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座法官

❶ 朴蒂埃法學家

法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不同於文學、哲學、史學等人文科學的一個特徵，就是前者比後者更具有強烈的適用性。因此，強調法學理論要經世致用，不要變成玄之又玄的經院哲學，在總體上是不錯的。從主觀上來說，中國法學家們也不願意讓自己的學說遠離現實，但從客觀上來看，法學家的不少主張離實際操作過遠的現象，還是相當嚴重。這一問題不能僅僅用法學家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品格來解釋，而就聯系我國的法學教育體制和法學家的出身經歷，作更廣泛的考察。
從法學教育體制來看，據筆者有限的了解，西方不少大學法學院的院長、教授都有過擔任政府官員、法官、檢察官、律師的經歷，他們把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識一道傳授給了學生。而我們中國法學院院長、教授中有過官員、法官、律師、檢察官經歷的實在為數不多。他們大都是從高中進大學，然後留校任教，這種經歷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深入了解實際，不可能具有較為豐富的社會經驗，要他們的學說貼近實際(不是盲從、附隨實際)也多少有點勉為其難，要他們立場公正、持論公允，也非舉手之勞。
瀏覽一下，醒目的著名法學家，他們大都有擔任過官員、法官等經歷。根據何勤華主編的《外國法律史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所作的統計，古羅馬時代的著名法學家有四個：蓋尤斯、帕比尼安、烏爾比安、查士丁尼，除蓋尤斯出身不詳外，帕比尼安曾擔任過申訴官、帝國高級法院院長、近衛都督(相當於副皇帝)等。烏爾比安擔任過帝國高級法院法官助理、帝國議事會成員，近衛都督。查士丁尼是東羅馬帝國(又名拜占庭帝國）著名的皇帝。
法國近代以來的法學家有居亞斯和朴蒂埃兩位，居亞斯雖未當過官，但其師從的是巴黎高等法院院長的法國駐威尼斯大使弗利埃，朴蒂埃則在奧爾良初等法院法官助理的職位上工作了50年。
德國近代以來的法學家有薩維尼、耶林、祁克等三位，除耶林外，薩維尼擔任過普魯士樞密院議員、柏林上訴法院法官、最高法院顧問等，祁克大學畢業後擔任過律師、見習司法官、軍官等。近代以來的著名法學家有科克、布萊克斯通、邊沁、奧斯丁、梅因等五位，這五位都有過官員或律師的經歷。科克做過律師，擔任過諾里奇市法院的首席法官、倫敦市法院的首席法官、英國副總檢察長、國會下議院議長、英國檢察總長、高等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樞密院成員等。布萊克斯通做過律師，大學校長、法院陪席法官、國會議員、王室法律顧問、王室副總檢察長、高等民事法庭法官等。邊沁做過律師，雖然他是個很內向的人，但為了自己的學說能緊密聯系實際，他走出書齋，曾經草擬了憲法、民法、刑法以及議會改革的要點，給俄國沙皇編製法律。奧斯丁當過陸軍軍官，做過律師，被大法官布勞漢任命為第一刑法委員會的委員，擔任過皇家刑法和訴訟委員會的成員。
美國近代以來著名的法學家有霍姆斯、卡多佐、龐德等三位。霍姆斯做過律師，擔任過馬薩諸賽州最高法院法官和首席法官、聯邦最高法官大法官等。卡多佐做過律師，擔任過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紐約上訴法院常任法官和首席法官、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龐德做過律師，擔任過內布拉斯加州高級法院上訴受理專員和州最高上訴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顧問和教育部顧問等。
經濟學家中也有類似情況。作為首屆(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簡·丁伯根從年輕時起就投向仕途，在荷蘭中央政府任職15年。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斯·阿羅，1962年就任於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後來成為肯尼迪總統的經濟顧問。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遜1941年受聘到美國資源計劃局工作，1945年擔任美國財政部經濟顧問，1953年在美國預算局任職，擔任過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位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二戰期間被美國政府委任為華盛頓戰時生產局計劃統計處副處長。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擔任過柯林頓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因此，從事應用性很強的法學專業的學者們，如欲把學問做得扎實、有價值，就要勇於投向仕途和社會實踐，讓自己的學說接受國情的檢驗，或者貼近現實，或者改造現實。就政府而言，也要建立有利於法學家投向仕途和社會實踐的制度，促進理論聯系實際的制度化。

❷ 英國高等法院中的王座庭與大法官庭分別負責什麼樣的法律

英國法院的審級基本上劃分為基層法院、最高法院和上...

下設3庭:①王座庭,主要任版務為初審權重大的民事案件,.

..②大法官庭,負責審理有關房地產、委託、遺
他也是英國內閣的閣臣之一,依據法律,理論上他...

在昔日,大法官負責主持上議院的會議,同時是英格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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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法院法官及高等法院各分庭庭長的職位,則通常

❸ 什麼是原始契約，它在英國史上有何重要作用及意義

麥克尼爾在《新社會契約論》一書的導言中寫到：「新社會契約從兩個重要的意義上講也是社會性的。它包含了其內部的社會關系，它在西方國家和發達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社會的基本社會經濟工具。」由此可見，麥克尼爾強調關系契約內部關系的社會性和關系契約本身的社會功能。

一、關系契約與社會關系

在麥克尼爾看來，關系性契約與社會關系的勾連在於兩個方面——包括原始契約關系和現代契約關系。關系性契約是相對於個別性關系而言的，個別性契約是當事人之間除了物品交換外不存在任何關系的契約。麥克尼爾用了較大的篇幅討論了個別性契約與原始契約關系、個別性契約與現代契約關系、以及原始契約關系與現代契約關系的聯系和差別。他寫到：「如果說，我們處在一個新的身份和死亡契約的世界，那也不是亨利梅因所指的身份或格蘭特 吉爾摩的侵權行為，而是與兩者完全不同的現象」。[①] 很顯然，原始契約關系是與原始社會的狀態和特點相適應的，現代契約關系是與現代社會的狀況和特徵相聯系的。因此，我們所處的新的身份的世界，決不是梅因所稱的與古代社會相適應的身份的世界，而只能是與現代社會的狀況和特徵相適應的關系的世界。一些學者簡單地從概念到概念地認為麥克尼爾所指的新社會契約回歸到了梅因所說的身份社會，並運用梅因「從身份到契約」的結論反過來批評麥克尼爾。這樣的觀點和批評恰恰遮蔽了麥克尼爾的知識貢獻？

那麼麥克尼爾的知識貢獻究竟有多大?在本文看來，麥克尼爾的貢獻恰恰在於他直面吉爾摩所提出的「契約的死亡」問題，並提出了一種不同於吉爾摩用侵權行為取代和吞並契約的進路的一種新進路。在麥克尼爾看來，契約本身並沒有死亡，死亡的只是古典微觀經濟學個別性契約的進路，契約將以關系契約這一包裹著「有機的團結」的新形象重新登上時代的舞台。

二、新范疇和新理論的限定

提出一個新的范疇的一個關鍵在於對這一新的范疇進行限定，提出一種新的理論的關鍵在於界定這一新的理論的邊界。具體到麥克尼爾所指的關系契約和新社會契約論來說，如果他不對關系契約進行限定，那麼我們可能會問——既然關系契約無所不包，為什麼還要叫契約呢？如果他不打算界定新社會契約論的邊界，那麼我們可能會追問——提出新社會契約論僅僅為了解決「契約的死亡」問題么？

在麥克尼爾看來，關系契約是一種契約，根源於社會、勞動的專業化和交換、選擇性和未來意識。盡管原始契約關系與現代契約關系似乎具有很大的差異，然而在根源上具有共同的特徵。於是，麥克尼爾巧妙地限定了關系契約這一新的范疇，「新社會契約也是一種契約，如果從契約這個詞的初始根源對它界定的話。」[②]

對於新社會契約理論這一新的理論的限定，本文僅僅從麥克尼爾打算處理的一些現代問題角度討論其理論的限度。麥克尼爾試圖在《新社會契約論》第三章中應用新社會契約理論反思一些社會問題。這一探討新社會契約理論應用問題涉及關系契約的社會功能問題。

三、關系契約的社會功能

在麥克尼爾看來，關系契約的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功能就是使交換保持不破裂，也就是契約團結和權力。他寫到：「權力和團結屬於現代世界的社會問題領域，並且在不確定的將來仍會如此」。[③]

麥克尼爾不同意杜爾克姆（又譯為迪爾凱姆、塗爾干）的這樣兩個結論，也就是（1）個人的精神氣質不能為公共的良心提供超越個人主義自身的基礎，因此，不能為全社會范圍內的契約團結提供道德基礎；（2）勞動分工的發展使公共良心減弱為只不過是個人的精神氣質了。然而，在麥克尼爾看來，就自利來說，其催化劑就是社會戒律，並且人們中常常在現實生活發現他人的自利正是信念的所有基礎中最可依賴的一種。例如，契約法全憑絕對的約束力將自利的個人集合在一起，同時將他們的自利轉化成有機團結的一種主要原因。換言之，個人的精神氣質恰恰可以為全社會范圍內的契約團結提供道德基礎。

對於杜爾克姆的第二個結論，麥克尼爾從足夠強有力地維護團結信念的道德根源出發，堅持現代社會的公共良心的根源，除去個人精神氣質之外，至少還有高度的技術和資本決定論、產生於勞動分工本身的規范、自我犧牲的道德、畏懼等四種重要的來源。在麥克尼爾看來，勞動分工遠未排除相對規模的公共良心，它不僅絕對有賴於那樣一種社會共識，而且還會產生這種共識。於是，麥克尼爾駁倒了杜爾克姆關於勞動分工的發展使公共良心減弱為只不過是跟人的精神氣質的結論。

四、關系契約的社會前景

麥克尼爾所指的關系契約，並非一個本質性的概念實體。這種關系契約只是麥克尼爾新社會契約論的一個核心概念，一個可以確定理論邊界的概念。這種關系契約一定要放在社會整體中進行衡量和考察。就當下中國和美國來說，依據新社會契約論它們需要建構的關系契約法必定是不同的。未來社會下應然的關系契約法和當代社會下應然的關系契約法也肯定是相異的。

麥克尼爾在《新社會契約論》末尾展望了後技術社會以及其中的契約團結的情景。如果我們說吉爾摩的「契約死亡論」是在法律領域內部以侵權行為代替契約，那麼我們可以說麥克尼爾是從法律領域外部即從廣闊社會角度考察關系契約的社會前景。

❹ 愛德華·柯克的生平

柯克生於諾富克一個沒落貴族家庭，早年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 接受教育，1578年成為律師。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他開始擁有權力和財富，並當選為下議院發言人，1592年40歲剛過就被任命為倫敦市的副檢察長和記錄法官，1594年又被任命為總檢察長。1606年被任命為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這時他還是王權的護衛者，但自1606年被任命為民事法庭首席法官以後，一連串的矛盾引起了他的司法生涯的中斷，他曾不怕觸怒詹姆斯一世，主張普通法是最高法律，國王以本人的身分不能裁斷任何案件。1610年他再度在王室會議宣布國王不能變更普通法的任何部分，也不能宣告以前的無罪為有罪。柯克立場堅定，不腐化，受人尊重。詹姆斯為了收買他，曾任命他為王座法院的首席法官，並任命他為樞密院顧問。但他在王座法院任內，仍繼續維護普通法對一切人的最高權力，只有議會可以除外。盡管1615年他受到一些挫折和懷疑，但他仍勇敢的不屈服於國王所發出的指令。1616年英國樞密院在弗朗西斯·培根的策畫下對柯克提出控訴，他終於於1616年11月被解職。後來通過女兒的關系又逐漸回到政界。1617年重現回樞密院和星法院。1620年重新成為國會議員。理論上他是國王的支持者，但實際上是大眾黨的領導人，由於他反對查理親王的婚事，參加對培根的控訴，又為國會的自由權利進行辯護，結果被監禁達九個月。但他所提倡的自由權利法案卻於1628年最終成為「權利請願書」。這是他的最高榮譽。之後他退休了。柯克的性格有點咄咄逼人，也有點狹隘，但他的法律意識超群，在捍衛普通法，反對教會和反對王室特權方面功勛顯著。著作有《英國法總論》（共四卷，1628～1644） 。

❺ 英國沒有最高法院

有上訴法院 ，同時上議院是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最高法院

英國的法院制度
現代英國法院
1873年《司法法》統一了一系列法規，1925年重新起草為《最高法院司法（統一）法》，推翻了整個傳統的英國法院結構。當代英格蘭有一個含有兩個部門的上訴法院，一個部門管轄民事案件，一個部門管轄刑事案件，常常是由同一個法官主持審判。
英格蘭在諾曼征服（1066年）以後，皇權逐漸延伸至封建領主，到13世紀初期，盡管完全意義上的地方法院還未廢除，但是從御前會議演變來的中央法院----即財政法院(the Court of Exchequer)、普通訴訟法院(the Court of Common Pleas)和王座法院(Kings Bench)的至上地位已經得到確立。普通訴訟法院審理涉及普通臣民間的案件，而王座法院審理涉及高爵位的人之間的案件並充當上訴法院。不久皇家巡迴法院(itinerant royal courts)設立，以節省民事訴訟當事人去首都威斯敏斯特的人力財力並審判在被刑事起訴關押在郡監獄的人。到14世紀，中央法院的首要職能就是聽審來自巡迴法院的上訴案件。16世紀，作為一個由大法官執行的與眾不同的一套法律體系的衡平法的出現，至少是暫時地打破了法院的統一。
管轄沖突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持續著，直到1875年， 《1873年司法法》開始實施才告終止，這一法令規定了最高法院包括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和上訴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的審判權。純粹出於管理目的，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管轄英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分為三個部分：衡平法官法庭（Chancery）、家事法庭（Family）和王（女王）座法庭（Kings Bench）。從上訴法院有時可上訴到上議院the House of Lord。樞密院司法委員會(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審判來自英國殖民地及英聯邦國家的上訴案件。
1873-75年的《司法法》保證了普通法的規則和衡平法的原則在同樣的法院都被執行。現在1981年《最高法院法》已取代了先前的立法。
A）民事法院處理私人間的糾紛，其目標不是懲罰而是盡可能恢復當事人雙方以前的狀態。民事法院包括：上議院the House of Lord，樞密院司法委員會，上訴法院，高等法院，郡法院the county courts和治安法院the Magistrates Courts。
B）刑事法院處理被指控犯罪的人，並決定他們是否有罪，如果有罪，再決定犯罪分子應承擔的後果。英格蘭和威爾士當前的法院系統的建立幾乎全部都依靠過去一百年來通過的法律：1873-75年的《司法法》;1971年的《法院法》。
刑事法院的結構從低到高的級別如下：
治安法院the Magistrates Courts
刑事法院the Crown Court
王座法院分院Divisional Court of the Queens Bench Division
上訴法院：刑事分院
上議院
大部分刑事案件由治安法官審理，因此沒有陪審團。判刑的程序和審判的程序必須分開，判決有罪是陪審團的程序（證明責任必須讓人滿意），判刑則交給了法官。
治安法官是由御前大臣the Lord Chancellor以女王的名義任命，一個治安法院有三個作用。首先，它是一個審判法庭。治安法院是一個行使簡易審判權的法院，它在無陪審團參與的情況下審理和判決案件。它們審理不重要的簡易罪（輕微盜竊、酗酒、交通肇事），大多是判6個月監禁和/或2000英鎊罰款。其次，它是一個預備調查法院地。一個被控可訴罪（譯者註：由大陪審團起訴）的人在沒有被治安法官審查之前是不能被刑事法院審判的。這個階段就是廣為人知的委託程序。第三，某些治安法官得審理兒童（14歲以下）犯罪和青少年（14歲至17歲）犯罪。
刑事法院the Crown Court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建立於1972年，受御前大臣the Lord Chancellor直接領導，它分為六個巡迴區，高等法院法官由御前大臣the Lord Chancellor推薦由女王任命。在整個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主要城市定期開庭。它包括高等法院的王座分區法官、巡迴法官和記錄法官recorders(兼職法官)。他們在陪審團參與下開庭。中央刑事法院the criminal court就是人們所知道的「奧貝利」，只審理倫敦市區和郊區或在公海上發生的可訴的刑事案件。
有三種類型的法官在刑事法院開庭。高等法院法官、巡迴法官和記錄法官。在刑事法院可訴罪按審理目標分為四類，所有的這些案件只要有無罪辯護的提出，則法官必須在由12位市民組成的陪審團的協助下決定。在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創立於1834年，即人們所知道的「奧貝利」。從刑事法院來的上訴案件由上訴法院刑事分院決定。
王座法院分部是一個審理對刑事法院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訴的案件（刑事上訴法，1968年）它包括英格蘭皇家首席大法官the Lord Chief Justice of England，上訴法院法官the Lords Justices of Appeal和一定數量的由御前大臣the Lord Chancellor任命的王座法院分院的法官。由三個法官共同審理一個上訴案件。
對上訴法院的判決可再次上訴到上議院。上議院是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最高法院。1876年的《上訴管轄權法》組建了一群終身薪水制的上院議員----普通上訴貴族the Lords of Ordinary或法律貴族Law Lords。五個普通上訴貴族組成上議院的刑事審判權。上訴必須至少由三個普通上訴貴族共同審理。每一個貴族發表獨自的意見，但判決採納多數人的意見。
C）上訴法院檢查初審法院的工作並糾正其錯誤。

❻ 衡平法的發展歷史

英國衡平法的產生與發展：
自1066年法國諾曼人威廉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改革訴訟程序，宣布廢除明裁判制度，建立巡迴法官，定期到全國各地進行巡迴審判，對有關國王財政、土地所有權和國王安寧秩序方面的案件進行主動追究，並監督地方的司法活動，而且容許騎士、平民和自由農民可以越過地方法院直接向王室法院提起訴訟，英國的普通法在全英國得到廣泛的適用和發展。
隨著英國手工業和商業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社會經濟關系和財產關系人復雜化，出現了許多普通法所沒有規定的新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現象，當時現有的普通法以土地為中心的解釋農業經濟的產物，無論就其內容來看、還是就其訴訟方式來看，都過於保守、陳舊和僵化，而不能適應社會經濟關系發展的新需要。
首先，普通法訴訟程序方面過於僵硬和殘缺不全；如根據普通法的規定，當事人要向王室法院提起訴訟，必須先向大法官領取開審令狀，王室法院才能開始審判。開審令狀是大法官以國王名義發出的一種訴訟文書，責令被告人履行令狀中所明示的要求，否則即應出庭答辯。因此，不同的訴訟請求就有不同類型的開審令狀，分別規定著不同的訴訟方式（到十二世紀來有各種令狀75種，十三世紀末發展有上百種）。原告提起訴訟必須精心考慮適用哪一種令狀。如果選錯了。法院將拒絕接受受理他的控告，當事人的權益因此就得不到保證。其次，普通法內容也不能適應客觀需要，如普通法規定：債務人到期不能償還債務，其抵押品全都歸債權人所有，這就是說，不管抵押品的價值比所欠債款高多少，債權人都可以永久取得全部抵押品的所有權等等。再次，有些案件當事人的敗訴，往往僅只由於技術上的錯誤，或因為證人受賄、訴訟程序的捉弄，及對手的個人政治影響和干涉，在這些情況下，如果這些案件判決生效後得到執行，必然會產生新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因素。於是，按照英格蘭自古臣民有直接請求國王保護權利的習慣。早在14世紀，由於以上原因在皇家法院敗訴的當事人，就向國王提出請求，請求國王命令對方根據道德和良心的要求行事。國王常常把這種請求委託他的最高行政官員（即大法官）代為處理，因為大法官負責簽發令狀。他通曉普通法及其救濟手段，並且作為「國王良心的守護人」，大法官被認為最適合確定特殊案件的請願者是否應獲得所期望的「上帝之愛」和仁慈的恩典。
大法官（僧侶擔任）處理這類案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既不受普通法訴訟程序的約束，也不遵循普通法的成例，而只依據其個人良心所認為的「公平」「正義」原則獨立處理，無須陪審團參加，這樣在普通法體系之外，就又產生了以大法官判例為法律規則的衡平法。不過初期的衡平法很不穩定，標准也不統一。如俗語所說，如大法官之足，其長短因人而異，大法官某種程度是根據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案件，裁決結果帶有當時擔任此職的僧侶的很強的個人傾向性。自從1529年托馬斯·莫爾作為第一任世俗大法官擔任此職後，衡平法院審判逐漸仿照普通法，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規則和學說；當類似的事實情節出現，大法官便求助於這些規則和學說去處理案件。這些規則和學說發展到16世紀末，大法官的判決開始定期公布，這樣大法官的活動越來越具有司法的性質，他的辦事機構變成了獨立的衡平法法院（大法官法院）。
最初，大法官是獨任法官，但從1730年開始，他便由他的直接下屬，即衡平法院「案卷主事官」相輔助。到18世紀，經過大法官們和法學家的不斷總結、整理、編纂，衡平法也像普通法一樣，採取了遵循先例主義原則，使衡平法的規則也逐漸實現了規范化和條理化，從而將衡平法變成了英國所特有的一種法律形式。這樣，在英國法中，就形成了普通法和衡平法兩種法律規則。兩種法院和兩種訴訟程序並存的法律體制，分別適用不同的法院。當大法官發出的一個「禁令」，禁止某個當事人在普通法院提起或繼續訴訟，或者停止執行當事人已經獲得的普通法法院作出的升效判決時，就必然導致衡平法和普通法在適用上沖突，這就出現了（在17世紀）大法官埃爾斯米爾與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的激烈沖突。柯克法官認為，大法官無權粗暴地禁止在普通法法院管轄訴訟的繼續進行、或禁止執行普通法院依合法方式作出的判決，藉此對普通法法院的審判進行干預。埃爾斯米爾則答到：「如果普通法法院作出的一項判決是依靠壓迫、錯誤和昧著良心取得的，大法官就要挫敗它，並把它們擱到一邊，這樣做不是由於判決中的任何錯誤或缺陷，而是由於當事人一方昧著良心。」
當這場爭論提交給國王詹姆斯二世進行仲裁時，他作出了有利於大法官的裁決。那時起，當衡平法與普通法發生沖突時，前者優於後者並使其成為定製。這樣，在17世紀確定了衡平法效力優先原則。1852年和1858年英國國會制定《衡平法法院訴訟條例》和《衡平法修正條例》，從而使衡平法與普通法的訴訟程序趨於融合；直到18世紀末，衡平法院和普通法院一起納入「最高法院」二者的對立和沖突始告結束。所謂「衡平法」是指大法官通過判決發展起來的一套獨立於「普通法」之外特別規則。衡平法規則並不與普通法規則相對抗。也不旨在廢除或取代普通法規則，相反，衡平法是普通法的拾遺，注釋和補充；衡平法規則極為重要，它有時起到了有效地緩解普通法規則過於嚴苛的作用，從而克服普通法的保守僵化，彌補普通法的空缺陳舊。兩者是法典與法典補充條款之間的關系，正文與注釋之間的關系。「衡平法不是一種自立的制度——而是一些補充性規則的集合。普通法是一種完整的制度，如果衡平法法院的衡平審判權被撤銷，仍有法律適用於每個案件，盡管這種法律可能有些粗糙，它不能完全適應我們時代的需要，但我們對每個案件畢竟有法律可適用」（英國著名法學家梅特蘭語）。與此相反，如果廢除了普通法，衡平法必定不復存在。因為它在每一點上都以龐大的普通法本體的存在為前提。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衡平法促進了使普通法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新需要，起著完備英國的法律制度的作用。衡平法最早始於英國，當時它是由衡平法法院所實施的法律體系，與普通法相對。它作為和嚴厲的普通法規則選擇使用。衡平法根據特定情況下的公平、正義、合理 ( 公道 ) ，有它自己的系統規則和原則，或者說衡平法的作用是以公平、正義的原則彌補普通法不足之處。依靠衡平法系統，某人可以在法庭上尋求法律救濟措施，而不是根據普通法。「衡平法」一詞說明它的精神和習慣是公平、正義、公理；它處理人與人之間的交際行為。衡平法是現代英美法系的重要組成，和普通法、制定法並稱為三大法律淵源，它成為與普通法制度並列的第二大法律體系。 衡平法有自己的一套法院裁判規程和管轄規定。它一開始就在理論上和方法上與普通法不一樣。衡平法可用這樣一句格言來總結，「公正不會讓在沒有救濟的情況下蒙受一種冤屈」。英國衡平法在其歷史發展中，經歷了三種法律形態： 早期衡平法發展形態：
12~14 世紀，這一階段基本屬於形成時期。衡平法的適用，是以被告的良心為基礎。這成了典型的衡平法所具有的特殊觀念，其實質是「自然正義」。衡平法為了彌補普通法之不足，而由大法官根據公平及正義的原則，在 12~14 世紀發展形成法律體系。此期間，普通法已顯得保守、呆板而缺乏靈活性，不能適應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於是，當事人只能請求國王裁判。到14 世紀20 年代，由於國王無法處理日益增多的案件，便交由樞密院和大法官審理。大約從1400 年起，法律承認甚至擴大了大法官和樞密院的管轄權。普通法法官最初顯得願意與大法官和樞密院合作，後來普通法院里也出現了許多具有衡平法特徵的規則。這種新式法庭並沒有完全創造出衡平法，但至少以不同的方法發展了國王公平正義原則中固有的衡平法。衡平法逐漸發展起來彌補普通法的不足和糾正普通法不公平之處。其權利和救濟手段主要有：用益權 (uses) 、禁止令 (injunction) 、特定履行令 (specific performance) 。在英國，樞密院是指以前由一批被任命的顯貴人物組成的就政府事務向王室提供建議的組織。此刻，它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它的司法委員會，即聽取並裁決來自某些自治領和附屬國以及來自英國國內某些法院和某些由國家授予司法權的專門組織的上述案件的最高法院。 近代衡平法發展形態：
15~18 世紀，該時期是衡平法獨立、成熟時期，在這一時期，衡平法由衡平法院專門適用，並加以發展。 為了應付大量的案件，王座法院院長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庭，即大法官法院 ( 亦叫衡平法院 ) 。大法官審理這些案件，並不受普通法的約束，而是根據公平和正義的原則，發展自己的法律，即「衡平法」。15~16 世紀，衡平法在內容和形式上的進步，很大程度取決於普通法本身所具有的種種弊端。從當時的發展狀況看，通行全國的普通法確實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內容不全面，對某些社會關系缺乏相應的規定；規范性不足，條文本身含糊不清；適應機制不強，不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在內容上作相應的變更。16 世紀初，聖·熱爾曼·克里斯托弗 (St.Germain,Ch ristopher(1460~1540)) 的著作《神學博士與學生對話錄》 (Doctor and Student) 從道德角度提出了衡平法的基本理論，對衡平法的發展有很大影響。實際上，16 世紀時，各地普通法院常常採用衡平法的某些原則。 16 世紀末，大法官法院按衡平原則審理了大量案件，衡平法最初的任意性特徵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1616 年詹姆斯一世 (1566~1625 ，英王，在位期於（1603~1625 ），並於（1567~1603 為蘇格蘭王 ，稱作詹姆斯六世) 親自確認了大法官權利，保證了英聯邦下衡平法沒有被廢除，保 存了人們認為能夠給予公平救濟的法院。其掌璽大臣和大法官埃傑頓·托馬斯爵士 (Ege rto,Sir Thomas(1540~1617)) 主張衡平法是法而不是任意決定，其後任弗蘭西斯·培 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 幫助恢復了衡平法與普通法之間的協調，處理了積壓的案件，制定了大法官法院訴訟法典，這部法典使用了兩個世紀之久。後來的掌璽大臣和大法官諾丁漢伯爵(Nottingham,Earl of 1621~1682) 系統地整理衡平法院活動原則，衡平法開始呈現出它的確定形式。他還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使衡平法規則融成一個規范的法律制度，傳統上，他被稱之為現代衡平法 之父。17 世紀後期大法官實際上已經不再執行含糊不清的衡平法，而是明顯地傾向於系統地闡述那些以此為基礎給予救濟的原則，明確其范圍，並使衡平法形成體系。至此，衡平法管轄范圍 包括：執行信託，干預抵押，行使對未成年人的管轄權，監督賬目和遺產管理，對欺詐、意外事故、過錯、威脅手段等造成的損害給予公平的救濟和制訂家庭財產協定等。衡平法逐漸變成了有其特點的穩定的規范體系。衡平法案例匯編開始於 16 世紀後期，但直到 18 世紀才得以持續發表。衡平法的發展表明衡平法的原則一直在實施。
18 世紀衡平法與普通法關系是融合的，雙方在內容上相互滲透。默里威廉爵士、曼斯菲爾德伯爵(Murray,Sir William,Lord Mansfield(1705 ~1793)) 作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曾試圖把某些衡平原則引入普通法，但沒有成功。18 世紀最傑出的大法官是約克·菲利蒲·哈德威克第一伯爵 (Yorke,Philip,lst Earl o f Hardnicke(1690 ~1764)) 。他的偉大成就是以近代形式確定了許多衡平法原則，統一 與系統化了衡平法自諾丁漢伯爵以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的發展，因而使衡平法發展成為一 個確定的但仍有靈活性與成長和適應能力的原則與規則體系。他堅定地確立了這樣一條基本規則，衡平法官應該遵循從大量判例中形成的原則，而不是單個的判例。衡平法的最終結果是經過大法官斯克特·約翰·埃爾登勛爵 (Scott,John,Lord Eldon(1751 ~1838)) 的努力而確立的，他對衡平法的發展主要表現在：設法確立衡平法的原則，使衡平法的規則與普通法一樣確定，他的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諾丁漢伯爵和哈德威克伯爵的工作。並且確定了衡平法規則與法律的關系。這樣，衡平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衡平法成為有明確范圍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將遵循判例原則。最終發展的結果，衡平法在 信託、已婚婦女財產分割等方面經常享有專屬管轄權；在合同強制履行、欺詐、過錯和意外事故等方面享有與普通法的共同管轄權；另外，特別是在發布禁令、指定管理人上享有輔助管轄權。1873~1875 年司法制度法撤銷了大法官法院，實現了普通法與衡平法管轄權的融合。但是又規定，除專門對沖突情況下作出的規定以外，在所有事務中衡平規則應優於普通法規則。即衡平法不屬於普通法體系的一部分，當兩套原則發生沖突時，衡平法處於優勢。 19 世紀~此刻，《1873 年司法制度法》雖然通過將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並入新的最高法院，而統一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管轄權，使高等法院的各個法庭都可以作出相應的不論是普通法的，還是衡平法的任何補償判決。但它沒有規定在權利、財產及收益等方面衡平法與普通法處理原則的歸並和統一，根據《 1925 年財產法》規定，普通法與衡平法在處理原則上仍然不一樣。
現代法律中衡平原則主要適用於以下的處分原則的認可和強制執行：
(1) 衡平法上的財產利益，特別是信託、抵押人在衡平法上的贖回權；衡平法上的抵押和負擔；動產與合同中衡平法上的利益；產生於衡平法上的土地利益的限制條款和衡平法上的轉 讓。
(2) 衡平法上的有關財產原則，如變更原則、選擇原則、清償與撤銷原則、履行原則、調配原則、財產與負擔合一原則和替代權原則。
(3) 對於依照處罰與沒收以及雙方信託關系的衡平法上的救濟。
(4) 衡平法上的保護，如衡平法上的相抵、解除與放棄、默認與疏忽等。
現代衡平法的內含與外延有著不同往日的新的動態及發展趨勢。根據《 1925 年財產法》，衡平法之財產和利益的概念被擴展到以前由普通法加以認可的某些財產利益上去。在衡平法上的請求與辯護方面，《 1873 年司法制度法》以後，某人在任何法院都可以提出衡平法上的或普通法上的請求與辯護，並且可以獲得普通法上的或衡平法上的救濟措施。已往的衡平法上的專屬管轄權、共同管轄權和輔助管轄權此刻變為「三位一體」，即擴大的共同管轄權。在現代實踐中，高等法院既可以行使普通法上的管轄權，也行使衡平法上的管轄權，並授予當事人以在他看來是正當的、任何形式的補救，而不論是普通法上的，還是衡平法上的。
現代衡平法所審理的案件，仍舊是民事初審和上訴審，其訴訟程序許多方面與普通法訴訟程序相近，但在審判活動的原則和方式上仍然是以書面的、審問式的方式進行審判，陪審團只起顧問性的作用。 現代衡平法對社會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17 ~18 世紀某些重要的衡平法領域，在制定法的配合下，許多已成為現代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大都有了新的發展，甚至有某些部門，已獨當一面了，如信託法、公司法等。它的理論和救濟手段在現代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中，用途更為廣泛，且已深入公法領域，如在契約法中廣泛使用的特別履行、部分履行的救濟手段，不當壓迫、對未得到通知的已給付價格的善良購買人的衡平理論，「重意圖而輕形式」、 「平等」的衡平原則，「不把時間條款作為契約的要素」等。在現代侵權法中，大量運用各種衡平禁止令，涉及社會公益、無形財產、個人權利等各方面的侵權案件。此外，衡平法上的抵押在現代社會也廣為利用，並發展成為一種「留置權」理論。現代衡平法還發展了一種 「夫妻財產分別制」理論，旨在保護已婚婦女的財產，維護男女平等的財產觀念。現代衡平法依舊建築在司法判例原則的基礎上，由司法解釋和法定原則的適用所組成。衡平法通過規定新的權利和救濟方法以及軟化普通法中過於呆板之處來補充普通法，在信託法、合同法、繼承法等方面，對普通法起著重要作用。
英國現代衡平法的新特徵是：
(1) 確立了「同等權能」和「衡平法優先」原則，「遵循先例」原則伴隨現代法院組織體系的完善也最後確立和鞏固，它們是現代衡平法適用上的特徵，也是英美法系的基本原則。
(2) 現代衡平法觀念已由中世紀的「自然主義」、近代的「個人主義」過渡到現代的「社會主義」。
(3) 以前衡平法和普通法時有沖突，此刻基本上和平共處、相互融合滲透。
(4) 在現代法庭，法官以衡平法審理案件的權力正日益擴大，法官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權」 ，衡平法不完全固守自己單一的傳統救濟措施，往往交叉使用某些彼此有聯系的、穿插的、混合調整方式。
英國衡平法的形成、發展和演變表現為吸收、分離、組合的過程：
(1) 吸收過程：主要表現在衡平法對羅馬法、教會法、普通法和商法的吸收，衡平法是在全面、廣泛吸收其他法律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法律體系的。
(2) 分離過程：主要表現為衡平法院與行政權力的分離；衡平法與普通法分離；衡平法與宗教、倫理的分離。時代的發展使衡平法進步，表現為新的形式和新的充分內容。分離使衡平 法得以發展，從而具備純法律特徵，成為與普通法制度並列的第二大法律體系。
(3) 組合過程：首先，主要表現自我組合上。衡平法在司法組織上有專門法院，即衡平法院，在訴訟程序上形成了一套與普通法訴訟程序相區別的獨特的訴訟法，在實體內容上，進行 案例報告、匯編，形成體系，力求原則、理論和規則上的制度化。其次，表現在混雜組合上。一是將來源不一的法律淵源組合在一起；二是通過立法進行改革，同國家其他的司法組織 在行政管理上和司法管轄權上的合並，使其在訴訟程度上趨於一致，以及在實體原則、規則上相互滲透，合二為一。
雖然英國的衡平法院在19 世紀後半葉已被撤銷，取而代之以高等法院中設立的大法官分院， 但衡平法的許多原則，卻被保留下來，沿用至今。

❼ Tombot是什麼意思啊

特許協議是指東道國政府或代表政府的授權機構與私人投資者簽訂的關於政府授權許可投資者在特許期內建造經營專屬於政府的公共基礎設施的契約文件或合同。它是BOT項目的基礎合同，規定了政府與投資者的權利義務，不僅是處理合同雙方關系的依據，也是投資者簽訂其他合同的依據。 然而，我國關於特許協議的各方面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就特許協議是國內契約還是國際協議，特許協議是民事合同、行政合同還是經濟合同，特許協議中的政府保證與一般的保證合同有何不同，特許協議中的政府保證是否為法律所允許等問題一直爭論不休。筆者也就以上問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一、BOT特許協議是國內契約 關於BOT特許協議是國內契約還是國際協議，學者的爭議一直很大。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國際協議。認為BOT特許協議往往約定投資爭議由國際法院或國際仲裁方式解決，排除東道國管轄，而東道國也會因為違約而承擔國際不法責任。 2、國內契約。認為特許協議的投資方、與政府相對的一方無國際法上的主體資格，投資者是基於東道國政府出讓大型項目的經營權才取得簽約資格。 3、混和契約。認為BOT特許協議兼具以上兩者特徵。我國理論界有學者認為:「特許協議不是國際協議，而是國內法契約。特許協議都是東道國根據東道國的立法，如石油法、礦業法等確定其權利義務關系及其他具體內容，並經東道國政府依法定程序審查批准而成立的。協議的一方雖為東道國政府，他方為外國私人投資者，但凡不是國際法主體間訂立的協議均不屬國際協議或條約，不受國際法支配，而受國內法支配。」 實踐中，由於發達國家多為資本輸出國，因而其主張多為國際協定，認為對BOT爭端應適用普遍國際法或一般國際法原則。其理由為:東道國將專屬於國家的對資源的開發權利暫時讓渡於外國投資者，東道國此時是站在主權者角度與投資者簽約，足以說明雙方簽訂的是國際協定。對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東道國與外國投資者簽約的目的只是在於獲得項目的資金、技術。雖然東道國將專屬於自己的對資源、項目的開發權暫時交由外國投資者行使，其目的也只是為公共目的，獲得資金和先進的技術，而根本不關心外國公司屬於哪一國家，更談不上將承認此外國公司的國際法主體資格。這個時候，東道國與外國公司的合作，與其他有實力的本國公司的合作並無不同。 其次，從實在法角度看，目前普遍承認的獲得國際法主體資格的只有國家、國際組織。國際組織是基於有多數國家的主權讓渡，而取得國際法主體資格。東道國簽訂BOT協定本身並沒有將主權轉讓的目的，而且單一國家的承認也並不會使某外國公司、跨國公司獲得國際法的主體資格。國際法主體資格具有固定的要素，只有達到法律規定才能成為國際法主體。 再次，BOT協定中約定的將爭議提交國際仲裁或依國際法規則並不能說明BOT協定本身就是國際協定。在BOT協定中，為吸引外資、讓國外投資者放心，可能約定將來的爭議不由國內法院管轄，提交國際仲裁，這只是基於合同約定，合同當事人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可以根據意思自治原則選擇准據法。而BOT協定由於投資金額大、耗費時間長，體現東道國對外國投資公司的保證，規定可以提交國際仲裁或依國際法規定判決。事實上，雙方也經常約定由國內法院管轄。 二、BOT特許協議是民事合同 對BOT特許合同屬於民事合同、行政合同還是經濟合同，各國學者存在較大的分歧。法國有行政契約，將其視為政府執行經濟計劃的一種方式，並發展了一套關於行政合同的法律規則和法律制度。而在英國，政府契約與私人契約一樣，適用普通法上的私法規則。但由於政府契約本身的特殊性，英國又通過1921年高等法院王座法庭法官羅拉特(Rowlatt)審理的安非特萊特一案創造了「契約不能束縛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判例，實踐中還未對其法律定性。在同屬普通法系的美國，學者則更習慣於將政府與私人簽訂的契約視為「特許權」，原則上適用普通契約法的規定。 在國內，對BOT特許協議屬於何種性質的合同，有以下兩種觀點: 1、行政合同。認為特許協議的標的具有特殊性，政府簽訂協議的目的具有公益性，而且雙方權利義務具有不對等性。公法契約在我國還沒有確切的法律定義，而法國行政法院在司法實踐中歸納出識別行政合同的如下標准: (1)合同當事人中需有一方是行政主體; (2)合同以執行公務為目的; (3)超越私法規則的合同。認為我國的BOT項目特許權協議與這三個標準是相符合的，因此將它視為一種類似於法國行政合同的公法契約是適合的。 2、民事合同。認為合同當事人旨在產生、變更民事法律關系，當事人一方雖為國家，雙方的地位也並非不平等。BOT投資方式是國家通過契約利用私人資本與技術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大多數國家目前將這種行為視為私法上的商業性行為，而非公法上的統治權行為。 筆者認為， BOT特許協議應屬於民事合同，受私法調整。原因有三： 首先，從特許協議的目的上看， BOT協議是政府將特定的基礎設施項目一定年限內的建設和經營收益權與特許經營者的資金、先進技術進行交易的行為，不同於行政合同的目的是為實現行政管理、執行公務，也不同於行政許可行為。行政許可是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申請，經依法審查，准予其從事特定活動的行為。就有限資源、公共資源的開發利用雖然也可設立行政許可，但此行政許可合同與BOT特許協議有著質的區別。行政許可是對相對人的活動進行控制的手段，維護公共利益，而BOT特許協議是對資金、先進技術的有償利用。特許協議中的外國投資者更不會耗費大量資金、技術與東道國簽訂行政合同，還讓東道國控制、管理自己。目前大多數國家將這種行為視為私法上的商業性行為，而非公法上的統治行為。 其次，從合同雙方的地位上看，雖然合同一方為東道國政府，但是政府在法律關系中並非一直充當管理者的角色，只有在政府執行公務行為的時候才是管理者。政府行使經濟職能時，是以民事主體身份參加法律關系，與其他民事關系的主體並無不同。而且政府各部門職權不同，管理部門與訂約部門往往分離。作為特許協議的當事人，政府往往以「雙重身份」出現，即「所有權人」和「行政機關」。作為特許協議當事人的政府具有民事主體身份。政府為保護公共利益不受損害，而有權變更或解除合同或採取強制措施時，是以行政機關的形象出現，不是特許協議當事人。就如政府可以對其他兩個主體之間簽訂的有害公共利益的合同，作為第三人採取強制措施一樣。在BOT特許協議中，雙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政府並沒有優益權。 再次，從糾紛解決方式看，民事合同當事人才能自由地選擇糾紛解決方式，因為民事合同當事人處生的歧義。正是基於這一考慮，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在其制定的《通過BOT項目發展基礎設施指南》中採用了BOT項目協議名稱。於平等地位。而行政糾紛應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途徑解決，排除了調解、仲裁適用的可能性。BOT特許協議的糾紛解決方式一般為協商、仲裁、訴訟等，如我國的交通、發電廠和給水的BOT項目特許協議示範文本，就規定了定期討論、和解和仲裁三種措施。這些商事合同的糾紛解決方式明顯不同於行政合同的糾紛解決方式。為便於與行政許可相區分，有學者建議將BOT特許協議(Concession Agreement)改稱為BOT項目協議(ProjectAgreement)。這樣， BOT特許協議的民事合同性質十分明顯，從而避免了因名稱而產生的歧義。正是基於這一考慮，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在其制定的《通過BOT項目發展基礎設施指南》中採用了BOT項目協議名稱。 因此，BOT特許協議在本質上屬於一種民事合同，同時，它也是一種特殊的民事合同。筆者認為，BOT特許協議的特殊性最突出的體現即在於，作為合同一方當事人的政府，享有超越對方當事人的許多權利，如監督執行的權利以及合同解除權等，都超越了普通民事合同的規則，使得雙方當事人的地位有不平等的嫌疑。然而，筆者認為，從項目協議的本身來看，它屬於民事合同無疑，但由於BOT項目涉及的標的通常是公共基礎設施等牽涉公共利益的項目，因此，在履行這個合同的過程中，為了維護公共利益，政府必須擁有一些超越普通民事合同所賦予的權利來確保合同的全面履行。因此，可以認為是BOT特許協議是以民事合同為內容，輔以行政合同的一些形式的一種特殊的民事合同。既然BOT特許協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們就不能僅僅依靠普通的合同法來對其調整。

❽ 海瑞與柯克：為民請命，得罪君主，為何命運迥異

提起海瑞與柯克，兩人雖然都是清官，但命運卻大為不同。這其實是因為東西方文化差異造成的結果。

兩人都是大膽進言的臣子，為何一人差點被處死？另外一人卻被升職了呢？這其實還要從中西兩國的文化背景方面去探討，中國的文化中講究的是禮，臣子要絕對的愛戴，推崇和服從君主。而在西方的文化中，講究的則是法。正是因為大環境背景不同，才造就了海瑞和柯克兩個人完全不同的命運。

❾ 愛德華·柯克的介紹

愛德華·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2.1-1634.9.30）英國法學家和政治人物。1613年被任命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後，又常被稱作柯克大法官。柯克身上有許多光環：普通法的福音， 活著的普通法， 法學之源， 而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他與詹姆士一世的那場爭執，以及作為1628年權利請願書的一名起草者。

❿ 這是美國法庭，法官背後牆上的英文是什麼意思出處在哪裡有什麼典故。

Reason is the life of the law; nay, the common law itself is nothing else but reason. ---Coke

法律的生命是推理，不僅如此，而且普通法本身除了推理外別無他物。――科克

愛德華·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1634.9.3)，英國16、17世紀著名普通法學家。他主要討論的法律問題並不是一般性的法律問題，這與霍布斯、菲爾默、洛克、哈林頓等人不同，而只是英國法律問題。同時也只討論英國法律問題中的一部分，即普通法（主要適用於國王法庭）。
法學觀點
對於適用於其他英國法庭的法律，他也不怎麼關注。他對這些法律也熟悉，但認為他們是"外來法"（foreign law）。英格蘭法（english law）──"the law of the land"一般只指英國普通法，而不是如其論敵正確地添加的"the law of the Chancery, the Ecclesiastical law, the law of the Admiralty … the law of the Merchants, the Martial Law, and the Law of State."他還不僅僅認為普通法庭的法律是"the law of the land"，而且致力於使其系統化，他認為英格蘭法律是自足的。所以他才採用了君士坦丁的"institutes"名稱。他提出普通法高於其他法律。這一點與詹姆斯正好相悖。被任命為王座法庭大法官後，他堅持自稱為"英格蘭的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england）──這令詹姆斯十分不悅。他認為普通法是延綿不斷的。但他最重要的貢獻是把普通法看成是英格蘭的"基本法"，是其未成文的憲法（constitution）。事實上，科克並未提出新理論，他接受詹姆斯的前提，只是把法學的重點從一般性的法律轉到英國法，且用歷史的方法來研究它。對於這一點，詹姆斯也沒有辦法，因為詹姆斯也強調法律的延續性，他需要給君主的合法性找到一個歷史基礎。
後人評價
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謀其職，干一行愛一行。做為attorney general，完全忠於國王；做為普通法法官，完全忠於普通法；做為議員，堅決支持議會的獨立。在內寺十分受歡迎，在其職業生涯很早的時候就被認為是一個傑出的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