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內心確認

⑴ 法官憑內心確信當事人的父親生前處理了房產合法嗎

法官這樣的行為是合法的。
法官的內心確信，是指法官在訴訟中，通過聽取當事人的舉證、質證、辯論、審閱卷宗、查找法律規范依據等活動，並運用既有的法律知識，按照一定的訴訟規則，對爭議標的的證據採信、法律適用、裁判調整等問題，在內心形成某種確定且堅信的結論性意見，產生成竹在胸的感覺。
法官的內心確信，是法官對案件問題的確定的理性判斷，不是飄浮的感性認識，是法官對案件的個別或全部問題的觀念定型。在沒發現新的證據及其有力的說服理由，或者在沒發現新的法律規定及其不同角度的法律解釋之前，法官不會輕易動搖已經固定的看法。故而法官內心確信是法官尚未物化、形成書面文字的判定。
現階段，我國法官的內心確信，具有以下顯著特點：
一是審理中的隱秘性。法官對爭議的程序或實體問題，在內心形成確定性的意見以後、公開宣判以前，總是秘而不宣的；
二是公開的一次性。法官只能藉助宣布最後裁判結果的唯一機會，一次性公開吐露對案件審理的全部看法。
三是公開後的終結性。法官的內心確信，一經口頭或書面公開宣布，則意味著某種訴訟程序的結束，具有不可逆轉性和不容爭辯性。法官公開宣布裁判後，就某一程序問題或整個案件的審理程序終止，非依審判監督程序，其裁判結論不得肆意再審或更改，當事人沒有就裁判的事實和法律問題和原審法官進行爭辯的任何可能，只能通過上訴或申訴程序，另覓救濟途徑。

⑵ 在證據法中，什麼是「內心確信」

內心確信概念 法官的內心確信，是指法官在訴訟中，通過聽取當事人的舉證、質證、辯論、審閱卷宗、查找法律規范依據等活動，並運用既有的法律知識，按照一定的訴訟規則，對爭議標的的證據採信、法律適用、裁判調整等問題，在內心形成某種確定且堅信的結論性意見，產生成竹在胸的感覺。 解釋 法官的內心確信，是法官對案件問題的確定的理性判斷，不是飄浮的感性認識，是法官對案件的個別或全部問題的觀念定型。在沒發現新的證據及其有力的說服理由，或者在沒發現新的法律規定及其不同角度的法律解釋之前，法官不會輕易動搖已經固定的看法。故而法官內心確信是法官尚未物化、形成書面文字的判定。 特點 現階段，我國法官的內心確信，具有以下顯著特點。 一是審理中的隱秘性。法官對爭議的程序或實體問題，在內心形成確定性的意見以後、公開宣判以前，總是秘而不宣的；二是公開的一次性。法官只能藉助宣布最後裁判結果的唯一機會，一次性公開吐露對案件審理的全部看法。三是公開後的終結性。法官的內心確信，一經口頭或書面公開宣布，則意味著某種訴訟程序的結束，具有不可逆轉性和不容爭辯性。法官公開宣布裁判後，就某一程序問題或整個案件的審理程序終止，非依審判監督程序，其裁判結論不得肆意再審或更改，當事人沒有就裁判的事實和法律問題和原審法官進行爭辯的任何可能，只能通過上訴或申訴程序，另覓救濟途徑。 淺議 我國法官內心確信的上述特點，真切的現實寫照是，法官在開庭審理的過程中，總是表情木然，被動聽審，視內心確信為不可泄漏的天機。當事人在庭審過程中，一般無法現場得知法官對案件問題的實質意見。如果剔除法官對庭審指導性的語言和案件釋明性的問話以外，法官審理案件，有如「無聲審判」，而判決則成了法官給予當事人的「無言的結局」。法官宣判前的裁判活動，可以說是法官單純隱秘的內心活動的代名詞，被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一、《民事證據若干規定》掀開了神秘面紗的一角 2002年4月1日頒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民事證據若干規定》）第三十五條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規定第三十四條規定的限制，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法官要求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無疑應當說明理由，而說明理由，就必須公開法官對案件法律關系性質或民事行為效力的內心確信。法官在庭審中，就案件的某一爭點問題，可以而且必須公開作出判定，這在該《規定》出台以前，是無法想像的。該條規定對民事訴訟具有突破性的意義，給人的鼓舞是，法官的內心確信是可以公開的，發人深思。 通過對《民事證據若干規定》第三十五條所假定的情勢和處理意見的抽象分析，可以窺探其背後蘊涵的法理。1、如果法官不公開內心確信，必然使得判決的認定及其觀點，未經法庭辯論而出乎當事人的意外，使判決構成對當事人的不意打擊，有失司法信義。未經法庭辯論的觀點作為判決的理由，正如未經法庭質證的證據作為定案的依據一樣，因有違正當程序而難以接受；2、如果法官不公開內心確信，當事人就有可能因程序主張的錯誤而承擔不利後果，就有可能失去包括變更訴訟請求、申請重新舉證、提出和解、申請撤訴在內的其它救濟方式或者變換訴訟策略的機會，無法實現實體公正；3、如果法官不公開內心確信，當事人的質證、辯論等庭審活動，就會因為偏離主題而流於形式，或者因為庭審的關鍵問題正誤不明，使庭審活動無法得以持續有效的深入進行，從而事實上限制了當事人的辯論權，同時也不符合訴訟的「兩便原則」；4、在案件的爭點嚴重影響當事人的訴權，而當事人的主張與法官的認定不一致時，法官有公開內心確信的義務，與之對應的是，當事人有要求法官公開內心確信的權利。依照規定後面的旨趣，反思法官的民事審判經驗，可以斷言，法官需要公開內心確信的場合，絕不只規定所列的兩種情況。比如，在法官的判決結果與當事人的訴請將有本質的差別時。例在損害賠償訴訟中，一方當事人主張賠償全部損失，對方當事人主張不應進行任何賠償，而法官確信應當進行部分賠償。在法官不公開自己的內心確信而逕行判決的情況下，實際上就剝奪了當事人就部分賠償問題，進行可能的辯論和救濟的機會。正象刑事訴訟中的被告人作無罪辯護時，不可能辯稱自己具有從輕或減輕的情節一樣，圍繞是否應當賠償全部損失進行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不可能就部分賠償的事實、法律以及賠償的比例問題進行辯論。再如，對於涉及案件勝敗的關鍵證據的效力和爭點的性質，如果法官拒不及時公開自己的內心確信，當事人就會失去對其它問題進行爭辯的興趣，甚至認為繼續的訴訟程序毫無必要。如訴訟中關於時效問題的爭論，法官不當庭作出判定，不便於當事人的訴訟是可想而知的。 《民事證據若干規定》，雖然只是掀開了罩在法官裁判活動之上的神秘面紗的一角，但無疑同時給了我們掀開全部面紗的勇氣和暗示。 二、公開法官的內心確信，符合司法權的本質特徵 司法權的存在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民主法治社會必不可少的制度設計。「司法本質上就是由司法機關代表國家對各類糾紛所進行的居中裁判，此種裁判對爭議的雙方具有拘束力。所以司法的固有許可權就是裁判權。」［1］司法裁判權，從廣義上講，也是一種特殊的判斷權。「司法判斷針對真與假、是與非、曲與直等問題，根據特定的證據（事實）與既定的規則（法律），通過一定的程序進行認識。」［2］司法權的行使，亦即法官的裁判活動，就是法官對糾紛形成確定性的認識，並作出具有拘束力裁判的過程。司法權具有如下的本質特徵。 1、救濟性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實行『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私力救濟方式，社會充滿了暴力和血腥，秩序一片混亂。國家產生以後，為了維護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國家禁止沖突主體以自身的報復性手段解決爭議，禁止用私人暴力殺戮的方式子息沖突。國家強制力的制裁，代替了私人的報復和復仇。通過訴訟解決爭議，用和平的、合法的的途徑而不是暴力的、任意的方式來解決紛爭，不僅使各類沖突和矛盾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決、社會秩序得以維護，受害人獲得必要的補救，而且通過訴訟定紛止爭，使人類的行為也得到規范。」［3］可見，司法是替代性的糾紛解決機制，是國家通過對私力解決糾紛的否定而對公民救濟權的壟斷。公民提起訴訟，也就具有了藉助國家司法權實現對自己私權救濟的真義。因此，司法權首先體現為公民的一種救濟權，其行使的方式不應偏離、甚至阻礙公民實現救濟的目的。法庭作為公民進行訴訟的場所，不僅僅是公民提交紛爭的地方，更是公民通過積極的庭審活動影響法官裁判的講壇。但是法官不分原則地一味隱藏內心確信，截斷了當事人和法官進行必要的合法溝通、進而直接合理地影響裁判的渠道，當事人只能在「無知之幕」下，無奈無助地聽任法官的最後裁判，這顯然不利於公民行使充分的公力救濟權。[1]

⑶ 學校扶助證明到法院有用嗎

有用。
如果訴訟當事人需要申請法律援助的，那麼就必須要向人民法院提供貧困證明，通過審核之後人民法院就會為當事人辦理法律援助。
對當事人提交的經濟困難證明，法院一定會審核。只要案件承辦法官內心確認困難證明是真實的，法官就會採納。
貧困證明申請條件:1、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法定贍養人或撫養人、扶養人的居民；2、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或領取失業保險金期滿仍未能重新就業，家庭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居民；3、在職人員和下崗人員在領取工資或最低工資、基本生活費以後以及退休人員領取養老金後，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居民；4、其他家庭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居民。

⑷ 誰指教一下；法官什麼情況下，可以自由心證斷案

「自由心證」是辦案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得出的一種內心確信。這種內心確信內是基於法官的良容知、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優良的法律素質等因素所形成的。法官不應只是一味教條適用證據規則，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靈活加以運用。我們之所以強調開庭審理，強調當事人和證人到庭，強調庭審質證，就是試圖通過法官對當事人、證人的直接接觸，通過法官的直接感覺來判斷；雖然感覺有時是靠不住的，但卻是我們理性認識的基礎，而且有時法官的感覺還要勝過冷靜的理性判斷。在一些復雜、疑難的案件中，自由心證往往對判決結果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⑸ 內心確信的解釋

法官的內心確信，是法官對案件問題的確定的理性判斷，不是飄浮的感性認識，是法官對案件的個別或全部問題的觀念定型。在沒發現新的證據及其有力的說服理由，或者在沒發現新的法律規定及其不同角度的法律解釋之前，法官不會輕易動搖已經固定的看法。故而法官內心確信是法官尚未物化、形成書面文字的判定。

⑹ 人證在法律上能成為證據嗎

法律分析：這個要具體分析的，一般僅僅是證人證詞，不容易被採信。民事案件中，要求證據的證明力達到高度蓋然性即可，即事實只要法官內心確認，雙方誰的證據證明力大即可做出有利的判決。證人證言也是證據的一種，只要查證屬實，可以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但人民法院可根據案件的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 證據包括：(一)當事人的陳述;(二)書證;(三)物證;(四)視聽資料;(五)電子數據;(六)證人證言;(七)鑒定意見;(八)勘驗筆錄。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⑺ 法官不能自由心證怎麼辦

所謂自由心證制度，是指「證據之證明力，通常不以法律加以拘束，聽任裁判官之自由裁量」。自由心證（在我國又被稱為內心確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據法律規定，通過內心的良知、理性等對證據的取捨和證明力進行判斷，並最終形成確信的制度。
自由心證制度是當今實行法治的國家普遍採用的關於判斷證據，認定案件當事人的一項基本的訴訟證據制度。自由心證制度也稱為內心確信制度，是一種將主張與證據之間相聯系的認定，證據本身證據力的判斷，證據和事實之間關聯性的認識，證據充足程度的分析等都完全委任於法官的理性和良知的證據制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自由心證制度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積極的實體真實主義和職權主義為背景的大陸型自由心證制度，即內心確信制度，另一種是以消極的實體真實主義和當事人主義為背景的英美型自由心證制度，即排除合理性懷疑制度。要全面、深入把握自由心證制度，必須首先對法定證據制度作一概要了解。所謂法定證據制度，是歐洲中世紀後期各君主專制國家所普遍推行的一種證據制度。其特徵是，每一個證據的證明價值和意義都由法律條文預先加以規定，法官只是機械地按照法定方法去計算證據的證明力，決定其取捨，並據此認定事實。雖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法定證據制度比奴隸社會盛行的神示證據制度具有明顯的進步性，但是，因其無視法官和陪審員主觀上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活動，而企圖象運用數學公式一樣，用法律規定的簡單公式去刻板地和絕對地解決復雜的證據判斷問題，因而被認為是不科學的，其結果至多隻能達到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真實」，而與反映案件真實情況的「實質真實」相距甚遠。因為單純追求形式其實是無從談到判斷上的准確性的。而且，在形式的法定證據制度下，為了滿足某些證據數量上的要求，人們還常常採用威逼手段，甚至刑訊逼供，屈打成招。顯然，法定證據制度是與自由、人權相違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七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積極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逐步增加政府信息公開的內容。
第八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政府信息資源的規范化、標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強互聯網政府信息公開平台建設，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平台與政務服務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開在線辦理水平。
第九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對行政機關的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進行監督，並提出批評和建議。

⑻ 內心確信的淺議

我國法官內心確信的上述特點，真切的現實寫照是，法官在開庭審理的過程中，總是表情木然，被動聽審，視內心確信為不可泄漏的天機。當事人在庭審過程中，一般無法現場得知法官對案件問題的實質意見。如果剔除法官對庭審指導性的語言和案件釋明性的問話以外，法官審理案件，有如「無聲審判」，而判決則成了法官給予當事人的「無言的結局」。法官宣判前的裁判活動，可以說是法官單純隱秘的內心活動的代名詞，被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一、《民事證據若干規定》掀開了神秘面紗的一角
2002年4月1日頒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民事證據若干規定》）第三十五條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規定第三十四條規定的限制，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法官要求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無疑應當說明理由，而說明理由，就必須公開法官對案件法律關系性質或民事行為效力的內心確信。法官在庭審中，就案件的某一爭點問題，可以而且必須公開作出判定，這在該《規定》出台以前，是無法想像的。該條規定對民事訴訟具有突破性的意義，給人的鼓舞是，法官的內心確信是可以公開的，發人深思。
通過對《民事證據若干規定》第三十五條所假定的情勢和處理意見的抽象分析，可以窺探其背後蘊涵的法理。1、如果法官不公開內心確信，必然使得判決的認定及其觀點，未經法庭辯論而出乎當事人的意外，使判決構成對當事人的不意打擊，有失司法信義。未經法庭辯論的觀點作為判決的理由，正如未經法庭質證的證據作為定案的依據一樣，因有違正當程序而難以接受；2、如果法官不公開內心確信，當事人就有可能因程序主張的錯誤而承擔不利後果，就有可能失去包括變更訴訟請求、申請重新舉證、提出和解、申請撤訴在內的其它救濟方式或者變換訴訟策略的機會，無法實現實體公正；3、如果法官不公開內心確信，當事人的質證、辯論等庭審活動，就會因為偏離主題而流於形式，或者因為庭審的關鍵問題正誤不明，使庭審活動無法得以持續有效的深入進行，從而事實上限制了當事人的辯論權，同時也不符合訴訟的「兩便原則」；4、在案件的爭點嚴重影響當事人的訴權，而當事人的主張與法官的認定不一致時，法官有公開內心確信的義務，與之對應的是，當事人有要求法官公開內心確信的權利。依照規定後面的旨趣，反思法官的民事審判經驗，可以斷言，法官需要公開內心確信的場合，絕不只規定所列的兩種情況。比如，在法官的判決結果與當事人的訴請將有本質的差別時。例在損害賠償訴訟中，一方當事人主張賠償全部損失，對方當事人主張不應進行任何賠償，而法官確信應當進行部分賠償。在法官不公開自己的內心確信而逕行判決的情況下，實際上就剝奪了當事人就部分賠償問題，進行可能的辯論和救濟的機會。正象刑事訴訟中的被告人作無罪辯護時，不可能辯稱自己具有從輕或減輕的情節一樣，圍繞是否應當賠償全部損失進行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不可能就部分賠償的事實、法律以及賠償的比例問題進行辯論。再如，對於涉及案件勝敗的關鍵證據的效力和爭點的性質，如果法官拒不及時公開自己的內心確信，當事人就會失去對其它問題進行爭辯的興趣，甚至認為繼續的訴訟程序毫無必要。如訴訟中關於時效問題的爭論，法官不當庭作出判定，不便於當事人的訴訟是可想而知的。
《民事證據若干規定》，雖然只是掀開了罩在法官裁判活動之上的神秘面紗的一角，但無疑同時給了我們掀開全部面紗的勇氣和暗示。
二、公開法官的內心確信，符合司法權的本質特徵
司法權的存在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民主法治社會必不可少的制度設計。「司法本質上就是由司法機關代表國家對各類糾紛所進行的居中裁判，此種裁判對爭議的雙方具有拘束力。所以司法的固有許可權就是裁判權。」[1]司法裁判權，從廣義上講，也是一種特殊的判斷權。「司法判斷針對真與假、是與非、曲與直等問題，根據特定的證據（事實）與既定的規則（法律），通過一定的程序進行認識。」[2]司法權的行使，亦即法官的裁判活動，就是法官對糾紛形成確定性的認識，並作出具有拘束力裁判的過程。司法權具有如下的本質特徵。
1、救濟性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實行『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私力救濟方式，社會充滿了暴力和血腥，秩序一片混亂。國家產生以後，為了維護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國家禁止沖突主體以自身的報復性手段解決爭議，禁止用私人暴力殺戮的方式子息沖突。國家強制力的制裁，代替了私人的報復和復仇。通過訴訟解決爭議，用和平的、合法的的途徑而不是暴力的、任意的方式來解決紛爭，不僅使各類沖突和矛盾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決、社會秩序得以維護，受害人獲得必要的補救，而且通過訴訟定紛止爭，使人類的行為也得到規范。」[3]可見，司法是替代性的糾紛解決機制，是國家通過對私力解決糾紛的否定而對公民救濟權的壟斷。公民提起訴訟，也就具有了藉助國家司法權實現對自己私權救濟的真義。因此，司法權首先體現為公民的一種救濟權，其行使的方式不應偏離、甚至阻礙公民實現救濟的目的。法庭作為公民進行訴訟的場所，不僅僅是公民提交紛爭的地方，更是公民通過積極的庭審活動影響法官裁判的講壇。但是法官不分原則地一味隱藏內心確信，截斷了當事人和法官進行必要的合法溝通、進而直接合理地影響裁判的渠道，當事人只能在「無知之幕」下，無奈無助地聽任法官的最後裁判，這顯然不利於公民行使充分的公力救濟權。

⑼ 自由心證與內心確認有何不同

在學術上自由心證和內心確信（確認）具有同一性。
自由心證又稱為「內心確信」,自由心證的核心就是法官要形成內心確信。

自由心證原則要求:對於證據的取捨及其證明力,法律不預設規定，而由法官針對具體案情根據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斷,由此形成內心確信,並據此認定案件事實。法官通過證據判斷形成的內心信念，稱為「心證」。心證達到深信不疑的程度，稱為「確信」。
所謂"內心確信",是指法官內心對於案件事實形成確信,即法官心證程度應當達到"不允許相反事實可能存在"(刑事訴訟)或者"真實的可能性大於虛假的可能性"(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證明標准。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排除一切合理懷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訴訟制度下，法官獲得內心確信的路徑是不一樣的。在英美法系中，法官對事實的內心確信只要達到蓋然性的「優勢證明」程度即可下判，而在大陸法系中，法官對事實的內心確信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高度」蓋然性程度才可下判。
有關蓋然性標準的問題請參考夏敏的《論民事證明蓋然性標準的訴訟制度基礎》

⑽ 法官如何認定證據和事實

（18） 田成有法官在行使司法裁判權時，必須重證據，重事實。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要用證據和事實說話，離開了必要的證據和事實，就無法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證據和事實是適用法律的基礎。長期以來，在審判工作中，由於受職權主義和過分強調判決追求絕對真實等觀念影響，在審理過程中我們希望法官窮極一切證據，認真調查取證，要把每一個案件的事實查清，證據搞准。從理論上講，法官應當努力追求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相一致，要盡可能地發現或揭示客觀事實，這種要求和期望本身是不錯的。但問題的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畢竟是不一樣的。因為任何案件都是發生在過去的、是對已經產生爭議或紛爭的事實進行事後認定。法官所面臨的案件事實已經「成為過去」，這些發生在過去的具體事件不可能完全再現或復原，且該具體事件也不可能通過科學實驗的方法來加以證明。這一事實只有親歷者和目擊者知曉，而親歷者和目擊者作為一個有情感的人，由於受各種利害關系以及自身表達能力等方面的影響，往往也不一定就能如實地、客觀地陳述已經發生了的事實，甚至出於某種利益考慮，會對這些事實進行違心的陳述或故意歪曲。作為法官而言，既不在現場，也無法將時光倒轉得知當時的客觀真實情況，法官無法將昨天情景重現。因此，法官所認定的事實，就只能是運用基本的因果關系、辨證關系和邏輯推理等方法，以及依靠法官自身的社會經驗，對訴訟中雙方當事人提供的那些靜態的、凌亂的、孤立的和不完整的證據，按照事物發展一般規律以及基本的邏輯推理規律進行綜合，並根據內心確認為有效的證據，進行頭腦思維加工，最後建構起一個基本上「合情合理」的、符合一定邏輯發展軌跡的法律事實。法官的基本職責和任務就是盡最大的努力使構建出來的法律真實為社會公眾所認可和接受，以期大致重現客觀事實。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證據是決定客觀事實真偽的基礎，沒有證據證實的事實是不能作為法院判決依據的，法官採用的證據必須是經過庭審舉證、質證、認證的證據，未經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也可以這么說，證據是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查明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的基石，證據的嚴謹性、邏輯性、關聯性成了法官認定案件事實的關鍵，作為法官，我們只能從已有的證據中發現事實，只能考慮從證據推導出的案件事實，只能考慮這些事實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法官最後提交的也應該是一份層次清楚，論述嚴密，說理充分，准確無誤的判決書，應該是充分反映了當事人雙方舉證、質證全過程，並對每一項訴訟請求是否支持及其依據，援引的法律條文准確、清楚的判決書，離開了證據來談事實，等於在建造空中樓閣。所以，實際發生的事實往往不被等同於法律上的「事實」，法庭上的事實只是被法庭上的證據證明了的情況，是通過法律認定後得出的法律事實，它也許是真實的事實再現，也許是不能真實反映客觀真實的假象。在我看來，法官由於職業的特殊性，其對案件事實方面的把握要比其他人的要求要更高一些、更准一些。這個高和准就表現在：法官對事實的判斷應該是質疑的，要保證我的質疑得到認定，要確認有這種事實存在，必須靠證據說話，用證據來驗證。法官對事實的認定必須是最佳的、最具權威的，這種權威性表現在法官必須能夠吸收或反駁其他一切人的判斷，他人的判斷可能是片面的、或只涉及了一些事實片段，而法官對事實的判斷必須是全面的、能形成一個事實體系。所以，法官考慮的事實只能是該證據推導出的案件事實，只能是這個事實在法律上具有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