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法官戴

1. 法官為什麼要帶那特殊的帽子

首先，要強調一點，中國的法官沒有帶特殊的帽子，只有一些英美法系國家才會有此習慣。
法官和律師在法庭上戴假發是英國法庭最有特色的傳統之一，在一些受英國司法制度影響深遠的前英國殖民地地區，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具有不列顛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英國的法官和律師為什麼要戴假發呢？許多研究歷史的人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但都很難說服所有的人。
有人說，在中世紀時，過度的勞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員們過早地掉光了頭發，為了在公眾面前掩飾自己的「聰明絕頂」，假發遂流行，約定俗成成為英國法庭的一景。
有人說，法官戴假發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師戴假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飾和保護作用，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辯護結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認可。但這與其說是合理的解釋，不如說是與律師有過節的人編出來詆毀他們的笑話。因為根據最近的一份調查表明：有57%的律師對戴假發表示不滿，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這些由馬鬃編成的假發套造價非常昂貴卻很不衛生，一般一頂假發就要用一輩子，有一個律師世家有一頂發齡達94年的老古董，傳了四代人，堪稱傳家之寶。
根據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的研究，英國人戴假發的流行時尚傳統大約始於十二世紀，當時並不只是法官和律師的專利，上層社會的人都將戴假發視為一種時尚，是出席正式場合或沙龍聚會時的正規打扮,是社會地位的象徵。
假發時尚自法國國王路易十三開始，17世紀尤甚，不少行業也將其作為標志。但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戰爭滌盪污泥濁水，革命黨移風易俗，一掃各種地位、等級的標志，現在只有英國和少數幾個國家的法院系統保持這種習慣。英國的法官以及從前英聯邦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的法官，頭上戴著一個披肩假發，律師戴著小假發，法官和律師都穿法袍，通常是黑色的。這種裝飾下的開庭，給人一種非常禮儀化的感覺。據說，法官穿上黑袍、戴上假法，就可以掩去其本來面目，去除私心雜念，成為法治的化身，成為真、善、美的化身。

2. 閑話揚州的《閑話揚州》風波的台前幕後

20世紀30年代初期，國民政府首都設在南京，江蘇省政府駐鎮江。淞滬抗戰爆發後，局勢緊張，南京的國民政府准備遷都。鎮江的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更是搶先一步，將部分機構遷到一江之隔的揚州。江蘇省教育廳編審室主任易君左隨先頭部隊過了江，臨時在揚州中學內辦公。
易君左在揚州無事可做，遍游揚州的湖光山色，寫了一本游記《閑話揚州》，交上海的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書局有兩個揚州人，看到書上寫的全是揚州的事，便隨手翻翻，發現有些話是罵揚州人的，便偷偷帶了兩本墨跡未乾的《閑話揚州》給他們的幫會頭子阮五太爺。阮五太爺叫阮慕伯，他排行老五，人稱阮五太爺。阮慕伯是清代太傅阮元的後代，鹽梟出身，是青幫大亨，長期住在上海，地位僅次於能呼風喚雨的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上海、揚州、鎮江都有他的徒子徒孫，可謂是位風雲人物了。
阮五太爺拿到《閑話揚州》一看，裡面確有不少侮辱揚州人的惡語，決定要和易君左較量較量。但是他不出面，而是將書分別寄給揚州的和尚可端和婦女界的首領郭堅忍。這兩個人在揚州極有能量，他們一定會出面追究的，因為書中有可端與富婆私通的丑聞，又有侮辱揚州婦女的文字。阮慕伯在寄書的同時，又給他們捎了一句極有分量的口信：「這件小事，由我來辦吧！」這話很快傳到已遷回鎮江的易君左耳朵里。易君左知道阮五太爺的厲害，頓時嚇得心驚肉跳，連忙去找廳長周佛海。周佛海明白，黑道上的人說「這件小事由我來辦」，就是要把易君左「辦掉」，不由得也冒出一身冷汗。人命關天，不能不問，他決定出面周旋。
周佛海和易君左是同鄉，又是旅日同學，頗有幾分交情。1931年周佛海出任江蘇省教育廳長，特地邀請在安徽省民政廳任職的易君左來教育廳幫忙。今天，易君左闖下大禍，他決不能坐視不管。於是，他親自出馬，趕到上海，找到阮五太爺說情。周佛海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隨蔣介石外出視察，是夠有面子的大人物了。既然他出面說情，不能不給面子。阮於是說：「周先生放心，對我手下的人，我是約束得住的。不過，揚州民眾公憤極大，與易君左對簿公堂恐怕是難免的了。」周佛海一聽阮慕伯的口氣，知道易君左的命是保住了，官司恐怕還是要吃的，事情還沒有了結，不得不做好思想准備。
卻說可端和尚和郭堅忍女士看過《閑話揚州》之後，也大為惱怒。
可端是軍人出身，在北洋軍隊任過軍職，和蔣介石是同學。後來放下屠刀，皈依佛門。他是揚州長生寺的住持，憑著政治上的特殊關系，他還是中國佛教會理事和九常委之一。北伐軍進駐揚州時，全城300多寺廟都駐了軍隊，唯獨長生寺沒有駐軍，因為可端在寺門口貼了告示：「奉蔣總司令命嚴禁駐軍」。
可端身居佛門，卻喜歡拈花惹草。他與一位蕭姓鹽商的四姨太太勾搭成奸。為了掩人耳目，蕭太太出資10萬，建了一座願生寺，讓可端當方丈，蕭太太後來以居士身份住在寺里，便於二人尋歡作樂。外間人們都是心照不宣。《閑話揚州》上將這樁風流韻事寫出來了，並引用了揚州報紙上的一副對聯：「瀟灑徐娘，竟成居士；風流和尚，何可名端？」在揚州人的心目中，可端的名聲並不好。他雖對易君左恨之入骨，卻又不好出面鬧事。於是，他只好依賴郭堅忍了。
郭堅忍是位思想解放、頗有影響的人物。她辦了許多慈善事業，深孚眾望，是揚州婦女界的領袖人物。《閑話揚州》中有不少文字對揚州婦女確有侮辱之嫌。如文中寫道：揚州之所以出名，一是風景好，二是出鹽，三是產女人；全國的妓女好像是由揚州包辦，實則揚州的娼妓也未見得比旁的地方高明；在揚州看不到頂好的姑娘，大概因為好的多出門，留下的就不見怎樣高明；揚州出姑娘的原因，由於一種習慣人情和風俗，乃至不以當娼妓為恥；近水者多楊花水性，揚州楊柳特多，且完全水鄉見不著山的影子，所以人性輕浮活動，女性尤然。等等。這就大大觸犯了揚州人的尊嚴，傷害了揚州人的感情，尤以婦女界反應最為強烈。因而薄薄一本《閑話揚州》，激起了揚州及其所屬七縣民眾的公憤。於是，以郭堅忍為首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揚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責任代表團」，俗稱「揚州究易團」，由揚州及所屬七縣工、農、商、婦、醫、學各界代表參加，郭堅忍任團長。在「揚州究易團」的幕後，還有兩個團體撐腰。一個是上海「旅滬揚州同鄉會查究《閑話揚州》委員會」，由阮慕伯領導；一個是「揚州各界追究《閑話揚州》聯合會」，由大律師戴天球領導。
一切准備就緒後，由首席律師戴天球和韓國華、胡震組成三律師代理訴訟團，上訴江蘇地方法院，控訴易君左、中華書局侮辱揚州人人格。法院雖然感到棘手，但還是受理了這起訴訟，並決定於1932年8月7日開庭。
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和易君左深知眾怒難犯，不願打這場官司，於是便四處請人出面調解，想將大事化小，留個面子。
中華書局請出擔任過司法次長、內政部長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駐滬辦事處常務委員、大律師薛篤弼出面調解。薛知道，阮慕伯是個左右局勢的關鍵人物。他找到阮慕伯提出四項解決條件：一、中華書局立即停止發行《閑話揚州》；二、向揚州七縣人士登報道歉；三、以贈送書籍形式，向揚州人賠償名譽損失2000元；四、揚州撤銷訴訟。但阮慕伯不肯答應。其理由是：「旅滬揚人以茲事重大，非經揚屬七縣各界全體同意不能擅自決定；在易案未曾解決前，中華書局要求調解堅決拒絕。」讓薛篤弼碰了個大釘子。
易君左請出的調解人是洪蘭友。洪蘭友是揚州三中委（王柏齡、洪蘭友、葉秀峰）之一，曾任中央組織部秘書主任兼司法院法官訓練所所長，他是揚州實權派人物。洪蘭友確實肯為易君左出力，他和陸小波幾次去揚州找戴天球說情，希望調解，但都遭到戴天球、郭堅忍的拒絕。於是，調解的希望破滅了，只有等待法庭判決。
江蘇地方法院開庭的前一天，「揚州究易團」在揚州商會召開了動員大會。第二天凌晨，「揚州究易團」便聚齊了，他們每人胸前佩帶「揚州究易團」的紅標，團長郭堅忍手持短桿白三角旗，旗上寫有「揚州究易團」5個大字。他們乘船過江。這時，鎮江碼頭上已經聚集了許多迎接他們的記者和群眾。揚州同鄉會的老人捧酒，婦女送茶，私人汽車和上百輛黃包車免費接送代表團成員，熱烈場面催人淚下。因為揚州來的人多，鎮江迎接的人也多，聞訊來旁聽的更多，法庭上人滿為患，幾無立足之地。法院唯恐出事，不得不臨時加派法警，還電請保安處特務營增派武裝士兵，幫助維持秩序，真有如臨大敵之勢。原告方有郭堅忍及戴天球等人；被告方有易君左、陸費逵及辯護律師。雙方擺開陣勢，准備唇槍舌戰，較量一番。
開庭之後，郭堅忍陳述訴訟要旨，嚴厲譴責易君左醜化揚州風土，侮辱揚州人人格的行為。最後她說：「易君左故意誹謗，妨害百姓，已昭然若揭。現揚屬婦女，已嫁者受其家屬歧視，有女者不能嫁，教師也不能當，乃至將來全體婦女失業無所依歸，前途豈堪設想。我受揚屬七縣婦女的委託，自知責任重大，請法庭對揚屬婦女生活生存加以援救，將易君左等依法嚴懲，以平民憤。」郭堅忍陳述之後，易君左也有氣無力地說：「本人撰寫《閑話揚州》一書，純系完全善意，僅為描寫生活性質，與故意誹謗他人不同。且此書現已停售，希望揚屬人士諒解，也請庭上明察，並宣告被告人無罪。」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機智地說：「本人為中華書局總經理，僅司全部行政許可權，編輯書稿及審核稿件，另有專人負責。現該負責人已偕來庭上，法庭如需詢問，即可應詢。」
庭長周寶初知道，這宗案子台前幕後情況復雜，雙方都得罪不起；且圍觀人多，氣氛緊張，若雙方爭論下去，恐生事端。於是他抱定一個宗旨：慢慢來，拖下去。原告、被告陳述之後，法官既沒有詢問編輯，也沒有讓雙方律師說話，便快刀斬亂麻地宣布：「本案案情復雜，改期續審，退庭！」
周寶初想敷衍，揚州人卻不答應。他一宣布退庭，「揚州究易團」和旁聽席上的群眾立即騷動起來。有的喊：「將易君左關押起來！」有的喊：「打死這個小雜種！」法警怕出亂子，連忙上前勸阻，結果越勸越亂。周寶初一見形勢十分嚴重，急忙暗中示意將被告易君左從後門帶出去，自己也躲到休息室去了。於是，人們便集中在法院天井裡，繼續要求嚴懲易君左，並與法警鬧起糾紛。揚州方面的大律師戴天球覺得，萬一群眾情緒控制不住，做出過激行動，事情反而難以收拾。於是他找到周寶初，說：「易君左可以不關押，將其交保；要嚴懲叱斥原告方及旁聽群眾的法警，緩和局勢。」周寶初知道眾怒難犯，既然揚州方面提出這些要求，可以滿足，以息事寧人。於是，他宣布將易君左監視居住，表面上也對法警作了嚴厲批評。這樣，《閑話揚州》一案的第一次開庭，就這樣在一片鬧哄哄的吵罵聲中收場了。
《閑話揚州》一案雖然鬧得沸沸揚揚，但文化界卻反應遲鈍。直到第一次開庭之後，報端上才見到一些名人的文章。杜重遠、朱自清都是對易君左持批評態度；魯迅認為中國人都是愛故鄉的，但對《閑話揚州》沒有提過多的批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報章名人的議論，並沒有影響揚州人對易君左的追究。江蘇地方法院在揚州公眾的壓力下，不得不決定在8月30日第二次開庭。
為了做好准備，8月26日揚州各界及京、滬、鎮的揚州同鄉會代表聚集在揚州商會舉行聯席會議。令大家迷惑不解的是，「揚州究易團」團長郭堅忍沒有出席會議。戴天球、韓國華二位律師在談及第二次開庭准備工作時，調子也變低了。他們不談追究方法，只說辦案的難處及被告請求調解的條件。
起初，出席聯席會議的代表並不知道事情有了急轉彎，他們還蒙在鼓裡。原來，案子的幕後操縱人已經走到台前來了。
人們開始只知道《閑話揚州》風波的幕後人是阮慕伯阮五太爺，不知道幕後的幕後還有一個被稱之為「廣陵王」的王柏齡。王柏齡是蔣介石在保定速成學校和日本振武學校的老同學。辛亥革命爆發，蔣介石應陳英士電邀回國，王柏齡、張群和他一起回國參加革命活動。後來蔣介石受命初建黃埔軍校，其時全校只有3名將官，就是中將蔣介石和少將王柏齡、何應欽。王柏齡一直就是蔣介石的親信和摯友。後因王柏齡老吃敗仗，蔣介石也不得不將其撤職，但沒有查辦，讓他閑居揚州。而他頭上還留有三道光環：江蘇省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候補委員。因而在揚州還是一個說話管用的人物，人稱「廣陵王」、「土皇帝」。《閑話揚州》風波的揚州幕後支持者就是王柏齡。
《閑話揚州》的風波鬧得震驚全國，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也是始料不及的。而惹起事端的又是他的部下教育廳編審室主任易君左，如果再鬧下去連他這個主席的面子也難卸。於是，他便出面找王柏齡出來周旋。
陳果夫和王柏齡同在黃埔軍校共過事。王柏齡任少將教授部主任時，陳果夫才是一個負責在上海招生及通訊采購工作的無名小卒。可如今陳氏兄弟政治勢力之大，連王柏齡也不敢不買賬了。所以陳果夫一出面，王柏齡不得不從幕後走到台前。他知道，揚州方面只要做通郭堅忍的工作，事情便十有八九了。於是他屈尊親自去北柳巷板橋一號拜望郭堅忍，說：「省里陳主席對揚州這件事很關心，希望不要鬧大，特地托我向郭老師斡旋。」郭堅忍當時是揚州女子職業學校校長，所以王柏齡稱她為老師。郭堅忍見到一向支持她的王柏齡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思想沒有一點准備，因此表情嚴肅地說：「你也有母親姐妹，能讓他易君左公然侮辱么?這事已弄得全國皆知，省府用這種人在教育廳做事，還能編審出什麼好書?難道陳主席就沒有責任嗎?揚州各界對易君左極其憤恨，想大事化小，我沒有這個力量。」王柏齡一再耐心勸說，郭堅忍深知沒有王柏齡、阮慕伯這樣的人撐腰，這場官司是打不贏的。權衡再三，郭堅忍最後提出了最低要求：一、省政府撤銷易君左的職務；二、易君左必須向揚州及蘇北人登報道歉；三、中華書局必須銷毀《閑話揚州》，負責人登報道歉。王柏齡認為這個要求不為苛刻，容易辦到，次日便急急趕到鎮江向陳果夫復命了。正因為調解成功，所以江蘇地方法院決定8月30日開庭。也正因為郭堅忍知道這個官司沒有什麼打頭了，所以沒有出席8月26日在揚州商會舉行的各界代表聯席會。
王柏齡一出面，上海方面的阮慕伯就不好再鬧了。8月26日的這次聯席會上，一致推派阮慕伯和王柏齡為聯席會總代表，負責調解交涉事宜。他們由幕後走到了台前。聯席會上也同意了調解條件：易君左在京、滬、鎮及揚屬七縣報紙封面上道歉，並辭職離開江蘇；中華書局也在上述各報登報道歉，向揚屬七縣民教館贈送價值2500元的書籍。與此同時，也同意了向可端和尚道歉、贈匾的條件。
水到渠成，江蘇地方法院如期進行第二次開庭。實際上這已是一出做做樣子的過場戲了。除了中華書局的陸費逵老老實實如期趕來出庭外，其他原告、被告均未出庭。於是，庭長周寶初如釋重負，當即宣布：「鑒於原告、被告均未到庭，本庭暫時休庭。」
陳果夫雖然同意了揚州提出的條件，但他還是和走到前台的王柏齡、阮慕伯一番討價還價，打了不少折扣。最後，易君左辭去了在江蘇省教育廳的職務，只在《新江蘇報》上刊登了一則啟事：
「敬啟者：君左去年曾著《閑話揚州》一書，本屬游記小品，其中見聞不周，觀察疏略，對於揚州社會之批評頗多失實之處，以致激起揚州人士之公憤，引起糾紛。事後詳加檢點，亦自覺下筆輕率，實鑄大錯，撫躬自省，以明心志。荷蒙中委王茂如(柏齡)先生本息事寧人之善意，愛惜君左之苦心，不辭煩累，毅然出面斡旋；而揚州人士亦深喻君左自責之誠意，承蒙諒解，撤回訴訟。謹此公布，諸希鑒諒為幸!」
易君左威風掃地，中華書局破財消災，揚州人也挽回了面子。鬧哄哄達半年之久的《閑話揚州》風波的活劇，終於草草地落下了帷幕。

3. 法官為什麼要戴白色假發

受到英國司法制度影響。

事實上，戴假發是英國法庭最具特色的傳統之一，在一些曾受到英國司法制度影響的地區，依舊能看到這種文化烙印，香港也是如此。法官和律師所戴的假發是不一樣的。律師的戴的假發頭頂後部稍卷，兩側和後腦帶有水平捲曲。

脖子發際線下還要垂下兩縷長長的頭發，每縷末端也有一個環形捲曲。反觀法官所戴的假發，更為奢華，是一頂全頭套假發，頂部微卷，向下逐漸變為濃密的水平捲曲，長度在肩膀以下幾英寸。

相關來歷：

法官和律師戴的假發被稱為司法假發，這種假發被看作法律的象徵，司法假發來源於十八世紀的英國，並一直沿用到今天 ，至今已有了300多年的歷史了。

在十二世紀的英國，假發就已經開始流行，上層社會的貴族都將戴假發當成了一種時尚。人們出行正式的場合都要帶上假發以表示莊重，英國的法官和律師認為戴假發開庭能顯得場面十分莊重，讓人能夠摒棄雜念，公正無私地審理案件。

因此，司法假發的傳統就一直流傳下來。另外，司法假發也成為了法官律師資歷經驗的象徵，假發越老舊就越是說明，這個法官或者律師資歷越老，在法庭上的時候也會更受別人的尊重。

4. 問：法官在開庭審查案件時頭上戴個帽子是什麼意思

這是沿襲英國的傳統習慣的！

官和律師在法庭上戴假發是英國法庭最有特色的傳統之一，在一些受英國司法制度影響深遠的前英國殖民地地區，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具有不列顛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英國的法官和律師為什麼要戴假發呢，許多研究歷史的人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但都很難說服所有的人。
有人說，在中世紀時，過度的勞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員們過早地掉光了頭發，為了在公眾面前掩飾自己的「聰明絕頂」，假發遂流行，約定俗成成為英國法庭的一景。
有人說，法官戴假發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師戴假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飾和保護作用，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辯護結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認可。但這與其說是合理的解釋，不如說是與律師有過節的人編出來詆毀他們的笑話。因為根據最近的一份調查表明：有57%的律師對戴假發表示不滿，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這些由馬鬃編成的假發套造價非常昂貴卻很不衛生，一般一頂假發就要用一輩子，有一個律師世家有一頂發齡達94年的老古董，傳了四代人，堪稱傳家之寶。
根據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的研究，英國人戴假發的流行時尚傳統大約始於十二世紀，當時並不只是法官和律師的專利，上層社會的人都將戴假發視為一種時尚，是出席正式場合或沙龍聚會時的正規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發與普通假發是有區別的。在英格蘭，司法假發的每一邊有三個捲曲而王室人員卻只有兩個，這是否代表著一種很微妙的隱喻意義不得而知。但蘇格蘭人卻老愛和英格蘭人鬧別扭，因為在蘇格蘭，情況剛好顛倒過來，王室人員用三個捲曲的假發而司法人員只有兩個捲曲。
假發的製作成本昂貴在於人工而不是材料，因為馬鬃的取得並不難，而假發的製作可是個精細活，而且沒辦法通過機器或生產流水線進行批量生產。
生產一個假發需要一位熟練的工匠花大約44個工時的勞動，包括編織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個顏色：白色、金黃色、淺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國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區，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國本土，金黃色和灰色最為流行。
一般一個法官的假發要超過1500英磅（摺合人民幣約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發，也不低於300英磅。
一般人寧願忍受生虱子，也不會像女士們更換帽子一樣經常換假發，其原因並不在於捨不得買多頂假發。而是基於一種說法：假發戴得越久，越老越臟，顏色越深，說明你吃法律飯入行的時間越長，而在司法界，資歷和年齡可是個寶，如同醫院老醫生最吃香一樣。從某個意義上，頭齡越老的假發也就成為律師們招攬生意的百年老字型大小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發則是富有審判經驗的招牌。
一位法學院學生在取得律師資格之後，家人或朋友給他的最好的禮物就是由某位名家製作的假發。許多從事假發製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業，甚至是世家，其製作假發的歷史，比某些英國貴族的家族譜系還長。
定製假發也是一個需要耐心等待的過程，因為許多名匠的預約期已經是在幾年之後，即使能馬上定製，在製作過程中，你的腦殼需要至少被尺子量過十二次，這並不是匠人們故意折騰你，而是精緻工藝的要求。
當然你也可以買一個現成的，但畢竟不如量體裁衣般溫柔地吻著你那聰明的腦袋，更何況隨便買來的假發在許多法律人看來，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個莊重的宴會一樣無禮。英國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稱，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確甚至刻板，強調的是穩定與平衡，而對個性化的東西兼容性較小。
許多假發匠人世家對於每一個售出的假發都有記錄，要求購買者簽名備案，幾百年下來，在這些記錄中可以找到許多名人的親筆簽名，因為許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從事律師工作的。
假發的保管也是個細致活，一般每一套假發都配有一個通風的鐵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獨立存在的藝術品，價值遠超過於假發本身。最早時，在英國人頭上還經常長虱子的年代裡，假發在保存時會被撒上一些葯粉，用來防虱子。
最後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是：在很長的時間內，假發所用的原材料馬鬃絕大部分來自於中國，這也是鴉片戰爭前中英貿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葉外的一項重要交易品，因為歐洲馬匹的鬃毛不易進行紡織而且容易折斷，而鬃毛在生產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國馬所產的鬃毛能經歷過種種考驗。

提起英國的法官或律師，腦海里自然而然的浮現出那灰白的稍帶捲曲的假發。對於英聯邦的法制傳統之外的人，雖然假發已成為英聯邦法律人符號特徵，但這樣的裝扮並不會油然生出庄嚴肅穆的威風，相反，常常是一種怪怪的感覺，讓觀者不時的替他們捏著一把汗，擔心會不會隨著大律師頗有風度的鞠躬而滑脫下來，當庭出個洋相。美國第三任總統托瑪斯?傑斐遜就曾說，「（英國法官）像躲在棉絮下面向外窺視的老鼠」。這個儀表還嚇得一個出庭作證的孩子大哭不止，導致英國專門審理涉及青少年案件的特別法庭完全取消了假發。

假發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古埃及和古羅馬帝國的文獻就有相關記載。然而在歐洲上層社會的流行，一般認為是1620年前後，路易十三為了掩蓋自己的禿頂而戴假發，引起經常出入宮廷的貴族效仿，隨後風靡歐洲，以至於連婦女都戴著各式的假發出席社交場合。到十七世紀六十年代，這一時髦又由英王查理二世傳到英倫三島。十七世紀的英國人薩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記，真實的記錄了假發在英國流行的歷史。1663年11月2日，佩皮斯得知國王和公爵都將戴假發的傳聞，第二天就急不可耐的將頭發剃光，定作了假發。佩皮斯寫道：「告別自己頭發還是有些許傷感，但一切結束了，我就要戴假發了」。由此可見，假發在英國流行，榜樣起了很大的力量。

榜樣之外，假發的流行還有一個原因。據壟斷英聯邦假發行業的埃德和拉芬斯克洛夫工廠（Ede & Ravenscroft）介紹，由於十七世紀的歐洲缺乏供暖系統，人們不便洗熱水澡，為了防止寄生蟲的滋生，最好的辦法就是留短發而以長長的假發替代。

早期的假發使用人的頭發製作，如債務人用頭發抵債、甚至是死人的頭發。那時的法庭上，各種假發的氣味混合簡直令人窒息，使得法官們出庭有時不得不自帶一束鮮花來稍稍化解一下。這種狀況直到1822年漢弗萊?拉芬斯克洛夫（Humphrey Ravenscroft）發明了利用馬尾製作假發的工藝才結束。

英聯邦法律人出庭或者參加重大典禮活動都佩帶假發，完全是當時的流行使然，並沒有任何強制性的法律規定。數百年過去了，假發不再時髦，卻成了法律人遵循傳統的守舊形象。而且假發不衛生、太熱、扎人、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然而要說改變也很難。人們習慣性的將假發與地位、身份乃至正義聯系起來。事務律師獲得出庭權以後，就因為沒有戴假發的資格而向上議院提出了好幾次不成功的陳情，而不少被告人也優先選擇可以佩帶假發的出庭大律師為他們辯護，據說是否戴假發還直接關繫到對陪審團的說服能力呢！

查理二世的時代雖然早已過去，但看起來當初的時尚--至少在假發這一點上--仍然從墳墓中伸出手來牢牢的束縛著當代的英聯邦法律人。澳大利亞在70年代為了順應家事法庭（Family Court）減少形式，增進和諧的潮流，取消了假發。但到1987年，據說是由於發生了多次針對司法人員的襲擊，於是又恢復了假發。筆者以為，澳大利亞的這一做法，更多的是傳統心理作怪，或者說是傳統論者為了保住頭上的假發，拿這些襲擊說事兒而已，絕對難說是對症下葯。因為在英國，1992年取消青少年特別法庭中司法人員佩戴假發的慣例後，似乎並沒有類似澳大利亞的惡果發生。2003年，英國又進行了一次是否取消假發的調查，發現多數資深法官和事務律師希望取消假發，而下級法官和出庭大律師則堅持傳統。更有68%的公眾希望法官---特別是在刑事案件中---佩戴假發，說明假發在英國民眾代表司法正義的符號作用仍然很強。

爭論歸爭論，假發看來不會很快地在英聯邦的法庭上消失。唐納德遜勛爵（Lord Donaldson）的一句話概括了這場爭論, 「既然假發至少過時一個世紀了，那也不用急著取消。」

正義需要通過儀式體現出來，正是通過這種鮮明而具體的符號意象和強烈的心理暗示，假發喚起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和對正義的希冀。然而，建構現代司法文化乃至法律文化的沒有捷徑。以薩維尼為代表的德國歷史法學派認為人民自身在緩慢的促進法的成熟，法律除了認可這一歷史創造的成果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角色。歷史法學派不再是主流，但法律現象中少不了歷史的積淀。中國律師袍可說是已經夭折了吧？至少在地方上，今年以來著律師袍出庭的現象可說是鳳毛麟角，這或許是必然的結果。當初的決定更多的是應景成分，沒有顧及到歷史、文化的因素。筆者以為，正是使英聯邦法律人頭頂上的假發揮之不去的那種力量，讓中國的律師袍迅速地離去，消失在歷史的隧道中。 我也是學法律專業的 大致就是這樣啦

5. 法官佩戴的微章是什麼

1、法徽的基本圖案由麥穗、齒輪、華表、天平構成。

2、法徽是法官內的身份標志，體現容著法官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的深刻喻義。

3、法徽的佩戴：法官穿著法官袍或法官服時，應同時配戴法徽作為其身份標志。在穿著法官袍時，法徽應配戴在紅色前襟4顆金黃色領扣的正上方；在穿著法觀服配戴大法徽時，法徽應配戴在西服左上口袋的正上方，而配戴小法徽時，應配戴在西服左駁領的正上方。

6. 中國法官戴頭套嗎

法律分析：不需要。戴假發主要是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們的習慣，主要是一種象徵意義，也可以表達出法官們公平正義的態度，但在大陸法系國家不大適用。我國基本上屬於大陸法系傳統，沒有戴假發的習慣。但在我國的香港，適用的是英美法傳統，就要戴假發了。台灣適用民國時期的法律，民國時期的法律主要是從德國與日本移植而來，屬於大陸法系，也不戴假發的。

法律依據：《人民法院法官袍穿著規定》

第二條 法官在下列場合應當穿著法官袍：（一）審判法庭開庭審判案件；（二）出席法官任命或者授予法官等級儀式。

第三條法官在下列場合可以穿著法官袍：（一）出席重大外事活動；（二）出席重大法律紀念、慶典活動。

第四條法官在本規定第二條、第三條之外的其他場合，不得穿著法官袍，其他人員在任何場合不得穿著法官袍。

7. 法官為什麼要戴假發

經常看香港電視劇的人應該知道，裡面的法官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佩戴假發。他們的標志性特色，就是假發、書本和錘子，這三個點彷彿成了偵探電視劇必有的點。關於法官戴假發的問題，要與曾經的歷史聯系在一起。香港曾經作為殖民地，在文化上受到英國的影響，而英國也是受到了歐洲大體的影響。

3、英國人比較保守

英國人相對來說是比較保守的，特別是在司法體系裡。由於長時間的影響，假發就留在了法庭之上。而且這逐漸成了一種文化，帶假發時間的長短，成了一個法官值得驕傲的事情。甚至還有一些法官，長期使用一頂假發，從來都不更換。

8. 法官為什麼要帶假發

假發、法袍這樣的服飾營造的氣氛是凸顯了法官這種角色的極端重要性，這種職位的極端重要性。法官戴的假發屬於官職式假發，表示自己的官職，它要營造的氣氛是生怕你看不出來這是假發。

所以這種假發戴上去以後給人一種特別"非人化"的感覺，也就是說，戴上假發的人看上去就不是個人了，它體現了要把法官當作非人非神的、半人半神的思想。

起源於18世紀的馬尾假發和長袍服飾，一直以來都是英國司法系統的象徵。現在只有英國和少數幾個國家的法院系統保持這種習慣。

歷史記載，律師的黑袍最早可以追溯到1685年，當時是悼念查理二世駕崩所穿的喪服。

假發的使用始於18世紀初，那時戴假發是歐洲社會的時髦裝束，只有達官顯貴、王公貴族和法官律師等有身份的上流人物才能戴假發，從此逐漸形成了風氣。

(8)揚州法官戴擴展閱讀：

司法假發是指律師、法官佩戴的假發。在某種程度上，司法假發是法律的象徵。在十七世紀以前，英國的律師是不用戴假發的。司法假發發展至21世紀已有300多年歷史。

英國規定：2008年10月2日起，除了審理刑事訴訟案件的法官之外，全國大多數法官和律師在法庭上可以不再佩戴假發。不過大多數情況下假發在英國、中國香港還是保留這一習慣。因為假發象徵著權威。

21世紀，假發不再時髦，卻成了法律人遵循傳統的守舊形象。人們習慣性的將假發與地位、身份乃至正義聯系起來。

而英國法律界還有一種說法：假發戴得越久，越老越臟，顏色越深，說明你吃法律飯入行的時間越長，而在司法界，資歷和年齡可是個寶。從某個意義上，頭齡越老的假發也就成為律師們招攬生意的百年老字型大小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發則是富有審判經驗的招牌。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司法假發

9. 為什麼法官戴白色假發

法庭要戴假發是為了有很強的辨識度，同時也代表法官是公平公正的。法官和律師們戴上了頭套之後，就可以一眼分辨的出來，在看你的時候就能夠增加自己的威嚴，同時代表著自己是正義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