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力法官
對審判委員會委員、現任或曾任巡迴法庭主審法官按要求審查後，提請遴選委員會審議入額。
對審判員採取考核方式，擇優入額。
對助理審判員採取業績考核為主、考試為輔的方式擇優入額。
⑵ 工程勘察設計的承包人是否享有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合同法
請參考最高院的一份裁定，原文附後。該案當事人銳建豐公司就是一個勘察設計公司。最高院在裁定中稱：「由於銳建豐公司未在法定行使期限內主張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其提出應與永茂公司、強雄公司一樣享有案涉停建工程優先受償權的再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盡管最高院未支持其再審請求，但確認了其有權並應該在法定期限內提出優先受償的主張。故此可知，工程勘察設計承包人也擁有對建設工程價款的優先受償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書
（2016）最高法民申2502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廣西南寧銳建豐勘察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黃受華，該公司董事長。
委託訴訟代理人：田慶華，廣西創想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訴訟代理人：黃瀅，廣西創想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廣西永茂建築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忠，該公司董事長。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廣東強雄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原廣東省廉江市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強，該公司董事長。
再審申請人廣西南寧銳建豐勘察設計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銳建豐公司）因與被申請人廣西永茂建築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永茂公司）、廣東強雄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強雄公司）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不服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16）桂民終164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銳建豐公司申請再審稱，銳建豐公司主張工程款優先受償權並未超過法定期限。銳建豐公司是本案被執行人憑祥市福順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順公司）工業園項目（以下簡稱案涉停建工程）的地基攪拌樁工程施工人，案涉停建工程地基攪拌樁工程施工之後，整個項目其他工程一直處於停工狀態，致使本案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的起算點無法確定，故銳建豐公司主張工程款優先受償權並未超過法定期限。此外，銳建豐公司與永茂公司、強雄公司同是案涉停建工程的施工人，一、二審判決認定永茂公司、強雄公司享有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而不認定銳建豐公司的優先受償權錯誤。綜上，請求撤銷一、二審判決，改判銳建豐在被執行人福順公司系列案件拍賣款中享有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一、二審訴訟費由永茂公司、強雄公司承擔。
被申請人永茂公司、強雄公司未作陳述。
本院認為：本案系當事人申請再審案件，本院圍繞當事人申請再審的理由是否成立進行審查，對此具體分析如下。
關於銳建豐公司就案涉停建工程主張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是否超過法定期限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發包人未按照約定支付價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發包人在合理期限內支付價款。發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設工程的性質不宜折價、拍賣的以外，承包人可以與發包人協議將該工程折價，也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將該工程依法拍賣。建設工程的價款就該工程折價或者拍賣的價款優先受償'。《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問題的批復》第四條規定：'建設工程承包人行使優先權的期限為六個月，自建設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設工程合同約定的竣工之日起計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的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應當同樣適用於未完工工程，承包人就未完工工程行使工程款優先受償權時，同樣應該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問題的批復》第四條關於行使期限的規定。具體到本案，一、二審法院查明，2009年9月7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崇左中院）作出（2009）崇民初字第47號民事調解書，雙方通過人民法院主持調解，達成調解協議：福順公司支付銳建豐公司工程款89萬元及逾期付款違約金50萬元，共計139萬元。銳建豐公司在申請強制執行上述民事調解書過程中，參與到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南寧中院）關於福順公司系列案件拍賣款的分配中。2010年1月15日南寧中院作出《福順公司系列案件拍賣款項處置方案》（以下簡稱《2010年分配方案》）送達給銳建豐公司。銳建豐公司並未對該分配方案提出異議，但是永茂公司、強雄公司在內的其他債權人對《2010年分配方案》提出異議，並提起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根據上述執行異議之訴的裁判結果，南寧中院調整後，於2014年10月30日重新作出《福順公司系列案件拍賣款分配方案》（以下簡稱《2014年分配方案》），並送達給銳建豐公司，銳建豐公司以其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為由提出異議，並提起本案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在崇左中院作出民事調解書時，銳建豐公司已經可以確定福順公司欠付的工程款數額，其就案涉停建工程主張工程款優先受償權的行使期限也應該從此時開始計算。銳建豐公司主張其在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上述民事調解書時，主張了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但是在南寧中院作出的《2010年分配方案》並未確定銳建豐公司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優先優先受償權的情況下，銳建豐公司並未在法定期限內提起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亦未起訴主張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銳建豐公司在2014年10月30日南寧中院作出《2014年分配方案》後再予主張，已經超過六個月的行使期限。一、二審判決認定銳建豐公司主張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已過法定期限，並無不當。
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的行使期限屬於除斥期間，承包人需在法定期限內通過訴訟的方式予以主張。銳建豐公司再審主張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是一種法定優先權，無需當事人另行予以明示主張的再審理由，於法無據。銳建豐公司再審還主張其與永茂公司、強雄公司同是案涉停建工程的施工人，應該同樣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優先受償權。如上所述，永茂公司、強雄公司均是在收到《2010年分配方案》後提起了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且在訴訟中主張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並經生效判決確認其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工程款優先受償權。由於銳建豐公司未在法定行使期限內主張建設工程款優先受償權，其提出應與永茂公司、強雄公司一樣享有案涉停建工程優先受償權的再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銳建豐公司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規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二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廣西南寧銳建豐勘察設計有限公司的再審申請。
審判長宮邦友
審判員高曉力
審判員李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張麗敏
書記員陳文波
⑶ 企業股權轉讓糾紛案例
公司股權糾紛案例
時間：2010-6-29 9:08:36
核心提示：原告：謝某 被告：張某、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 1997年6月10日，被告張某與上海立新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立新公司)共同合作設立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下稱金剛公司)，注冊資本為300萬美元，由立新公司提供39.5畝土地，張某擁有100%的股權。金剛公司成立後，張某將其20%的股份轉讓給原告，原告... 原告：謝某
被告：張某、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
1997年6月10日，被告張某與上海立新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立新公司)共同合作設立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下稱金剛公司)，注冊資本為300萬美元，由立新公司提供39.5畝土地，張某擁有100%的股權。金剛公司成立後，張某將其20%的股份轉讓給原告，原告共計向金剛公司匯款美元392,908.64元。根據金剛公司2000年6月10日的營業執照，其實到注冊資金為50萬美元。1999年10月至2000年3月間，原告與張某多次商討股權回購事宜。2000年3月13日，金剛公司董事會作出A、B兩個決議案(以下簡稱3•13決議)，具體規定了股權轉讓以及支付轉讓款的方案。
原告訴稱，張某並未按合同、章程的約定繳納出資，並將原告的出資當作其個人出資進行驗資。原告與兩被告達成股權轉讓協議後，雖未到政府相關部門辦理變更登記手續，但原告實際於決議簽訂後即離開公司，張某也向員工宣布原告已退股的消息。由於兩被告始終未向原告支付相應的股權轉讓款，故提起訴訟，要求判令兩被告支付股權轉讓款。 被告張某辯稱，中外合作經營企業股權的變更，必須經審批機關批准和登記機關變更登記，光有董事會決議是無效的。並且，董事會決議本身也有違法之處，如將屬於金剛公司的兩處房產作價支付股權轉讓款，會造成合作公司注冊資本減少。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被告金剛公司辯稱：本案屬股東之間的股權糾紛，與金剛公司並無關聯。
審理中，原告以兩被告故意不到政府部門辦理股權變更手續，人為製造訴訟障礙為由，於2000年11月27日增加了一項訴訟請求，即請求判令兩被告到政府有關部門辦理因本案所涉股東、股權變化所引起的一切法律手續。 針對原告增加的訴訟請求，兩被告辯稱，未能辦妥股權變更手續是由於原告自身原因所致，並非被告拖延不辦。此外，金剛公司已於2000年12月5日召開董事會，在原告借故拒絕參加的情況下，董事會作出了「關於2000年3月13日之A、B決議終止執行」的決議案(下稱12•5決議)，因此原告退股的事實前提已不存在，請求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受理法院認為，3•13決議具有董事會決議和股權轉讓合同雙重屬性，原告與被告張某在3•13決議簽字之時，雙方的股權轉讓合同即已成立。由於原告並未參與12•5決議的議定過程，12•5決議對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並無實質影響。根據法律規定，這一股權轉讓行為應當報審查批准機關批准後方為生效，由於金剛公司未按決議去申報合作合同變更手續，致轉讓行為至今未能生效，轉讓合同未能發生當事人預期的法律效果，故應對原告要求被告辦理股權轉讓手續的訴訟請求先行判決，至於其它有關支付股權轉讓款的事宜，在先行判決生效後再行處理。據此判決：被告張某、被告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應於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就原告謝某將其在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的股權轉讓給被告張某事宜至審批機關辦理相關的股權變更手續。
判決後，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被告張某、金剛公司於判決生效後至審批機關辦理了股權變更手續，審批機關將被告金剛公司的投資者變更為案外人立新公司及被告張某。
關於股權轉讓款的支付事宜，法院認為：3•13決議系被告金剛公司的董事會為原告股權
轉讓事宜而達成之協議，各方當事人均應恪守。金剛公司願以其特定財產為張某支付股權轉讓款的行為，屬於債的加入，但其對相關債務所負的責任，應為有限責任，即僅以約定的財產承擔責任。據此判決：一、被告張某應予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謝某支付股權轉讓款40萬美元或人民幣3,311,600元。二、對於被告張某在前款中的債務，被告金剛公司應以各方約定的特定財產(上海市金沙江路65弄7號404室、上海市金沙江路69號底層店面房)為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具體履行方式為：1、由被告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將上海市金沙江路65弄7號404室之房產過戶給原告謝某，該房屋作價人民幣421,145元;2、由被告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出售上海市金沙江路69號底層店面房，以所得款項償付被告張某在本判決第一款中的債務。三、對原告謝某的其餘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評析]
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法律問題：
一、關於未繳納投資的合作方是否享有股權問題 有觀點認為，本案被告張某在實際繳納出資之前並不享有合作企業的股權，也不享有將尚未支付對價的股權轉讓給他方的權利，所以被告張某向原告轉讓股權的行為是無效民事行為。
按照公司法理論，股東所持有的股份既可以是以原始出資方式而實際繳納的股款所折算出的股東在公司出資中所佔的比例或數量，也可以是股東以協議方式認繳但未實際出資的承諾比例或數量。由於中外合作企業的出資責任不同於公司法所規定的實收資本制，合作方在設立中外合作企業的申請獲得審批機關批准後，可以暫不繳納出資，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申請登記，領取營業執照，即可成立企業。出資可以在營業執照簽發以後繳清，也可採用分期繳付的方法，合作各方依照合作企業合同約定的期限履行繳足投資或提供合作者條件的義務。這種體制使中外合作企業的設立較為容易，成立後的資金運作也更為便捷、靈活，有利於吸引外資。但是相應的也產生了沒有繳納出資的合作方是否享有股權的問題。 雖然本案被告張某在轉讓股權之前尚未繳付其認繳資本的對價，但法院並沒有將張某向原告轉讓股權的行為認定為無效民事行為。原因在於：1、金剛公司依法設立後，有關合同、章程以及營業執照、批准證書等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記文件中均有被告張某作為公司合作方及股東的記載，被告張某作為合法股東，享有由股份代表的股東資格及相應的權利。事實上，被告張某也行使了包括表決權、收益權、知情權等在內的股東權利，其所從事的經營管理公司的行為均應視為代表被告金剛公司所作的行為。如果以被告張某未出資為由認定其不享有股權，則被告張某代表公司所作的一切行為均應認定為無效民事行為，這種認識所導致的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是可想而知的。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合作各方應當根據合作企業的生產經營需要，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在合作企業合同中約定合作各方向合作企業投資或者提供合作條件的期限」。對於在合同約定的投資期限屆滿前未繳納投資的合作方對合作企業所享有的權利，法律、行政法規均未作任何限制性規定。因此，在合同約定的繳納投資期限內，以被告張某未出資為由認定其不享有股權顯然缺乏法律依據。3、被告張某向原告轉讓股權的行為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並且報經審批機關批准，換發了批准證書，工商登記資料亦作了相應的變更記載，符合轉讓股權的法定條件，應屬有效。 二、關於3•13協議的法律效力問題
3•13協議具有董事會決議和股權轉讓合同雙重屬性。如前所述，股權轉讓合同的生效應當符合下列條件：1、合作他方的書面同意;2、審批機關的批准。原告與被告張某在3•13決議簽字之時，雙方的股權轉讓合同即已成立。被告金剛公司的其他合作方參加了3•13協議，可以視為同意股權轉讓合同。但本案直至原告起訴時，被告金剛公司仍未向審批機關報送有關申請文件，致使合同未能生效。在訴訟期間，原告與被告張某對股權轉讓這一事實均無異
議，對應根據3•13協議辦理有關報批手續的事實亦無爭議，從而可以認定原告與被告張某在3•13協議中關於股權轉讓的意思表示真實。如果直接否定股權轉讓合同的法律效力，既不符合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也不利於市場交易的安全穩定。況且本案股權轉讓合同未能發生預期法律效果的原因是因為被告金剛公司未按3•13協議去申報合作合同變更的手續，在審批機關對股權轉讓事宜作出批准與否的決定之前，認定股權轉讓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並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精神。
從合同履行的角度看，原告自3•13協議後，即退出金剛公司的經營管理，將其所享有的包括表決權、收益權、知情權在內的股東權利實際交付給被告張某，可以說，原告方的合同義務已經履行完畢。股權轉讓合同本身不存在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情形，如正常報批，則合同可完全履行。如果僅僅以欠缺報批手續這一生效要件否定合同的法律效力，顯然有違誠信、公平的法律原則，不利於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發展。 三、關於先行判決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實已經清楚，可以就該部分先行判決」。本案關於股權轉讓合同一節事實查明後，法院考慮到股權轉讓款的支付需以股權轉讓行為生效為前提，所以對原告要求被告辦理股權轉讓手續的訴訟請求作出先行判決。先行判決生效後，被告張某、金剛公司至審批機關辦理了股權變更手續，審批機關將被告金剛公司的投資者變更為案外人立新公司及被告張某。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九條的規定，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當事人辦理批准手續的，應當認定合同生效。股權轉讓合同生效後，法院再就股權轉讓款的支付事宜進行審理作出裁決。
以辦理批准、登記手續為生效要件的合同，被債務人以不作為形式阻撓，無法生效，由此產生的利益嚴重失衡問題長期困擾著我國司法界。這種不作為行為與合同法的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原則背道而馳，主觀惡意非常明顯，但長期以來，理論界對於這種行為的性質以及行為人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爭議較大，往往以合同未生效為結論，對相對方的利益保護較弱，無法制裁違背誠信原則的當事人。本案採用先行判決的方式為解決上述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寶貴的司法實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