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哲法官

Ⅰ 來篇法律與自由民主的論文

獨立司法體制的作用-菲利帕·斯特魯姆
獨立司法體制的作用
菲利帕·斯特魯姆

"美國許多法學家認為，法院對人權領域的問題從憲法上做出審理，這是我國的一大特徵與驕傲。我贊成這個看法。"

—最高法院法官 露絲·巴德·金斯伯格

美國2000年的總統大選曠日持久，遲遲未見分曉，這使許多人為之驚愕不已。決定勝負的選票在佛羅里達州，然而在選舉結束多日以後，人們疑問重重：佛羅里達州的某些選票是否因為技術設施故障而被遺漏，果真如此又該如何處理？佛羅里達州議會介入進來；若干州法官也介入進來。佛羅里達州州務卿和聯邦國會一些議員發表了措辭激烈的講話。候選人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和阿爾·戈爾(Al Gore)的支持者，紛紛在佛羅里達州和美國全國各地示威遊行。

這場爭議案被提交到美國最高法院。法院做出的裁決在實際上宣布了布希對戈爾的勝利。

至此一切結束。戈爾發表了祝賀布希當選的演說。示威的人群各自打道回府。未能奪得總統寶座的那個黨的政治家們在電視上宣布，現在是齊心協力處理國家事務的時候了。對於法院的裁決，決非人人皆大歡喜，但幾乎人人都認為，必須接受這一裁決。某些人嘖有煩言，認為某幾位法官有政治偏頗，但是沒有人懷疑，法官們是在獨立於其他政治當事人的情形下做出他們的決定的。

聯邦司法體制保持獨立，而且社會上公認這個體製做出的決定必須得到遵守 — 這正是美國政治制度的一大特徵。事實上，世界上沒有其它任何法院擁有近似美國最高法院的這種在裁決社會爭議、解釋國家憲法和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的非凡權力。在這次選舉爭議之時正擔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曾在若干年前說過，美國的司法體制是"我國政體中的御寶之一"。

人們常問到的關於美國司法體制的問題涉及兩個方面。第一，美國讓若干通過任命上任而非民選產生(而且是終身任職)的法官確定哪些是政府其他部門可以採取的合法行動，這是為什麼？第二，這樣一種體制化的權力怎麼能符合民主政體所蘊涵的由多數人決策的原則？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美國人的政府觀念。

聯邦司法體制的創立

起草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1789年美國《憲法》(Constitution)的開國先賢深信，人民的權利先於政府而存在。他們在《宣言》中宣告，人的權利與生俱來，政府的宗旨在於維護和增進這些權利。例如，政府必須維護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這是需要有刑事法律和執法官員的原因。

但是，《憲法》起草人提出，如果說，新政府保護人民互不侵權，那麼，又由誰來保護人民不受政府侵權呢？政府可能犯錯，政府可能暴虐，政府可能濫用人民的信任，剝奪人民的權利。美國政治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深信一切體制機構都存在腐敗的可能，所有政治人物都可能受腐蝕，不單是受到有形的金錢的引誘，而且還會受到一種危害性更大的引誘，那就是：以正義的化身自居。掌握權力的人很容易認為，他們自己想做的事理所當然是正確的。這在民主制度下更是如此，因為政治人物可以讓自己相信，既然他們是由人民選出的，這就證明人民信賴他們會做出正確的決定。《憲法》起草人當時已在考慮，用什麼辦法，既可以使政府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保護公民，又不至使政府強大到成為一個不受約束的權力堡壘？

他們得出的答案是，通過份割權力來制衡權力。政府要分成三個分支，即總統、立法部門(國會) 與司法部門。國會非經總統同意，不能通過法律；總統非經國會同意，不能推行政策；國會和總統二者都要由司法部門來問責，司法部門按照《憲法》所授予每一分支的許可權來評斷國會和總統的行動。要由司法部門來充當《憲法》的最後解釋者，而《憲法》則是說明主權人民對政府行為的要求和政府權力所受限制的最終文件。如果兩大"政治分支"，即總統和國會，企圖跨越這些界線，公民們就可以訴諸司法體制，以《憲法》為依據，向總統和國會的做法提出挑戰。司法體制此時就會予以干預，廢除那些同《憲法》相抵觸的法律。

正如《憲法》的一位起草人曾經所說，司法體制本身既無財力，也無武力。司法部門無法動用軍隊或警察來執行其法令，也無法扣住另外兩個分支的預算。它唯一能做的，就是顯示自己在政治上是如此的獨立，對人民的權利予以如此的保護，以致政治人物和公民都感到非服從其法令不可。

司法體制若要能夠無所畏懼、不偏不倚地發表意見，若要能夠真正保持獨立，就必須處於另外兩個分支的控制之外。所以，美國《憲法》規定設立最高法院。《憲法》還責成國會設立若干下級聯邦法院，所有這些法院的法官，都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國會的上院)多數票確認。第一屆國會建立了這樣的一個聯邦司法體制，它由若干初審法院和中級上訴法院以及最高法院組成，以最高法院為上訴終審法院。所有各級聯邦法官都是終身任職(而且按照法律規定，法官的薪資不得減少)。因此，他們不必擔心會因為做出不合眾意的裁決而被罷職。 一個聯邦法官可以自行選擇離開司法體制另就他職，也可以辭職去參加競選，盡管後一種情形很少出現。在級別較低的聯邦法院供職的法官也許希望得到進入級別較高的聯邦法院就職的任命；但是，同樣地，一個法官在做出裁決時知道，無論裁決會如何激怒政治人士或是一般公眾，他或她的職位仍都是終生穩如泰山的。

上述一段話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聯邦法官們受任是為了確保按照《憲法》所說那樣，使人民的意志高於一切。而另一方面，這種終身任命意味著，他們可以做出被人民認為是錯誤的、同大眾意志背道而馳的裁決。既然法官是由總統和議會的政治家們所挑選的，那麼，法官們做出的裁決難道不會具有黨派傾向，而非代表大多數人的意志或《憲法》的指意嗎？由此引出下一個問題：挑選法官的程序。

法官挑選程序與司法獨立

所有空缺的聯邦法官職位，包括最高法院法官的職位，都由總統提名任職人選；總統當然傾向於選擇一些可能與自己觀念相同的人士。最低兩級聯邦法院的管轄范圍按地理區域劃分；由於參議員在決定是否確認總統提名的人選時往往尊重同事的取向，因此總統在提名某一地區的聯邦法官人選之前，通常先要同代表該地區的參議員協商。不過，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不是這樣了，因為最高法院管轄全國。20世紀後期的歷任總統還形成了一個習慣做法：在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人選時，照顧到地域分布、宗教、種族和性別，道理是，這樣做可以提高當代法院的信譽。

然而， 法官的終身任職制給總統影響最高法院法官的能力帶來限制。雖然對法官人選的觀點可以通過他們昔日作為政界人物或是作為下級法院法官所做的決策、決定而得以判斷，但是，這並不一定保證這位法官在上任後會如何斷案。例如，1953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任命厄爾·沃倫(Earl Warren)擔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當時他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加利福尼亞州司法部長的沃倫，曾主持將該州的日裔美國人遣送到移居營的行動，而且在擔任該州檢察長和州長時，沃倫採取了對付犯罪活動和犯罪分子的強硬措施。但是，沃倫在擔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後，卻對最高法院一致做出公立學校實行種族隔離為違憲的裁決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由於沃倫的影響，他所主持的法院在20世紀60年代對《憲法》做出的解釋認為，過去普遍實行的給予被告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保護沒有達到《憲法》要求。沃倫的最高法院還推翻了一個傳統，在立法選舉中不再讓鄉村地區公民的選票比城區居民的選票具有更大的份量，據說艾森豪威爾對此感到如此之惱火，以致做出表示，早知如此，當初決不會提名沃倫擔任法官。

沃倫做出這些裁決固然在部份程度上有他個性的原因，但是，他這種在施政哲理上似乎改弦更張的做法，也反映了最高法院許多法官的司法生涯中的一個明顯現象。他們當中很多人擔任過民選產生的公職，在這種職位上，滿足選民要求和競選連任的需要使他們專注於地方性政治因素，而這恰恰是《憲法》起草人當年設立終身法官制度時所要設法避免的。其他一些未來的聯邦法官，有些最初在州法院供職，在那裡，並不需要對聯邦《憲法》加以解釋，有些則在下級聯邦法院供職，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對《憲法》的解讀有誤，最高法院會予以糾正。

但是，這些法官一旦進入最高法院，就再也沒有必要取樂民眾情緒了。他們很快就認識到，自己是國家根本大法的最後仲裁人 — 他們如果犯錯誤，再也沒有更高法院可以糾正；於是他們經常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憲法》中那些崇高的字句究竟和應該包含著什麼意思。

任期長久也對司法獨立產生作用。在法官長達數十年的任期內，原來一些會導致總統決定提名或不提名某人擔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問題可能已經不再具有政治意義，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提名這位法官時本來並不曾料到的議題，倒可能成為重大的政治爭論焦點。這兩種現象都是總統所始料不及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1969年任命下級聯邦法院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時，男女平等問題還沒有進入最高法院的議事日程。尼克松無從預見這個問題日後會成為70年代伯格法院的關鍵議題，他也無從按照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來挑選法官。

在一個自由的社會里，法官同任何人一樣，都是公民。他們同我們一樣，也必然反映出在自己成長過程中佔主導地位的一些信念。與此同時，我們這個的社會價值觀不斷演變(如同所有社會一樣)，科技不斷發展，並隨之產生新的法律問題，而他們也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成員之一。他們同法院外的人交流，他們讀報紙，他們看電視。他們知道有哪些問題對於社會變得如此重要，以致現已躍居國會、總統和州議會議事日程之首。當法官要將1787年制訂的《憲法》中的字句，像"州際貿易"或"適當法律程序"，應用於具體案例時，他們必須在同時意識到，"貿易"在一個特定時期的社會中的含義，或者哪一類"法律程序"被當今社會認為是充份的。

法官們固然有保障不受一時社會風氣及人慾的左右，但他們不會在真空中生活和判案。司法獨立決不意味同人民的意志和多數人的願望一刀兩斷，盡管它確實要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

美國制度中還安排了另外兩種對司法權的制衡。聯邦法官雖然通常終身任職，但其實他們是有"良好表現"的基礎的；法官如果犯了刑事罪或是有其他不端行為，將受到國會的審判，結果可能導致被罷免。此外，國會還可以通過立法將某一法律領域劃出最高法院管轄的上訴范圍，比如，國會可以決定，最高法院不得受理任何涉及來自下級法院的涉及宗教或種族歧視的上訴案。

曾有少數下級法院的法官被國會撤職，但還不曾有最高法院法官被罷免，盡管最高法院的許多裁決曾遭到不少國會議員的聲討。國會對自己在上訴權問題上的權力，從不輕易動用。國會如此克制的主要原因，是最高法院的運作方式。

最高法院與憲法解釋

歷史上，在美國《憲法》起草時，人們的觀念是，聯邦政府將具有十分有限的權力。美國獨立戰爭1776年開始後，組成聯邦的13個前英屬殖民地曾經宣布各自是擁有一切政府權力的獨立國家。戰爭勝利後，它們認識到，有必要作為一個共同的實體處理對外事務並統一全國的貿易標准；但是，它們仍然相信，為了實現這些職能而設立的全國性政府不在公民生活中占首要位置。在諸如公共安全、教育、福利、保健、本地貿易等方面，各州應該保持對日常事務的控制。

因此，《憲法》以十分籠統的措辭表達了人民的授權。例如《憲法》有一處條文授權國會管理與外國的及"州與州的"貿易。在貿易大都就地進行的18世紀， "州與州"所指的是真正跨過州界的貿易。經過19世紀的工業革命、20世紀的技術革命和21世紀初的這種全球化，這個概念遠非像過去那樣分明了。現在，任何一個州的商店裡的貨物，都幾乎全是在別的州 (或是別的國家 )生產的，美國人民所使用的基本商品都有賴於州際貿易以及國際貿易。公司變得全國化(和國際化)而非僅僅具有地方性。如果某個州要實施保護公共安全與福祉的法規，有關公司可以轉到其他地方，不再在這個州做生意。那麼，由誰來保護消費者免受偽劣商品和有害健康的商品的傷害呢？

從20世紀30年代起，最高法院以對貿易條款的這樣解釋做出回答：聯邦政府可以管理有任何帶有跨州成份的貿易，無論這個成份多麼微乎其微；實施管理的目的更多地出於對公共福祉方面的考慮，而較少與貿易本身有關。其結果是，舉例說，如果一家工廠所使用的原料來自州界以外或是製造的產品將行銷其他州，那麼聯邦政府就可以對廠內的衛生條件予以監督。工廠和商店雇員的工資和工作時間也屬聯邦政府管理的范圍，因為顯然，他們所生產的許多商品將到外州出售。在美國，食品和葯物非經聯邦政府批准，不能上市銷售，顯然也是因為它們跨越了州界。實際上，最高法院對含糊的貿易條款的如此廣義的解釋導致形成一項國策，推動創立了一個有限度的福利國家，使政府擔負起維護公民健康、安全與福祉的重大責任。

《憲法》中的另外一些條文也得到最高法院類似方式的解釋。幾個世紀以來，最高法院在一個遵從美國憲法傳統的釋憲框架內，本著法院對社會需要的理解，對《憲法》的一些早期規定做
出解釋，使之適合社會需要。這帶來雙重結果。

其一，由於最高法院以一種演進而又尊重傳統的方式解釋《憲法》，公民不認為有修改《憲法》的必要。今天的《憲法》只包含27個修正案，而且其中10個還是在第一屆國會就做出的。考慮到18世紀末葉的美國同今天的美國有多麼大的差異，修正案的數目可謂寥寥無幾。

其二，由於選民對最高法院解釋的結果感到滿意，最高法院逐漸贏得一種近乎神聖的地位。最高法院就2000年總統大選獲勝者問題公布意見後，舉國上下都予以接受，這表明，人們認定，最高法院是有能力解釋《憲法》規定的獨一無二的機構。每當總統和國會建立某項法規的時候，人們都有一個當然的假定，即這些熟悉《憲法》規定的機構相信其所通過的法律符合《憲法》。但是，如果最高法院認為該法律違反了《憲法》所劃定的政府許可權因而予以推翻，那麼，這項法律就將無效作廢。由於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做出裁決時會寫明所做決定的法律根據，因此，國會有時候也可以將被推翻的法規做一番修改，使之符合最高法院的裁決。不過，選民在這種情況下可以依靠的最主要手段是修正《憲法》 — 但我們已經看到，這並不經常發生，原因是，人民信任最高法院，而這種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最高法院在維護個人權利上的作為。

聯邦司法體制與人權

美國《憲法》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憲法所保護的權利種類 —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不受任意逮捕、在刑事司法體制中獲得公正審理的權利 — 意味著，多數派往往是權利的對立面。如果多數人熱衷相信某一主張，那麼這個多數派不會歡迎有相反的主張出現，而且可能傾向於壓制相反的主張。畢竟，群體的福祉是會受到人們所持的觀念的影響的。如果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同樣熱忱地信奉某一宗教，那麼，似乎在向這種宗教提出置疑的其他宗教就會成為不受歡迎的異己主張了。

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美國政治制度的起點就是個人及其權利。《憲法》給政府的行動劃定了界限，推而廣之，也給多數人對個人的控制劃定了界限。《憲法》將權利包含其中，這實際上是規定出生活中的那些必須讓個人有權按自己的最佳考慮做決定的方面：同意或者不同意多數的主張、從事本人認為合適的信仰活動，等等。由此產生的一個問題是：當個人認為是權利、但卻同多數的意志相抵觸時怎麼辦？能不能信任多數派會不顧自己的強烈感情而尊重關於個人權利的原則呢？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憲法》起草人對此的回答是：將維護個人權利的職能交託給多數或是交託給由多數所選出的政府機構將是天真的做法。必須創立一個獨立的司法體制，無論在多數派的反對情緒多麼激昂的情況下，它都將無所畏懼地伸張人權。

各個聯邦法院十分認真地擔負起了人權 — 在美國通常稱為公民自由和民權 — 衛士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將這些人權擴大到當年《憲法》起草人所無法預見的范圍。例如，憲法上沒有提到"隱私"這個詞，但是，最高法院從保護不受無理搜查和保護通訊自由的條文中看出保護隱私權的意向。言論自由權，經過最高法院的解釋，不僅適用於電視和互聯網，而且還適用於非語言的交流形式，如藝術表達和富有政治象徵性的穿戴等。

聯邦司法體制在伸張人民的權利時，一方面能夠以非如此獨立的法院所無法做到的方式、不受民眾情緒左右地遵從《憲法》規定，同時又鮮明地確立了自己作為政治生活互動體制一部份的地位。1954年，厄爾·沃倫領導的法院一致裁決，學校中的種族隔離違反了《憲法》給予所有人以平等法律保護的規定，從而間接承認並且鼓勵了新生的民權運動。最終，最高法院感到，它不能將《憲法》解釋為連私下的種族歧視也屬禁止之列，但是，它的裁決促使國會通過了一些禁止私下種族歧視的法律 — 當國會制訂的法律在執行過程中遭到反對、被訴諸法院時，最高法院維護了這些法律。當沃倫·伯格領導下的法院第一次裁決男女平等屬於《憲法》問題時，它實際上對婦女地位正在發生的變化予以了承認，並且給方興未艾的婦女運動帶來保證，即這方面的申訴會得到政府起碼一個分支的認真對待。最高法院所表明的就是：那些不合眾意的人，那些另類的人，那些質疑現存方式制度的人，當他們申明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同樣會得到正規審理。

這，歸根結底，就是法官為何由任命產生以及為何終身任職的理由。正如前面提到的總統大選中所出現的情況，公民很可能不同意最高法院做出的某項具體裁決。但是，司法體制的獨立性給了選民一個保證，即最高法院做出的裁決幾乎一向基於法律而不是基於黨派政治，基於貫穿一切的民主原則而不是基於一時的激動情緒。獨立司法體制最終的作用是實踐美國的這樣一個信念：多數人的統治，只不過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一個方面。民主制度還包含另外一個重要內容，即保護個人權利。提供這種保護，是聯邦司法體制的首要職責。

作者介紹：

菲利帕·斯特魯姆(Philippa Strum)是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布羅克倫迪安氏贈款專聘政治學榮譽退休教授、韋恩州立大學吉布斯氏贈款專聘憲法學客座教授。她在美國政府學領域，其中包括美國司法體制和人權方面，有多項著書和文章。

Ⅱ 電視劇《千金百分百》劇情

在一起了
原來所有的事都是沙沙乾的，他為了報復peter
所以飛揚的爸爸就是意外。
peter悔過了自殺沒死，坐牢，後來跟曉鳳一起
飛揚根韋翔去外國看病好了回福爾摩沙工作
倆人在一起了

Ⅲ 誰知道東京審判中中國法官叫什麼

中方代表

梅汝璈：遠東軍事法庭中國法官

向哲浚：遠東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

倪征燠：遠東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

Ⅳ 東京審判中國代表團有多少人

在長達近三年的東京審判過程中，中國代表團先後有17名成員：
法官：梅汝璈；
秘書：方福樞，羅集誼，楊壽林；
檢察官：向哲濬；
秘書：裘劭恆，劉子健，朱慶儒，高文彬（兼）；
顧問：倪征燠（首席），吳學義，鄂森、桂裕；
翻譯：周錫卿，張培基，高文彬，鄭魯達，劉繼盛；
詳細情況你可以參考下面這份文獻，
http://www.doc88.com/p-7897715471713.html，望採納，謝謝

Ⅳ 大法官的歷任

·第一屆大法官（37-47）
燕樹棠向哲濬（38.4.1-47.9）黃又昌魏大同（38.4.1-47.9）張式彝（37.7-37.11）蘇希洵（38.4.1-47.9）李伯申（37-40）夏勤（38.4.1-39.9）胡伯岳黃正銘（41.4.1-47.9）洪文灡徐步垣（41.4.1-47.9）張於潯（37-40）王風雄（41.4.1-47.9）林彬（37-40）曾劭勛（41.4.1-47.9）劉克雋蔡章麟（41.4.1-47.9）沈家彝韓俊傑（41.4.1-47.9）翁敬棠何蔚（41.4.1-47.9）葉在均（40.4.1-47.9）
·第二屆大法官（47-56）
林紀東曾繁康 徐步垣 黃演渥 胡伯岳史尚寬黃正銘胡 翰 （51.7-56.9） 曾劭勛 （47.7-53.1） 史延程 王之倧 諸葛魯 洪應灶 黃 亮 （53.9.16-56.9） 金世鼎王昌華（53.9.16-56.9） 景佐綱
·第三屆大法官（56-65）
林紀東黃演渥 （56-60） 金世鼎 胡伯岳黃亮景佐綱 王之倧 歐陽經宇 李學燈田炯錦（60-60）黃正銘（56-60） 戴炎輝 （60-61） 管歐陳朴生（61-65）張金蘭 （大法官）(61-65) 范馨香 （61-65） 洪應灶陳世榮（61-65） 程德光 （56-58）翁岳生（61-65） 曾繁康
·第四屆大法官（65-74）
陳朴生塗懷瑩翁岳生李潤沂（65-71）林紀東蔣昌煒 瞿紹先 洪遜欣 （65-70） 梁恆昌 楊與齡 范馨香 楊日然 （65-71）陳世榮楊建華（65-71） 鄭玉波李鍾聲（65-71） 姚瑞光馬漢寶（65-71）
·第五屆大法官（74-83）
劉鐵錚 瞿紹先 范馨香 （74-76.11） 楊與齡 馬漢寶 楊日然 （74-83） 楊建華 史錫恩翁岳生陳瑞堂 李鍾聲李志鵬吳庚 張承韜 鄭健才 張特生
·第六屆大法官（83-92）
翁岳生陳計男劉鐵錚曾華松吳庚董翔飛王和雄楊慧英王澤鑒戴東雄林永謀蘇俊雄林國賢黃越欽施文森賴英照城仲模（辭職獲准）謝在全孫森焱

Ⅵ 什麼是「真理之神」與「謬誤之神」

從前有一島國，島上立著兩尊神像，其中一座稱為「真理之神」，另一座稱為「謬誤之神」。這島國有一令人駭怪的野蠻習俗，凡是漂泊到島上來的旅行者都要作為祭品被處死，但是在被殺之前允許說一句話，然後由法官來判斷這句話是假的還是真的。如果是假話，就拉到「謬誤之神」面前處死，如果是真話，則在「真理之神」面前殺，反正難逃一死。

有一天，一位聰明的哲人漂流到島上。當他聽了這條規定以後，想了一下，說了一句話。於是衛兵把他拉到「謬誤之神」面前，法官搖搖頭，無法判別這話是真還是假；衛兵又把哲人拉到「真理之神」面前，法官還搖頭，拉來拉去，總殺不掉他。

哲人所說的這句話是：「我必定要死在『謬誤之神』面前。」

這個故事與鱷魚的故事相彷彿。所不同的是那位母親的話是一個可能判斷，而哲人的話「我必定要死在『謬誤之神』面前」是模態判斷中的必然判斷。法官也誤將必然判斷當作了實然判斷。

法官是具有非模態的推理知識的。當他把「我必定要死在『謬誤之神』面前」當成實然判斷時，也誤以為這句話包含了悖論。如果判它是假話，把哲人拉到「謬誤之神」面前處死，那麼這句話又成了真話，那又得在「真理之神」面前處死，而一旦拉到「真理之神」面前處死，這句話又成了假話。總之，法官無法判別其真假，因而也無法按規定處死哲人，但是，由於哲人的一句話不是實然判斷，因此，法官的推理就不能成立。在鱷魚的故事中，我們介紹了實然判斷與模態判斷中的可能判斷的取值方法，那麼，一個必然判斷取值方法又是怎樣來決定的呢？

必然判斷是對客觀事物聯系和發展中合乎規律的確定不移的趨向，在一定條件下的不可避免性的反映。例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能量守恆」，等等，這些都是省略模態詞項「必然」的必然判斷。這些必然判斷都是反映了事物的發展必定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必然聯系，都是真的必然判斷。要強調指出的是，一個真的必然判斷不能只根據一觀察而得到的相符合的事實來決定，它僅僅是對某種必然趨勢的反映。倘若種瓜得豆而種豆得瓜有一點可能的話，那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就不是真的必然判斷。

懂得了必然判斷的取值方法，我們就可以逐步來審查法官的推理了。

如果法官判定哲人的話為假話，那麼就是在「謬誤之神」面前處死他，一旦在「謬誤之神」前處死了他，哲人的話又成了真話，既是真話，那就得在「真理之神」前處死他。

看起來，法官是碰到了一個矛盾，既要在「謬誤之神」前處死他，又要在「真理之神」前處死他。

這個矛盾是不是必然產生的呢？不是。理由是：當法官判定哲人的話為假話，而根據規定把哲人拉到「謬誤之神」面前處死後，這個事實能不能說證明了哲人的話即「我必定要死在『謬誤之神』面前」為真呢？不能。我們前面就說過，一個真的必然判斷不能只根據一個觀察事實來決定。按照島國的野蠻規定，一個漂泊者被處死的地點有兩種可能，而不是唯一的一處，因此，不能根據在「謬誤之神」面前處死了哲人，就證明哲人的話為真。既然不能因此而證明哲人的話為真，那就不能再把他拉到「真理之神」面前處死。

可見，若法官判定哲人的話為假話，又如果法官具有模態邏輯知識的話，那麼可以根據規定處死哲人而不產生悖論。

如果法官判定哲人的話為真話，情形又如何呢？

哲人的話為真話，則要在「真理之神」前死，在「真理之神」前死了，那「我必定要死在『謬誤之神』面前」又成了假話。哲人的話即為假話，又得在「謬誤之神」前死。

法官假定哲人的話為真話，不可避免地會碰上悖論。因為要判定一個必然判斷為假，只要有一個相反的觀察事實就夠了，所以，當法官將哲人在「真理之神」前處死的話，那是能夠推出哲人的話是假的。於是，法官確實碰到了一個悖論，而無法按風俗行事。

故事告訴我們，要對付島國的野蠻風俗，按正常的情況，採用合乎邏輯的手段是不成的。因為，一個命題，在二值邏輯里，非真即假，確實無法違背島國規定，不可能死裡逃生。在這種特定場合，反邏輯的手段反而成為救命符。聰明的哲人比先前的漂泊者要智高一籌，他用非常的手段破了非常的規定，自己挽救了自己。

好在哲人的對手並不高明。讀者會問，漂泊者怎樣回答，才能萬無一失呢？講一句包含完整悖論的話。例如：我正在撒謊。

Ⅶ 紐倫堡審判中有中國法官或代表嗎

沒有。紐倫堡審判的是德國戰犯。中國沒有參與歐洲戰場，也就沒參與紐倫堡審判。但是有一個中國記者全程親歷了紐倫堡審判。他就是蕭乾。

Ⅷ 東京審判指的是什麼當時有哪些法官在場

東京審判，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對二戰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甲級戰犯的國際大審判。

在1945年9月3日，日本正式投降，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日本的好戰分子也在東京被處以嚴厲的審判，世界才得以回歸人人嚮往的和平。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慘痛的經歷，我們才更應該珍惜現在的和平。在當下復雜的世界格局下，回顧這些令人心痛的事可以讓我們切身體會到和平的來之不易。我們很幸運的生活在一個強大的國家，時刻享受著和平的喜悅與國家帶給我們的無盡的美好。

社會的各個階層應該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使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加富強，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和平環境。

Ⅸ 東京審判中中國的哪個法官 叫什麼名字

中方代表

梅汝璈：遠東軍事法庭中國法官

向哲浚：遠東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

倪征燠：遠東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

Ⅹ 《她(他)受到了表揚》的作文

在這里，諸位將看不到我對顧准已出版或未出版任何文集所蘊涵的學術價值作任何品評，無論是贊揚或批評。之所以拒斥前者，是因為我不想加入這場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因為神的命運在我們這個國度是吊詭的，先是被高高舉起，然後又被踩在腳下，如此反覆。另一方面，天才固然會在理性的探索中遠遠走在前面，但也如庸常我等一樣會受到一些不可避免的條件所局限，即使他本應當做得更好。上述這些，都是我的有限人生閱歷所啟示的。 我的興趣在於，雖然這種興趣是我想竭力避免的，為什麼顧准身後獲得了巨大的聲譽而受到人們普遍尊重，但他的命運又何以如此悲慘。這個問題似乎已經因對共和國短暫歷史的反省而有了答案。但我仍想繼續追問，因為在時下，我隱約感覺到了顧準的命運有可能在另一些人身上重演。因此，我的真正問題是，如果還有人在繼續追隨顧準的腳步，那麼，他們追隨的是什麼？ 有人說，顧准真正體現了陳寅恪先生所提倡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這是一個精彩的說明，卻不是一個精準的說明．歷史是人類智慧所在，所以我們經常向歷史發問，雖然我們常常遺忘歷史。當我們做一次時間旅行，向上追溯，在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往來求索，會發現有一種東西歷久而彌新，它使我們捧讀歷史時不時不由自主地迸發出景仰之情。它雖肇始於天地混沌之上古卻延續至今。我們無法說明人類何以會擁有這種奇怪的情感，卻常常能感覺到它。它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正義，也是孔子的「仁」，孟柯的「正氣」，朱熹的「天理」，王陽明的「良知」，雖然它經常受當權者霸佔而倍受曲解。我相信我已經找到了答案，即明白了追隨者追隨的是什麼了。當我試圖品評顧準的學術優劣，一如品評先人留下的汗牛充棟的經史子集時，是我力所不逮的。但即使愚魯如我，只要捫心自問，也知道什麼是良知。「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在顧准一生學術活動中，我們不僅僅看見了學者的嚴謹認真，智者的豁達，歷史洪流下個體的無奈，我們更看到了已久違的燦爛的人間正義。顧准究其一生是孤獨的，但也不是孤獨的，因為它延續了一首沒有休止符的正氣之歌，這首歌發於天籟，悠長而久遠，如果你仔細傾聽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它。 我們所追求的往往是我們未得到的，我們所珍惜的往往是我們所匱乏的，我們漠視的往往是我們所麻木的，我們所攻擊的往往是我們所畏懼的。我想，這也同樣能解釋顧准身前身後命運反差為何如此之大。 絕對的完美及最高的善只能在天國尋找，而其反面則屬於地獄，這些都是有限的人類所不能證實也是無法達到的。但作為被拋在人世間的此在的我們，卻可以選擇在兩者之間靠近哪個更近一點。因此，我不但向逝去的先哲諸如魯迅、顧准致敬，也向在世的秦暉、何清漣們致敬；不但向偉人致敬，也向凡夫致敬。只要他們詮釋了發於良知的正義，我就毫不掩飾我的景仰之情。同時，我們也從混沌的人類情感中明辯了贊許和敬仰。當一位法官明斷了是非，我們贊許，因為他沒有背離職責；當那位湖南老人數年來冒著巨大的風險堅決走在反腐路上時，我們敬仰，因為他的行為發於良知，他是自由的，我們沒有權利要求或期待他這樣做。進而，我們也應向介紹了顧準的學界致敬，向給予湖南老人支持的媒體致敬，向那些在張牙舞爪的邪惡面前沉默的大多數致敬。這時，我們不能苟求太多，因為謀生的重負我們推之不去，但我們也不能要求太少，讓受盡景仰的一再飢寒而死。當暴力使顧准低下他驕傲的頭，他的心靈依然高貴，現在，我希望的是高貴的心靈仰起他驕傲的頭。 有時，我們應當將良知和學問分開，盡管二者經常盤根錯節，譬如海德格爾的哲學與他的納粹傾向。當我們一邊欣賞王小波雜文的犀利，又掉頭苛責他思想學識淺薄偏頗時，是不是也一起揚棄了其字里行間蓬勃的正義？「子之道以一貫之，何也，忠恕二字而已。」反求諸己為忠，推己及人為恕。我們應當忠於自己的無知，寬容他者學識的不完滿，雖然原罪的我們難以首尾一貫。 今天我們在這里褒揚顧准或魯迅，卻沒有對錢鍾書、梁漱溟或錢學森等學界泰斗絲毫詆毀之意。知識與良知都是我們所不應欠缺的，良知會因知識的洗禮而不致趨於狂熱，知識的進展若欲契合人類幸福應以良知為先導。因此，雖然兩者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徑，卻應指向同一個鵠的――人之何以為人。最後，我想引述康德的一段文字作為結尾，這並不是為了給這篇塗鴉之作增加什麼文采。孟子有言：「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以，引用的原因不僅在於這段話在以晦澀著稱的康德著作中難得如此通俗易懂，更在於這段話更恰當地表達了我笨拙文筆無法表達的：「有兩種東西，我們愈經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們就愈使心靈充滿始終新鮮不斷增長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我無需尋求它們或僅僅推測它們，彷彿它們隱藏在黑暗之中或在視界之外逾界的領域；我看見它們在我面前，把它們直接與我實存的意識連接起來。······。與此相反，後者通過我的人格無限地提升我作為理智存在者的價值，在這個人格裡面道德法則向我展現了一種獨立於動物性，甚至獨立於整個感性世界的生命；它至少可以從由這個法則賦予我的此在的和目的性的決定裡面推得，這個決定不受此生的條件和界限的限制，而趨於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