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紀中期英國大法官

Ⅰ 愛德華·柯克的政治思想

愛德華·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2.1-1634.9.30）英國法學家和政治人物。1613年被任命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後，又常被稱作柯克大法官。柯克身上有許多光環：普通法的福音， 活著的普通法， 法學之源， 而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他與詹姆士一世的那場爭執，以及作為1628年權利請願書的一名起草者。 政治思想 在柯克所處的時代，英格蘭的法律、政治與宗教非同尋常地交織在一起。柯克作為英格蘭統治精英的傑出一員， 是他那時代的典型代表：精力充沛，性情冷酷，並雄心勃勃。不過他首先被描述為一個愛國者，在眷戀著英格蘭及其古老道路的同時，還用他那雙求知的、無畏的眼睛眺望著未來。柯克充滿自信，因為歷史已適時地邁入了文藝復興晚期，人們的看法與中世紀已大為不同。 但人們在探索新世界的同時卻把國際主義拋到了腦後， 近代世界的發展完全被冒險家們所左右。情勢完全和國際主義背道而馳 —— 野蠻的競爭，特別是國家之間的競爭。民族復興的勃勃生氣，對英格蘭及其習慣和發展潛力的感受和關切，實際上已成為所討論的那個時代的基本特徵。 認識到這種民族主義，似乎是討論柯克的最重要的前提或者說立足點。在法律領域，民族主義傾向也和別處一樣明顯。這片國土上的法律 —— 普通法，憑借其古代和中世紀的根基，在13世紀迎來了它形成階段的黃金時期。 但自那以後，普通法屈從於一股強大的、柯克所認為的外來壓力，逐漸走向衰落。譬如說，持續編輯的案例報告中斷了；混亂的邏輯和極度失序， 使得普通法能否從新時期的文藝復興中存活下來都成為問題。這股外來壓力當然是指羅馬市民法，更不要說與羅馬市民法同源的教會法了 —— 羅馬教廷和那些有權勢者急於擴大自己的影響，不願給予任何有違改革之名的幫助。外來壓 愛德華·柯克 力還包括當時在歐洲大陸流行的理論，這類理論反對英格蘭及其民族性普通法遺產，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 這類理論滿懷崇敬地研究了那些頭頂皇冠的人。普通法保護並調控的自古享有的自由、英國國民的權利，雖然從未被當作抽象的概念對待，但已明顯處在了危急之中。野心勃勃的都鐸王朝的統治者們，當然明白所爭論的、 蘊涵在普通法中的英國民族精神。從亨利八世和羅馬教廷交惡，直至伊麗莎白為英國的制海權接受西班牙赤裸裸的挑戰，使得民族存亡，制止進一步的「大陸化」成了無法迴避的緊急任務。因為西班牙的崛起成為我所稱呼的外國壓力中最致命的因素，而英國遲早要面對一幕暴力。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英國不能像羅馬法那樣進行擴張，關於這一觀點，我認為再次強調英國和西班牙長年的、不可避免的普遍沖突就能得到合理的答案。利益和目標的沖突日趨深入，小規模戰爭持續不斷，加上伊麗莎白長期採取的既不要戰爭也不要和平的對外政策，導致既沒能把外來壓力消解掉，也沒能使其有所緩和。與這種「外在威脅因素論」相唱和的，是這一彈丸島國極難防守的現實，在與西班牙的高賭注角逐獲勝之前這一點還時被強調，當然角逐獲勝後的優勢稍後就得到了鞏固。論及英國與西班牙的沖突旨在強調英國歷史進程中的不確定因素。而以此觀之，英國排外的民族主義在歷史上的確發揮了一些影響。前述就是16世紀後半期英格蘭的基本局勢，按照對這一時代歷史全景的一種流行解釋，所有的這些綜合起來，導致了（至少是有助於）那些集中體現在柯克一人身上的巨變：清教主義，愛國主義，上等階層的經濟和政治優勢，以及在法律領域內普通 愛德華·柯克 法和衡平法的最終均勢。 隨之而來的問題將會是，柯克——這位懷有狹隘民族主義的清教紳士、普通法的擁護者，是否在其中發揮了作用，他的眼界是否超越了眼前的司法管轄爭論，投向了司法官在政府和國家生活中的恰當職責這一更具原則性的立場。懷特（White）教授的一個主要觀點好像是，柯克在十七世紀二十年代後期才費勁地獲得一個姍姍來遲、不具任何合憲性的職位，即「權利」的議會支持者。 如果接受這一觀點，或許有人會大膽地推測柯克多少像一位1640年代長期議會、以及1688年「光榮革命」的精神教父。柯克的見地已得到了歷史的證實，並從那時起成為盎格魯—美國法律與政治傳統中行之有效的組成部分。 關於這些已說了很多，當然，英國式的法治延續也有美國革命這樣的中斷，後者引進了更明晰的分權。顯赫的美國最高法院也映襯出了英國所沒有的東西，而在英國，經常被強調的是議會，它在立法權不受限制的意義上暢通無阻地施行統治。 盡管在理論上美國式的做法更具合理性，但英國法官在實際生活中仍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程度的獨立性， 而促成這一狀況的憲法性安排可追溯到1688年。 將普通法法律文化中的法官從風險中解救出來 —— 即避免成為行政和立法部門的附庸，被公認為是柯克的影響或貢獻。 這大約是能使人回憶起柯克式的准法律理論的第二點內容。因為職業嫉妒心的因素，以及各種隱形動機的影響，柯克的作用時受推崇，時受冷落。即使是這樣，批評柯克的各種觀點也無法削弱或者動搖他的理論主張。關於法官的地位就談到這里。 在法律改革和政策制定，以及修補法律缺陷方面，柯克同樣表現得固執己見，柯克的這種態度隨處可見，但在理論上卻極隱晦。正是因為這一點引發了柯克和他偉大的對手——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之間的沖突。 沖突從表面上看，柯克只是求諸於歷史頑強地捍衛普通法法律制度及程序，而培根則堅持：按照來自蘇格蘭的新國王詹姆士·斯圖亞特（James Stuart）的見解，絕頂的智慧與機敏可賦予國王以特權。如果有人想對二者略作評析，並進而給雙方臉上貼金的話，必須認識到柯克和培根都未曾為法律變革這一復雜的事物提供過現成的答案，很顯然，此處還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不過柯克的方法 —— 如果稱得上是一種方法的話，在處理前述問題時並不糾纏於相關事態的枝梢末節——不管是一件庭審案子還是一項立法事宜，卻如某種歷史經驗主義，而這種經驗主義預示了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 我認為它就是斯金納（Skinner）教授所稱呼的、柯克關於延續性理論的經典闡述。 而在另一方面，培根雖然對困惑近代人的那些問題作出了公認的、重要的和令人鼓舞的貢獻，但人們新近意識到，這些貢獻就像培根所處的社會氛圍和政治氛圍那樣，雖然光彩奪目，卻帶有建構論者的痕跡、依傍於抽象的哲學思考之上。 就此而言——或許尚可討論，它是柯克式保守主義的心病。另外，柯克的保守主義並非是無節制的，尤其是他作為議員時為人處世的方式可以證明這一點。 如果我們的思考不僅僅局限於這位固執的法官對國王的觸犯，以及柯克是受階級（即上等階層）利益驅使的考慮 —— 當然並不是說這兩點無足輕重，那麼一種分析柯克的有利方法將會是承認其身上建構和理性的一面，他對變動中的法律和社會性質的態度，也流露出了這一點。 假如著眼於這一點的話，那些自由主義甚或激進 之類的標簽，聯系政治詞彙中的財產權利、輝格黨、 中產階級等等，也可毫不費力地貼到柯克身上。但如果作通盤權衡的話，稱柯克為有限保守主義比較公正，而不是像索爾斯伯利·布蘭德勛爵（Salisbury Brand）那樣，把柯克前述所有的獨斷專行與溫和節制都視為其精神氣質的組成部分。霍布斯（Hobbes）對柯克的方法或理論的實際構成，進行了接近現代意義上的批判審視。 由於我認為霍布斯的分析言之有物，故擬對它略作介紹，兼以回應格雷（Gray）教授的批評。 在霍布斯作品——《一位哲學家與一名普通法學生之間的對話》——中那場著名對話的開始處，哲學家說：「……普通法不是別的，就是理性……衡平法是一種相當完美的理性，它解釋並修補紙上的法律……它由、並且只由正確的理性構成。」 那位法律人——普通法學生對此引用柯克的《判例》回答說，就影響而言，《判例》恰恰是法律中一種人為的完美理性，而法律本身是「許多相延續的時代」的產物。但哲學家反過來強調立法者的權威，這種權威來自於其所擁有的理性，這場討論隨之愈來愈趨技術化。在隨後的對話階段，那位法律人被哲學家指控試圖破壞國王的權威。 哲學家還嘗試通過展示歷史和法律常常與柯克的一些著名言論相抵牾，以駁斥後者的觀點。 哲學家試圖使對話轉變為對柯克式立場的嘲弄，以致那位法律人憤怒地吼道：「但我了解在法律方面，歷史和先例並非像你所說的那樣。」 但這位學生在另一事例 中徹底陷入了困境，霍布斯通過哲學家之口迫使他承認：「普通法的某些內容的確不可理喻，不過人們不用頭腦那般行事已成為傳統。」對話就這樣又繼續下去了。不過我認為霍布斯的批評也有失之公允的地方，理由是不可能通過一篇法學論文或者某種單一的理論，就能將柯克的全部見解闡釋無遺。 柯克並沒有預設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柯克所持並運用的方法，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內在視角，而相關的討論在習慣上也採取形式化的語言進行。我這樣說的意思是，柯克也許是為了與既有的法律歷史傳統保持一致，採取了從這一傳統內在角度考慮問題的立場。為了賦予其實用性，柯克對它進行了補充性闡釋，這一過程既可以從哲學角度、也可以從政治角度進行。一如本文的題目和前文所述的內容，我認為柯克採取了後一種方式。 格雷教授以貌似中庸和體諒的姿態，認定柯克終究是一位法律哲學家。他按照柯克所主張的人為理性，對英格蘭的歷史傳統作了初步的分析。我認為格雷教授的分析依兩條頗值玩味的路徑進行：一條是古代法官對法律想像力的強調；另一條是對這種想像力的運用。創造性的司法判決並非得自於抽象的理念，而依託於那些規定民族個性的價值觀，正是先人所作的各種選擇規定了英格蘭的個性。 溫菲爾德·斯特拉福（Wingfield Stratford）博士以更誇張的方式表達了這一點，他說「這些人（支持普通法的清教徒）因其不切實際的儀式尊奉，成為英格蘭法律的代言人。不管法律是好是壞，它代表了生根於英格蘭民族精神中的那些東西。」 我認為，對霍布斯主義抨擊所揭示的普通法的缺漏，上種觀點並不能予以補救，不過它倒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誤解是如何產生的。此外，它還表明了自身與哲學傾向較重的保守主義者以及那些嚴格遵循保守主義信條者在精神上的親緣關系。 通過研究它們所共有的信念，我們就有機會去認識社會因素間的相互作用。這種作用的成果，是我們現時和將來的法律。 關於柯克作為一位法律職業者所持的內在觀點，還應該補充幾句。在很久之後，所謂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 —— 尤其是在美國和斯堪的納維亞，批判這種內在觀點是個人情感的一種非理性表達。為了回應這一異議，就像前面所說的那樣，需要從哲學或政治角度出發，尋找法律前提正當化的外在依據。這可以順著理性主義的方式進行，例如求助於自然法「不言自明」的原理，或者以更具經驗主義的方式進行。參與前一過程的理性主義者 —— 典型是與柯克同時代的自然法哲學家，也包括霍布斯，但這一過程弊病叢生。純粹的理性的確能夠提供一個關於事實信息的價值體系，但絕不包括事實本身。而站在柯克的立場上，無疑能發現處在社會歷史運動中的事實信息。鑒於法哲學的最新進展，一個顯著的巧合是，絕對的法律外在正當化標准存在於其合理的可接受性，這種可接受性是「一種歷史性的和社會性事實……是我們生活形式的發展事實」。

Ⅱ 英國議會發展史

1、早在13世紀時，勢力強大的貴族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限制王權，迫使國王成立了議會，參加者還有貴族、教士、騎士和市民的代表。議會有決定征稅、頒布法律等權利。

2、1258年，英格蘭國王亨利三世的妹夫西蒙·德·孟福爾男爵武裝闖宮，迫使亨利同意召開會議簽訂限制王權的「牛津條例」。根據牛津條例，國家權力由貴族操控的十五人委員會掌握。為此引進了新名稱——Parliament，此詞出自法語，意為「商議」，後在英語中，表示議會。

3、1265年，召開了第一次議會，這標志著英國議會的產生。

4、14世紀上半葉，議會分為上、下兩院，上院又稱貴族院，下院又稱平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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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

上院的立法職權主要是：提出法案；在立法程序中可以拖延法案生效；審判彈劾案；行使國家最高司法權。上院是英國本土各級法院的最高上訴法院，有權審理除蘇格蘭刑事案件以外的所有民、刑事案件。

1870年自由黨執政時，以上院不是司法人才為由，打算取消上院的司法權，後來雙方妥協，保留了上院的司法權，而以加封法律貴族的方法來彌補缺乏法律知識的缺陷。

Ⅲ 大法官在英國的地位是什麼

英國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一職自公元605年起就已設立，其歷史比首相(Premier)職位更悠久，具有十分特殊和顯要的地位。大法官作為大法官部（Department of Lord Chancellor）的長官，同時還兼任上議院(The House of Lords)的議長、內閣法律大臣(Lord Chancellor in Cabinet)，負責任命上訴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Appeals)和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的首席法官和全國的高級法官，管理全國的法院系統，參加上議院的辯論和投票，負責在女王(Queens)和議會(Parliament)之間傳遞情況和文件。在議會開會的第一天，如果女王缺席，由他代為宣讀女王的演說詞(as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Lords)。
2003年6月12日，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對內閣進行了重大改組：撤銷大法官、蘇格蘭事務大臣和威爾士事務大臣三個內閣大臣的建制，調整包括衛生大臣、議會下院領袖在內的部分重要內閣成員職位。在撤消大法官部後，布萊爾宣布設立一個憲法事務部（Department of Constitutional Affairs），由他的大學同窗福爾克納勛爵(Charles Falconer)任該部大臣，總攬原大法官所負責的大部分事務。62歲的大法官歐文勛爵(Derry Irvine)宣布退休，成為英國最後一任大法官。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31568
轉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Ⅳ 英國首席大法官福特斯鳩曾明確表達過一個觀點：「一個人寧願二十個有罪者逃脫死刑的懲罰，也不願一個無...

這就是現代法治社會所提倡的疑罪從無原則.
就是說,在證據不充分,不能肯定被告人有罪時,應當做出無罪的判決.
樓上說的不完全正確."無罪推定原則"指的是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不認為有罪,強調只有法院有權定罪.

Ⅳ 培根的故事

培根的兩個故事如下：

1、難成親戚

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年）家裡來了個不速之客。此人名叫荷克，是一名慣匪。法院正在對他進行偵訊起訴，看來非判死刑不可，他請培根救他一命。他的理由是：「荷克」（hog，意為「豬」）和培根（bacoh，意為「熏肉」）有親屬關系！

培根笑著回答說：「朋友，你若不被弔死，我們是沒法成為親戚的；因為豬要死後才能變成熏肉！」

2、相形見小

有一次，伊麗莎白女王巡幸到培根的府邸。由於女王生活在宅深牆高的宮庭大院里，平時也多來往於達官顯貴們奢侈華貴的住宅，當她看到簡朴普通的大法官的宅第時，不禁驚嘆道：「你的住宅太小了啊！」

培根站在女王身邊，仔細端詳了自己的房舍後，聳聳肩說：「陛下，我的住宅其實並不錯，只是因為陛下抬舉我，光臨寒舍，才使它顯得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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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主要成就

培根主要是一個哲學家，而不是科學家。他一開始就探索實驗方法的各種可能性，要做科學上的哥倫布，同時要引起別人的注意，使他們能把這些可能性變為現實。在方法論上，培根努力想把學者傳統和工匠傳統的方法結合起來，以便導致他所說的經驗和理性職能的真正合法的婚配。

培根從根本上批判了自古希臘以來的學術傳統。他不滿意古希臘哲學家以及由此而發端的輕自然哲學，重道德哲學、政治哲學和神學的學術傳統，他認為正是這種傳統妨礙了自然哲學的發展，使自然哲學處於幼稚狀態。

培根特別從方法上批判了古希臘理性支配下的自然哲學研究。他認為自古以來，從沒有人認真地藉助於一種試驗程序從感官出發，開辟一條人類理解之路。首先，人們在研究事物時往往訴諸於前人的說法和意見，然後便開始沉思默想，這種方法為意見所左右，是完全沒有基礎的。

其次，人們也經常求助於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來研究事物。但這種邏輯只是在一些既定的原則和原理下，發現與之符合的事物，它既不能發現原理，也不能窮究原理，最後，只能把它歸於信仰。

即使古代經驗主義者所謂的「經驗」，也不過是「脫箍之帚」，它是一種隨心偶遇、漫無定向的經驗。他所說的「經驗」是用歸納法整理過的經驗，這種歸納法就像蠟燭，能夠照亮經驗的道路。

Ⅵ 英國的大法官是否一定要是貴族

英國的大法官制度在2006年7月4日已經廢除。它與許多國家現行的大法官意義不同，版他既是內閣部長，也權是英國議會上院（貴族院）議長，並負責管理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法庭。在這之前英國不僅是大法官，只要是上議院的貴族都是世襲的，這個制度也同時在7.4被廢除。簡單的說，英國的大法官都是世襲的

所以他一定是貴族！

Ⅶ 中世紀歐洲國家工商業和金融業對會計（單式簿記）發展的影響

中世紀歐洲發動的十字軍東侵對東、西方社會歷史發展均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聖殿騎士團的歷史作用不可忽視。它最初職能是保護朝聖者和保證朝聖道路的安全，但不久治作用也不斷增強，開始在十字軍國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如此它還廣泛參與經商。
聖殿騎士團的最初職能是保護朝聖者和保證朝聖道路的安全，不久其職能就得以擴展，軍事職能遂成為其基本職能。隨著軍事力量的增長，其政治作用也不斷增強。它不僅在十字軍國家的政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歐洲政治。不僅如此，在十字軍東侵中它還充當著「銀行家」的角色，在12、13世紀的地中海商業中佔有一席之地。
中世紀歐洲發動的十字軍東侵對東、西方社會歷史發展均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其中聖殿騎士團的歷史作用不可忽視。然而，由於聖殿騎士團的官方檔案已經隨著聖地的喪失而丟失，學者們只有通過西方各國政府和羅馬教廷檔案的側面記載以及一些零散的資料進行研究。人們對聖殿騎士團關注的焦點仍在史料相對較多的軍事方面，而對於其他方面則重視不夠。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聖殿騎士團的歷史作用進行較為全面的探討，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聖殿騎士團的起源和消亡
聖殿騎士團起源於9個西方騎士的自發行為。第一次十字軍對耶路撒冷的佔領引發了西方基督教徒到東方朝聖的狂潮。然而朝聖之路充滿了艱險。根據當時的朝聖者記述，在從地中海東岸的港口到耶路撒冷的道路上，野獸和盜賊橫行，朝聖者經常遭到撒拉森人的襲擊、搶劫和殺害。最令人震驚的慘案發生於1119年的復活節：在從耶路撒冷到約旦河的途中，300名朝聖者被殺害，60人被擄。朝聖者的悲慘遭遇喚醒了9個前來朝聖的西方騎士的責任心。根據12世紀後期的編年史學家的記載，這9個「高尚的、虔誠的騎士立志保護朝聖者」，在耶路撒冷宗主教面前誓願守貧、禁慾和服從，象正規修道士那樣全心全意服侍上帝。宗主教賦予他們「嚴防盜賊和攻擊者，保證道路暢通，特別是朝聖者的安全」的職責。由於他們既無教堂，也無居所，耶路撒冷國王將王宮的一部分——據說是古老的「所羅門聖殿」——賜給他們。從此，他們才有了「聖殿騎士」之名。�
至攻克耶路撒冷為止，第一次十字軍在東方建立了幾個基督教國家，但初創時期的十字軍國家面臨著惡劣的生存環境。作為統治者的西方教俗貴族在聖地的總人口中所佔比例極小，而且所擁有的資源有限，難以實施有效統治。因此，聖殿騎士團誕生不久就受到了十字軍國家的重視。�
1120年1月，耶路撒冷王國在納布盧斯召開了教俗貴族會議，確認了它在十字軍國家的合法存在，確定了它保證朝聖道路安全的基本職能。從1127—1128年它的總團長的西歐之行受到歡迎，並吸引了顯赫的朝聖者的加入和虔誠的基督教徒的捐獻。安茹伯爵富爾克以已婚兄弟身份加入聖殿騎士團，並每年捐贈30鎊銀。香巴尼伯爵休於1125年加入，「情願放棄萬貫家財而變成貧民。」這些顯赫人物的行為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也使苦苦支撐十字軍國家局面的國王看到了希望。對於只有300名騎士和300名步兵的國王來說，擴大聖殿騎士團的影響無疑是獲得西方支持的最佳途徑。因此，國王鮑德溫二世很快就接納了聖殿騎士團，並繼續擴大其影響。1127年，他派聖殿騎士團總團長佩�恩·�德·休到歐洲活動，尋求羅馬教廷對聖殿騎士團的認可和招募聖殿騎士。�
總團長的歐洲之行獲得了圓滿成功。1129年，羅馬教廷在法國的特魯瓦召開宗教會議。關於這次會議召開的日期，會議記錄者記為1128年。R.希斯坦德認為，由於當時法國的歷法以3月25日為一年的開端，應該將會議日期更正為1129年。
這次會議是一個里程碑，它為聖殿騎士團制訂了章程，確認了聖殿騎士團在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和羅馬教廷對它的最高權威。教廷的確認進一步擴大了聖殿騎士團在歐洲的影響，並使其接受基督教徒的捐贈行為合法化。不僅如此，在1139—1145年間，教皇還授予它免交教會什一稅，甚至徵收什一稅的特權。特魯瓦會議以後，西歐社會各界的捐贈紛至沓來。捐贈的財物包括金銀珠寶、地產、庄園、磨房、城堡、教堂、各種收益權利以及地產上的農奴。西方基督教徒不斷的、虔誠的捐贈使聖殿騎士團迅速成為大封建主，為其職能的擴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後盾。�
聖殿騎士團的職能逐步由維持聖地治安的警察式職能擴展到軍事職能。在特魯瓦會議召開時，聖殿騎士沒有合適的盔甲，只能穿人們捐贈的衣服；他們也沒有錢修繕自己的住所；連巡邏必備的馬匹也只能2人合騎一匹。特魯瓦會議以後，聖殿騎士團才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於編年史所記述的軍事行動中。顯然，大量的捐贈迅速加強了它的經濟實力；西方騎士的踴躍加入迅速擴充了其隊伍。1129年11月，特魯瓦會議以後不久，總團長立即帶著新招人馬返回東方，參加了進攻大馬士革的戰斗。1136—1137年，聖殿騎士團奉命守衛從乞里奇亞進入安條克的通道。1149-1150年，它受命守衛加沙城。大概從這個時候起，它成為十字軍國家的一支常備軍。參與聖地的戰役成為其主要任務。最初的警察式職能依然存在，但已經降到次要地位。�
聖殿騎士團的兵力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根據記載，到12世紀60—70年代，它有300名聖殿騎士。到80年代則擴大到600名。如果加上軍士，聖殿騎士團擁有的總兵力可達2，600人。加上臨時招募的雇傭兵，這個數字會更大。這些兵力主要部署在城堡或要塞里，其防衛作用得到了有效發揮。聖殿騎士團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的主要城堡有37個，分布於地中海東岸和約旦河以西約600公里的狹長地帶，基本上覆蓋了十字軍國家的領土。
除防守城堡和要塞之外，聖殿騎士團還積極參與耶路撒冷王國和十字軍的軍事行動。在較大的戰役中，它經常充當十字軍部隊的先鋒，或者與醫院騎士團並列為先鋒，或者充當後衛，保護十字軍部隊不受敵人騷擾。聖殿騎士總是沖鋒在前，撤退在後。他們的大無畏精神鼓舞了十字軍的士氣，許多歐洲騎士願意在聖殿騎士團的旗幟下戰斗。不僅如此，聖殿騎士團在東方長期作戰所積累的經驗，它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形的熟悉，都使之備受十字軍領導人重視，並在軍事決策中發揮作用。1146年，教皇、法國國王和許多教俗貴族參加了由總團長召集的聖殿騎士團高級會議。這次會議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十字軍。1148年6月，總團長還列席了由德國國王康拉德、法國國王路易和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三世參加的軍事會議。這次會議做出了進攻大馬士革的決議。在第三次十字軍中，獅心王理查德召集的最高軍事會議由5個聖殿騎士，5個醫院騎士，5個東方基督教徒和5個十字軍首腦參加。正是在兩騎士團的建議下，英王放棄了進攻耶路撒冷的決定。大量證據顯示，除了第四次十字軍和德國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東征外，聖殿騎士團在大部分的十字軍軍事行動中參與了決策。�
一般來說，十字軍東侵的規模龐大，但十字軍戰士終究要回到西方。脈沖式的十字軍無法久留，保衛十字軍國家的任務不可避免地落到聖殿騎士團、醫院騎士團和耶路撒冷王國的肩上。12世紀後期耶路撒冷王權衰落後，保衛任務主要落到兩個騎士團肩上。兩個騎士團成為保衛聖地的主要力量，其中聖殿騎士團的表現更為突出。它經常擔當保衛聖地的領導責任。在1291年的亞克保衛戰中，聖殿騎士團總團長威廉擔任基督教徒軍隊的統帥，指揮亞克的守軍、兩騎士團和塞普勒斯國王的部隊，共計1�4萬人。當大部分基督教徒軍隊將士陣亡，塞普勒斯國王帶著自己的殘余部隊撤離後，聖殿騎士團決定投降。馬木路克蘇丹同意了，但是他的士兵卻侮辱了基督教婦女。聖殿騎士在狂怒之下重新拿起武器。最後，他們退守到總團部的木塔內，多次擊退敵人的進攻。蘇丹命令燒毀木塔。聖地的最後一批聖殿騎士被埋葬在灰燼之中，十字軍國家也隨之覆亡。
二、聖殿騎士團的主要政治活動
由於物價的變化和史料的匱乏，我們已經無法精確計算裝備一個聖殿騎士要耗費多少資源。但是，有一個比照數字：在1180年，要裝備一個勃艮第騎士需要300公頃，或750英畝土地；到1260年，由於物價特別是馬匹的價格上漲，這個數字增加了5倍。由於世俗騎士和聖殿騎士都是重裝騎兵，二者的花費應當比較接近。可見供養一個聖殿騎士的費用是相當昂貴的。如果算上軍士、扈從、雇傭兵和大量的後勤人員，維持一支常備軍的耗費十分驚人。在十字軍東侵期間，一些小軍事僧團往往因實力薄弱或在某次戰役中傷亡太重而消失或放棄軍事職能，如阿拉貢南方的蒙喬伊騎士團、東歐的多布林騎士團和耶路撒冷王國的聖·拉扎勒斯騎士團。但聖殿騎士團不但發展成為十字軍國家中的主要力量，而且具有不斷再生的能力。這離不開歐洲基督教徒的虔誠貢獻。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二世把所羅門聖殿送給那9個騎士居住，應該是第一筆捐贈，大規模捐贈是在聖殿騎士團的建立得到羅馬教廷批准之後。特魯瓦會議前後，聖殿騎士團的創建者和總團長佩恩·德·休取道法國赴大不列顛招收新騎士，沿途接受了歐洲君主和貴族的竟相捐贈。其盛況是教皇烏爾班二世發動十字軍以來從未見過的。1131年，那法爾和阿拉貢的國王阿方索一世甚至將聖殿騎士團作為王國的繼承人列入遺囑。聖殿騎士的虔誠和獻身精神感動了整個歐洲。當時德高望重的教會活動家聖·伯納德專門撰寫了《新騎士頌》一文，極力推崇這種集宗教和軍事職能為一身的所謂「新騎士」模式。此後，社會各界的捐贈便成為一種潮流，直至聖殿騎士團終結。捐贈者的動機是為了贖罪，或為了自己和家人的靈魂得到安寧，或受到了聖殿騎士的英勇行為的感染。西方的虔誠捐贈很快使聖殿騎士團成為歐洲的大封建主。根據13世紀編年史作家馬修·帕里斯的記載，聖殿騎士團在基督教世界擁有9，000座庄園或領地。它在歐洲的年收入粗略估計有600萬英鎊。這些庄園以及其它財產使聖殿騎士團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為其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為了管理這個經濟體和招募新騎士，聖殿騎士團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行政機構。它的總部在耶路撒冷，最高行政長官是總團長；在西歐主要國家設立分團，如巴黎分團，倫敦分團等分別由分團長領導；在各諸侯國或王國再設三級分團，如英國的愛爾蘭分團、蘇格蘭分團；法國的尼德蘭分團、盧森堡分團等；三級分團之下，再設四級分支機構，直接經營本地地產。13世紀，聖殿騎士團進行行政改革，設一個西方總管，下轄兩個巡查官，分管伊伯利亞各省和英國、法國、德國的分支機構。這樣，聖殿騎士團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行政網路。這個網路由至少870個城堡、分支機構組成。它們的主要職責是管理聖殿騎士團在歐洲的財產、招收和培訓新騎士和為聖地提供馬匹、馱畜和食品。�
行政網路建成後，聖殿騎士團實際上成了一個跨國組織。它在東方保有一支常備軍，發揮著它的軍事作用。在西班牙的再征服運動中，它發揮著類似的作用。它在基督教世界擁有9，000座庄園，由大大小小870個城堡護衛。它的庄園實行封建化管理，控制著大量的農奴，每年創造出巨額收入；根據教皇的命令，它的一切產業享有免交什一稅的特權。它的年收入600萬英鎊，而當時英國王室的自營地年收入只有3萬英鎊。它還有一套職能廣泛、分工明確、等級森嚴的行政機構。根據聖殿騎士團章程，下級絕對服從上級，這造成了它的行政機構的高度集權。總團長在聖殿騎士團網路內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令歐洲任何一位君主羨慕。所有這一切都使聖殿騎士團不僅能夠充當保衛聖地的主力軍，而且使它在基督教世界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
在十字軍國家中，聖殿騎士團在不同時期扮演著不同角色。在早期，它的政治活動基本上是保守的。國王鮑德溫二世決定把聖殿騎士團納入自己的政府系統，是因為他看到了它的發展潛力：它的特殊的職能和宗教熱情更能吸引西方的支持。因此，聖殿騎士經常被國王作為特使派往羅馬和歐洲各國。顯然，在處理十字軍國家與西方的關系時，聖殿騎士團比國王的封臣更具優勢。由於擔負著保衛聖地的職責，騎士團參與十字軍國家政治活動逐漸成為一種慣例。大量史料顯示，聖殿騎士團和其他軍事僧團的領導人、耶路撒冷宗主教和各地的貴族是王國高層會議的常規性參與者。這個時期，聖殿騎士團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還是能夠與國王保持一致。而國王也樂於將更多的城堡和土地的防衛責任放到聖殿騎士團肩上。由於聖殿騎士團在聖地的軍事作用越來越大，國王對它的依賴也越來越重，結果是，它的獨立性開始萌發。到12世紀60和70年代，它已經敢於公開與國王抗衡。當國王阿馬里克一世意識到聖殿騎士團的獨立傾向會破壞王國的政策時，就採取干預總團長選舉的辦法控制它，但是他去世以後，十字軍國家再也沒出現過強有力的君主。王權開始不可逆轉地衰落了。與此同時，作為聖地主要軍事力量的聖殿騎士團的政治實力急劇上升。從此，它便深陷於十字軍國家的內部政治斗爭中，並成為其中的決定性因素。1186年，它的總團長甚至強迫醫院騎士團交出存放王冠的金庫的鑰匙，親自安排了王位繼承。
被它扶持上台的國王對它既愛又怕，自然要受它左右。由此可見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國家中的政治參與程度之深。很顯然，聖殿騎士團已經成為十字軍國家的主要決策者或者主要決策者之一。另外，從聖殿騎士團經常參加或領導與周圍伊斯蘭教國家的談判來看，它在十字軍國家的外交政策中也起著重要，甚至是主要作用。當然，十字軍國家還有其他政治力量，如醫院騎士團，義大利商人公社和地方貴族，國王也不總是傀儡。聖殿騎士團政治作用的發揮取決於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
聖殿騎士團在歐洲也具有政治影響力。這取決於它與教皇和各國君主的關系。由於在歐洲擁有大量財產，而且還有更多的捐贈期望，它必須保持與各國君主的良好關系。為了不破壞與任何一國的關系，它必須學會左右左逢源，盡量迴避各國的國內糾紛和國際糾紛。總的來說，各地的聖殿騎士團分支機構成功地貫徹了這個基本方針。它們的忠誠和行政管理經驗也經常為各國王室所用。相當多的資料顯示，許多聖殿騎士在歐洲國家的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亨利三世時期，聖殿騎士開始擔任英國國王的顧問、司庫、特使、救濟品分發官等職務。聖殿騎士團的分團還經常替國王保管財物甚至玉璽。這顯示了王室對聖殿騎士團的充分信任。當英王約翰與封臣發生憲章沖突時，為了安全起見，他經常住在聖殿騎士團的倫敦分團。此間，許多國家大事都是在那裡決策。聖殿騎士團很可能在其中起了某種程度的作用。雖然如此，沒有資料顯示聖殿騎士團介入了這個時期的英國國內沖突。在法國和西班牙，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法國國王經常通過聖殿騎士團的行政網路向聖地輸送軍費。在遭到取締前，聖殿騎士一直擔任法國的財政要員。在西班牙，國王大量任用聖殿騎士為政府官員，經常利用聖殿騎士團的資源對伊斯蘭教徒作戰，顯示了對聖殿騎士團更多的倚重。聖殿騎士團被取締後，阿拉貢國王詹姆士二世和葡萄牙國王迪尼茲還利用它的殘余資源，再造類似的軍事僧團。
可見，不捲入歐洲各國內部紛爭，維持與各國的良好關系，以服務於保衛聖地的中心任務，是聖殿騎士團的基本方針。但即使在十字軍東侵期間，歐洲國家之間也頻繁發生沖突。這些沖突經常威脅著聖殿騎士團極力避免捲入歐洲政治斗爭的一貫方針。聖殿騎士團對付這種威脅的方法就是調停沖突，化解矛盾。在英國王子與法國公主1160年的政治聯姻中，聖殿騎士團就扮演了公正調停人的角色。不過，這次調停不甚成功。英王亨利二世為了盡快得到作為嫁妝的2座城堡，提前讓王子與公主成婚——他們分別只有5歲和3歲，而作為調停人的聖殿騎士欣然把城堡交給亨利二世，從而引起法王的憤怒。調停成功的例子是教皇與英王約翰的糾紛。教皇特使與約翰的談判就是在聖殿騎士團的倫敦分團進行的。經過聖殿騎士的百般斡旋，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然而，教皇與德國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沖突卻陷聖殿騎士團於進退兩難之地。一方面，它要維持與德國皇帝的關系以保護它在中歐的地產，另一方面，它要服從教皇對它的最高宗主權。它選擇了後者，從而與皇帝交惡。
雙方在聖地發生爭吵，幾乎引起火並。這說明，在復雜的國際政治斗爭中，聖殿騎士團很難保持一貫的中立。如果說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國家存續期間是「被動參與」歐洲政治的話，那麼在失去聖地後，聖殿騎士團似乎開始積極參與歐洲的政治。
三、聖殿騎士團的金融職能
聖殿騎士團的行政網路還衍生出一種金融職能。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造成的。首先，這種金融職能起源於聖殿騎士團的財務實踐。作為後方供應系統的各地分支機構負責經營本地的地產，將部分產品兌換為現金，然後將其連同糧食、馬匹以及其他戰略物資和各界捐獻的財物通過歐洲各港口輸往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以滿足前線需要。這使聖殿騎士團積累了豐富的財務經驗並培訓了大量的財務人員。其次，財務活動的社會化使聖殿騎士團網路具有了金融機構的性質。歐洲的寺院團體很早就有替人保管珍貴物品和文件的先例。十字軍東侵開始後，又為十字軍戰士和朝聖者提供貸款或抵押貸款服務。相比之下，聖殿騎士團的軍事性質使它在這方面獨具優勢。由於在基督教世界有大量的城堡和騎士，它能夠保證金庫的安全和採用武裝押運的方式確保運輸過程的安全。實際上，安全優勢甚至使它能夠與發達的義大利各銀行一爭高下。再次，在財務活動社會化後，它在歐洲和東方的分支機構順理成章地演變為金融網點，使其金融服務更為快捷。這種網點優勢也增加了它在金融業的競爭力。最後，其特殊的組織原則和在金融實踐中的表現有利於樹立它在基督教世界的誠信、中立的形象。聖殿騎士團的章程規定，聖殿騎士不能擁有個人財產。一旦被發現擁有個人財產，他會受到處罰；如果個人財產是通過不正當途徑得來，懲罰更嚴厲：死後不能埋葬在聖殿騎士團的專用墓地。這種對虔誠基督教徒來說最嚴厲的懲罰大大降低了金融活動中的道德風險。根據馬修·帕里斯的記載，曾經擔任英國大法官和攝政的哈伯特·德·伯勒在1232年受到指控。國王亨利要求聖殿騎士團的倫敦分團交出哈伯特存放在分團金庫的金銀財寶。但分團長回答說：「未經委託人允許，我們不會把受託財物交給任何人。」1250年，法王路易九世遠征埃及時被俘。為了付清埃及人要求的贖金，路易的下屬向聖殿騎士團借款。看管保險箱的聖殿騎士作出了類似的回答。最後，路易的下屬只得採用象徵性暴力，命令聖殿騎士打開保險箱。誠信和中立已經成為聖殿騎士團金融事業的信條。�
聖殿騎士團的金融業務迅速發展，經營項目逐漸專業化和系統化。13世紀以後，它的網路由十字軍的輔助服務者發展為專業的金融機構。從現存的資料看，其主要客戶是國王、貴族和教會。有十字軍研究者將其金融業務劃分為7大類。其中主要集中於託管、信貸和匯款。
託管是聖殿騎士團的基本業務。有資料顯示，教俗貴族和國王經常將金銀、珠寶、遺囑、甚至條約存放在聖殿騎士團的金庫里。1204年和1205年，英王約翰將玉璽和王冠寶石寄存於倫敦聖殿分團。次年，他又將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堂金銀器皿存放於此。1261年，與封臣發生糾紛的亨利三世認為將這些物品存放於巴黎聖殿分團更安全，遂將其移送巴黎。3年後，亨利就是用這些物品作抵押貸款，組織力量對付叛亂的貴族。在巴黎，法國諸王將珠寶存放於聖殿分團長達一個世紀之久。1259年，路易九世將與亨利三世締結的條約原本存放於巴黎聖殿分團。教皇也經常將聖殿騎士團作為財物存放地。1220年，他命令他的英國特使將從英國徵收的稅款送往巴黎聖殿分團存放，然後，從東方的聖殿分支機構支取這些錢財。
聖殿騎士團的信貸業務為經常捉襟見肘的歐洲君主和教會提供了便利。英王約翰多次從聖殿騎士團貸款以支付士兵的薪水。1216年，著名的克呂尼修道院曾從聖殿騎士團貸款還債。法王路易七世和路易九世都曾從聖殿騎士團獲得巨額貸款。其中，前者的貸款數目如此巨大，以至於差點引起聖殿騎士團的破產。這兩位國王都是從東方的聖殿總團貸款，然後在巴黎分團還貸。由此可見聖殿騎士團的網路優勢。為了貸款便利，許多客戶在聖殿分支機構開立短期帳戶或長期帳戶。巴黎分團的流水帳顯示，在法國王太後1242年開立的一個帳戶中，清楚地記載了太後為准備聖燭節而存入和支出的資金。英國國庫年表顯示，1220—1259年，亨利三世在英國聖殿分團開立了長期帳戶。其中的存、取金額相當大。最大的存款額發生於1240—1249年，高達1.5萬英鎊，最大的取款額發生於1250—1259年，高達9，500英鎊。這些存、取款金額占王室年收入的1/3左右。
在長期的金融實踐中，聖殿騎士團的財務人員還採用了在當時十分先進的復式簿記方式和匯票取款方式。由於路途遙遠和安全狀況較差，十字軍戰士在東侵時往往不願意攜帶現金。為了解決十字軍的實際困難，聖殿騎士團採用了一種本地存款、異地取款的方法。人們可以持聖殿騎士團分支機構開具的書面憑證到另一個分支機構取款。這種書面憑證實際上就是現代銀行所使用的匯票。這表明聖殿騎士團的金融職能已相當專業化了。�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有史料記載的聖殿騎士團的客戶以王室和教皇為主，但是不能據此認為社會中下層與聖殿騎士團較少業務往來。在法制不健全、諸侯戰爭頻繁的黑暗時代，要求聖殿騎士團保密應該是中小客戶保護私有財產的本能反應。他們的財物託管和帳戶往往在他們本人出事以後才引起史家注意，比如上文提及的哈伯特一案。金融服務會給聖殿騎士團帶來一定的成本支出。但現存史料沒有任何它向客戶收取利息的記載。從中世紀基督教會對利息的態度看，聖殿騎士團很可能是不收取利息的。1145年，教皇還明令禁止對十字軍戰士收取利息。作為教皇直屬組織的聖殿騎士團應該不會違背禁令。不過，它可以從本地存款、異地取款業務中取得匯率收益，從抵押品經營中取得收益，或在事前、事後得到一些捐贈，以此彌補金融業務的成本支出。除了託管、信貸和匯款業務外，聖殿騎士團還時常從事委託征稅、押運稅款、代為支付、交割見證等金融活動。�
至於聖殿騎士團作為銀行家在12和13世紀的歐洲金融業的地位，由於聖殿騎士團的檔案已經丟失，僅憑支離破碎的旁證材料很難對之進行全面評估。但總體上可以說，第一，它遍及基督教世界的網路的託管、異地存、取和信貸業務為十字軍戰士和君主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促進了十字軍的發展。第二，它在歐洲和東方的金融活動十分頻繁。但是，其金融地位應該難以超越義大利商人和銀行，因為後者在地中海商業、金融業和運輸業中占據著顯而易見的主導地位。第三，它雖然在金融活動中採用了當時先進的復式簿記方式和匯票，但也不能過高估計它對金融業的貢獻。因為「在近代商業生活中，我們所看到的制度，象領事，商業法院，海上法，匯劃票，銀行，股份公司以及後來的商業公會這一類，都是在十字軍時期或不久以後從義大利商業城市中產生出來的」。
綜上所述，聖殿騎士團是歐洲十字軍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積極地參與了十字軍的戰役和軍事決策。在十字軍離開後，它是保衛聖地的主要軍事力量之一。它對十字軍國家和歐洲政治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它遍及歐洲的行政網路除了服務於東方的軍事行動外，還衍生出了金融職能，從而使其在十字軍東侵時期的地中海商業和金融業中佔有一席之地。

Ⅷ 英國君主立憲制

議會是英國政治的中心舞台，是英國的最高立法機關。政府從議會中產生，並對其負責。英國的國會為兩院制，由上議院和下議院組成。

上議院又稱貴族院，主要由王室後裔、世襲貴族、新封貴族、上訴法院法官和教會的重要人物組成。上議院議員不由選舉產生，部分是世襲貴族。

上議院是英國最高司法機關，議長由大法官兼任。和下議院相比，上議院的權力相對有限，保留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司法權，有權審查下議院通過的法案，並通過必要的修正案，還可以要求推遲它不贊成的立法，最長可達一年。

下議院又稱平民院或眾議院，其議員由直接選舉產生，任期5年。下院的主要職權是立法、監督財政和政府。

英國全國被劃分為多個選民人數基本相同的選區（選區的劃分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決定），每個選區選舉一名下議院議員。大多數選區議員是一個政黨的成員，但是沒有政黨背景的人士也可以參加選舉。

通常情況下，英國下議院總有一個擁有絕對多數的政黨，該黨領袖被國王任命為首相。下議院第二大黨的領袖則成為反對黨領袖。

議會擁有立法權、財政權和對行政的監督權

Ⅸ 英國的大法官是世襲還是選舉產生

英國的大法官制度在2006年7月4日已經廢除。它與許多國家現行的大法官意義不同版，他既是內閣部長，權也是英國議會上院（貴族院）議長，並負責管理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法庭。在這之前英國不僅是大法官，只要是上議院的貴族都是世襲的，這個制度也同時在7.4被廢除。簡單的說，英國的大法官都是世襲的。好了就回答到這里了，我相信這個答案你網上是絕對找不到的，把分數送給我這個有心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