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法院拍賣
① 吳湛江中級人民法院十二惡少最終審判結果是什麼
結果：兩名主犯董某、陳某森分別被吳川法院判有期徒刑12年和5年9個月，其他10名案犯均被認定犯強奸罪，分別被判有期徒刑3至4年不等或緩刑，其中有7人被判緩刑。對該判決，吳川檢方向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認為該案性質惡劣應當嚴懲。
吳川警方在案發後曾通報，這伙人臨時聚集，臨時起意無故打人、搶劫、強奸。據判決書顯示，12名被告中，案發時4人只有14歲，年齡最大的是陳某森，僅17歲又兩個月；主犯董某當時是差兩個月17歲。7人還是在校中學生，其他5人除1人是網吧管理員，其他輟學無業。
(1)湛江法院拍賣擴展閱讀：
2013年5月6日23時許，吳川14歲少女阿瀅乘坐表哥柯強的摩托車途經吳川江心島橋，與董某、陳某森、陳某、康某豪、歐某斌等9人駕駛的摩托相遇，董某等攔停柯強的摩托，肆意毆打柯強等。
此間，被告人李某等三人駕摩托到達江心島橋，停車在旁觀看。柯強等人被毆打後往江心島方向跑，阿瀅即向江心島牌樓方向行走。
董某等人見柯強等跑離現場，便用摩托防盜鎖砸打柯強的摩托車，合力將車抬起扔進江里，並往同德城方向逃跑。陳某森駕摩托搭著董某逃到江心島牌樓約10米處發現阿瀅，董某下車強行將阿瀅拉上摩托，挾持著往沿江路行駛。此後，陳某等10人一路駕乘摩托跟隨。
行駛過程中，董某害怕阿瀅報警，搶走其手機。阿瀅被挾持到吳川梅錄沿江路六區路段，陳某森稱其在抬車丟下江時燙傷手，董某將阿瀅拉下車，又拉上康某豪的摩托，讓康某豪、陳某挾持著繼續行駛，至吳川海濱街道紫荊大道海壟村路段多次強奸、猥褻阿瀅。
此後陳某森、陳某、歐某斌等又把女孩挾持到吳川海濱街道官衙村下山嶺的小路，拉到嶺腳強奸猥褻。
此時，眾人被外面傳出聲音嚇到，陳某森等駕車離開。與此同時，參與猥褻的眾人經商量派人取回阿瀅的衣服，交給女孩哥哥的朋友轉交家屬。阿瀅遭凌辱前，曾認出主犯董某是其哥哥「朋友」，報出綽號，但董某裝作不識，帶頭將其強奸。案發時，12名案犯並非全部互相認識。
② 這宗地是否在法院查封之列
本市華鋒住宅小區內有土地7宗，其中6宗是華鋒房地產有限公司的，1宗是林某個人的，均辦理了《國有土地使用證。林某是華鋒房地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2年5月8日，法院給區國土資源局送達《民事裁定書》和《辦助執行通知書》，要求協助查封華鋒房地產有限公司坐落在華鋒住宅小區的土地。同時在《查封財產清單》「財物名稱」欄填寫「土地」，「特徵及成色」欄填寫「市華鋒房地產有限公司坐落在M區華鋒住宅小區的土地」，「數量」為「一塊」。
2002年9月14日，林某以其位於華鋒住宅小區內的土地使用權為華鋒房地產有限公司向發展銀行貸款提供擔保，並到區國土資源局辦理了抵押登記。法院知道後，致函國土資源局，稱該宗土地他們查封在先，林某的抵押行為無效。區國土資源局則認為2002年5月8日法院要求協助查封的只是華鋒房地產有限公司的土地，並沒有包括林某的土地，林某的擔保合法、有效。
最近，法院要求本市土地交易中心公開拍賣該宗土地，區國土資源局提出異議，法院認為異議不成立。那麼，林某的土地使用權究竟有沒有被法院查封?廣東省湛江市國土資源局 鄭志良
答：華鋒公司為房地產開發單位，土地依法應為國有出讓土地使用權。從來信反映的情況看，該小區還未投資建設。那麼，本案的問題應該是法院與國土資源局對華鋒住宅小區土地權利構成理解上的不一致所致。即法院認為華鋒住宅小區的七宗地為「一塊」地；而國土局認為華鋒住宅小區的七宗地，其中六宗是華鋒公司的，一宗是林某個人的。究竟誰的理解正確，這要從土地出讓和轉讓的合法性上作判斷。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九條規定，土地使用權出讓，必須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市規劃和年度建設用地計劃。第十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讓土地使用權用於房地產開發的，應根據省級以上人民政府下達的控制指標擬訂年度出讓土地使用權總面積方案，按照國務院規定，報國務院或省級人民政府批准。第十一條規定，土地使用權出讓，由市、縣人民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出讓的每幅地塊、用途、年限和其他條件，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會同城市規劃、建設、房產管理部門共同擬訂方案，按照國務院規定，報經有批准權的人民政府批准後，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實施。
這就是說，土地出讓的前置程序應當是先取得建設項目的立項審批和項目用地計劃任務、取得城市規劃部門的規劃建設定點文件，然後才能到土地管理部門辦理土地出讓手續。
根據信中反映的華鋒公司與林某的關系，華鋒住宅小區的土地出讓手續會出現兩種可能：一是如果華鋒住宅小區的七宗地是華鋒公司一次性以一個建設項目名義辦理的土地出讓手續而得，那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出讓土地在未完成開發投資總額2 5%以上不得轉讓的規定和第二款轉讓房地產時房屋已建成的，還應當持有房屋所有權證書的規定，區國土資源局在華鋒公司對小區土地還未投資建設，或者還未取得房產證的情況下，為林某從華鋒公司分割土地、辦理《國有土地使用證》的行為是不規范的。那麼，法院的理解是正確的，查封合法有效。二是如果華鋒住宅小區的七宗地是華鋒公司分七次，其中一次是以林某個人的建設項目及用地計劃任務申辦的土地出讓手續，其餘六次是以華鋒公司的建設項目及用地計劃任務申辦的土地出讓手續，那麼，區國土資源局為林某辦理的土地使用證合法有效。法院認為對華鋒住宅小區查封的土地中應該包括林某這一宗地，就缺乏法律依據和事實根據，林某的土地使用權當然沒有在查封的范圍內。
陝西永嘉信律師事務所 白新亞
③ 良心拷問：法律人為什麼容易變壞
法律人學壞的原因淺探
試圖羅列所有的原因，建立因果關系，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大致把一些經驗事實作為原因，並對原因進行大致的分類。
1、角色沖淡對錯，「關系」變亂角色
（1）按照經典看法，律師只遵循角色界定的倫理規則（role differentiated ethics）：律師只從客戶關系的立場考慮道德問題，不必關心超越這一關系的其他道德問題。針對這一看法的批評意見是：其一，在律師與客戶的關系中，律師的行為充其量是系統內的道德中立，可是，在系統之外，在與其他人的關系中，律師的行為常常是是不道德的，律師可能常常在與所有的人作對；其二，在與客戶的關系中，律師總是處於支配地位，掌握著父愛式的、控制他人的權力 ，而這種權力常常會被濫用。
對抗式訴訟猶如競技，競技規則以確保程序公平為唯一目標。在團隊競技中，隊員最重要的「職業道德」就是效忠自己的團隊，合力對抗另一團隊。在競技規則的邊界內，「我方」和「對方」的身份政治決定著隊員有關好壞對錯的判斷——凡有利我方的，就是「好」，應當喝彩，反之則否。一旦進入對抗，非勝即負、贏者通吃的倫理就代替了好壞對錯的倫理。
律師與客戶分別組成相互對抗的團隊。然而，什麼樣的人會經常購買律師服務呢？在每個社會，需要律師服務並且有付費能力的客戶通常是大公司、政府機關、文教機構、黑社會、名人和有錢人，律師不可避免地與這些客戶為伍。律師與誰對抗，取決於他的客戶需要與誰對抗，「律師-客戶」關系決定律師的立場，金錢決定「律師—客戶」關系。律師是在決定與誰為伍、與誰為敵之後才進入「角色」的。
（2）角色倫理也許是支持律師、客戶關系正當性的最堅實的基礎，但是，如果在同一案件中發生角色串演，角色界定的倫理基礎也就徹底動搖的。我們常常看到，利益關系導致法官與律師的合作，在合作過程中，法官變為律師，律師變為法官。例如，在北京的金寶花園「窩案」中，律師、法官共謀，律師虛構當事人向法院起訴，法官按照律師的要求作成判決，雙方共同分配勝訴利益—當事人、律師、法官三重角色相互串換，訴訟成為一場逐利游戲 。
在中國，客戶與律師簽約之前常常會打聽或者直接詢問律師：「與法院有什麼關系？」律師也會標榜他們和法院的關系，以贏得客戶。「關系」具有自我復制的能力，是一個具有無限擴張能力的網路，一次交易的「關系」會延伸到下一個交易，交易產生的「關系」又變成可以交易的商品。有「關系」的人會現價銷售或者賒銷他的「關系」，沒有「關系」的人會投資「關系」或者臨時買進「關系」，結果是驅動更多的人圍繞「關系」而生活。
訴訟中的「關系」真是那麼可靠嗎？我有許多的理由對此表示懷疑。
首先，「關系」投資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一方當事人並不知道訴訟對手的「關系」投資策略。除非知曉對手「關系」投資的對象、金額、方式和預期回報，任何「關系」投資都是在盲目的狀態下進行競爭。
其次，即使得知訴訟對手的「關系」投資策略，律師也不是最稱職的「關系」投資代理，因為，律師從來不是接近投資對象的最佳人選——律師無法和法官的親屬、朋友和上司競爭接近法官的能力。
再次，很難想像一個律師能夠預測可能影響本案一審、二審和再審的所有法官，並且事先把他們一一「搞掂」。
最後，一個出售「關系」的律師，顛覆了公私關系的全部倫理：他從一開始就試圖影響公正審判，從而背離了他應當效忠的法律制度；他把自己和法官的「友誼」出售給客戶，使他的法官朋友面臨當事人舉報的巨大風險，在私交中陷人於不義乃是最為人所不齒。像這樣的律師，怎麼可能保持「投資」誠信，而將客戶委託的資金全部用於發展「關系」呢？
「關系崇拜」或者「關系恐懼」已經成為一種路徑依賴或者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迷信。在「關系」的圍城中，人們甚至沒有勇氣去開發一個無涉「關系」的法律服務市場——並不是所有的客戶都需要律師的「關系」——那些只有法律服務而沒有任何關系的律師本來也可以發展出自己的客戶群體。
（3）Wasserstrom教授認為：律師充當某種制度角色，只有當制度本身值得信任並且得到信任的時候，律師的角色倫理才有立足之地；如果律師並不真正相信他自己是在充當制度安排的角色，那麼，律師就應當「為虛偽和不誠實繳稅」 。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已是老生常談。問題是：在司法過程中，權力與腐敗如何形成相關性？在訴訟中，法官最終決定當事人勝訴或敗訴 ，當事人相互競爭，影響法官的決定：正當的影響是在訴訟程序限定的范圍內陳述、提供證據、質證、辯論；不正當的影響就是引誘法官偏離中立。
2、深諳法律弊端，法律人易生輕侮法律之心
如同其他制度一樣，法律不可能是完善的，法律的缺陷、漏洞和錯誤能給一些當事人帶來利益，給另一些當事人造成困境，律師因而有機會向客戶出售他們利用法律缺陷的能力。同樣，當成全或挫敗當事人請求在法律上都能說得過去的時候，法官作出偏向一方當事人的決定，並不會面對不可逾越的道德障礙。法官不是，也不應當是法律文本的崇拜者；深信只要遵循文義，每個案件都能從法律條文找到現成答案的法官，這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多見的。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這是一句重復了無數遍的套話。事實上，法律並不總是得到執行，正義並不總是得到伸張，絕大多數違法者只受到自身的良心而不是法律的懲罰。相信當事人只要「拿起法律武器」，正義就會得到伸張，更是無稽之談，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追尋正義的代價，擔心「拿起法律武器」將會造成更大損失，絕大多數人受到侵害之後都會選擇放棄求助於法律。洞悉法制弱點越多，越容易低估違法風險，於是，就有一而再，再而三的越界，直至一發而不可收拾。
3、法律人的學壞與制度混亂
1997年，黃松有是廣東省湛江中院的執行庭庭長，拍賣當事人財產屬於黃的職權范圍。在「湛江中美化工公司」破產案，黃委託兩家公司拍賣破產企業的資產，兩家公司收取傭金高達1540萬元，其中的一半（770萬元）分給湛江中院，湛江中院黨委又決定將其中的308萬元分配給一家名為湛江中院所有、實為個人所有的拍賣公司，拍賣公司又將308萬元分配給三個人，其中黃獲得120萬元。2010年，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定黃松有13年年前分得的120萬元為貪污 。
法院開設拍賣公司，承攬法院執行自身判決的拍賣，拍賣收入在全體或部分法院工作人員之間分配——在這里，審判權蛻變為一種營利手段。在營利沖動下，法院可以製造不必要的拍賣，可以高估拍賣資產而收取高額傭金（傭金是按成交價的一定比例收取的）。在黃松有案，如果法院與執行拍賣的公司分享傭金是違法的，那麼，法院、黃松有和所有參與傭金分配的人都在同一意義上違法，黃松有應將傭金返還法院，法院應將傭金返還給當事人。如果法院與執行拍賣的公司分享傭金是合法的，而且，法院經商辦公司也是合法的，那麼，法院將一部分傭金分給它的全資公司，後者再分配給黃松有就未必非法。因此，黃松有是否貪污，與法院參與拍賣傭金分配是否合法、法院經商是否合法都是結合在一起的。當法院參與營利活動，並且將審判權變成營利手段之後，好和壞、合法和非法的界限也就消失了，法律人在這樣的情況下為惡，制度本身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4、法律人學壞與法學教育
陳忠林教授認為：中國法學教育對法律人學壞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法學教育的沉淪，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公立法學院的營利沖動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大學的每個學院都賦予了「創收」的職能。所謂「創收」，就是開拓預算外收入，並將這些收入用於員工福利。於是，大學各個院系、各個部門紛紛以大學名義「創收」，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創收」收入並不進入大學財務賬，在大學和院系之間、在院系和經營者之間進行分配，分完之後，一切如風吹過，不留痕跡。要而言之，創收就是把灌水學位銷售給那些不可能通過入學考試、不可能完成學位課程，但又需要學位的人，於是，為這些人量身打造的「博士研究生課程班」、「碩士研究生課程班」、「在職研究生班」、「專科升本科班」、「在職法律碩士班」如同雨後春筍，四處竄冒，只要隨意作一在線搜索，我們就可以發現：除極少數例外，幾乎所有法學院、系的名稱都和這些「創收」項目的招生廣告結合在一起。2002年夏季，我所在的中國政法大學在昌平開辦了28個法學自學考試班（簡稱：「自考班」） ，也就是說，在昌平城，掛有「中國政法大學」招牌的場所當時有28處之多，以至當時流行一句話：「如今，不是中國政法大學在昌平，而是昌平在中國政法大學。」從2006年開始，中國政法大學停止招生「自考班」，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級的「研究生課程班」、「博士課程班」和「司考班」。
法學院不僅被營利扭曲，而且呈現出一種淺薄的勢利，主事者往往不加掩飾地圍繞金錢和權力編制關系網，爭相把教授、博士、博導的頭銜奉送給那些有錢或者有權的人。法學院面對金錢、權勢的種種媚態給學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2）法學教育游離於「有用」和「無用」之間
教授常常面對學生的疑問：「學這個有什麼用？」「講這個有什麼用？」「讀這個有什麼用？」然而，中國法律職業的行業准入規則恰恰排除法學院教育成為一種「有用」的教育，因為，無論有無法學學位，均有資格參加國家司法考試，沒有法學學位的考生的司法考試通過率還超過了法學院畢業生 。「既然學校課程與司法考試沒有什麼關系，學了又有什麼用？敷衍一下，混個畢業也就得了。」這是法學院學生的一般心態。
法學教育未必與學生跨進法律職業的門檻「有用」，這也許是教育自身無法控制的體制問題。但是，如果法學教育不能證明它自身的知識含量，那就面臨真正的危機了。按照休謨的的經驗主義，知識來自經驗，脫離「語境」的法律概念辨析、法律條文文義解釋和邏輯分析都不會帶來新知，只有將法學概念、法律條文和它們適用於具體情形的推理過程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可能形成新的知識。按照這樣的標准，中國法學教材大部分已經「去知識化」，因為，它們遵循從清末開始的同一套路：追溯法律的西方源頭，重述西方法律原理，以同一句法表達法律概念的定義，將相似概念放在一起比較，解釋和分析法條——這一切都是脫離經驗的形而上學，但法學絕對不是形而上學的自說自話。中國法學教材還有一個通病，那就是不顯示信息來源，然而，如果作者無需參考文獻就寫一本法學教材，那就基本上沒有什麼可讀價值；如果作者參考了許多文獻而沒有顯示來源，那就涉嫌剽竊，法學教材不應當成為剽竊的示範。
（3）法學教授身份的多樣化和師生、同學關系的朋黨化
現有的評價機制主要看重教授的「江湖」能力，如：教授在官方學會的頭銜，教授現有和曾有的行政職務，教授在政商界呼風喚雨的本事，教授是否有可用於為學校爭取「211」、「985」和「博士點」的「關系」，教授是否政治正確，教授能夠獲得多少研究經費，等等。至於教授是否有思想和學問，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用於教學，基本上無人在意。
在這樣的評價系統下，盡可能減少用於校內教學的時間和精力，這對於教授是一個在經濟上合理選擇。於是，法學教授兼任律師、法律顧問、咨詢專家、行政官員、司法考試學校股東，就成為一時之風氣，任教、為官、經商、攬訟，亦此亦彼，亦彼亦此，分不清主業和副業。當任教只是教授若干職業之一的時候，法學院作為一個知識傳授和生產機構的能力大大削弱，法學教育的品質大打折扣。
學生在教授開設的律師事務所「實習」，學生為教授撰寫「法律意見書」，學生為教授介紹需要法律服務的客戶，這是當今流行的師生共同經營模式。學生畢業進入法院、檢察院之後，放下身段請托學生的法學教授也不乏其人 。
畢業之後，「校友」屬於「人脈資源」。學校看重那些權大錢多的校友，把他們羅織到學校「董事會」，組成一個常來常往的俱樂部。「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和「董事會」和諧並存，構成了中國大學治理結構的一道獨特風景線。在中國政法大學，校方公共關系的方針之一是「牽手富校友」 ，「牽手」頗顯浪漫，在閩南語，丈夫稱妻子為「牽手」，大學青睞富校友，與之「牽手」，這確實很時尚。
法律人的時風流弊，並非始於今日。1905年，中國廢除科舉制，為解決「生員」的學習和就業，政府採取了一項重要的「維穩」措施，這就是開辦「法政學堂」。於是，法政替代科舉，成為「易學、速成、致仕」的新途。民國初年，法政學堂佔全國大專院校總數一半左右。法政學堂造成了人們對法學教育和法律人的壞印象 。
④ 麥崇楷的家人
麥家的「賄托」可謂一應俱全，老婆、情婦代理案件，兒子介紹案件和出謀獻策轉遞材料，上演一場又一場「父子二人轉」、「夫妻二人轉」、「院長情婦二人轉」的把戲，用麥崇楷兒子的話說：「我們全家都在吃法院。」
曾有一個案件，一審原告由情婦代理，麥崇楷出面說話，原告勝訴，情婦得益；二審到了省高院，被告找麥永成轉遞材料，麥崇楷簽批過問，被告勝訴，麥永成得益。還有一個案件，被告找到麥永成，麥永成利用其父親影響，向一審法院領導打電話說情，被告勝訴，麥永成得益；二審到了省高院，原告通過關系找到麥永成轉遞材料，麥崇楷作出批示並親自過問，原告勝訴，麥永成再次得益。
對一般的案件和群眾來信，麥崇楷是不會簽批的。除有關領導轉來的外，只有麥崇楷的親屬或親信轉來的材料，麥才簽批意見。
麥永成中技畢業後，其父通過關系把他安排在市某機關工作。可是，父子二人都不滿意，認為沒「錢」途。聽說「假洋鬼子」回國做生意最賺錢，麥院長就動用手中的權杖，想方設法改變兒子麥永成的身份。1992年麥崇楷通過關系把兒子搞到香港定居，然後就以香港商人的招牌，再殺回廣州做生意。
1992年的夏秋之際，麥永成使出渾身解數在廣州弄到了一塊地皮。有了地皮的麥永成以為可以「大發特發」了，可是要把地皮變成房子，卻要大量的資金。沒有本錢的麥永成，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地皮一天一天閑置在那裡長草，這一放就長達三年未能開工。心急如焚的麥崇楷，只好親自出馬，四處張羅，動用一切關系替兒子開辟發財之路。他叫下屬帶著麥永成去找他曾在案件上關照過的「大款」簡某，讓簡某開出一張8位數的境外資金證明，助兒子麥永成在廣州注冊成立了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
為了感恩，簡某又以股份的形式投資2000萬元到麥永成的房地產項目上。這樣，麥永成加上貸款，終於在這塊地皮上蓋成了房子。
「官」任多職的麥崇楷，還是廣東省法官協會會長。該協會已有一家法建拍賣公司，可是麥崇楷為了兒子早日成龍，又支持兒子成立了一家粵法拍賣公司。該公司名義上是法官協會的下屬公司，實為麥永成操縱經營。有一次法建拍賣公司從湛江聯繫到一單拍賣業務，並作了前期的准備工作。當麥永成知道消息後，利用其父影響，找湛江市中院有關領導尋求關照，並要其父出面將此業務交由粵法拍賣公司承辦。高壓下「粵法」獲得了拍賣權，業務做成後共獲傭金1540萬元，扣除湛江中院所得部分，餘605.74萬元轉入省法官協會賬戶。之後，麥崇楷主持黨組會發表意見，將200萬元轉到粵法拍賣公司，麥永成獨自一人分得100萬元。
麥崇楷在福蔭思想的操縱下，為了麥家的「新生貴族」能順利地得到貸款，親自出面找廣州某銀行領導商談，並指令省高院財務將3500萬元訴訟費收入全部存入該行，使麥永成獲得5500萬元貸款。可是，「大草包」麥永成一心想發橫財，不把錢用在正道上，卻拿這筆錢去做煙草生意，結果被騙得血本無歸，欠銀行本息6000多萬元未還。
⑤ 吳湛江中級人民法院十二惡少最終審判結果
法院判得不公平，對於這樣的敗類一律槍斃才是對社會對受害人的交回哦代，你們不槍答斃至少也應該判無期徒刑，讓他們不會在出來危害社會了。像你們這樣一定是收了不少錢吧？真是一群畜牲啦！打著公平公正的口號背地裡一個緊的往口袋裡裝錢，為了錢你們不顧受害者家人而對兇殘的歹徒寬大處理，請問還有天理嗎有公道嗎？我嚴重抗議這樣的判決，同時也呼籲廣大的人民天下的父母為受害人討個公道，嚴懲不貸絕不姑息立即槍斃，把他們都打成篩子
⑥ 有誰知道湛江二手房買賣過戶的流程嗎
一，湛江二手房買賣過戶的流程：
先簽訂房地產買賣合同（當地房地產交易中心可買到），在合同裡面都寫明雙方的約定，比如怎麼付款，分幾次付款，一般都是簽了買賣合同首付給3成，然後去房地產交易中心過戶，過戶當日付6成，等拿到產證後給最後的1成。
過戶的手續不復雜，只要雙方的身份證原件以及復印件、戶口本、結婚證、稅費繳納憑證、合同還有房產證，就可以去過戶了。
注意的是雙方當事人一定都要到場，要簽字的，如一方不去的話要去公證處作委託的；
一次性付款就是在時間上比貸款要快1個月，總的時間是，簽好合同當天就可以去過戶（帶齊資料），過戶好後20個工作日拿到新的產證，再交接一下水電費就可以了。
⑦ 廣東所有拍賣行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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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廣東湛江法院查封的房產解封後能當天過戶嗎
原則上來說只要解封後都可以進行過戶。至於當天能不能過戶的要看解封的手續傳遞到房產局那邊了沒有。
⑨ 湛江特大走私案是怎麼回事
補充樓上的團友：
原廣東世聯實業(集團)公司總經理林家春受到開除黨籍、撤銷正處級幹部待遇的處分。林在任職期間，先後5次送給原市委書記陳同慶共計人民幣10萬元、港幣1萬元；在1998年向台灣大霸電子公司購買1650台傳真機過程中，為避減關稅，同意委託承運人更改貨物提單、艙單，致使進口的1650台傳真機被海關認定為走私，並予沒收，造成經濟損失381萬多元；林還同意公司人員以50萬元購買虛開的2000萬元增值稅發票，沖銷公司往來帳，偷稅290萬多元。
原湛江市市區交通局局長龐亮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龐在任市交通委員會安全技術科科長期間，為華南熱帶作物學院下屬「機動車輛綜合性能檢測站」(簡稱「檢測站」)原站長何華生等人謀取利益，受賄10萬元。1996年6月至1999年5月，先後13次簽名領取檢測站支付給市交委、省交通廳的培訓費結余分成款12.2萬多元。龐領款後，未按規定上交，除送禮開支8.5萬元外，餘下的3.75萬多元被其占為己有。
原湛江市航務管理處處長(副處級)楊敬選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楊在任職期間，先後4次收受鄧某送的「紅包」共計1.8萬元；楊所在處曾截留航建基金143多元，借給有關航運企業和經營戶，收取38.6萬元利息(案發前，本息已全部收回)，楊對此負有主要領導責任。
廣東省八建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副總經理許觀福受到黨內警告處分。許在任湛江市建築工程集團公司一分公司經理、副總經理期間，先後接受「紅包」共2萬多元。此外，1998年春節前，許觀福向其上級主管單位原領導龐某某送「紅包」1000元。
湛江港務局計劃處副處長郭亮受到開除黨籍處分，並建議給予行政撤銷副處長職務處分。郭在任職期間，先後接受該局下屬21個單位和部門送的「紅包」共計11.9萬元；借結婚之機，收受該局機關和二級單位幹部送給的禮金4.2萬元；共有人民幣28萬多元和港幣4萬多元財產無法說明來源合法。
⑩ 黃松有的犯罪案情
檢察院的指控中稱，2005年至2008年間，黃松有利用其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職務便利和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在有關案件的審判、執行等方面為廣東法制盛邦律師事務所律師陳卓倫等五人謀取利益，先後收受上述人員錢款共計摺合人民幣390餘萬元。此外，黃松有還於1997年利用擔任廣東省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的職務便利，夥同他人騙取本單位公款人民幣308萬元，其個人分得120萬元。應以受賄罪、貪污罪追究黃松有的刑事責任。
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黃松有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利用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他人賄賂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黃松有利用職務便利，夥同他人共同騙取本單位公款的行為構成貪污罪。黃松有受賄數額巨大，雖具有在被調查期間主動坦白有關部門不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且案發後大部分贓款已追繳等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但其身為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知法犯法，進行權錢交易，收受巨額賄賂，社會影響惡劣，應依法從嚴懲處。黃松有與他人共同貪污數額巨大，情節嚴重，且系主犯，亦應依法懲處。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決。 1997年在擔任廣東省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期間，黃松有夥同他人騙取本單位公款308萬元，其個人分得120萬元。據了解，此事涉及湛江中美化工公司破產一案，在黃松有的操縱下，粵法拍賣公司和法建拍賣公司共同對中美化工財產進行拍賣，約定傭金1540萬元。拍賣之後，湛江中院分得一半的傭金。以黃松有為首的湛江中院黨組決定，這700多萬一部分歸中院所有，308萬元交給法建拍賣公司的分支機構——粵西代辦處。但這308萬元實際上被黃松有、粵西代辦處負責人等3人瓜分，黃松有分得12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