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清縣人民法院

『壹』 誰知道周六周日廊坊永清法院上班嗎

親，永清法院周六周日都是不上班的，可以說全國所有法院周末都不上班。

『貳』 上官永清的人物履歷

上官永清的人物履歷：

上官永清1963年出生，1978年9月—1982年7月山西財經學院財政金融系學習，1982年8月參加工作，歷任山西省臨汾地區工商銀行副行長、黨組成員；工商銀行山西省榆次分行行長、黨委書記。

工商銀行山西省晉中分行行長、黨委書記，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太原辦事處黨委委員、副總經理，黨委副書記、副總經理，黨委書記、總經理。

山西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黨委書記；2009年2月—2014年7月晉商銀行董事長；2014年7月—2016年5月 山西國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2017年3月，山西省陽泉市人民檢察院決定，依法對山西省國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黨委書記上官永清以涉嫌受賄罪、貪污罪、職務侵佔罪、挪用資金罪向山西省陽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2)永清縣人民法院擴展閱讀：

經查上官永清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規出入私人會所。多次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旅遊、打高爾夫球等活動，公款送禮。

豪華裝修單位接待場所並超標准接待；違規使用公務用車；違規用公款支付個人費用。嚴重違反組織紀律，違反議事規則和程序擅自決定重大問題，不按規定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

違規選拔任用幹部並收受財物，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子女、親友在就業、入黨、職務晉升等方面謀取利益。

不按規定上交因公因私護照，未經組織批准擅自出國。嚴重違反廉潔紀律，收受禮金、禮品；違規從事營利活動。

嚴重違反工作紀律，擅自延長在國外期限、變更出國路線。嚴重違反生活紀律，生活奢靡、貪圖享樂。

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採取侵吞、騙取手段非法佔有公共財物；在發放貸款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非法佔有公司財物；挪用公司資金。

其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佔有公共財物，在幹部選拔任用、發放貸款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等問題涉嫌犯罪。

上官永清身為黨員領導幹部，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及國家法律法規規定，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性質十分惡劣，情節特別嚴重。

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參照《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的有關規定，經省紀委常委會研究並報省委批准，決定給予上官永清開除黨籍處分。

經省監察廳研究並報省人民政府批准，決定給予上官永清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叄』 永清縣河北益昌律師事務所從永清縣司法局搬到哪裡去了

邱縣河北億昌律師事務所從永清縣司法局搬到哪裡去了？搬到永清縣河北宜昌去了

『肆』 永清縣天元集團拖欠農民工工資不給，勞動局管不了，我們農民工逼的要跳樓了，個位領導管管吧

1、最簡單的方法是電話投訴到當地勞動執法監察大隊，他們會依據《勞動保障監察回條例》依法答對用人單位進行監督檢查，並責令其支付拖欠的工資。
2、還可依據勞動合同法第三十條的規定，用人單位拖欠或者未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勞動者可以依法向當地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人民法院應當依法發出支付令。
3、最有效的是直接到當地勞動行政部門申請勞動仲裁(不收費，不用律師)，通過勞動仲裁下達的裁決書，向單位索賠，如果還不賠，可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4、如果勞動仲裁不予受理或者仲裁不公，還可以在15天內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直接通過法院判決執行。
5、按上述途徑索取工資的同時，還可依據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五條的規定，要求單位按應付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標准向你加付賠償金。

『伍』 廊坊永清法院法官不作為去那部門投訴

不作為屬於違反八項規定，去紀檢監察部門吧，應該屬於違紀什麼的。或者去政法委，實在不行只有去縣委縣政府，最無奈的選擇就是政府門前組團下跪，不過這個選擇一般不能做，畢竟也是違法的！

『陸』 怎麼去永清法院打掃衛生

如果是辦理離婚登記，應當到永清民政局辦理離婚登記，如果起訴離婚，應當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訴立案，如果被告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到被告經常居住地人民法院起訴立案；如果被告有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情形之一的，到原告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人民法院起訴立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 第二十一條對 公民提起的民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經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二條 下列民事訴訟，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原告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經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 （一）對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居住的人提起的有關身份關系的訴訟； （二）對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蹤的人提起的有關身份關系的訴訟； （三）對被採取強制性教育措施的人提起的訴訟； （四）對被監禁的人提起的訴訟。 第一百二十條 起訴應當向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並按照被告人數提出副本。 書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由人民法院記入筆錄，並告知對方當事人。 第一百二十一條 起訴狀應當記明下列事項： （一）原告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所、聯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 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聯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別、工作單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等信息； （三）訴訟請求和所根據的事實與理由； （四）證據和證據來源，證人姓名和住所。 根據《婚姻登記條例》規定： 第十條 內地居民自願離婚的，男女雙方應當共同到一方當事人常住戶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記機關辦理離婚登記。 中國公民同外國人在中國內地自願離婚的，內地居民同香港居民、澳門居民、台灣居民、華僑在中國內地自願離婚的，男女雙方應當共同到內地居民常住戶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記機關辦理離婚登記。 第十一條 辦理離婚登記的內地居民應當出具下列證件和證明材料： （一）本人的戶口簿、身份證； （二）本人的結婚證； （三）雙方當事人共同簽署的離婚協議書。 辦理離婚登記的香港居民、澳門居民、台灣居民、華僑、外國人除應當出具前款第（二）項、第（三）項規定的證件、證明材料外，香港居民、澳門居民、台灣居民還應當出具本人的有效通行證、身份證，華僑、外國人還應當出具本人的有效護照或者其他有效國際旅行證件。 離婚協議書應當載明雙方當事人自願離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對子女撫養、財產及債務處理等事項協商一致的意見

『柒』 河北省永清縣打官司去哪

到永清縣法院，進行起訴，那裡是永清打官司的地方，真心在幫你期待採納，

『捌』 抗訴再審案件開庭時，原審原告拒不到庭，法院能否按撤訴處理

一、調解結案的民事案件是否可抗訴再審

對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調解案件檢察機關是否可以抗訴法律上未做明文規定，僅有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一批復規定：「檢察機關對調解書提出抗訴的，法院不予受理」，在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一般採取檢察建議、糾正違法等方式進行監督，但這並不必然引起再審程序。有觀點認為，對民事案件提起抗訴，會損害當事人的處分權，增加訴累，因此不宜抗訴。但是近年來，在盲目追求結案率、辦案效率的思想影響下，個別審判人員違反當事人自願原則，不查明事實，不分是非地違法調解，有些調解案件存在因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的權益的情形，當事人不服調解結果而申訴上訪的事件常常發生。當事人不服調解向法院申請再審，往往會被駁回，而檢察機關對此類案件卻無權抗訴，因此會造成調解案件出現錯誤時沒有較好的救濟途徑。調解案件檢察機關是否可提起抗訴呢?我國民訴法第14條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民事調解作為民事審判的結案方式之一，檢察機關依法有權對其進行監督。對此類案件提起抗訴，既是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需要，也是遵循民訴法本意的需要，更是司法實踐的需要。和判決一樣，民事調解不僅需要法院內部的監督機制制約，而且也需要外部監督制約機制。缺少制約容易滋生腐敗，導致辦案質量下降，因此，對民事調解案件作為抗訴的對象，不僅有利於提高法院民事調解案件的質量，而且也為檢察機關充分行使監督權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

二、審理抗訴再審案件是否只依「抗什麼，審什麼」

依我國民訴法的規定，抗訴案件人民法院必須開庭審理。但在審理抗訴再審案件的過程中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審理抗訴案件應本著「抗什麼，審什麼」的原則進行，即旨在查明抗訴的理由是否成立；另一種觀點認為，審理抗訴再審案件應全案審查，即不僅對檢察機關的抗訴理由而且對原審所認定的事實及其依據、程序等進行全面審查。

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更符合立法的本意。檢察機關對案件提出抗訴是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在行使法律監督權，抗訴是啟動案件再審的手段之一，在這個過程中檢察機關只處於監督地位，而案件的當事人並沒有變。再審時法院所要查明的仍是當事人所涉糾紛的事實，如果再審只對抗訴理由進行審查，勢必把檢察機關當作案件的當事人，把「矛頭」指向檢察機關，這顯然有違立法的初衷。如果一件案件因法官的枉法裁判而被提起抗訴，再審難道只審查法官是否枉法而不審理案件事實?說到底，民事案件的爭議是當事人間的爭議，檢察機關並不代表任何一方，如果狹隘地審查抗訴理由，而對原審中出現的諸如違反程序、認定事實不清等置之不理，則再審就失去了意義。如果就抗訴機關未提出的錯誤另行啟動再審程序予以糾正，這也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再審對全案進行審查可以有效克服這些弊端。

「抗什麼，審什麼」原則所引伸出的另一種觀點是在審理再審案件時不應追加第三人，認為原審中沒有追加第三人，只要事實正確，就應予以維持，當事人可另案起訴第三人。筆者對此亦不苟同。我國民訴法把第三人分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和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第三人參加到訴訟中來有兩種途徑，一是自己申請(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另一種途徑是法院依職權追加(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特別是法院依職權追加第三人是訴訟程序的重要環節。因為通知與否直接涉及到當事人的利益，如果原審中對第三人應追加未追加，由此而引起抗訴再審，而在再審中亦不予追加，則案件事實仍停留在原審認定的階段，啟動再審程序便沒有任何作用。因此，抗訴再審中追加第三人是必要的。

三、關於抗訴再審案件的證據認定問題

在審理民事抗訴再審案件的過程中，有關證據的認定問題一直存有爭議。這些問題主要表現為：①原審認定證據的認定問題。②庭審中當事人提供新證的認定問題。③抗訴機關據以提起抗訴的證據的認定問題。筆者認為，要弄清再審對上述證據的認定問題，首先應以再審的審理目的及證據規則入手。抗訴案件之所以能提起再審，是因為檢察機關認定原判決存在民訴法第186條規定的情形。再審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對案件的重新審理，達到對原判錯誤的糾正。因此，再審只有對案件事實重新認定，才能查漏補缺。而原審據以證實案件的證據，也應在再審中一一進行質證認定。盡管這些證據在原審中已質證認證過，但通過再審的「重復」勞動，可以查找出原審中在認證過程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因此，再審對原審證據的認定是一個糾錯補漏的過程，是必不可少的。

再審庭審中當事人提出新的證據時，是否予以認定呢?有觀點認為，再審的目的在於糾正原審的錯漏，因此，再審只能依據原審所認定的證據進行審理。如果對當事人在再審中提供的新證進行認定，則有可能推翻原判決，從而無法確定原判是否有錯，不能起到糾錯的目的。另一種觀點認為，再審不僅是一種糾錯程序，更重要的是一種審理程序，其終極目的在於審理案件，徹底解決當事人的紛爭。因此，在再審中當事人提出新的證據，同樣應予以認定，否則當事人所爭事實在再審中也無法查明，這不利於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當事人在再審中提供的新證應分不同情況具體對待。如果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在原審中應該提供而不提供或者在原審中不能提供，應申請人民法院依職調取而不申請，而在再審中提供的這類證據，再審便不能認定。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則規定，當事人在訴訟中有義務提供證據，提供證據受舉證時效限制。如果當事人怠於履行這種義務，則會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後果。當事人在原審中對應當提供的證據不提供或應當申請人民法院依職調取而不申請，在再審中搞突擊，則這樣的證據即便是真實的也失去了證明力，再審不應認定。這樣做不僅可以約束當事人濫用訴權，也是對當事人不履行舉證義務的一種「懲罰」。相反如果再審對這類證據加以認定，則有可能推翻原判決，這樣既不利於維護判決的嚴肅性，也不能起到很好的糾錯作用。如果當事人所提供的新證據是在原審中有正當原因不能提供的，則在再審中應予認定。首先提供這種證據沒有違反證據規則，通過再審的認定，可以查明案情，如果對這類證據不予認定，勢必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其次原判認定事實理由正確而因再審中提供的新證導致推翻原判決的，則不存在追究責任問題，對這類證據的認定和法院糾錯與保護當事人利益不存在矛盾。

至於抗訴機關據以提起抗訴的證據，再審不必認定。這些證據是檢察機關搜集的，是提起抗訴的依據。檢察機關提起抗訴的理由成立與否，法院無權審查(民訴法規定，抗訴案件人民法院必須開庭審理，這種規定是強制性的、無條件的)。在再審中負舉證責任的仍是案件當事人，而非檢察機關，因此，抗訴機關據以抗訴的證據，不在再審審查之列。

四、有關民事抗訴案件的撤訴問題

關於民事抗訴再審案件中當事人是否可行使撤訴權是一個較為爭議的話題。一種觀點認為，當事人(原審原告)在抗訴再審案件中不能撤回原審訴訟請求，認為抗訴再審案件不同於一般案件。再審程序的目的在於確定原審判決是否有錯，原審判決只有經再審的判決或裁定才可撤銷。如果准許原審原告撤訴，即原判是否有誤仍不得而知。抗訴案件提起的主體是檢察機關而非當事人，案件一旦抗訴，法院就必須再審，如果准許原審原告撤訴，則抗訴機關的抗訴就失去了意義。另一種觀點認為，撤訴權是當事人享有的一種訴權，在任何程序中當事人都享有。再審中只要原審原告的撤訴申請是其真實意思表示且又不違反法律規定，法院應當准許。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民訴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01條規定，再審案件可以調解結案。由此，當事人可在再審中放棄、變更訴訟請求，申請撤訴是原審原告的合法訴權，如果不允許原審原告撤訴，等於剝奪了原審原告的訴權。因檢察機關抗訴引起了再審程序而不允許當事人行使撤訴權是帶有強烈的職權主義色彩，這不符合我國民訴法關於當事人自行處分自己權益的原則，法院准許原審原告撤訴，原審判決同樣視為撤銷。如果原判決確有錯誤或審判人員有枉法行為，也同樣起到了糾錯的功能，且並不妨礙法院依法追究錯案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訴再審案件審理過程中，原審原告拒不到庭是否可按撤訴處理，筆者認為不可。撤訴有積極和消極之分，再審中允許當事人行使積極的撤訴權是因為當事人對處分自己的權利有明確的表示，是對自己訴權進行的處分，這種處分溯及原審。而在再審中原審原告拒不到庭並不意味著對原糾紛行使處分權，而是針對再審這一程序所進行的消極應付，並未對原審結果造成影響。案件進行再審是對原判進行的重新審理，此時原審原告經合法傳喚拒不到庭，不等於原判決或裁定是錯誤的，也並非表明原審原告對其實體權利進行了處分。在未對案件進行查明之前，就按自動撤訴處理，就有可能使原本正確的判決裁定被無端地否定掉。案件進入再審程序，原審作出的判決裁定被依法中止，這時只能待再審結束決定原判的效力，如被依法撤銷的，被撤銷部分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了，如被依法維持了，被維持部分就恢復原有的法律效力狀態。也就是說，再審結論是判斷原審判決效力的依據，如果對再審案件按自動撤訴處理，是不符合再審程序的基本特徵的。因此，如原審原告在庭審中拒不到庭，則應按缺席對待。

民事抗訴再審案件中還存在檢察機關的撤訴問題，檢察機關提起抗訴必然引起再審，如果在審理過程中檢察機關撤回抗訴人民法院是否准許?筆者認為，檢察機關提起抗訴是引起再審的直接原因，這種原因的另一層涵義便是沒有抗訴就沒有抗訴再審，是否抗訴是檢察機關的職權行為，這種職權行為同樣包括撤回抗訴，檢察機關撤回抗訴，則意味著引起抗訴再審的原因消失，因此而啟動的再審程序也應終止，檢察機關撤回抗訴，人民法院應予准許。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審理過程中人民法院發現據以抗訴的理由成立或原判存在其他錯誤，此時檢察機關撤回抗訴，人民法院在准許檢察機關撤回抗訴的同時，應依職再次啟動再審程序。

五、抗訴再審中原審被告提出反訴的問題

在審理抗訴再審案件中，常有原審被告提出反訴的情形，那麼，此時原審被告是否可提出反訴呢?從反訴和再審的法律特點看，這種反訴是不能支持的。反訴是針對本訴提出的旨在對抗原告的一種訴請。我國民訴法規定，反訴只能在一審辯論結束前提出，再審中提起反訴顯然超過了反訴期限。審理再審案件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既要糾錯，又要維護判決的嚴肅性和穩定性，如果允許當事人在再審中提出反訴，則有可能推翻原判決，這是有違再審目的的。

隨著審判監督工作的深入和加強，在再審中特別是在審理抗訴再審案件中會出現更多的問題，在我國現行法律未作出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理解民訴法的有關規定和把握再審的特徵是應對問題的關鍵。在審理抗訴再審案件中，正確處理「公正與效率」、「糾錯與維護既判力」等關系，並把實踐與理論結合起來，就一定能正確處理好這些問題，抗訴再審案件中存在的司法盲點也會因此而解決。

(作者單位：永清縣人民法院)

轉自http://hb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9

『玖』 是關於物權法的案例分析，麻煩把相關的法律條款和相關依據寫出來，越詳細越好。

為有效緩解交通擁堵狀況,降低能源消耗和減少環境污染,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史上最嚴厲」的治堵方案——《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按照規定,北京市對小客車實施數量調控和配額管理制度。一年以來,北京緩堵新政為落實首都城市綜合規劃,實現小客車數量合理有序增長,有效緩解交通擁堵狀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隨著北京市參加小客車搖號人數越來越多、中簽比例越來越低,一些人為走捷徑,利用虛假訴訟來完成二手車買賣,以達規避搖號政策的目的。特別是前不久曝光的河北省永清縣人民法院法官炮製假訴訟避搖號事件將這一潛規則公之於眾,這種行為不僅破壞了現行小客車搖號制度,而且也損害了法院的形象。

不久前,北京市發布了《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實施細則(修訂),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因法院判決、裁定、調解發生小客車所有權轉移,申請在北京市辦理小客車轉移登記或由外地轉入北京時,獲得車輛的人也需要先獲得小客車指標才能為車輛上牌照。而根據之前的規定,因法院判決、裁定發生財產轉移的已注冊登記的小客車可不通過搖號直接上牌。之所以修改這一規定,主要是為防止個別人利用法院判決等騙取小客車指標。然而筆者以為,這一規定在阻斷個別人通過虛假訴訟、利用法院判決等方式騙取小客車指標的同時,可能會給法院的審判執行工作帶來一定影響。

首先,新規定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削弱由法院判決所確定車輛承受人享有的完整物權。物權法規定了因法院判決導致車輛所有人變更的,自判決生效時發生效力,即發生了車輛所有權的實質轉讓,車輛獲得人應享有完整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然而,按照新規定,如果該承受人沒有小客車指標,車輛管理部門將不予作出變更登記。根據物權法,車輛登記雖不是物權轉移的生效要件,卻是「對抗」要件,即車輛不登記在己方名下的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這樣的規定使車輛獲得者的所有權不能得到應有的保障,並且因為車輛不登記在車輛獲得者名下,使之很難對車輛進行年檢、上保險、日常維護等,更無法對車輛進行買賣交易以實現處分權。甚至還會出現,車輛發生事故後,由於所有權人不明,滋生推卸責任、扯皮現象,激發不必要的法律糾紛。

其次,新規定難免會阻礙法院通過司法拍賣程序實現對小客車所有權的轉移。在民事執行過程中,法院對被執行人名下的小客車進行評估拍賣是實現債權人權益的重要手段。去年,根據規定經過拍賣的小客車能夠直接過戶到買受人名下,北京市車輛拍賣行業,呈現出競買人增多、第一次拍賣成交率高、拍賣成交價格高等良好勢態。經相關統計分析,隨著搖號政策的持續,低檔次小客車的成交價格一般能夠達到評估價格的三倍以上,極大保障了債權人的權利,甚至很多積案也得以清理。新規定公布後,筆者在執行實踐中,已經遇到了因拍賣生效產生的兩難情形:一方面,買受人支出了相應精力和費用,支付了相應價款,通過拍賣取得了車輛所有權；另一方面,車輛管理部門因為買受人無指標,拒絕為其進行過戶。由此,從一定角度而言,法院拍賣程序將被置於邊緣,甚至成為擺設,公信力必將大打折扣。

雖然,個別法官參與虛假訴訟影響了法院的權威性,也和公正司法、為民司法、廉政司法理念相背馳。但我們應該認識到,通過虛假訴訟進行車輛過戶的只是較為極端的個例,絕不是普遍現象。另外,通過法院訴訟進行的車輛過戶,實質上並沒有增加小客車的整體數量,不會給城市整體交通添堵。所以,筆者以為,我們不妨通過更為嚴格的訴訟管理制度,加強對法官監督與制約機制,增強法官對案件事實及當事人合意的真實性審查；同時,讓虛假訴訟的參與者和製造者為此承擔相應的責任,通過讓其付出相應的法律代價來杜絕這些惡劣事件。不能僅僅因為有虛假訴訟的存在就顧此失彼,否認法院判決及拍賣裁定在車輛過戶中所存在的意義。

總之,應該給法院一個空間,讓良性的公正判決、裁定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和支持。只有全社會樹立起公正的法制理念,公民的合法權益才能不被打折,才能得到完整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