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維護消費者典型案例
❶ 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關的案例
一、 消費者汽車維保 4S店使用拼裝機油案
【案例簡介】
溫嶺市工商局執法人員對某汽車服務有限公司進行現場檢查，現場發現該汽車服務有限公司在部分保養、維修車輛的實際更換機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況下，未告知客戶機油使用量的真實情況，而以整瓶結算費用，多餘的機油則被回收、拼裝成整瓶後重新入庫按新品予以再次銷售。
【案例點評】
本案中，當事人在實際更換機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況下，本應按實際機油使用量與消費者結算費用，卻未告知消費者真實信息，並以整瓶的機油使用量為單位向消費者收取費用，實屬謊報用工用料的違法行為，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二、 「千足金」金不足 消費投訴「一賠三」
【案例簡介】
2014年4月份，消費者陳女士在台州臨海某珠寶店花了4908元，購買了一副千足金手鏈，事後卻發現其購買的是足金首飾，而不是千足金首飾。與店家協商不成後，陳女士向臨海市12315中心投訴。經法定機構檢測，鑒定結果成色是足金、黃金含量為99.00%，而不是含量為99.9%的千足金。
【案例點評】
該案中珠寶店虛假宣傳、以次充好的銷售行為屬於典型的消費欺詐行為，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公平交易權，誤導了消費者的購買意向，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對該消費欺詐行為，按照「新消法」退一賠三規定，加大懲罰性賠償力度；啟動「訴轉案」，以行政剛性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三、 全省首例違反新消法 侵害個人信息案
【案例簡介】
2014年3月17日，杭州市工商局執法人員在對杭州某家裝公司經營場地進行現場檢查時發現，現場有部分樓盤業主名單。
進一步調查發現：當事人為了推廣公司的家裝業務，提高公司業績，該公司業務員從市場圈內朋友處收集了已銷售某樓盤部分業主名單，名單內容包括業主姓名、所買樓層號碼、聯系電話等，且當事人所得業主名單信息均未經業主同意或授權。
【案例點評】
當前消費者個人信息被濫用現象日益嚴重，侵犯消費者個人信息行為時有發生。案件中當事人在未經消費者同意或授權的情況下，通過不正當的方式收集業主名單信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屬經營者侵害消費者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
四、 串通設計師給回扣 櫥櫃企業受處罰案
【案例簡介】
2014年4月，金華市工商局在開展家裝服務和家居建材商品領域消費者權益保護專項行動中，發現市區某從事櫥櫃銷售的傢具用品店通過串通設計公司的設計師誘導消費，以達到拓展市場份額目的。
【案例點評】
案例中部分家裝企業在經營中通過串通設計公司的設計師，採用財物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商品，以達到拓展市場份額目的，通過設計師開展誘導消費，直接影響了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和購物成本。此類現象一度成為了家裝服務行業的潛規則。
五、 微信虛假促銷 水果店受處罰案
【案例簡介】
2014年12月紹興某水果連鎖零售企業為吸引人氣，通過微信平台等宣傳方式，發布「瘋狂車厘子」廣告，其內容稱只要任何人完成「下載活動APP客戶端、點擊我要分享、積滿29個贊」，就可以優惠價格購買該種黑色櫻桃。
廣告吸引參與者上萬人，然而完成「集贊換禮」三個步驟的消費者到該公司總店，欲以承諾優惠價格購買櫻桃時，被告知必須購買充值一定金額的預付卡作為購買前提。
【案例點評】
微信廣告、微信朋友圈銷售商品是一個新興事物。「集贊換禮」則是一種向不特定人群發布的懸賞廣告。
依據《合同法》第十五條規定商業廣告等為要約邀請，商業廣告的內容符合要約規定的，視為要約，經營者在履行過程通過隱瞞事實和隱藏設置條件誘使消費者訂立合同的行為，構成合同違法行為，理應依法處罰。
❷ 要兩個依法維護合法權益的的事例
案例一
被告王甲2001年月6日向原告劉某借款50萬元經營一服裝店，約定該借款於2003年8月5日歸還。後因經營不善，被告借款屆期無法歸還，原告為此提起訴訟，判決生效後，進入執行程序。法院查明： 2003年2月8日，被告將其名下價值30萬元的房屋贈與其子王乙並在同年3月辦理了過戶手續；2003年6 月2日，被告將其所有的價值20萬的紅旗小汽車以9萬元的低價轉讓給其妹夫李某。但此時被告無可供執行的其他財產，法院裁定中止執行。原告得知後，即以利害關系人提起訴訟，認為被告王甲的行為侵害了他的債權，要求確認被告房屋贈與以及汽車轉讓的行為無效。王甲認為贈與行為發生在借款期限屆滿前是合法行為，與第三人李某之間的汽車買賣也是經過合法程序完成的，故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法院經審理判決：被告王甲房屋贈與以及汽車轉讓的行為無效。隨後，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原告通過行使撤銷權挽回了損失。
本案法律關系及案情分析：
本案主要涉及到合同法中的撤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74條規定：「因債務人放棄其到期債權或者無償轉讓財產，對債權人造成損害的，債權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撤銷債務人的行為。債務人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對債權人造成損害，並且受讓人知道該情形的，債權人也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撤銷債務人的行為。撤銷權的行使范圍以債權人的債權為限。債權人行使撤銷權的必要費用由債務人承擔。」對於在實踐中如何把握並正確行使撤銷權，維護債權人的合法利益，筆者在此藉助上述案例談談關於行使撤銷權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撤銷權的行使要件。撤銷權的要件包括：⑴ 債權人對於債務人的債務合法有效。這是前提條件，因為撤銷的行為針對的是損害債權的行為，如果債權本身存在效力問題，那麼撤銷權就沒有意義了。⑵債務人的行為損害了債權人的債權。換句話說就是債務人的行為已經或者即將極大地減少債務人的責任財產范圍。在債法領域，責任財產是指債務人用來承擔債務的財產 ，一般債務人的合法個人財產就是他的責任財產 。 ⑶債務人的特定行為損害了債權人的債權。特定行為包括：放棄其到期債權、無償轉讓財產、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這是法律規定的。⑷債權人行使撤銷權時，債務人危害債權的性質仍然存在。本案中王甲欠劉某人民幣50萬元的事實清楚，合法有效。劉某的債權是應當由王甲財產來償還，但王甲以分家析產的形式將房屋贈與王乙，而房屋中並沒有王乙的財產權利成分，王乙對於房屋頂多享有繼承的期待權。之後王甲又將小汽車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給李某。故被告王甲房屋贈與以及低價轉讓小汽車的行為損害了原告劉某的債權，債權人劉某當然可以訴請法院撤銷這種侵害行為。
二、撤銷權的行使期限。《合同法》第75條規定：「撤銷權自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1年內行使。自債務人的行為發生之日起5年內沒有行使撤銷權的，該撤銷權消滅。」所以劉某行使撤銷權應當從知道王甲贈與房屋以及轉讓汽車的行為之日起1年內行使，自行為發生後5年內未行使撤銷權的該撤銷權消滅。對於這兩個時間期限，前者是訴訟時效，適用於訴訟時效中止、中斷、延長的規定，後者5年是除斥期間，不適用於中止、中斷、延長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8條規定：「合同法第55條規定的「1年」、第75條和104條第2款規定的「5年」為不變期間，不適用訴訟時效中止、中斷、延長的規定。」 這條表明了5年期間是除斥期間。
三、撤銷權訴訟各當事人地位及費用承擔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24條規定：「債權人依照合同法第74條的規定提起撤銷權訴訟時只以債務人為被告，未將受益人或者受讓人列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受益人或者受讓人列為第三人。」因此在本案中，劉某在提起撤銷權訴訟時，應將王甲列為被告，受讓人（受益人）王乙、李某列為第三人。對於行使撤銷權費用問題，根據《合同法》解釋（一）第26條規定「債權人行使撤銷權所支付的律師代理費、差旅費等必要費用，由債務人承擔；第三人（即受益人或者受讓人）有過錯的，應適當分擔。」劉某行使撤銷權費用主要由被告人王甲承擔，第三人王乙、李某適當分擔。
四、明顯不合理的低價如何認定。在實踐中對於「放棄其到期債權、無償轉讓財產」而行使撤銷權比較好把握；但對於「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則因較難認定，而導致行使撤銷權存在一定的困難。那麼「明顯不合理的低價」應該如何認定，筆者認為在這里有了兩個條件的限定即不合理和明顯。一般來說雙方以低於市場的價格交易即為不合理的低價，不合理是指沒有低價進行交易的理由，也就是不存在諸如處理季節性商品、滯銷積壓商品的情況。我認為商品交易價格應根據日常的生活經驗和交易的常識來判斷，如果交易的商品低於市場價格的50%以上即可認定是屬於明顯。本案中贈與房屋給王乙系無償轉讓財產，汽車買賣以9萬元轉讓系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兩者都損害債權人劉某的債權。
五、如何舉證受讓人知道債務人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 財產，對債權人造成損害的情形。低價轉讓財產的過程，債務人的惡意是明顯的，但受讓人是否知道，這是一種主觀的內心活動，作為債權人如何證明受讓人是否存在惡意？筆者認為，要證明受讓人是否存在惡意，只能採用推定的方法。債權人如果 提供債務人與受讓人之間存在親戚、朋友等密切的關系；轉讓的財產明顯低於市場價格；轉讓人的行為不符合通常的交易慣例等證據。據債權人提供的上述證據，即可推定受讓人在交易中存在重大過失；受讓人認為沒有過失，則由其舉證證明。本案中王甲與李某系親戚關系，將市場價值20萬元的紅旗小汽車以9萬元的價格出售給李某，明顯低於市場價格且不符合交易慣例；再者李某明知王甲欠有巨額債務，沒有其他財產可供還債仍然與其簽訂汽車買賣協議並已履行，足以認定其明知其與王甲買賣汽車的行為對債權人劉某造成損害。
六、連帶之債中如何行使撤銷權。如果債務人對債權人的債務是單一的，因債務人處分財產的行為導致債權人的債權不能實現，則是符合行使撤銷權的條件。但是，如果債務人僅負連帶之債，那麼，債權人要行使撤銷權，則必須在其他債務人也存在確無履行能力後方可行使。因為其他債務人有履行能力，債務人無償或低價轉讓財產顯然並不影響債權人權利的實現。本案屬單一之債，劉某可以直接提起訴訟。
總之，我們在實踐中如何行使撤銷權，應嚴格依據《合同法》74條規定，並注意撤銷權的行使期限，才能更好的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案列二保險不履行 依法予保護
鳳陽縣消費者王某於1990年在某保險公司為兒子購買一份兒童保險，合同約定孩子考上大學即可每年領取助學金400元。現兒子已由大學專科升入本科，按規定每年可領取400元助學金，但現保險公司以其是專升本而不是直接考上本科為由拒絕履行保險約定。無奈的消費者只好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於2005年5月25日來到鳳陽縣消費者協會、12315中心投訴，希望依法維護其權益。接訴後，執法人員立即對此事展開調查。經查，該合同條款中對考上本科並沒有特別的文字說明，更沒有專升本不予享受此待遇的規定。據此，執法人員根據《安徽省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條例》的有關規定，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指出保險公司存在的錯誤，最終，保險公司和保險合同約定，每年支付消費者400元助學金。至此，一起因保險合同不履行的案件在執法人員的積極努力下畫上圓滿句號。
❸ 有哪些消費者維權的經典案例
3月15日，2017年度唐山市工商和市場監管系統消費維權典型案例公布。2017年，唐山12315護民生專項行動共受理消費者各類訴求49185件，熱線電話數量比2016年上升82.97%，其中咨詢40660件，投訴6539件，舉報1986件，為消費者挽回經濟損失678.95萬元。2017年，通過全國12315互聯網平台進行投訴808件，占投訴總量的12.36%，辦結案件808件，辦結率為100%；舉報181件，占舉報總量的9.11%，辦結案件181件，辦結率為100%。
2017年10月25日，樂亭消協接到消費者投訴。消費者於9月底從樂亭縣某農葯店購買農葯用於紅薯種植，但使用後造成紅薯腐爛秧的情況，給消費者造成了不小的經濟損失。找到葯店協商，葯店拒不承認農葯存在質量問題，消費者只好找到樂亭消協討說法。
這是一起典型的涉農投訴案件，樂亭消協接到投訴後立即與消費者去現場堪查，情況與消費者描述一致。隨後，工作人員當即找到葯店負責人進行調解，向其講解相關法律法規，最終商家同意為消費者一次性賠償經濟損失40000元整，使糾紛得以圓滿解決。
❹ 有關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案例分析
1，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維護全體公民消費權益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穩定，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而制定的一部法律。
2，案例：王某是普通的公司職員，經常收到莫名其妙的簡訊或者電話，內容包括房產廣告、發票、保險等垃圾信息和詐騙信息。和王某一樣，相當一部分消費者也會遭遇這樣的情形，垃圾簡訊和騷擾電話無孔不入，甚至影響到正常作息生活，消費者普遍認為隱私很難得到保護。
分析：
（1），超市、商場或其他服務機構，多數都會要求消費者辦理會員卡，一部分消費者在辦理會員卡的同時，無形中泄露了消費者的個人信息。
（2），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未經消費者同意或者請求，或者消費者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向其發送商業性信息。在消費者明確表示拒絕接收商業性信息或其他垃圾信息後，經營者依然發送的，消費者可以依據法律規定通過法律途徑解決。
❺ 知假買假是否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
受保護。
人民網於2015年06月15日報道：
最高法：個人打假者具有消費者身份 「知假買假」仍受保護
6月15日，最高法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法院依法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有關情況，並公布了10個消費者維權典型案例。
最高法新聞發言人孫軍工介紹，2014年3月15日施行的新《消法》進一步擴大了消費者的權利，新《消法》實施一年多來，各級人民法院堅持司法為民和公正司法，依法制裁製售假冒偽劣商品和商業欺詐的行為，加大經營者違法成本，把重典治亂落到了實處，對解決消費者訴訟難，維護消費者權益，凈化市場環境，促進消費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最高法民事審判第一庭庭長楊臨萍介紹，個人「知假買假」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如果單位「知假買假」，受「合同法」等法律保護，不能要求消法中的「懲罰性賠償」。
(5)最高人民法院維護消費者典型案例擴展閱讀：
食品葯品領域支持「知假買假」最高法有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食品葯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因食品、葯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葯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第23號指導案例：消費者購買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要求銷售者或者生產者依照食品安全法規定支付價款十倍賠償金或者依照法律規定的其他賠償標准賠償的，不論其購買時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標准，人民法院都應予支持。
❻ 關於「生命健康權」和「隱私權」和「受教育權」和「消費者的權利」的案例各2個
生命健康權案例1顧客在商場購物與營業員發生口角，導致高血壓發作而半身不遂。 9月1日，合肥市廬陽區法院公開開庭，審理顧客王治勝和安徽商之都合肥商廈有限責任公司有關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一案。
事情發生於去年11月15日。當日是王治勝女兒訂婚的大喜日子， 11時許，王治勝獨自在安徽商之都總店五樓購買床上用品。據原告訴稱，因上班時間櫃台營業員蔡某不在，原告表示要去投訴。此後，其他櫃組的營業員電話通知蔡某，蔡某才趕過來，質問原告「是你要投訴我，那你投訴我好了」！繼而雙方發生爭吵。
王治勝立即找到負責投訴的商場經理孫某，孫某了解情況後隨即將王治勝帶到床上用品櫃組，要求蔡某道歉。但是蔡某沒有道歉，雙方再次發生爭吵，並相互推拉，致使原告摔倒在地，不能動彈，情況相當危險。但是商場沒有採取措施及時將原告送到醫院治療，而是在原告的親屬聞訊趕來後才送往醫院搶救。
由於王治勝本身患有高血壓，此次的情緒波動導致王治勝腦出血，後經鑒定構成七級傷殘。據其家人介紹，目前王治勝依然不能行走太久，需要藉助輪椅才能行動。
原告認為被告安徽商之都疏於管理導致營業員缺崗，同時營業員不能正確對待顧客正常、合理的批評，一再與顧客爭吵，繼而發生傷害。因此被告應承擔60%的責任。要求被告賠償原告醫療費、護理費等費用合計10萬余元。
被告安徽商之都認為自己不應承擔任何責任，要求法院駁回其訴訟請求。被告提出本案起因是原告在購物時因商場營業員未及時接待而感到不滿，遂與其發生爭執。但是營業員當時的離開是根據商場規定的午飯時間，屬正常的休息，沒有缺崗。在整個過程中，營業員對原告損害結果的發生並無主觀惡意，同時原告因其自身患有高血壓病史加之情緒激動導致了損害結果的發生，沒有證據證明商之都營業員對原告存在辱罵甚至推拉的行為。
庭審中，雙方都申請了證人出庭作證，由於證人均不是事發現場的第一見證者，究竟是否存在推拉、辱罵行為，證人均不能給出准確答案。
雙方沒有當庭達成和解意見。
2原告許諾，男，9歲，北京市西城區北禮士路第一小學學生。其法定代理人許雙林(父)，孫樹芝(母)。被告北京市城市建築設計研究院。其法定代表人院長王新傑。案由損害賠償原告訴稱，1996年12月6日中午，其放學回家路上，因玩具落到被告北京市城建設計研究院變電室旁的庫房上，在其到該房上撿玩具時，由於被告單位未在該十千伏的高壓室外電纜頭上設置防護設施及明顯的警告標志，致其被高壓電纜頭吸附、燒傷造成雙臂高位截肢，留下終生殘疾。為此起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要求被告賠償各項經濟損失及假肢費用共計295萬元。被告辯稱，擊傷原告許諾的高壓線電纜頭應由北京市供電局維護，北京市供電局應對其主觀過失及客觀不作為造成的損害後果承擔責任，且許諾是經由北京市市政工程局第四分公司的違章建築爬上該單位配電室房頂的，因而該市政四公司亦應對許諾的致殘負有監護責任。故北京市城建設計研究院對許諾觸電致傷既無主觀過錯，又無違法行為，不同意原告許諾的訴訟請求。法院經審理查明，1996年12月6日中午，許諾放學途經北京市城建設計研究院變電室附近。因許諾與其同學到該變電室房頂上撿玩具，許諾被屋頂裸露的十千伏高壓線電纜頭吸附擊傷。經北京市積水潭醫院救治，診斷為「雙上肢電燒傷15%Ⅲ°—Ⅳ°，行雙上臂中段截肢術」。1996年4月經北京市法庭科學技術鑒定為：「許諾之損失為雙上肢電燒傷。目前遺有上肢上臂中段以下缺失，致其今後的生活、學習及工作嚴重受限。被鑒定人許諾的勞動能力完全喪失。」原告之法定代理人現已交付醫葯費2.24萬元，其父許雙林誤工損失3488.43元，鑒定費300元。經北京市假肢廠證明，許諾在18歲前每年均需更換一次假肢，18歲至73歲之間3年需更換一次假肢，更換一次假肢需8萬元。假肢更換費共計336萬。現北京市城建設計研究院已支付許諾之法定代理人1.2萬元生活費。另查，北京市城建設計研究院系擊傷許諾的高壓電纜頭產權人。在法院審理期間，電力部法規司函復法院，供電設備上發生的民事責任，由該供電設備的產權人承擔，且供電設備的安全距離低於標准規定的要求，應裝設固定遮攔。電力部(85)水電規字第61號《高壓配電裝置設計技術規程》規定，屋外配電裝置的安全凈距，帶電部分與建築、構築物的邊沿之間不應小於2.2米。經實測，被告北京市城建設計研究院負責維護的高壓線纜之裸露點距變電室邊緣距離為1.2米。該十千伏高壓線電纜頭未裝設固定遮攔。上述事實有雙方當事人陳述，醫院診斷證明，原告的醫葯費單據、法醫鑒定結論、電力工業部法規司的復函在案佐證。法院認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同時也享有要求侵害人賠償的權力。判斷一方當事人是否由於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致使他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侵害而帶來的財產損失，應當以損害事實是否存在，作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根據。北京市城建設計研究院以引起原告許諾觸電的高壓電纜頭及附屬設施是供電部門安裝，且此後電纜頭的更換等電器工程，均經過北京市供電監察部門驗收，通電23年來供電監察部門從未對被告提出過異議為由，認為應由北京市供電局供電監察部門承擔責任。供電監察部門對用電單位用電情況的監察，是對高壓電用戶的一種檢查活動，發現有不符合規定的地方，通知產權單位依法改進，法規及規章均未要求用電監察部門代替高壓設施產權單位實際履行相關行為的義務。對此電力部明確規定，在供電設備或線路上發生民事責任，是按供電設備或路線的產權歸屬原則確定的。既供電設備或線路產權屬於誰，誰應承擔該設備或線路上發生的相關責任。而導致許諾觸電的高壓電纜頭屬於北京市城建設計研究院供電線路受電端引入部分，也是用戶高壓受電裝置的一部分，其產權屬於北京市城建設計研究院。應當指出，對於由歷史原因形成的用電設施安全距離明顯低於標准規定的，應按照國家《高壓配電裝置設計技術規程》要求，由用電單位裝設固定遮攔及警示標志以策安全。但是被告對其職責未認真落實，對應當預見的危險情況未加註意，最終導致發生許諾觸電致殘的結果，本案的因果關系是客觀存在的，被告北京市城建設計研究院應當承擔主要責任。隱私權案例
案例二：患者隱私部位能否當作教學「標本」？
阿靜因未婚先孕到醫院檢查，大夫在為其檢查時叫進20多名醫學院實習生，以阿靜為「標本」現場講解，阿靜羞愧難當，無地自容。2001年10月8日阿靜向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新疆石河子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及當事醫生侵犯其隱私權，要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此案在全國醫學界和法學界引起了爭議。
9月15日，22歲未婚先孕的阿靜在男友陪同下來到新疆石河子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做人工流產，在婦產科醫生孫某的安排下，阿靜按要求做好准備，躺在檢查床上等待檢查。這時，醫生叫進20多名身穿白大褂的男女圍在床前，阿靜非常緊張，要求醫生讓他們出去。醫生說，沒關系，他們都是實習生。醫生讓阿靜躺好，一邊觸摸阿靜的身體，一邊向實習生介紹各部位名稱、症狀等，檢查講解過程約五六分鍾。
據了解，那天的見習生是石河子大學醫學院九七級本科生。
事後，氣憤難平的阿靜和男友經咨詢律師，決定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這一事件在全國醫學界和法學界引起了極大的爭議。醫學界認為，作為教學和實習醫院，這種做法很正常，談不上侵犯隱私權，不然，怎樣完成培養醫學院學生的任務。按照慣例，一般都不提前給患者打招呼，如徵求患者意見，患者肯定不同意。再說幾十年來各醫院都是這么做的，也沒有法規和文件規定不能這樣做。醫學院校及其附屬醫院基本都認同這一觀點。
而為阿靜提供法律援助的新疆天宇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次松認為，醫院的做法嚴重侵害了患者的人格尊嚴和隱私權。人的特殊部位有權利不讓他人觀看、探究或拍攝。醫生檢查患者身體原則上不構成侵犯隱私權，因為患者去醫院看病，接受相應的檢查甚至很多專家會診有時是必須的。但此事的關鍵是接診或主管醫生以外的人對患者的隱私部位進行觀看和講解，這是不能允許的。對醫學院學生的實習，應作出相應的規范。很多資深律師也都同意這一看法。
據了解，這是全國首例因患者被醫院當作教學對象，而被提起訴訟要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例。醫學界和法學界的專家認為，不論此案判決結果怎樣，都將對我國的醫學院校學生實習產生深遠的影響。
案例三：當隱私權遭遇生命健康權
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卻侵犯了病人的隱私，日前在廈門市某醫院發生的一件事引起了有關人士「隱私權、生命健康權究竟哪個更重要」的爭議。
19歲的宮小姐因子宮出血，一個星期前走進了一家心理門診就診，在心理醫生作了「絕對保密」承諾後，宮小姐袒露了自己的心病：自己因未婚先孕擅服流產葯物造成子宮出血不止。就在心理治療過程中，宮小姐開始出現昏迷狀態。為搶救宮小姐的生命，這位醫生違背承諾，向有關的婦產科醫生道出了實情，並請求婦產科醫生進行緊急救助。
經搶救，宮小姐脫離了危險，但心理醫生的一片善良之心卻遭來了宮小姐的責怪聲：本來不為人所知的隱私，現在很難再遮遮掩掩。趕來醫院的父母親也從她難以自圓其說的回答中隱約感到了女兒的秘密。此後，雖然宮小姐的子宮出血病一天天痊癒，但她的心病卻一天天加重，19歲的她始終感到難以抬頭見人。
一些人士認為，在本人不同意的情況下，醫生絕不能公開病人隱私。宮小姐已經向心理醫生陳訴過保密要求，而且心理醫生也已承諾「絕對保密」，雖然這位醫生向他人公開隱私是為了病人的生命，卻違背了病人本人意願，侵犯了隱私權。
許多醫生認為，生命健康權大於隱私權。省人民醫院的張醫生認為，醫生當然應該尊重病人的隱私權，但當病人出現病危、昏迷時，首先考慮的是搶救，這是醫生的職業道德。
福建八閩律師事務所的蔣金音律師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規定，醫師必須保護病人的隱私權。但當患者的隱私權危害公共安全時(如按規定，患者患了傳染性性病，醫師必須將其上報衛生防疫站)，隱私權必須服從公共安全。而當隱私權與生命健康權發生矛盾時，生命健康權應該大於隱私權，也就是說，當一種危害必然發生時，當事人可以選擇較小的危害避免更大的危害。
受教育權案例1因在考試中作弊，沈陽師范大學對5名學生作出了開除學籍的處分，面對校方的「極刑」，被開除的大學生認為校方並沒有開除的權力，於是將學校告到了法院，請求法院判決撤銷開除學籍的行政行為。 昨日（2月7日）記者了解到，目前此案已經在遼寧省沈陽市於洪區人民法院正式立案，法院將於近日開庭審理。據被沈師開除的大三學生韓露(化名)介紹，幾名被開除的大學生都是該校大三、大四的學生。在2006年12月的一次校方考試中，幾名學生都是請人替考，結果在考試中被校方發現。2007年1月11日，韓露和其他4名考試違紀的大學生同時接到了沈陽師范大學學生處下發的《沈陽師范大學違紀學生紀律處分送交通知書》，校方對5名大學生作出開除學籍的處罰決定。在該份通知書中，校方稱其依據的是《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第二章第十二條、《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章第五十四條以及《沈陽師范大學學生考試違紀處分細則》第二章第七條的規定。「我在大學期間就這一次考試違紀，沒想到就被學校開除了，學校如果作出記過等處分我可以接受，但開除學籍實在是太重了。」韓露稱。「孩子考試違紀是不對，但孩子再不好也有受教育的權利，學校不能因為一次考試違紀就不讓孩子繼續學習啊，學校作出開除學籍的決定不是毀了孩子嗎？」韓露的父親這樣告訴記者。「學校開除我們侵犯了我們的受教育權，開除學籍沒有法律依據！」另一位被開除的大學生表示。2007年2月，5名大學生將母校——沈陽師范大學告到了法院，學生們訴稱，學校沒有開除學生學籍的法定職權，學校開除學生學籍的行為違法，沒有法律依據，而且直接剝奪了學生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學生們以此請求法院判決撤銷學校開除幾名大學生學籍的行政行為，恢復學生的學籍。幾名學生的代理律師王乃龍認為，學生在學校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校方未教育、培養好學生導致學生在考試中違紀作弊，實際上校方也是有過錯的，學校對學生考試作弊的行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2 原告袁某某系某縣中學生。2001年原告在參加全國統一高考時以總分372分的成績達到了普通高等院校本科錄取分數線，並以超出本科錄取分數線40分填報了本科以上院校專業志願表。由於超出本科錄取分數線多的原因，原告未填報專科以下錄取志願，但對第二批次錄取的三個本科院校及專業是否服從分配欄中，特別填寫了「是」即服從分配。但在本科錄取工作結束後，原告卻落選。經向省招辦查詢後才知，造成落選的原因是縣招辦在製作考生電子檔案時，把服從欄中的「是」誤報成了「否」。事後雖經原告及家人與招辦多次交涉，但於事無補，且招辦推拖責任。由於精神壓力大，原告多次輕生自殺，精神處於完全崩潰狀態。無奈，家屬為其聯系了一所大專學校就讀。為了給孩子一個公正的廉潔，原告及家人委託我所律師劉喜全代為起訴。
律師在受理該案後，對於全省首起因由投檔失誤侵犯考生受教育權的案件進行進行認真分析，在研究2001年省招辦招生辦法和2001年實行計算機網上錄取有關問題的通知等多個文件的基礎上，走訪了大量的證人後提起了訴訟，請求判令被告承擔民事責任並賠禮道歉，同時給付精神損失和經濟損失共計45000地。一審法院經審理在認定被告侵權行為成立的基礎上認為被告侵權行給原告造成的專升本費用、聯系學校、查詢等損失應予承擔，但對於原告要求承擔遲延參加工作造成的損失和精神損失費，因屬不可預見和於法無據不予採納。據此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一年學費7690元，交通費等費用2000元，駁回了其他訴訟請求。
宣判後原告不服提出了上訴，二審審庭中代理人認為：①原判支持學費7690元是合法的，但對公寓費、生活費不予支持是錯誤的。因為學費是交給學校的，但其他費用仍需支出4600元；②關於原判認定「因遲參加工作而賠償損失的請求，屬不可預見性」的觀點是錯誤的。本案中遲延一年參加工作已成定局，因此這是可預見的，而且是必然的。故按照國家關於本科畢業生試用期標准工資為465元計算，僅此一項損失也達5580元。③關於原判認定「受教育的權利被侵害」不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之內於法無據，且原告關於精神賠償也具有事實根據。
鑒於代理人的上述意見，二審法院支持了上訴人的一部分上訴請求，判令被告支付袁某一年學費7690元，交通費、住宿費、伙食補助費3000元及精神撫慰金10000元，共計20690元。至此全省第一例學生電子檔案引發的侵權案件圓滿解決.
消費者的權利案例超市強行搜身侵犯消費者合法權利2007年3月29日下午，13歲的學生王某和同學到洞頭某超市購物。在購物完畢付款時，王某被超市保安攔住，超市保安在眾多顧客面前聲稱懷疑王某偷了超市商品，並把王某拖到辦公室，強迫他脫掉衣服進行搜身，在未找到超市商品後，才讓王某離開。因當日為春遊購物的學生較多，超市的這一行為，在王某的班級、學校等特定范圍內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使王某受到了一定的壓力。近日，王某的監護人向洞頭縣消費委投訴，要求該超市向學校、老師及同學說明此事，公開道歉，消除該生在校的負面影響，並賠償精神損失。洞頭縣消費委對這起投訴案高度重視，在經過深入調查後，基本認定超市的侵權事實。《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給消費者造成精神損害的，應當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給予精神損害賠償。洞頭縣消費委在事實的基礎上對雙方進行了調解，並促成當事人達成協議：在該縣消費委工作人員的監督下，超市負責人到王某就讀的班級說明情況、賠禮道歉，同時超市賠償王某精神損失3800元整。這也是該縣調解的首例精神損失賠償案。2007年4月9日，消費者王某的監護人送了一面錦旗到該縣消費委，對縣消費委切實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表示衷地感謝。2000年7月10日，內蒙古伊克昭盟達拉特旗解放灘鎮建設村村民孫某為其父辦喪事，從集體經營的旗石油公司解放灘加油站購買了15公斤劣質煤油。送葬路上盛裝劣質煤油的油桶發生爆炸，致使數人受傷。其中楊某的傷勢最為嚴重，經有關部門鑒定為一級傷殘。案發後，相關責任人互相推諉，受害人處於生死兩難的境地。新華社內蒙古分社對此事進行了新聞監督，引起相關部門重視。
處理結果：經司法部門調解，受害人最終獲得賠償43萬元。2002年8月2日上午，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昭君墳鄉侯家圪堵村西社農民喬某及其兒子張某在家中做飯時，因液化氣灶存在質量問題導致爆炸，張某被嚴重燒傷致殘。液化氣灶系廣東省順德市容桂區凱歌電器廠生產。事件發生後，經相關機關鑒定，該液化氣灶屬不合格產品，使用中爆炸致使消費者受到傷害，應由生產廠家和銷售商承擔賠償責任。
受害者為了治療，兩年多借了20多萬元債務，雖然鄂爾多斯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生產廠家賠償57萬多元，但生產廠家在廣東，法院執行難度大。
處理結果：目前只執行回一半，還掉債務治療費用所剩無幾，受害者身心仍處於極度痛苦之中
❼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❽ 維權典型案例，職業打假人王海花4.9萬買牛肉，獲賠18萬，你怎麼看
據該案主審法官介紹，本案中，案涉牛肉製品的銷售行為違反《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條第十二項「國家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產經營的食品」規定以及第九十二條關於進口的食品應當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檢驗合格的規定。根據《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的懲罰性賠償，消費者可要求生產經營者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
因王海職業打假人的身份，雙方在本案中就賠償金爭議較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的答復意見>》法辦函﹝2017﹞181號文件精神，一方面，明確在食品、葯品領域，消費者即使明知商品為假冒偽劣仍然購買，並以此訴訟索賠時，人民法院不能以其知假買假為由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在除購買食品、葯品之外的情形，藉助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形式，引導消費者尊重敬畏法律，樹立權利義務邊界意識，依法、理性行使權力，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本案最終在法官的協調下，促使雙方達成調解，既體現了對不當經營的懲戒，也限制了牟利性打假行為。對此，你怎麼看？
❾ 3.15消費者權益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