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法官

⑴ 求法庭開審具有流程

開庭審理的流程

1、開庭時，法官會先看雙方當事人的身份證件，然後宣讀一系列法庭審理規則，詢問雙方是否要求法庭方面的人員需要迴避等等，一般情況不需迴避。

2、法官要求原告陳述自己的訴訟請求和理由，並出示證據(有時候法官為了節省時間，一般會用一句話帶過，說被告已看過起訴內容，則此步可以省略)。除非原告有新的陳述，可以補充表達出來。

3、被告針對原告提出的事實和理由作出反駁，並出示證據。

4、法官分別詢問原告和被告關於案件的證據，有什麼觀點和看法或反駁——這叫質證，還會詢問涉及案件的具體細節。如果需要對證據進行進一步的鑒定「是否屬實」的，此時應該提出「司法鑒定」的申請。

5、原告和被告在法官的主持下，互相辯論。

6、辯論完畢，法官會向雙方詢問是否願意調解解決糾紛，如果雙方願意調解並能調解成功的，法官會出具調解書，雙方簽名之後生效;如果不願意調解，或調解不成，則法官不再調解。

如果在開庭幾天後，雙方可以再調解，並能達成一致意願的，可以告訴法官，按調解成功來解決，由法院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調解書。

7、整個庭審過程，有書記員記錄雙方各自的發言。如果其中一方不願調解，那麼在各自發表完畢陳述後，書記員將庭審的記錄列印出來，要求雙方看過有沒有跟在庭審過程發表的言語有出入，有的可以適當修改並在修該處簽名。雙方看完或修改完成庭審筆錄之後，庭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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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庭審理意義

開庭審理是普通程序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階段，是當事人行使訴權進行訴訟活動和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進行審判活動最集中、最生動的體現，對人民法院正確審理民事案件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開庭審理能夠確保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

通過開庭審理，審判人員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民事案件的事實進行客觀的認定，對證據進行全面的審核，分清是非責任，對民事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從而實現人民法院的審判職能。

其次，有利於對審判活動的有效監督。開庭審理將案件的審理過程置於群眾的監督之下，增加了審判活動的透明度，有利於保證案件處理的公正性。

第三，有利於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民事訴訟法對開庭審理中當事人各項訴訟權利及其行使的方式作了充分的規定，開庭審理有利於當事人充分行使訴訟權利，自覺履行訴訟義務，保證庭審活動的順利進行，最終保護了當事人的民事實體權利。

第四，有利於充分發揮開庭審理的教育作用，擴大法制宣傳效果。

⑵ 沈陽市鐵西法院好還是大東法院好 待遇方面 中和一下 那個好

鐵西法院 多少年的老法院了 待遇各方面 都能得到提升 他們人員 素質普遍都很高
我經常給他們辦事 食堂的飯菜也好吃

⑶ 如何做好法官助理工作

隨著司法改革的縱深發展，法官職業化、精英化建設業已提到議事日程，而法官助理制度的實施是法官職業化建設的一個突破口和關鍵點。因為，切實解決程序不嚴、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等問題僅僅靠審判方式改革是不夠的，必須啟動審判管理體制改革。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設立法官助理制度的構想，以此全面推進法官精英化進程，使審判權真正掌握在政治堅定、思想過硬、具有深厚法學功底、豐富審判經驗和廣泛社會閱歷的法官手中，確保司法公正、廉潔高效。為此，大東法院在法官職業化建設改革方式上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在民二庭進行了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試點工作，實行審判活動的主輔分離，案件的繁簡分流，使主審法官從大量繁雜、瑣碎的輔助性、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專司審判，將送達、排期、接收訴訟材料、庭前調解等輔助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完成。經過一年的運行，法官助理試點工作凸現成效，主審法官人均結案409件，最高達440 件，正確裁判率達99.3％，調解率高達51.5％。大東法院的法官助理試點工作引起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在全市法院經驗交流會上做了經驗介紹，受到充分肯定，被譽為「大東模式」，要求在全市法院推廣。 一、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法官助理制度的歷史淵源。國外法官助理制度歷史久遠，制度完善，以美國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根據美國法律規定，法官助理其主要職責是協助法官查閱卷宗，根據起訴書和答辯狀中的請求和反駁找出雙方爭議的焦點，給法官提供一份案件基本情況和審理要點的備忘錄；為法官草擬法律意見書，編輯、校對判決和裁定；為法官提供學術界有關法律問題上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動態，是「不享有審判權的法官助手，在法官的指導下，協助法官完成判決以外的法律性任務」，被稱為「不穿法袍的法官」。基於國情和文化差異，各國法官助理雖然承擔的工作內容不盡相同，但就其基本性質來說都是法官的助手，承擔判決以外的法律事務。國外法官助理制度成為其司法高效的保證，也為我們的推行提供了可靠論據和可行借鑒。 2、現實的社會要求。公平和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價值追求，要維護公平和正義，必須確保審判權的正確行使，保障審判工作的公正、高效和權威。而要實現上述目的，走法官職業化、精英化，使審判權真正掌握在精英法官手中是必由之路。目前，現行的過於龐雜的法官職責使法官的角色呈現了「政治化、行政化和非職業化」的特點，法官不僅承擔著案件的「審」與「判」，還承擔著審前准備階段大量的輔助性、事務性工作。此外，法官還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精力進行理論研究和實務探索，從而能夠更好地理解和執行法律。此外，法官還需要擔負起法制宣傳、指導書記員工作等職責。這種管理模式顯然與現代以分工精細、層次清晰、職責明確為要求的科學的人事管理制度不相符合。同時，法官所面臨的審判工作形勢日益嚴峻，收案數量大幅增加，疑難案件層出不窮，而法官依然維持著十幾年前的數量，審判工作的壓力達到極限，在這種狀態下，審判效率和質量很難保障。因此，審判工作應實行主輔分離是審判管理機制改革的必須。 3、推行的內在要求。基於上述因素，黨組經過反復研究論證考察，決定在民二庭率先進行法官助理制度的試點工作。這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一是該庭主要負責審理房地產和勞動爭議糾紛案件，這兩個類型的案件涉及法律紛繁復雜，且以往上訴率及上訪率高，更審改判率也是居高不下，以該庭作為試點，可以充分檢驗這項改革的成果；二是鑒於目前人們理念、司法體制和機制等方面的原因，不宜在全院推行，先在一個庭試點更為穩妥。 二、法官助理制度實施的基本思路與發展設想 實行法官助理的基本思路：以主審法官的裁判工作為中心，按照裁判工作以及裁判輔助工作特點和內在規律的要求，合理配置法官助理，建立起分工明確、密切配合、高效協調、符合審判工作規律的審判單元運作機制。因此，改革試點工作我們主要基於以下原則和模式進行的： 1、從人員配置上，突出體現走精英法官之路。根據民二庭審判工作特點及收、結案情況，為充分調動主審法官的主觀能動性及內在潛力，把原有的三個合議庭的九名法官減少為三名主審法官，每名主審法官配備一名法官助理、一名書記員。主審法官從長期從事民商事審判工作、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現職優秀審判長中選任或競聘產生。法官助理本著自願原則，由主審法官在具有審判職稱的審判員或助理審判員中選聘。 2、從職責劃分上，突出體現「主輔分離」的原則。使主審法官集中精力專司庭審和案件裁判，重點把握查清事實、證據認證、法律適用；將審判工作中的一些輔助性事務工作剝離出來，交由法官助理具體承擔，保證法官專心於「審」和「判」，審判流程將會更加科學、規范，大大地促進了審判工作的質量和效率。 3、從廉政建設上，突出體現法官中立的原則。負責案件審理和裁判的法官不與當事人直接接觸，同當事人接觸的法官助理則不會參與案件的審理與裁判，只是完成大量的程序性工作，這就在主審法官和當事人之間形成「隔離帶」，減少可能發生的不廉潔行為，有助於維護司法的獨立和公正。 4、從業績考核上看，突出體現「責、權、利」相統一的原則。主審法官和法官助理和書記員是一個三位一體的統一體。主審法官要對所審理的全部案件負全責，對結案率、上訴率、改發率、調解率、信訪率、督辦率等審判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標實行進行量化考核，完不成既定任務的，年終自動辭職。法官助理工作的好壞、主審法官與助理之間配合是否默契，直接影響主審法官的工作業績，使主審法官與助理之間形成一個榮辱共同體，擰成一股繩，有利於調動二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互動性。 5、從主審法官司法理念上看，突出強化調解意識。不拘一格開展調解，建立庭前、庭中、庭後三維立體調解制度，讓調解不再是「一次性工作」。轉變服務理念，變當事人請求調解為法官主動調解，力爭庭審前息訴止爭。大力推行主管院長、庭長參與案件調解制，對某些影響面廣、難於調成的案件，主管院長或庭長親自出面協調化解。積極尋求幫助，對某些特殊案件爭取人大、政府、政協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以加大調解力度。注重判後釋明工作，強化說服疏導工作，力爭做到「案結事了」。 三、法官助理制度顯著成效 由於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法官助理試點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後，訴訟的公正性與效率性均因法官助理制度的推行取得了明顯成效。 1、審判效率大幅提高。民二庭實行法官助理制以來，在法官數量減少三分之二，受理案件同比上升50%的情況下，審結案件973件，比上年上升47.6％，主審法官人均結案409件，最高達440 件。 2、審判質量更有保證。由於法官助理的積極工作，使主審法官從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主審法官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研究案件審判，學習業務知識，庭審及法律文書質量得到全面提升。更審改判率由去年同期的2.7％下降到0.7％，正確裁判率達到99.3％的嶄新高度。 3、審判程序更加規范。按照法官助理與主審法官的職責分工，助理具體負責案件的程序審查，實踐證明由具有相當法律專業水準的法官助理來專門負責案件的程序管理，無論是案件的送達，排期開庭還是宣判、歸檔都更加及時規范，案件的審限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主審法官的開庭排期更加科學有序。三名主審法官的簡易程序適用率達到85％，卷宗歸檔也達到了100％。前不久，市法院法官績效考評小組來院檢查時，對民二庭的案件質量，特別是案件審理周期、卷宗裝訂質量等給予了高度評價。 4、法官助理制度的設立大大提高審判的公正性。法官助理的設立使主審法官在庭前不接觸當事人，也不接觸案件具體材料，一切案情必須通過庭審查明，排除了主審法官庭前與當事人接觸的機會，避免其庭前先入為主的弊端。保證了主審法官中立、超然地行使審判權，公正裁判。 5、審判社會效果更加突出。民二庭堅持從維護穩定和促進和諧出發，本著應調盡調的原則，把法官助理的庭前調解、主審法官的當庭調解、主管院長和庭長的協調解決以及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協調處理有機結合起來，全方位地開展調解工作，妥善調解了一批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勞動爭議、拖欠職工工資、物業管理糾紛等社會關注的焦點案件、集團性案件。某有機玻璃廠由於長期拖欠職工工資及醫療、養老保險等福利待遇，引起職工積怨，多次聚眾上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後，我們摒棄過去「一判了之」的簡單做法，採取多方調解、軟化矛盾的辦案原則，分別找到80位原告和被訴企業，站在公正中立的角度幫助當事人分析案情，釋明法律，多次從中調解，終於促使職工和企業互諒互讓，握手言和，一起涉案人數達百人之多的群體性勞動爭議糾紛案件圓滿解決。該庭調解率由上年的19.7％上升到51.5％。為我院開創調解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突出貢獻。民事案件調解工作的經驗和做法被市委政法委在全市政法系統予以轉發，特別是在處理群體性勞動爭議及房地產糾紛案件中積累了寶貴經驗，人民法院報以《為勞動者營造和諧的環境》為題，對民二庭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中重視調解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做法予以報道。 6、法官助理制度將推動法官精英化的進程。推行法官助理制度，裁判權不再掌握在大多數法官手中，而是由少數精英法官掌握，必然導致主審法官地位的上升。用發展的眼光看，實現精英化後的法官階層必然在社會上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政治待遇與經濟待遇，成為無數法律精英嚮往的地方。正如當代美國的主審法官，由於具有崇高的地位，無數家資百萬的律師均將成為法官視為自身登上事業巔峰之標志。 四、法官助理工作制度的再思考 目前，雖然法官助理試點工作運行態勢良好。但是，依然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需要我們總結、探討和反思。 1、法官助理的選拔機制有待完善。目前，受諸多原因的局限，審判隊伍中一些法官無論從法律學識、審判經驗以及年齡狀況等多方面都不具備精英法官的條件，而讓這些同志從事法官助理工作還存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障礙，長遠來看有可能造成法官助理的人員缺乏。 2、法官助理的精英化亟待解決。審判輔助性事務盡管不像裁判工作那樣屬於審判工作的核心，但卻是裁判權行使的基礎，當事人的法律主張需要從審判輔助性工作的法官助理的過濾，他們的工作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主審法官的裁判質量。因此，我們在倡導法官精英化的同時也不能忽略法官助理的精英化，加大強化法官助理隊伍的整體素質，以適應審判方式改革的需求， 3、法官助理的考核缺乏量化的標准。法官助理的工作往往是由主審法官根據需要安排，即法官助理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對主審法官負責，法官助理時常感覺不到自己的獨立存在，加之從辦案責任上，對法官助理無明確具體工作的量化考核標准，就算完成得好，也只能在主審法官的工作上體現，法官助理更多在扮演著「無名英雄」角色，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法官助理工作主動性不強，責任意識淡薄的不良後果。 4、要明確法官助理的工作待遇和獎懲。在設定主審法官時，一般來說對主審法官的待遇都會給出明確交待，而對法官助理的待遇則考慮得較少或考慮滯後。從主審法官落選成為法官助理者，雖感覺有些失落卻也感到輕松，既然技不如人，待遇不如人，工作就不必那麼投入了，這種心理的存在是必然的。所以，法官助理的待遇和獎懲需要明確，要讓法官助理充分感覺到獨立人格的存在和本職工作的神聖，從而充滿自信地去做好每一項「台下」的工作，真正當好主審法官的助手，如果做不到盡職盡責必然受到相應的處罰。 5、法官助理制下的如何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的作用。主審法官既然是精英法官，必然數量相對較少，為了緩解主審法官的工作壓力，同時，促使審判公正、公開、透明，如何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的積極性，更加合理科學高效的使用人民陪審員是我們今後要積極思考的問題。法官助理制度的設置，是我國在審判管理機制改革與完善進程中所採取的重要舉措，關於法官助理制度的任何思考都應圍繞如何促進法官職業化、精英化來進行，都要圍繞「以人為本」的人本管理模式開展。我們相信，隨著我院法官助理制度的不斷完善，對法官助理管理的日益科學，必將有力地推動司法公正性與效率性，推動審判工作向更高層次發展。

⑷ 袁文會的充當漢奸

袁文會認賊作父，死心塌地的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得心應手的工具。在「七七」事變前，袁就已經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日本侵佔了天津以後，更進一步投靠日本帝國主義。袁文會在這期間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難書。現僅舉其犖犖大者一，略述於下：
(1)組織「便衣隊」暴亂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又把侵略魔爪伸向華北。在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親自策劃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漢奸李際春、張璧等人在天津發動了一次「便衣隊」暴亂。袁文會收羅了一千多名吸食毒品的「白面客」，參預了這次騷亂活動，嚴重地擾亂了社會秩序，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華北製造借口。
(2)建立漢奸組織
在一九三五年，袁文會秉承日本特務小日向的旨意，糾合漢奸、青幫分子張遜之等人，建立以青幫為核心的「普安協會」，網羅社會上的一些殘渣餘孽，冒充所謂「民意代表」，經常散布「要求華北自治」的漢奸輿論，擾亂視聽，為日本侵略華北張目。日本侵佔天津後，又組織「安清道義會」的漢奸組織。
(3)抓捕殺害勞工
在「七七」事變爆發前數年，袁文會唆使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地誘騙壯丁，押送到海光寺日本兵營，為日本帝國主義修築地下工事。日本人怕勞工泄露軍事工程情況，竟秘密將勞工殺死，拋入河中。當時天津海河常有浮屍漂流，就是這些慘遭殺害的勞工。
(4)供敵情報
袁文會的爪牙遍布社會的各個角落，這是他為日寇搜集情報的一個有利條件。各飯店旅館、娛樂場所、煙館、賭場、妓院、車站、碼頭等，都是袁搜集情報的渠道，其所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廣泛，如政治動態、經濟活動、人物行止、社會輿論，都在搜集范圍之內，特別重視搜集有關八路軍活動的情報。袁與日本憲兵隊、日本茂川特務機關、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日本守備隊、日本海軍武官府等機關都保持聯系，供給情報。
(5)販賣華工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由於國內青壯年都被征入伍，勞動力缺乏，於是便從中國劫掠大批「華工」。當時在日租界福島街(今多倫道)有個大東公司，就是一個專門招募華工的機構。大東公司從天津的四鄉八鎮以至河北省滄縣、鹽山，山東省的濟寧、兗州一帶，以介紹職業為名，誘騙大批勞工來津；也有些是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抓捕來的，然後強行押往東北及日本國內。為了鎮壓被脅迫而來的勞工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便利用袁文會的勢力與大東公司狼狽為奸，販賣華工。
袁文會在蘆莊子成立了一個名叫「會德號」的機構，專門從事販賣華工活動。會德號租得南開體育社，臨時搭蓋幾間簡易房子，四周砌起圍牆，作為華工來津後臨時食宿之所。後來體育社容納不下越來越多的華工，袁又在南市「三不管」租了幾個說書場。被誘騙或拘捕來的華工，一進入體育社這個大院，就等於進了集中營，院門口及周圍都有流氓手持尖刀棍棒把守，華工只許進，不許出。大東公司招募的華工，形式上都付給一筆「安家費」及預支一些工錢，就是對華工們這一點點的賣身錢，袁文會這個吸血鬼也不放過。例如，華工的食宿完全由袁文會一手包辦，在體育社大院里，有袁文會開設的飯館，要吃飯只此一家；華工取證件要照相，袁文會找來照相館代為拍照，從中又撈一把；袁文會還在院里設有賭局，利用「吃腥」的手法，想盡辦法把華工手裡的錢榨個精光。
被騙賣的華工，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折磨下，多數慘死在他鄉異域，袁文會雙手沾滿了千萬華工的鮮血。
(6)組織「袁部隊」
天津附近文安、霸縣，過去是土匪窩子。日寇侵入華北以後，這一帶匪勢依然十分猖獗，日軍曾幾次出兵也未能肅清。後來特務分子川島芳子(金璧輝)向日軍當局建議，將土匪招降後交由袁文會統轄，改編為「袁部隊」，袁文會任大隊長，以日本人濟川為顧問，直接受日軍指揮。這個「袁部隊」在文安、霸縣一帶經常進攻解放區，殘害抗日軍民，騷擾鄉里，魚肉百姓，干盡了壞事。
(7)供敵婦女
日本侵略者為了滿足其鬼子兵的獸欲，在軍隊中設立所謂「隨營妓女」，指使漢奸們為其提供中國婦女，供官兵玩樂。袁文會手下妓院很多，曾多次把一批批妓女強迫送往日本侵略軍軍營中。這些妓女受到敵人的百般蹂躪，結局都非常悲慘，折磨致死者為數不少。
(8)窩匪銷贓
袁文會與天津周圍各縣的一些土匪都有所勾結，並極力掩護他們。如著名的土匪頭目劉桂堂(外號劉黑)、劉輔臣、柳小五等，經常大搖大擺地進入天津市區，並且在市內都設有公館。他們所以敢於如此招搖過市，就是由於與袁文會搭上了關系。這些土匪搶劫竊盜來的贓物，往往也是送袁文會開設的「押當店」轉手處理，彼此分肥。
此外，袁文會還犯有拐賣人口、霸佔女伶、私設公堂及放高利貸(開設「押當店」)等種種罪行多真是惡貫滿盈，罪不容誅。
四、袁文會與劉廣海的「狗咬狗」
惡霸劉廣海在天津也是一個地頭蛇，與袁文會是冤家對頭，彼此鬥了二十多年。兩個人雖都屬於安清幫，但袁文會是依靠日本人起家的，而劉廣海卻是以國民黨反動派為後台，兩個人各有政治靠山，都想壓倒對方，獨霸天津。
劉廣海是天津西頭人，早年與其兄劉廣慶同在西頭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賣柴草為生。劉廣海好逸惡勞，流氓成性，後來拜另一個安清幫頭目、北京人王文德為師，又收羅很多黨羽，稱霸一方。
遠在一九二六年直魯軍閥統治天津時期，劉廣海曾在日租界一個妓院里與袁文會手下人郭筱波、王恩貴發生口角，事後雙方約定日期，在南馬路丁公祠決斗。劉廣海找他的師父王文德，袁文會也找他的師父白雲生，雙方各自動員大批打手，准備來一場大斗毆，拼個你死我活。此事為軍警督察處南市分處處長張鳳嶺知悉，他為了避免安清幫的自相殘殺，屆時派出了大批軍警，在雙方擺開陣式正要動武時，趕到現場，把雙方斗毆人員沖散。這次大武鬥雖然避免了，但袁、劉之間的嫌隙並未消除。
一九三五年發生了這樣一件事：西頭趙家窯有一個干暗娼的李筱波，准備從謙德庄接出一個妓女，他怕事情不順手，特意約了劉廣海手下大將宋國柱(綽號宋禿子)一同前往。這時劉廣海正要到日租界萬國公寓辦事，李筱波就雇了一部汽車，三個人乘車直奔萬國公寓而來。正在此時，蓬萊街太平里的「花會」開筒，袁文會的嘍噦布滿街頭，有人認出了劉廣海和宋國柱，以為他們是來尋釁鬧事的，馬上報告了袁文會。袁文會也不問青紅皂白，立時怒火沖天，派了他手下的祁國富，郭筱波、國文瑞等多人前往萬國公寓打架。劉廣海見勢不妙，便從後門逃走，宋國柱被團團圍住，終以寡不敵眾，被來人打昏在地，又被郭筱波在肋處捅了一刀，當即一命嗚呼。日租界警探聞訊後，一方面通知中國法院驗屍，另一方面追查兇手。袁文會徒弟李子揚情願頂名投案，被日租界當局轉送中國法院。劉廣海也到法院指控袁文會打死人命。開庭後，劉廣海堅不承認李子揚為殺人兇手，李子揚見人命關天，也翻供否認自己殺人。法院見案情復雜，決定將原被告雙方扣押待審，並准備傳袁文會到案。
此時河北省主席是於學忠，於部有個師長董英斌，駐防楊柳青，他也是王文德的徒弟，與劉廣海是同參。董聞知此事後，便出頭將劉廣海保釋出來，並支持劉和袁打官司。
萬國公寓血案發生後，震動了整個安清幫，一些青幫頭子如厲大森、魏子文等都出頭為之調停，上海的青幫頭子黃金榮也派人來津從中調處。袁文會自知理虧，所以情願為宋國柱出大殯，贍養死者家屬。不料想劉廣海不依不饒，厲大森等人也就罷手不管了。法院多次傳訊袁文會不到，最後下了拘票；袁見事不妙，便遠逃大連去了。
大連樂戶公會會長劉文奎是袁文會的好友，此次袁前來避難，受到劉的盛情款待。袁在大連居住期間，經劉文奎的介紹，結識了不少日本人，這就為其投靠日本打開門路。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後，袁文會才返回天津，其後不久劉文奎也來天津小住。通過劉文奎的牽線搭橋，袁文會又與日本憲兵隊曹長蒔苗等人拉上關系，從此，袁便積極投靠於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之下。
袁文會返津，劉廣海感到威脅很大，躲在家裡不敢出面。後來經人居中調解，袁、劉二人見了面，互相都賠了不是，表面上言歸於好了。此後劉廣海居然也敢到日租界活動，並在閘口街東方飯店開了一個賭局。他沒有提防袁文會還在暗算他；不久，袁文會便勾結蒔苗把劉廣海逮捕，解至日本憲兵隊。不料劉廣海越獄逃走，奔往上海去了。
劉廣海亡命上海，本想投奔青幫頭子黃金榮。幾年前黃為宋國柱命案一事曾派人到津調處，劉不識抬舉予以拒絕，使黃的面子上很不好看，因而對劉來上海表示冷淡。劉自知沒趣，在上海呆不下去，便帶著在上海新討的一個小老婆遠走內地去了。
日本投降以後，袁文會被捕關押，有一天監獄里忽然傳出一個消息說：有一個國民黨要人來看袁文會，時間不久果然有一個人衣冠楚楚、昂首闊步地進了袁的牢房。袁文會不看還好，一看之下，羞得滿臉通紅。來人正是袁的死敵劉廣海。當時劉身為天津市的參議員，又是偽國大代表，莫怪其趾高氣揚，神氣十足了。劉廣海探監後，袁文會對人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難堪的一件事。
「八一五」日本投降後，袁文會自知靠山已倒，難逃公道，因此每天躲在家裡，不敢輕舉妄動。有一天袁外出時，路遇劉廣海手下的高玉普，高為了給劉廣海報仇，把袁扭送警察局。袁文會的家屬四處託人營救，其徒子徒孫則寫恐嚇信給警察局，揚言如不釋放就採取最後手段雲雲。警察局局長李漢元認為案情重大，不便久押，馬上派了大批警察沿途警戒，將袁文會解送法院審理。國民黨法院也認為此案非同小可，提審時唯恐押送途中生變，只好由法官親到獄中就審。袁文會雖被囚禁，但威風不倒。
當時一些重要漢奸如偽市長溫世珍、偽財政局長李鵬圖、偽教育局長何慶元、偽市長周迪平、特務頭子徐樹強、汪偽政權外長徐良等約四十餘人，都關押在男二監，袁文會也同押於一牢內。
這些被關押的漢奸，過去生活上養尊處優，舒服慣了，一旦鋃鐺入獄，感到困苦難忍。當時監獄典獄長祝捷三，系李鵬圖的好友及舊同僚，於是便由李出頭向典獄長央求改善生括。祝捷三表示男分監尚有幾間房子可住，但因年久失修，破舊不堪，需呈報上級撥款修繕，短時間內無法解決。漢奸們一聽，都表示情願捐款修理，當場每人各認捐五萬元。就這樣修好了一些房間，經過油漆粉刷，如同別墅一樣，三五個人住在一間房裡，同時又由家裡送來鋼絲床、綢緞被褥、毛毯等物。過去漢奸們的飯食，多由家屬每天送來，很不方便，祝捷三決定讓聚合成飯庄到男分監設立小灶，每天雞鴨魚肉，應有盡有。漢奸們在獄中有的看書，有的寫字，有的下棋，悠閑自在，還可以隨便接見家屬。這就是漢奸們在國民黨監獄中的生活寫照。
袁文會在國民黨監獄中被關押了三年多，可以說是連一根汗毛也沒有觸動 。

⑸ 中國的青少年犯罪案例5個

案例一：小孔、小建與小魯、小劉等人在北京某中學上學期間，因瑣事發生糾紛。小孔向大東和小張提議購買刀具報復小魯等人，三人購買刀具六把。買完刀後小孔分別給小魯和小劉打電話約架。後小孔和大東夥同小張和小孫持刀與小建糾集的三十餘人持棍、棒等共同來到某立交橋下，在橋兩側分頭等待小魯等人前來毆斗。當小魯、小劉糾集多人持棍、棒等物到達時，雙方互相持械毆斗。其間多人受傷，輕重程度不等。

法官說法：本案中的參與斗毆者大都已經成年，小孔和大東是未成年人。小孔、大東在公共場所糾集多人持械鬥毆，二人的行為均已構成聚眾斗毆罪，且小孔系首要分子，大東系積極參加者，依法均應予懲處。小孔與大東最終以聚眾斗毆罪被分別判處刑事處罰。

案例二：小毛和小夏兩人均為北京某職業高中學生，一天，兩人在小毛家喝了酒後在離小毛家不遠的荒僻處遇到了大明。小毛說大明跟他一直以來都有矛盾，提議一起打大明一頓。小毛和小夏二人持鐵管毆打大明的頭部等部位，持續追打致使大明死亡。當天晚上，小毛返回事發地點，確認大明死亡後，將大明掩埋。

法官說法：小毛和小夏兩人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為均已構成故意殺人罪，犯罪性質惡劣、情節、後果特別嚴重，依法均應予懲處。小毛和小夏分別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刑罰。

案例三：16歲的小鍾是北京某中學學生，他以虛假身份信息在社交網站上注冊，與未成年女性交往，多次以言語威脅的方式強行與多名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並拍攝裸照，還以將裸照發至互聯網上為要挾多次侵害被害人。

法官說法：小鍾無視國法，以脅迫手段，強行與多名未成年女性多次發生性行為，侵犯了婦女的人身權利，其行為已構成強奸罪，應予懲處。小鍾被以強奸罪追究刑事責任。

案例四：小白是北京某中學在校生。小白的母親早年與小白的生父離婚後一直與李某同居，多年來李某脾氣不好，經常毆打小白和她的母親。一天，在李某再次毆打小白的母親後，小白的母親在家中持鐵錘將李某殺害。小白在明知母親犯罪的情況下仍幫助母親清理現場血跡。在公安機關偵查時，小白主動交待了協助母親破壞犯罪現場、毀滅犯罪證據的事實。

法官說法：小白在目睹母親殺害李某的情況下，幫助母親清理現場，掩蓋犯罪事實，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幫助毀滅證據罪，依法應予懲處。鑒於小白犯罪時未成年，其在犯罪行為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的情況下，主動、如實交待了自己的犯罪行為，應認定為自首，故依法對其從輕處罰。同時，小白系在其母指使下實施犯罪、主觀惡性不深，認罪態度較好，有悔罪表現，作為酌定從輕情節予以考慮。小白犯幫助毀滅證據罪被處以刑事處罰。

案例五：小文、小宮都喜歡養寵物，尤其是外形獨特、數量稀少的寵物，可以向同學炫耀，但兩人都沒有錢去寵物店購買。後兩人經預謀，決定到寵物店偷寵物。半夜，兩人攜帶工具以撬鎖方式進入被害人的寵物店，盜竊了美洲鬣蜥三隻、古巴變色樹蜥兩只、西非巨蜥一隻，經鑒定，這幾只寵物價值兩萬五千餘元。

法官說法：法院經過審理認為，小文、小宮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且數額巨大的行為，侵犯了他人所有的財產權利，均已構成盜竊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應予懲處。根據二人的具體量刑情節，法院依法對該二人判處了刑罰。

⑹ 世界書局的告倒內幕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發生在「世界書局」與「開明書店」之間的版權糾紛，曾轟動整個中國出版界並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堪稱同類案件中較著名的一例。因原告涉及著名的洋博士林語堂，相對當時鬧得厲害的國內外幾起學術抄襲腐敗等事件， 70 年前的名人抄襲公案的解讀變得頗有意義……
為生財
教科書是圖書出版業銷量巨大、利潤豐厚的重要品種。出版商一般都不肯讓教科書的編著者抽取版稅，但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卻曾有過一次例外、那就是周越熱編的《模範英文讀本》一書。
隨著《模範英文讀本》的銷售量不斷攀升，拿到了數十萬元版稅的周越熱由窮書生搖身一變而為富家翁，建起了花園洋房，購置了大量古書，過起了優哉游哉的閑適生活。
周越熱的迅速成功使不少人眼紅，其中有一個人便是當時已經頗有名望的林語堂。
林語堂的英文功底十分深厚，國民大革命期間，他曾離開北大，出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武漢國民政府垮台以後，除任大學教授等職務外，他也想另闢蹊徑，像周越熱那樣編一部中學英語課本，做個有錢書生。
在北大教書期間，林語堂與魯迅、孫伏園等人過從甚密。他深知孫伏園在出版界人緣較廣，於是就著意托請孫伏園代他向出版商接洽。
當時，與孫伏園關系最熟的書店主要有兩家，一是北新書局，一是開明書店。孫伏園先跟北新接洽，但未能成功。原因是林語堂要求簽約後每月先預支 300 元版稅，北新感到風險太大，沒答應。
孫伏園轉而與開明書店聯系。那時開明資本不多，孫伏園也沒抱太大希望。但一談之下，開明書店的老闆章錫琛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孫伏園和林語堂大喜過望。
1928 年，林語堂不負厚望，花費相當精力，很快就編寫出了文從字順、水平較高的《開明英文讀本》。按照雙方的協議，林語堂以 10 %的版稅獲取酬勞。
為促銷，開明還特意請豐子愷配畫插圖增加活力，林語堂特允許從自己版稅中拿出 2 %，給豐子愷作報酬。出版社還加重該書裝幀設計。正是這些精心策劃與努力，《開明英文讀本》一經出版，全國各地的中學便紛紛爭購，銷路大暢，沒用多長時間，幾乎把《模範英文讀本》的市場搶佔一空。《開明英文讀本》持續發行達二十多年，林語堂得到的版稅數額總共高達 30 萬元左右，被稱為「版稅大王」，開明書店也由不太出名的小小出版商一躍成為民國書刊界的巨頭之一。 所謂暴利之下必有勇夫。
1930 年時，世界書局的老闆沈知方見《開明英文讀本》銷售日益火爆，十分眼饞，想模仿一把分一杯羹。因此，沈知方謀劃著請人仿照《開明英文讀本》的樣式和內容，編寫一本同類讀物。
當時的出版格局是，除國民黨官辦的正中書局外，全國共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五大民營書店，其中開明力量最弱，規模最小。
不過，世界書局沒有像開明書店那樣不惜重金去聘請林語堂之流的名人學者來做這件事，而是請來了大學剛畢業的林漢達從事編寫工作。該書編成後，定名為《標准英語讀本》，公開向全國各地發售。
沈知方的所作所為，當然瞞不過競爭對手的眼睛。開明書店老闆章錫琛與作者林語堂，一直都在密切注視著世界書局的一舉一動，並在極力尋找最佳時機和方式進行攻擊。
一向自視頗高的留洋博士林語堂，說什麼也難以相信一個毛頭小夥子居然有能力來操刀編寫中學英文讀物，來與他一爭短長。因此，他特地找來一套《標准英語讀本》細心閱讀了一遍。不讀則已，一讀之後便大吃一驚——他詫異地發現，林漢達編的這個讀本與自己所編之書竟然有多處類似甚至雷同，明顯有「抄襲」之嫌！
事實上，《標准英語讀本》不僅在形式上基本與《開明英文讀本》相同，而且有不少課文都是從《開明英文讀本》里照抄照搬上去的。
林語堂的懷疑證實後，馬上就告訴了章錫琛，要他迅速與沈知方交涉，停止這種東施效顰的冒效行為。
於是，章錫琛等就將林語堂的意見轉達給沈知方知曉，並向世界書局明確提出了停止出版、實行改編的要求。
但開明方面卻沒料到，沈知方根本不買他們的賬。看到沈知方如此傲慢且不通情理，章錫琛感到極其憤怒。他不甘示弱，決定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此事。 章錫琛請開明的法律顧問袁希濂寫信給世界書局，抗議侵犯了著作權，同時向世界書局提出嚴厲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權行為，停止發行《標准英語讀本》，並賠償損失」。
當這封抗議信送到沈知方的手裡後，沈知方居然把這封律師信交給在這方面毫無經驗的林漢達，要他個人去解決。事後證明這一行動十分失策，造成了雙方爭端的公開化。
林漢達非常為難，畢竟他剛走出大學校門沒多久。就在他不知該怎樣應付時，恰巧世界書局有個名義編輯所長范雲六與章錫琛共過事，范建議林漢達直接去找章談談。范還自告奮勇寫了一封介紹信。
在信中，范雲六除客套話外，還提及「敝局出用之《標准英語讀本》與貴店《開明英文讀本》有雷同之處」。說者無心看者有意，當林漢達拿著介紹信趕去拜會章錫琛時，章如獲至寶，大為高興。「雷同」兩個字非常關鍵，這無異於世界書局已「不打自招」。這一點日後也成為世界書局被迫承認抄襲事實的有力證據之一。章錫琛不露聲色地告訴林漢達：「你應去找作者林語堂，因為這封信是出自他的主張。只要林語堂同意和解，我和開明書店都不會有什麼問題。」為表示好意，章還專門寫了一張條子。
心情放鬆的林漢達又急匆匆地去拜訪林語堂。林一連去了三次，前兩次沒見著，只好留下一張名片，並在名片後面寫下了幾句話，表示「兩次拜訪，均未得晤面，甚為遺憾；那個課本，你認為哪幾處應該修改，請告訴我，鄙人願意接受並完全遵照執行。」
這一次，林漢達犯了和范雲六同樣的錯誤。林語堂立刻把那張名片送給章錫琛，這些留言也成為世界書局理虧的另一個證據。
當林語堂終於接見林漢達時，林漢達錯把僅比自己大 5 歲的林語堂當作了「老前輩」，向他虛心請教，說自己對編教科書毫無經驗，難免會出紕漏，如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請他指正等等。不料，這些虛心請教的話，以後也被林語堂拿來當作攻訐的話柄。
此後，章錫琛和林語堂經過一番商量，決定以他們手中已掌握的證據，公開向世界書局發動進攻。 開明書店迅速將范雲六的信件與林漢達的留言以及林漢達與章錫琛、林語堂的談話內容製作成照相鋅板，編寫了一則大幅廣告，以《世界書局標准英語讀本抄襲冒效開明英文讀本之鐵證》作為標題，在上海各大報刊的醒目位置刊登出來。
面對開明書店強大的宣傳壓力，世界書局毫不退縮。沈知方決定「先下手為強」，一面請律師對遍登各報的開明書店廣告宣傳予以批駁，一面率先啟動法律程序，向租界法院對開明書店提起誹謗罪的刑事訴訟。
為確保訴訟獲勝，世界書局不惜以 3000 兩銀子的天價，重金聘請鄭毓秀為自己一方的辯護律師。
世界書局高價聘請鄭毓秀出馬，並不只是看中她時為上海法學院院長的身份，而是這位女律師與操縱上海法官任免權的國民政府司法部部長王寵惠有著特殊而密切的關系。當時司法界曾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凡是鄭毓秀經辦的案件，只許勝訴，不許敗訴。
第一次審理時，剛剛開庭差不多就已勝負立判。因承辦法官一味偏袒原告，被告開明書店的律師袁希濂幾乎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一審下來，袁希濂氣得渾身直發抖，見到章錫琛便把皮包向桌上一扔，憤然說道：毫無把握，敬謝不敏！打了退堂鼓。
章錫琛著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但在關鍵時刻，他依然保持了清醒頭腦。一方面，他繼續在報刊上登載廣告，加大宣傳攻勢，並與世界書局往復辯駁；另一方面，他准備越過上海司法當局，向審定所有教科書的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求助。
同時，林語堂也被深深地卷了進去。在章錫琛的指示下，他將兩個讀本反復比較，把形式、內容類似或相同的頁面撕下來粘貼在一起逐條列舉、說明林漢達剽竊的鐵證、指控世界書局確有嚴重的侵權行為。
隨後章錫琛便把這些足以證明「世界」對「開明」抄襲、冒效的材料送交南京的教育部，請求其詳加鑒定，保障林語堂的著作權和開明書店的版權利益。 那時候，林漢達所編的英語讀本正處於由世界書局送請教育部審查的階段，教育部里那些實際做審查工作的人，大多都認為《標准英語讀本》確實比《開明英文讀本》編得好。但當時林語堂已有一定名氣，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的親信。所以教育部編審處對林語堂的要求自然不會掉以輕心。加上兩書店都是名氣較大的出版商，此事又早鬧得滿城風雨，故教育部編審處非常慎重。
為此，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夢麟頻繁召開專門會議，反復討論處理辦法與方案。最終批准了開明的請求。蔣夢麟親發批詞，斷定《標准英語讀本》確有抄襲、冒效《開明英文讀本》的地方，不予審定，並禁止發行。
這個批詞寄到開明書店時，正是上海租界法院開庭宣判的前一天。書店上下均樂不可支，章錫琛更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欣喜若狂。當晚，開明書店馬上將「世界書局英文教科書被教育部禁止發行」的這份部批文件，連夜製成照相鋅版，做成大幅廣告，迅速送各大報刊登出。
第二天廣告發出之時，正好是法院開庭判決之日。法官本已擬好了判決書，准備判定開明書店誣枉世界書局抄襲冒效。然而，當法官在開庭前忽然看到了開明書店登出的廣告時，不由大吃一驚，尷尬萬分，立刻手忙腳亂地改寫判決書。
但是，判決書的內容卻仍然說，開明書店以前所登的廣告有侮辱林漢達之處，故應按誹謗罪判罰款 30 元。
開明書店對這個判決當然不服，當即向法院聲明要提起上訴，並繼續以教育部批文為後盾，在全國各地報紙上大規模地刊登「開明英文讀本何故被人抄襲冒效」的廣告。
這樣一來，那些已採用《標准英語讀本》的學校，紛紛向世界書局退書。世界書局的根基因此被開明書店摧毀。被逼無路的世界書局經理沈知方，不得不通過教育部常務次長劉大白出來調解。
最後的結果是：世界書局同意賠償開明書店的損失，並把《標准英語讀本》的紙型送交開明銷毀；開明書店則同意不再登報攻訐世界書局。
爭論過後，世界書局與開明書店的力量此消彼長，出版局面煥然一新。
林漢達遇挫不折，從逆境中奮發並寫出了著名的歷史通俗讀本《上下五千年》、《東周列國故事新編》以及《向傳統教育挑戰》等著作。

⑺ 日本大學的辦學條件

日本大學的大學設有14個學部（相當於學系），大學院（相當於研究院）設有20個研究科， 短期大學部設有7個學科，遠程教育部設4個學部，專修學校設有4個學部，29個研究所，7個附附屬醫院。日本最大的綜合性大學，是日本誕生上市公司企業家最多的大學，同時也是日本政治家的搖籃。日本大學在日本國內擁有多個校區，分別分布在東京都千代田區、東京都世田穀區、東京都練馬區、東京都板橋區、神奈川縣藤澤市、埼玉縣埼玉市見沼區、埼玉縣所澤市、千葉縣船橋市、千葉縣習志野市、千葉縣松戶市、靜岡縣三島市、福島縣郡山市等地。
1882年(明治15年)8月，皇典研究所創立。1889年2月，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10月，日本帝國第一位司法部長也是明治維新中心人物山田顕義和哈佛大學博士金子堅太郎創立日本法律學校。奠定了日本大學的學祖地位。
建築學部，創立於1920年。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建築學院之一。建築家輩出。學院有國際頂尖的建築師教授陣容。日本大學的「櫻門」，早稻田大學的「稲門」，東京大學的「赤門」是日本建築著名的三大學閥之一。在日本建築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每年日本大學建築系學生一級建築師合格人數都居日本第1位。
航空宇宙學部，一個開始於1963年日本最早的人力飛機的學科， 9次獲得日本人力飛機大賽冠軍，並以49.2千米的輝煌歷史保持著世界紀錄。衛星技術也處於國際一流水平。
醫學部，是舊設。該校培養的教授多出自名門。該校的「腦低溫療法」「乙型肝炎注射的研究」「日大式人工關節的研究」等等都很有名。為了活躍研究活動，設置了前沿醫學總合研究中心(先進醫學総合研究中心)。同時尚有三間附屬醫院(板橋・駿河台・練馬光が丘)和康復中心。
法學部，有超過120年的歷史。日本國民稱其為，司法的日大。
藝術學部，培養了活躍在各界的著名影星，歌星，笑星。主持人。
國際關系學部，1979年,預測到世界規模化進程,創立日本國內第一個國際關系學部,2011年學科再次分為國際綜合政治學科和國際教養學科.
目的和使命

校訓「自主創造」
日本大學は日本精神にもとづき
道統をたっとび憲章にしたがい
自主創造の気風をやしない
文化の進展をはかり
世界平和と人類の福祉とに
寄與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日本大學は広く知識を世界にもとめて
深遠な學術を研究し
心身ともに健全な文化人を
育成することを使命とする 1882年（明治15年）根據 明治天皇的聖旨，11月在明治政府設立皇典研究所。1889年（明治22年） 10月4日，在皇典研究所創立了日本法律學校。創立者是： 宮崎道三郎 （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教授，帝國學士院主管）
添田壽一 （大藏省次官、台灣銀行總裁、日本興業銀行第一代總裁）・
本多康直 （大法院法官）・樋山資之（行政法院法官）
穂積八束 （貴族院議員、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校長）・
末岡精一（東京圖書館館長、文官考試委員、）・
斯波淳六郎 （司法大臣、內務省局長）・野田藤吉郎（長森藤吉郎）・上條慎蔵・平島及平
金子堅太郎 （大日本帝國憲法和皇室典範等諸法典的起草者、第14代商務部長（第3次伊藤內閣）、第10代司法大臣（第4次伊藤內閣）、初代貴族院書記、樞密官、貴族院終生議員、國際公法學會會員、日本大博覽會會長、日本速記會會長、語學協會總裁、東京大博覽會會長、皇室編修總裁・『明治天皇紀』東京帝國大學的第一代行政法教授、伯爵、日本法律學校第一代校長）。
以及日本近代法的鼻祖「法典伯」山田顕義 （第3代工部卿・第8代內務卿・第5代司法卿、司法大臣（第1次伊藤內閣・黒田內閣・第1次山縣內閣・第1次松方內閣）、皇典研究所第一代所長，陸軍中將、爵位是伯爵、日本大學學祖）
日本大學的第2代校長平沼騏一郎任（第35代日本首相）。
1989年（平成元年） 在天皇・皇後臨席下舉行了日本大學創立100周年紀念儀式。 法律學科，
政治経済學科，
報紙學科，
經營法學科，
管理行政學科，
公共政策學科 照明學科，電影學科，美術學科，音樂學科
文藝學科，演劇學科，廣播學科，設計學科
建築學科，土木工建科，海洋建築工學科，機械工學科，精密機械工學科，航空太空工學科，電氣工學科，電子資訊工學科，物質應用化學科，物理學科，數學科 獸醫學科，生命化學科，植物資源科學科，動物資源科學科，食品經濟學科，森林資源科學科，海洋生物資源科學科，生物環境工學科，食品生命學科，國際地域開發學科，應用生物科學科
短大生物資源學科 理工學研究所
科學技術史料中心 青木清相 （法學部）- 法哲學、刑事法、元日本大學法學部教授、弁護士
伊藤悟 - 法學、札幌大學教授
稲田俊信 （法學部）- 商法、元日本大學法學部教授、秋田経済法科大學（現?ノースアジア大學）元學長
石川才顕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刑事法、元日本大學法學部教授、弁護士
植松正 （法文學部）- 刑法學、一橋大學名譽教授、元判事、元検事
浦野起央（法學部）- 政治學、日本大學名譽教授
松澤智 （法文學部）- 稅法學、日本大學法學部教授、元東京高裁判事、弁護士、TKC全國會會長
大冢桂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政治學、駒澤大學法學部教授
大野和雄（経済學部） - 商學者、元函館大學學長
賀川光夫 （法文學部）- 考古學、別府大學名譽教授
小野幸二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民法學、大東文化大學名譽教授
染野義信 （法文學部）- 法學、元日本大學名譽教授、法學博士（東京大學）、日本學術會議會員（部長）
高津茂樹 （歯學部） - 日本歯科醫療管理學會理事長
高梨公之 （法文學部）- 法學、元日本大學名譽総長、弁護士、法學博士、法制審議會委員、日本學術會議會員
永田菊四郎 （専門部法律學科）- 法學、元日本大學名譽総長、弁護士、法學博士、日本學術會議會員
野村和彥 （法學部）- 刑事法、平成國際大學法學部准教授
船山泰范 （法學部）- 刑事法、日本大學法學部教授
堀口勝 （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商法、東洋大學法學部准教授
宮脇淳 （法學部）- 行政法、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教授
柳澤弘士 （法學部）- 民法學、元日本大學法學部長、弁護士
山川一陽 （法學部）- 民法、日本大學法學部?法科大學院教授、弁護士
佐々木有司（法學部）‐ 西洋法制史
大村政男 （文理學部）- 心理學、日本大學名譽教授
斎藤英喜 （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國文學、神話學、宗教學、佛教大學文學部教授
仲川秀樹 （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社會學、日本大學教授
花沢成一 - 臨床心理學、元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教授
東野定律 （大學院理工學研究科） - 社會福祉學、靜岡県立大學講師
森昭雄 - 體育學、日本大學教授。『ゲーム脳の恐怖』著者
櫻井淳 （経済學部）- 経済學、道都大學総長
櫻井政経（工學部） - 道都大學學長
白田佳子 （経済學部）- 會計學、築波大學教授
橫河健 （芸術學部）- 建築家、日本大學理工學部教授
小川晉一 (建築家) （芸術學部）- 近畿大學工學部建築學科教授
武邑光裕 （大學院芸術研究所）- 芸術論、札幌市立大學教授
市川清志 （舊工學部）- 都市計畫學、日本大學名譽教授
內田祥文 （舊工學部）- 建築防災學、都市計畫學 元日本大學舊工學部助教授
泉幸甫 （大學院）- 建築家 日本大學生產工學部教授
伊藤寛 (建築學者)（理工學部）- 建築論、道都大學教授
今川憲英 （理工學部）- 建築家、構造家、東京電機大學教授
今村雅樹（大學院理工學研究科）- 建築家、日本大學理工學部教授
泉田英雄（理工學部）- 建築史家, 豊橋技術科學大學#建設工學系准教授
近江榮 （舊工學部）- 建築史家、日本大學名譽教授
大場正昭（理工學部） - 風工學、建築環境學、東京工芸大學教授
小林美夫 （舊工學部）- 建築家、日本大學名譽教授
小島重次（舊工學部） - 都市計畫家。都市研究、元日本大學、築波大學教授
佐藤光彥（理工學部）- 建築家 日本大學理工學部教授
澤田享（工學部）- 建築史家、秋田公立美術工芸短期大學教授
椎葉大和（理工學部）- コンクリート工學、福岡大學教授
杉山知之 （大學院理工學研究科）- デジタルハリウッド大學學長
高木勇夫 （大學院理工學研究科）- 地理學、常磐大學學長
中村義作 （舊工學部）- 數學?工學、東海大學教授
中田善久（生產工學部）- コンクリート工學、ものつくり大學助教授
早野由美恵(工學部) - 建築，住環境デザイナー、東北芸術工科大學准教授
飛坂基夫（理工學部） - 建築技術、コンクリート構造
藤森修(理工學部) - 建築家、東海大學准教授
本間俊雄（生產工學及理工學研究科）- 建築構造解析、鹿児島大學大學院教授
宮崎均 （大學院）- 建築家、前橋工科大學大學院工學研究科教授
毛見虎雄（舊工學部） - 建築構造、元足利工業大學教授
望月照彥（理工學部） - 観光學、多摩大學経営情報學部教授
山本理顕 （理工學部）- 建築家、橫浜國立大學大學院教授
山口廣（舊工學部）- 建築史、日本大學名譽教授
橫室隆 (博士後期課程） - 建築學者。コンクリート工學、足利工業大學教授
渡部一二 （理工學部）- 環境デザイン、多摩美術大學教授
天野篤 （醫學部）- 醫學、心臓血管外科學、順天堂大學醫學部教授
佐藤喜宣 （大學院醫學研究科）- 法醫學、杏林大學醫學部教授
諏訪一幸 （大學院総合社會情報研究科）- 靜岡県立大學教授?修士、元外務省職員
瀬在幸安 - 醫學博士 元日本大學醫學部長 元日本大學総長
高山忠利 （大學院醫學研究科）- 醫學、消化器外科、日本大學教授。世界初の肝尾狀葉単獨切除に成功し「高山術式」を確立
中島茂幸（商學部） - 元東京國稅局統括官。北海商科大學教授。稅理士
青木孝義- 経済學者、元國務大臣、日本大學元経済學部長

⑻ 魯迅與自己的弟弟為什麼會反目成仇

有瓜葛。正當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選擇，以至自身的生存意義時——在這樣的時刻，他們本應互相支持、補充，攜手共進，卻於一天早上，宣布決裂，從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見陳漱渝：《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魯迅與周作人失和前後》(載《魯迅研究動態》1985年5期)。此句語出《詩經·小雅·
大東》。陳文引述了魯迅母親對許欽文四妹許羨蘇所說一段話：「龍師父給魯迅取了個法名——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兩星永遠不相見。」這樣的結局，無論是魯迅，還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說，是他們所不願意接受的。

但事情畢竟還是發生了，而且來得那麼突然。

查周作人與魯迅日記，直到「失和」事件發生前夕，他們兄弟的感情都極為融洽。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關記載——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請沈士遠、沈尹默、張鳳舉、徐耀辰、孫伏園吃雜煮汁粉。據沈尹默回憶，五四前後，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旦，八道灣周宅必定邀請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談話范圍極其廣泛，有時也不免臧否當代人物……

1月17日，《晨報副鐫》同時發表周作人《愛羅先珂君的失明》與魯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

1月20日，周作人與愛羅先珂共同宴請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魯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約友人茶話，到者有郁達夫、張鳳舉、徐耀辰、沈士遠、沈兼士、馬幼漁、朱遏先等，魯迅也在座。這是郁達夫與周氏兄弟第一次見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報副鐫》上發表《綠洲七·兒童劇》，文章憶及童年時代與魯迅一起在桂花樹下自編自演兒童劇的情景。

4月8日，魯迅、周作人攜豐一共游中山公園，章川島、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魯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報》總編丸山昏迷為16日歸國的愛羅先珂與20日離京的藤鄰舉行的宴會。席間，愛羅先珂、魯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鄰等合影。宴會後又共同出席北大學生許欽文、董秋芳等組織的文藝社團春光社集會，魯迅、周作人均為該社指導。

5月10日，周作人與魯迅小治餚酒共飲三弟建人，並邀孫伏園。這是周氏三兄弟最後一次歡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與魯迅又同赴春光社集會。

5月14日，日本東洋音樂學校講師田邊尚雄在北大二院講《中國古樂之價值》，周作人口譯，魯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澤村、丸山、徐耀辰、張鳳舉、沈士遠、馬幼漁等，魯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報》六十七期發表以魯迅與周作人的談話為依據的《「面子」和「門錢」》，署名「兩周氏談」。

6月26日，周作人與魯迅在祿米倉張鳳舉家相遇，同飯。

6月29日，周作人與魯迅同往北大新潮社，並與李小峰、孫伏園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魯迅、周作人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署周作人譯，內收魯迅譯作十一篇，周作人譯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與魯迅同至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又至山本照相館。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寫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魯迅日記中突然出現了這樣的記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周作人日記中卻無一字記此事，但這畢竟透露了一點「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記記載：「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焦菊隱、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認，這則日記原來大約還有約十個字涉及他與魯迅矛盾的內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一四一，不辯解說(下)》，第424頁。但「池上來診」卻頗值得注意：池上是常來八道灣看病的日本醫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據俞芳回憶，魯太夫人曾對她說：「信子患有一種很奇怪的病：每當她身體不適，情緒不好或遇到不順心的事，就要發作，先是大哭，接著就昏厥過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7期。那麼，信子是否也發生了類似的病呢?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後院里肯定是不寧靜的。

7月18日，周作人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全文是——

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親兄弟失和--周作人與魯迅決裂真相(2)
據說，這天晚上細雨霏霏。周作人曾訴過深夜聽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裡總還安靜，那樣嘩啦嘩啦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習慣，所以時常被它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面條似的東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書·苦雨》，第6頁。那麼，這一夜，周作人又有幾度驚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記中有「寄喬風、鳳舉函，魯迅函」一句。魯迅日記中也只寥寥幾字：「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節制的簡勁的敘述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情感的大風暴呢?

下午，一場大雨從天而降。

接著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魯迅日記：「晴。上午往磚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書籍。」魯迅決心離開兄弟朝夕共處的八道灣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記：「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胡同。」L即指魯迅。同日，魯迅日記：「雨，午後霽。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胡同61號。」雨後的八道灣應是安謐的，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當魯迅向它投去最後一瞥，心裡在想什麼呢?

接著又是漫漫的難耐又難堪的沉默。

十個月以後，終於爆發——

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據說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才不致擊中……

魯迅、周作人兄弟一場，竟發展至「罵詈毆打」，旁觀者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當事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細心的讀者不難注意到，在失和事件從發生到發展的全過程中，魯迅與周作人，始終處於神情恍惚、失控的狀態中。周作人說：「我昨天才知道……」魯迅則「邀欲問之」，他們對事情的發生不僅毫無思想准備，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後的行動：搬家，相罵，以至毆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彷彿兩個人都在驚恐地問道：怎麼了?到底發生了什麼?!……

真是誰也說不清楚。

周作人不說話了。魯迅也不說話了。對於這件事，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上)》，第423頁。

於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說，魯迅與周作人失和這件事，就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陳漱渝：《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載《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第5期。。這里僅能根據有關材料作一點探索。

魯迅、周作人雖聲明「不說」，但暗示卻是有的。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游也，從出從放)，意「即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麼，魯迅是將兄弟失和的責任歸之於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辯解」的宣言中已經暗示：兄弟失和關系著一些「隱秘」而說出來又會使雙方都陷入被動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寫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曾明確表示：1964年香港友聯出版公司出版的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大體可以說是公平翔實，甚是難得。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去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鮑耀明的信又說：「魯迅事件無從具體說明，惟參照《五四點滴》中所說及前次去信約略已可以明白。」查趙聰《五四文壇點滴》中有關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證魯迅日記中有關兄弟失和的記載外，也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一道住。」——看來，周作人只肯定了一點：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願同魯迅一道住，至於為何「不願」，周作人迴避了。

再看看與魯迅、周作人關系最為密切的有關人的看法。魯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說，正好當年5月14日他離京赴滬，未能目擊這場家
庭糾紛，事後魯迅也未跟他談過；但他認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朱安夫人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樣離開八道灣的》，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8期。

許廣平則在《魯迅回憶錄》「所謂兄弟」一節中說：「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候，起初每月工資不欠，不夠時，就由他向朋友告貸，這樣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個得力的助手」，這時，家庭關系是好的，「後來，由於欠薪，加以干涉別的人事方面」，就妨礙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權威，「『討厭起來了』，於是就開始排擠魯迅」。許廣平回憶，魯迅還對她說過，「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魯迅還回憶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許廣平還回憶說，周作人「惟整日捧著書本，其餘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費精力之內，不聞不問。魯迅曾經提到過，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魯迅的好友與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誼的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同為魯迅、周作人朋友的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說：「據(與周作人關系密切的張)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當時與魯迅、周作人雙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謙(川島)曾對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卧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②轉引自陳漱渝：《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說到周作人夫人與魯迅關系緊張的原因時，川島則說：「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間接的材料說明了什麼呢?可能得出的結論僅僅是，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於政治、思想、人生選擇上的分歧，而純屬家庭內部的糾紛。如果再要進一步判斷其中的是非，就很難說了。盡管前述證人中有不少人偏向於對周作人夫人的譴責，本書作者卻願持更謹慎的態度。把一切罪責(大至國家興亡，小至家庭離合)都歸於女子，倒是中國的傳統，但卻為魯迅、周作人一致反對。還是中國的一句古話說得對：「清官難斷家務事，」對於家庭內部的糾紛，旁觀者為什麼一定要亂插嘴，當「法官」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許周氏兄弟對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應，才是我們更應當關注的。

魯迅在「被八道灣趕出後」(魯迅語)，即大病一場，前後達一個半月之久。而且，從1923年至1927年長達四年時間里，魯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間都透露出魯迅對失和一事時時刻刻不能忘懷，每有觸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與難忍的憤怒。我們可以把有關材料排列於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魯迅搬出八道灣，遷居磚塔胡同61號。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魯迅大病。

1924年5月魯迅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居，因回八道灣取書，兄弟再次發生沖突。

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一書，署名「宴之敖」，內含「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驅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魯迅《犧牲謨》發表，對專要別人犧牲的「利己主義者」予以嘲諷。

1925年6月29日魯迅作《頹敗線的顫動》，表現了一個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復仇意志。1925年11月3日魯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經歷作素材，寫小說《兄弟》，無情地揭示所謂「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魯迅作《鑄劍》，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折磨著魯迅的，是一種「被利用」的感覺；他為他的所愛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犧牲，在失去了利用價值之後，就被所愛者無情地放逐，這是魯迅絕難忍受的。一時間，「眷意與決絕，愛撫與復仇
，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交織於心魯迅：《野草·頹敗線的顫動》，《魯迅全集》第2卷，第206頁
。……

周作人又如何呢?從表面上看，他比魯迅平靜得多，他照樣地作文，上課，出席各種會議。但1924年6月，在兄弟間大打出手後的第二個月，他寫了一篇《「破腳骨」》。據川島說，這是針對魯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魯迅是個「無賴子」，並且作了一連串的「考證」：「破腳骨官話曰無賴曰光棍，古語曰潑皮曰破落戶，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屍曰青皮，日本曰歌羅支其，英國曰羅格……《英漢字典》中確將『流氓』這字釋作劫掠者，盜賊等等也。」這惡毒的咒罵出自溫雅的周作人，幾乎是難以置信的；足見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著周作人的，是一種強烈的「上當受騙」感。1923年7月25日所寫的《自己的園地·舊序》里，他重復了7月18日給魯迅的字條里所說的「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這樣的話。他確實有一種幻滅感：他覺著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騙以後，就很難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諧。所以他說「現在所見的」充滿了殘酷的、欺騙的、虛偽的不和諧，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園地·舊序》里又說：「我已明知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但我還在尋求——這是人生的弱點……」他要「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這就是不再追求「薔薇色」的浪漫主義的理想，而選擇一條「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的享樂主義的人生道路。這樣，與自幼保護、指導著自己的大哥永遠決裂，就意味著周作人與童年時代，以至青年時代的理想主義人生的真正訣別。

就這樣，現代最具有智慧和獨立個性，最相愛，也最相知的兄弟倆，都為被最愛的人欺騙與利用的幻覺而痛苦得不能自製。他們最相知，一旦發生誤解就永遠不可解；他們最相愛，一旦失去了愛，就只會轉化為恨；他們最具有智慧，一旦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會盲目得看不見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為而不自知；他們最有獨立個性，都是決定了什麼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漢，一旦開始錯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會轉彎，甚至也不會想到彌補，自然也無悔恨可言……

掙扎吧。

盡管這時周作人已經預感到「吾輩罔識忌諱，干冒尊嚴，對於日本人與南京政府都要說些閑話，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於火山之上」，周作人：《隨感錄·三六，火山之上》，《語絲》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還要在「火山」上作最後的「跳舞」：10月12日作《國慶日頌》，「深感在中國生存之不易，到處要受監伺，危機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國慶日頌》，嶽麓書社1988年9月長沙第1版，第114頁。10月15日出版的《語絲》第153期發表《隨感錄·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敗壞於清黨」，「黨既以清而轉渾，政治軍事均以不振，北伐事業轉為一場春夢」，而發動清黨的吳蔡諸元老實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個星期以後，周作人在日記中記下歷史的一筆：「北新書局因事停止營業，《語絲》停刊，154期以後移交上海，由北新接辦」，這是意料之中的結局。兩天之後，周作人與劉半農暫避菜廠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難，記憶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為難友的劉半農後來對於當年的避難生活有過真切的回憶：「紅胡(按，指張作霖)入關主政，北新封，語絲停……余與豈明同避菜廠胡同一友人家。小廂三楹，中為膳食所，左為寢室，席地而卧，右為書室，室僅一桌，桌僅一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共硯寫文而已，硯兄之稱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視，能來者余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傳遞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時為民國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歸。」劉半農：《雙鳳皇磚齋小品文·四十五，記硯兄之稱》，載《人間世》第10期。周作人沒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憶，在《知堂回想錄》中也只是說：「所雲菜廠在北河沿之東，是土肥原的舊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後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難期間，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終於在歷史的進退之間作出了新的決斷。——周作人的五四時代從此結束。

本文節選自《周作人傳》一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
參考資料：http://cul.sina.com.cn/y/2005-05-11/1740125975.html

⑼ 如何看待湖北女子 4 年 7 次訴訟離婚未果

湖北黃石女子陳女士4年內7次訴訟離婚未果後，2021年6月29日，她提起第8次離婚訴訟。
7月7日，從當事人陳女士處獲悉，當日，她收到了湖北黃岡市蘄春縣法院傳票，通知她於7月27日10時前往該院橫車法庭參加庭前會議。案由是離婚糾紛。
法院傳喚陳女士於7月27日參加庭前會議 受訪者供圖
法院傳喚陳女士於7月27日參加庭前會議 受訪者供圖
陳女士提供的一份蘄春縣法院民事裁定書顯示，該院審理原告陳女士與被告胡大東（化名）離婚糾紛一案，於6月29日立案後，依法適用簡易程序。經審查認為，原、被告對案件事實部分爭議較大，不宜適用簡易程序。依據《民事訴訟法》第163條規定，該院裁定，案件轉為普通程序。該份民事裁定書落款時間是2021年7月2日。
陳女士第八次離婚訴訟的民事裁定書 受訪者供圖
陳女士第八次離婚訴訟的民事裁定書 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此前報道，2015年1月，生於1985年的陳女士與年長她6歲的胡大東舉辦婚宴。2016年9月20日，他們正式登記結婚。婚後不到一年，胡大東被確診為心境障礙伴精神病症狀、偏執型精神病。陳女士稱，在此之後，她因不堪丈夫胡大東的猜忌、家暴、監聽跟蹤而起訴離婚。
多份民事裁定書、判決書顯示，2017年2月至2020年12月，陳女士先後7次就離婚糾紛訴至黃石市黃石港區法院、黃岡市蘄春縣法院、黃岡中院等法院。其中2次因原告要補充證據等原因撤訴；1次法院立案後發現不符合起訴條件，駁回起訴；1次中止訴訟；最後3次，2次一審均駁回了離婚請求，1次二審維持駁回離婚請求的判決。
陳女士稱，胡大東的疾病經過多次治療，仍未治癒，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感情難以為繼的根本原因。而胡大東一方稱，胡大東是在與原告結婚後才患有精神病，夫妻感情未破裂，不同意離婚。
2020年7月31日，黃岡市蘄春縣法院一審判決認為，原、被告自願登記結婚，雙方婚前同居生活，應具有較好感情基礎。「目前導致原、被告矛盾的主要原因是被告身患疾病，需要原告更多關心和照顧，應擔負起家庭生活的重擔和照料被告的職責。」被告不同意離婚、雙方感情未徹底破裂，駁回陳女士的離婚訴訟請求。
2020年12月1日，黃岡中院做出二審判決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原、被告的夫妻感情是否確已破裂、無和好可能。」本案中，陳女士舉出證據不足以證明符合其所稱的「婚前隱瞞了精神病、婚後經治不愈，或經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後又分居滿1年，互不履行夫妻義務的」等情形。二審以「雙方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仍有和好可能並無明顯不當」為由，駁回了陳女士的上訴，維持原判。

⑽ 龍孑湖區法院在什麼地方

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前身是沈陽特別市人民法院。1948年11月2日，沈陽解放。同年11月20日，人民審判機關——沈陽特別市人民法院誕生。1949年5月1日，隨著國家行政區劃的調整，沈陽特別市改為沈陽市，沈陽特別市人民法院隨之改稱為沈陽市人民法院。1955年3月1日，我國實行「四級」、「二審」制度，沈陽市人民法院改稱為遼寧省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位於沈陽市中心，市政府廣場東側，與遼寧大劇院、沈陽電報大樓相臨，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
下轄和平、瀋河、皇姑、大東、東陵、鐵西等15個基層法院，人員編制1410名。
截止2002年末，全市兩級法院共有法官1294名，司法警察99名，其他人員391名。其中市法院法官286名，司法警察21名，其他人員73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