋，缺少人民法庭的必要條件，充其量只能算是給法官辦案擺個「攤子」而已。雖然如此，人民法庭建設畢竟蹣跚起步了。[2]
1978年-1983年的五年間，「不少地方的基層人民法院加強了人民法庭的建設，加強了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業務指導，便利了群眾，提高了辦案質量，並使大量民間糾紛及時解決在基層，受到了群眾歡迎。」[3]重新設置和建立人民法庭機構是當時人民法庭制度建設面臨的一項繁重任務。當時許多人民法庭沒有獨立的辦公樓，辦公條件簡陋，辦公場所破爛不堪，大多隻有一間十幾平米的租借房屋，辦公、開庭、接訪、存放檔案都擠在一起，有的法庭連掛國徽的地方都沒有。盡管「各級人民法院普遍重視加強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的組織建設和業務建設，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是，人民法庭的數量設置和力量配備不適應客觀需要，亟待進一步加強」。[4]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會同財政部聯合下文指出，目前絕大多數人民法庭沒有辦公用房，設備十分簡陋，辦公條件十分艱苦。各地財政部門要照顧到人民法庭的需要，切實給予支持。據統計，1988年5月全國15000多個人民法庭中，有近70％，即大約11000多個沒有自己的辦公用房。法庭幹部「吃飯沒有鍋，睡覺沒有窩，辦公沒有桌」的現象相當普遍。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1993年，還有「6800多個人民法庭沒有辦公用房，亟待解決。」[5]這種狀況不僅嚴重影響了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而且束縛和挫傷了廣大審判幹部的積極性。因此，加強人民法庭的機構建設是一項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
為積極促進人民法庭制度建設，最高人民法院先後召開了1985年的湖南會議、1988年的湖北會議和1991年的山西會議、1992年的貴州會議等全國法院「兩庭」建設會議，對人民法庭建設工作作出部署和安排。經過努力，至1991年底，全國 18000個人民法庭中，已有約1/2的人民法庭有了基本適應需要的工作用房。
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先後同國家計委、財政部、建設部等國家有關部門，聯合下發《關於將人民法院建設納入城鄉建設總體規劃的通知》（1991年11月）、《關於加強審判法庭和人民法庭建設的通知》（1991年12月）等有關文件，要求各地從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需要出發，根據國家審判機關的法律地位，有計劃地將人民法庭的建設納入地方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城鄉基本建設計劃之中，統一安排，精心組織，並在建設用地、選址、布局等方面積極給予支持。同時積極籌措建設資金，在建設用地、各種稅費等方面給於必要的傾斜和照顧。從此，人民法庭在城鄉建設規劃中確立了它應有的位置，有了統籌安排的依據，從建設計劃上得到了保證。
應當看到，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大背景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創建人民法庭的熱潮，人民法庭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有的選擇適當地點易地新建；有的就地翻、擴建；有的利用舊房進行改造，人民法庭的面貌有了明顯改觀。在此期間，我國人民法庭數量呈逐年增加的態勢。據統計，1987年全國人民法庭的數量已達15000多個；截止到1992年底，全國已建立人民法庭18000多個，配備法庭幹部70000餘人。至1998年11月，全國共有人民法庭17411個，法庭幹警達75553人。人民法庭的基礎建設問題在此期間得到明顯改善。
這一時期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明確人民法庭的職能。隨著人民法庭基礎設施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需要對人民法庭的任務和職能進行規范。作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主要從事有關案件審理和簡易民間糾紛調處工作，幫助和指導人民調解組織工作，以及進行法制宣傳和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是人民法庭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主要任務。「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承擔著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事案件和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經濟糾紛案件和部分刑事自訴案件的審判任務，還要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處理大量民間糾紛。[6]據統計，1993年至1997年五年內，全國人民法庭共受理一審案件10074984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案件總數的50.27％。其中一審民事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民事案件總數的56.97％；經濟糾紛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經濟糾紛總數的36.36％；刑事自訴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刑事自訴案件總數的33.43％。[7]可見，審判案件、指導人民調解、法制宣傳、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四項工作構成了人民法庭在恢復和重建時期的主要工作職能。
三、發展與轉型時期（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現在）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法庭原有的設置模式和工作機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發展的需要，需要進行改革和調整。按照面向農村、面向基層、面向群眾的要求，重新調整和規范人民法庭設置，規范和統一人民法庭建設標准，改革和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機制，提升人民法庭人員政治和業務素

I. 介紹法院應該從那些方面入手

法院什麼時間成立的法院的歷史，以及法院做了多少多少的工作，等等把整個法院的建設說出來就可以。

J.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特點

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1]

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司法機關受地方行政影響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這就使得地方黨政機關及其領導幹部能夠通過掌握用人權，對司法機關的工作形成實際控制，使司法官員在行使職權時不能不有所顧忌，從而受地方保護主義和當地行政機關的左右，影響司法公正。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2]

（二）司法權行政化，法院管理體制不科學

我國現有司法行政體系為院長、副院長、庭長到普通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3]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

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以往准入條件過低，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4]

（四）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5]

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由於裁決文書過去簡單機械，說理性不強，論述不深入，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導致了另一層面上的審判透明度不高，也導致個案判決可借鑒性較差。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6]

二、構建中國特色司法制度必須進行的的改革

（一）改革現行司法體制的外部關系

司法機關對於行政機關必須保持財政、人事上的獨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機關實際控制。否則，獨立司法就會落空。為此，應當對司法體製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機關的地區設置

我國的司法機關可以參照西方一些國家的辦法，使司法機關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脫離行政區劃，即可以在全國各省級行政區劃以下劃分若干個與行政區劃相交叉的司法區，在每個司法區設置一個中級法院，其下按照司法工作需要設置若干基層法院；保留按照省級行政區劃設置的高級法院，全國設置最高法院；檢察機關與各級法院對應設置。這樣，就可以使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干涉的基層、中級兩級司法機關擺脫地方利益和地方權勢，更好地獨立行使司法權。同時，為保證人大監督制度的落實，地方上可以由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直接監督基層、中級和高級司法機關的工作。

2.改革司法人事管理體制

地方保護主義對司法的影響主要發生在地市和基層兩級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層兩級司法機關人事管理體制，取消行政機關對司法官員的人事管理調配權，而將司法官員的推薦、調配權交還司法機關，任命權提高到省級以上人大及其常委會。為體現黨管幹部的原則，一方面，司法機關的黨組織要加強對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黨委也可以向上級司法機關推薦人選，或者協助上級司法機關進行考察，但是最終確定人選的權力掌握在上級司法機關黨委或者黨組的手中。至於行政機關，則無權過問司法機關人事安排。這樣，才可以保證司法人員素質，解除其依法獨立辦案的後顧之憂，並且不使國家統一設置在地方的司法機關變成受地方保護主義左右的「地方化」的司法機關。

3.改革司法財政管理體制

司法機關足夠的經費和物質條件，是司法獨立原則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中央司法機關和地方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分別列支於與其級別相應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財政。由於司法機關的經濟命脈掌握在當地政府財政部門手中，辦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門干預，很難挺起腰桿進行有效抵制，而影響司法獨立。應當認識到，司法機關「司」的是國家的法，無論其等級高低，都是國家的而非地方的司法機關。所以，要改革司法機關經費管理體制。可以參照國外比較普遍的做法，由中央財政統一列支司法經費，即可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每年分別作出全國法院、檢察院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後，由中央財政撥付「兩高」，用於全國法院、檢察院的業務和工資福利等開支。這樣，就使司法機關擺脫地方利益和行政機關的影響，得以依法獨立行使職權。[7]

（二）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三）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2.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3.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司法體制改革本身的復雜性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各種矛盾決定了司法改革必然和現今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三種改革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因此，司法體制改革需要我們全社會全民族的智慧，以最終實現司法的公正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