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法院事件

⑵ 律師和法官之間為什麼會有分歧

律師和法官之間為什麼會有分歧？他們分歧的緣由何在？到底會有哪些分歧？我們能否通過制度改革而力促分歧減少或趨無？面對程序違法的庭審，律師是配合審判還是控告違法？面對司法甘受權力染指，律師是舉報還是容忍？面對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離公正主旨，律師只能痛心疾首還是奮起反抗？面對……..可以說，在任何一起律師和法官分歧的案件中，都難免觸碰權力的身影。或許在當下中國的司法生態中，權力已經左右了任何影響性案件的審判，但是，任何一起影響性案件的背後，雖說實為權力指導結果，但總會披上司法的外衣，畢竟，這還是一個將「依法治國」停留在口號階段的國度，司法多多少少會在形式上掩蓋權力染指的內幕。而貴陽的「黎慶洪」等人涉黑案便是其中一例。任我如何評析，也絲毫不會將此案簡單定為司法主導的錯案之一，而只能將其定性為權力指導背後的司法冤案典型。

關於律師和法官的職業關系——是沖突還是合作？是對話還是對抗？是交流還是交惡？是舉報還是容忍？是配合審判還是守護法律？是甘受權力指導還是勇於揭露司法內幕？是堅決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還是犧牲被告人部分利益以換取罪輕刑罰？是針對法官的違法行為一再視而不見還是針對法官的違法行徑勇於舉報？這是擺在很多律師面前的難題，也是令很多律師困惑的問題，更是讓諸多律師難以招架的課題。

在2012年1月10日貴陽的黎慶洪等人涉黑案審判中，先後有四位律師遭遇法官驅逐，且有十多位律師接連遭遇法官訓誡，瞬間，律師和法官的職業關系沖突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按說，律師和法官本是法律職業共同體上雙向互動的法律主體。他們的價值取向和追求應是力求查清案件事實，案件得以公正處理。而黎慶洪等人涉黑案特殊在法官向著檢察院和公安，法院是被逼上樑山的。於此，開庭前期，法官便期望律師配合法院審判，以便「圓滿」完成這場審判活動。但是，為什麼會有法官認為律師應當配合法院？在黎案中，這是因為法官認為自己審判案件宣告被告無罪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在罪行輕重上律師應該有所作為，不應「糾纏」於無罪辯護。但是，黎案恰恰是律師認為不構成犯罪，法官又不會判處無罪。這樣，便在律師和法官之間產生了分歧，但既然有分歧，那麼法官本應追求公正審判，以程序正義追求實體公正，但小河區法院卻一再固執地認為律師認為黎案做無罪辯護是「搗亂」，這樣，庭審期間的各類控訴和駁回控訴就容易導致兩者之間分歧漸趨火熱化，由此便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沖突。

按說，法官本應感謝律師對案件事實和證據提出質疑和質證，以便自己更能查清案件事實，以此作做公正判決，也防止法官自己被檢方的選擇性控訴而蒙蔽，由此導致冤假錯案的釀成。但是，在黎案中，不乏法官和公、檢兩家同處一室，都在聯合對付律師。法官的查明案件事實，公正做出判決的職責喪失了，成了和公、檢兩家一樣的追訴犯罪。這樣，法官勢必會認為律師控訴庭審程序違法是在搗亂，由此便對律師產生後天的厭惡，那麼，懲戒和驅逐律師的惡性事件就勢必發生。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探討，律師和法官本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定位？法官審判案件要求律師配合有無法理依據？律師不予配合，法官是否可以懲戒或是驅逐律師？法官在庭審中的職責到底是什麼？律師的作用應該是什麼？兩者之間在案件審判上有無嚴重分歧？法官是否先入為主地認為審判案件律師做無罪辯護是無理取鬧？律師是否認為法官如果枉法裁判自己肯定要接連控訴程序違法？這些問題，都是釐清律師和法官之間分歧四起必須面對和回應的焦點。

而在我們的認知中，法官的職責在於庭審的兩造平衡中查明案件事實，依法作出公正裁決。在未裁決案件之前，法官不得偏方於任何一方，應該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審判案件不得甘受權力染指，獨立公正審判案件，憑借法律和良知對案件作出裁決。而法官的尊嚴也體現在自己能把握案件結果上，並非在權力的干涉中案件結果被他人定奪，自己充當權力靶子。法官審判案件既然不能偏向於任何一方，那麼當然不能要求律師配合法院審判，而應該要求律師依法辦案即可。

而律師的作用在於依法提出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材料，以便利於法官查明案件事實，針對檢方指控的犯罪事實和提交的證據材料依法提出質證和對質，以便法官在控訴和辯方的對質中逐漸釐清案件事實，一步步接近事實真相，以此作出公正裁決。律師是法官查明案情的得力質疑者，是防止法官辦錯案的最佳阻止者。律師認為法官枉法裁判，理應提出控告，雖然控告不一定會得到回復，但程序性權利的行使卻不能放棄，哪怕有一絲的期望，律師都應拿出百分百的努力保證被告人合法權益不被侵犯。

但是，在控方和辯方地位不甚平等的一些案件中，法官無法左右庭審程序的公正審判，當程序正義無從保障時，律師能否控訴法官偏袒控方，並以此為由拒絕辯護？這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時有發生的情況。以黎慶洪案為例，眾律師質疑小河區人民法院審級違法，此案不應當由小河區法院審理，而應當由貴陽市中院審理，於此，律師和法官之間便產生了第一個分歧，此分歧乃程序程序正義的先決條件，未有審級合法，何談實體公正，據此，眾律師紛紛控訴，但法官就是不予理會，因此，法官還給了幾位律師以懲戒。這向我們傳遞一個信號便是，法官違法之後如何還讓律師尊重法庭程序，一個違法的庭審談何力求實體的公正裁決。因為，法官首先應該以自己的職權保障庭審的程序公正，然後才能要求律師尊重庭審秩序，如果庭審的程序違法在先，律師的控訴便在於保障程序正義，而不是無理取鬧。而微博能否「直播」庭審的辯論亦在向外界宣示，法官期望庭審不受關注，自己能安心審判，而律師認為違法的庭審應該向世人公告，以便遏制違法的庭審繼續下去，這是黎慶洪等人涉黑案的第二個分歧。此分歧表面在於理解法條的偏差，實為聽從權力還是依據法律辦案。按照公開審判的原則，連同記者和外人都可以庭審的案件，緣何律師不能向外播發信息呢？如果，律師播發的信息有誇大或是誤導之嫌，法院完全可以予以懲戒，但是，律師微博「直播」的庭審信息只是記錄庭審概況，完全可以等同於庭審見聞，據此，本不應被限制，但小河區法院卻依然採取限制舉措。這樣的分歧產生，不是因為理念之差，而是司法受制於權力之後，總後怕被人抓住把柄。

再者，律師和法官之前的分歧，除了個別是因為對法律的理解偏差外，在我看來，更多集結於司法受制於權力，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離公正本旨導致的「體制性羞辱」。由此，律師對司法的公正追求和法官受制於權力的司法不公導致兩者之間分歧漸多。而何以平息和調解律師與法官之間的分歧，恰當之處在於，司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司法，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案件結果可由法官決定，外界無從或是不得插手過問案件，那種「領導過問案件很正常」的說辭完全是司法甘受權力染指的罪證。當律師面對公正的司法審判時，何以會無端或是無故控告司法不公呢？當然，我們亦不排除個別律師主動通過關系疏通而尋找案子解決之道的其他途徑，但在多少律師看來，能遇見一位講法律、懂情理、會辦案的好法官，實乃辦案之幸。

最後，我們分析律師和法官之間的分歧，當然是寄望於在調和兩者之間分歧的同時，可以找到他們的共同價值取向和職業追求。他們站在同一法律起跑線上，一方主導案件結果，一方幫助當事人處理法律紛爭。其共同目的在於將案件事實查清，還當事人以公正結果。法官通過程序正義保證實體公正，律師通過程序性事務處理協助當事人達至案件公正結果。在兩造構架中，律師依法辦案，不得作出有悖於律師職業道德和紀律之事，並充分保證當事人合法權益，以此努力力促當事人利益最大化。而法官亦依法審判案件，不得偏向於任何一方，對每一方都本著公正之心，充分保證每一位當事人之合法權益，以此努力促使案件程序正義，並達至實體公正。這，才是正常的律師和法官關系之形態，雖有理想化之嫌，但卻是我們應予努力的方向；雖有超然之意，但卻是我們應予追求的理想形態之巔。

⑶ 巧家縣小河法庭地震過後現在能接案子嗎

能接案子，現在一個地震，只要不是大震，不會阻止任何的辦公的沒有問題

⑷ 向全國最有名的律師咨詢,"小河案"對於法治的意義是什麼今天微博上律師都在刷屏這個話題

2010年7月12日，貴州省抄高級人民法院以原審法院認定的部分事實不清為由，裁定撤銷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關於黎慶洪案的一審判決，將案件發回重審。發回重審後，貴陽市人民檢察院申請撤訴。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0年8月16日裁定準許檢察院撤訴。檢察機關撤訴後，依法應該釋放黎慶洪等被告人，公安機關雖然有權繼續偵查，但是通常應當先放人，變更強制措施，改為取保候審等。但是，公安機關並未放人，而是對黎慶洪等人啟動了「重新偵查」程序。案件再次到檢察院後，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書》，所謂黎慶洪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案的犯罪嫌疑人，從原來的17名，增加到了近70名；目前，本案已進入審判階段，起訴書所列被告人達到了57名之多，出場參加辯護的律師則高達88名，為建國以來人數紀錄之最。
小河案，或者將中國法制車輪推進1公里，走出刑訊逼供、律師配合法官庭審和諧、違法管轄和裁判的泥塘；因為中國最需要良心與道德感的正是法官，如果中國法官在本案如此好的背景下仍坐失提升司法為國家第一權威的良機。

⑸ 不服貴陽市小河法庭的終審判決該怎麼做

你的案子適用的小額訴訟程序一審終審？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的規定，實行一審終審，因該判決屬於終審判決，自送達時即生效，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的，不可以上訴。但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的規定，對於小額訴訟案件，如果當事人對生效的小額訴訟判決不服的，仍然可以向原審法院申請再審。望採納！

⑹ 孝昌縣小河鎮鐵崗村殺人案什麼時候開庭

開庭時間，判決時間，案件進展等等。
當事人到法院一問變知。

⑺ 「收錢後判送錢者輸」的遼寧高院法官被免，事件的始末有何細節

引言：一直以來覺得法官和法院都是讓人十分尊敬的地方，因為它們能夠幫助一些受害者申冤，能夠讓他們獲得自己應有的賠償，可是裡面還是存在著一些毒瘤，影響著整個行業的聲譽。就比如說這一次遼寧高院法官他收了錢，結果卻沒有辦成事，這件事情就顯得格外的諷刺。

三、判案法官記反了對象。

然後那個法官就表示拿點錢之後就會發判決書將錢放在了後備箱里。並且這個送錢的過程也被距離10米外的賈某所看到，當時就認為這個事情辦成功了。不過大家知道嗎，送到錢之後的三天裡面，判決書上面還是維持原判。這個就讓他有一點不太了解，為什麼還要繼續要錢？結果大家知道嗎，這個法官竟然說是記反了，所以才出現這樣的事情，小編認為已經處在這個職位上，那麼就要做對得起自己職位的事情，不能為了他人的利益而損害大眾的利益。

⑻ 小河人民法院可以寫離婚起訴書嗎

起訴離婚的，原告方自己寫好或委託他人寫好離婚起訴書就可以遞交給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並向法院提交相關證明材料，繳納案件受理費。

⑼ 南川區小河鎮,土埡村李朝剛有案子嗎

答:南川區小河鎮人民法院，土埡村李朝事實應該是剛有案子。

⑽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非法證據」排除具體如何操作

您好，最高法院領導曾在修改後刑訴法培訓講話中指出：人民法院原則上應當當庭對證據合法性作出裁判，確定是否為應予排除的「非法證據」，進而決定是否對該證據依法進行舉證、質證。如果當庭難以確認的，可以休庭進行評議、研究，休庭後必須對是否存在非法取證情形給出決定意見。檢察機關和律師方面通常也希望法院這樣做。但這個意見並未完全反映在配套司法解釋中。
最高法院《刑訴法適用解釋》第102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後，應當將調查結論告知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司法解釋僅規定「告知調查結論」，並未明確何時及如何告知結論，更沒有要求必須在調查程序結束後當庭告知結論。這意味著，司法解釋採取了一種比較靈活的處理方式。
《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規定》有所調整，第33 條規定：「法庭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後，應當當庭作出是否排除有關證據的決定。必要時，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議庭評議或者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再次開庭時宣布決定。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關證據的決定前，不得對有關證據宣讀、質證。」
正確理解本條規定，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法庭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後，原則上應當當庭作出決定。這是因為，只有首先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才能確定有關證據能否作為訴訟證據使用。實踐中，一些法院不願或者不敢當庭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爭議作出決定，是導致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未能真正落實的重要原因。
第二，「當庭裁判」不等於「當即裁判」。特殊情形下可以休庭後作出決定。有的案件，由於案情疑難、重大、復雜，加之爭議證據又是案件的關鍵證據，合議庭短時間難以達成一致意見，或者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議庭進行評議或者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再次開庭時宣布決定。通過這種原則與例外相結合的處理方式，既能確保按照法律規定和訴訟原理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爭議當庭作出處理，又能確保特殊案件的處理符合司法實際的需要。實際上，證據合法性認定是一個重要、復雜的問題，按照現行的審判權運行機制，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後依照審判流程及程序作出處理，符合我國的刑事司法實際。
第三，如果一味強調對證據合法性問題立即當庭裁判，可能誘發司法風險。一旦法庭囿於各種客觀原因不能當庭作出結論，容易引起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不滿，進而影響到法庭審理工作的正常進行。「貴陽小河案」就是典型的案例。所以，對證據合法性問題採取靈活的裁判方式，既不違背法律規定，且較為穩妥可行。
第四，無論是當庭還是休庭後作出決定，在法庭作出相關決定之前不得對有關證據宣讀、質證。這就避免了一些學者擔心的「如果法庭對證據合法性問題不及時告知結論，會影響到法庭調查程序以及控辯雙方發表意見」的問題。
第五，關於法庭作出決定的方式。鑒於刑事訴訟法未對排除非法證據申請的處理結果單獨規定救濟途徑，因此，法庭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後，可以採用口頭決定方式當庭作出處理，並將相關情況記錄在案。當事人對法庭有關該問題的處理結果不服，可以在上訴程序中一並提出。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