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法官
Ⅰ 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
卑賤是人生最大的恥辱，貧窮是人生最大的悲哀。長久處於卑賤的地位，貧窮的境地，反而譏諷富貴，厭惡祿利，以自托於無為來自我安慰和解脫，不過是無能而已，決非志士應有的情懷。
Ⅱ 漢承秦制，但為甚麼秦國的法官制度，沒有被漢朝承襲
漢承秦制主要承襲的還是皇帝制度和郡縣制度等大的方面，當然漢朝的專律法很大程度上是承襲於秦屬朝的。
至於法官制度為什麼沒有被承襲么……這個只能算是有所損益中被「損」的部分了，秦朝畢竟是崇尚法家，以吏為師，而漢朝起先是黃老，這個講究的是無為，後來又是儒家。這兩個思想流派對於「訟」都是想消除的，也就是說，他們對於法律訴訟是持不贊成態度的，能夠消除是最好的，處理訴訟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孔子就說過，處理訴訟的能力他和其他人差不多，但是他要做的是消除訴訟。老子如此崇尚自然而反對人工造作，並且完全「反智」的人自然也不會贊同訴訟，他的理想世界是雞犬之聲相聞的世外桃源啊……所以我想漢朝的主流思想是對廢黜這個制度有比較大的影響的。
Ⅲ 面對胡攪蠻纏的人應該怎麼辦！
想來想去，似乎有三種辦法可以得到解決。 第一種辦法是跟他胡攪蠻纏，比他更無賴，逼得他服輸，以後再也不敢冒犯你。讓他知道，如果以後再沖你胡攪蠻纏，你會折騰死他。這種以毒攻毒的辦法在某種程度上會很有效，也能把這種無賴整治倒。可不利的方面有兩點：一是自己會有把柄被抓住，甚至有可能發生沖突乃至各種危險；二是違背做人原則，久而久之，自己也會變成這種低素質的人。 第二種辦法是通過所謂的正當途徑來解決，比如法律途徑等等。這種途徑若能走通，當然很好，能迫使無賴在法律面前低頭。他在法律面前低頭了，在你面前他也就低頭了。可這個辦法也有不利的兩個方面：一是打官司牽扯精力，往往兩敗俱傷；二是現在的法官不值得老百姓信任。一旦敗訴，局面將會很尷尬。 第三種辦法是採取冷戰策略，對此人冷麵相對，這表現在：用蔑視的目光看他，看得他毛骨悚然；用游移的措辭跟他說話，讓他惶恐不安；用無為應付他的有為，讓他行為尷尬，不知所措。通過上述冷戰策略，讓此無賴在反省中明白你的厲害，以後再也不敢沖撞你。這樣的話，你本人也維護了尊嚴與面子。這種辦法的不利之處就是，你要有忍耐精神，要在苦惱中不斷安慰自己，直到將無賴打敗為至。 思前想後，第三種辦法是最好的辦法，既能把無賴打敗，又能維護尊嚴與面子，但是要在一定的時期內承受委屈與苦惱，但也沒有辦法，只能如此了。
Ⅳ 如何維護法官的中立性
法官中立性在實踐中的體現
所謂「法官中立」就是要求法官在審理過程中必須做到不偏不倚，不傾向於控辯雙方的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對控辯雙方的任何一方存有偏見，而應當控辯雙方之間保持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准則》第11條明確規定「法官審理案件應當保持中立。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過言語、表情或者行為流露自己對裁判結果的觀點或者態度。法官調解案件應當依法進行，並注意言行審慎，避免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對其公正性產生合理的懷疑。」這條規定完全與審判程序公正的中立性要求相吻合的。可見，法官中立既是一種訴訟理念，一種司法觀念，也是一項法定職責和義務，其內涵包括：堅持客觀公正立場，一切從案件情況出發；追求司法公正；注重程序公正；堅持依法迴避。法官中立原則包括以下兩項具體要求：一是法官必須同案件事實或結果之間沒有關聯性。二是法官不得對控辯雙方的任何一方存有支持或反對的偏見。法官所形成的偏見和預斷有可能會妨礙糾紛的公平處理。因此，在訴訟中，對有關問題的裁斷者或處理者只有保持中立、無私的地位，與訴訟主體沒有利害關系或不持有偏見，案件才有可能得到公正處理。
從人民法院工作職能看，其主要承擔案件立案、審理、執行的職責，法官中立在這三項職能中也有所體現。
一、立案中的中立性。立案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組成部分，它與審判權和執行權一樣，是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權力。在立案工作中強化司法公正意識，堅持依法公正的立案，是保證案件公正的判決和執行的源頭。由於在立案階段不發生事實和法律的任何判斷，所以立案人員沒有任何理由和必要表明其對案件事實或性質的立場，其行為一定是中立的。立案人員的任何意見和立場，都必然構成對立場中立和審判獨立的干擾和破壞。因此，法官在立案中要保持中立，必須做到以下三點：首先，法官在立案中堅持「不告不理」原則。中立原則要求法官在利益上與案件無涉，對當事人不具有好惡偏見。中立從根本上決定法官在程序中的被動和消極地位。司法權的最大特點也在於其被動性，通俗地講就是所謂的「不告不理」。法官在當事人行使訴權時應秉持消極性，採取「無為而治」的態度，不能越俎代庖，影響其公正性。如果法官積極動員促使當事人成訴或教導當事人如何訴訟，必然令對方當事人對法院的公正性及程序的正當性產生懷疑甚至不信任，而破壞法院的形象。其次，根據意思自治法律規則，法官的職權應受當事人處分原則的拘束。法官應當被動地按照當事人的主張審查立案，當事人願意告誰、喜歡怎麼告是當事人的權利，只要符合起訴條件都應予受理立案。而不宜借「指導」為名行干預之實，避免給予當事人以「門難進、案難立」之嫌。第三，對任何與法官自己利益有關的涉訟，立案階段同樣都應當迴避。法律上的迴避制度應不僅僅限定於對案件的審判方面，這樣才能更好地維護程序的正當性，增進司法的凝聚力。
二、審判中的中立性。法官審判中的中立是法官獨立的一種特殊表現。法官在審判活動中除作為國家法律的代言人、適用者外，並不充當任何其他國家機關的利益、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和公民與社會組織個體利益的代表。在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中，中立性分別表現為消極狀態和積極狀態，而消極性中立才是的訴訟結構的技術、文化內涵的特質。總的來看，法官一旦不保持中立或使各方不能平等參與，就可能在認定事實和評定證據方面產生預斷，形成偏執，以至於作出錯誤的裁判。即使沒有導致裁判的錯誤，沒有損害參與者的實體權益，沒有產生不公正的結果，但是在程序進行中地位不等和權利失衡，也對當事人的自尊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從而產生抵觸情緒。因此，在案件審判過程中，法官要保持中立，注重自己的言行舉止，不歧視和偏袒任何一方當事人，尤其是對弱勢一方當事人要考慮到給予充分的司法救助與人為關懷，以避免和防止當事人對法官的公正性、中立性產生懷疑。法官審判中立性具體體現為：第一，法官不得與任何一方當事人存有利害關系，既然法官作為獨立的「第三者」，就不應與訴訟雙方當事人存在利益沖突，否則審判中立和司法公正就無從談起。這要求法官本身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對一方當事人與自己有利害關系的案件，應自覺迴避。因為，另一方當事人往往難以發現和證明法官與對方當事人之間的利害關系，法官不自覺迴避，本身說明存有私心和存在偏袒不公的可能。第二，法官應當中立地的主持庭審。庭審中平等對待雙方當事人，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對等的機會陳述事實和理由，保障雙方當事人平等行使訴訟權利，不因當事人的地位不同有不同的對待，對弱勢一方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給予充分的保障。「兼聽則明」，才能准確確定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准確把握當事人的爭議焦點，才能夠全面審查並分析當事人的證據，發現疑點把握本質，並通過自己冷靜的深思熟慮作出客觀的評斷，真正體現人民法院對法官審判中立性的高度重視。第三，法官應當准確適用法律理性裁判。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不受一己的偏激和外界的不當干預的影響，獨立作出裁判。法官的職責在於將靜的法條通過活動變成制約社會現實的鮮活的規范。這既要求法官對法條有理性的理解和見解，又需要對社會現實有理性的分析，並准確把握二者之間的聯系，找准切入點。裁判文書不僅要體現國家的法律，還要反映社會正義的理念，論理不僅要充分，還要有充分的認證過程。對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予以確認的應當說明理由，對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不予確認的更要進行充分的說明，使規范落到實處，從而確保最終裁判結果並公之於眾的法院裁判文書能夠充分體現法官審判中立和公正性。
三、執行中的中立性。執行法官中立是當事人對司法信任的精神支柱，也是執行法官應當在那些利益處於沖突的狀態下訴訟參與者各方之間保持一種超然的、不偏不倚的態度和地位。要實現司法公正，執行法官必須保持中立。中立的規則包括：執行法官不得有足以影響公正裁決的利益和偏見；執行法官應當在法律文書執行過程中保持獨立自主性；執行法官不得與當事者任何一方進行單方面接觸。因此，執行法官要樹立「中立」理念，確保公正執法，必須處理好以下三個方面問題。首先執行法官要從「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執行依據所確定的債權」的思維中解脫出來，認為執行工作唯一目的就是實現債權，沒有實現債權執行工作就沒有完成，這是片面的。執行工作應當追求執行程序、執行方法、執行措施等在內的程序公正價值和實現債權的目標價值並存的觀念。其次，執行法官應當對申請執行人和被執行人之間建立客觀公正的意識，必須在中立的狀態下履行執行職能，在雙方當事人之間保持同等距離，絕不能親一個疏一個，對案件執行工作抱不偏不倚的態度。即使在執行程序中，申請執行人與被執行人的權利依然是平等的，法官在釋明時應與當事人保持等距離，不能厚此薄彼，帶有偏見，否則容易在不知不覺中捲入當事人紛爭的旋渦中。第三，要做到執行窮盡原則。執行窮盡是指法院依據債權人請求實現之特定的內容，採用各種執行方法、措施和途徑後，均不能使案件得以有效執行，而債權人也不能提供能夠證明尚有可能執行的財產，就應當裁定終結執行程序。這一原則的確立，使債權人在提起訴訟前就考慮到債權能否實現的風險意識增強。不能把未能實現債權的責任歸罪於法院，更不能使承辦執行法官背黑鍋。執行法官是否盡到法定職責，不是以債務人是否履行義務為標准，而要求執行法官按照執行程序，窮盡執行措施為追求的目標。正因如此，執行法官才有可能扮好這個角色。
綜上所述，法官中立既是實現案件實體公正的基礎，也是程序公正的內在要求。法官居中而斷，在雙方當事人與裁判者三方中形成一個等腰三角形結構，確保當事人地位平等，這既是訴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當事人的自然要求，不但有利於體現程序公正，也有助於達到實體公正的目的，從而樹立起審判權威，增強司法公信力。
Ⅳ 急急急，好心人士快來！
雷鋒簡介
雷鋒於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簡家塘村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里。（見下圖）
難忘的傷疤
雷鋒在不滿七歲時就成了孤兒。本家的六叔奶奶收養了他。他為了幫助六叔奶奶家，常常去上山砍柴，可是，當地的柴山都被有錢人家霸佔了，不許窮人去砍。雷鋒有一天到蛇形山砍柴，被徐家地主婆看見了，這個地主婆指著雷鋒破口大罵，並搶走了柴刀，雷鋒哭喊著要奪回砍柴刀，那地主婆竟舉起刀在雷鋒的左手背上邊連砍三刀，鮮血順著手指滴落在山路上......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路過雷鋒的家鄉。雷鋒看見宿營的隊伍一住下來便向老鄉問寒問暖，還幫助老鄉挑水，掃地．買柴買菜按價付錢，不拿群眾的一針一線，就從心底萌生了要參軍的願望。雷鋒找到部隊的連長，堅決要當兵，當連長得知他苦難的身世後告訴他還小，等長大了才能當兵，並把一支鋼筆送給了他，鼓勵他要好好學習，長大了才能保衛和和建設中國。
立志參軍 參加兒童團
一九五零年，鄉里成立了農民協會，進行了土地改革，雷鋒積極投入了這場運動，當了兒童團長，站崗，放哨．巡邏，防止敵人破壞，他還學會了說快板，搞宣傳。
一九五零年夏天，鄉政府保送孤兒雷鋒免費讀書。一九五六年夏天，從荷葉壩小學畢業，幾年裡，雷鋒克服困難，勤奮學習，受到師生的的一致好評。他幫助落後的同學，愛護集體的糧食，並與壞份子做斗爭，受到學校老師、同學和鄉親們的一致好評。在畢業典禮上，他上台發言，毅然要求留在農村，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
一九五六年九月，雷鋒在鄉政府做通信員，十一月，年滿十六歲的雷鋒被推薦到望成縣委做公務員。一九五七年，雷鋒光榮地年經被評為機關模範工作者。
一九五八年春天,雷鋒來到困山湖農場當了一個拖拉機手。一九五八年九月,雷鋒來到鞍鋼做了一名C－80推土機手。一九五九年八月,雷鋒來到弓長嶺焦化廠參加基礎建設。第二年夏季的一天，他帶領夥伴們冒雨奮戰，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損失，<<遼陽日報>>報道了雷鋒搶救水泥的事，贊揚他舍己為人的事跡。雷鋒在鞍山和焦化廠工作了一年零二個月,曾三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五次被評為標兵，十八次被評為紅旗手,榮獲"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稱號。
參 軍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新一年的徵兵工作已經開始，雷鋒迫切要求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但鑒於焦化廠的徵兵名額有限,且雷鋒在工地的表現十分突出,領導也捨不得放他走,就不同意他報名。這可急壞了雷鋒,他跑了幾十里路,來到遼陽市人民武裝部向余政委講起自己的經歷,表明他參軍的志願和決心。
武裝部的余政委和工程兵派來的接兵的領導專門研究了雷鋒的入伍問題，認為他是苦孩子出身,經過實際工作的鍛煉,政治素質好,入伍動機明確,雖然身高1.54米，體重不足55公斤,身體條件差些,但他在農場開過拖拉機,在工廠開過推土機,多次被評為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和先進工作者.相信他入伍會成長得更快.最後決定批准雷鋒入伍。
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雷鋒領到了入伍通知書,隨新兵一同由遼陽來到駐地營口市。他做為新兵代表在歡迎戰友入伍大會上講話。
雷鋒所在團是有著光榮戰爭歷史的部隊,他決心以實際行動發揚優良傳統,開飯時，他主動給大夥讀報,宣傳黨的政策:休息時,他教大家唱歌,雷鋒在這個大家庭里感受到無此的溫暖,由於他身小臂力弱，開始練投手榴彈時不合格，他天不亮就消消地出去練習,十幾天後,他終於和其他同志一樣,在實彈學習中得到了優秀。
後來居上
新兵訓練結束後,雷鋒被分到運輸連當汽車兵,"服從革命需要,革命需要我去燒木炭,我就去做張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槍眼,我就去做黃繼光".這是雷鋒向組織上表明的態度.
雷鋒性格開朗,平時很活躍,教唱歌,辦牆報,說快板樣樣都行,上級領導安排他參加戰士演出隊,他就起早貪黑地背台詞,後來考慮到雷鋒的湖南口音與大家的普通話不協調,影響演出效果,他就主動提出換下自己,而集中精力為演出做好後勤工作,大家雖沒有看到雷鋒的表演,但台上的每一個節目都包含著雷鋒的辛勤勞動,和他那處處關心集體,一切服從工作需要的精神.
雷鋒回到運輸連後,便投入到緊張的學習駕駛技術之中去,針對缺少教練車的現狀,他帶領大家做了一個汽車駕駛台.雷鋒廢寢忘食地學習技術,被大家一致推舉為技術學習小組長.五月份,雷鋒成為了一名合格的駕駛員,被分到二排四班,交給一台13號車上了建設工地.
釘子精神
施工任務中,他整天駕駛汽車東奔西跑,很難抽出時間學習,雷鋒就把書裝在挎包里,隨身帶在身邊,只要車一停,沒有其他工作，就坐在駕駛室里看書。他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有些人說工作忙,沒時間學習,我認為問題不在工作忙,而在於你願不願意學習,會不會擠時間.要學習的時間是有的,問題是我們善不善於擠,願不願意鑽。一塊好好的木板,上面一個眼也沒有,但釘子為什麼能釘進去呢?這就是靠壓力硬擠進去的.由此看來,釘子有兩個長處:一個是擠勁,一個是鑽勁.我們在學習上也要提倡這種"釘子"精神, 善於擠和鑽。
一次義務勞動
一九六零年初夏的一個星期天，雷鋒肚子疼得很厲害,他來到團部衛生連開了些葯回來,見一個建築工地上正熱火朝天地進行施工,原來是給本溪路小學蓋大樓,雷鋒情不自禁地推起一輛小車，加入到運磚的行列中去,直到中午休息,雷鋒被一群工人圍住了,面對大家他說:"我們都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我和大家一樣,只要盡了自己的一點義務,也算是有一份光發一份光吧!"這天下午,打聽到雷鋒名字及部隊駐地的市二建公司組織工人敲鑼打鼓送來感謝信,大家才知道病中的雷鋒做了一件好事,過了個特殊的星期天。
可敬的"傻子"
一九六零年八月，駐地撫順發洪水，運輸連接到了抗洪搶險命令.雷鋒忍著剛剛參加救火被燒傷的手的疼痛又和戰友們在上寺水庫大壩連續奮戰了七天七夜,被記了一次二等功。
望花區召開了大生產號召動員大會,聲勢很大,雷鋒上街辦事正好看到這個場面,他取出存摺上在工廠和部隊攢的200元錢(存摺上203元)跑到望花區黨委辦公室要捐獻出來,為建設祖國做點貢獻,接侍他的同志實在無法拒絕他的這份情誼,只好收下一半。另100元在遼陽遭受百年不遇洪水的時候捐獻給了遼陽人民。在我國受到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他為國家建設,為災區捐獻出自已的全部積蓄,卻捨不得喝一瓶汽水。
入 黨
團黨委樹立雷鋒為艱苦奮斗,勤儉節約標兵後，雷鋒更加嚴格要求自己，他出身貧苦,愛憎分明,好學上進,階級覺悟高，入黨動機正確，根據一貫表現，支部大會一致通過了雷鋒的入黨申請。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八日，雷鋒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一九六零年底,雷鋒事跡被以<<苦孩子好戰士>>為題在報刊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各地邀請他作報告的單位越來越多，他以一部血淚斑斑的家史,告訴人們不要忘記過去,激勵人們在建設祖國中團結一致，更堅定地去戰勝困難。應廣大人民的要求，連里把雷鋒事跡搞了一個展覽室，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也來人收集雷鋒的事跡……
團結友愛
雷鋒把自己的藏書拿出來供大家學習，被人們稱為「小小的雷鋒圖書館「。他幫助同志學習知識，同班戰友喬安山文化程度低，雷鋒就手把手地教他認字，學算術。同班戰友小周父親得了重病雷鋒知道後以小周的名義給家裡寫了信又寄去10元錢。戰友小韓在夜裡的出車中棉褲被硫酸水燒了幾個洞，雷鋒值班回來發現後，把自己的帽子拆下來一針一針地為小韓補好褲了，輕輕地蓋在他身上。知道這個情況的喬安山說:「為了給你補褲子,雷鋒半宿都沒睡!」
人民的勤務員
從一九六一年開始,雷鋒經常應邀去外地作報告,他出差機會多了,為人民服務的機會就多了,人們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雷鋒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
一次雷鋒外出在沈陽站換車的時候，一出檢票口,發現一群人圍看一個背著小孩的中年婦女,原來這位婦女從山東去吉林看丈夫,車票和錢丟了.雷鋒用自己的津貼費買了一張去吉林的火車票塞到大嫂手裡,大嫂含著眼淚說:「大兄弟,你叫什麼名字,是哪個單位的?「雷鋒說:「我叫解放軍,就住在中國」.
五月的一天,雷鋒冒雨要去沈陽,他為了趕早車,早晨5點多就起來,帶了幾個饅頭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看見一位婦女背著一個小孩,手還領著一個小女孩也正艱難地向車站走去。雷鋒脫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們一起來到車站,上車後,雷鋒見小女孩冷得發顫,又把自己的貼身線衣脫下來給她穿上,雷鋒估計她早上也沒吃飯,就把自己帶的饅頭給她們吃。火車到了沈陽,天還在下雨,雷鋒又一直把她們送到家裡.那位婦女感激地說:「同志,我可怎麼感謝你呀!「 過年的時候,戰友們愉快地在一起搞些各種文娛活動.雷鋒和大家在俱樂部打了一陣乒乓球,就想到每逢年節,服務和運輸部門是最忙的時候,這些地方是多麼需要人幫忙啊。他放下球拍,叫上同班的幾個同志,一起請假後直奔附近的瓢兒屯車站,這個幫著打掃候車室,那個給旅客倒水,雷鋒把全班都帶動起來了.
雷鋒就是選擇永不停息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做好事，難怪人們一見到為人民做好事的人就想起雷鋒.
孩子們的知心人
一九六零年十月以後，雷鋒先後擔任了撫順市建設街小學（即現在的雷鋒小學）和本溪路小學校外輔導員.
雷鋒平時工作．學習都很忙，他只能利用午休時間或風雨天不能出車的日子請假到學校去找教師，同學談心,或進行其他輔導活動。他善於團結小朋友,啟發他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雷鋒以高度的使命感,責任感,辛勤培養下一代茁壯成長。共表團撫順市委為表彰雷鋒的事跡,曾於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頒發獎狀,上面寫著:「獎給優秀輔導員雷鋒同志,保持光榮，繼續前進」。
模範班長
一九六一年九月，全團上下一致推舉雷鋒為撫順市人大代表。
雷鋒參加完人代會回到連里就擔任了二排四班班長，在他的帶領下，四班成了「四好班「，雷鋒也成了全連的四好班長。
一天傍晚，天下起大雨，雷鋒見公路上一位婦女懷里抱著小孩，手裡還拉著小孩，身上還背著包袱，在嘩嘩的大雨中一步一滑地走著，雷鋒忙上前一打聽，才知道這位大嫂從外地探親歸來，要去十幾里外的樟子溝去，她著急地說：「同志啊，今天雨都把我澆迷糊了，這還有孩子，我哭也哭不到家啊！」雷鋒把雨衣披在大嫂身上，抱起那個大一點的孩子冒雨朝樟子溝走去，寧可自己淋得透濕，一直走了兩個多小時，才把她們母子送到家。
謙虛謹慎
雷鋒入伍以來，多次立功受獎，他被選為市人大代表，出席過沈陽軍區首屆共青團代表會議，他的照片，日記和模範事跡．通過報紙．電台作了廣泛的宣傳，雷鋒陸續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熱情贊揚他的來信，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光榮應該歸於黨，歸於熱情幫助我的同志，至於 我個人做的工作，那是太少了，我這么一點點貢獻，比起對我的要求和期望還是很不夠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八點多鍾,細雨霏霏,雷鋒和他的助手喬安山駕車從工地回到駐地。他們把車開進連隊車場後,發現車身上濺了許多泥水,便不顧長途行車的疲勞，立即讓喬安山發動車到空地去洗車。經過營房前一段比較窄的過道，為安全起見，雷鋒站在過道邊上，揚著手臂指揮小喬倒車轉彎；「向左，向左……倒！倒！」汽車突然左後輪滑進了路邊水溝，車身猛一搖晃，驟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曬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桿子，雷鋒不幸被倒下來的方林桿子砸在頭部，當場撲倒在地，昏過去……
戰友們立即用擔架把他送到附近醫院搶救，各級首長立即趕到了醫院，同時以最快速度把沈陽的醫療專家接到雷鋒床前。由於顱骨損傷，導致腦機能障礙，雷鋒這個勞動人民的好兒子，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年僅22歲，就這樣和我們永別了！
八月十七日，在撫順市望花區政府禮堂召開隆重的追悼會。近十萬人護送雷鋒的靈柩向烈士陵園走去。
一九六三年一月，國防部命名雷鋒生前所在的班為「雷鋒班」，共青團追任雷鋒為全國少先隊優秀輔導員，解放軍總政治部，共青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相繼發出關於學習雷鋒的通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等相繼發表社論，評論和介紹雷鋒事跡的文章。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首都各大報紙發表了毛澤東主席的光輝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
雷鋒，這個光輝的名字，在我們的心中閃爍著不滅的光輝。他把自己旺盛的青春全部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他的高尚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必將在我們青少年一代身上不斷發揚光大，他那不可磨滅的美好形象，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Ⅵ 關於「親親相隱」制度
「親親相隱」作為一項在中國傳統法律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法律制度，在彰顯孝道的同時，亦反映了「禮法合治」的人倫精神，這不僅是對人情倫理的關懷，對維護當時社會穩定和諧的重要保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先秦時期：「親親相隱」思想的萌芽
「親親相隱」制度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根據目前現有文獻可知，最早主張父子之間不可相互告發有罪的記載是在《國語•周語》：「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衛大夫元嘔訟其君衛成公於當時的盟主晉文公，周襄王在反對晉文公受理此案時提出的理由是：『夫君臣無獄，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最早提出父子應該相互容隱的是春秋時期的孔子，《論語．子路》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子之間有著最親的血緣關系，是天性之愛，相隱是理所當然的，符合人情倫理，從此容隱首先在理論上得到了儒家的肯定和倡導。
亞聖孟子在孔子父子相隱理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兄弟之間也應該容隱，《孟子•盡心上》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己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此時親屬相容隱還只是一種道德觀念而沒有成為一項法律制度。
最早在法律中規定容隱制度的是《秦律》，其中規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聽。而行告，告者罪。」但秦代並沒有形成系統的親親相為隱制度，只能說容隱的思想在律法中有一定的體現。
（二）兩漢時期：「親親相隱」制度的確定
在統治者的大力倡導和身體力行之下，漢朝「孝治」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和實行。在這種注重「孝悌」的社會氛圍中，漢初所制定的「首匿相坐」的法律規定與當時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念格格不入，已經不適應當時的國情，改革勢在必行。與此同時，經過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相當雄厚的財力和物力，漢初以黃老思想為主的「無為」的政策已經不再適應變化了的形勢的需要，儒家思想的地位日漸提升，漢武帝時期，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武帝接受，儒家思想開始逐漸成為社會主流思想。一些儒生根據儒家的倫理觀念對「首匿相坐」的規定予以抨擊。漢宣帝時桓寬在《鹽鐵論》中表明了自己主張父子相隱，反對父子間首匿相坐的立場：「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
漢宣帝四年，在董仲舒「春秋決獄」及桓寬等儒生的影響下，漢宣帝以詔書的形式第一次正式確定了「親親相隱」的合法性。詔書中說：「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宣帝的詔書不但在法律上承認了「親親相隱」的合法性，而且具體確定了「親親相隱」的適用范圍：（1）家屬三代以內，即祖孫、父子、夫妻之間；（2）凡卑幼隱匿尊長（即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不承擔任何法律上之責任；（3）凡尊長隱匿卑幼（即父母匿子、夫匿妻、祖父母匿孫），一般情況下不負法律責任，但如所犯為死罪，則須上報中央最高司法長官廷尉酌情議定，一般也能較常人減輕或免除處罰。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親親相隱」制度在曲折中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朝代更迭，這一時期社會的動盪使「親親相隱」制度得不到很好的執行，許多儒家對這一時期違反「親親相隱」原則，株連親屬的法律規定與做法予以抨擊。漢末魏初之時，高柔、盧毓等人對「軍徵士亡，考（拷）竟其妻子」的現象進行了批評，東晉人衛展反對當時「考（拷）子證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的做法。北朝魏人崔纂反對審訊中「令同氣（兄弟姊妹）相證」，其理由都是這樣做將會嚴重損害倫常，蔡廓就認為強迫親屬間互相證罪的方法「虧教求情，莫此為大」。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政局的迅速變化而使「親屬相隱」這一注重維護社會家庭穩定的制度受到影響。但是，這一時期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進程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儒家大族司馬氏統一全國後建立的西晉政權使儒家思想與法律的結合更加深入，這一時期，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親屬之間相犯「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正式入律。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與法律制度進一步結合。南陳時「官當」的制定，北齊時「重罪十條」的出現等等都是很好的證明，儒家思想法律化進程的加劇最終必將使代表儒家思想的「親親相隱」制度得到承認和發展，隋唐時期這一制度的成熟和完備證明了這點。
（四）隋唐時期：「親親相隱」制度的成熟與完備階段
魏晉南北朝之後的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制度發展的巔峰期，政治、經濟、文化都在這一時期發展到新的高度。代表儒家思想和法律制度相結合的「親親相隱」制度在這一時期逐漸成熟和完善。以唐律中的規定為例，首先在《名例律》中確立了「同居相為隱」的總原則，並將親屬相隱的范圍由親屬間擴大至「同居相為隱」，體現了這一時期統治者的開明和「親親相隱」制度在這一時期的發展。《名例律》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裨為主隱，皆勿論。……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以此規定而言，所有居住在一起的親屬（不論服制）均可相隱，不同居的大功以上親屬亦可以相隱，小功以下親屬相隱也可以根據服制的遠近減等處罰。為了落實該總則性規定，唐律作出了10種具體規定：（1）不僅藏匿上述犯罪親屬不罰，及匿得相容隱者之侶（親屬的同案犯）亦不坐。（2）通報捕攝消息令親屬脫逃者不罰。（3）審問官不得逼親屬作證，違者有罪。（4）不得告發尊親屬。告祖父母父母為不孝，處絞；告其他有服尊親屬亦有罪。被告發的尊親屬視同自首減免處罰。期親以下尊卑「相侵犯」者可以告發。（5）不得告發卑親屬。「告紹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但父祖告子孫即使誣告亦不坐。（6）幫助父祖逃脫囚禁後不得因懼罰復捕得送官。（7）不得捕縛與自己共同犯罪的親屬赴官自首。（8）在審訊中不得已附帶吐露親屬之犯罪者，不視為告發。（9）捉姦時因捕捉與親屬行奸的外人而牽露親屬之奸罪者不視為告發。（10）謀叛以上國事重罪不得相隱，必須告發。
綜觀唐律對於「親親相隱」的這些規定，我們發現唐律中對於這一制度的設計非常合理和周密。在體例上而言，唐律在名律例中對此有總括性的規定，並在後面篇目中具體加以規定。從內容上看，這些法規互相補充，相輔相成，將「親親相隱」的原則性規定擴充為內容詳盡、便於施行的一系列系統化的法律條文。「親親相隱」在這個時期已經成熟和完備了。
（五）宋至明清時期：「親親相隱」制度在繼承唐律的基礎上略有變化
唐之後各朝代的「親親相隱」規定均以唐律的規定為基礎按照當時的具體情況略加增減而成。其中繼唐而起的宋對唐律的繼承最為忠實，《宋刑統》中關於「親親相隱」的規定幾乎就是《唐律疏議》的翻版。由游牧文明建立的元朝也繼續保留容隱制。《大元通制》首次使用「干名犯義」罪名，即「諸子證其父，奴評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隱。凡干名犯義為風化之站者，並禁止之。」明清容隱制大體同唐宋，但控告得相容隱親屬，其罪行一般輕於唐律，容隱范圍包括妻親和女婿。《大明律》規定「存留養親」、「同居親屬有罪得相互容隱」，「奴裨不得告主」，「弟不證兄、妻不證夫、奴碑不證主」等。《大清新刑律》第180條規定為親屬利益而藏匿人犯及湮滅證據者可免除或減輕刑罰。
唐宋元明清的法律甚至明文規定，根據法律應當相隱的親屬都不得規定其作證，官吏如有違反要處杖刑。這充分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家庭親情及其倫理綱常的維護。
清末改制後，只有親屬容隱製得以保留。清末明初，親屬容隱制度繼續得到沿襲。這一時期的法律都有關於庇護親屬不罰、放縱和便利親屬脫逃減輕處罰、親屬間有權拒絕證明彼此有罪等規定。由此可見，容隱制度已經成為一項個人權利，並且受國家法律的保護。
Ⅶ 求《漢書 藝文傳 諸子略》的中文譯文，在線等，急，七點止，有分回報
全文翻譯：
儒家這個流派，大概出自於古代的司徒之官。他們幫助國君，順應自然，宣明教化。涵泳於六經的文章當中，特別注意仁義之間的事務，遠宗堯舜的道統，近守周文王、武王的禮法，尊崇孔子為師表，來加重他們言論的重要性，在各派道術當中最為崇高。孔子說：「如果對別人有所稱贊，就一定先對他有所試驗。」唐堯虞舜的興隆，商朝周朝的盛世，孔子的德業，是已經經過試驗而有成效的。但是迷惑的人已經失去了（儒家經典中）精深微妙的道理，而邪僻的人又追隨時俗任意曲解附會經書的道理，違背離開了聖道的根本，只知道以喧嘩的言論來博取尊寵。後來的學者依循著去做，所以五經的道理就乖謬分離，儒學就逐漸的衰微的；這就是那些邪僻的儒著所留下來的禍患啊。
道家這個流派，大概出於古代的史官。他們連續記載成功失敗、生存滅亡、災禍幸福、古今的道理。然後知道秉持要點把握根本，守著清靜無為，保持謙虛柔弱的態度；這就是國君治理國家的方法。（這想法）符合於堯的能夠謙讓，易經上所說的謙虛，一種謙虛可以得到四種好處；這就是他們的長處。等到狂放無守的人來實行道家學術，那麼就斷絕了禮儀，拋棄了仁義；認為只要用清靜無為，就可以治理好國家。
陰陽家這個流派，大概出於古代掌天文的官職。他們恭敬的順從上天，用歷象來記錄日月星辰的運行，恭敬的教導人民按照天時祭祀、耕種；這就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拘泥固執的人來實行陰陽家的學術，就被禁忌所牽制，拘泥於占卜問卦的小技術，舍棄了人事而迷信鬼神。
法家這個流派，大概出自於古代的法官。他們獎賞很有信用處罰必然施行，來輔助禮儀制度的推展。易經上說：「先王用很嚴明的刑罰來整飭法律。」這就是他們的長處。等到刻薄的人來實行法家的學術，那麼就不要教化，捨去了仁愛，專門用刑法，而想要達到治理國家的目的；至於殘害了最親近的人，傷害恩義刻薄了應該親厚的人。
名家這個流派，大概出自於古代掌禮儀的官職。古代名號品位不一樣，所用的禮節也就異等。孔子說：「一定要來端正名分啊！名分不端正，那麼所說的話就不順當；所說的話不順當，那麼所做的事就不成功了。」這就是他們的長處。等到喜歡攻擊別人陰私的人來實行名家的學術，那麼就只會賣弄一些屈曲破碎、支離錯雜的言辭罷了。
墨家這個流派，大概出於古代掌管宗廟的官職。他們住在茅草蓋頂，以采木為椽的房子里，所以注重節儉；奉養年老更事致仕的人，所以主張兼愛；以大射禮選拔人才，所以崇尚賢人；尊崇鬼神尊敬祖先，所以崇敬鬼神；順從四時做事，所以不相信命運；以孝道宣示天下，所以崇尚同心同德；這就是他們長處。等到眼光淺短的人來實行墨家學術，只看到節儉的好處，因此就反對禮節；推廣兼愛的旨意，而不知道分別親疏遠近。
從橫家這個流派，大概是的出於古代的外交官。孔子說：「讀了詩經三百篇，派他出使到國外去，不能獨當一面應對進退，雖然學了很多又有何用呢？」孔子又稱贊蘧伯玉的使者說：「好使者呀！好使者呀！」這就是說一個使者應該權衡事情的利害得失做適當的處置，只接受出使的命令而不接受應對的言辭，這就是他們的長處。等到邪惡的人來實行從橫家的學術，那麼就崇尚欺詐，而背棄了應該遵守的誠信。
雜家這個流派，大概出於古代的議政之官。他們兼容儒家、墨家，綜合了名家和法家，他們知道治理國家的體要必須有這些派的主張，他們也看出來王道政治必須百家貫通，這就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放盪的人來實行雜家的學術，就散漫雜亂而沒有中心目標。
農家這個流派，大概出於古代掌管農業的官職。他們勸導人民耕田種桑來使衣食充足。所以古代最重要的八件政事，第一就是吃飯的問題，第二就是貨物的問題。孔子說：「要重視人民吃飯的問題。」這就是他們的長處。等到鄙陋的人來實行農家的學術，認為用不著聖明的君王，想要使君民一起耕種，這就違背了君臣上下的次序。
小說家這個流派，大概出自於古代的小官。（這一派）是大街小巷的談論，馬路上傳說的人所造成的。孔子說：「雖然是小的技巧也一定有值得觀賞的地方；但想要推行久遠恐怕滯泥不通，所以君子是不學的。」但是它也不會消滅。（小說家）是鄉里有小智慧的人所寫的東西，也要把它編輯保存起來而不要忘記了；假如裡面有一句話值得我們來採用，這也就如同古代樵夫、狂放的人他們的議論一樣（有參考的價值）。
諸子共有十家，其中值得觀賞的不過九家而已，都是起於王道政治已經衰微以後，諸侯以武力相征伐，當時的國君，喜好厭惡的不一樣，所以九家的學術紛紛興起。各自引用他們的一種學說，推崇他們學說的好處，用這學說來奔走游說，迎合諸侯的心理。他們的言論雖然不一樣，就譬如水火，是互相消滅也是互相生長的；就像仁與義，敬與和，雖然性質相反卻又是互相生成的。易經上說：「天下（學問）的途徑雖然不一樣但是歸趨是相同的，思慮雖然很繁雜但是目標一致。」現在各家的學者，各自推崇他們學說的長處，用盡了智慧和思慮，來闡明他們學說的要旨。雖然各自有偏見短處，但是綜合他們的主要歸趨，發現他們也都是從六經分支出來的。假使讓他們遭遇到聖明的君王，能折中採用他們的主張，他們都可以成為輔佐的人才啊。孔子說過：「禮儀散失了要到鄉野去尋找。」現在距離聖人的時代很久遠了，聖人的道術殘缺廢棄，沒有地方再去加以追求了，採用他們九家的學術不是勝過去鄉野找來得好嗎？如果能修明六經的學說，觀察參考這九家言論，舍棄短處取用長處，就可以通達治理國家的各種方法了！
Ⅷ 情商與智商有何區別
EQ是情商，IQ是智商E與I的區別EQ是情商，IQ是智商一個是E+Q 一個是I+QEQ是情商，I...其次，智商和情商的形成基礎有所不同。情商和智商雖然都與遺傳 因素、環境因素有關。
（1）智商是一個智力商數，表示一個人智力水平的高低；情商是感情商數，反映一個人感情品質的差異。（2）智商反映一個人的認知能力、思維能力、語言能力、觀察能力、計算能力、律動能力等，即是理性思維、判斷、推理、決策的能力，是大腦左半球的功能；情商主要反映人的感受、理解、運用、表達、控制、調節自我和他人情感的能力，既是非理性的能力，是大腦右半球的功能。（3）理性能力是意思表層的認知模式，是在思維中樞對刺激進行「登記」後，然後經過思索、考慮、反省，最後作出反應；情緒則是比理智快捷的反應，有時會不合邏輯，表現為沖突性，往往把思考中樞的深思熟慮、分析推理拒之九霄雲外。（4）智商更大的取決於遺傳因素，即先天因素的影響大於後天因素；情商的形成和發展，雖然也有先天因素，但後天的社會環境對人的情感影響更大，這也就說明情商較智商而言有更大的改變可能，教育對情感智力有更大的可塑性。
情商和智商是各自獨立的，但並非完全對立，他們之間既存在區別，又有密切聯系。我們常常把人的聰明和情感敏銳相提並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1）純粹的高智商型，幾乎是一種誇大可笑的知識分子。他們往往在知識方面博學多才，而在生活方面卻無所適從，猶如幼兒，可謂是知識上的巨人，生活上的白痴。（2）反之，高情商的人，他們多半社交能力極佳，性格外向而愉快；不易陷入恐懼和憂慮之中；對人對事容易投入，富有同情心；情感生活通常較豐富，但不逾軌；自處和處人都能怡然自得。但是這種單純的高智商和高情商型人在生活中是很少的，也可以說是沒有的。（3）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表現的是智商和情商的不同組合，且兩者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可以說智商高的人，情商不會很低；情商高的人智商也不會很差。
智力優越者都具有四種共同的非智力因素：①為取得成功的堅持力；②為實現目標不斷積累成果的能力；③自信心；④克服自卑感的能力。這說明卓越的智力成就所需要的決不只是智力因素本身，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在人取得成功的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兩個都很重要。
Ⅸ 刑法的四大基本原則
我國1997年及2012年修訂的刑法典規定了四個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平等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
1、罪行法定原則
我國《刑法》第三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該條規定體現了罪行法定原則，其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罪行法定原則決定了刑法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並派出了習慣法的做法；禁止類推和不定期的刑，需要按照現行法律規定適用刑罰。
2、罪行相適應原則
我國《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該條規定體現了罪行相適應的原則，其含義是指犯罪的輕重與所受的刑罰相稱，輕罪輕判，重罪重判。
3、適用刑法平等原則
我國《刑法》第四條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該條規定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其含義是指任何人沒有地位、職務、出身等因素的區別，在法律適用上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享有特權。
4、罪刑相適應原則
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含義是，刑罰的輕重應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我國《刑法》第五條明文規定了這一原則。罪刑相適應，是適應人民樸素的公平意識的一種法律思想，是罪與刑的基本關系決定的，是預防犯罪的需要。
(9)無為法官擴展閱讀：
罪刑法定原則從字面意義上看，「正當法律程序」，似乎僅僅涉及程序方面的問題，即在刑事案件中遵守某些程序或者禁止適用其他的一些程序。
實際上它具有更深層的意義，即從實質上限制政府的權力。在刑事訴訟中，正當程序這種實質性限制，不僅要求在實體刑法中的犯罪行為，從內容到形式上加以明確規定，而且要求立法機關在宣布某種行為是犯罪時，要具有適當的和明確的限制。
如果某種行為尚未達到犯罪的嚴重程度，立法機關就不能通過法律程序將其認定為犯罪，使之犯罪化。甚至在存在某種危害的情況下，有的法院也常常以特定的理由。
即缺乏刑事犯罪的傳統構成要件為由，而宣布某項刑事法律違憲，以此體現正當法律程序對刑事立法的實質性限制。
Ⅹ 王常松的介紹
王常松，男，漢族，1962年7月生，安徽省無為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共十八大代表，中共吉林省第十屆省委委員，吉林省第十一屆人大代表。198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6年8月參加工作，1986年7月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