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辱的法官

A. 法官出庭為何要戴假發、穿黑色長袍

相信喜歡看港劇的朋友都知道，港劇裡面的法官出庭的時候都是帶假發和穿黑色長袍。我當初以為他們帶這個是為了好看和裝X的呢，不過到現在我還是不清楚到底為什麼會戴假發和穿黑色長袍，不過我聽過幾種說法。

首先我們要清楚這個傳統並不是我們國家傳下來的。是由英國當初在香港留下的。香港曾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回歸後，司法制度仍然沿襲了英國的傳統，法官和律師的假發套也就這樣保存了下來。
那為什麼英國會有這樣的傳統呢？
我們先普及假發的起源，外國人戴假發的習俗可追溯到很久遠的年代，在埃及木乃伊的頭上就發現過假發。據考證，在古埃及，不論男女都剪去頭發，以求清潔涼爽；但為了好看，又經常戴上假發。假發用人發、棕櫚樹葉纖維或羊毛製成。
第一種說法，中世紀，英國地區的司法人員們因過度勞累，頭發掉得厲害，禿頭很常見。為了保持良好的形象，律師和法官約定俗成在法庭上都統一帶上白色假發套。我個人覺得這個可能比較大。
第二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是，為了強化法庭和審判者的威嚴和權勢，讓法官和律師不受主觀影響，保持公正的態度，於是法官和律師之間就用發套和法袍營造一種「非人化」的氛圍。
簡單來說就是要神秘化自己，增加自己的權威。
第三種說法，英王查理二世流亡法國一段時間後，在1660年回國重新執政時，就把這種男裝假發傳入英語系國家。當時英國剛剛結束內戰，內戰時議會派「roundhead"留短發，保皇派」beatles"留長發，法官帶上假發可以避免顯示自己的政治傾向，以示公正。這種長度及肩或稍長於肩假發成為1620年代以來歐洲男子的時尚，便成為傳統流行於英國的法庭。
迄今為止，都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我個人覺得是因為那對於香港是一個恥辱，很多人都不願提及。

B. 45歲湖南高院法官被殺害，此事為何引起了無數網友的憤怒

45歲湖南高院法官被殺害，被殺原因是同鄉人因事向法院提起訴訟，想通過高院法官為其打招呼行方便，但被拒後產生怨憤進行報復行凶，引起無數網友的憤怒。

45歲的湖南高院法官周某出生在一普通家庭，經過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對法律的熱愛，從基層一直做到高院法官，周某因工作表現優異多次獲得獎項，判案期間無一超審限、無一上訪鬧訪、無一因過錯被發回和改判。但就因同鄉人向某自身有事向法院提起訴訟，想通過同鄉人周某以法官的身份為自己托關系行方便，但遭到周某的嚴厲拒絕，之後懷恨在心對周某進行報復行凶，最終導致周某搶救無效，定格在45歲這個年紀。

C. 南京彭宇案的那個狗屁法官現在咋樣了

2007年1月4日，66歲的徐壽蘭向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彭宇將其撞倒在地致其受傷為由，索賠13.6萬余元。這起民事訴訟的一審經過了3次庭審，分別在2007年的4月、6月和7月。對於一場普通的民事訴訟而言，如此頻繁的開庭並不多見。

2007年9月4日下午4點半，南京市鼓樓區法院認為本次事故的雙方徐壽蘭和彭宇均無過錯。按照公平的原則，當事人彭宇對受害人徐壽蘭的損失應當給予適當補償。因此，主審法官判決彭宇給付徐壽蘭損失的 40% ，共45876.6元。判決結束後，彭宇表示不服判決。

當時這起轟動全國的民事訴訟案一審判決後引起極大爭議，有人對主審法官王浩的判決表現出了極度不滿。

就在眾人期待彭宇上訴後能看到公正的終審判決時 ，2008年3月15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公丕祥在全國「兩會」新聞中心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首度披露該案雙方已庭外和解。至此，為時1年多的彭宇案畫上了結案句號。

「不管如何，彭宇案本身對法官王浩的影響和沖擊是巨大的。」江蘇省某法院一名法官事後向本報記者稱。

之前，記者聯系南京市鼓樓區法院談及彭宇案時，一名法官向記者稱，「(王浩)人調走了，我不清楚這事」。

9月25日，該法院一法官向記者證實，彭宇案的主審法官王浩確實是調走了，而調走之前王浩在該院的知識產權庭任職。

調離法院，王浩被安排在了離法院10公里之遙的鼓樓區挹江門街道辦。有人認為，如果不是因為彭宇案，王浩不可能被調走。事實上，調到街道辦的王浩並沒有坐在街道辦的辦公室里。街道辦的一名負責人稱，王浩到街道辦後被安排在了挹江門司法所。

司法所位於南京市鎮江路4號的斜對面，這里離街道辦的辦公場所還有3公里之遙，司法所在一個破舊的居民生活區的弄堂里，看上去有些破落，以至於連一些住在這里的居民都不知道還有個司法所存在。

D. 南京法官王浩不死!中國道德就死!

顛覆了建立已久的道德，他是千古罪人，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E. 強烈呼籲絞死呼市中級法院的宮靜、胡爾查，以告慰冤魂。

殺死玩忽職守、不公正判案的北京三中院法官王黎，殺死當今還活著的呼市中院法官胡爾查、宮靜，還等什麼，快速取之人頭祭奠他們錯殺的呼格吉勒圖！然後公告天下！以警示在職法官敬業公正執法。

F. 東京大審判的中國法官是誰，為我國做出了哪些貢獻

東京大審判的中國法官是誰，為我國做出了哪些貢獻？

東京大審判是在二戰結束之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的東京對二戰中的日本戰犯進行的審判。當時的法庭由11個國家的11名法官組成。在審判中，中國代表團受到了種種的困難和挫折，然而，整個法庭上不贊成對這些戰犯處以死刑的人居然佔了大多數。中國的法官和檢察官們在面對其他各國法官們的偏見和刁難的時候，他們鬥智斗勇，克服了對美國法律了解等種種的不利因素，終於在庭審辯論上取得了上風。這次審判持續了長達兩年的時間。最終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7名日本甲級戰犯被判處死刑。

G. 法院的法官都經常去外地出差嗎 下面是我現實遇到的。（我的案件從受理到現在已經三個多...

將與你有僱傭關系的老闆作為被告是合理的.辦理案件是有一定期限的,如果法院延期是違反程序法的,你可提起行政訴訟.

H. 譚彥現在怎麼樣了

譚彥最後的歲月

老鐵，人民的兵，執法的一架天平；

老鐵，堅強的人，我們的一盞明燈；

為了社會的安定，為了司法的公正，

你無私奉獻，燃燒著生命，

你是我們心中的英雄。

老鐵，拓荒的牛，鐵骨錚錚；

老鐵，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對人民滿懷深情，對黨一片赤誠，

你無私奉獻，燃燒著生命，

你是我們心中的英雄。

——《老鐵之歌》

2004年11月28日，上午10時45分，北京結核病醫院。在與病魔進行了十幾年的搏鬥之後，在親人和同事悲痛的呼喚聲中，一顆頑強的心臟結束了最後的跳動。帶著對生命的眷戀，帶著對親人、同事和朋友的愛戀，帶著對黨和人民的熱愛和感激，譚彥永遠地告別人世，告別他至死不渝的審判事業。

對他的離去，醫生、親人、同事和朋友都早有心理准備，但當死神降臨的那一刻，人們還是不願他就此永別。大汗淋漓的醫護人員第8次啟動心臟起搏器，希望能再次為他驅走死神。但這一次，譚彥真的一去不復返了。所有當班的醫護人員都圍過來，默默地為他擦洗身體，換上干凈的衣服。她們早已見慣了死亡，此刻還是忍不住熱淚。多年來，這位病人身上強大的人格力量感染著她們。一位年輕的護士湊近他耳旁說：「譚彥，您走好。譚彥，我們永遠忘不了您！」

一個普通法官的病逝，卻牽動千千萬萬個人。八寶山殯儀館里，人們為這位普通法官舉行了庄嚴的遺體告別儀式。當他的骨灰運送到遼寧省大連市後，無數素不相識的人到車站迎接，幾十輛汽車一起跟隨著，緩緩護送他的靈柩，許多出租司機免費搭載送別的人。網路上，一個個帖子表達人們心底的敬意和哀悼：「好法官自然受到人民的愛戴！」「譚彥，願您在另一個世界裡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天堂里還有法槌敲響嗎？」「譚彥，您一路走好�」

有的人死了，他卻依然活著。44歲的人生過於短暫，卻給這個世界寫下一首不朽的贊歌，歌唱高尚無私的品格，歌唱正直善良的人性。44歲的人生過於短暫，卻給這個時代矗起一座燦爛的豐碑，留下一道永恆的光芒。

1996年之後，譚彥因病不得不離開審判崗位，但卻沒有淡離人們的視線。許多讀者都想了解譚彥在生命的最後歲月里的一切。懷著悲哀和崇敬的心情，我們走訪他的親人和戰友，收集他留下的筆跡。點點滴滴看似平凡的小事，卻展現出一個高大的身影：在生命的最後歲月里，他依然保持著共產黨人高尚的情操，依然牽掛著神聖的審判事業。他頑強地與病魔抗爭，渴望回報黨和人民的關愛。鐵法官的堅強意志和高尚人格在最後的歲月里依然熠熠生輝。

在生命的最後歲月里，對黨的忠實信仰和感恩情懷成為他與病魔抗爭的精神動力。真誠善良的心靈流露於一言一行，都展現了一個共產黨人高尚的品德和光輝的人性。

（一）

2004年11月21日，譚彥燃燒的生命只剩最後的余火，隨時都將熄滅。醫護人員奮力搶救，使他再一次從昏迷中蘇醒過來。與病魔奮戰了十幾個年頭之後，此刻他聽到死神重重的敲門聲。他有太多的心裡話要說，但氣管已被切開，幾個月來都發不出聲音。他讓守候在身旁的愛人拿來寫字板，乾瘦無力的手顫抖著，提起筆來似有千斤，豆大的汗珠刷刷地滾落，每一個字都拼盡心力：「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普通的基層法官，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一點工作，黨和人民卻給了我許多的榮譽，心裡時常不安。感謝黨和人民的培養和關懷，下輩子我也要跟黨走。我的生命是有限的，矢志將大好年華獻給黨的偉大事業，只嘆身患重病，壯志難酬……」寫到這兒，他渾身大汗淋漓，又昏迷過去了。

幾個小時後，他一醒來，又堅強地提起筆。心痛的妻子勸他不要寫了，但他執意要寫：「作為法官，清廉如水是立身之本，秉公執法是生命之魂，枉法裁判是天大的恥辱！」經過又一次昏迷之後，譚彥又提起筆來： 「我此生有三大遺憾：一是為黨做的貢獻太少；二是給親人的關心太少；三是沒有讀完研究生。」

11月25日，去世前三天。看著心力交瘁的妻子和淚水漣漣的兒子，譚彥滿含深情地寫道：「感謝中央首長和各級黨政領導，感謝肖揚院長和各位法院領導。是黨和組織給了我多次生命。」

臨終之前，譚彥讓愛人找來《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分別在扉頁上寫下贈言，送給作為共產黨員的妻子和共青團員的兒子。他給妻子的贈言是：「熱愛黨，忠於黨，與麗娜共勉。」

人之將死，其言也真。熟悉譚彥的人知道，他拼盡心力寫下的這些話，正是他的肺腑之言。多年來，對黨的忠實信仰和感恩情懷，成為他與病魔抗爭的精神支柱。還在崗位上時，他就多次表示：「我的生命是黨給的，活著就要為黨工作。」離開崗位後，他更有一種強烈的心願：一定要努力康復，才能回到崗位上，才能報答黨的恩情。

（二）

1996年7月，中央各主要媒體集中宣傳譚彥的事跡，「鐵法官」的故事感動了成千上萬善良的人們。譚彥先後被評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法院模範、全國十傑青年衛士。面對榮譽，譚彥沒有居功自傲，而是為不能在崗位上回報黨和人民的關懷而愧疚不已。他在日記中寫道：「多年來所做的一切，並沒有想得到什麼宣傳和回報，只是想過得充實一點，在有生之年為黨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黨培養我這么多年，如今卻因為身患重病而無以回報，心裡非常不安和愧疚。」「面對這么多榮譽，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驕傲自滿，要有一顆平常心。我所做的都是一名共產黨員和人民法官應該做的，與焦裕祿、孔繁森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一定要加倍努力，爭取更大的進步。」

獲得許多榮譽以後，他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更加低調做人。曾有記者采訪他，問他為什麼要這么做？他只是說：「咱是老百姓的孩子，就應該做對得起老百姓的事。」他多次受到中央和有關領導的接見，但他家的牆上，沒有掛任何與領導的合影。

1997年，譚彥光榮地當選為黨的十五大代表，滿懷激情和喜悅出席了盛會。他克服病痛，一邊加大葯量，一邊堅持參加會議。每當工作人員勸他休息時，譚彥總是擺擺手：「我很好，我能堅持。」他認真地聽取會議報告，積極參加小組討論和各種會議活動。每天晚上，疲勞不堪的他又堅持寫日記和心得。大會開幕那天晚上，他寫下長達2000多字的筆記，抒發內心的激動和感想。

1996年下半年，組織上為他安排了良好的醫療條件，要求他安心養病。對此，譚彥深感不安。他總是盡可能不給單位和組織上增加麻煩。在臨終的最後時刻，已經說不出話的譚彥，一次又一次在寫字板上囑咐家人：不要給單位添麻煩。不要老打電話打擾李院長（大連開發區法院院長李辰章）。車放回去，不然費用太高（譚彥病危期間，法院派一輛車守候在醫院）。老家的人來，費用我們自己出（譚彥病危時，其老家親屬來北京看望）。買菜不要買高檔的，普通的就行（譚彥最後幾個月，只能喝蔬菜汁和水果汁）。買東西一定要自己花錢，不要花公家的錢。

直到臨終的最後時刻，他都記住：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普通的人民法官，只能給黨做出奉獻，而不能有任何奢求。法院為他准備後事，打算把他安葬在環境優美的大連名人園。彌留的譚彥得知後，堅決囑托妻子賈麗娜：「那裡費用太貴，千萬不要。已經讓國家花了許多錢了。咱是老百姓的孩子，不算名人。」賈麗娜遵從他的遺願，為他選了個普通的墓地。她說，譚彥就喜歡跟普通百姓在一起，讓譚彥長眠在這里，他會更踏實和安心的。

（三）

無私奉獻是譚彥精神中最感人的一面。在病床上的歲月里，譚彥最大的渴望依然是盡己所能回報社會。

1998年，長江、松花江流域發生百年不遇的洪災，譚彥時刻關注著災情。他不顧天氣炎熱，親自到開發區管委會大樓，捐上了寄託著一片深情的2000元錢；1996年12月，大連開發區一家企業懷著敬意向他捐獻了2萬元錢，希望他用這筆錢買點營養品。正在北京住院的譚彥得知後，當即打電話給妻子，語重心長地囑托：「公司的心意我領了，但這筆錢還是轉贈給開發區一中，這筆錢可以給家庭貧困的學生解決一點困難。」大連開發區婦聯代表全區婦女給他捐了1000元，他提筆寫信感謝：「請用這一千元為少年宮的孩子們買些書刊，讓開發區的孩子們獲得更多更新的知識。」1998年他當選為大連市十大名人，當場就把1萬元獎金捐給普蘭店市的一所希望小學。

小周超是大連市春德小學的學生，父親去世，母親一人拉扯三個年幼的孩子。1998年秋天，譚彥得知小周超的境況後，決定與他結成助學對子，一下子為他交齊了6年的學習費用。他不顧病體，帶著一大堆學慣用品，在愛人的攙扶下到小周超家裡慰問。他撫摸著小周超的頭說：「你母親很不容易。你一定要好好學習，只要我還活著，一定會盡力供你讀書。」這些年來，他一直關注著小周超的成長。直到臨終之前，他還囑咐愛人賈麗娜回大連後馬上去看看小周超。

（四）

譚彥在同學、同事和朋友中人緣一直很好，這是因為他的正直、高尚，也是因為他的無私、善良。他心裡裝滿濃濃的愛：愛黨、愛法院、愛家人、愛同事、愛朋友，愛每一個人。譚彥去世後，許多與他有過接觸的人回想他的為人，忍不住愴然淚下：「譚彥真的是個好人！」他性格內向，並不輕易表白自我，但心裡始終裝著別人，對關心幫助過他的人更是充滿著感激。人們從許多細節里，都能看到他那顆透明的心。

2003年底，病危的譚彥被切開氣管，說不出話來。但他很快學會用手機發信息，時常通過信息答謝同事和朋友的關心。他念念不忘那些曾經關心他幫助他的人。中組部的吳紅同志為譚彥的精神和為人所感動，一直像關心弟弟一樣關心著他的病情。在臨終前三天，譚彥還一直念著吳紅，他在寫字板上深情地寫道：「吳紅大姐，您外出還想著我，給我買葯，關心我的病情，經常給我打電話。真的謝謝！」最高法院辦公廳的周德偉同志受最高法院領導委託，負責與譚彥的聯絡，經常去看望他。譚彥一直對他充滿感激，臨終之前他三次寫到周德偉的名字，稱之為恩人。

譚彥臨終之前，許多領導、同事、朋友、親人都到醫院看望。看見他們，譚彥總是非常高興、激動。11月28日上午，他臨終前一個小時，看到前來探望的同事夏明宇，幾個月都說不出話來的譚彥突然喊出聲來：「明宇！」然後眼睛睜得大大的，非常激動。——他多希望這些愛他的人能永遠守在他身邊！但每次他都示意：病房裡空氣不好，不要呆太久。大連開發區法院派司機在醫院守候，他在寫字板上告訴妻子：「師傅家裡有老人小孩，讓他早點回去。」11月19日，臨終前9天，他從《參考消息》上看到一篇題為《牛蛙皮治青光眼》的文章，想起退休的老同事李永春的兒子患青光眼失明多年，特地把文章剪下來讓賈麗娜轉交給老李。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譚彥對始終守護自己的家人充滿愛和歉疚。賈麗娜從20多歲起守著病中的愛人，整整17年。之所以能一直保持對譚彥深深的愛情，是因為他強大的人格力量。她說，譚彥總是那麼坦盪、那麼善良。譚彥在生活上不能盡丈夫的職責，但在精神上卻成了賈麗娜的支柱。生命之火即將熄滅，夫妻倆的愛情卻纏綿得如同初戀，讓許多目睹者潸然淚下。在臨終前的字條上，他一再表達對愛人的感激和關心。看賈麗娜臉色不好，他寫道：「你不要太累了。」賈麗娜難過了，他勸慰：「我一定會渡過難關。」

在生命的最後歲月里，譚彥依然牽掛著他熱愛的審判事業，依然刻苦學習審判業務。他的心依然隨著人民法院的改革和發展而脈動。

（一）

同學們說起譚彥，都說他天生就是做法官的好材料：人品高尚、心地善良、勤奮敬業、樂於奉獻、甘於寂寞。從大學時代起，他就立下此生的志向：做一個鐵骨錚錚的好法官。同事們都能感到他身上那種獻身事業的勁頭。在媒體宣傳他之前，他在院里就有「老鐵」的雅號，這是因為他的鐵面無私和鋼鐵意志。同事們還給他譜了首《老鐵之歌》。

譚彥去世的時候，沒有合上雙眼。他的親人和同事告訴記者，這是因為他心願未了：他多麼渴望身著庄嚴的法官袍，重返神聖的審判台，多麼希望為人民法院再立新功。他總覺得自己以前的貢獻還太少，只有繼續奉獻才能回報黨和人民給他的崇高榮譽和無限關懷。

1996年5月，譚彥的病情又一次發作，咳嗽、氣喘，持續高燒十幾天。6月5日，大連開發區法院院長張曉明為了讓他安心治療，命令撤掉他的辦公桌，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安心治療，不要老想著工作。」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譚彥才離開了無比熱愛的審判崗位。

1998年初，經過一年多的專心治療，譚彥的病情明顯好轉。他非常興奮，覺得終於可以回到崗位了。從醫院出來後，盡管身體還很虛弱，他立即回到法院上班。法院沒有電梯，身體虛弱的他每走一步樓梯都氣喘吁吁。好心的同事們爭著要背他上樓，但倔強的他堅持要自己走。領導考慮到他的身體經不起反復，堅決要求他繼續休養，他只好放棄每天准時上班的念頭，但心卻一直系著審判工作，隔三岔五總要到法院看看。一到審判委員會開會討論案子，他總是盡可能參加。幾年來，病魔一直伴隨著他，因為長期服葯，他又患上雙腎結石。但他只要覺得身體好轉，便向領導要求上班。他實在是太渴望回到審判崗位了。

譚彥再也回不到他魂牽夢縈的審判台了。臨終前他希望妻子和兒子繼承自己的遺志：希望妻子努力工作，做一位秉公執法的好法官；希望兒子好好學習，考上自己的母校吉林大學法學院，以後也做一名無私奉獻的好法官。

（二）

在生命最後的歲月里，譚彥的床頭總是堆放著兩樣東西，一是葯物，一是書籍。他常常讓愛人到書店去買法律書籍。他去世後，記者翻看他家裡的藏書，發現許多書里都有他留下的一道一道記號。

盡管不在審判崗位上，但譚彥每次見到同事，話題總是離不開案子。每個人來看他，他總是問起最近辦些什麼案子，怎麼判的？幾年沒有親自審理案件，他特別擔心自己落伍。他知道幾年來審判工作發展很快，對法官的要求更高了，他急切地想熟悉新的審判方式。同事譚家戎說，每次與他交流審判業務，他總是如飢似渴，兩眼放光。

病中的譚彥一直保持著通過媒體了解國家大事和學習法律知識的習慣。同事們看望他時，常常驚訝於他對時事的了解。《人民日報》、《人民法院報》、《法制日報》是他每天必讀的報紙。《新聞聯播》、《今日說法》、《法制天地》是他最愛看的電視節目。2002年10月，在《人民法院報》創刊十周年的時候，他寫了題為《高奏時代的強音》的文章表示慶賀：「人民法院報不但是我的摯友，更是我的良師。通過閱讀其中的新聞，我及時地了解人民法院的發展狀況、發展方向。先進法院經驗和模範法官事跡讓我很受感染和激勵。理論版更使我增強法學功底、增長法律知識。副刊上的作品特別是法官們創作的作品，讓我在病榻上身臨其境，或品味，或沉思。」

在ICV（重症監護室）里，譚彥不能看電視了，但他堅持用收音機收聽新聞和法制節目。盡管讀書很吃力，但他還是離不開心愛的書籍。臨終前幾個月，他從收音機里聽到任長霞的事跡，便讓賈麗娜買來《任長霞》一書，認真地閱讀，並在書的扉頁上寫下：「向任長霞學習，忠於事業，公正司法。」記者在幾份黨員學習材料上看到他留下的字跡：「岳父：捎來的材料我已學習了，反復看了幾遍。」

譚彥臨終遺囑中說自己此生有三大遺憾，其中之一是沒有讀完研究生。1998年初，身體好轉的譚彥聽說母校吉林大學和大連海事大學在大連合辦研究生班，非常高興地報名參加。三年時間里，盡管病魔纏身，他始終堅持讀完所有的課程。因為每次陪讀，賈麗娜也跟著讀完研究生的課程，法律知識大有長進。然而，沒等到寫完畢業論文，譚彥被送進重症監護室。

在生命的最後歲月里，譚彥以堅強的意志和超凡的毅力與病魔進行殊死的搏鬥。在病魔面前，鐵法官的英雄本色閃閃發光。

（一）

1989年3月，長期超負荷工作的譚彥，連續高燒十幾天。就在兒子出生的當天，譚彥再也支撐不住了，被同事們送進醫院。診斷結果是「慢性纖維空洞型肺結核」——這是肺結核病中最嚴重的一種，幾乎就是不治之症。面對兇狠的病魔，譚彥始終充滿樂觀主義精神，堅強意志始終不垮。

離開崗位之前，他照樣從容鎮定地上班、辦案。1993年7月1日至1995年6月30日，是他病情最嚴重的日子。560個工作日，他出勤竟多達512天。離開崗位之後，他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有條有理，把自己收拾的乾乾凈凈，努力讓家庭里沒有病魔的陰影。他常常坐在輪椅上陪愛人、孩子散步，一家三口有說有笑。他喜歡與岳父下棋，陪老人海闊天空地談論時事。他喜歡看足球，一個精彩的射門會使他像孩子一樣又喊又叫。只要在家裡，他每天都會給兒子輔導功課。身體狀況好的時候，他還會親自下櫥，炒上幾道好菜。頗有喜劇細胞的他，一高興了還會給家人來段小品，兒子最喜歡看他模仿趙本山扮演老大娘。他喜歡聽音樂，臨終前幾個月還讓朋友用MP3下載一些民族音樂，在ICV里，他時常沉浸在這些樂觀向上的旋律里。

譚彥有一雙令人難忘的眼睛：澄澈、明亮、沉靜、執著。透過這雙眼睛，他坦盪、善良的心靈讓人一覽無余。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之後，這雙眼睛更顯得又大又亮。在生命的最後歲月里，這雙眼睛始終那麼明亮、堅定、沉著，沒有絕望，沒有哀怨，透著剛強不屈的光芒。直到臨終前一個小時，同事還看到他眼睛閃著亮光。

1996年下半年，組織上把他送進全國最好的結核病醫院，給他提供最好的治療條件。在他的極力配合下，療效顯著。至2003年初，他的痰菌培育檢查結果呈陰性，醫生宣布，他的病已臨床治癒。奇跡果然在他身上發生。2003年底，正在躍躍欲試准備上班的譚彥，因為一次意外，病情急轉直下，被送入重症監護室。

（二）

2003年12月29日深夜，病魔兇狠地撲向譚彥，醫院發出病危通知。單位開始為他准備後事，聞訊的同事、朋友、親人紛紛趕到醫院，想見他最後一面。醫護人員奮力搶救，切開他的氣管以維持他的呼吸。與譚彥同期被送進ICV的病人，都相繼去世了，惟有譚彥堅持了11個月。醫生們驚嘆：從沒見過生命力這么頑強的病人。

在ICV里，譚彥忍受常人難以想像的痛苦，以超凡的毅力，與病魔進行最後的抗爭。切開氣管後，他只能從鼻孔進食。進食的過程就是一種痛苦的折磨，但他知道，只有繼續吸收營養，才能維持生命，便堅持進食。兩個月以後，他的病情有所減輕，居然能從口腔進食了。於是他每天堅持喝蔬菜水果汁，喝小米粥。每次昏迷醒來後，他就主動要求進食。氣管切開後，他一直戴著呼吸機。他知道只有摘掉呼吸機，靠自己呼吸，才有可能好轉起來。於是，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摘掉呼吸機一直成為他努力的目標。

生命已如游絲，但他還是沒有絕望。從昏迷中蘇醒不久，面對前來看望的同事，他寫道：「感謝領導，感謝戰友，工作特忙，千里來看我。無論什麼難關，我永遠是有信心的。」1月17日，同事趙秋實、譚家戎來看望，他百感交集地寫道：「差一點沒有見面的機會了！千瘡百孔，深咳重喘，九死一生，只有親身經歷才能體會：生活是多麼美好。但人沒有吃不了的苦，沒有受不了的罪。」2月8日，他在紙上與愛人聊天：「咱倆自費旅遊的願望能實現嗎？」3月1日，看著從吉林老家來的親人，他忍不住難過，親人走後他悄悄流淚。之後，他擦去眼淚抄寫兩段詩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看著他臨終前寫下的只言片語，記者總是忍不住熱淚盈眶。那以往娟秀的字跡已經變的虛弱、模糊，但其中展現的是鐵法官堅強不屈的意志和對生命、對事業深深的眷戀。

有的人死了，他卻依然活著。

譚彥，您走了，但《老鐵之歌》還在回盪：你無私奉獻，燃燒著生命，你是我們心中的英雄。我們忘不了您純凈、剛毅的眼睛，忘不了您頎長清瘦的身影，忘不了那些催人淚下的故事，忘不了您平凡而偉大的一生。您是人民法官的驕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驕傲。

譚彥，您沒有死。「秉公執法，無私奉獻」的譚彥精神永垂不朽！

I. 想知道中國出席京東大審判的法官梅汝傲的信息

是：梅汝敖，不是驕傲的「傲」。

梅汝璈，1904年生，江西省南昌人。

1926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28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了。1946年3月，由美、中、英、法、蘇、加、新、荷、印、菲等十國法官參加的設在日本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至 1948年 11月共進行了長達兩年半之久的對日本戰犯的審判。而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就是曾任山西大學法學院教授的梅汝敖。

在梅汝璈去世的10年前，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B]「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B]

2003年春，我們意外發現一本關於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日記，日記的主人是全程參與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這本從未公開過的日記描述了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審判，那些鮮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那些台前幕後錯綜復雜的激烈爭斗……

一個中國法官的心路歷程，為我們展開了那段歲月無法湮沒的歷史記憶。

逮捕日本戰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隨即，美軍第8軍對日本實施軍事佔領。駐日盟軍總部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要求立刻逮捕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39名甲級戰犯。當30多名美國憲兵包圍東條英機的住所時，屋裡傳出一聲槍聲。不過，由於東條英機是左撇子，他自殺時沒打到心臟。

美軍憲兵立即把東條英機送到醫院搶救，美國士兵還主動獻血。因為作為惡果僅存的世界三大元兇(另兩人為已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一，他必須活著接受公開審判。

此時，日本統治集團人人自危，最緊張的是日本天皇裕仁。因為國際上認為裕仁負有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必須嚴懲。要不要把裕仁推上歷史的審判台，成了擺在同盟國面前的一道難題。

盟軍佔領日本後，麥克阿瑟將軍與日本天皇裕仁進行了一次秘密會面。雙方對會談始終諱莫如深，30年後的裕仁說：「當時與麥克阿瑟將軍有君子協定，永不透露。」不過出於戰後美國戰略利益的需要，美國政府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訴天皇。裕仁逃過被逮捕的命運。

3個月中，盟軍最高統帥部發出4批逮捕令，逮捕118名前日本軍政領導人為甲級戰犯，關到東京最大監獄巢鴨監獄候審。

遠東軍事法庭

1945年12月16日，蘇、美、英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決定組成由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荷蘭、印度和菲律賓11個國家參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法庭有權審判犯有以下三種罪行的日本甲級戰犯：破壞和平罪；普通戰爭罪；違反人道罪。美國人約瑟夫·季南被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兼盟軍總部國際檢察局局長。

1946年1月28日，盟軍總部公布了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11國法官名單，中國法官梅汝璈位列其中。1946年2月7日，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向國際檢察局遞交了中國認定的11名戰犯的名單。位列第一的是日本侵華的間諜頭子土肥原賢二；第二是曾任日本關東軍司令的本庄繁，但當時國民政府並不知道他已自殺；第三個是南京大屠殺製造者谷壽夫；板垣征四郎、東條英機、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單內。

然而，由於日本投降後有計劃地銷毀了大量侵略證據，中國檢察官帶來的除戰犯名單外，沒有更多證據。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犯罪，將是整個東京審判中的重頭戲，缺少足夠的證據，後果不堪設想。為此，工作人員多次前往中國過去的敵占區和遭受過侵略迫害的難民中尋找人證與物證。

1946年春，國際檢察局開始撰寫起訴書。經過爭議，1928年1月1日，即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皇姑屯事件」發生日，被正式確定為中國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

1946年4月29日，季南正式向法庭遞交起訴書。一天後，起訴書被送到28名被告手中，喪鍾即將為倒行逆施者敲響。

法官座次爭執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的前一天，進行了最後一次隆重綵排。綵排中，一場尖銳沖突差點兒毀掉即將開始的東京審判。沖突由法官們的座次安排引發。

法官的席位原本應以受降簽字的先後為序，即美、中、英、蘇……但庭長衛勃卻想讓和他親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國法官梅汝璈堅持主張按日本投降書簽字次序排座次。

法官們爭執不下，衛勃始終沒有表態。直到開庭前的一天，終於攤牌了。庭長衛勃宣布說：「排列次序是美國、英國、中國、蘇聯、加拿大……衛勃還補充道：「這是經盟軍最高統帥部同意的。」

梅汝璈表示：「我絕不接受這種於法無據、於理不合的安排！中國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戰最久、犧牲最大的國家，在審判日本戰犯的國際法庭里她應有的席位竟會降低到英國之下，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他氣憤地脫下法袍。

看到梅汝璈已經准備離開，衛勃急忙攔住他，表示和其他人再商議。很快，衛勃回來了，他表示照原來的安排綵排，正式開庭的安排再討論。對此，梅汝璈表示堅決拒絕。當再去商量的衛勃第3次來到梅汝敖面前時，他盯著梅汝璈說：「預演就照受降簽字國次序進行。」

大川裝瘋逃脫

1946年5月3日上午8點42分，押送日本戰犯的車來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門口。在《朝日新聞》記者眼裡，「這群戰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隊伍。」

衛勃讀完開庭詞，首席檢察官季南開始宣讀起訴書。一個日本記者對開庭第一天曾作過比喻：「每一幕都恰似觀看莎士比亞的名劇！」

在季南宣讀起訴書的時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的大川周明突然朝他前面的東條英機的禿頭就是一巴掌。表情僵硬的東條苦笑了一下。而這之前，大川周明已打過東條一巴掌了。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後據說受了刺激，開庭前，他的辯護律師曾請求對他做精神鑒定，但被駁回。

當庭長下令把大川周明帶出法庭時，他一邊掙扎一邊高喊：「我要殺死東條！」

第二天，法庭准許大川周明退庭去進行精神鑒定，醫學專家最後認定他患有精神病。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宣判後不到兩個月，大川周明被釋放。奇怪的是，他的瘋病居然好了，從此逍遙法外。

據說，他在臨死前向記者透露：「我是裝的。」梅汝璈對他曾這樣評述道：「這是對法律正義的嘲弄。」

審判風波再起

5月6日，當法庭准備進行「認罪傳訊」時，辯護律師團副團長清瀨一郎突然以庭長衛勃調查過日軍在新幾內亞的戰爭行為為由要他迴避。這是日本戰犯辯護團早有預謀的蓄意攻擊，法庭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衛勃宣布休庭，然後火冒三丈地離開法庭。法官們經過開會裁決，衛勃重新回到庭長座位。清瀨一郎發起的攻擊被暫時挫敗了。

開庭以來，日本觀眾席上每天都座無虛席，法庭旁聽券的黑市價格曾賣到800日元一張，當時日本人的月薪也就500日元。

「認罪傳訊」是指被告必須回答對於起訴書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認有罪。如果承認有罪則直接量刑；否則法庭就開始審判。在法庭上，所有戰犯都聲明自己無罪。

隨後，被告辯護團再次發難。辯護團認為，在1946年以前，國際法中根本沒有破壞和平罪這一說法。並懷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否有資格和權力對日本戰犯所犯下的破壞和平罪等三大罪行進行審判。

5月17日，辯護方面的觀點和動議被法庭全面否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序幕就此結束。

揭開9·18真相

1946年6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大戲正式登場。

法庭很快就進入了日本侵略中國部分的審理，首先面對的是滿洲階段，這是日本侵略擴張的開始。而對第一個陰謀侵略事件「皇姑屯爆炸案」，被告和辯護團試圖把責任推到中國人身上。

1946年7月5日，一個神秘證人突然出現了，他就是原日本陸軍中將、1942年退出現役的陸軍省兵務局局長田中隆吉。他作證說，張作霖之死，是當時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計劃並實施的，進行這場爆炸的是當時從朝鮮來到沈陽的京城工兵第二十連隊的部分官兵，共用了200個方形炸彈。

田中隆吉的證言極具殺傷力。隨後，他就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策劃成立偽滿洲國等繼續作證，並當庭指認了主謀。「九·一八事變」發生真相也隨之揭開。

1931年9月18日，當時擔任日本關東軍參謀的板垣征四郎和作戰參謀石原莞爾、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共同合謀，製造了柳條溝南滿鐵路爆炸案。爆炸發生後，關東軍趁機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為把東三省從中國剝離出去，他們推出了已被廢黜的清帝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溥儀出庭作證

8月，國際檢察局亮出一張王牌———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舉證日本陰謀分裂中國的罪行，再也沒有比溥儀更有力的人選了。溥儀對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國最後王朝覆滅的見證者，又是日本軍國主義手中玩弄的傀儡。

當季南問溥儀是如何去東北的，溥儀小心地說，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脅。當溥儀談到與關東軍上校參謀板垣征四郎會面時，他說日本人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但新政權要用日本人做官，因此他拒絕了。同時，他指認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當時板垣征四郎氣得臉部抖動不止。

8月19日，溥儀第二次出庭作證，問到當偽滿洲國皇帝是否有個人行動自由時，溥儀十分惱怒：「所謂『自由』一詞，十幾年中與我毫無關系，簡直就是猴戲。」

溥儀控訴日本人殺害他的妻子譚玉齡時，情緒開始失控，使勁用手拍打證人台。在談到天皇裕仁送給他天皇神器寶劍和鏡子時，溥儀再次情緒失控，「當我拿著這些東西回家時，家裡人都哭了。這是我這一代人的恥辱。」

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指責這是攻擊日本天皇的祖宗時，溥儀大聲咆哮：「我可是並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這句話引起鬨堂大笑。

被告的辯護人陸續對溥儀進行激烈盤問，試圖證明溥儀在說謊。溥儀頂住了辯護律師一輪又一輪的威脅與恐嚇，完成了他的作證。從8月16日起，溥儀連續出庭8天，創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單人作證時間最長的紀錄。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雖然不見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但唇槍舌劍一樣夾帶著毫不留情的攻擊與抵抗。一旦中國檢察方對日本戰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決提供的證據不成立，那麼，伸張正義的審判就有可能落空，後果不堪設想。

艱難尋找證據

審判中，一些極其重要的戰犯輕易逃脫了法律的制裁，特別是日軍七三一部隊就被人為地掩蓋了。掩蓋者正是美國，美國軍方以不指控「七三一」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為條件，要他交出試驗結果。

但日本在中國的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和侵華急先鋒板垣征四郎是絕對不能放過的。

日本政府為掩蓋罪行，在投降前後銷毀了大量秘密檔案和文件，尋找證據十分困難。中國檢察官倪徵燠等人於是前往被查封的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從字里行間發掘罪行證據，工作強度之大難以形容。

舌戰侵華元兇

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壞和平罪、參加制定並執行對中國的分裂陰謀和侵略戰爭的土肥原開始個人辯護階段。

在法庭上，土肥原顯得十分緊張。他的第一個證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務機關時的新聞課長愛澤成。愛澤成說，土肥原無其他秘密活動。

中國檢察官倪徵燠拿出《奉天特務機關報》等物證，證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組織「華北五省自治」事件，愛澤成啞口無言。

另一證人是日本原駐天津總領事桑島主計。1931年秋，土肥原將溥儀裝入箱內，用汽車運到塘沽，又用船載到大連。桑島勸阻未果，向外務大臣拍了電報。但他作證卻說這些都是流言。倪徵燠立刻向法庭出示電報，桑島目瞪口呆。

但是，狡猾的土肥原一直不為自己辯護，檢察方就沒有機會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證據。

智斗侵華先鋒

接下來中國檢察官面對的，是揚言要和中國檢察方面大戰三百回合的日本陸軍上將板垣征

四郎。1931年，板垣參與策劃和實施了「九·一八」事變。1938年，板垣極力主張擴大侵華戰爭。

1947年10月9日是極其精彩的一天。板垣提出了長達48頁的書面證詞，想說明「滿洲國」根據「民意」成立；七七事變後，他始終主張從中國撤軍。倪徵燠根據日本御前會議文件、內閣會議文件、密電、動員令等重要材料盤問反駁，面對大量鐵的事實，板垣無話可說。

倪徵燠沒忘記土肥原。他問板垣：當年扶植溥儀稱帝、勾結關東軍、陰謀華北自治、煽動內蒙古獨立、唆使漢奸成立偽政權的，是不是就是土肥原？板垣不得不點頭。

由倪徵燠擔綱的反詰盤問持續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穩氣度和辯論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戰犯的辯護防線被徹底摧毀。

最後，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南京屠殺真相

在審判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們心靈的一幕發生在對「南京大屠殺」審理的時刻。

1946年9月，為弄清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法庭設立了一個獨立的單元進行法庭調查。

第一個出庭作證的，是當時在南京大學醫院工作的美籍醫生羅伯特·威爾遜。他目擊了南京大屠殺，從12月13日開始，在六七個星期里日軍一直在屠殺中國人。

3個死裡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也出庭作證。難民尚德義在下關與其他1000人被機關槍掃射，死裡逃生。商人伍長德作證，日軍用4挺重機槍向手無寸鐵的2000名難民掃射，他倖免一死，但接著又被日軍刺刀亂捅、煤油焚燒，伍長德滾入護城河，僥幸逃脫。難民陳福寶被抓，日本兵讓他們摔跤，輸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倖存者的證詞給所有在場者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更為難得的是，法庭得到一份十分珍貴的影像資料。這段105分鍾的歷史膠片記錄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事實，令世界震驚。拍攝者是美國牧師約翰·馬基。對影像內容，日本記者連用三個「慘」形容：「那一刻，令人戰栗不已。」

此外，還有一個特別的作證文件，就是納粹德國駐南京大使館發給德國外交部的一封秘密電報。電報說：「犯罪的是整個的日本皇軍。它是一副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

慘劇震驚世界

法庭內外的人們簡直無法理解，為什麼日軍會如此沒有人性？

研究者認為，在1937年的淞滬戰役和南京保衛戰中，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讓日本軍隊感到吃驚。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下達命令：「發揚日本武威，懾服中國」，鼓勵部下變成失去人性的惡魔。

南京陷落的第4天，松井石根進入屍陳遍地、到處是縱火痕跡的南京城。而在審訊中，松井石根的辯護律師為他開脫，試圖證明被告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好人」。其辯護律師甚至要求把結論性的言詞從庭審筆錄中刪去。季南起身大聲駁斥：「這個事件就是被稱之為現代戰爭史上獨一無二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為什麼要刪去！」

松井石根極力為自己開脫，說他派了憲兵維持秩序，而事實證明，僅有17人的憲兵隊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後來，松井石根在巢鴨監獄曾向僧人花山信勝懺悔：「南京事件，可恥之極。」

法庭最終對南京大屠殺做了如下認定：「在日軍佔領南京的最初六個星期內，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這是一個十分保守的數字，實際在南京遭日軍屠殺的中國軍民為30多萬人。

1947年4月26日，最先攻入南京製造屠殺慘案的第6師團指揮官谷壽夫在南京執行槍決。1948年1月28日，中國軍事法庭對在南京各屠殺中國100餘名平民的向井敏明、野田岩判處死刑。1948年11月，松井石根被判有罪。

二戰罪魁東條

隨著太平洋階段審理開始，日本軍國主義頭子、戰爭元兇東條英機被推向前台。由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死，東條英機成為這次大戰中僅存的最高責任者，也是惟一能說明挑起戰爭真相的人。

1947年12月26日，法庭開始審理東條英機。日俄戰爭爆發後，東條隨日軍第15師團侵入中國東北，1928年任陸軍省整備局動員課課長。他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人參加日軍秘密法西斯組織「一夕會」。

26日，東條的辯護人清瀨一郎作開頭陳述，他完全否定大東亞戰爭的侵略性質，氣焰十分囂張。接著，東條開始朗讀長達220頁的口供書，為自己和日本軍國主義辯護。

1947年的最後一天，首席檢察官季南反駁盤問開始了。

季南把重點引向日本和美國在開戰前的談判上。日本人為和美國人周旋，制定了兩套談判方案：甲案和乙案。《甲案》主要內容是：日軍有條件地從中國華南地區撤軍，但至少25年內不會從中國華北、內蒙古以及海南島撤軍；日本堅持履行三國同盟條約。《乙案》作為替代方案，只允諾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區實行武力擴張。

11月7日，日本大使向美國遞交甲案。14日，美國國務卿赫爾正式拒絕甲案。6天後，日本遞交乙案，同樣遭美國拒絕。但為取得偷襲的最佳效果，談判仍舊繼續進行。

東條袒護裕仁

在法庭上，東條英機極力想擺脫他下令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責任，但他11月5日發出的電報等鐵證證明東條正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魁禍首。

東條英機的辯護律師布列尼克認為，日本對珍珠港的攻擊「並非偷襲」。對此檢察官進行反擊：日本向美國遞交最後通牒電報是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一個小時20分鍾以後。而且，偷襲後日本才播發了天皇裕仁的宣戰詔書。

人們疑惑的是，東條有這么大的力量發動戰爭嗎？他背後的支持者是誰？1月7日，衛勃親自訊問東條。他問道：是誰最後就開戰問題向天皇進言的？除了你還有誰？東條說出兩個人，但均是死無對證。然而，衛勃訊問東條的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法庭對日本天皇裕仁不起訴。至於上一晚發生了什麼，迄今仍是個謎。

東條英機一直不惜一切代價掩護天皇，這也是戰後日本政府一開始就確定的最高辯護方針。

1948年1月7日，法庭最終認定，被告東條是戰爭主謀之一。

嚴懲戰爭罪犯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判決。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的開頭這樣寫著：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和根源。

判決書一共宣讀了7天……

而此前各國法官之間的爭論也達到高潮。庭長衛勃主張把所有被告流放到荒島上；美國法官同意死刑，但注意力盯在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戰犯身上；印度法官主張全體被告無罪……中國法官梅汝璈則堅決要求嚴懲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

經過斗爭，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6票比5票的微弱優勢判處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絞刑，另有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1名被判處20年徒刑，1名被判處7年徒刑。

然而，風波再起。7名被告的律師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釋放被告。12月6日，美國最高法院決定接受上訴。消息傳出，世界輿論為之大嘩，反對之聲鋪天蓋地。面對國際壓力，1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否決了日本戰犯的上訴申請。

喪鍾在1948年聖誕前夕，終於為戰犯鳴響，7名戰犯被處決。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進行中，南京、上海、馬尼拉等地也設立軍事法庭，審判日本乙級、丙級戰犯，受審戰犯共5416人，其中937名戰犯被處以死刑。

J. 有誰知道這樣一個故事，有3個人，性格不同，有的嗜酒，還有一個性格特好，但是結局確是性格不好的

美國有一個學校的一個班級，26個所有的人都有過不光彩的歷史，有人吸毒，有人進過少年管教所，有一個女孩子甚至在一年之內墮過三次胎。家長拿他們沒有辦法，老師和學校也幾乎放棄了他們。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叫菲拉的女教師接了這個班。新學年開始的第一天，菲拉沒有像以前的老師那樣整頓紀律，先給孩子們一個下馬威，而是出了一道選擇題：
有三個候選人，他們分別是：
A、篤信巫醫，有兩個情婦，有多年的吸煙史，而且嗜酒如命；
B、曾經兩次被趕出辦公室，每天要到中午才起床，每晚都要喝大約一公升的白蘭地，而且曾經有過吸食鴉片的記錄；
C、曾是國家的戰斗英雄，一直保持素食的習慣，不吸煙，偶爾喝點酒，但大都只是喝一點啤酒，年輕時從未做過違法的事。
菲拉要求大家從中選出一位在後來能夠造福人類的人。無庸置疑，孩子們都選擇了C。然而菲拉的答案卻令人大吃一驚：「孩子們，我知道你們一定都認為只有最後一個才是最能造福人類的人，然而你們錯了。這三個人大家都很熟悉，他們是二戰時期的著名人物：A是富蘭克林•羅斯福，身殘志堅連任四屆美國總統。B是溫斯頓•丘吉爾，英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首相。C的名字大家也很熟悉，阿道夫•希特勒，一個奪去了幾千萬無辜生命的法西斯惡魔。」孩子們都獃獃地瞅著菲拉，他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孩子們，」菲拉接著說，「你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過去的榮譽和恥辱都只能代表過去，真正能代表一個人一生的是他的現在和將來的所作所為。從過去的陰影中走出來吧，從現在開始，努力做自己一生中做想做的事情，你們都將成為了不起的人才……」正是菲拉的這番話，改變了26個孩子一生的命運，如今這些孩子都已長大成人，其中的許多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作出了驕人的成績，有的做了心理醫生，有的做的法官，有的做了飛機駕駛員。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那個個子最矮的也最愛搗亂的學生羅伯特•哈里森，今天已經成為華爾街上最年輕的基金經理人。
因此，我們的老師要知道，我們的學生，人生才剛剛開始，他們要走的路還很遠，他們在學校的發展，遠遠不能決定他們以後的發展。我們的一言一行直接關繫到他們的發展，要相信每一個學生。這也是我工作中的一個准則，我會和學生講：「人的潛力是無窮的」，「每一個都是好樣的」，「做不一定成功，但不做肯定不成功」，「花有存在的道理，小草也有存在的道理」。處理學生的事情我是對事不對人，在我教過的學生中有許多原來我們看不中的學生後來發展很好。我在見到我以前的學生時，最不願意聽到的話就是學生啟發我回憶起他：「他就是原來怎麼調皮的，怎麼樣差的」，每一次，我都會一再向學生道歉，因為我在平時的工作中傷害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