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1934年的斯通法官

㈠ 理查德·約翰·斯通生平簡介是怎樣的

理查德·約翰·斯通簡介：姓名：理查德·約翰·斯通（RichardStone）；

出生年代：1913—1991；

職稱：經濟學家；

國家：英國；

個人情況：理查德·約翰·斯通於1913年出生於倫敦，他分別於1935年、1948年和1957年先後獲劍橋大學文學學士、文學碩士和理學博士學位。美國、法國、瑞士、比利時、挪威等國的有關高等學校先後多次授予他各種榮譽學位。由於在國民帳戶體系的發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貢獻，極大地改進了經濟實踐分析的基礎，從而獲得198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一生主要的著作有《國民收入與支出》、《計量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國民經濟核算中的物量和價格指數》、《投入產出和國民經濟核算》、《1960年社會統計矩陣》、《數學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及其他論文》、《經濟數學模型及其他問題》、《人口核算與模型的建立》、《建立經濟和社會模型的若干問題》等等。

㈡ Stone可以用作人名嗎

可以的。

Stone [簡明英漢詞典]
[stEun]
斯通(①姓氏 ②Harlan Fiske, 1872-1946, 美國法學家, 1941-1946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㈢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中美國訴卡羅琳食品公司案

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國家，非常重視法官的智慧和經驗在司法審判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專業訓練和適應自身角色的經驗使法官尤其具有智慧，而智慧意味著做出審慎的判斷。在我看來，這樣的智慧當然不只是一種知識，更不應該僅僅是那種來自書本的知識，而是那些以維護憲法為己任的法官們，在總結豐富的法治經驗的基礎上獲得的經驗和靈感。 你說到的一九三八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美國訴卡羅琳產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cts Company) 判決書的第四注腳（「第四注腳」應為「腳注四」——Footnote Four)， 就是英美法系法院判決書格式中必不可少的「注釋」，由於這個注釋不僅充分展示了主審此案的大法官斯通基於經驗的智慧,而且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憲政的歷史，因而被譽為是「改變美國憲政歷史的一個腳注」。 該腳注的譯文（意譯）是：「當立法從表面看，受到了憲法的特別禁止，諸如為憲法前十項修正案所禁止的時侯，推斷其合憲性的范圍可能更為狹小。當這樣的立法也在第十四條修正案的禁止之列時，它同樣也被認定是特別的禁止對象。現在沒有必要考慮那些限制政治進程的立法——這一進程通常被期望能夠取消令人討厭的法律,在第十四條修正案一般性禁止的情況下,是否要比其他絕大多數類型的立法受到更為嚴格的司法審查。我們也不必去探究同樣的考慮是否要納入到針對特定宗教的、或者涉及來源國籍的、或者種族上的少數族群制定法的審查；不必去探究歧視分散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是否是一種特殊情形，因為這些立法往往嚴重地削弱了那些通常用以保護少數的政治進程，因此它們可能相應地要求更為透徹的司法追究。」 因為該案涉及到了一項聯邦立法,它限制一種混合奶的跨州銷售，而卡羅琳公司認為這一法律剝奪了公司的商業自由權，違背了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如果該案發生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在訴訟中美國聯邦政府必敗無疑。但在卡羅琳案的判決書中,最高法院的斯通大法官指出，判決與州際商業相關的案件時最高法院應該認可立法者制定規制商業活動的法律時所依賴的「知識和經驗」，如果不缺乏這樣的「理性基礎」，就不應該宣布這些立法違憲。這一表達的內在邏輯就是：既然法院的法官們高高在上，不受民意制約，與現實的社會經濟保持距離，因此他們不大可能比議會中的民意代表更多地了解社會經濟的現實運作，也就沒有資格指責各級立法缺乏「理性基礎」。所以結論自然是在對經濟或社會立法進行司法審查時，最高法院應當遵循司法克制的原則，應當尊重立法部門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判斷。這個判決之所以成為經典，完全是因為斯通在判決書上加了一個看似不起眼的腳注，因它是整個判決書中的第四個注釋，故名。不僅使這個判決成為法律智慧的經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也激發出眾多的法學研究成果。這個注釋試圖說明,司法克制的假定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僵硬原則,它有三個例外情況。對這三個例外,司法非但不應當克制,恰恰相反,還需要更積極和嚴格的司法審查。如果用通俗的語言來解釋斯通的注釋,那就是司法克制有以下三個例外:其一,明顯違反《權利法案》和第十四條修正案的立法;其二,那些限制更多人參與政治進程的立法;其三,那些歧視弱勢群體、妨礙他們參與政治進程的立法。對這三類立法,最高法院要進行嚴格的司法審查。 「腳注四」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提出了對於不同類型的立法需要適用於不同程度的司法審查。具體說來,法院對國會的經濟調控(主要是州際商業)立法,遵從立法機構的判斷;對待非經濟立法,則應加以嚴格審查。這種區別對待立法的司法審查態度後來逐漸發展成為美國憲政史上著名的「雙重標准(double standard)」原則。

㈣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誰共有9個。

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至今有過17位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而不是位。第9位是在上世紀10——20年代在任的，距今已有近一個世紀。
美國最高法院歷任首席大法官及任期：

1、約翰·傑伊（John Jay），1789年9月26日 - 1795年6月29日
2、約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1795年6月30日—1795年12月28日
3、奧利弗·埃爾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1796年3月8日 - 1800年12月15日
4、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1801年2月4日 - 1835年7月6日
5、羅傑·布魯克·托尼（Roger Brooke Taney），1836年3月28日 - 1864年10月12日
6、薩蒙·波特蘭·蔡斯（Salmon Portland Chase ），1864年12月15日 - 1873年5月7日
7、莫里森·雷米克·韋特（Morrison Remick Waite），1874年3月4日 - 1888年3月23日
8、梅爾維爾·韋斯頓·富勒（Melville Weston Fuller ），1888年10月8日 - 1910年7月4日
9、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Edward Douglass White, Jr.）1910年12月19日 - 1921年5月19日
10、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 ），1921年7月11日 - 1930年2月3日
11、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 Sr.），1930年2月24日 - 1941年7月1日
12、哈倫·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 ），1941年7月3日 - 1946年4月22日
13、弗雷德里克·摩爾·文森（Frederick Moore Vinson ），1946年6月24日 - 1953年9月8日
14、厄爾·沃倫（Earl Warren），1953年10月5日 - 1969年6月23日
15、沃倫·厄爾·伯格（Warren Earl Burger），1969年6月23日 - 1986年9月26日
16、威廉·哈布斯·倫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1986年9月26日 - 2005年9月3日
17、約翰·格洛弗·羅伯茨（John Glover Roberts Jr. ），2005年9月29日至今

㈤ 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的數量是幾位

根據聯邦法規，法院通常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組成。

法官均是由美國總統提名，並且需在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後方可任命。一旦獲參議院確認任命，法官享有終身任期，他們就無需再服從其原先的政黨、總統、參議院的意志來審判。法官保留他們的職位直到去世、辭職、退休或彈劾（不過至今未出現法官被罷免的情況）。

每位法官都有一票投票權，一票之差（五比四），判決透露了法官的政治思想信仰及背後的哲學或政治類比。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最高法院大樓辦公。

(5)美國1934年的斯通法官擴展閱讀：

提名和確認

美國《憲法》規定，美國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雖然大法官的判定最終可能與總統的期望相違背，大多數提名總統候選人都會宣揚其意識形態觀點。美國《憲法》未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職資格作任何規定，總統可提名任何人擔任這一職務，但須經參議院批准。

近代，參議院批準的過程引起了新聞界和宣傳組的高度重視，游說參議員批准或拒絕提名候選人取決於其檔案是否符合黨派觀點。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就提名是否應以正、負或中立報告提交參議院全體議員提出聽證和投票。委員會親自面試候選人是較新的做法。

在1925年，哈倫·菲斯克·斯通是第一位提名候選人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出現的提名候選人。斯通試圖消除關於他與華爾街關聯的擔憂，而近代的質疑做法在1955年出現始於約翰·馬歇爾·哈蘭二世。

一旦委員會將提名法案提交全院會議並附審查報告，參議院全體議員將進行審查。反對相對來說是不常見的；參議院已明確地反對了十二名最高法院的提名人，最近一次的反對提名是在1987年的羅伯特·博克。

盡管參議院的明文規定並不一定認可在司法委員會中投反對票來阻止提名，但在2017年之前，一旦參議院全體議員的辯論開始，阻撓議事的議員將可能阻撓提名。

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名擔任大法官的亞伯拉罕·亞伯·方特斯於1968年接任厄爾·沃倫為首席大法官，這是阻撓最高法院提名的第一個成功案例。這包括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參議員所關注的方特斯的倫理觀。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提名尼爾·戈薩奇填補安東寧·斯卡利亞的空缺席位，這是第二個經阻撓成功提名的案例。

然而，與福塔斯的阻撓者不同，只有民主黨參議員投票反對戈薩奇的提名，因為他們對戈薩奇保守的司法哲學表示懷疑。此前共和黨多數派曾反對接受奧巴馬總統提名的梅域·加蘭填補空缺。這導致共和黨多數派取消規定以消除對最高法院提名的阻撓。

並非每個最高法院的被提名人都可獲得參議院投票。總統可以在任命投票發生之前撤回提名，撤回通常是因為參議院明確反對提名人；最近撤回提名的是在2006年的哈里特·米爾斯。參議院也可能無法按提名行事，屆時將在會議結束時終止。

例如，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4年11月第一次提名約翰·馬歇爾·哈蘭二世時，沒有參議員採取行動；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5年1月重新提名哈蘭，參議院在2個月後批准了其提名。

最近，如前所述，參議院未對在2016年3月提名梅域·加蘭的提名有任何動作；該提名於2017年1月份到期，而該空缺後來由特朗普總統任命的尼爾·戈薩奇填補。

一旦參議院確認大法官提名，總統必須在新法官任職前簽署一份帶有司法部印章的委任狀。大法官的資歷是基於任命日期而不是確認或宣誓日期。

1981年以前，大法官的審批程序通常很快。從杜魯門到尼克松政府，大法官的任命通常在一個月內得到批准。

然而，從里根政府到現在，這個過程需要更長的時間。一些人認為這是因為國會認為法官比過去更具政治色彩的作用。根據國會研究機構統計，自1975年以來提名至參議院投票的平均天數為67天（2.2個月），而其中值為71天（或2.3個月）。

㈥ 奧利弗·斯通簡介

生平簡介: 奧利弗·斯通1946年9月15日出生於美國紐約。耶魯大學輟學後,前往越南在當地教英文.21歲時參加越戰.回國後進入紐約大學電影系就讀, 早在70年代中期，他便以其非凡的編劇和導演才華而享譽好萊塢。 早先，斯通擔任的大多是編劇的角色。25歲時，他開始自編自導了影片《seizure》（1974），反響不俗。1978年，他更是以影片《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的編劇身份登上了奧斯卡的領獎台。從此，斯通聲名鵲起。

進入80年代， 斯通接連或編或導了《conan the barbarian》（1982）、《scar face》（1983）和《龍年》（《the dragon》（1985）等影片，它們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斯通在好萊塢影壇上的地位。 在1986年作了影片《salvador》的編劇之後，斯通開始一心撲在導演事業上。他喜好用個性化的藝術語言來表達其對一些社會、政治問題的獨到見解。他拍攝的影片具有一種自然流暢而又剛毅沉重的特質。它們總是以豐富的情感和巨大的想像空間令觀眾折服。

1986年，斯通經過長期的醞釀，憑著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對藝術的獨到理解，僅靠650萬美元的資金， 只用54天時間便在菲律賓的叢林中拍攝了《野戰排》（《platoon》)一片。該片一反戰爭影片通常謳歌戰斗和戰士的傳統，通過一個年輕士兵的眼睛，展現了戰爭的恐怖與殘酷，並進而對越戰作了深刻的揭露與批判。影片一推出即引起轟動。果然，在87年的第59屆奧斯卡頒獎晚會上，該片又為斯通贏得了其藝術生涯中的第二尊金像。

不久，斯通又導演了影片《wall street》(1987）和《生逢7月4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1989），獲得了觀眾的廣泛好評。尤其是同樣具有批判意義的戰爭題材影片《生逢7月4日》以其內涵的深刻性和藝術手法的獨到魅力令觀眾嘆為觀止。該片也為斯通贏得了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的榮 譽。

1991年，斯通又執導了《刺殺肯尼迪》(《jfk》）一片，它以獨特的視角對前總統肯尼迪的一些生活片段作了藝術化了的詮釋。影片雖然引起了諸多爭議，但畢竟取得了成功。

此後，斯通又執導了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天與地》（《heaven &earth》1993）。該片以藝術的想像，通過一個女子和他的美國丈夫在戰亂中的顛沛生活，再次控訴了戰爭的野蠻與殘酷。

次年，斯通又導演了《natural born killers》。該片以其內蘊批判的思想內核在諸多觀眾中引起了共鳴。 最近，知命之年的奧利弗?斯通仍探索不懈。在95年的新片《尼克松》(《nixon》）中，他把取材范圍從戰爭背境又移到了社會政治領域，對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政治生活作了獨到的反映。

近幾年又拍攝了<<u型轉彎>>(u turn)(1997)與<<挑戰星期天>>(any given sunday)(1999)關於美墨邊境與體育體裁的影片,雖無突破,到也中規中矩,不失水準,充滿爆發力與破壞性,不愧為具有顛覆傳統價值能力的煽動者.

不完全得獎記錄:第三十六屆金球獎最佳編劇 （1979）,第五十一屆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 （1979）

第三十七屆柏林電影節最佳導演 （1987）,第四十四屆金球獎最佳導演 （1987）

第五十九屆奧斯卡最佳導演 （1987）,第四十一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導演 （1988）

第四十七屆金球獎最佳編劇 （1990）,第四十七屆金球獎最佳導演 （1990）

第六十二屆奧斯卡最佳導演 （1990）,第四十九屆金球獎最佳導演 （1992）

作品年表:

《seizure》1974

《mad man of martinique》短片 1979

《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 編劇 1978

《手》the hand 1981

《王者之劍》conan the barbarian 編劇 1982

《疤面煞星》scarface 編劇 1983

《龍年》year of the dragon 編劇 1985

《英雄膽》8 million way to die 編劇 1986

《野戰排》platoon 1986

《薩爾瓦多》salvador 1986

《華爾街》wall street 1987

《脫口秀》talk radio 1988

《生於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 1989

《門》the doors 1991

《刺殺肯尼迪》jfk 1991

《天與地》heaven and earth 1993

《天生殺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 1994

《尼克松》nixon 1995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evita 編劇 1996

《不準掉頭》u-turn 1997

《挑戰星期天》any given sunday 1999

《beyond borders》2001

佳品淺評:

《生於七月四日》:人們對電影的觀念往往是虛構和不可信,但這次你可要睜大雙眼,因為銀幕上七成的東西,導演在若干年前都曾經歷過.另外奧斯卡小金人與靚湯的犧牲造型也能吸引你不少的注意力經濟,當然這些要歸功於那個狗屁制度下的狗屁政府發動的狗屁戰爭.

《野戰排》:斯通首次證明在越戰體裁上,其的權威是不可動搖的,這次除了技術手段的圓潤外,還得到了歐洲的認可(柏林最佳導演銀熊獎).

《華爾街》:一個俗套的故事,一個人人渴望的名利戰場,為利益而生,為金錢而活,那兒是貪婪與手腕的演武場,是人性與善良的墳地,當然它也給了你機會,只要你善於出賣靈魂,你在這里就能呼風喚雨.值得一提的是邁克爾.道格拉斯從幕後走到幕前,鮮活的演出不僅使其在奧斯卡上稱帝,更為其今後成為銀幕上的魅力壞男人形象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門》:現實模糊理想,虛幻逃避真相,上帝為靈魂開了一扇名叫搖滾的門,供你我來回穿梭.門那邊,性,暴力與毒品一個不少,但反射著深刻與真實;門這邊,茶,玫瑰與煙草,也一個不缺,但映襯著蒼白與虛無.當然它也是一種精神鴉片,很有毒但也很有效,而且決不容你淺嘗輒止.所以如果你碰巧還是個搖滾樂迷的話,那麼《門》就是你盼望已久獲得心靈上酣暢的良葯.此外你要相信方.基墨與梅格.瑞恩是不會讓你失望的,斯通當然更不會.

《刺殺肯尼迪》jfk:一段美國人心碎的歷史,一次迷一樣的刺殺,簡單的幾槍就終結了山姆大叔的一代神話.那把冷槍背後的黑手究竟是誰,黑幫,fbi,還是……?人民是否有權力知道他們認為應該知道的事?國家的是否有權力欺騙人民,如果他們覺得有必要?國家的保密制度到底應該對誰負責……?一個定格在世界警察夢斷這一特定時點的黑白鏡頭,牽帶出斯通一連串疑問,並且他根劇自己的資料,通過科斯特納等人的閃亮表現,臆造出上述的種種答案.這大概是斯通在上世紀90年代的最高水準,然而敏感的體裁遭遇更為敏感的奧斯卡與美國大眾,註定是不能登頂的,雖然以旁觀者眼光來欣賞地世界其他民族,給予了該片當年度最熱烈的掌聲.

《天生殺人狂》:光看名字就知道這是一部爭議影片,何況這次斯通還遭遇了昆汀.塔倫提諾.整部影片就像一個kill game,展現出赤裸裸的殺人娛樂,即使是最和平軟弱的心,觀後也會不時泛起點點殺機.當然如果你的眼力夠狠,還可以看到對司法,新聞機制的抨擊和人性黑暗面的挖掘,但問題是這些對大眾來說往往會淹沒在血淋淋的視覺快感中,如同你看到的某些大師的情色大作,在目睹赤裸裸的性交場面時,有多少人會琢磨不同姿式所承載的人性與社會暗寓.其實這之間的偏差根本在於大師們對電影本質作用的認識與大眾的絕然不同,這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所謂藝術與商業之爭,電影究竟是是以育人(絕不是某些大師用不明所以或假裝高深來愚人)還是娛人為主.單就這部片子而言,先鋒的歐洲電影小眾們還是給了它很高的評價.

㈦ 美國首席大法官的歷任情況

NO。 首席大法官 任期 任命人 1 約翰·傑伊 1789年10月19日 - 1795年6月29日 喬治·華盛頓 2 約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 - 1795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3 奧利弗·埃爾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 - 1800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4 約翰·馬歇爾 1801年2月4日 - 1835年7月6日† 約翰·亞當斯 5 羅傑·布魯克·托尼 1836年3月28日 - 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魯·傑克遜 6 薩蒙·波特蘭·蔡斯 1864年12月15日 - 1873年5月7日† 亞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韋特 1874年3月4日 - 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蘭特 8 梅爾維爾·富勒 1888年10月8日 - 1910年7月4日† 格羅弗·克利夫蘭 9 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 1910年12月19日 - 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0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921年7月11日 - 1930年2月3日 沃倫·G·哈定 11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 - 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倫·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 - 1946年4月22日† 富蘭克林·D·羅斯福 13 弗雷德里克·摩爾·文森 1946年6月24日 - 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魯門 14 厄爾·沃倫 1953年10月5日 - 1969年6月23日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 15 沃倫·厄爾·伯格 1969年6月23日 - 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倫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 - 2005年9月3日† 羅納德·里根 17 約翰·羅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喬治·W·布希 註：* 國會休會期被任命，後被參議院否定 ** 在最高法院大法官職位上被任命 *** 曾擔任過美國總統 § 曾擔任過最高法院大法官 † 在任上逝世

㈧ 理查德·斯通的學業生涯是怎樣的

理查德·斯通1913年8月30日生於倫敦。1930年，斯通的父親被任命為馬德拉斯高等法院法官。於是，他便去了印度。在印度待了一年。1931年到1935年間，斯通就讀於劍橋大學吉維爾·凱厄斯學院。當時，斯通所在的學院的研究員中沒有經濟學家。所以，他就被送到國王學院向理查·凱恩學習經濟學。

除了他的學習成績不太理想外，斯通的大學時代可謂一帆風順。1935年，他於劍橋大學畢業並獲得文學學士學位。與此同時，學院給他提供了一個攻讀研究生的機會。盡管斯通僅學了兩年的經濟學，而且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去研究經濟學還抱有懷疑，但這個機會無疑對斯通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這時，他的父親對他的去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父親認為，斯通大學畢業後應找一個安定的職業。於是斯通未去當研究生而是進入城裡的一家保險企業。斯通自認並無經商的才能，但是在他與保險業的短期接觸，豐富了自己的生活閱歷。

1938年，斯通獲得劍橋大學碩士學位。1957年，獲理學博士學位。

㈨ 求一部電影名

好萊塢醫生Doc Hollywood (1991)

斯通是一個技術精湛的外科大夫。在趕往好萊塢霍布斯醫院就聘整形醫生這天，斯通因緊急避讓路中間的三頭水牛而連人帶車沖進了格雷迪小鎮埃文斯法官的圍欄內。作為處罰，埃文斯法官判決斯通到格雷迪小鎮義務服務三十二小時。格雷迪是位於南卡羅萊納州境內的一個盛產南瓜的小鎮，這里民風淳樸、鄰里友善，美中不足的是惟一的大夫赫克先生因年齡太大而不能勝任醫院的工作。聽說鎮上來了一名大城市的醫生，以往門可羅雀的醫院一下子忙得不可開交，前來找斯通看病的人絡繹不絕。
由於自己一心要去好萊塢，所以斯通覺得在格雷迪小鎮上的每一個小時就像度日如年，盡管包括鎮長尼克爾森在內的每一個人都對斯通的到來表示最誠摯的歡迎。但困於撞壞的車子一時難以修好，斯通只好強忍著不開心，繼續接待著每一個前來就診的患者。此時，斯通認識了露。露是醫院的救護車司機，和丈夫威尼離異後，露自己帶著一個四歲的女兒生活在格雷迪小鎮上。工作上的接觸，在斯通和露之間產生相互的愛慕之情，考慮到恩瑞也在追求露，斯通始終沒有正式表白。
撞壞的車子已經修好了，「服刑」的期限也已結束，在全鎮人民依依不捨的送別中，斯通告別了格雷迪小鎮，成功地當上了好萊塢霍布斯醫院整形醫生。但在得知露並沒有和一直追求她的恩瑞結婚後，上班第二天的斯通就毅然辭職，重新回到了格雷迪小鎮

㈩ 誰有哈佛法律評論之經典合輯及影響美國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國法的發展史上，《哈佛法律評論》作用之重要無容置疑，在各個領域，它都為後人留下了值得反復誦讀的經典文獻。憲法學領域又何嘗不是如此。賽爾教授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一直是憲法學必讀的經典，即使是司法審查最積極的擁護者也迴避不了他對這項制度的謹慎質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憲法的中立原則」在法學論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過了霍姆斯1897年的絕世經典「法律的道路」。這對於法理學「排行老大」的中國來說，也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譯《哈佛法律評論》的經典論文，對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法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我無須贅言。事實上，這正是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選擇文獻的主要標准。畢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國讀者，因而要為中國讀者服務，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政的淵源、歷史和現狀。入選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歷史地位不可動搖的、對美國憲法發展產生持久影響的經典名作，譬如上述兩篇以及切菲教授對言論自由的評論；另一類則是活躍在當今舞台的知名學者對美國憲法（學）發展的相當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雖然可能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們仍然能從中了解到美國憲法在某個方面的最新概況。總的來說，對前者的標准更高一些。時光對人的記憶來說宛如大浪淘沙，不斷銷蝕著思想的影響。對於一般的論文，年代越久遠，影響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經典才能像一壇陳年老酒那樣，藉助時間發揮出越來越濃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屬於哪一類，要看我們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們現在看來，它們代表了這個階段憲法學說的里程碑，盡管以後也許會被更高的豐碑所遮蓋。

哈佛法律評論協會曾在1967年出版過一個憲法的集子，收集了當時比較有代表性的十餘篇論文。我們採用了其中四篇。其餘的盡管是某個領域的階段性總結，但似乎對今天的意義已經不那麼大了，因而必須為更新的綜合(synthesis)所替代。我們主要從Lexis-Nexis網上搜索了憲法幾個主要領域的論文，將我們認為有潛力成為經典的（畢竟這是需要時間檢驗的事情）放到現在的這本文集，構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這幾篇文章都和司法審查有關系。美國是第一個探討這個問題的國家，其歷史至少從1803年的馬伯里訴麥迪遜開始。在這個里程碑的判例中，馬歇爾(C.J. Marshall)領導的聯邦最高法院在沒有憲法明確授權的情況下為自己建立了司法審查權。這種做法立刻引發了幾乎所有「法律人」參與的爭論，這場爭論延續至今。賽爾教授在判決90年後發表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顯然不是第一篇質疑和界定這項權力的論文，但無疑是最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實上，或許是因為司法審查已經成為既成事實，賽爾並不質疑這項權力的憲法依據，而是在勉強承認其存在的基礎上限制這項權力的范圍。這也是現代絕大多數懷疑者所採取的思路。畢竟，這項制度已經存在兩個世紀之久；除了某些「極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會斷然否認司法審查的正當性。爭論的焦點一直是法官應如何並在什麼范圍內行使這項非同尋常的權力。賽爾的這篇論文系統闡述了憲法的嚴格解釋主義，並使之成為美國司法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雖然有些判決未必明確引用他的文章，但是從判決思路上顯然可以看到這篇論文幾乎無處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則多少站在另外一邊，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開始，他先論證司法審查實際上是有條文依據的。這也和大多數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數人都像漢德法官(J. Hand)那樣認為，司法審查是憲法沒有規定但對於維護憲法權威來說確實是必要的權力。威克斯勒卻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雖然憲法沒有明確提到司法審查，但是從憲法規定的結構上能邏輯地讀出這項內在權力。這么說來，威氏是司法審查的積極擁護者了。其實不然，他接著筆鋒一轉，轉而主張司法審查必須依照某種「中立原則」。憲法授權法院進行司法審查，但這並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這項權力，隨便將自己的價值、理念和政治主張摻合到憲法文本中去；假如這樣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舉出了美國法官在判決過程中「越界」的許多實例，包括像「校區種族隔離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這樣的社會影響巨大且至今為民眾所稱頌的判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是一篇迄今為止討論這個主題的最具建設性的論文，也是這個領域的難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著自馬伯里決定以來的學術論辯之總結，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個新的起點、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後，人們對司法審查和司法職能的學術探討多建立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因而其引用率那麼高，也就不足為奇了。

司法審查這個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打開的，因而本書如果沒有一篇關於他的文章將是不妥當的。法蘭克福特大法官的論文專門是為了紀念馬歇爾誕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書惟一的一篇來自司法實務界的文章。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法蘭克福特並不是一個聽起來那麼熟悉的名字。如果說馬歇爾、霍姆斯、布萊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為標新立異而聞名，那麼法蘭克福特則是一位以嚴謹和中庸著稱的大法官，嚴格保持著一位法官所應有的中立和低調。在這個意義上，他比那些家喻戶曉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國法官共同體，他對同行馬歇爾的評價也因此而更為公允。盡管在美國的憲政文化之下，司法審查或許是一項遲早都要出現的憲政制度，但是說馬歇爾通過馬伯里決定改變了美國憲法的歷史，應該並不算過譽之詞。當然，馬伯里案只是一個起點；通過詮釋其後的一系列憲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蘭克福特法官進一步探討了司法職能的本質，並再次對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發出警告，而這種警告和前面兩篇論文的主旋律是相當和諧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專門關於司法審查的論文，本書的其它論文則是從更具體的視角探討同樣的問題。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羅琳產品案，更准確地說是其中的一個腳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腳注」(Footnote 4)。可別小看它只是一個腳注，它對美國憲法的影響力實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國憲法如此簡練，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麼重要的條文，但是卻不可以不知道這個腳注；如果美國法學院的學生不知道這個腳注意味著什麼，那麼可以肯定他通不過憲法學的期末考試。為什麼？因為在這個腳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闡明了法院在什麼時候可以或應該對立法加大審查力度。什麼時候？在民主和法治「失靈」的時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腳注」中列舉了幾種情況，其中一種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數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視。我們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著多數主義規則：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那麼社會中的多數選民將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觀點的候選人選入議會；議會代表中的多數通過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數人的利益和觀點。但是如果多數人的某些利益或觀點並不那麼無辜——如果他們侵犯了少數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該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國家，除非你能喚起多數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沒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類只佔這個社會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會發現多數人壓在你頭上，對你們進行任意的歧視，而且是以神聖的「法律」的名義！在美國歷史上，種族歧視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強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種身上，而這些法律都是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這種情況下，既然民主幫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這種法律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對所有人的平等保護；當然，如果這個社會就是清一色的歧視，法院也不見得幫得了你，但多一個依靠總沒有壞處。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尋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憲法所要求的結果時，法院應該也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作用——應該，是因為歧視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議會或總統這類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機構，因而法院在憲法面前責無旁貸；可以，是因為反正民選機構不能有效發揮其憲法職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職並無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羅琳產品案宣判於1938年，正值羅斯福總統新政之後，法院的威信跌落到僅次於「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點。事實上，最高法院在這個案例的判決中明確信奉司法節制主義，全面退出對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預。然而，「第四腳注」為司法復興埋下了伏筆：畢竟，在某些情況下，這個國家還是需要司法干預的。通過這個腳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現代法院在民主社會中的司法職能，進一步發展了美國的政治制衡理論，並為法院日後對取消美國的政治與法律歧視發揮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論准備。種族最終被宣判為「嫌疑歸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將以「理論上嚴格，實際上致命」的眼光來審視涉及種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種族歧視，這部法律就面臨「死刑」了。在美國歷史上，起到這種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數，足見「第四腳注」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然，「第四腳注」畢竟只是一個腳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將所有問題說清楚。這也就引發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戰。他並不質疑「第四腳注」的出發點：司法機構可以在民主政治機構「失靈」的情況下發揮更大的作用，但他質疑腳注表述的准確性：「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是否真的在民主社會中無能為力？如果諸如種族等群體在今天並非如此，那麼司法繼續給予其特殊保護就等於「弄錯對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護的群體卻受到忽視。通過逐個澄清概念誤區，阿克曼指出「第四腳注」的措辭具有誤導性：需要特殊保護的其實不是「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而是「隱性與分散」的少數群體，譬如婦女、窮人和同性戀者——有時甚至是多數群體，因為他們的集體行動面臨著組織成本的巨大障礙。通過這篇論文，阿克曼與其說是挑戰或「超越」卡羅琳產品案，不如說是更新了「第四腳注」在現代社會的意義。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討論有一個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但這個前提顯然不是自動成立的。如果這個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們知道，在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宣稱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運行良好的國家並不多，不少國家賄選、舞弊現象相當嚴重。如果徒有紙上的規定，實際上「選」出的議員並不能代表社會上多數人的利益和立場，那麼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會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保證民主程序依法進行？這又是民主本身無能為力的事情了，因為在選舉的那一刻，被選舉的那個政治機構其實已經解體了，所以根本無法保證新的人選符合憲法要求。民主過程必須得到法治的保證，否則就註定是虛假的民主；為了保證民主過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須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事實上，這是「第四腳注」命題的延續。「第四腳注」也確實提到了這種情況：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應受到更嚴格的司法審查。如果法律禁止某個人群參與選舉過程，那麼他們肯定不能指望通過選舉和立法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了。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有理由對此類立法進行更嚴格的審查；法院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則相沖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幫助民主「運轉起來」。

皮德斯教授的論文涉及范圍更廣。選舉過程不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國在大約半個世紀以前對種族的限制），而且還可能受到種種因素的扭曲，例如選區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選區形狀的不規則以及法律對競選資金的規制等等。另外，盡管法律規定本身沒有什麼問題，實際操作過程卻可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問題，如自動識別選票的機器可能誤讀或忽略某些有效選票等高度技術性問題。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個最貼切的例子。如果某個關鍵的選區在統計選票中有爭議，法院應有何作為呢？選舉是一個政治過程，但並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問題」(political question)。對於這樣的問題，法院可以說是最有資格管了：相對於其它機構（如國會——總統自己顯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選中那樣作為候選人捲入爭議的話），法院的獨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問題是法院在處理這類問題過程中應尊重什麼限度，遵循什麼原則。如果司法審查的標准不妥當，那麼沒有什麼能保證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觀，所謂的司法判決也就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按照自己主觀意念的投票結果而已。（在2000年總統大選所引發的「戈爾訴布希」判決中，這種情況可能真的發生了。）皮德斯教授對這類問題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編《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書，可以說是集這個領域的各種判例與理論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憲法化」這篇文章中，他梳理、總結和評判了最高法院近年來的判例，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通過司法而憲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這個新鮮的主題，並發展了一套鑒別司法審查正當性的標准，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當然，民主依賴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遠遠不夠的。司法是對民主以及所有憲法權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後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充分和自由的辯論與交流，沒有選民與候選人的准確信息，我們能指望這樣的「民主」能產生什麼政府呢？如果等到選舉那一天再來關心整個過程的合法性，只恐怕專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飯了。這是為什麼言論與新聞自由對於民主如此重要，同時也是為什麼政治言論的自由是如此重要。兩者其實反映了同一個命題：言論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隨意控制和干預，正是因為它對於民主社會發揮著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是霍姆斯和布蘭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系列反對意見中所闡述的偉大思想。聯邦憲法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剝奪言論和新聞自由。」這么簡短的一句話意味著什麼？他們將其理解為，言論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論將產生「清楚與現存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應當嚴格審查限制言論的法律，防止其對言論自由構成過重的負擔。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裡獲得了系統化。在1941年的《美國的言論自由》一書中，他為「清楚與現存危險」的憲法標准提供了理論依據，並促使這一標准作為少數意見逐步為多數意見所接受。

然而，「清楚與現存的危險」標准本身就存在著至少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種解釋認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論的種種社會後果，然後決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論。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平衡」路徑太主觀、太不確定、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以至於不可能為這項至關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實上，在兩次大戰之間及之後一段時期，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正是基於霍姆斯法官的「清楚與現存危險」標准，將被告發表反戰言論的自由給「平衡」掉了。因此，為了保證言論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剝奪，法院應該採取「絕對」(categorical)保護路徑：凡是屬於憲法保護范圍內的言論，一律不受政府幹涉，就這么簡單。雖然只有少數人採取看上去極端的第二種路徑，其中亦不乏傑出者。法官中有布萊克(J. Black)，學者中則有切菲的老師邁克爾約翰教授。後者將言論自由和民主自治緊密相連，系統發展了言論自由的絕對保護理論。但是「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在此收入的這篇短評中，切菲教授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辯護，並責怪其師「劍走偏鋒」。這是關於言論自由兩大門派的交鋒。孰是孰非，讀者讀後自有公斷。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樣，普斯特教授的論文也是對聯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屆開庭期的評判和總結。《哈佛法律評論》每年都會請一位知名學者（一般是憲法學領域）寫一篇繼往開來的「前言」(Foreword)，回顧和梳理過去一年的判例進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因為最高法院在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決了好幾個意義重點的案例，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對州政府侵犯同性戀袖手旁觀的態度，並明確肯定了大學校園里的「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合憲性。「糾偏行動」有時也被稱為「反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種法律上的「歧視」，不過和一般的歧視正好相反，它「歧視」的不是少數群體或政治上的弱勢群體，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強勢群體自己，其目的是補償少數或弱勢群體在歷史上受到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並促使他們早日強大起來，足以通過民主政治過程保護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學醫學院曾明確為非裔或西裔等少數族群保留錄取名額，這種做法當然照顧了少數族群的需要，但其顯然的後果是損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對待這種「歧視」？最高法院相當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認為，「反向歧視」和一般歧視沒有區別，都屬於「嫌疑歸類」，因而都適用於嚴格審查標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會反駁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做法，因為「反向歧視」的對象並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並不需要特別的司法保護。不過在實際適用過程中，多數法官對糾偏行動的審查標准似乎並不那麼嚴格，一般允許大學為了校園的「多樣化」(diversity)而規定有利於少數族群的錄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確規定限額。但從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觸這個問題之後，「多樣化」是否能為糾偏行動提供憲法依據，一直是一個未決懸案。2002年，密西根大學的錄取政策又惹其社會風波，辯論雙方都通過媒體積極造勢。最高法院下達了折中判決，繼續否定限額制度等糾偏行動的合憲性，但明確肯定「多樣化」可以作為糾偏行動的憲法依據。保守派人士沒有覺得太「吃虧」，自由派人士則宣稱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勝利」。

初看起來，這個判決似乎有點意外，因為美國最高法院現在是由保守主義者佔多數，年邁的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總統大選案中5:4的判決，清晰顯示了共和黨略占優勢的法院構成。盡管在理論上人們都贊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則」，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麼意識形態應該是不相關的，但是「應該」歸應該，實際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絕對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場的案例中，法官的判決必然受到其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樣一來，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糾偏行動和同性戀訴訟中的重大「勝利」？普斯特教授試圖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決。他認為，法官的解釋過程並不是像一般想像的那樣獨立，而是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和約束。事實上，法官的任務正是詮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憲法的理解。正是通過法院的文化解釋，抽象的憲法在具體案例中獲得了實定法的權威。或許也正是通過文化對法官個人的約束，「中立原則」才成為可能。

最後，卻伯教授的論文多少代表了法學領域的「另類」。具有數理功底的他試圖用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近代物理學原理，來昭示司法過程的性質及其社會作用。不錯，法院是受社會約束的，但反過來司法活動也積極地改變甚至塑造社會。就和傳統物理學割裂了物體和觀察者之間的聯系那樣，傳統的法理學也割裂了法院作為審判者和被審判的那部分社會之間的聯系。現代量子力學揭示，觀察過程將改變被觀察的對象，盡管這種變化在宏觀是微小的。同樣的，司法判決也改變著有待判決的事實本身。法官必須理解，在「彎曲」（而不是像傳統認為的那樣筆直）的憲法空間中，他的判決將影響他對待決案件本身的認知，並將改變受判決影響的社會。法官必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和社會「交織於一個復雜的意義網路」，意識到判決不只是一種被動的「觀察」，而是主動塑造社會的「行為」。惟有如此，司法過程才能獲得其應有的責任感。

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本書主要作者簡介
序言
前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略論
第一章
保守的美國革命產生了長壽的聯邦憲法
第二章
美國憲政法治的捍衛者：最高法院的九尊護法神
第三章
美國憲法的英國普通法淵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力是誰給的？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1803)
第五章
契約神聖原則與大學自治傳統
——達特茅斯學院訴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聯邦至上原則和憲法默許的權力
——馬卡洛訴馬里蘭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護主義
——吉本斯訴奧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發美國內戰的司法判決
——斯科特訴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總統大還是最高法院大？
——從梅里曼訴訟案到米利根訴訟案
第十章
從受害者到勝利者：華人官司對美國法律的貢獻
——益和訴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壟斷的第一槍
——北方證券公司訴美國案(1904)
第十二章
爭取勞工權益的漫漫長路
——有關勞工權益的幾個案子
第十三章
當愛國主義碰上宗教和言論自由
——有關國旗致敬和《效忠誓詞》的三個案子
第十四章
戰時的公眾自由和種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響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號角
——布朗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園祈禱與「分離之牆」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叢」中的平等選舉權
——貝克訴卡爾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審判與對窮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訴溫賴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對新聞自由的挑戰：誹謗還是輿論監督
——《紐約時報》公司訴薩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厭其煩的告誡與刑事被告的權利
——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選擇權與生命權的漫長較量
——羅訴韋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總統」的自我彈劾
——美國訴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國究竟誰歧視誰?
——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條旗保護焚燒它的人
——得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聞自由與公正審判的兩難抉擇
——羅德尼?金訴洛杉磯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與「世紀審判」
——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殺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布希訴戈爾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國政府為何總跟微軟過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