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法院
1. 法院用多元化調解合法嗎
多元調解不一定是法院調解,也可能是民間的調解委員會或者仲裁委員會進行調解。
多元化調節機制的主要特點:
一是形成了「一個中心、五個支柱」的內部調解體系。在立案庭成立調解組,抽調法官專門負責立案調解工作,實現了立案審查與立案調解的有機結合。各派出法庭也結合轄區特點,不斷探索推進立案調解的新模式。其中,東小口法庭選派優秀法官進駐社區居委會,沙河法庭把立案調解與法制宣傳相結合,小湯山法庭邀請一個人民調解員常駐法庭進行立案前的調解,回龍觀法庭向當事人發放「訴訟提示書」,注重對糾紛進行分流引導,南口法庭成立了「綜合調解組」。
二是形成了「一個主導、八方聯動」的外部調解體系。在立案調解工作中,昌平法院將法院調解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社區基層組織調解等相結合。三是形成了「一個核心、多個延伸」的人力資源配置體系。在立案調解工作中,昌平法院不僅讓法官與法官助理開展立案調解工作,還邀請人民陪審員、人民調解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邀監督員等主體參與立案調解,將許多社會矛盾化解在了初始階段。司法實踐證明,法院調解在民事訴訟中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法院調解有利於及時、徹底地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第二,法院調解有利於化解矛盾,促進當事人的團結;第三,法院調解有利於法制宣傳,預防和減少訴訟。
如若最終調解都不成功怎麼辦?沒關系,在充分了解您的訴求與案件情況後,您要是還不同意調解,那法官會馬上為您開庭,若您材料齊全,雙方當事人、證人都可到場,便可以馬上從調解室轉到審判庭,當天便可開庭,為您速速下達判決。
「多元調解」 為從源頭上化解了矛盾糾紛,也減輕訴訟審判壓力,負責糾紛的訴前調解聯絡和調解指導,節約了訴訟成本,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做到了真正的為人民服務。
2. 西城法院執行局辦公時間
北京市西城區是首都功能核心區,面積50.7平方公里,人口132萬,是北京「四個中心」功能定位中「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載區,也是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重點地區。
作為首都功能核心區的基層法院,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由原西城、宣武兩家法院於2010年8月合並而成。目前,實有在編幹警447人,員額法官177人。共有四處辦公地點,除綜合服務保障機構和執行局以外,設立了物權、勞爭、家事等14個專業化審判庭,外設金融街人民法庭。負責依法審理轄區內各類一審案件;北京市涉及森林和陸生野生動植物一審刑事案件;犯罪地在西城、房山、大興、昌平轄區的外國人犯罪案件,以及西城、大興轄區內的知識產權案件。
自2013年底新一屆黨組班子履新以來,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傳承發揚西法的優良工作作風,認真總結歷屆黨組的寶貴經驗,在西城區區委的領導、區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指導下,緊緊圍繞「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秉持首善標准,踐行紅牆意識,謀定出新之策、再起突破之局,一步一腳印、一年一台階,奮力建設與區域定位相匹配的優秀法院,在執法辦案、司法為民、司法改革、隊伍建設等方面均取得新進展,呈現新氣象。
近年來,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先後獲評全國優秀法院、全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示範法院、全國立案信訪窗口建設先進單位、全國法院新聞宣傳工作先進集體、首都文明單位、北京市模範法院、北京市先進法院、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優秀單位、北京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示範法院、北京市信息化建設先進單位,榮立北京市政府授予的集體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2018年5月,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開放式黨建」經驗做法被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批示,並在全國法院推廣學習。
管轄范圍
民、商事案件:(一)訴訟標的額在1億元以下的第一審民商事案件。但訴訟標的額在5000萬元以上且當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市轄區的第一審民商事案件由中院管轄。(二)婚姻、繼承、家庭、物業服務、人身損害賠償、交通事故、勞動爭議案件以及群體性糾紛案件。(三)訴訟標的額在3000萬元以下的第一審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四)訴訟標的額在500萬元以下的第一審一般知識產權案件以及訴訟標的額在5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且當事人住所地均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轄區的第一審一般知識產權案。但涉外、涉港澳台的知識產權案件由中院管轄。(五)本院管轄的知識產權案件類型包括:著作權、商標權、商業秘密、技術合同、特許經營合同、企業名稱(商號)、特殊標志、計算機網路域名的知識產權合同糾紛案件;著作權、商標權、計算機網路域名的知識產權權屬或侵權糾紛案件,侵犯企業名稱(商號)權、特殊標志專有權的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案件以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商標權、著作權的申請訴前停止侵權、訴前財產保全、訴前證據保全案件。不包括:涉及專利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發明權、發現權及其他科技成果權的案件,或者屬於確認不侵權糾紛或壟斷糾紛的案件。(六)本規定所稱的「以上」包括本數,「以下」不包括本數。
行政、刑事、執行案件管轄范圍:根據《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及其有關規定應當由西城區法院受理的第一審行政、刑事、執行案件。
經由上級法院依法指定或移送的刑事、民事、商事、知識產權和行政案件。
辦公區劃分
部門及職能
西城區人民法院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及金融街辦公區共四個辦公區域。
一、第一辦公區
(一)第一辦公區辦公部門:民事審判庭、未審庭、金融庭、刑事審判庭、知識產權庭、小額速裁庭、立案庭、訴服辦及綜合部門
(二)第一辦公區審理及立案案件范圍:負責民事案件(婚姻家庭、勞動爭議、侵權)、西城轄區商事案件、金融糾紛、知產案件。
二、第二辦公區
(一)第二辦公區辦公部門:民事審判庭、審監庭、立案庭、行政庭、小額速裁庭
(二)第二辦公區審理及立案案件范圍:負責民事案件(民事合同、物權)、西城轄區行政案件、申訴復查案件及。
三、第三辦公區
(一)第三辦公區辦公部門:執行局、執行一庭、執行二庭、執行三庭、執行立案
(二)第三辦公區辦理案件范圍:負責全區范圍內執行案件。
四、金融街人民法庭
(一)金融街人民法庭部門:金融庭、金融類刑事、行政、執行部門
(二)金融街人民法庭:負責全區金融類審案件。
工作時間為:上午8:30——11:30,
周一至周四下午13:30——16:30,
周五下午13:30-16:00。
3. 法院是不是有個多元化調解超市
調解是我國民事訴訟中最具特色的處理民事糾紛的傳統方式,是目前我國法院運用的最多的一種處理民事訴訟的結案方式。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轉型和進步速度加快、公民權利意識提高,各類社會矛盾凸顯,糾紛大量涌現,法院受理的案件尤其是民事糾紛案件顯現出數量逐年上升,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工作壓力和難度日益加大,單靠人民法院已經無法承擔越來越多的糾紛化解工作,單一的法院調解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新的矛盾特點、新的任務對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各級法院亟待創新調解觀念、創新調解機制、創新調解方式方法,擴大調解范圍和領域,強化調解功能和效能,樹立多元化調解解決民事糾紛理念,靈活運用並充分發揮人民調解、法院調解、行政調解等各種調解機制化解民事糾紛的獨特優勢和作用,建立以人民調解為基礎,法院調解為主體,其他各類調解有效銜接,共同發揮作用的多元化調解解決民事糾紛機制。本文從建立多元化調解機構、搭建多元化調解平台、推動調解銜接機制、完善各類調解機制等幾個方面,就如何建立多元化調解解決民事糾紛機制提出了幾點建議。
【關鍵詞】民事調解 多元化
調解是我國民事訴訟中最具特色的處理民事糾紛的傳統方式,是目前我國法院運用的最多的一種處理民事訴訟的結案方式,調解有利於有效化解矛盾、緩解審判壓力、降低訴訟成本、擴大司法民主,真正實現案結事了、定紛止爭,更大程度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被西方國家稱為「東方經驗」、「東方之花」。尤其是近幾年來,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人民法院「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的提出,「三項重點工作」、「大調解」工作的深入開展,為各級法院的調解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推動力。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轉型和進步速度加快、公民權利意識提高,各類社會矛盾凸顯,糾紛大量涌現,法院受理的案件尤其是民事糾紛案件顯現出數量逐年上升,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工作壓力和難度日益加大,單靠人民法院已經無法承擔越來越多的糾紛化解工作,單一的法院調解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新的矛盾特點、新的任務對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各級法院亟待創新調解觀念、創新調解機制、創新調解方式方法,擴大調解范圍和領域,強化調解功能和效能,樹立多元化調解解決民事糾紛理念,靈活運用並充分發揮人民調解、法院調解、仲裁調解等各種調解機制化解民事糾紛的獨特優勢和作用,建立以人民調解為基礎,法院調解為主體,其他各類調解有效銜接,共同發揮作用的多元化調解解決民事糾紛機制。
4. 糾紛多元化解中心和訴訟服務中心的區別
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強調黨委領導、政府支持、多方參與、司法推動的機制建設;訴訟服務中心則更多地強調法院的主體地位,要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作為訴訟服務中心提檔升級的重要內容,矛盾化解不能僅依靠法院一家,法院應當起到引領、推動和保障作用。要在一流訴訟服務中心基礎上打造升級版,大力推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
把訴訟服務中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進行深度融合一體推進,打造多元化解矛盾糾紛的聚集地和司法為民的新模式,具體要著力搭建「六大平台」:
一是搭建訴調對接平台。緊密結合案件的構成情況,進一步加強與交通、醫療、住房建設等單位和組織訴調對接,在訴訟服務中心設立特色調解窗口,有效解決類型化糾紛。
二是搭建案件速裁平台。在訴訟服務中心增設小額速裁庭,實行簡案快審、繁案精審,充分利用小額程序、督促程序等方式快速化解矛盾。
三是搭建專業解紛平台。根據城鄉不同地域、案件不同類型、當事人多元需求,整合各類解紛資源,有效發揮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人員的專業優勢,促進矛盾糾紛快速化解。
四是搭建網路調解平台。將勞動人事、道路交通、婚姻家庭等糾紛集中領域相關行政主管部門的調解窗口引入法院訴訟服務網,使當事人快速選擇糾紛解決方式、盡快找到適宜的解決糾紛機構。
五是搭建信訪化解平台。積極開展律師參與化解和代理信訪案件工作,完善遠程視頻接訪,規范網路信訪流程。
六是搭建攻克執行難平台。依託訴訟服務中心,在案件的源頭上提示風險,在訴前調解中促使自動履行,把執行信訪案件推向前台,完善多元化解糾紛機制,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切實減少進入執行環節的案件。
5. 多元調解有法律效應嗎
多元化調解有法律效力。法院多元調解不是立案。案件只有進入立案狀態之後才能確定一般要進行庭審還是先行調解。先行調解和多元調解並不是一個概念。多元調解是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之一,一般在法院在給當事人開具立案通知書之前發放多元調解書,接受調解的,由法院的調解員進行調解,調解成功的,不再走訴訟手段。多元化調解,是指相關民商事案件在立案庭立案後轉入合議庭審理之前,先由法院聘請的人民調解員進行調解,以爭取調解或撤訴結案的訴訟外工作環節。2008年1月,在全國范圍內,上海市一中院在中級法院層面率先引入了多元化調解機制。應該說,這項工作的開展,是在構建和諧社會大背景下,在司法為民的大局觀下,對真正實現案結事了、化解糾紛的積極探索,以滿足人民群眾對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
【(5)多元化法院擴展閱讀】多元化調解的多重效果:一是有效化解矛盾。調解員的工作方式、方法以及對工作的熱愛、奉獻,對有效化解矛盾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二是緩解審判壓力。多元化調解,不僅能分流部分簡單民商事二審案件,緩解審判壓力,使法官從海量的案件中脫出身來,集中力量辦好疑難案件;而且還發揮著「案結事了」的帶動效應。三是降低訴訟成本。當前,民眾對司法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僅需要公正的司法,更需要便捷的司法;不僅需要能夠接近司法,更需要以多種形式接近司法。四是擴大司法民主。司法民主能夠體現司法的人民性,展現司法的親民性,去除司法的神秘性,使得司法與民眾之間相互了解與溝通的渠道更加暢通。利用人民調解員開展多元化調解工作,讓非法官群體直接參與司法,很好地體現了司法民主。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可以進行調解,或者根據物質損失情況作出判決、裁定。
6. 杭州互聯網法院有用嗎
有用,是走在前列的新型法制。是優秀法院。
杭州互聯網法院,於2017年8月18日掛牌成立,是全國第一家集中審理涉網案件的試點法院。
貫徹「網上案件網上審」的審理思維,將涉及網路的案件從現有審判體系中剝離出來,充分依託互聯網技術,完成起訴、立案、舉證、開庭、裁判、執行全流程在線化,實現便民訴訟,節約司法資源。融合機制創新與網路解紛,構建前置性指導化解、ODR、第三方調解、訴訟等多層次、多元化的涉網糾紛解決體系,專業、高效、便捷處理涉網糾紛。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涉網案件數據進行多模塊比對分析,梳理規律和特點,形成結構化、標准化的互聯網司法裁判規則,為營造更安全、更干凈、更具人性化的網路空間司法護航。
2021年1月,被授予「全國優秀法院」稱號。
2018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747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也明確了杭州互聯網法院的管轄范圍。
互聯網法院集中管轄所在市的轄區內應當由基層人民法院受理的特定類型互聯網案件。
(一) 通過電子商務平台簽訂或者履行網路購物合同而產生的糾紛;
(二)簽訂、履行行為均在互聯網上完成的網路服務合同糾紛;
(三) 簽訂、履行行為均在互聯網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小額借款合同糾紛;
(四)在互聯網上首次發表作品的著作權或者鄰接權權屬糾紛;(五)在互聯網上侵害在線發表或者傳播作品的著作權或者鄰
(五) 接權而產生的糾紛;
(六)互聯網域名權屬、侵權及合同糾紛;
(七)在互聯網上侵害他人人身權、財產權等民事權益而產生的糾紛;
(八)通過電子商務平台購買的產品,因存在產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財產權益而產生的產品責任糾紛;
(九)檢察機關提起的互聯網公益訴訟案件;
(十)因行政機關作出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互聯網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管理等行政行為而產生的行政糾紛;
(十一)上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的其他互聯網民事、行政案件
7. 我國一共有多少個法院
我國有3100多個基層法院、16萬多基層法官,他們身處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第一線。
多年來,廣大法官紮根基層、服務群眾、化解矛盾、定分止爭,為維護一方和諧穩定、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出了積極貢獻。
數據顯示:2015年,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951.1萬件,審結、執結1671.4萬件,結案標的額4萬億元,同比分別上升24.7%、21.1%和54.5%。今年上半年,全國法院新收各類案件1002.9萬件,同比上升18.94%;結案803.8萬件,上升25.42%;結案率為61.14%,上升4.21個百分點。
(7)多元化法院擴展閱讀:
新時代對於法院的要求:
進入新時代要解決新矛盾。法院隊伍要准確把握人民群眾多元化多層次司法需求,進一步強化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理念,進一步改進司法作風、提高司法能力,推動司法供給側改革,提供更多優質高效的司法服務和司法產品,努力使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
進入新時代要實現新目標。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些目標都蘊含著對人民法院工作的更高要求。
實現這些新目標,必須按照「五個過硬」總要求,進一步提高法院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水平,全面推進新時代人民法院工作實現新發展。
8. 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至少三次提到了法律的權威問題,其中第二次更把司法權威確定我國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一項重要目標和特徵。年初以來在在開創我省法院工作新局面的活動中,張文顯院長曾多次指出,「要密切關注以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為目標的司法改革的進程,堅持『公正與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題,以公正和效率贏得權威,以權威保障公正和效率」深刻闡述了司法權威與法院工作的關系。司法權威與司法公信力是一對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在某些語言環境當中兩者的含義基本相同。針對現階段的法院工作而言,樹立司法權威的目標主要是通過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來實現的。結合目前法院工作的實際情況,我們所面臨的實現任務是如何在短時期內切實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從而為真正實現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夯實基礎、創造條件。 司法公信力這一概念具有兩個維度:「一是信用的維度,即司法機關獲得公眾信任的能力;另一個是信任的維度,即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程度」,而在多數情況下我們主要是在「公眾信任程度」這一語義下使用司法公信力一詞的,即「公司公信力是指社會公眾對司法主體、司法程序、司法運作過程和司法裁判的尊重和認同,是司法在公眾心目中所建立的信服狀態」。是我們法院所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為此我們需要面對客觀現實,透視司法現狀與公眾需求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從而找出快速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具體方案。 一、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現實狀況 事實上無論我們從哪一個載體中獲得關於司法公信力的信息,最初都源自各種評價主體同法院打交道的經歷,從當事人而言他們是程序和實體的親歷者,從相關利益方而言他們是公平與否的感知者,從社會輿論方的角度他們是公信力評判的參與者,總之他們都是對於自己同法律、法院、法官的接觸交往中形成公信力判斷的。也就是說,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於法院的日常工作分不開的,我們需要從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來重新審視公信力問題。目前我們法院的整體司法公信力不高,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法官的職業形象受到質疑。以四川省為例,四川高院曾就法院公信力問題展開過社會調查,結果顯示,有三分之一的當事人受訪者對法官的職業形象評價一般,其中作出負面評價的接近兩成,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個別法官違法違紀對法官整體形象的影響最為惡劣。這個調查結果對於法院整體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應當看到,目前我們法官隊伍在整體結構上仍然是經驗型多於知識型,這同我們建立知識型與經驗型結合的法院隊伍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法官這一職業社會地位還不高,法官自身的職業榮耀感還不強。 (二)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質疑。由於法官的司法能力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司法需求,因而有些裁判還存著認定事實不準、說理論證不清、責任劃分不明的現象,困擾法官多年的執行難問題仍然很尖銳,信訪問題一直不容忽視。另外,社會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風氣,如說情風、干預風也侵蝕著法官良知,直接導致了人民群眾對法院工作的不信任。 (三)程序的公信力受到質疑。突出表現在,各級法院中超審限案件仍然存在,嚴重影響法院的聲望;法官駕馭庭審能力不強,庭審功能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發回重審案件過多,增加當事人訴累;「暗廂操作」依然存在,審判公開仍需進一步加強;法官與律師的交往還很普遍等,這些現象表明我們離程序公正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 二、造成法院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原因 (一)法官素質不高是造成法官職業公信力偏低的根本原因。法官是法律的實施者,他的一言一行都關繫到法律的尊嚴,法官形象在很多場合就是法院形象的具體化。在西方有這樣一句法諺:「僅次於上帝完美的人就是法官」,生動地表明了社會公眾對於法官這一職業的崇高期待。「打鐵先要自身硬」,現階段造成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根本原因還是人的問題,因此解決法官素質問題始終成為我們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制度因素是影響司法公信力的客觀原因。在各種現實制度當中,司法行政化傾向對於司法公信力的影響最大。這種行政化傾向既有來自法院外部的,如對於法院的行政化功能定位、對於法院人、財、物的行政化管理、以及法官職業的行政化傾向等,還有來自於法院內部的,如法官職能的行政化、幹部管理的行政科層制、以及各種內部行政審批制度等。目前,理論界與實務界都認識到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從某種角度上看司法權的本質是一種由法官代表國家行使的判斷權,而缺乏體制獨立保障的判斷權是很難最終獲得公眾信服的。 (三)公眾認知不夠是影響司法公信力的社會主觀原因。漫長的封建社會留給我們的主要是一種以人治思想為基礎的法律文化,無論是「德主刑輔」,還是「禮法並用」,其中蘊含更多的是一種道德優位的法律觀。現實生活中,當人們出現糾紛後訴訟往往是其最後採取的不得以的手段,即使進入訴訟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托關系、找熟人,而一旦敗訴有的人便會四處告狀、長年上訪,有的則寄希望於找到「大官」為自己鳴不平,這種「清天情結」的背後隱藏著濃厚的官本位思維定式。目前公眾對於法院的了解主要是通過大眾媒體,很多人對於近幾年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法院各項工作的進展並不了解,他們只是憑借一些個案的報道或是傳聞便產生了對司法公信力的質疑,這一點對於我們省法院而言更為突出。 (一)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礎。從長遠角度看,培養和造就一支高素質法官隊伍是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的關鍵環節,也是司法回應民眾信任和期待從而提高司法共信力的核心內容。首先,通過嚴格的法官選任制度,讓優秀的法律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目前許多基層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著法官老齡化、年齡斷層等現象,人才外流則是各個法院都要面對的問題。只有把法官隊伍塑造成一支高素質的團隊,法官職業的榮耀感才有可能隨之產生。其次,通過科學的法官管理制度,實現法官隊伍的健康有序發展。通過建立和完善各種符合法官職業特點的幹部人事管理制度,不僅要讓優秀的法官能夠脫穎而出,而且要激發法官團隊的整體合力。再次,要以法官職業道德建設為重點,樹立公正廉潔的良好公眾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不僅是法院的工作目標,更是每個法官的職責所在。霍姆斯在《普通法》一書中的格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更是在強調由法官經驗積累而成的一個個判例對於整個普通法系的重要性。對當事人而言,「張法官」、「李法官」都代表著全體法官、代表著法院甚至是法律,因而我們每位法官都應樹立一種「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團隊意識,把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實到日常工作當中。從這一點上看,法官的隊伍建設不僅應是自上而下的,也應當是自下而上的。我們目前正在開展的「創建學習型法院、培養研究型法官」活動,為每位法官實現「內增實力,外樹形象」的目標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和研究的平台。 (二)提高司法能力水平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關鍵。目前我們主要是通過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來實現司法能力水平的提高的,其中這樣幾項制度建設直接關繫到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建設。第一,強化審判公開。在支撐司法權公正高效運行的各項制度中公開審判無疑具有核心的地位。「正義不但要伸張,而且必須以看得見的方式伸張。」事實上公開審判制度中的每一小步改革,往往都能成為推進法治進程的強大動力。我們在諸如提高開庭率、證據認證公開、審委會參與公開審理、案件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等許多方面還可以進行許多大膽的探索性工作。第二、提高審判質量與效率。「從權力運行的角度,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權在其運行的過程中以其主體、制度、組織、結構、功能、程序、公正結果承載的獲得公眾信任的資格和能力。」從這一點分析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取決於我們是否為公眾提供了優質高效的司法產品。評價審判質量效率的標准有很多,但有兩個標準是核心的:一個是結果公正標准,另一個是程序合法標准。為此我們應始終把公平正義作為法院工作的生命線,全面提高審判質量與效率,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化司法需求。第三、建立科學的審判管理機制。目前將法院的管理細分為審判管理與司法行政管理已基本成為共識,強化審判管理已成為各級法院提高審判質量的有力手段。藉助於審判質量與效率評估體系的管理功能,使我們能夠建立起法院內部的案件流程管理體系、上下級法院間質量評查體系,通過科學的管理促進司法能力的提高。 (三)把司法改革作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動力。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目前我們民主法制建設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繼續深化」。司法活動是依照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宣示法律公正的過程,公眾主要是通過司法制度的整體設計和具體運作來感知和認識司法的,因此司法改革能夠起到提升司法權威、提高公司公信力的作用。首先,健全審判獨立制度,探索符合審判規律和法官思維規律的審判運行體制,既有利於充分發揮合議庭、庭長、主管院長、審委會的各項職能,調動全體法官工作和學習的積極性,又能實現權力行使與監督制約的統一,建立責權明晰的審判責任制度也能夠成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深層動力。其次,通過增強司法權威的相關改革,例如適當擴大法院對於行政行為審查的范圍、建立嚴格和庄嚴的法庭儀式、加強對法庭秩序的維護等,達到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客觀效果。司法權威與司法公信力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一對概念。司法權威又稱為司法尊嚴,一般被理解為「司法機關應當享有的權威及公信力,它是司法能夠有效運行,並能發揮其應有作用的基礎和前提」。與司法公信力所強調的公眾信任和信用這兩個實然意義的維度不同,司法權威往往更強調司法機關在國家機構運行體制中的地位,它與司法公信力的最大區別是其所具有的應然意義的維度,我們更多是把司法權威作為一種目標指示性詞語來使用的。應當說,沒有司法公信力的實現就沒有司法權威的實現,司法公信力建設是實現司法權威的主要途徑,司法公信力的強弱是司法權威是否實現的主要參數。 (四)通過優化司法環境來保障司法公信力建設。從表面上看,個別司法不公現象無疑是我們法院面臨的司法公信力建設中的最大障礙。而從法院外部的司法環境來看,如何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就顯得尤為重要。首先,理順法院與黨委、人大、政府等的關系。無論從黨的先進性還是代議制的角度,黨委和人大的意見都屬於廣義的公眾信任的范疇,他們有權代表人民群眾對於司法公信力做出直接評價,因此「黨管司法」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同時,我們也要盡量爭取各級黨委、人大、政府對於法院工作獨立性、專業性的理解,以贏得他們對於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尊重,共同維護法律的權威。其次,規范法院與新聞媒體的關系。在西方國家中,媒體一般被認為是繼國家、政府、法院之後的第四種權力。我們要在堅持客觀真實和維護法律權威的媒體監督原則的同時,暢通各種新聞監督渠道,防止不當報道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動。我們還要充分利用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加強法制宣傳工作,把媒體作為外樹形象的窗口。再次,營造良好的社會基礎和氛圍。從增強公眾對司法的認知入手,使他們能夠了解訴訟程序的基本要求及風險、尊重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從而降低社會糾紛解決的成本,減少影響社會和諧的對抗性因素,最終讓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信任司法,自覺維護司法權威,為司法公信力建設夯實群眾基礎。 總之,我們應始牢記我們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我們的法官是人民的法官,我們提高司法公信力就是為了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也是為了實現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無論從樹立司法權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角度,還是從樹立全社會對法律的共同信仰、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角度,我們法院、法官與社會公眾的法治理想和目標都是一致的。(作者單位: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第1頁共1頁
9. 多元化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包括哪些內容
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
一、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
二、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
(9)多元化法院擴展閱讀:
調解方式
調解員可以採用其認為有利於當事人達成和解的方式對爭議進行調解。
這種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調解程序開始之後,調解員可以單獨或同時會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進行調解;調解員單獨會見一方當事人的,可向他方當事人通報單獨會見的情況,當事人另有要求的除外;調解員可以對爭議進行面對面的調解,也可以進行背對背的調解。
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可以要求當事人,提出書面或口頭的建議或方案;調解員可以根據具體案情,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聘請有關專家就技術性問題提供咨詢建議或鑒定意見;。
調解員可以要求當事人提交補充材料;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可以根據已掌握的情況,依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向當事人提出解決爭議的建議。
經過調解,在當事人之間仍無法達成和解的情況下,調解員可以提出最後的建議或方案。調解在調解中心所在地進行。如當事人另有約定,經調解中心同意,或由調解中心建議並經當事人一致同意,亦可在其它地點進行。
由此產生的費用,由當事人承擔。聘請有關行業的專家參與調解工作,所產生的費用,由當事人承擔,經過調解,如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由各方當事人在和解協議上簽字及/或蓋章,應當事人的要求,調解員可根據和解協議的內容,作出調解書,由調解員在調解書上簽字並加蓋調解中心的印章。
除非為執行或履行之目的,和解協議或調解書不得公開。雙方當事人簽訂和解協議時,可以在和解協議中加入仲裁條款。
10. 發生ADR自行處理對嗎
不對。
ADR ,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縮寫,這一概念源於美國,原來是指本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
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或代替性、選擇性) 糾紛解決方式」,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
由此可見,ADR機制是一種獨立或相對獨立於法院訴訟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ADR作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的一種替代性解決方法,與法院訴訟的解決方式形成協調互動的關系,對於社會糾紛的解決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