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業績報告

⑴ 如何提高審判質效

強化審判績效考評。在上級法院《審判績效綜合考評辦法（試行）》的基礎上，江陰法院根據本院實際進一步細化出台《績效考核辦法》。在績效指標設置上，除明確所有部門通用指標外，根據各部門實際制定專門指標，如審判業務部門工作目標，主要內容包括辦案效率、案件質量、法官庭審能力、裁判文書撰寫能力等，而綜合部門則側重於對提供的保障服務水平進行評判。確立「兩級考核」原則，即院考評委員會對各部門負責人進行考核，部門負責人對本部門幹警進行考核，發現問題要求以部門負責人為第一責任人限期整改，有效督促部門負責人履行審管職責。

合理配置審判資源。加強協調溝通，爭取黨委、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的支持，引進急需的審判人才，有效緩解法院審判力量不足、法官「斷層斷檔」等問題。近三年來，江陰法院先後招錄、新進人員18名，全部充實審判一線。不斷優化內部人力資源配置，在軍轉、復退幹部占幹警人數31%的情況下，盡最大努力逐步提高審判、執行部門辦案人員佔在職人員的比例，目前審判業務部門131人，佔全院編制數的69.8%；推行法官助理制度，探索建立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的審判組織模式，以提高審判質量和效率。

重視績效數據的科學運用。院審管辦強化對各部門的日常審判績效考核，考核結果及時公布並計入法官業績檔案，院黨組將上述數據作為人事管理的重要參考依據，與幹警的評先評優、職務晉升掛鉤，有效減少了人事管理中的主觀性因素，實現了法官綜合考評獎懲制度的具體化、科學化。根據審判運行態勢分析報告，及時在部門之間調配案件和審判力量，促進審判資源優化配置，形成以考核促規范、以管理促審判的科學機制。2008年，在江陰法院案件數量同比上升33%的嚴峻形勢下，仍實現審判人員人均辦案181件，同比增長27.5%，有12人辦案超300件，其中濱江法庭張勇法官審執結767件，居無錫法院法官年度辦案數量之首。今年上半年，全院審判人員人均結案94件，同比增加26%，有25人辦案超百件，最多一名法官審執結案件439件；案件平均審理天數38.5天，上訴發改率0.47%。

⑵ 法院績效考核

第一條 績效考核分為個人考評和部門考評。個人考評包括法官、綜合行政人員、書記員和司法警察考評，以質量好、效益好、效果好、形象好為基本要求，同時對其他工作進行考評。
在業務庭從事審判執行輔助工作的法官或者法官從事綜合行政工作的按照綜合行政人員考評。
第二條 績效考核由績效考評委員會組織實施，堅持經常化、日常化原則，定期公布平考相關情況，每年度進行一次綜合考評，考評結果作為部門和個人發放考核獎、評先優選和晉升的重要依據。
第三條 部門考評、綜合行政人員和司法警察考評基礎分為100分。法官考評以分值計算，基礎分值為質量好50分，效益好、效果好、各20分，形象好10分，每項一定的加減分指標，無加減分即為基礎分，最後計算實際得分。書記員考評由書記官室和各業務庭共同負責。
個人考評中，考評委員會考的評得分佔綜合考評的95%，領導評價分佔5%。
第四條 部門和個人對考評結果有異議的，可以在告知或公布後5日內向考評委員會提出，由考評委員會負責解答，仍有異議的，由院黨組織討論決定。
第五條 由於個人或部門原因，致使本院在考核中被扣分的，取消評選優資格 並視情節扣發直接責任人、部門主要負責人和分管負責人考核獎。
第六條 發生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按規定扣分外，視情節扣發當年度考核獎，並取消評先選優，晉升資格。

⑶ 如何做好法官助理工作

隨著我國當前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化，法官員額制改革、法官助理配備已全面開展起來。筆者結合擔任法官助理的實踐經歷，提出對法官助理輔助辦案的幾點想法。
一、明確法官助理的定位
法官助理是協助法官辦理審判輔助性事務的人員，其主要職能是根據法官的指導撰寫裁判文書和辦理法官交代的其他審判輔助性事務。法官助理應將自己置身於審判崗位，以一名承辦法官辦理案件的態度、視角來履職，協助法官辦理案件。但法官助理必須意識到自己並不是法官，不享有案件裁決權力，不能替代法官辦案。所以，法官助理必須遵從法官的裁判意見，服從法官的指令。
二、新任法官助理的著手點
新任法官助理首要是熟悉法官的審判方式和裁判風格，了解法官在長期審判過程中形成的審判思路和裁判習慣，我們可稱之為法官的裁判技藝或裁判藝術。法官的這種裁判藝術，將深刻影響法官助理之後的司法職業生涯。從法官助理的職業發展角度上看，要盡量保證一名法官助理在固定的一段時期內跟隨一名法官辦案，形成法官與法官助理的良性互動。此外，新任法官助理，需要根據法官承辦的案件情形，熟悉常用的相關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法院內部規范等。
三、法官助理的工作過程
以民事案件為例，可劃分為庭前准備階段、庭審階段和裁判文書撰寫階段。庭前准備階段，法官助理拿到新案件後，要在第一時間內進行案卷初步審查，檢查案件材料是否齊全，了解原告陳述的基本案情，預判案件辦理難度。必要時，可以送交法官，討論案件相關情況。在安排書記員完成案件排期送達工作後，在開庭前要詳細閱卷，整理審判思路，理清基本案情，預判案件的發展以及裁判結果，審查案卷材料是否完備等。在開庭前，將案卷送交法官，並藉此與法官進行案情交流，提出個人意見。庭審階段，法官助理應重視庭審的親歷性，根據撰寫裁判文書的需要，聽取、記錄當事人意見、法官對案件證據的認定。此外，還需要幫助書記員記錄庭審。裁判文書撰寫階段，法官助理需要全面閱卷，了解案件事實，明確裁判方向，根據法官的裁判結果撰寫裁判文書。在撰寫裁判文書過程中，法官助理應該依據法律規定，在全面審查案件證據材料的基礎上草擬裁判文書，這可能與法官的裁判結果有所偏差，所以必須及時通過與法官探討進行修正，將自己對案件的意見反饋給法官，供法官決斷。草擬完成的裁判文書，需要交由法官反復校核，並最終決定。
四、處理好審判工作關系
由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構成的審判模式，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審判團隊，是團隊就需要講究配合、協作。單純就案件審理工作來說，法官助理和書記員是圍繞法官來完成審判工作的，所以需要按照法官的指令來從事審判工作。而法官助理與書記員之間，則不存在指令，必須達成良好的溝通。
（作者單位：重慶市石柱土家族自治縣人民法院）
來源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7-02/08/c_129470745.htm（標題：如何做好一名法官助理）

⑷ 何衛國的濟南高級法官

1988年轉業至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歷任助理審判員、審判員、法庭庭長內、研究室主任等職。容主要業績：在部隊工作期間，曾於1977年初入濟南陸軍學院深造，畢業後留校任教。因成績突出，曾多次受獎。到法院從事審判工作中，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先後在《人民日報》（內參）、《人民法院報》等國家、省。市級報刊上發表《對進城人員犯罪的調查與思考》、《法院指定律師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有關問題亟待解決》、《適用簡易程序須體現簡易的特點》、《充分發揮人民法院檔案的特有功能》等各類文章150餘篇，其中有多篇獲獎，並被過選編入《中國當代社會科學論文選粹》、《中國檔案管理精覽》等論文集。

⑸ 2014年法院執行法官年終總結

下面是一些範文的網址：
http://www.mcqyy.com/wenku/gzzjfw/253678.html
可以套用裡面的框架，總結內容需要結合回自身工作的實答際感受和當法官獨特的處理案件的思考。
框架可以是這樣：
第一大項總結上年度主要工作，主要是工作業績；
第二項針對上年度工作完成情況，寫一點工作方面存在的不足之處（因為工作不可能是完美的）；
第三大項寫下年度的主要工作計劃，並針對上度年工作中存在的情況寫一些具體的改進方式方式。

⑹ 請教各地基層法院績效考核辦法，最好是2013年度的。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進一步加強司法隊伍管理，客觀公正評價我院幹警的司法能力、司法行為和司法業績等基本狀況，為院黨組統籌規劃與合理配置人力資源提供依據，根據上級有關要求，結合我院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績效考核堅持定性定量相結合、實事求是、公開公正、規范適用、注重實績、激勵促進的原則。 第三條績效考核不溯及既往，只對本考核年度工作作出評價。上一考核年度及之前各項工作取得的成績和發生的不合格事項，均不在本年度績效考核之列。 第四條績效考核採用百分制的記分方法。公共績效分值30分、業務績效分值70分，關鍵事項績效加(扣)分。 第五條根據司法人員職業化要求，績效考核對象為本院在編的法官(執行員)、法官助理、書記員、司法警察和司法行政人員共五類。借用人員、聘用人員、試用期人員，轉崗、晉升、降職等特殊階段員工的考核，可參照本辦法執行。 第二章公共績效的考核 第六條司法人員公共績效指標包括政治素質、廉潔自律、勞動紀律和參加集體活動，共計績效分值30分。具體分配為： (一)政治素質指標(7．5分)，由政治部幹部科考核提供； (二)廉潔自律指標(7．5分)，由監察室考核提供； (三)勞動紀律指標(7．5分)，由政治部幹部科、監察室和機關黨委考核提供； (四)參加集體活動指標(7．5分)，由機關黨委、政治部、監察室、辦公室等組織者考核提供。 第三章法官業務績效的考核 第七條法官(在業務部門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包括執行員)業務績效依據執法檔案。 法官(執行員)的業務績效由各種「率」之和(分子數)、庭審質量得分和法律文書質量得分構成，共計70分。率由研究室提供，庭審質量順序和法律文書順序由專職廉政監察員辦公室提供。率要求高的為正數，要求低的為負數，在計算時將負數的乘以20。審判公正、效率、效果分別計算，審判公正指標率之和乘以3，效率指標率之和和效果指標率之和分別乘以2.5，將乘後的公正、效率和效果率求和再除以考核的指標數為率的指標得分。對法官根據率得分高低從l開始排列出順序。庭審質量得分和法律文書質量得分分別乘以1，以得分高低從l開始排出順序。 將每名法官的率、庭審質量和法律文書質量根據得分排出的順序數相加，以數最小為第一，依次排序後，進行最後計算，得績效總分，標准為： 前10％為優秀，得90一100分；後5％為合格，得60一79分；其他的為良好，得80一89分；出現特殊嚴重問題的，評為需改進，得59分以下。 第四章法官助理和書記員業務績效的考核 第八條法官助理和書記員業務績效依據執法檔案。法官助理和書記員業務績效分數由執法情況得分、信訪投訴率和重復信訪率得分構成，總分分別為70分。 法官助理和書記員執法情況排列的順序由專職廉政監察員辦公室提供。信訪投訴率和重復信訪率由研究室提供。 法官助理和書記員執法情況得分，根據執法情況排列的順序進行計算，標准為： 前10％r為優秀，得90一lOO分；後50A，為合格，得60—79分；其他的為良好，得80—89分；出現特殊嚴重問題的，評為需改進，得59分以下。 計算時，信訪投訴率和重復信訪率分別乘以20取分子作為負數和前項求和得績效總分。 第五章司法瞀察和司法行政人員業務績效的考核 第九條司法警察和司法行政人員業務績效指標分為行政能力指標、工作態度指標和工作業績指標。行政能力指標包括專業能力、管理能力、品質等；工作態度指標包括團結、敬業、務實、創新、服從等；工作業績指標包括崗位職責履行情況、工作完成效果等，共計70分。 第十條司法警察和各行政部門負責人負責本部門人員的績效考核。 各部門負責人的績效考評按該部門在省法院年度目標考評的名次來確定排序；出現名次並列的情況，按該部門目標考評實得分數占部門總分數的比例高低來確定排序。各部門負責人的績效考評實行年度考評制。具體由宣傳科提供。 第十一條司法警察和司法行政人員業務績效指標、標准和考核方法等，由各部門自行制定和實施。 第十二條考核結果務必達到如下比例要求： 前lO％為優秀，得90—IOO分；後5％為合格，得60—79分；其他的為良好，得80—89分；出現特殊嚴重問題的，評為需改進，得59分以下。 第六章領導層業務績效的考核 第十三條主管院領導的績效得分為分管部門所有人員的平均分；院長的績效得分為各主管院領導的平均分。 第七章關鍵事項績效的考核 第十四條關鍵事項加、扣分在公共績效和業務績效考核得分的基礎上進行。關鍵事項加分為個 人的，個人加分；集體的，集體內全部人員分別加加分事項所得總分。 第十五條榮譽或表彰事項 (一)國家級榮譽加績效分值10分； (二)省級榮譽加績效分值6分； (三)市級榮譽加績效分值4分。 上述事項由政治部宣傳科考核提供。 第十六條調研、宣傳事項、凋研文章發表、獲獎和宣傳稿件刊發、新聞媒體播報，作者或承辦人按級別得應加績效分值： (一)調研成果加分按當年省高院對各中級法院年度綜合工作考評的相關加分規定執行。具體由研究室提供； (二)新聞發稿加分按當年省高院對各中級法院年度綜合工作考評的相關規定中有關個人加分的規定執行，加分最高不超過20分。具體由宣傳科提供； (三)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中國審判案例要覽》及《人民法院案例選》刊發的，分別加績效分值10分、8分、6分。具體由研究室考核提供。 上述事項，研究室工作人員的調研成果、案例，宣傳科工作人員的新聞發稿按50％加分。 第十七條經驗介紹、交流事項、先進典型經驗等在國家級、省級、市級部門介紹或交流的，分別加績效分值10分、6分、4分。具體由政工科、調研室及各部門考核提供。 第十八條兼職事項 擔任兼職內審員、內勤，按考核情況加一lO分，按以下比例要求考核： 前lO％為優秀，得9一10分；後5％為合格，得5—6分；其他的為良好，得7—8分；出現特殊嚴重問題的，評為需改進，得4分以下。 內勤由辦公室、政工科和研究室分別考核提供．匯 總求平均分。 第十九條不合格事項 根據內部審核和外部審核所發生的不合格事項對具體責任人予以扣除相應績效分值： 一般不合格一項扣2分；嚴重不合格一項扣5分。具體由案件審判管理辦公室考核提供。 第二十條否決事項 對按要求適用一票否決條款的部門或個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堅持長期上班的，不予考評。具體由相關部門提供。 第八章績效考核組織 第二十一條績效考核由本院績效考核委員會組織，績效考核委員會辦公室推進落實，各成員單位具體操作運行。 委員會主任：院長 副主任：常務副院長、政工科長 委 員：其他院班子成員 辦公室主任：政工科長 成 員：各部門負責人 第九章績效考核程序 第二十二條績效考核執行季考核季通報制度。各考核部門於每季最後一個月25日進行考核，28日前將考核結果報考核委員會辦公室，考核辦公室30日通報。 第二十三條年終由考核辦對全院各部門、全體人員按序列進行排名，制發通報，將結果報相關部門運用。 第二十四條申訴處理 對考核結果不服的，應當在考核通報發出後3日內向考核委員會提出申訴，由考評辦在3日內組織調查並提出處理意見報考評委員會審議。經審議確認無誤的，告知申訴人；確認有誤的，責成考評辦復評，予以核實，並及時發布通報更正。 第十章績效考核結果的運用 第二十五條對集體績效平均得分位居前兩名的，記集體三等功；第三、四名的，評為先進集體。 對個人績效得分前兩名的，記個人三等功，從第三到第二十名的，評為先進個人。 第二十六條對被評為先進以上的個人和部門負責人，根據工作需要送出學習、培訓。 第二十七條在科級幹部競爭上崗時，將此前三年績效總得分折成30分計人競爭上崗總得分。不予考核和考核結果列本序列後10％的人員，取消參加競爭上崗資格。 院黨組向縣委推薦科級幹部時，把個人績效情況作為一個重要依據，各序列後10％人員不推薦。 第二十八條不予考核的人員取消當年院里的績效獎勵。 第十一章附則 第二十九條各基層法院可參照本辦法制定適用於本院的績效考核辦法。 第三十條本辦法由績效考核委員會負責解釋。

⑺ 娃哈哈那場官司是怎麼回事 請的是哪個團隊律師

這場官司當中，哇哈哈的首席律師叫錢衛清。 錢衛清，男，漢族，現任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高級合夥人、中國人民大學跨國商事法律研究所所長。
1985年華東政法學院法律專業畢業；1988年考取律師資格；1997年廈門大學在職研究生國際經濟法專業畢業；國家法官學院經濟法專業首屆學員；中國高級法官首批專家型高級法官培訓中心《票據法》、《證券法》專業結業。 任職經歷;現任中國法學會會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民事業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企業改制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投資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方法研究中心高級顧問，中國政法大學點睛政法網路學堂學術顧問，名律師講壇特聘教師，北京大學私募股權培訓班客座教授，清華大學總裁班客座教授。2005年1月被授予北京市優秀律師稱號。2007年被提名為「2006年度十大法制新聞人物」。2008年被評選為「最具社會責任感律師」。 法官生涯:錢衛清在法院工作二十餘年，歷經我國四級法院。先後擔任過基層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庭長、副院長和高級法官等職務。先後從事過刑事、民事和經濟審判工作，承辦過上千件各類案件。
1977年至1992年先後任江西省婺源縣人民法院法官、上饒市人民法院審判員、辦公室副主任、庭長、副院長；1992年至1998年曾任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及經濟審判庭正處級審判員、副庭長、高級法官；其中1995年、1996年、1998年期間在最高人民法院經濟交流工作。先後從事過刑事、民事和經濟審判工作，承辦過上千件各類案件，所辦案件質量高、效果好，具有十分豐富的審判實踐經驗。錢衛清還多次參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工作。 律師生涯;錢衛清從事法官工作業績突出，從事律師業又獲得了驕人的業績。
1999年起從事律師工作，曾擔任過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原中國律師事務中心）全球合夥人，訴訟部主任、國有企業改制部主任。 擅長代理各類重大、疑難民商事訴訟案件,包括一審、二審、申請再審、執行各個階段的訴訟代理，承辦過上百起訴訟案件。擅長企業改制、公司並購、企業產權重組、重大工程項目等非訴法律服務。
從事律師工作後，集二十餘年審判實務經驗和扎實的法學理論功底，以追求公正、勤勉盡責、竭誠服務的方式認真接辦每一件委託事項，主辦過涉及金融、證券、合同、房地產、侵權、公司等百餘起境內外一審、二審、申訴、仲裁糾紛和各類重大執行案件。錢衛清精於科學分析極其復雜的案件，熟練運用法律，善於承辦重大疑難案件，排除內外重重干擾和阻力，圓滿及時地為當事人排憂解難，直接為當事人避免和挽回幾十億經濟損失。 其他貢獻:錢衛清律師創辦了國內第一家國有企業改製法律服務專業網站，作為網站負責人為國有企業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
他還應邀出任我國第一個企業改制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企業改制研究所所長。直接為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實施改制制定改制方案及實施指導。被業內譽為改製法律專家。由於在推動國有企業改制法治化進程中的不懈努力和在維護國企改制職工權益中的突出貢獻，錢衛清律師被提名為「2006年度法制新聞人物」，並在人民大會堂接受黨和國家領導接見。
同時，錢衛清律師曾為清華大學法學院「律師巨匠實務培訓」項目特聘律師實務專家。擔任中國法學會、中國企業家協會舉辦的國有企業改革系列培訓班主講老師。多次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法律實務和專題法律問題。曾經為中國五礦、普天集團等數十家超大型國有企業提供法律服務，為國家開發銀行等國家級金融機構提供法律服務，為生力啤酒等跨國公司和美國商帳管理公司提供法律服務。2007年，錢衛清律師被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促進中心聘為首席法律顧問。同年，錢衛清律師被中國策劃協會、中國品牌產業協會及財富時報社授予「中國十大企業策劃專家」稱號，並被聘為中國策劃協會法律顧問。
作為業內公認的學者型律師，錢衛清律師為推進我國法治進程和法學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學術研究涉及許多領域，他多次參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制定工作，先後發表法學論文80餘篇，出版著作20餘部。 《中國律師》、《人民法院報》、《大公報》、《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數十家媒體對錢衛清律師作過專題報道。 成就一覽：辦理的經典案例和部分非訴項目：
杭州娃哈哈集團與法國達能集團合資糾紛案（重大國際影響案件）
天一集團與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成都辦事處房地產糾紛案（8800萬元，最高院）
重慶建投、重慶開投與工行重慶分行股權轉讓糾紛案（獲賠5.5億元，最高院）
中國電子器材總公司與日本SOTEC公司合資糾紛仲裁案（1200萬元，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
國家開發銀行與某資產管理公司債務糾紛案（5000萬，山東高院）
廣東宏遠集團與深圳發展銀行借款擔保案（3億元，最高院）
嘉峪葡萄酒公司與中糧集團公司長城商標侵權糾紛案（1.2億元，最高院）
寰島雄鷹集團與興安證券股權糾紛案（5100萬元，最高院）
福建金龍與中建七局工程合同糾紛案（7000萬元，最高院）
海門吉事達公司與光大公司合資糾紛案（7700萬元，江蘇高院）

⑻ 恢復強制執行對原執行法官有什麼影響

沒有任何影響，中止本次執行是依法的程序，中止的含義就是可以留待日後恢復。恢復也是正常程序。
人家未必是推脫，而是一，案子實在太多。二，你申請恢復，應該是覺得對方有財產了，但實際上你那個線索並不容易。講白了，誰都要工作業績，為一個跑半天未必能只行到的案子耗時間，人家更願意去跑幾個能執行到，計入工作業績的案子。獎金，表彰不是按你跑了多少趟，而是按你執行到位多少案子計算的。所以人家當然先易後難，不願意做無用功

⑼ 重重點，法官按何種順序尋找和審查請求權基礎

量刑建議制度是一項符合我國司法改革方向的、具有重大而深遠意義的制度創新。它不僅有助於從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而且有助於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促進檢察官管理，提高辦案質量，強化控辯雙方的訴訟職能。
一、量刑建議制度是從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的良策
我們刑法規定的量刑幅度一般都比較大，刑訴法規定的量刑裁判程序也比較封閉。在這種情況下，公訴人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議，乃至由此引起被告人和辯護人的答辯，可以幫助法庭全面了解案情和量刑的合理界線，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和量刑的可預測性。正如某區法院的一位副院長所說：「如果大家都出於公心，公訴人提出量刑建議是一件好事。」
量刑建議給法庭量刑裁判提供了建設性的參考意見。公訴人在量刑裁判以前的某個訴訟環節，如在起訴書中、在法庭辯論階段或者在發表公訴意見時，在綜合考慮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刑事政策以及相關案例的基礎上，依法就適用刑罰包括刑種、刑期、罰金數額及執行方法等提出建議。這對於法庭作出量刑裁判是一種建設性的參考意見。本質上，量刑建議權是公訴權的一部分，是一種司法請求權，雖不具有終極性，但在刑事審判中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是國家實現刑罰權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相應地，量刑裁判權則是審判權的一部分，是一種司法裁判權，只有法院才能決定被告人適用的刑罰。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權與審判機關的量刑裁判權都涉及量刑，但它們是兩種不同性質、存在於不同訴訟環節的權力，不僅可以並行不悖，而且可以相輔相成。進一步言之，如果公訴人在法庭辯論或此前的某個訴訟環節就提出量刑建議，辯方還有機會對公訴人的量刑建議進行充分的答辯，提出不同的量刑意見和理由，法庭更能全面了解量刑的各種情節，形成更加明確而公正的裁判意見。客觀上，量刑建議及有關辯論必將促進當庭宣判率的提高，減少在量刑裁判環節上舞弊的機會。
量刑建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目前，法院的量刑過程是刑事司法中比較嚴重的黑箱操作。雖然公訴人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本身並不能直接監督和制約法院的裁判，法院也沒有義務必須接受量刑建議，但是，它有助於打破量刑的黑箱操作，給控辯雙方以發表量刑意見甚至進行辯論的機會。這實際上增設了一個公開的量刑聽證環節，從而提高了量刑的透明度，把量刑置於一種無形的監督之下，使量刑裁判權的濫用難以藏身。隨著我國加入國際貿易組織（WTO），關貿總協定中的透明度原則明確要求法院的所有判決不僅要公開，而且要便於查閱。這就給援引案例創造了有利條件，控辯雙方都有權援引先例證明自己的量刑意見的合理性，法庭如果要做出相反或不同的判決，就應當說明理由。這實質上調動了控辯雙方的力量共同探索量刑的合理界線，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量刑裁判意見的形成。這不僅從程序上有力地保障了量刑公正，而且增強了量刑裁判的說服力，有助於消除訴訟各方乃至社會對量刑裁判之合理性的懷疑。
二、量刑建議制度是促進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的基石
北京市某區檢察院檢察長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他曾陪同韓國檢察代表團旁聽了一起刑事案的審判，自覺公訴人表現不錯，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庭審僅用了三個小時。當他問外國客人感覺如何時，不料這位外國客人疑惑地反問道：「這種被告人認罪、證據確鑿的案件在我們韓國只需要半小時即可審判完畢，為什麼你們要用半天時間呢？」據說，這是我國試行被告人認罪案件程序簡化改革的起因和由來。然而，被告人認罪案件的程序簡化必須以檢察機關享有量刑建議權為前提，否則，法庭在沒有充分聽取控辯雙方的質證、陳述和辯論的情況下，憑什麼作出定罪和量刑的公正裁判呢？只有當最了解案情的控辯雙方在定罪和量刑兩個方面的意見或預期沒有實質性差距的時候，被告人認罪案件的程序簡化才是現實的。
我們不妨再來看一看美國辯訴交易的由來：在20世紀中葉以前，美國司法系統一直面臨著三大困境，一是待審的案件堆積如山，二是司法的費用使財政不堪重負，三是無罪判決率居高不下。辯訴交易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興起，但是直到60年代中期才得到聯邦最高法院的認可。此後，全部刑事案件包括聯邦的和州的刑事案件的90％是通過辯訴交易解決的，對於解決美國司法系統面臨的困境起著巨大的作用。在1971年的Santobello v. New York判例中，美國最高法院進一步承認辯訴交易是「司法管理的一個基本因素」。其實，在辯訴交易中，檢察官並不能保證被告人一定會得到某個具體的定罪和量刑，他只能向法庭提出某種定罪建議和量刑建議；法庭也沒有義務一定要接受檢察官的定罪建議和量刑建議，盡管它在一般情況下會接受。那麼，我們離辯訴交易到底有多遠呢？除了一些具體的制度安排（如限制性規定和要求）之外，實質上只有兩步之差：一是確認檢察機關享有量刑建議權，二是法官享有決定適用「特別簡易程序」（即比現行的簡易程序更為簡單的程序，類似於美國的辯訴交易確認程序）的權力。至少在當前，我國的刑事司法系統還沒有遇到像美國刑事司法系統所曾經面臨的那種困境，因而沒有實行辯訴交易的迫切要求。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程序這種均衡地使用司法資源的作法是合理的、有效率的。
庭審制度的改革初步確立了對抗制模式，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個非常好的起點，但是，庭審制度的改革還沒有完成。自實施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以來，圍繞著控辯式庭審方式的實行，帶動和引起了一系列司法改革，如推行主訴檢察官制度等，也使如何合理使用有限司法資源的問題逐漸走入了關注司法改革的人們特別是關注檢察制度改革的人們的視線。隨著司法官員人數的裁減和素質的提高、司法官員職業保障的加強以及刑事案件數量的上升，提高刑事司法效率的呼聲就會逐漸高漲。這就決定了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突出程序公正的價值，一方面要簡化大部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審判程序，另一方面要完善和健全少數疑難刑事案件的審判程序。量刑建議制度的實行將為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發展，特別是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創造有利的條件，提供改革的契機，奠定理論和制度的基石。
三、量刑建議制度是促進檢察官管理、提高辦案質量的有效機制
檢察機關享有量刑建議權，並不是簡單地擴大了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同時也強化了檢察機關內部的監督制約機制。正如一位進行過量刑建議試驗的檢察長所說：「對於檢察官來說，量刑建議制度是一把雙刃劍，監督別人，也使自己受到監督。」
從檢察系統探索量刑建議制度的實踐來看，不論是浙江省瑞安市檢察院的「判前預測」，還是江蘇省常州市檢察院的「量刑意見」，乃至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它們都是圍繞著加強檢察機關內部的管理展開的，或者說，它們的基本動機之一就是要尋找激勵和考評檢察官的機制。實際上，量刑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檢察機關推行量刑建議制度的旗幟和理由，而不是直接原因。換句話說，量刑建議制度最初的矛頭是指向檢察官的，而不是指向法官的。
量刑建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為考評檢察官的依據呢？或者說，量刑建議的效果與檢察官的業績究竟有多大的相關性呢？這是一個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它作為考評依據主要取決於我們如何確定公訴人量刑建議的合理性、法庭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和檢察機關的容錯標准等三個相互關聯的因素。相對來說，容錯標准比較容易確立，譬如刑種不變、有期徒刑的誤差在3年以內等；但是，量刑建議本身的合理性和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則是難以測評的，由個人來測評就幾乎等於賦予個人以專斷的權力，由某個組織來測評又極大地提高了測評的成本。依筆者之見，量刑建議的合理性和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可以綜合起來考慮，從統計學意義上確定它們各自的合理性。例如，一個檢察官在一年之內提出的若乾量刑建議完全被採納的比率是多少，誤差率是多少，這大致可以確定檢察官的量刑建議乃至整個公訴工作的業績；用同樣的方法，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測評某個法官的工作業績。而且，如果要搞測評的話，我們就應當作檢察官和法官兩個方面的測評，以加強相互配合和監督，而不是片面地測評檢察官，以免檢察官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
即使我們不把量刑建議的准確率作為考評檢察官的標准之一，量刑建議權的行使也有助於提高檢察機關的辦案質量和檢察官的素質。要對某個案件提出量刑建議，公訴人就要全面掌握案情，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了解以往的有關案例，在斟酌量刑建議時，既要維護量刑標準的統一性，又要努力達到量刑的個別化。量刑建議的採納與否、合理與否，對主訴檢察官的信譽多少有一定的影響，起碼影響到「面子」。這就必然地使辦案責任具體化、明確化，客觀上加重了檢察官的責任，促使檢察官盡快提高自身的綜合業務素質，激勵檢察官更加全面地、具體地研究案件事實以及定罪和量刑各個方面的問題，盡其所能地保證辦案質量。
量刑建議制度內在地包含著對檢察機關抗訴的制約機制。不實行量刑建議制度的時候，公訴人對各個案件一般也有個量刑預測，但是，這個預測是非正式的、口頭上的或個人的。這就可能出現兩種濫用抗訴權的情況，一是在檢察機關內部的領導有不同看法或臨時想干預某個案件時，不管公訴人自己當時的量刑預測如何，是否合理，都要提出抗訴；二是公訴人明知法院的量刑與自己的量刑預測有相當大的差距，但是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或疏於職守，故意不提出抗訴。實行量刑建議制度後，檢察機關在作出抗訴或不抗訴決定之時，就必須考慮檢察官在法庭上正式提出的量刑建議，如果沒有較大的出入，又沒有特別重大的情況發生，就不能以量刑不當為由提出抗訴，更不能因為哪位檢察長或副檢察長個人覺得不滿意就隨意抗訴，從而排除檢察機關在抗訴標准上的隨意性。
四、量刑建議制度是強化控辯雙方訴訟職能的契機
檢察機關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議權對於刑事訴訟程序的直接意義在於，它啟動了一個量刑聽證程序，不僅有助於提高量刑的透明度，而且強化了控辯雙方的訴訟職能，進一步加強了法庭上控辯雙方的抗辯性，擴展了意見競爭的范圍即量刑辯論。我們知道，修訂後的刑訴法確立了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平等性和抗辯性。相對於加強平等性和抗辯性而言，擴展意見競爭的范圍具有更大、更實質性的意義，因為平等性和抗辯性主要是一種條件和環境，而競爭范圍則涉及內容和實質。
刑事公訴權，即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對罪犯進行追訴的權力，是檢察機關的主要職權，它以維護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為宗旨，以維護法律的正確統一實施和司法公正為價值取向。從理論上說，量刑建議權是檢察機關求刑權的一個必要方面。從實踐上說，賦予檢察機關以量刑建議權，不僅會充實公訴權的內容，而且有助於檢察機關找准自己的位置，充分發揮其在刑事司法中的應有作用。量刑建議制度將在如下兩個方面加強檢察職能：一是刑事政策的制定和適用。檢察機關對國家刑事政策的制定（當前我國刑事政策主要由檢察機關以外的其他部門制定的作法不符合國際慣例）和適用都負有重大的責任。量刑建議是反映和體現國家在特定時期的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徑之一，並藉以對預防犯罪發揮積極的社會影響。否定了量刑建議權實際上就幾乎是否定了檢察機關在刑事政策方面的應有職能。相反地，確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權就等於確立和加強了檢察機關在刑事政策方面的制定和執行職能。二是法庭抗辯的強化。一旦公訴人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和理由，辯護方就能夠有效地開展量刑答辯，糾正控方量刑建議的不合理之處，也就自然而然的加強了法庭上控辯雙方的抗辯性，特別是控方量刑建議能否被採納的風險顯著加強，這種責任設置必然會激發和強化公訴人的庭審應對意識和庭審效果意識。
自對抗制庭審模式確立以來，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的舉證責任和定罪風險都加大了，初步減少了庭審「走過場」的現象，但是，由於沒有確認量刑建議權，法庭辯論仍然僅僅圍

繞著定罪展開，雖然也有量刑情節的陳述，但是，沒有具體的量刑意見和明確而系統的量刑理由，法庭辯論不能充分展開，法庭當庭宣判率仍然很低，部分程序虛置的問題依然存在。公訴人不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在量刑問題上躲躲閃閃，實際上使辯護方沒有明確的批駁靶子，處於比較被動的地位，往往迫使他們通過幕後交易等不正當的途徑來了解他們本來有權了解的量刑意見，扭曲了法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導致各種類型的司法腐敗。律師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在刑事訴訟方面，這種法律服務的質量和效果主要體現在法庭上同公訴人或自訴人進行辯論的力度以及法院最後作出的定罪和量刑是否合理、合法。實際上，大部分刑事案件的定罪問題沒有什麼爭議，問題主要在於，在量刑情節和刑事政策的適用上發現公訴人的遺漏或錯誤，進行辯論，以爭取法庭從寬處罰。只有公訴人提出量刑建議以後，律師才有量刑辯護的機會，公訴人提出量刑建議的訴訟環節越提前，律師量刑辯護的機會就越多、效果就可能越好。雖然，在法官享有決定適用「特別簡易程序」的權力之前，換言之，類似於辯訴交易確認程序的簡易程序建立之前，可能存在這樣一種情況：公訴人提出的量刑建議越准確，律師辯護的餘地就越小，作用也就顯得越小。但是，只有在確認了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權之後，才可能建立類似於辯訴交易確認程序的簡易程序；一旦確立了類似於辯訴交易的簡易程序，法律服務的質量和效果就更加明顯，律師的作用和地位就會大大地加強。
雖然一些基層檢察院試行量刑建議制度的實踐目前遇到不少阻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是，量刑建議制度畢竟是一項預防司法腐敗，促進司法公正的有效制度安排。筆者相信，只要我們在現行法律的框架之內，以量刑公正為宗旨，本著務實與創新的精神，不斷地探索和完善，在不久的將來，量刑建議制度一定會通過立法轉化為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