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被精神病

❶ 患有精神病可否不予起訴

無論是刑事責任還是民事責任，都不會因為行為人患有精神病就免於起訴。因為是否患病是醫學標准，但是否承擔責任是法學標准，二者其實並不一致。
刑事責任方面，就算是醫學上確定行為人的確患有精神病，但法官在裁判的時候，還需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判斷行為人在進行犯罪行為的時候是否有能力承擔刑事責任。法學上對於刑事責任能力，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限制刑事責任能力與無刑事責任能力三種標准。如果平時是患有精神病，但在實施犯罪行為的時候並不是發病期，行為人是在可以控制自己行為的情況下有意識地去犯罪的，這也是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所以患有精神病並不能因此就免於起訴。是否需要承擔責任，需要在法庭上通過法官進行法學衡量來最終確定。
至於民事責任，行為人不能承擔責任，可以由行為人的監護人承擔么，所以對於原告該起訴還是會起訴的。
希望我的回答能夠幫助到你，滿意的話還請採納。

❷ 請問一下,如果法官用神靈打人,怎麼辦

總之法官遇到精神病原被告也是麻煩事，法官只審案子不需要用神靈打人也會被精神病說打了

❸ 無人生還結局誰是兇手

《無人生還》中，整個案件的兇手是老法官-瓦格雷夫。

眾人正在惶恐之際，來賓之一忽然死亡，噩夢由此開始了。

餐桌上有十個小瓷像。從第一天晚上開始的幾天時間里，每天都有人按著兒歌里述說的方式死去，每死一個人，餐桌上的瓷瓶就會少掉一個。一時之間，人人自危，都希望能找出一個辦法拯救自己的生命。可是海上起了大風浪，不可能尋得救援或者逃出生天。唯一的求生辦法就是找出兇手。

誰是兇手呢？荒島已經被他們搜尋數遍，不可能有容身之處，所以兇手必然在他們中間。倖存著的人們彼此懷疑，彼此試探，可是一切的警戒，一切的提防，還是沒有能阻止那最後一刻的到來。風浪停息了，島上的明爭暗鬥也停息了，只留下了十具屍體……無人生還。

❹ 尋求法律援助 精神病患者的證言、證詞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何種情況可能被法官採納

如果是完全精神病人或者是發病期間的間歇性精神病人，其所說的證言、證詞都是不具有法律回效力的，非發病期答間的間歇性精神病人只要證明當時精神狀態是清醒的，其證言證詞是可以被採納的。

《民法》第十三條 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動。

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徵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❺ 法官審判精神病患者是不是不需要了解

不是的
不能作原告但是可以讓其他人代為起訴。根據患者病情不同而不同。精神疾病的種類很多，從病因及臨床表現看，精神疾病大致可分為4大類：① 重性精神病,簡稱精神病;② 神經官能症;③ 精神發育不全;④ 變態人格，又稱病態人格。

❻ 被精神病的民間報告

2010年10月10日，第十六個世界精神衛生日，「精神病與社會觀察」與深圳衡平機構共同發布了該報告，這是我國首部從法律視角對精神病收治制度進行分析的民間報告。
該報告揭示了當前我國精神病醫學中「該收治的不收治、不該收治的卻被收治」的混亂局面以及資源配置錯位對公眾的威脅，指出了我國現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的缺陷，並提出了建立有效異議機制等建議。
報告執筆人黃雪濤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此報告還寄送給了全國人大法工委和國務院法制辦，以期為正在進行中的精神衛生立法提供參考。10月11日下午，黃雪濤律師收到了簡訊通知：全國人大法工委和國務院法制辦已經簽收了該報告。
東南大學法學院衛生法學研究所所長張贊寧補充說：「法律必須保護每一個人的權益，只有能保護『他』，才能保護『你』和『我』。」
確認患者訴權是關鍵
報告認為，確認住院精神病患者的訴求權利，是解決我國精神病收治問題的關鍵。核心建議是建立有效異議審查機制，推廣法律代表制度。並認為這是保護精神病患者權益，糾正錯誤收治行為必不可少的制度設計。
報告稱，長遠的發展目標應當是設立常規性的個案司法審查制度，即非自願住院，都應當獲得司法授權。醫院對患者實行非自願住院治療，應當在非自願住院後一定時間內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院作出是否准許的決定。精神科醫生可以作為專家證人參加庭審。
報告還稱，在常規的個案司法審查制度建立以前，應充分發揮現有制度框架下法院和衛生主管部門的異議審查功能，民事法庭快速裁定和衛生主管部門處理投訴可供運行。
對於法律代表制度，短期而言，有能力自己委託律師的，醫院不能否定「病人」委託律師的權利；長遠而言，全國的法律援助中心，應依據殘疾人權利公約和殘疾人保障法把法援范圍擴展到所有的住院精神病人。
報告還建議對「肇事、肇禍」的精神病患者進行強制收治，決定權由公安機關改為法院行使。同時賦予當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直接啟動司法鑒定的權利。
1985年，衛生部最先指定四川省衛生廳牽頭、湖南省衛生廳協同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草案）》，同時還在成都成立了精神病學專家組成的精神衛生法草案起草小組，從而拉開了我國精神衛生立法漫長的序幕。
「歷時25年的精神衛生法未出台，在於草案過多地關注醫療技術問題，而對精神病人權利保護的實質規定，甚少改善。」黃雪濤認為，「草案很糟糕，基本上是確認現行的做法。」
知名律師丁錫奎則強調：「精神衛生立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個人權利。一方面要保護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保障精神病人的權利。這個必須作為立法的指導原則。」
據了解，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國家中，直到2010年為止僅有中國、寮國和馬紹爾群島沒有專門的精神健康法律。
在精神衛生法難產的同時，地方的精神衛生立法則不斷出現。直到2010年為止；上海、天津、武漢、石家莊、黑龍江等地制定了有關精神病患者的強制收治的地方法規。
這些地方性的精神衛生條例加大了對精神衛生領域的財政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我國精神衛生領域資源匱乏的困難。然而，由於這些條例幾乎是對現行制度的確認，精神病收治制度中存在的精神醫學濫用現象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
收治混亂
在黃雪濤的研究中，我國精神病收治的混亂局面分為兩個方面，「該收治的不收治」與「不該收治的卻被收治」。
「該收治的不收治」，主要問題在於家庭監護責任過重，社會救助嚴重不足、財政投入嚴重不足。
凸顯法律制度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不該收治的卻被收治」，即所謂的「被精神病」，這也是報告的重點。
按照報告的研究，「被精神病」陷入了一個十足的怪圈：不該收治的個人可以被輕而易舉地送進精神病院進行隔離治療，出院時卻遵循「誰送來，誰接走」的原則，醫院只對支付醫療費的人負責，住院期間沒有啟動任何糾錯機制，投訴、申訴、起訴皆無門。一旦被收治，無論當事人怎樣抗議，都沒有第三方機構來處理異議。
出院後，司法救濟失靈。試圖通過訴訟來維護個人權利的當事人面臨著重重困境，要麼被否認訴訟行為能力，訴權被徹底剝奪；要麼誤入「醫療糾紛」陷阱，在「有沒有病」這個問題上進行拉鋸戰，忽視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規范。即使經過多年抗爭，最終勝訴的當事人往往只得到兩三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
這是大多數「被精神病」者面臨的一個萬劫不復的「制度性怪圈」，朱金紅就是一個典型注腳。
據媒體報道，2010年3月8日，朱金紅是被自己的母親唐美蘭帶人將其綁到江蘇省南通市第四人民醫院接受住院治療的。
然而，除了個人講述，唐美蘭幾乎沒有其他論據來證明女兒有病。根據媒體記者所掌握的線索，第四人民醫院並未出示過任何可以證明朱金紅有病的有力證據。在一份入院診斷書上，一些諸如影像學、實驗室檢測、心理量表測評之類的硬性數據全部缺失，唯一的依據就是唐美蘭提供的「4年精神病史」。
2010年9月12日，南通市第四人民醫院院長張兵在接受某媒體采訪時說，現在朱金紅不能出院最大的障礙就是其母親唐美蘭不願接女兒出院，導致朱金紅只能繼續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這樣的「死結」，都源於一個「行規」，那就是只有監護人可以將精神病患者接出院。
被送入醫院的朱金紅心急如焚，她在院中找機會向朋友、同學求救，她在醫院的求救信引起社會關注，某媒體對此作了采訪報道，社會上反響很大。許多熱心人士呼籲醫院放人，有關部門就如何放人問題多次召開由人大、政法委、法院、婦聯等部門參加的協調會。
但這么多機構的努力，都輸給了精神病院的行業規則：「誰送來，誰接走。」就連其他人能否去醫院探視朱金紅，都「必須得到朱金紅監護人的同意」。因此，醫院堅持只要唐美蘭不同意，其他任何人來都不能接朱金紅出院，也無權探視。
2010年9月14日，迫於巨大的社會壓力，醫院向唐美蘭發出律師函，要求她「履行監護人的職責和義務，盡快來為朱金紅辦理出院手續」。唐美蘭拒收律師函。醫院稱將把律師函陸續投向朱金紅的父親、兩個姐姐，並稱如果親屬都拒絕履行職責，朱金紅所在的街道辦將成為她的「監護人」。
正當大家都對朱金紅短時間內出院不抱希望時，唐美蘭突然同意接朱出院。14日下午，朱金紅出院。此後，朱金紅被軟禁在家中，護照、身份證、銀行卡等重要證件都被唐美蘭控制，一直到後來被網友救出。
朱金紅逃離醫院後還未走到訴訟這一步，但是更多走到訴訟的人卻遭到了慘敗。
江津的姑娘小玫起訴曾強制收治她的醫院，奔波兩年都無法立案，該案被媒體報道後才被法院受理。
廣州千萬富翁何錦榮於2006年向廣州市荔灣區法院起訴廣州腦科醫院，到2013年為止案件圍繞著「被送治時何錦榮究竟有沒有精神病」展開，拖延至今，仍未結案。
八大缺陷
黃雪濤和她的工作組研究認為，陷入這樣的怪圈，主要因為我國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八大缺陷：
強制收治沒有門檻；強制收治沒有程序規范；否認個人拒絕住院的權利；不經法定程序推定監護人；出院遵循「誰送來、誰接走」的規則；住院期間沒有糾錯機制，投訴、申訴、起訴皆無門；司法救濟失靈；精神損害賠償數額非常低。
對於造成制度缺陷的原因，報告分析認為，長期以來我國形成的現實特點是，絕大多數精神病人由家人負責看管和醫療，而且立法不斷強化家庭責任，用「醫療看護」制度將這種責任推到極致。
因此，當家人出於利益沖突將當事人送進精神病院時，當事人就喪失了話語權，成為任人宰割的對象。而「醫療看護」制度完全沒有防範錯誤和糾正錯誤的能力。
報告同時指出了造成精神病收治制度缺陷的深層原因，在於我國精神病醫學理論存在三處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謬誤。
首先，我國精神病醫學否認強制收治的法律屬性，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收治」看作「純粹的醫療行為」，認為強制收治與人身自由無關，拒絕司法介入；
其次，我國精神病醫學把部分強制收治當做自願治療。如果當事人拒絕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願看作是當事人本人的意願，理論上把違背當事人意願的「非自願治療」說成是「自願治療」；
最後，我國精神病醫學用醫學標准代替法律標准，將醫學上的「自知力」作為判斷當事人行為能力的標准，醫生僭越法官的權力，給予當事人的近親屬或者送治人以「監護人」的地位。

❼ 被精神病了咋辦

一，你確認自己到底有沒有疾病。如果有的話，就要積極治療，這對自己也是很有利的事。
二，如果實在是被精神病的話，你可以找你的老師、親人、長輩、朋友們談一談，特別是找有見識的人談談你的遭遇。
三，在中國，《被精神病法》已經出台，如果你有冤情，你可以找法官、律師，談談你的事。至少先咨詢一下。

❽ 被精神病吳春霞詳細檔案

吳春霞（河南省被精神病的上訪農婦）

1998年，吳春霞與一個賣水泥的小伙認識。這個小伙叫李振紅，與吳春霞同年不同月。

1遭家暴上訪惹出禍

2「被精神病者」大受鼓舞

3「最終還是勝訴了」

1遭家暴上訪惹出禍編輯

1999年4月，二人結了婚，一年後有了兒子。結婚後，吳春霞去城裡送純凈水，丈夫李振紅不賣水泥了，也進城做了保安。因為是自由戀愛，在兒子3歲之前，這個小家的日子過得還算可以。

2003年，家庭的幸福生活因為李振紅的出軌而終結。這年的一天，吳春霞送水回來，因為言語不和，遭到李振紅的毆打。後來，李振紅從對吳春霞打罵、砸東西，直到奪走孩子，將她趕出家門。李振紅甚至當著政府官員的面放出話來說，「她進家我就打」。直到丈夫起訴到法院，要離婚，吳春霞才知道，丈夫有了外遇。鄉婦聯調解未果，只能讓吳春霞出去躲避。此後，吳春霞從村委會一路告到省婦聯，但都沒有結果。

吳春霞決定到北京向全國婦聯求助。這是她第一次進京上訪。她住到了永定門長途汽車站附近。聽說她去北京了，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蔬菜鄉派出所的人到北京攔訪。在國家信訪局門口，吳春霞發現了攔訪的人，趕緊躲進一輛計程車。剛上計程車，一位民警攔住計程車，把她從車里拽了出來，隨後，吳春霞被架到北京陶然亭橋附近的一家賓館。這個攔車的民警叫張曉東，時任蔬菜鄉派出所指導員，與吳春霞夫家熟識。

2004年，家住河南省周口市川匯區小橋街道辦事處高庄社區的吳春霞因「家務和村務糾紛」上訪，後被當地作為「維穩對象」，先後被拘留、勞教，勞教開始時又被送精神病院「治療」了132天。

2007年春天，在她起訴丈夫虐待罪的官司中，張曉東的大伯張恆斌涉嫌給法庭作偽證，吳春霞去討說法，卻被他打傷。

2008年7月16日，是吳春霞與丈夫李振紅因離婚又一次對簿公堂的日子。她直接從法庭上被抓走了，從此陷入更陰暗的生活中。

據周口市川匯區人民法院沙北法庭的法官蔡羽中回憶，當時吳春霞正因兒子的撫養權與李振紅爭執不下，法庭的大門被撞開了，沖進來了幾名男子，領頭的問，誰是吳春霞？吳春霞應了一聲，就被架出了法庭。「我從沒有見過有人敢在法庭上綁架，太無法無天了！」蔡羽中說。他記下車牌號，忙打110報警。很快，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一名副局長回電，告訴蔡羽中，抓吳春霞的是公安局的人。這讓蔡羽中頗為疑惑與生氣。等吳春霞反應過來時，她已經被帶到了熟悉的周口市蔬菜鄉派出所，這里有她的「老熟人」——派出所指導員張曉東。

2008年12月，吳春霞被早已有嚴重家庭矛盾，利益沖突的婆嫂一行，送入精神病院，病情主訴「亂跑，告狀三年」。

2009年迄今，吳春霞不斷申訴，此前拘留、勞教的決定終被撤銷。

2012年6月，吳春霞打贏了民事訴訟官司，獲得河南省精神病院、周口市川匯區小橋街道辦事處共同賠償的145336.7元。

2012年6月， 河南省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法院在判決書里明確認為，河南省精神病院未按相關規章制度對送吳春霞到醫院治病的監護人或司法機關人員的身份進行查驗，也沒有對吳春霞是否患有精神病進行確診，就直接將吳春霞按精神病人收住入院治療， 存在過錯，應承擔侵權賠償責任。賠償還包括精神撫慰金10萬元。據敗訴的精神病院醫務科向媒體透露，這是該院建院61年來，第一起因「被精神病」治療糾紛而敗訴的案件。

此後，吳春霞又繼續進行了行政訴訟，將周口市公安局告上法庭。

2013年5月6日，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確認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將吳春霞送往精神病院違法。

判決送達後，周口市公安局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7月18日下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庭進行了審理，未當庭宣判。[1]

2「被精神病者」大受鼓舞編輯

吳春霞的勝訴，迅速讓諸多「被精神病者」感到振奮。

北京女工程師陳丹（化名）在今年6 月也有一次「被精神病」的經歷。「那是6月5日，常年生活在老家的父母，因反對我的戀愛關系，在事先未與我進行過任何溝通的情況下，來到北京我的住所，僱傭在醫院結識的四名男醫托，撬門壓鎖強行闖入，通過暴力手段將我劫持到北京回龍觀醫院」。陳丹在醫院待了近72 個小時，後經三級專家會診後批准出院。

9月5日， 陳丹狀告精神病院的案子已獲法院立案。

10月9日，陳丹與其他三名有類似經歷的「被精神病者」，給全國數百家精神病院和法院寄了一封信，並將吳春霞案的判決書作為附件一起寄出。他們在致法院領導的信中提到， 「河南省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使很多跟我有一樣遭遇的人備受鼓舞。這說明，越來越多的法官意識到，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精神科治療也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予以規范。」在給精神病院領導的信中，親歷者這樣說道： 「假如精神病醫院繼續實踐這種潛規則，可以想像，隨著《精神衛生法》的出台，越來越多的精神病院將會被告上法院。由於醫院沒有對精神病收治環節對監護人資格進行審查，遭遇敗訴的精神病院也會越來越多。」

學者認為有助遏制混亂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衛生部印發《重性精神疾病防治培訓管理辦法》， 明確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中南大學湘雅二院和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設立精神疾病防治培訓區域指導中心，並公布了首批108 名精神疾病防治培訓國家級師資人員名單， 這份名單中的人員也將會收到親歷者寄出的信。陳丹認為，「如果這108位專家能在培訓中重點提出『審查送治人監護人資格』這一點，規范精神病院的醫療行為，將能大大改善亂收治的現狀」。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劉瑞爽教授在評價吳春霞案時指出：「長期以來，精神醫學界對於監護人制度的理解和執行處於極其混亂的狀態， 吳春霞案是這一現象的典型表現：即由醫院將強行送醫的『親屬』 自動推定為監護人。本案的判決有助於對該現象的遏制。」[1]

3「最終還是勝訴了」編輯

2014年05月20日終於等來了二審判決：周口公安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吳春霞勝訴了！一個農婦，靠著一股拗勁，告贏了公安。

「最終還是勝訴了。」昨日，拿到省高院二審判決書後，周口農婦吳春霞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六年前，吳春霞曾因上訪被周口市公安局第六分局（簡稱「第六分局」）的民警帶走，將其拘留十日後送進了精神病院，時間竟長達132天。[2]

【控告】 告贏精神病醫院 又告公安

出院後，吳春霞決心為「被精神病」討個說法。

2009年，她將精神病院和周口市川匯區小橋辦事處（簡稱「小橋辦事處」）告上法庭。2012年6月，周口市中院做出終審判決：小橋辦事處及精神病院侵犯吳春霞人格權和身體健康權，賠償15萬元。

2012年10月9日，吳春霞又將第六分局告上法庭，請求法院確認公安局將她強送精神病院的行為違法。

2013年5月6日，一審法院——周口市中院判決第六分局參與將吳春霞送往精神病院的行為存在過錯，認定該行為屬於違法行為。同年5月17日，第六分局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省高院。

2013年7月18日下午，省高院二審公開開庭審理此案，未當庭宣判。[2]

【進展】 周口公安上訴至省高院

第六分局的上訴理由有三：一是他們沒有實施送醫行為，一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二是送醫行為發生在2008年7月，吳春霞2012年10月提起訴訟，已經超過了2年的訴訟期限；三是生效的民事判決認定送醫行為是小橋辦事處實施的民事行為，並根據過錯程度確定了相應的賠償責任，一審判決否定送醫行為的性質並再次進行評價不妥當。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

吳春霞稱，2008年7月26日她被送到精神病院時仍處於勞動教養約束中，只有公安才有條件將其送往精神病院。關於訴訟時效，2008年12月5日吳春霞從精神病院出來，之後於2009年10月向川匯區法院提起訴訟，但一直沒有結果，無奈才訴至周口市中院，並沒有超過訴訟期限。

對於上訴的第三條理由，吳春霞稱，民事判決確定小橋辦事處承擔非法侵權責任，精神病院承擔非法治療責任，並沒有判決上訴人承擔相應的責任。

【結果】 吳春霞「最終還是勝訴了」

省高院二審查明的事實與一審一致。省高院認為，綜合目前證據，第六分局主張未實施送醫的行為不能成立。法院認為，公安機關將吳春霞送往精神病院，沒有相應的精神病司法醫學鑒定，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不充分，因不具有可撤銷內容，依法應當確認違法。

據此，5月20日，省高院二審駁回第六分局的上訴，維持一審判決，此判決為終審判決。

「最終還是勝訴了。」經過10個月的等待後，昨日上午，吳春霞終於拿到了這份二審判決書，而在去年二審法院開庭審理此案當天，吳春霞就告訴東方今報記者，她「對勝訴很有把握」。[2]

❾ 精神病在法律上如何認定

從受害者的角度而言，的確如你所說。
其實客觀地來講，民法上，因為精神病人為無民事行回為能答力人，其作出任何侵權行為都有其監護人為其承擔賠償責任，因此，沒有所謂的無敵，你總能找得到賠償對象。而從刑事責任上，若精神病人因為監護人或者醫院的過失出來犯罪，有過失的醫院或者監護人也需要承擔物質損害賠償，而精神病人很有可能被強制醫療。

❿ 《一級恐懼》 為何法官阻止心理學家證明被告是精神病

這個是個人心理因素的原因，她已經認可了對方的一種說法，但她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