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公共價值
① 作為一名法院工作人員該如何履職
做到
(一)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
(二)履行職責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秉公執法，不得徇私枉法;
(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維護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四)清正廉明，忠於職守，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
(五)保守國家秘密和司法工作秘密;
(六)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其中心任務就是審判工作。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法院和檢察院都要圍繞自己的中心工作，組織、協調各種綜合性的輔助工作，提供和創造各種有利條件，用以支持審判和檢察工作，保證工作的順利進行。
不同崗位的人員，實行單獨序列分類管理後，分工雖然不同，但目標一致。
做到始終忠於法律，牢牢守住法律底線，把好社會公平正義最後一道防線。
② 最高人民法院為什麼要引導公眾樹立法治意識
因為提高法治意識也屬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個點。
提高法治意識不僅能夠促進整個社會公平發展，也能提高法律部門的工作效率。
希望能幫到您。
③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職能和作用
齊樹潔 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摘要:上訴制度是司法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擔負著多樣化的司法功能，並且需要在不同的價值目標之間進行平衡與取捨。由於現代社會的急劇變遷，許多國家的民事上訴制度無論是在制度設計還是實際運作上均面臨著種種問題，並進而影響到整個司法制度的有效運行。我國現行兩審終審制存在諸多缺陷，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進行全面的變革。本文提出改革我國民事上訴制度的基本思路，論述三審終審制對審理范圍、提起條件、程序規則等方面的限制。
關鍵詞:民事訴訟；上訴制度；三審終審；司法改革
在法院審級制度的建構上，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採用的都是四級三審或三級三審制。我國現行兩審終審制在現代各國普遍採用三審終審制的趨勢下，幾可謂獨樹一幟。[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調研報告，兩審終審制不利於充分發揮四級法院的整體功能和實現四級法院各自不同的價值目標，其主要缺陷如下:(1)上訴條件過於寬泛導致訴訟資源的浪費；(2)終審法院級別過低，難以保證司法的統一性；(3)兩審終審使上訴審的糾錯功能明顯降低；(4)民事訴訟管轄原則導致地方保護主義干擾嚴重；(5)缺少專門的法律審查程序；(6)以審判監督制度彌補二審不足，導致「終審不終」。[1]針對上述弊端及其成因，筆者主張對我國民事上訴制度進行全面的變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1)針對立法和實踐中的問題，從審判權與上訴權實現合理制約出發，完善現行的第二審程序，使之更符合公正與效率的要求；(2)借鑒多數國家的立法例，實行有限的三審終審制；[2] (3)在實行有限三審制的同時，修改現行審判監督程序的規定，建立再審之訴，規定明確的再審事由，對再審程序啟動予以嚴格限制。本文在論述第三審程序的功能的基礎上，探討未來我國有限三審終審制的建構。
一 第三審功能的定位
第三審是法律審的最終審級。在三審制架構下，第三審法院一般是最高法院。第三審作為法律審的終審，專就下級審法院裁判之解釋適用法律有無違背法令為審理，不再審理事實是否錯誤之問題。[2](856)也就是說，第三審作為法律審之目的，一方面在於依法律上的論點審查原審判決適用法律是否正確，另一方面在於謀求法律解釋適用的統一，其最重要的功能是確定法律原則與統一法律解釋。
(一)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
世界上各國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各有差異。有學者根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職能和紐約、加州二州最高法院的角色差異及其反映出來的司法理念的不同，把最高法院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宏觀指導型」；一種是「個案監督型」。所謂「宏觀指導型」，是指最高法院的基本司法職能是為下級法院制定指導性的方針政策。當然，這些政策可能通過司法解釋或通告等方式表現出來，也可能通過就具體案件所做的判決或裁定表現出來。在這種模式下，最高法院只審理那些對下級法院具有指導意義的案件，即涉及重大法律問題的案件。所謂「個案監督型」，是指最高法院的基本司法職能是監督下級法院的審判，以保證在每個具體案件中實現判決正確和司法公正。按照這種模式，最高法院應該盡可能多地對下級法院的判決進行審查，或者說，對當事人提出上訴的案件一律進行復審。[3]「宏觀指導型」比較注重實現上訴審的公共目的，「個案監督型」則更注重私人目的，即維護當事人的權益。當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最高法院有從「個案監督型」向「宏觀指導型」發展的趨勢。
作為金字塔頂尖的最高法院，顯然無法像位於塔基的初審法院那樣行使審判權。即使法律規定其具有初審管轄權，也僅限於極其個別的特例。最高法院也無法像位於塔腰的中級上訴法院那樣，在案件數量上或審理范圍上充分行使上訴審管轄權。倘若來者不拒，並且不分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而一並審理，那麼最高法院就會成為一個龐大且運轉不靈的機器，喪失其統一法律解釋的功能，更遑論與時俱進、創制新規則。甚至於只對法律問題照單全收，也會影響最高法院功能的發揮。因此，最高法院只能審理最重要的法律問題，將其角色定位於「宏觀指導型」，從而充分實現上訴制度的公共目的。
④ 最高人民法院為什麼要引導公眾樹立法治意識
廣大人民群眾抄必須樹立強烈的襲法律意識，積極參與國家開展的「尊崇憲法、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運用憲法」主題學習宣傳，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通過憲法學習宣傳教育，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為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依法治企做出新貢獻。
⑤ 公法與私法的價值取向
中西法律——公法與私法的差異探討
2008年02月28日 星期四 10:17
法產生於夏朝，當時稱為「禹刑」，它最初主要是用來對付異族的反抗，是勝利了的民族強加於失敗者的專橫意志。因此刑罰異常殘暴，表現為奴隸制「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刑在氏族內部是鎮壓的工具，在氏族爭戰中表現為對外誅伐的武力。三代的刑、秦漢的律，乃至唐律和明、清律仍然是刑法典。這說明，中國古代的法律一開始就與權力有緣而與權利無關，法律被看作是束縛和控制人的手段，這種狹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這並不是說它不能調節民事關系，而是說它不能離開國家、離開刑罰來處理民事關系。《唐律疏議》十二篇堪稱中國封建法律的典範，其特點是法律條文以刑為主，民事法律行為和道德行為也做刑事化處理，如：「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唐律疏議戶婚律》），又如：「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種植墾食者，笞五十。各令復故」（《唐律疏議雜律》）。中國法的這種公法性質壓抑了人的個性，束縛了人的解放，也限制了法和社會的發展。
而在西方，古希臘、羅馬國家的法是在氏族內部斗爭及其改革過程中形成的，是各種社會力量相互妥協的結果。古希臘的人們把法看成是一種全社會的調節器，一種確定權利義務的尺度和保障權利的手段。法律一開始就被區分為公法、私法，分別調整不同的社會生活領域。如：「用人為的方法變更水流，以至他人財產受到損害時，受害者得訴賠償。」（《十二銅表法》第8條）又如：「樹的高度已達十五尺，為了不使它的陰影影響鄰地，鄰地所有人可訴請賠償。」（《十二銅表法》第9條）由於法在雅典、羅馬的早期形成過程中代表並等同於國家全部的政治制度，因而法的觀念便與中國截然不同，它的內涵和外延都比中國的法觀念（以刑為中心）更為豐富和廣泛。它不僅包含具體規則、規范的內容，還擁有正義、平等、道德的含義，像中國古代的「刑」只是它內容中的一個部分，且所佔比例較小。因此，法在西方從來就有廣泛性和普遍性的特徵。另一方面，雅典和羅馬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正是通過一次次對法的變革來實現的，是社會妥協的結果，法在西方具有了社會進步的杠桿作用，也是歷史本身進步的表現。
公法和私法區分的意義在於，它們可以對社會和成員的雙重品格進行一個恰當的定位。私法是公法的基礎，私權是公權的基礎，公權源於私權的代理、委託。公法、私法都具有法律共同的價值，但他們各自的對象和作用的領域不同，私權的出現意味著承認個人平等獨立，私權神聖，公權是為私權服務的，要防止公權的濫用。所以，在古羅馬「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表現在「每一個發展過程必有大量的個人權利和大量的財產從家庭審判庭中移轉到公共法庭的管轄權之內」 。而中國古代則無公法、私法的劃分，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基本上是公法文化、刑罰文化居於絕對優位，法律在事實上也被認為只具有公法性質。由於國家的宗法倫理性，家族義務也深深滲入到所謂「公法」的領域中。中國古代社會是把本應適用於政治國家的公法用來調整市民社會中的法律關系，比如，官員任職須避父祖名諱，若在職期間父母亡故，法律則規定丁憂，違者均有刑罰。這種家族義務與國家義務的混而不分正好反映出中國古代公、私法不分的傳統。
由於公法、私法不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大異於西方法律文化，其典型特徵是其個人獨立人格之缺失，個人平等自由之不可得，個人的地位，只能存在於家、族等群體與等級之中。法律要求於每一個人的，首先是對於社會（家族、國家）的各種絕對義務，它主要表現為要求與禁忌，同時它又沒有或很少地賦予其權利。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由於公、私法不分，從而法律不能夠也不可能以維護社會成員合法利益，維護其精神安寧，激發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為出發點，從而使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不能以「權利」為本位，它只能朝著遠離現代理性法律文化的軌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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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自治原則基本理論淺析
〖內容摘要〗
本文是我在完成民法總論部分的學習後，總結歸納我所學關於私法自治原則的基本知識寫成的。全文闡述了私法自治原則的概念、產生發展、主要內容、缺陷以及其與國家強制、法律行為等的關系問題。
一、私法自治的基本概念
法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各種規范的總稱。根據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可以分為公法和私法。公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以權力服從關系為基礎的，並以國家或公共團體作為當事人的一方或雙方為原則，憲法、刑法、行政法都是屬於公法的。而私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以自由平等關系為基礎，我們所學的民法就是私法。公法既然是以權力服從為基礎，就沒有什麼個人自由意思可言，也沒有對應的權利義務關系，相反的是，私法恰恰是以個人自由意思為指導思想的，並以對應的權利義務為基本原則。也正是因為私法尊重個人自由意思，所以使得私法自治原則無論是在傳統私法還是現代私法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是最高的指導原則，成為了民法的三大奠基石之一。這一原則即是我國民法基本原則中的自願原則——《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
所謂私法自治，又稱意思自治，顧名思義是指當事人依其個人的自由意志創設、變更和消滅私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行民事活動。在這一原則之下的法律，並未預設當事人應當遵循的強制規范，只是承認當事人依其自由意思所為的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效力並予以保護。
二、私法自治的產生
民法的很多原則、理念以至制度都能從羅馬法中找到其產生、形成的淵源，私法自治原則也不例外，它也是導源於羅馬法的。但這種導源只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換言之，羅馬法孕育了私法自治原則的思想和精神，但並未提出私法自治的概念，並未將其抽象為私法原則。事實上，私法自治在產生時更准確的說法是「當事人意思自治說」（Theory of Autonomy of Parties），正式提出這一學說的是十六世紀的法國法學家查理·杜摩林。十六世紀的法國一方面仍處於封建割據狀態，各省立法極不一致，習慣法仍佔主要地位，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工商業有了相當的發展，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各港口已與南歐及亞洲、非洲的一些國家有了頻繁的商業交往，因而經常發生各地習慣法在適用上的相互沖突，一地商人與國內其他地方商人、國內商人與他國商人進行商業交往或發生商業糾紛時應適用哪地、哪國法律便成為越來越突出的問題，並成為商業發展的制約因素。為了解決這一新問題，查理·杜摩林順應形勢發展的要求，提出應適用由當事人自主選擇的一個法律來調整他們之間的契約關系、解決他們之間的經濟糾紛，這一主張立即受到商人們的歡迎，並逐漸為整個社會所接受，後被人稱之為「意思自治」學說。他認為]，對於合同應適用雙方當事人都願意讓該合同受其支配的那種習慣法；如果當事人沒有明確選擇哪個習慣法，則應推斷其默示的選擇法的意思。當事人可以以明示的方式選擇契約的准據法，即在合同中訂立法律適用條款，或在爭議發生後達成選擇適用某國法律解決其糾紛的協議；也可以是默示的選擇，即在當事人未訂立法律條款或達成法律選擇協議的情況下，如果發生糾紛，由受案法院根據某種理由對當事人選擇法律的意思進行推斷。無論是明示的選擇還是默示的選擇，其遵循的主旨都是當事人意志決定論，即當事人有權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選擇，當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應該成為約束契約關系的准則，當事人可以而且應該對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選擇負責。該學說的法律價值在於：一方面有利於當事人根據自己選擇的准據法預見其法律行為的後果，維護法律關系的穩定；另一方面有利於契約爭議的解決，節約交易成本。可見，私法自治原則是順應當時經濟發展需要產生的，最初目的是為了解決使用習慣法的沖突。
三、私法自治的內容
私法自治原則具體到民法上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所有權自由，《民法通則》第71條規定「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從該原則中可以看出，只要是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所有人可自由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二是結社自由，即組織社團的自由。這里的社團不是指我們平時所說的社會團體，而是指以社員為其成立基礎的法人（人的組織體）；公司、銀行是典型的營利社團，工會、商會是典型的公益社團。三是遺囑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16條規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並可以指定遺囑執行人」。從私法自治的產生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一原則產生之初就是為了解決契約爭議，確立合同准據法。所以，最後一項內容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契約自由，即合同自由。下面就來具體闡述契約自由
（一）主要內容
契約自治原則，即當事人得依其自主決定，經由意思合致而規范雙方的法律關系。契約因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一方當事人自己受該契約約束，並同時約束另一方當事人。它包括：
締約自由，即當事人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與他人締結契約合同；
選擇相對人的自由，即當事人可以自由決定與何人締結契約合同；
內容自由，即雙方當事人可以自由決定合同的內容；
變更或解除的自由，即當事人可以經由自由協商變更或解除契約合同，或可自由決定是否行使約定的、法定的解除權解除合同；
方式自由，即當事人有選擇合同形式的自由；
爭議解決方式自由，即當事人可以經自由協商，以確定雙方爭議解決的具體方式是提起訴訟還是申請仲裁。
（二）作用
締約自由及相對人選擇的自由，使得交易經由個人意思決定，體現了自由競爭原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自由及自由競爭是資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將勞力與資本集中到能產生最大效益的地方，如由「政府」的強制干預，反而導致低效率的資源分配及利用。
內容自由之下，當事人只要不違反法律規范和公序良俗，就可以依自由的意志訂立契約合同，這充分體現了交易的靈活性。
在方式自由之下，當事人訂立契約的程式手續都簡化了，比如動產買賣契約就是不要式契約即口頭的合意也是有效的。這有利於促進了經濟活動的發展。
四、私法自治原則的缺陷
首先，私法自治是建立在平等原則的基礎上的。平等有兩個含義：即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實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是指一切自然人、法人在法律人格上的平等及其內在意志的自由、自願，故又被稱為抽象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實上的平等，顧名思義是指當事人實際進行經濟行為、實現自由意志的機會和能力基本接近，也叫實質上的平等。受羅馬法影響，法律一直以來都是把人抽象地當作契約主體，不分自然人與法人、生產者與消費者、大企業與小企業而異其待遇，把法律上的平等等同於事實上的平等。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法律上的平等與事實上的平等經常是背離的，二者的一致只是偶然的或假設的理想狀態。比如在僱用合同中，勞方與資方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但顯而易見，雙方在事實上是不可能平等的，因為勞方除了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他不得不訂立僱傭合同，唯一的自由是決定與誰訂立合同。當不平等的當事人之間進行交換時，處於弱勢的一方基於客觀需要的壓力而簽訂合同，合同雙方的給付就會在法律上失去平衡，優勢一方的意志就會淹沒弱勢一方的意志，事實上的不公平就會出現。
其次，在契約自由中也存在很多隱藏的弊病。一是完全憑借自由競爭也是不可能的，過於理想化。一定的競爭後，由於經濟利益的驅使必然就會產生壟斷，這時候所謂的締約自由和相對人的選擇自由也就不可能存在。二是內容自由在體現交易靈活性的同時，也帶來了契約正義的問題，即由當事人自由締結的契約會不會背離公平正義的要求。三是在方式自由帶來交易簡化的同時，給交易的安全性造成了很大的障礙。特別是口頭合意有效的情況下，一旦雙方發生爭議，一切無憑無據，第三人就無法探究真相了，即使是人民法院碰到這種問題也很棘手。
五、自治中的強制
私法自治原則雖然是市場經濟所必需的，但是從上述的缺陷中可以看出，如果單實行這一原則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會給社會帶來一些弊端，單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不能完全、自動加以協調的，因此，現代民法在堅持這一原則的同時，做出了各種限制性的規定。對意思自治原則的一般限制有：（1）法律性質上的限制。當事人只能選擇有關國家的任意法，不能避開應該適用的有關國家的強製法；被選擇的法律是實體法，而不是沖突法。（2）當事人主觀意念上的限制。當事人的主觀意志必須是善意和合法的。（3）選擇主體上的限制。為保護弱者一方當事人的利益，而不適用強者一方所選擇的法律。（4）國內的公共秩序上的限制，即不能同國內的公共秩序相抵觸。
然而，矛盾就在這里。傳統上私法自治與國家強制是兩個對立的概念。自治是從理性經紀人的假設出發，相信每個人會作出最有利於自己的決定而經由自由交易，有限資源即可在最低成本下產生最大利益。而國家扮演的角色，不是公共利益的界定者，也不是市場參與者，而只是單純財產權的界定者及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包括對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爭議，作出裁決。國家管制的理念，或者從市場機制在某些領域會失靈出發，國家不僅參與市場而且干預人民的市場行為。表現在法律上，自治規范與管制規范一為裁判法、技術法，一為行為法、政策法，兩者有本質的不同。那麼該怎樣理解這個問題呢？
實際上，各種私權及基於自由意思形成的法律行為建構私人間的法律關系與國家管制的理念不但不對立，反而有某種微妙的牽連。民法中的許多強制規范源於刑法、行政法等公法中的規定，它對法律行為的控制僅止於法律和公序良俗，對事實行為的控制也只能擴張到法律和善良風俗，所謂「強制規范」並不是「管制人民的私法行為，而是為私法自治提供了一套游戲規則，從另一個角度支撐了私法自治。現代的私法自治和國家管制從來就不是壁壘分明的，民法本身就是國家管制的輔助工具或替代。以下要論述的意思表示、法律行為和私法自治的關系中將提到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的問題，這也是自治中強制的體現，從中也可以更好的理解強制這個問題。
六、意思表示、法律行為與私法自治
私法自治賦予當事人以自己的意思從事民事行為的權利，而這種自由意思又需要藉助於一定的行為表達出來。表意人將自己希望發生某種法律效果的內心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現與外部的行為，這就是民法上的意思表示。因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而發生的法律事實就是法律行為。由此可知，法律行為是實現私法自治的手段，而意思表示又是法律行為的方法。當事人要實現私法自治，必須藉助於法律行為，而法律行為中又必須包含當事人的以發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為目的的意思表示。
私法自治要達到的是兩層效果：一是達到當事人在意思表示中想要的效果，發生一定私法上的效果——法律行為的成立；二是達到在法律上有效力的效果——法律行為的生效。前者是直接由意思表示上升而成的，而後者是意思表示的終極效果。所以私法自治要解決兩個問題（1）意思表示怎樣上升為法律行為；（2）法律行為如何生效。
第一個問題其實就是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問題。成立要件，即法律行為的構成部分，它包括一般要件（必要部分）和特別要件（特定部分）。一般要件有三：（1）當事人，即從事法律行為的民事主體（2）標的，即有具體確定或至少可以確定的內容（3）意思表示。這些都是一切法律行為所共通的。而對於某些特定的法律行為，還有要式（必須履行一定方式）和要物（必須有交付行為）等特別要件。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只要具有了以上的要件就可以上升法律行為，達到當事人想要的效果。
第二個問題則是法律行為的生效要件問題。生效要件，是指法律行為本身以外的效力要件，它其實是在成立要件的基礎上附加了產生法律效力的要求。它也分為一般要件和特別要件。（1）當事人必須具備相應的行為能力。意思表示是法律行為的基本要素，具有健全的理智才能作出合乎法律要求的意思表示。所以，當事人即表意人必須具備相應的行為能力。完全行為能力人可以以自己的行為取得民事權利和履行民事義務；限制行為能力人只能從事與其行為能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原則上不能獨立實施民事行為。限制行為能力及無行為能力人的民事行為，未經法定代理人追認，不發生法律效力。但是他們可以獨立實施單純獲利的民事行為。（2）標的要適法妥當，即法律行為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社會公共利益。適法——規定「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是為了防止列舉式的規定難以涵蓋一切可能的不合法情況的弊病，增強法律控製法律行為合法性的涵蓋面。妥當——社會生活廣泛、經濟往來繁多、情況復雜,法律不可能將一切情況都規定無遺，所以規定不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是立法的最後一道防線。（3）意思表示真實——當事人是在意志自由的前提下進行意思表示，且當事人的內心意思與外部表示行為相一致。將它作為法律行為的生效要件正是為了貫徹私法自治原則。對於這一點，法律已規定意思欠缺（意思和表示不一）和意思瑕疵（意思表示不自由）的非常態情況，這里就不多贅述了。
七、小結
我國一直就是個缺乏私法傳統的國家，又由於經濟上長期的計劃經濟，所以私法自治的發展較之其他國家和地區還比較落後，所以強調私法自治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從現行的《民法通則》就可以看出，還是存在過多的政府幹預的色彩。比如，前面說的民法對法律行為和事實行為的限制僅止於法律和公序良俗，而在我國的《民法通則》中還附加了「國家政策」和「經濟計劃」的內容，如第6條和第7條的規定，這明顯是長期的計劃經濟的導致的。我們現在正在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法治，法治社會應是以權利為本位的社會的。任何人的權利都是神聖的，所以要保護私法自治，公法不宜過多干涉和限制。而要在我國現行體制下實踐私法自治原則，首要的就是必須建立不以改變人民的行為為目的，僅為司法者提供一套方便操作、易昭公信裁判規范的自治法。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在這方面已先行一步，而物權法的初稿也已出台，新中國第一步民法草案也提交審議了，這至少說明我們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
⑥ 要寫一篇關於理想中的法院的論文，誰能提供資料
這個啊 你是想寫現實的還是理想的呢
現實的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法院
理想的就是中國人民心中應該是怎樣的法院
⑦ 公共輿論監督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導讀：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做了2016 年最高法院工作報告，報告中提到：「北京市第三中級法院依法審理世奢會（北京）國際商業管理有限公司訴相關媒體案件，認定有關報道不構成侵權，切實保護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積極拓展法治宣傳途徑，傳播法治正能量。」這是最高法院歷年工作報告中，第一次通過具體案例的形式強調保護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
新聞輿論監督注意事項
近幾年，新聞輿論監督在弘揚正氣、維護穩定、保障人民群眾切身權益以及促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還應處理好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民事侵權的關系，在維護新聞工作者合法權益的同時，保證輿論監督的良性運轉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一、「世奢會訴媒體侵權案」的始末
世奢會，自稱是經美國政府批准認證的國際非營利組織，是專業從事奢侈品品牌的管理、市場調查、數據研究、品牌知識產權保護的第三方行業組織。2012 年6 月14 日、6 月15 日，《南方周末》《新京報》分別發表文章，稱經過記者調查，世奢會像是一個造假的山寨組織，雙方的官方網站分別對文章進行了轉載。世奢會（北京）公司認為涉案文章系負面不實報道，嚴重侵害其商業信譽和公司權益，將四家媒體告上法庭，請求法院判決四案被告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媒體構成對世奢會的名譽侵權。
被告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北京市三中院認真審查各方當事人在二審期間提交的大量新證據後，認為涉案文章雖指向世奢會，但從舉證責任分配的角度看，難以認定涉案文章所依據的消息來源系虛假信息，涉案文章系行使媒體輿論監督權的表現，不構成對世奢會（北京）公司的詆毀和侮辱，不構成對其名譽權的侵犯。2015 年11 月9 日，法院作出二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世奢會（北京）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
二、「用語尖銳」並不一定構成新聞侵權
新聞報道構成侵權必須滿足三個要件：一是有損害事實發生，並且這個事實使受害方人格受損；二是新聞從業人員具有較大過錯，這種過錯導致損害事實發生；三是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法律責任。具體從發揮輿論監督功能的批評性報道來看，是否構成侵權也可以從三個方面分析：第一，要看批評性報道的主觀願望是善意還是惡意的，一般認為應該是善意的，要從幫助被批評者的願望出發開展一些批評，而不是從惡意攻擊、詆毀、敗壞被害者名譽的角度出發。第二，批評所依據的事實必須完全真實並且是基本事實，並以此展開恰當准確的分析，不能有任何的主觀臆斷或者道聽途說。第三，批評的言詞必須准確，不能有侮辱人格、毀損名譽、惡意誹謗等言詞。
「世奢會訴媒體侵權案」之所以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關注，除了因為被訴方是媒體以及訴訟的結果外，關鍵還在於其體現了法律的公正和定性的准確，既維護了新聞輿論監督的權利，又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中有這樣的表述：爭議文章通過記者調查，引用多方意見，參與對世奢會現象的關注和討論，是行使媒體輿論監督權的行為。不可否認，文章整體基調是批評的，部分用語尖銳，但這正是批評性文章的特點，不應因此否定記者寫作目的的正當性。從判決可以看出司法權對「批評性文章的特點」所持的態度，即不能因文章本身的批評態度而否定媒體從業者寫作的正當性。批評性報道、觀點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社會公共價值，不能因為被批評者的不滿而直接否認批評的正當。通過司法判決的方式確認媒體監督和報道權利的正當性，這對於新聞媒體行使輿論監督權來說無疑是最大的保護。
三、新聞輿論監督應處理好幾個關系
1. 不能影響司法公正
媒體應慎重報道正處於司法程序中的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在案件的立案、偵查、起訴階段，可以對公安、偵查機關是否存在違反法律程序或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等違法問題進行監督，但不能對案情發展、案件中所涉及的具體法律問題發表觀點或評論。在案件的審判階段，同樣可以對司法機關的辦案作風、是否存在影響審判結果的不公行為等進行監督，但不能對於犯罪嫌疑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等實體問題發表觀點或評論。簡單來說，程序的公正需要放在陽光下進行，但實體的公正需要司法機關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正確適用法律，不能受外界絲毫影響。
2. 不能侵犯公民的私權利
迄今為止發生的與新聞媒體有關的訴訟大多都是侵害名譽權的糾紛，本文中提到的「世奢會訴媒體侵權案」也是名譽權侵權糾紛。一個新聞報道侵害名譽權，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這四個構成要件缺一不可。本案中，世奢會作為一家「自願進入公眾視野，藉助媒體宣傳在公眾中獲取知名度，影響社會意見的形成、社會成員的言行並以此獲利的主體」，一般公眾對其來歷、背景、幕後情況享有知情權，新聞媒體進行揭露式報道符合公眾利益需求，而且媒體的報道行為具備事實依據，不存在無中生有、捏造事實使世奢會名譽受損，蒙受恥辱的行為，不構成對其名譽權的侵犯。
輿論監督尤其是批評性報道中，還較容易發生侵犯公民隱私權的情況。比如：有的記者為了獲得豐富的新聞材料或者更准確的消息，在被采訪人拒絕采訪時採取竊聽的方式來取得材料，這是典型的侵犯隱私權的行為。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法律的灰色地帶需要媒體從業人員注意，比如暗訪和偷拍的問題。一般而言，各國通行的做法是，除非為了重大公共利益且非此不能獲得真實情況，一般不採用隱性采訪方式來揭露違法犯罪。
3. 對於秘密消息源的保護
在世奢會訴媒體侵權一案中，決定訴訟輸贏的關鍵因素在於證人及其提供證詞的可靠性和真實性。一審中，新京報社雖然提交了重要證人的錄音采訪資料, 但並未提供證人的真實身份, 證人也未出庭作證。而世奢會方面則申請了證人出庭作證，該證人稱自己就是媒體采訪中提到的匿名員工，並證明媒體報道中所描述的情況和事實不符。這對於媒體方來說無疑是極其不利的，之前提供的證據的可靠性、真實性都受到質疑，無法被法庭採納和認定。
二審中, 新京報社向法院補充提交了多樣證據，其中包括化名「唐路」的重要證人的采訪錄音、書面證言以及公證視頻等。二審法院認定了采訪的真實性，認為新聞媒體並沒有違背真實性審查義務，沒有故意歪曲報道事實，也不存在因過失未盡合理審查義務導致不實報道，判決媒體並不構成侵權。
媒體的輿論監督活動中，線人的地位至關重要， 往往會成為扭轉局面的關鍵一環。但如果線人的身份被曝光, 則很有可能遭到打擊報復。「世奢會訴媒體侵權案」發生後，法律界和新聞界都對出台匿名消息源的保護機制發出了呼聲。一方面，保護線人是應該堅持的新聞倫理；另一方面，司法在獲得確鑿、有效證據的同時，也應該保護證人的權益。
新聞輿論監督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世奢會訴媒體侵權案」 帶給我們一條重要的啟示：新聞媒體在進行輿論監督活動時， 必須處理好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民事侵權的關系， 切實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保證輿論監督的良性運轉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作者寧黎黎單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來源：《中國廣播》雜志2016年第5期；原標題：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的行使與保障）
⑧ 我國民事調解制度中法院的地位
法院民事調解調審分離庭前調解法院民事調解是在人民法院審判人員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民事爭議通過自願協商，達成協議以解決糾紛的訴訟活動。
它是我國民事訴訟中最具中國特色的一項制度，肇始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契合於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並與當時經濟計劃化、利益單一化、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簡約化、權利淡漠化的社會生活條件相適應，對及時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曾經發揮了巨大作用。
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法制建設的進行，傳統的法院調解制度已不能適應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諸多弊端，有必要對其加以完善和發展。
本文試就此作一探討。
欲探討法院調解制度的完善，首先應正確認識法院調解制度的性質、地位和價值。
一、法院調解制度概述法院調解制度的性質我國民訴法學界對法院調解制度性質的認識，主要存在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審判權說」，源於計劃經濟時代強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認為調解就是法院行使審判權，審理民事案件的一種結案方式；第二種觀點是「當事人處分權說」，與第一種觀點相對，認為調解本質上是當事人在法院的指導下自律地解決糾紛的活動；第三種觀點「審判權和處分權結合說」，則是上述兩種觀點的的折衷方案，認為調解「是建立在當事人處分權基礎上的」，「是當事人行使處分權與法院行使審判權相結合」的產物。
筆者支持第三種觀點。
這是由於：其一，自願原則是法院調解工作應遵循的首要原則，以調解方式止爭息訟，實質上是雙方當事人行使處分權，解決糾紛的結果；其二，法院調解是人民法院主持並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當事人能否達成調解合意，離不開法院的職權干預。
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法院調解是「在兩種意志中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以便既保證當事人合意具備相當的『純度』，又能使糾紛解決主持人員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糾紛解決程序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利用率」。
因此，當事人的自願選擇和法院的職權干預是調解制度這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審判權說」和「當事人處分權說」只是分別強調了其中的一個方面，應予揚棄。
法院調解的地位法院調解在我國民事訴訟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國人民司法工作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國際上被譽為「東方經驗」。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錫五審判方式就確立了「調解為主」的方針，1982年試行民事訴訟法把「調解為主」發展為「著重調解」，並把其作為該法的基本原則之一。
1991年的現行民事訴訟法又將其修正為「自願、合法」的調解原則。
因此，立法機關和人民法院歷來重視調解在民事審判中的運用，而在司法實踐中，雖然近年來民事案件調解率有下降趨勢，即便拋開經濟體制轉軌、當事人的履行能力下降等因素，如果把經濟糾紛也作為民事案件來統計，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仍然有半數以上是以調解方式結案的，依然是法院運用的最多的一種處理民事訴訟的手段。
法院調解制度的價值毫無疑問，法院調解制度能夠如此廣泛而有效地在民事審判實踐中適用，並為日本、德國、美國、英國等國家所推崇，無疑這一制度本身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濟價值。
一般認為，法院調解能夠及時、有效地化解民事爭議，保持雙方當事人的團結與合作，同時可以增強當事人和人民群眾的法制觀念，減少訴訟和訴訟成本，方便群眾訴訟，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秩序，尤其在適用於婚姻家庭類、群體性集團訴訟、小額標的爭議、有長期合作關系的業務夥伴之間的訴訟等案件時，其作用表現得就更為明顯。
當然，法院調解在制度設計上也並非已經完美無缺，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進行，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的不斷推進，法院調解制度在實踐中暴露出許多弊端，對其作用的發揮構成了嚴重阻礙。
二、法院調解制度出現的問題法官的調解偏好極易導致審判權的濫用。
由於調解與判決相比，至少可以給法官自身帶來三個方面的益處：其一，調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時間內辦更多的案件；其二，調解可以使法官就法律事實是否成立、法律行為是否有效等問題，輕易地迴避作出困難的法律判斷；其三，調解結束後，當事人不得就該案提出上訴和再行起訴，因此調解是一種風險性很小的案件處理方式。
這意味著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會盡量說服當事人接受調解和達成調解協議，只有在調解無望時才不得已採取判決方式結案。
基於法官這種趨利避害的選擇，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審判中調解的擴張和判決的萎縮，法官無視調解的「自願」原則，甚至不再用合法原則審視調解方案，「包辦」處理當事人之間私權利的紛爭，因此審判權極易被濫用，表現為背靠背調解，暗箱操作定案：「和稀泥」式調解，侵犯當事人的權利；「以判壓調」，「久調不決」，強行調解；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等等。
從而影響公民法律意識的提高和依法辦事的自覺性，不利於一個公平、誠信、規范交易秩序的形成，也有損法官和法院公正執法的形象。
由是設立調解制度「有利於及時、徹底的解決民事權益爭議」的意義也難以實現。
庭前調解弊大於利。
庭前調解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後，在開庭審理前對法律關系明確、事實清楚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經當事人雙方同意，在審判人員主持下進行的調解活動。
它是當前人民法院廣泛採用並被認為是及時、有效解決民事糾紛的一個途徑。
有學者在論及「調審分離」時，就主張參考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把法院調解作為審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規定，設調解庭，專司調解工作。
有學者認為，法院調解不應當以查清事實、分清是非為前提條件，在沒有查清事實、分清是非的情形，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是其行使處分權的表現，法院沒有必要干預。
筆者認為，「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是法院調解的基礎。
法院不經過庭審中的質證和認證，是不可能查明訟爭事實、分清是非的，也就難以優質高效地依法主持調解，審理活動容易背離公正和效益兩大司法目標。
因此，應當把「查明事實、分清是非」作為調解必須遵循的一項原則。
如果當事人就糾紛已自行達成了和解協議，屬訴訟中和解，可以到法院申請撤訴結束訴訟，此時法院結案的方式是撤訴而非調解。
現行調解制度存在立法上的疏漏。
一是調解書送達當事人簽收前當事人可以反悔，違反民事基本法的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九十條規定，「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後，即具有法律效力」。
而調解協議是各方當事人就協商解決糾紛，在意思表示真實的基礎上自願達成的一種協議，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的過程完全具備民事法律行為的構成要件：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
性質上屬於民事法律行為。
《民法通則》第五十七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從成立時起具有法律約束力。
行為人非依法律規定或者對方同意，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
」當事人有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自由，但必須是在合法的前提下。
當事人在調解協議達成後，對民事調解書以不同意為由拒絕簽收，推翻自己的意志，這種行為與《民法通則》的上述規定相悖，故不應當得到法律上的認可。
因此，對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九條應加以相應的修改。
二是調解適用的范圍不明確。
目前，除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外，包括無效民事行為在內的其他民事爭議案件在各種審理程序中都可以調解方式解決。
而無效民事行為中包括違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規定及不當損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原則的民事行為，對這類應當予以追繳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適用調解，既違反法律規定，給人一種法院執法不依法的印象，又使一些當事人有可乘之機，能通過法院調解的合法形式掩蓋一方或多方的非法目的。
同時，法院實質上放棄了依職權干預、對當事人之間的調解方案的合法性予以審查的權力。
三是調審合一和調解無具體期限的限制。
由於立法上調審合一，將調解與判決一同規定在民事訴訟程序中。
同一審判人員兼作調解人和裁決者的雙重角色，又具有不同程度的調解偏好，調解人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當事人施加各種影響，以促成調解成功，而法律又缺乏調解期限的規定，容易導致法官漠視當事人的權利，強行調解，久調不決，造成當事人訟累。
通過對法院調解制度的透視和剖析，筆者認為，法院調解只是民事訴訟中的一項基本制度，是通過當事人合意選擇解決私權利紛爭的一種形式。
既不應對其盲目推崇而持「唯調是從論」，辦案以當事人最終達成調解協議為宗旨，認為只要調解成功，就能解決一切問題；也不應對其一概否定，持「重判輕調論」，認為現在審判方式改革了，調解變得可有可無，調解工作流於形式，而片面強調當庭宣判率、一庭結案的作用。
三、改進法院調解制度之構想改進法院調解制度應把握的原則1、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存廢之爭。
現行法院調解制度有三個基本原則，依次為當事人自願，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和合法原則。
對自願和合法原則一般沒有爭議，爭執的焦點在於是否保留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
有學者認為，調解不應當以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為前提，因為「調解的含義本身就包括對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實、責任含糊不究，互諒互讓，以達到既解決糾紛又不傷和氣的目的」。
筆者認為不妥。
因為借鑒和吸收外國的先進經驗和成果，進行任何一項改革，都必須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改革開放的實際需要出發，都應立足於我國的基本國情。
和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法制建設明顯滯後，法官的素質仍不夠高，當事人的法律意識仍不夠強，法院推行的仍然是沿襲前蘇聯的職權主義審判模式。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取消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原則，無異於賦予了法官以職權任意干預、處置當事人處分權的權力，法官的行為更加缺乏必要的約束，將會帶來更嚴重的司法專斷和司法不公，這不僅不能實現設立調解制度的立法本意，也難以使當事人真正在平等協商中解決紛爭。
因此，現階段仍應堅持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只有在將來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取代職權主義模式時方可考慮取消這一原則。
2、調審是否分離。
根據各國情況，目前共有三種調解模式：一種是調審結合式，法院調解和審判可以動態轉換、交互運行，以德國、中國為代表；一種是調審分立式，把法院調解置於訴訟程序之前，作為獨立的調解程序，以日本、台灣為代表；一種為調審分離式，把法院調解程序從審判程序中分離出來，作為法院處理民事糾紛的另一種訴訟方式，以美國為代表。
基於前述法院調解制度運行中的諸多問題，筆者認為調審應當相對分離，但考慮到自願、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合法三項原則及訴訟成本因素，可由同一法庭主持庭審，並對其加以必要的約束，而實現庭審的合法有效運行。
故筆者這樣來構建調審分離程序：把法庭調解置於法庭調查、辯論階段後，法庭判決前的一定期間內進行，對調解不成的案件，在調解期間內法庭也可以作出判決。
在庭審查明事實後，不管是否能夠促成各方達成調解協議，法庭都應當在調解期間內徵求當事人的意見，在當事人自願的基礎上進行調解。
逾期法庭則不再進行調解，必須根據法庭查明的事實及時依法作出判決。
這樣既可發揮法院調解制度的優點，又有利於貫徹落實調解的自願和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
當事人在法庭判決前自行達成和解協議的，應及時向法庭說明，以撤訴的方式結束訴訟。
根據訴訟效益原則，調解期間不宜規定過長，以20日為宜，因簡易程序適用於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的案件，其調解期間以10日為宜。
當然，應當把調解期間計算在法定審理期限之內。
具體改進構想1、取消庭前調解的做法。
如前文所述，既然保留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而庭前又不可能查明訟爭、分清是非，故應取消庭前調解的做法。
但這並不等於取消庭前准備工作，應由法官在答辯期滿後的一定期間內，組織當事人庭前聽證，明確案件爭議焦點及無爭議的事實。
如當事人對事實無爭議自願達成協議，屬訴訟中和解，當事人可以撤訴方式結束訴訟。
2、重新界定法院調解的適用范圍。
除適用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無效民事行為需要予以追繳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以外的民事爭議，在當事人自願達成協議的條件下，法院都可依法以調解方式解決糾紛。
3、法官中立主持調解。
法官在民事訴訟中處於中立、公正和消極的地位，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意願，強化並貫徹當事人處分原則，絕不能包辦當事人的工作。
庭審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後，在調解階段法官不應一開始就發表個人意見讓各方當事人接受，而是要居中主持庭審，有針對性地進行充分說理，把法言法語和群眾語言相結合，擺事實，講道理，釋法律，營造一種相互信任的氣氛，使當事人的主張進一步向客觀化、明朗化轉化，調和社會常識、法律規范、事實關系及當事人的意見，使案件事實清、道理明、人心服，促成當事人通過自願協商達成一致意見。
鑒於我國經濟基礎仍較落後、國民法律素質仍不高的基本國情，現階段如果當事人在庭上調解不成時，法官在庭審結束前可以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對當事人的請求作出評價，並幫助他們了解訴訟中潛在的有利點和不利點，征詢當事人能否在此基礎上達成調解協議。
4、調解應當公開進行。
公開審判是我國民事審判的一項基本制度，適用於除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或者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外的民事爭議，其目的在於將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置於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增強審判人員依法辦案的責任感，促使當事人如實陳述案情，正確解決糾紛。
但由於缺乏立法上的制約和保障措施，公開審判沒有被真正地貫徹執行，實踐中法官由於利益或能力等原因進行暗箱操作辦案，造成當事人懷疑法院辦案不公，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均不夠好。因此，調解應當在庭上公開進行，把當庭調解與休庭調解相結合，必要時可邀請雙方信服的案外人到場參與調解，提高調解的透明度。禁止「背靠背」調解，不公開進行的調解屬程序違法行為，是引起再審程序或檢察機關抗訴的一個法定事由。對不公開審理的案件，調解也應在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之間公開進行。5、調解協議達成即生效。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九條規定：「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後，即具有法律效力。」在當事人達成協議後至簽收調解書前這一段期間，形成了一個當事人可以濫用權利的「盲區」。建議把該法條修改為「調解協議經雙方當事人達成後即具有法律效力」。當事人只要在法官的主持下自願達成了調解協議，行使了對自己權利的處分，當然應受到該行為所生法律效力的約束。6、調解書限期送達。當前司法實踐中送達調解書的問題很突出，如未送達調解書就讓當事人先在送達回證上簽字、遲延送達、送達不到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特別授權人等等，造成訟累，不能發揮調解及時、徹底解決民事爭議的優點。因此建議在民事訴訟法中增加規定：「當庭達成調解協議的，除不需要製作調解書的案件外，應當在10日內送達調解書。」
⑨ 司法審判機關應樹立什麼樣的價值觀
司法審判機關應樹立什麼樣的價值觀?
1. 司法的泛政治化傾向符合公正司法的理念嗎?在國家權力結構安排中，法院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它所具有的獨立審判職能，是與其他國家權力機關職能相區別的根本標志，也反映了其超越於黨派、團體利益之上的特質。因此，從本質上說，法院不應成為為政治利益服務的工具，它應當只服從憲法、法律，只追求公平和正義。在共產黨為惟一執政黨的體制下，由於黨的利益、政策已通過憲法、法律得到體現，法院也只應依憲法、法律行事。如果法院只臣服於黨的某一級組織或某級領導人，不但會損害黨的整體利益，而且會導致嚴重的司法不公。歷史上發生在眾多共產黨官員和群眾身上的冤假錯案，不就是司法不獨立而鑄就的可悲後果嗎?因此，法院的天職是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而不是去完成某一階段特定的政治任務。長期以來，法院司法的泛政治化傾向，一方面表現在過於緊跟形勢，忽視司法審判本身的職能和規律；另一方面表現在將正確行使審判權與黨和國家的政策目標人為對立起來，比如，認為以共同訴訟形式受理證券市場投資者的訴訟案件，就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實質上，與其說法院高級官員擔心影響社會穩定，毋寧說是擔心沒有能力審判好這類案件會影響他們自己頭上的」烏紗帽」。經驗證明，如果不祛除司法的泛政治化傾向，公正司法的理念追求就只能是一句動聽的空話。
2. 法院可以將當事人的訴求拒之門外嗎?從法律層面講，法院的審判權是憲法所賦予的，民事糾紛案件的受理與審理，須嚴格遵循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因此，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的四項起訴條件，法院就必須受理。法院沒有任何權力，以任何借口（包括所謂」受目前的立法及司法條件的局限」）拒絕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主體提起的民事權益爭議案件。從審判權產生的自然屬性來講，法院審判權源於社會公眾和組織的契約安排，該契約賦予審判機關管理所有權益爭議案件的職能，法院只能履行這一職能而無權違約推諉。再從審判機關的性質來看，由於作為納稅義務人的社會成員的供養，法院的審判活動具有公共商品性質，它應當平等地向所有有需求的社會成員提供優質公正的審判服務。
3.法院對民事糾紛案件的類型可以選擇嗎?在民事審判領域，只要屬於民事權益爭議的案件，法院就應當以民事案件立案和審理。民事糾紛案件的類型多種多樣，千差萬別，並不斷發展變化，在此情況下，法院不能以司法條件不成熟為由，按自己的主觀意志對民事案件進行類型化區分以後，選擇一些類型受理，而排斥另一些類型於法院大門之外。在證券民事糾紛領域，最高法院只選擇受理虛假陳述糾紛案件，而排斥受理內幕交易糾紛案件、操縱市場糾紛案件，這是毫無道理的。這樣做不但與法院為社會成員提供民事審判服務的職能相悖，而且也不能公平、公正地對投資者利益提供司法保護。投資者在受內幕交易、操縱行為損害的情況下，不能得到司法救濟。對被告而言，其損害投資者利益的行為不能得到民事制裁，從而降低了違法成本。
4.行政前置程序是受理民事案件的必經程序嗎?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將證監會等行政機構對被告的行政處罰決定，法院對被告的刑事裁判文書作為受理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的前置程序。盡管這一做法的最大好處是為原告提供了免於對被告侵權行為進行事實舉證的義務，但總體上看弊大於利。司法權的行使竟然要建立在行政權的基礎上，社會成員的民事訴權竟然要以行政權為前提，這既是對司法獨立的損害，也是對司法地位的貶低，更是對社會成員私人訴權的剝奪。在中國的現代化法制建設已逾20多年，並已成為WTO成員國的今天，竟然毫無遮掩地將這種類似以前法院內部掌握的」先刑後民」違背常識和法理的政策予以司法文件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
5.法院內部對案件的決策可以超越法律規定嗎?我們經常批評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現象，認為這是對法律尊嚴的褻瀆。殊不知在掌握法律准繩的法院，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的現象也非常嚴重。下級法院可以以未接到上級法院指示為借口，拒不受理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條件的案件；受理案件以後可以不按法定期限、法定訴訟形式立案和審理，甚至為了將案件拒之門外而通過文字游戲曲解法律條文；高一級的法院可以逾越法律的規定指示下一級法院不受理和審理案件；個別領導的一句口頭表態，就可以使符合共同訴訟條件的案件分拆為單個訴訟或不超過10人一組這樣嚴重浪費司法資源、加大訴訟成本的低效率訴訟。基於體制弊病的原因，我們有時對社會輿論指責司法不公還對法院深表同情，但法院內部這些不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已到了應該引起警醒並加以改革的時候了。
三、轉變觀念：法院應積極保護私人利益
受大陸法系成文法典固有思維模式的影響，中國的法官習慣於在成文法的框架內思考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當然這本身也是成文法的特點與長處。但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往往會突破原有法律設定的規范，要求法官對法律進行擴張運用或在法律原則允許的范圍內以司法解釋、批復或判決的形式創制新」法」。在這方面，法官的主觀努力顯然不足，其思維仍然停留在西方20世紀以前曾流行過的」概念法學」階段。概念法學認為：成文法典為人們的社會關系提供了普遍的結構，足以解決所有的糾紛，法官」只不過是宣布法律條文的喉舌」（孟德斯鳩語），只需依據一定的邏輯推理，就可以從由概念構成的現有法律條文中作出正確的判決，而無需求助法律之外的東西，更不需要考慮法律的目的、公平正義的理念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在當代社會，概念法學的立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法律的不完備性是永恆的。這就決定了現代的職業法官僅僅依靠對現有法律條文的詮釋、運用進行判案已經不足。法律和司法必須平衡利益關系，保護社會和個人的利益。從一定意義上說，法律就是平衡和保護利益的科學。利益法學派的代表人物赫克（Heck）認為：法官僅僅依靠邏輯結構不能令人滿意地處理生活的需要，法律必須保護利益，平衡利益。德國法學家耶林在論述」法的目的」時指出：權利的基礎是利益，法律的目的是平衡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實現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結合，建立個人和社會的和諧關系。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中，習慣於將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對立起來，並往往將個人利益斥之為」私利」（貶義），經常壓制、排斥、漠視個人利益。另一方面，誤將機構利益、團體利益、黨派利益、官僚機構利益等同於社會利益、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因此，當個人利益與它們發生沖突時，往往保護後者而犧牲前者。在一些權益糾紛案件中，我們經常聽到損害儲戶利益的銀行，損害股民利益的證券經紀商，損害購房者利益的開發商……振振有詞地標榜自己的」國有」身份，要求司法機關不要將」國有」利益判給受害個人。在證券投資者民事賠償機制建立的過程中，不少人（甚至不乏證券監管機構和法院的人）力主應考慮從事證券欺詐的上市公司的承受能力，實質上就是上述觀點的反映。這些觀點完全忽視了私人權利是整個社會權利結構的基礎。一個不尊重、不保護私人權利的社會，不但沒有公平、公正、自由可言，而且潛伏著巨大的不穩定危機。在現代中國社會，法律既不應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也不應當是強勢團體壓制弱勢群體的工具。公正司法，意味著法院應平衡社會利益，並特別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當個人權利受到侵犯時，法院的大門永遠向受害者敞開。法院是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直接關繫到社會成員對司法制度、國家憲政制度的信心。不但政府要認真對待個人權利，法院也必須認真對待個人權利，正如美國著名法學家德沃金（R.Dworkin）所說：法院在處理案件，尤其是憲法案件和棘手案件時，應根據公認的道德原則作出保護個人權利的決定。為了公正、有效地保護私人利益，平衡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法院需要在轉變不合適宜的若干價值觀的基礎上，積極改革司法體制，改革訴訟機制，堅持司法的獨立性，提高司法的效率性，增強法官受理、審理案件的主觀能動性。面對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和急劇變化的社會關系，法院應秉承公正司法的理念積極跟進，為社會成員提供優質高效的司法服務。
⑩ 你對兩審終審看法
我國的審級制度經歷了一個歷史發展過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各個根據地法院，審級制度不統一，有的實行二審終審，有的實行三審終審。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基本上實行三級兩審制，以縣級人民法院為基本的第一審法院，省級人民法院為基本的第二審法院，一般的以兩審為終審，但在特殊情況下，得以三審或一審為終審。」 1954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確立了我國統一的四級兩審終審的審級制度。1979年、1983年先後修改公布的《人民法院組織法》沿用了上述規定。1982年和1991年通過的《民事訴訟法》將兩審終審作為一項基本制度來規定，並根據組織法的規定對案件的管轄、上訴、再審等程序作了具體的規定，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整套審級制度。根據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基層法院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民事案件：（1）重大涉外案件；（2）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3）最高法院確定由中級法院管轄的案件。高級法院管轄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第一審案件。最高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民事案件：（1）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2）認為應當有本院審理的案件（民事訴訟法第18——21條）。這就是說，我國四級法院都可以作為初審法院審理第一審民事案件，但原則上第一審民事案件由基層法院管轄。為什麼採取兩審終審制？為什麼絕大多數案件由基層法院作為第一審？對此，比較有代表性的解釋是：兩審終審制度是適應我國國情而規定的審級制度，我國地域遼闊，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審級過多，不僅會給當事人雙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時間上的浪費，而且容易使案件纏訟不清，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長期處於不穩態狀態，不利於民事流轉和社會的安定。實行二審終審，絕大部分民事案件可在當事人所在轄區解決，一方面可以方便訴訟，減少訟累；另一方面，也便於高級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擺脫審判具體案件的負擔，集中精力搞好審判業務的指導、監督。 必須指出的是，我國民事審判中的二審終審制是與再審制和審判監督程序相配合而存在的，這就是說，經二審終結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如果當事人或上級法院等認為案件裁決仍然有誤，還可以提出再審請求或作出再審決定。再審制的設立，彌補了審級上的缺陷。所以，以二審終審制為基礎，以再審制為補充的審判制度為我國民事案件、經濟糾紛案件的正確、合法、及時處理提供了基本保障。 由此可見，我國的兩審終審制更多的是考慮了訴訟效率和訴訟經濟的原則。但是，隨著案件的劇增，這種以既簡單、又快捷，既便利又低廉的訴訟程序，來代替「既繁瑣，又遲緩，既勞民，又傷財」 的訴訟程序，實現後者承擔的程序功能的完美理想被打破。當那些不滿二審判決的當事人尋求正常上訴的渠道被兩審終審制堵塞的時候，當對二審判決的不滿率甚至高於對一審判決的不滿率時，大量復審案件便紛紛湧向再審程序這個特殊的復審程序，於是，再審程序不斷地膨脹。我國民事訴訟法試行時，只有人民法院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起再審。實踐證明，僅靠這種自我監督來糾正生效裁判中的錯誤是不夠的。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不僅增加了檢察機關抗訴提起再審，從而完善了法定機關提起再審的制度，而且增加了當事人申請再審。從理論上看。這大大拓寬了案件再審的渠道，為糾正生效裁判中的錯誤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但民事訴訟法實施10餘年的司法實踐表明，再審程序實施中的問題仍然很多，修改再審程序的立法意圖並未實現。再審程序實施效果不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盡管民事訴訟法發動再審的主體由一種增加到了三種，但實際效果似乎不夠好，申訴難、申請再審難的狀況依然非常突出，不少明顯存在錯誤的裁判仍無法通過再審程序獲得糾正。 二是再審耗費了當事人和國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錢，一些案件被不斷的拿來再審， 裁判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因此受到嚴重破壞。再審程序這種特殊的極少運用的復審制度成了被大量運用的正常程序，且為濫用權力的人從程序外干預司法開了方便之門。另一方面，由於再審程序的不加限制，兩審終審制名存實亡， 而在這種以再審為主體的多級復審制中，無論當事人的私人成本還是公共司法成本都比一次以「書面審」為特徵的三審程序消耗要大的多。面對如此嚴峻的「司法危機」，理論與實務界越來越多的人對我國再審制度存在的問題開始了理性的反思，改革審級制度 和再審制度 方面的論文數量不斷增加，內容不斷深化，並已在理論與實務界形成一定的共識。但是，客觀的說，復審制度改革的理論准備仍顯得不夠充分，突出的表現是：對我國現行復審制度的弊端分析的還不夠透徹；對上訴和再審這兩種復審制度的關系認識的還不夠清楚；與此相聯系，改革的構想，還不能適應司法現代化的要求。例如，多數學者認為，我國與西方國家在審級制度上的主要區別在於我國實行兩審終審，而西方國家基本上實行的是三審終審，比我國增加了一次復審，該復審（即第三審）為法律審，只審查下級法院的裁判適用法律有無錯誤，不審查下級法院對事實的認定是否正確。實際上，兩者的區別遠非多一個審級和少一個審級的問題。西方國家大多數案件經過兩審也不能再提起上訴，換句話說，西方國家大多數案件也是兩審終審。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沒有按照現代審級制度的原理來建構我國的審級制度。筆者認為，我國審級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各審級功能混淆並存有嚴重的非專業化傾向 。如前所述，現代審級制度均為三審終審的金字塔司法等級制，且三審法院由初審法院、上訴法院、終審法院構成,分別行使不同的職能。而我國的法院系統並沒有這種嚴格的分工，除最高法院外， 基層法院、中級法院和高級法院都在履行著初審法院的職能。按照現代審級制度的原理，一般民事案件的初審管轄權應由普通法院來行使，這樣設計審級制度的理由是，當事人不服其判決可以上訴到上訴法院，如果是常規性案件，上訴法院基本上可以保證其質量和法律適用的統一，若是有原則意義的案件，還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以保證法律適用的統一。基於這樣的原理，在我國現行法院系統設置之下，普通民事案件的初審權應當交由中級人民法院行使。 基層法院和高級法院為什麼不適合作為普通案件的初審法院呢？基層法院作為普通民事案件初審法院的弊端在於，一方面，由於基層法院在四級法院的國家一般被定位為簡易法院，專門處理簡易、小額案件，其從法院的規模到法官的素質一般不足以擔負起審理普通案件的能力（從我國基層法院的整體上看也屬於這種情況，當然不排除少數發達地區的基層法院具有審理普通案件能力）。在我國法院內部，用於缺乏適用簡易程序的專門機構，同一法官兼具審理普通和簡易案件的雙重任務，加上圖省事思想的作怪，還產生了簡易案件和普通案件審理方式上的混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以基層法院作為普通案件的初審法院，那麼根據現行的級別管轄制度，大多數案件在中級法院就宣告終審了。中級人民法院作為多數民事案件的終審法院和現行的一次復審的規定雖有便利群眾訴訟、便利法院辦案、及時解決民事糾紛等優點，但其中隱藏的問題是不容忽視的，主要表現在：第一，不利於法律適用的統一。因為，案件終審法院的級別越高，就越有利於法律適用的統一，反之，則不利於法律適用的統一，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而我國多數民事案件的終審法院級別偏低，加之我國的法律規定過於粗簡、彈性較大，法院審理案件又缺乏具體判例的指導，就不可能不影響到我國法律適用的統一。第二，不利於提高人民法院的辦案質量。在我國，法官的業務水平是和法院級別成正比的。我國大部分民事案件終審法院的級別偏低，從法官業務水平的角度考慮，是不利於提高人民法院辦案質量的。第三，不利於對一審錯誤裁判的糾正。目前，我國審判工作中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其他不正之風比較嚴重。現行的一次復審制度和大部分案件由級別偏低的法院作為終審法院，在客觀上為這些不正之風的泛濫提供了便利條件。高級法院作為初審法院的弊端在於，一方面，這必然導致高級法院的規模和法官的數量的大大擴張，使之無法組建一支質高量少的精英化上訴法官隊伍，以便擔負起審理上訴案件的職能。另一方面，高級法院作為初審法院，使大量的未經第一級復審法院過濾的案件直接進入最高法院，使得最高法院無法將精力集中在審理少數具有原則意義的和重大的案件上，而且也間接的導致了最高法院規模的擴張。
以上分析的是初審法院方面存在的問題。從上訴法院來看，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按照現代審級制度的原理，普通案件的第一次復審管轄權應由上訴法院——在我國就是高級法院——來行使。與初審普通案件的管轄權相適應，我國普通案件的第一次復審管轄權並非由高級法院統一行使，而是由中級法院、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分別來行使。居於金字塔頂端的最高法院與中級法院、高級法院在履行上訴審法院的職能時是一樣的，即都以全面審理的方式同時關注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案件也主要是涉訟金額比較大的案件，而非以重大法律問題為主。由於沒有中級上訴法院對事實問題的過濾，對事實問題的關注不僅大大增加了最高法院的工作量，而且事實問題自身因個案變化而千姿百態的特點而無法具有統一性和指導意義。巨大的工作量需要大量的法官和合議庭，法官與合議庭的增多又加大了其間的意見沖突，損害了司法的權威和法律的安定性，使最高法院無法維持在能夠統一法律意見的規模，反過來卻加劇了對復審的需求。由於案件數量多，法官疲於應付，無法集中精力考慮重大法律問題。案件數量多也導致了我國最高法院法官數量的不斷膨脹，據了解，我國最高法院有法官職稱的近300人。由於最高法院進人缺乏嚴格的資歷要求，導致大量缺乏司法實踐經驗和缺乏深厚理論功底的人湧入。法官數量多質量不高，也必然影響到最高法院法官的權威。這些，都使最高法院無力擔負起統一法律適用的重任。從中級法院和高級法院審理上訴案件的情況看，問題也是比較多的。按照現代審級制度的原理，數量眾多的初審法院居於金字塔的底層，是為了方便群眾訴訟和方便法院辦案。數量較少的上訴法院居中，是為了保證法律適用的統一。而我國現行審級制度的規定，使本應作為普通案件初審法院的中級法院，變成了普通案件的上訴審法院和終審法院，代行了本應由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行使的職權。由這種數量眾多、法官眾多的低級別法院作為普通案件的終審法院，勢必會嚴重影響到法律適用的統一。高級法院受理的上訴案件由於僅是普通案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所以，也無法保證其上訴區內法律適用的統一。同樣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內可以做出差異很大甚至完全不同的裁判的情況大量存在，既判力和法律統一適用的機制在我國遠未形成，不少法官和法院領導頭腦中甚至沒有這種意識。
2．所有類型的案件適用同樣的審級制度，違背了民事紛爭的程序設置應與案件類型相適應的原理。民事紛爭的程序設置應與案件類型相適應是各國在設計不同類型的案件所適用的程序時所遵循的重要原理。對於數額相對並不大，案情也並不復雜的案件，就沒有必要適用非常復雜的程序來解決，而應代之以簡便、節約的程序，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從而使國民在一定的資源條件下獲得更多的服務。正如日本學者棚瀨孝雄所說，在討論審判應有的作用時不能無視成本問題。因為，無論審判能夠怎樣完美地實現正義，如果付出的代價過於昂貴，則人們往往只能放棄通過審判來實現正義的希望。 不僅如此，此種程序制度亦浪費了國家有限的司法資源，因此也損害了公眾的利益。實際上，在很多國家，其民事訴訟法上的許多規定，可以說都體現了民事紛爭的程序設置與案件類型相適應的原理。對此，日本學者三月章亦有精闢論述，其認為：理想的審級制度應當是在盡可能簡潔的形式中，發揮糾正誤判和統一法律適用的功能，這兩項功能應以案件的輕重，在不讓人感到遲緩的范圍內有效的加以分配。根據這一觀點，兩個事實審和一個法律審相加的三審制度，屬於能夠充分發揮法學家睿智與經驗的理想類型。但這也至多是一種理想的類型。而僵硬的實現這種三審制度，相反的有可能否定該審級制度的理想。事實上，如與外國的審級制度作對照比較，可以發現，各國在承襲自己傳統的同時，多對該理想類型進行了各種修正。各國審級制度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根據案情的輕重，設立差等的聲明不服的機會（上訴的可能性）。 許多國家對不同類型的案件規定了不同的上訴程序。如各國普遍規定的對具有普遍公共價值的法律問題的二次復審制度，一些國家對小額訴訟案件規定的一審終審或有限制的上訴制度，以及許多國家上訴法院對兩審終審案件區別對待的或者說用以加速案件處理的簡易程序的規定，均體現了上述原理。我國既沒有三審終審，也沒有對小額訴訟的一審終審或有限制的上訴程序的規定，所有案件基本上適用同樣的兩審終審的審級制度。這就不可避免的會導致法律適用的嚴重不統一，再審程序的無限擴大，以及小額案件當事人訴訟成本過高等問題。從上訴審本身的程序設置來看，我國民事訴訟法上訴審中以開庭審理為原則，徑行判決為例外的規定， 實際上也是對上訴案件的區別對待，只是我國民事訴訟法對適用徑行判決的案件范圍規定的還比較原則，導致司法實踐中的任意性。有些法院過量適用不開庭審理，從而影響當事人訴權的行使，引起當事人的不滿。
3．作為現行審級制度補充的再審程序的無限擴張和再審程序的嚴重非程序化傾向。從最高法院公布的數字來看，近年來，進入再審程序的民事案件越來越多。 再審程序的無限擴大，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從指導思想上看，我國民事訴訟法是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這一立法指導思想設計再審程序的，有學者對此專門作了論證：「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人民法院審理一切案件，必須貫徹這一思想路線，認識案件事實的本來面目，嚴格遵循法律規定，按法律規定的精神處理問題，解決爭議。生效裁判錯了，悖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認定事實有錯誤，適用法律不正確，應本著有錯必糾的原則，堅決糾正過來。」 應當說，將實事求是作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無疑是正確的，但將實事求是這一哲學上的理性原則直接套用到某一學科領域，不過是一種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反映論的體現。尤其是將「實事求是，有錯必糾」聯系起來，作為再審程序的指導思想，而不考慮民事訴訟自身的特點，更是具有明顯的片面性。對法院而言，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意味著無論什麼時候發現生效裁判的錯誤都應主動予以糾正；對當事人來說，意味著只要他認為生效裁判有錯誤就可以不斷地要求再審。而在此過程中，裁判的穩定性、權威性卻被忽視。從發動再審程序的主體來看，多元化的發動再審程序的主體不僅未能為糾正生效裁判中的錯誤提供程序上的保證，提起再審的混亂狀態反而進一步加劇。從案件質量來看，造成審判效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官自身素質不高的問題，又有體制方面的問題，同時，審級制度不合理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上述各方面原因，促成了要求再審案件的居高不下和再審程序的無限擴張。一個無法否認的現實是：兩審終審制已名存實亡，司法的終局性盪然無存，審級制度的主體結構正在被「例外」和「補救」程序沖擊、剝蝕和瓦解。 從再審程序本身來看，存在著嚴重的非程序化傾向，主要表現在再審程序的條件過於原則，啟動再審程序的透明度、規范性較差等方面。對其弊端張衛平先生曾有透徹的分析。他認為：(1)法院對再審事由的審查不公開，不具有透明性，違背了程序公開的一般原則。由於審查的不公開，導致了審查程序的神秘和灰色，容易滋生司法腐敗。程序的不公開容易讓負責審查的司法人員設「租」，進而導致「尋租」的發生。在司法實踐中，通過拉關系等手段啟動再審程序的事經常發生。尤其是在司法無序的社會現實中，即使欲達到的目的和行動的動機是正常或道德的，但由於各種原因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不得不實施不道德的行為和手段。(2)由於程序的非法定化，必然使審查程序不能統一和規范，給當事人的申訴造成困難，使錯誤的判決、裁定不能得到有效的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