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最高法院判例

① 簡述德國的法院組織

（一）司法系統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繼承羅馬傳統的大陸法國家，德國在理論上承認「議會主權」，並至今堅持立法機構是法律的唯一源泉。因此，如果普通法系承認法院的立法作用和法律的多種源泉，那麼大陸法——包括德國法——則認為成文立法是唯一有效的法律。傳統理論認為法院的作用不是制訂法律，而是機械地運用法律。甚至連法官是否應該「解釋法律」都有爭議，因為創造性的「解釋」無異於制訂法律。但在實際上，大陸法系的法院製法(Judicial Law-making)功能和普通法系少有差別。尤其是對於措辭籠統、含義廣泛和歷史悠久的典章，無論在何種法治國家，法院必須不時賦予典章的條文以時代含義，來彌補立法機構未能及時跟上社會需要之不足。(27) 當然，法院並不是形成司法決定的僅有機構。尤其在歐洲大陸，學者對司法規則的歸納、總結與形成，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所謂的法院製法，事實上是法院與法學界合作努力之結果。
與立法至上理論相聯系，大陸法在理論上不承認先例規則。立法——而非法院——才是合法的法律源泉；立法條文與精神——而非以前的法院決定——必須在任何時候都得到各級法院的貫徹執行。而且所有法官——不論是基層或是最高法官——都同樣受立法精神所支配，並獨立地按照自己對立法精神的理解來決定案件。因此，大陸法在理論上既不承認先例的嚴格法律效力，也不承認最高法院決定對下級法院的絕對約束作用。最高法院只能撤銷下級法院決定，但下級法院無須遵照最高法院對法律的解釋，因為其最高忠誠在於成文立法，而非上級決定。然而在實際上，最高法院的決定和先例規則極少受到違背。在這方面，就和法院製法一樣，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少有實質差異。
和美國相比，德國的法院系統具有分散化與專門化的顯著特點。在美國，聯邦和各州法院形成多套完整、獨立的司法系統。聯邦法院通常無權審理僅涉及州法的案件；雖然各州法院可以審理多數涉及聯邦憲法或法律的爭議，但最高聯邦法院是聯邦憲法與法律的最終闡釋者。不論在聯邦或各州法院，司法管轄權都是集中與統一的：普通法院有權審理涉及憲法、行政、刑事、民事或合同等通常類型的所有案件。相對而言，德國的司法權力在橫向和縱向都有不同分配。在橫向上，和普通法院不同，德國不存在統一的司法管轄權以處理全部領域的法律問題。通常的司法功能分布在五套平行與獨立的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審理民法與刑事案件，四種特別法院分別處理行政、社會、勞動、與財政爭議。通過在橫向實行司法管轄分工，這些法院對其本專業的法律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在縱向上，每個系統又根據等級，分成聯邦、各州與地方法院。其中地方法院是初審法院，各州法院是上訴法院，聯邦法院則是最高法院。《基本法》第95章規定：「[1] 對於普通、行政、財政、勞動、和社會領域之管轄權，聯邦應建立聯邦正義法院、聯邦行政法院、聯邦財政法院、聯邦勞動法院、和聯邦社會法院，以分別作為其最高法院。[2] 具有權能的聯邦部長，以及由具有權能的各州部長和同樣人數的眾議院選舉成員所組成的法官選擇委員會，應聯合選擇這些法院的法官。」
因此，聯邦並沒有獨立的司法系統，聯邦法院只是最高上訴法院。
為了防止法院同政治勢力同流合污的納粹經歷之重現，《基本法》第97章第二節為法官的人事、職位和收入提供了司法獨立性：「除非基於法律提供的理由與形式，並通過司法決定，受到終身任命的專職法官，不得在違反其意願的情形下，受到撤職、永久或暫時中止職位、給予不同職位或在職務限期終止前提早退休。立法可以對終身任命的法官規定退休年齡之限制。當法院結構或地區發生變化時，法官可被轉移到另一個法院或調離職位，但他們必須保持全薪」。
另一方面，魏瑪時期的教訓說明，在保障司法獨立性的同時，民主機構必須具有適當的法律機制，以防止法院濫用其司法權力。因此，第98章第二節規定：「如果聯邦法官以官方或非官方形式，違反本《基本法》或一州的憲政秩序原則，那麼在眾議院的提請下，聯邦憲政法院可以其三分之二多數，去決定該法官被給予不同職位或退休；並在故意違反的情形下，可決定將他撤職」。
（二）憲政法院的組織結構
如果美國幾乎任何法院的法官都有權按照憲法而實行司法審查，那麼德國的專門化法制系統，則要求成立特殊的憲政法院來處理憲政問題。1949年的《基本法》一反傳統的立法至上原則，在通常的司法系統之上，建立了獨立的憲政法院系統來專門處理憲政爭議。聯邦的每個州都有一個憲政法院，以處理涉及本州事務的憲政審查與司法審查。聯邦憲政法院是其最高上訴法院，並和政府的立法與執法機構同樣享有憲法地位。聯邦憲政法院的院長職位，僅次於聯邦總統、聯邦總理、和聯邦參眾兩院院長。《基本法》第94章第一節規定了聯邦憲政法院及其組成：「聯邦憲政法院應由聯邦法官和其它成員組成。聯邦憲政法院的一半成員應由聯邦眾議院選舉，另一半由參議院選舉。他們不得是聯邦眾議院、參議院、聯邦內閣成員，或任何相應的各州政府機構成員」。
由於《基本法》只提供了一個結構輪廓，對組織與人事上具體細節之確定，被留待「聯邦憲政法院組織法」。(28) 1951年的組織法正式成立了聯邦憲政法院。它詳細規定了聯邦憲政法院的雙庭結構及各自的管轄范圍、聯席庭(29)的權力、法官資格、司法選擇程序、以及法官退休或撤換的條件。憲政法院分為兩個庭，並各自具有獨立的成員與管轄。如下詳述，第一庭(First Senate)專門處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聽取涉及個人權利的憲政申訴及其它法院提交的具體憲政爭議；第二庭(Second Senate)則專門從事憲法審查(Constitutional Review)，以決定憲法政治機構之間的爭議以及抽象法律審查。由於司法審查的案件數量占據全部憲政爭議的95%，第一庭的工作量過分集中，因而後來一部分司法審查案件被轉移到第二庭。如果兩庭之間發生管轄沖突，或一庭將偏離另一庭所制定的先例時，那就由聯席庭來決定兩庭之間的爭議。
憲政法院的法官必須至少40歲，並具有被選為聯邦眾議員的資格。和通常法院不同，憲政法院的法官並非必須全部是職業法官。事實上，在每個庭的八位法官中，只有三名是其它聯邦法院的職業法官。但近來法官資格要求憲政法官必須通過兩次全國法律考試。法官的來源主要是聯邦法官、高級公務官員、聯邦議員和大學教授。一旦被選為憲政法院的法官，除了作為大學教授之外，法官們在任職期間不得擔任其它專門職務。也和通常法官不同，憲政法官並非終身制。1970年的職務任期法規定，憲政法院的法官每屆任期12年，不得連任。且即使任期未滿，達到68歲的法官亦必須退休。強制退休防止了法院老年化，而單屆任期則有助於保障法官的獨立性。(30)
1962年之後，兩庭的法官數量固定為16名，每庭八名。組織法規定兩庭的法官皆由聯邦兩院聯合選擇；聯邦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選擇每個庭的四名法官，並且兩院交替選擇每個庭的庭長。在參議院，四名法官由全體參議員選出；在眾議院，四名法官則由12名眾議員組成的司法選擇委員會(Judicial Selection Committee)選擇。兩個機構必須交流信息以防止重復任命。通常眾議院的人選多為聯邦法官或議會會員，而參議院人選則多為高級公務員。(31) 由於在兩院，選擇法官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任何一個主要政黨——社民黨或基督教民盟——的反對都足以阻止法官入選。因此，憲政法官的選擇必須是兩黨聯合努力的結果。另外，自民黨通過政治妥協，也能夠在兩庭中各獲一個席位。經由政黨妥協過程，兩院的通常能贊同素質優越的法官人選。
憲政法院的審理程序以書面為主。法院決定分為允許口頭辯論的「判決」(Judgment)和僅基於書面辯論的「命令」(Order或者Ruling)。和美國法院不同，憲政法院的口頭辯論並無時間限制，以允許雙方充分表達見解；但絕大部分案件——即私人提出的憲政申訴——都只有書面程序。法院討論秘密進行。通常根據法官之專長，每個案件都被分給一位主要負責法官，他對該案件提出報告意見(Votum)，供所在庭的全體法官討論。作為大陸法傳統的一部分，法官必須效忠於司法機構，因而反對多數結論的意見為數極少。盡管1970年的組織法修正允許了反對意見之存在，超過90%的法院決定，至今仍然是受到全體法官贊同的一致意見。
《基本法》和組織法力圖切實保障憲政法院的獨立性。法官受到普遍尊敬，不但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而且具有豐厚的職業收入以保障其經濟獨立。起先，在法院的人事和預算上，司法部長曾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權。但在1960年，憲政法院取得完全獨立，以自行處理所有內部事務。1968年，聯邦議會通過憲法修正而非同尋常地承認：即使在戰備狀態下，聯邦憲政法院仍然保持其獨立地位和職能。第115g章規定：「聯邦憲政法院的憲法地位和憲法職能之履行，皆不得受到削弱。除非有必要維持法院的運行能力，且聯邦憲政法院持同樣意見，聯邦憲政法院組織法不得被聯合委員會通過立法而加以修正。在制訂這類法律的過程中，聯邦憲政法院可採取必要措施，以維持法院落實工作之能力。聯邦憲政法院對於本章第二與第三句的任何決定，皆應要求在場法官的三分之二多數[之同意]」。

② 我的訴狀里的事實和理由寫這樣可以嗎尤其是最後是不是根據這2種法律請求法院判決謝謝！

這樣寫並無不妥。

最後一句寫「請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之訴請」即可。

③ 被稱作「歐洲民法雙璧」的德法民法典，有什麼特殊魅力

一、歐陸法律的經典：法、德兩國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國從19世紀末期開始研究編纂，最終於1900年1月1日確定施行的民法法典。該法典還與我們熟知的《法國民法典》一道被稱為“歐陸法系中最重要的兩部法典”。德國民法既繼承了羅馬法的傳統，同時又結合了日耳曼部落的習慣法，是一部綜合性很強的法典。

魏瑪共和國時期進行投票選舉的民眾

文史君說：

法、德兩國的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兩大支柱和源流，對後世形成的《日本民法典》和《中華民國民法》等一些國家的民法立法都有著充足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法國民法典》還是歐洲首部保護猶太人平等權利的法律。同樣，即便在後來經歷了德意志帝國時期的淬煉和納粹統治時期的扭曲。《德國民法典》也一直順利延續到了今日。兩部法典內容和風格之干散流暢，條文術語之詳略得當，可以說處處閃耀著人類智慧的光輝！

④ 法律書籍購買， 提供有《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形式判例匯編》的中譯本

是《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匯編》吧...當當網上有《聯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匯編集》但是沒有你要的...估計夠嗆...

⑤ 德國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增訂版）

本書密切關注德國民法的最新發展，特別是歐盟指令以及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等對德國民法的影響，例如歐盟消費者貨物買賣指令等在本書中均有體現。 本書是對德國民法的基本概念和基礎知識點的高度概括，幾乎每個概念和知識點都有相關案例作導入，通過抽象的概括和貼近生活的案例，使復雜的民法規則既體系又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帶著案例中的問題閱讀，讀者會更容易理解復雜的民法理論和民法概念，並且印象深刻。 本書不僅僅適於民法初學者可幫助他們面對博大精深的民法制度和理論時不至於迷失方向，也適於高年級的學生、對德國民法有興趣的研究者有利於他們加深對民法基本概念和制度的理解，並成為有裨益的輔助讀物。另外，本書也可作為教學參考資料輔助民法教學實踐。 密切關注德國民法的最新發展，特別是歐盟指令以及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等對德國民法的影響，例如歐盟消費者貨物買賣指令等在本書中均有體現。

⑥ 有關國家賠償法 的文獻，本人高分懸賞

1、《國家賠償法律制度專論》 作者: 姚天沖主編 出版日期: 2005.7
2、《行政補償制度研究》 作者: 高景芳 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
3、《論行政補償制度》 作者: 夏軍著 出版日期: 2007年09月第1版
4、《國家補償法律制度專論》 作者: 姚天沖著 出版日期: 2008
5、《國家賠償常用法律法規手冊》作者: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定 出版日期: 2004年08月第1版
6、《國家賠償實用核心法規（第二版）》作者: 《實用核心法規系列》編寫組編 出版日期: 2004年06月第2版
7、《國家賠償案件訴訟策略與實例點評》 作者: 胡肖華 出版日期: 2004年05月第1版
8、《國家賠償指導》 作者: 江必新主編 出版日期: 2004年04月第1版
9、《法律幫助一點通：國家賠償》 作者: 趙汝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10、《向國家索賠》 作者: 王新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
11、《立案指南 行政訴訟·國家賠償·執行卷》作者: 羅書平主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P.S: 其實03年之前還有一些《國家賠償法》方面的教程，鑒於你要04年以後出版，就不再羅列了，我國的國家賠償法1995年就開始實施了，其實在基礎方面作為文獻參考也不用過於拘泥於出版時間，關於2010年4月的修改也可逐步了解（個人意見僅供參考）。祝一切順利。

⑦ 《今日說法》案例 急用 謝謝

你是湖工的？~、~「
我也在找，幫幫你吧~~

第一案 最具創意的判決

——受教育權受到侵害案

案情：1990年，山東省某市中學生齊某參加中專考試，被一學校錄取為90級財會專業委培生。齊某所在的中學既未將考試成績通知齊，也未將錄取通知書送給齊某本人，卻送給了與齊某同一屆的另一名學生陳某。陳某即以齊某的名義讀完中專，被分配到金融單位工作，其在人事檔案中也一直使用齊某的姓名。此事在多年後東窗事發。1999年1月29日，齊某以陳某和她的父親以及原所在學校等數家單位侵害其姓名權和受教育權為由訴至法院，請求責令被告停止侵害、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16萬元和精神損失40萬元。據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請示，於2001年8月13日作出《關於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害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指出：「陳××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依據憲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並造成了具體損害，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這起民事案件給司法機關提出了一個難題，即《民法通則》規定了姓名權的民法保護，但受教育權卻沒有規定。受教育權是公民的憲法權利，然而它是不是一個民事權利，值得研究。我國人民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時，一般不能直接引用憲法作出判決。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指出，在憲法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如果民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法院可以直接引用憲法作出民事判決。

點評：這是一件引起廣泛關注的民事案件。關注的焦點，就是中國的普通法院是否有權適用憲法的規定，直接作出民事判決。

我認為，這是一個判得非常好的、具有極為重要意義的典型案例，對於保護自然人的合法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這就是，國家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應當適用部門基本法得到保護。而受教育權這種公民權利受到損害，損害的是民事權益，應當適用侵權行為法進行保護。假如沒有這樣的保護方法，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就不會落實。而在這個問題上，恰恰是憲法和民法之間出現銜接不當的問題。

事實上，這種情況在很多國家都是存在的。國外對於這種情況是有先例可循的。德國在戰後，修訂基本法（即憲法），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人格尊嚴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但是德國民法典對此沒有規定。德國最高法院在一個被稱作「記者投書案」的案件中，援引憲法的這一規定，作出了判決，用民法的手段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並將此案件作為判例，指導德國各級法院的審判實踐。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具有同樣的效果，這就是運用司法解釋的手段，規定普通法院可以援引憲法的規定，作出民事判決，保護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當然，有些具體問題還有待於深入研究。但這不能否認這一極為重要的判例的意義。因此，我把它列為2001年的民事第一案。

第二案 掌聲背後的道理

——「同居者」請求實現遺贈案

案情：蔣某與丈夫黃某於1963年結婚，婚後感情不合分居。1996年，黃某認識了張某，並與張某同居。2001年4月22日，黃某患肝癌去世。在辦喪事時，張某當眾拿出黃某生前的遺囑，稱她與黃某是朋友，黃某對其財產作出了明確的處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蔣某繼承，另一部分總值約6萬元的遺產遺贈給她，此遺囑經公證機關於4月20日公證。遺囑生效後，蔣某控制了全部遺產。張某認為，蔣的行為侵害了她的合法權益，按《繼承法》等有關法律規定，她有權獲得黃某遺贈的財產。張某請求法庭判令蔣給付她的財產6萬元。

受理案件的法院審理認為，遺贈人黃某臨終前於2001年4月18日立下書面遺囑，將其部分財產贈與原告，並經公證機關公證。該遺囑雖是遺贈人黃某的真實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違法之處：按有關政策規定，該遺囑處分了撫恤金、住房補助金、公積金等屬於死者配偶的財產和夫妻共同財產，侵犯了蔣某的合法權益，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同時，公證機關在未查明事實的情況下進行公證，違背了有關法律規定，後又變更了遺贈人的真實意思，應根據有關規定撤銷其違法部分的公證。且黃在認識原告之後，長期與其非法同居，其行為違反了《婚姻法》的有關規定，而黃在此條件下立遺贈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蔣一直忠於夫妻感情，直到黃某病危仍悉心照顧，黃的行為侵犯了蔣的合法權益。故該院依法作出駁回原告獲得遺贈財產6萬元訴訟請求的決定。

據報道，該案件宣判後，1500餘人的旁聽席上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點評：一個獲得熱烈掌聲的判決，就是符合法律的判決嗎？就是這個獲得了熱烈掌聲的案件，在事後得到了那麼多的批評，不能不給人以深深的思考。這就是這個案件給人們的啟示。

看起來，判決認定黃某立遺贈遺囑的行為是違反公共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些道理是經不起推敲的。將自己的一部分遺產遺贈給與自己同居的人（即使是有的財產是夫妻共同財產，但也是要析產的呀！），對公共秩序究竟有什麼違反呢？違反什麼法律呢？這完全是對自己的私權的處理，完全是對自己所有財產的處理，完全是依照法律進行的民事行為，絲毫不具有對公共秩序的破壞，也絲毫不違反法律——這就是黃某遺贈行為的性質。至於在這個行為的起因上，是不是有違道德的問題，這確實是真實的。但是，在法律調整的范圍之內，法律具有絕對的權威，不能因為一個行為不符合道德規范而無效。法院維護的應當是法律，而不是道德。法院的判決貌似公正，但是實際上卻在違背法律，這就是破壞了民法的秩序，損害了財產所有權的威信，置《繼承法》的規定於不顧。這一判決維護的是道德，但是損害的卻是國家法治的尊嚴。

掌聲就能說明問題嗎？不然！這就是掌聲背後的道理。

第三案 平等的生育權利

——「死刑犯」及其妻請求人工授精案

案情：浙江省青年婦女鄭某的新婚丈夫羅某供職於一家公司。2001年5月29日，因瑣事與公司副經理王某發生爭執，王某先打了羅某一耳光，並用榔頭打了羅某一下，之後，羅某與王某進行廝打，將王經理打死。檢察院將羅某起訴後，8月7日，一審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羅某死刑。一審判決宣判的第二天，羅某向高級法院提起上訴，而羅妻鄭某則向法院提出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請求：「讓我藉助人工授精懷上愛人的孩子！」一審法院當即以此做法無先例為由，拒絕了羅妻的請求。羅某殺人案已進入終審程序。高級法院尚未對鄭某主張生育權的請求作出答復。

點評：應當說明，這個案件還不是一個民事訴訟案件，因為鄭某的請求沒有通過正式的訴訟渠道提出。但是這個案件的意義比一個真正的民事訴訟案件還有價值。

本案見諸報端以後，媒體普遍認為，羅妻鄭某的請求已經闖入了國內現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的一個盲區，是立法上和實際操作中還沒有明確的一個問題。這就是，當夫妻雙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後，另一方即公民的生育權該不該受到保障？通過什麼途徑得到保障？

對此問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基本的觀點不外兩種。其一，認為無論「死刑犯」還是一般公眾，都享有生育權，都有權生育子女，繁衍後代。對於即將被執行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也應當保障其權利的實現。其二，認為「死刑犯」雖然享有生育權，但是其喪失了行使這個權利的條件，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盡管現代技術可以解決人工授精的問題，但現行法律沒有具體規定，況且也沒有先例，因而這種請求不能予以支持。

我支持前一種意見。生育子女，繁衍後代，本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社會責任。生育也確實是一個權利，無論國家的現行法律中是不是有規定，都是如此。在計劃生育的范圍內，任何人的生育權都是得到保障的。如果對一個人的生育權進行非法限制，甚至予以剝奪，那不僅僅是剝奪了人的權利，而且也剝奪了人類繁衍和社會發展的機會。「死刑犯」及其配偶也有生育權。這就是，他們是人，是我們這些高等動物中的一員。我們每一個人享有的權利，他們都享有。且不說其配偶，她（或他）並沒有犯罪，她（或他）理所當然地享有一切民事權利。就是「死刑犯」本人，在對他（或她）判罪的判決生效之前，他（或她）還是一個被告，而不是罪犯。在這個時候，他（或她）的權利是完備的。即使是有罪判決確定，在沒有被剝奪生命權之前，也就是沒有實際執行死刑的時候，他（或她）的權利也還存在，剝奪的也只是政治權利終身，民事權利並沒有被剝奪。如果有行使權利的條件，還是應當保證其權利的行使。

「死刑犯」作為在押犯罪嫌疑人，行使生育權有一定的障礙，這就是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無法以自己的行為來行使這一權利，不可能再通過正常的夫妻生活來繁衍後代。現代科學技術給人們行使這一權利提供了技術上的幫助，現代人工生殖技術完全可以在不違反監規的前提下，為「死刑犯」的妻子實行人工授精，圓其做母親的心願，也實現了「死刑犯」的生育權，完成了其繁衍後代的願望。

第四案 應當保護的權利

——因強奸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案

案情：1998年8月15日，26歲的王某參加了深圳某單位英語俱樂部舉辦的英語口語對話活動，並結識了美籍華人李某。當天下午，李某帶著王某來到他的住處，將王某強奸。王某向公安機關報案後，將李某抓獲歸案。李某後被法院以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隨後，王某向審理刑事案件的中級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精神損害賠償10萬美元，被法院駁回，理由是起訴理由不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王某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不屬於物質損失，不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王某上訴後，高級法院指出，王某的這種訴訟請求「應循一般的民事訴訟程序另行起訴」。2000年11月10日，王某向某區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認為被告李某侵犯其貞操權，要求法院依據國際慣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判決賠償原告精神損失費45萬元人民幣。受審法院認定：被告的犯罪行為其實質是一種嚴重的侵權行為，其侵害的直接對象是原告的生命健康權和貞操權，造成的直接後果是給原告造成終身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喪失，並由此導致原告社會評價的降低，對原告上述方面的損失，被告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又因被告的犯罪情節極其惡劣、犯罪時間持續長、原告又系處女、受損害的結果嚴重，因此判決被告賠償王某精神損害賠償金人民幣8萬元。

點評：貞操權受到侵害，可不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是一個在理論上一直有爭論，在實踐上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個案件的判決告訴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貞操權是一個人格權。反對這個權利的，最主要的還是認為它的名稱問題，那就是要不要叫貞操權。很多人認為，規定貞操權，就是歧視婦女。這其實完全是誤解。貞操權就是人的性的尊嚴的權利，性行為和性利益支配的權利。規定這樣的權利，怎麼會是對婦女的歧視呢？這恰恰是保護人的尊嚴的，男女都同樣進行保護的權利，尤其是對婦女更為側重保護的權利。

多年以來，我國法律對貞操權的保護，都是採用刑法和行政法的手段進行，沒有進行民法的保護。這是很大的欠缺。試想，侵害人的名譽權、姓名權等，受害人都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而對嚴重的侵害貞操權，造成受害人極大痛苦的這種行為，受害人卻不能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之後，法院可以認定侵害貞操權的行為侵害的是其他人格利益，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判決援引這個司法解釋作出判決，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現在大概有一種「葉公好龍」式的意見，那就是，總在說要保護人的權利，總在說對人的權利保護不夠，但是真正對人的權利進行保護的時候，卻又要說三道四。面對這樣的意見，真不知道要說什麼好。

第五案 評丑就是侵害名譽權

——網上評丑案

案情：2000年10月17日，網蛙公司在其「三九網蛙音樂網」舉行「國內歌壇十大丑星評選活動」，將臧某列為候選人之一，同時還有其他歌星共30人。評選活動同時在網易網站音樂頻道進行互動鏈接。11月13日，評選結果在上述兩家網站公布，臧某以16911票當選「十大丑星」之一，位列第三名。臧某認為，這兩家公司未經自己同意，擅自使用自己照片，並加文字介紹，將自己列為候選人，並在文中出現「要嫁就嫁臧某，但怎麼也沒看出來廣大適齡未婚女青年有什麼重大舉措」等調侃內容，並在評選期間遭到網民的隨意攻擊，兩被告的行為嚴重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權、名譽權，給自己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影響了自己的聲譽，構成侵權行為，故提出索賠經濟損失65萬元、律師費10萬元、精神損失20萬元及賠禮道歉等訴訟請求。網蛙公司與網易公司均認為，照片是在公開媒體上發表的，文中出現的文字內容也是事實，網民的評論與網蛙公司、網易公司無關，此次活動也沒有對臧某的聲譽與形像進行貶低，「丑星」是個廣泛的稱謂並非就是貶義，因此沒有對臧某構成侵權。法院一審判決認為，網蛙公司和網易公司在未告知臧某並經其本人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將其列為「國內歌壇十大丑星評選活動」的候選人，在「評丑」的前提下，又擅自加配了涉及人身的調侃性文字，並最終給臧某冠以國內歌壇十大丑星第三名的稱謂，侵害了臧某的人格尊嚴；同時對臧某照片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經營性行為，構成對臧某肖像權的侵害。法院判決，兩家公司賠禮道歉；共同一次性賠償經濟損失人民幣1500元、精神撫慰金人民幣2萬元。

點評：「丑「是什麼意思？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說，其一是地支的第二位；其二是醜陋、不好看，叫人厭惡或瞧不起，壞、不好；其三是戲劇角色行當，扮演滑稽人物。在這三個含義中，除了第一個含義之外，其餘的都是貶義詞，或者具有貶義的成分，都不是對人的歌頌和贊揚。「丑星」雖然是「星」，但是仍然是「丑」的「星」，還是具有貶義。

這就是了。雖然是「星」，但是其限定詞是「丑」。說一個人是「丑星」，這就具有對人格的貶損。再加上大張旗鼓的進行評選，再加上在評選中的各種「調侃」和評論，這就構成了侵權，侵害的就是名譽權。當然，這個案件對原告的肖像權也構成侵權，也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本案原告認為判決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太低，我認為這倒不是大的問題，關鍵的是要確定這種行為是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才是最重要的。

第六案 網上的行為也要負責

——網上發帖侮辱案

案情：原告張某是一名漂亮女孩，網名「紅顏靜」，主持管理了e龍網站社區站點里的一個文學版塊。被告俞某以「大躍進」為網名，在e龍網站上網活動。去年11月某日，張、俞等網友在南京聚會交流，並打牌娛樂到深夜。回家之後，張某打開電腦，發現剛剛還在一起玩的俞某以「大躍進」的網名在公開版塊上發出侮辱她的帖子，稱「紅顏靜」是網上的「交際花」，以及一些不堪入目的言語，內容極為低下。張某當即回帖要求對方不要亂寫，侮辱他人。在此後的幾個月時間里，「大躍進」毫無收斂之心，在西祠胡同網站的「交叉線」等公開版塊發表了大量的帖子，侮辱「紅顏靜」，聲稱「我和『紅顏靜』有一腿」。同時「大躍進」還以另一網名「華容道」的名義發帖，對「紅顏靜」進行侮辱和誹謗。法庭查證被告的身份和行為屬實，經過合議認定，被告在明知對方網名和真實身份的前提下，在網站的公開版塊發帖，對原告進行人格侮辱和誹謗，故侵權事實成立。判決被告向原告在西祠網站上賠禮道歉，並賠償其精神損害賠償金1000元。

點評：我作為一個網路法律人，支持法院的這一判決。誠然，網路是一個虛擬的世界，人們在這個虛擬的空間中享有更為充分的自由，可以與網友進行更為廣泛的交流。但是，網路社會是現實社會的延伸，而且在網路社會活動的網民就是實實在在的現實社會中的人，並不存在絕對虛擬的網路主體。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網民在網路世界中進行活動，也必須遵守現實社會的法律，在現實社會中違反法律的行為，在網路社會中實施同樣構成侵權行為，情節嚴重的，還可能構成犯罪行為，都要承擔法律責任。本案被告明知原告的網名和在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在網路上對其進行人格侮辱和誹謗，侵害了原告的名譽權，應當承擔侵權民事責任。

第七案 政府更應當守信

——某公安機關懸賞廣告案

案情：某日，江蘇省某縣的一個鎮發生了一起殺人案件，案發後犯罪嫌疑人逃之夭夭。該縣刑警大隊副大隊長湯某率隊到安徽省某村布控，並向該村村長李某通報了案情，說明：「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你們村出現，報案的給5000元，抓到人的給10000元。」李某後來抓獲了犯罪嫌疑人，縣公安局只給李發了1000元獎金，沒有兌現給10000元的承諾。李某於2001年2月9日起訴，將該公安局告上法庭，請求公安局依法履行懸賞承諾。該公安局否認其實施懸賞行為，湯某則認為他的懸賞只是一種玩笑，公安局不同意按照他的說法給付獎金。因而，該公安局拒絕履行懸賞的承諾。

點評：對於這個案件中刑警大隊大隊長的行為，有的認為是行政行為，有的認為是民事行為；有的認為應當兌現承諾，有的認為不應當兌現承諾。但是大多數人的意見是贊成按照懸賞廣告的意見處理，公安局應當兌現其承諾。

我的看法是，第一，大隊長的這種行為是職務行為。第二，大隊長的行為是一種民事行為，是產生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民事法律行為。第三大隊長實施的民事行為的性質符合懸賞廣告的基本特徵，其性質應當是懸賞廣告。那麼，對於本案就應當按照懸賞廣告的權利義務關系處理就是了。原告已經實施了懸賞的行為，他就有權請求兌現承諾的獎賞。公安局已經得到了懸賞的行為成果，有什麼理由不兌現自己的承諾呢？

說到這里，就要說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這就是政府守信。政府不守信，政令就不能暢通。今天公安局因為不兌現承諾懸賞的9000元，那就失信於民，下回你再說什麼，百姓還信你的嗎？不信，就不會再按照你的意見辦，就不再擁護你。這樣，損失的是9000元大呢？還是百姓不再擁護你大？

第八案 荒唐的「選賊」活動

——班級選小偷案

案情：某學校某班級的一位同學丟了10元錢，有人懷疑是本班同學所為。在班長的建議下，由班主任組織，在班上進行了一場荒唐的選舉，通過投票決定誰是偷錢的「賊」。經過「選舉」，將「賊」選出來了，這就是被懷疑偷錢的那兩位同學。這兩位同學辯駁自己沒有偷錢，副校長竟說：你們有什麼證據證明你們沒有拿同學的錢呢？

對於這個嚴重侵害學生名譽權的案件，經過該縣教育局處理，對在事件中負有直接責任的班主任老師給予了行政記過處分，對負有管理責任的副校長給予了嚴重警告處分，對負有領導責任的校長也給予了警告處分，同時將此事的處理結果通報全縣教育系統。

點評：這件案件沒有經過訴訟程序，還不能就說是一個民事案件，但是，從法律上，選舉某人作「賊」的行為，就是侵權行為。

這種侵權行為侵害的就是兩位同學的名譽權。法律保護名譽權，就是保護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夠保持自己的這種社會客觀評價，不使社會對自己的這種客觀評價因為他人的行為而降低。兩名同學本不是偷錢的「賊」，而是一個遵紀守法、安分守己的學生，他們有權保護自己的這種社會評價的「值」維持在穩定的水平上。由於「選賊」的行為，使他們的這種社會客觀評價，因被誤認作「賊」，而使穩定的「值」大大降低，因而名譽受到了損害。這種侵害名譽權的行為，是嚴重的侵權行為，由於發生在學校，又是有組織進行的，其性質更為惡劣，損害結果更為嚴重。行為人應當承擔侵權民事責任。

當然，民事權利和民事訴訟權利都是權利人自己的權利，行使不行使，是由自己決定的，他人不能幹涉。兩位同學是不是追究侵權人的民事責任，追究哪個侵權人的民事責任，完全在他們自己決定。法律給了他們這種保護自己權利的權利，可以通過行使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名譽，保護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因此，兩名同學可以自己決定，究竟應當怎樣辦。

第九案 網站有權縮減免費郵箱的容量

——新浪郵箱縮水案

案情：原告來某在新浪網站免費郵箱自願明確接受網站服務條款後，與被告四通利方公司之間締結了電子郵箱服務合同，免費使用新浪網站郵箱服務業務。後來，新浪網在網站上公開聲明之後，變更了服務條款，將50M郵箱容量調整為5M。來某認為新浪網站的行為違背了網站服務條款的承諾，屬於違約行為，起訴要求四通利方公司承擔違約責任。

法院審理認為，新浪網服務條款作為雙方締結的電子郵箱服務合同的組成部分，對雙方當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四通利方公司作為新浪網北京站的運營管理者，已經事先通過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明確而清晰地告知原告獲得了免費電子郵箱服務，在變更服務條款之前進行了聲明，履行了服務條款中變更條款內容的說明和提示義務，是正當合理地行使其依據合同享有的對合同內容加以變更的權利，縮減郵箱容量不屬於違約行為。法院判定原告有關確認四通利方公司擅自變更合同內容為違約行為的主張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的支撐，故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點評：在網站郵箱使用問題上，應當認定為合同關系，受到合同法的調整。新浪網站對原告申請注冊新會員的要約行為作出了承諾，這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即成立合同關系。至於免費郵箱是否「免費」問題，盡管原告認為網站免費郵箱實質上屬於有償合同，但是，一個根本的事實就是，原告在使用網站郵箱的時候確實是不交費的，因而應當認定免費郵箱服務合同是無償合同。在一個合同中，判斷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無償和有償，具有重要的價值。在有償合同中，接受報酬的一方應當承擔較高的注意義務，而在無償合同中，無償提供服務的一方承擔的注意義務相對較輕。按照服務協議的條款，新浪網站有權變更合同的內容。新浪網站依據該約定，對郵箱容量進行縮減，沒有違反合同的約定，屬於正當行使合同變更權，是合法的、符合合同約定的行為。因此，法院的判決是應當支持的。

第十案 還能造出什麼「權」來？

——傷嘴侵害「親吻權」案

案情：2001年6月1日晚10時許，被告吳某駕駛的一輛奧拓汽車將陶女士撞傷。事發後吳某既沒有對現場進行保護，也沒有對她進行搶救。經群眾報案，陶某被送至市人民醫院搶救。醫生診斷為：「車禍造成上嘴唇裂傷，全身軟組織挫傷、門牙折，腦震盪。」當月14日，交警部門對事故認定為：吳某系酒後駕車，對事故負全責。陶某後經省法醫學鑒定中心評定為十級傷殘。車禍後，陶某經常出現短暫失憶，思維判斷出錯；兩顆門牙折斷既影響身體的完整性，又損害了撕咬食物的功能。由於嘴唇的原因，她再與丈夫親吻時常常感到害怕、有排斥感，嚴重阻礙了她與丈夫的感情交流。她認為，作為妻子，不能與丈夫感受親吻時醉人的甜蜜，作為人母，也不能像往常一樣滿足女兒的「索吻」。在律師的幫助下，陶某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吳某賠償其身體權、親吻權、健康權、財產權等損失人民幣3．9萬元人民幣。

點評：一個「親吻權」概念，令法學界為之驚詫，學者無不檢討自己的「無知」，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權利存在！

按照常識，任何一個權利，尤其是作為絕對權的人格權，總是要由法律明文規定的。就是一個准備新創造的，並且有可能成為新的人格權的權利，也要具有一定的「資格」，符合一定的條件，才能夠成為現實的權利。這就是，確定人格權也要講究「規格」。不符合規格的任何人格利益，都不能成為一個具體的人格權。

確認一個具體的人格權，要解決的是一個權利所「主管」的范圍，就是這個權利所調整的人格利益的范圍。受害人的嘴受到傷害，侵權行為侵害的就是健康權，就是人體的各部位功能協調一致的發揮受到損害。一個侵害健康權，就什麼都齊了，還要增加那些「親吻權」之類的「勞什子」干什麼？

「親吻權」的問題就出在了「因事設權」上面。難道嘴有什麼功能，人就享有什麼權利嗎？嘴還有吃飯的功能，要不要再增加一個「吃飯權」呢？說到底，這就是一個「泛權利論」在作怪。在當前，確實有一種偏向，就是什麼什麼都叫「權利」。主張或者創造「泛權利論」者，如果都是為當事人著想，也就罷了；如果還有另外的什麼意圖，就不好了。受害人不是法律專家，不懂什麼是權利，什麼應當是權利；但是搞法律的，基本的常識應當懂得。

⑧ 德國 上告審

在德國司法制度中，實行的是三審終審制度。

所謂上告，一般是針對州高等法院在控訴審專中所作的終局判決向屬聯邦最高法院申明不服。上告審即「第三審」。

不過在特殊情況下，針對州法院作為第一審法院的判決，也可以向聯邦法院提起「飛躍上告」。與控訴程序不同的是，當事人在上告程序中只能就法律問題提出上訴。

德國民訴法對於上告有較為嚴格的限制。僅當訴訟涉及財產請求權並且價額超過6萬馬克時，當事人才可以不經州高等法院許可提起上告；如果訴訟不涉及財產請求權或雖涉及財產請求權但價額低於6萬馬克，只有經州高等法院許可才能提起上告。

通常僅在案件有原則性法律意義或州高等法院判決所依據的理由與聯邦法院過去的裁判相抵觸時，州高等法院才會作出上述許可。不過在司法實踐中，當關於財產請求權的訴訟價額低於6萬馬克時，通常不會獲得州高等法蹤的上告許可。

⑨ 什麼是懲罰性判決

懲罰性判決：
懲罰性判決是損害賠償的基本性質在於補償，懲罰性損害賠償作為損害賠償的一種類型，已為一些國家的法律所採納。這些國家的立法者希望通過損害賠償的補償性與懲罰性功能有機結合，實現對受害人的補償和對違法行為人的經濟制裁雙重目的。另一方面，其他國家則反對賦予損害賠償以懲罰性，除了本國法院拒絕給予懲罰性損害賠償救濟之外，也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判決。在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目前著手制定的《民商事管轄權與判決承認、執行公約》中，懲罰性損害賠償判決的承認與執行也就成為各國爭執不下的焦點之一。由於美國法律中有關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規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主要圍繞美國法律，同時結合其他國家的相關立法與司法實踐，就懲罰性損害賠償判決的適用問題，也即對懲罰性損害賠償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概念：

懲罰性損害賠償，又稱懲戒性損害賠償，是指除開補償性或名義性損害賠償之外判給的金錢，通常是因為被告實施了特別加重的不法行為。此類損害賠償可追溯到《漢謨拉比法典》，按照該法典的規定，如果某人從寺廟偷了一頭牲畜，他就必須以三十倍償還寺廟。《聖經》中的《出埃及記》則規定，如果某人偷了一頭牛或一隻羊，並將其殺死或出售，他就應當償還五頭牛或四隻羊。此外，巴比倫的法律、印度的《摩奴法典》以及古希臘的法律也有類似規定。懲罰性損害賠償最初用於懲罰和制止某些行為，而不是維護一方當事人的契約交易。因此，只有當一方當事人的不法行為出於故意或心懷惡意時，才能作出損害賠償判決。隨著時間的推移，懲罰性損害賠償判決的目的得以擴展，涵蓋了另外四項功能：制止他人實施同樣的行為；不鼓勵受害人採取自助救濟；補償受害人以其它方式無法得到補償的損失；以及返還原告所無法追索的訴訟費用。

⑩ 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技術

德國民法典在立法技術方面的高超的成就，一直是膾炙人口的。這種成就表現在：在大的方面，整個法典的體系十分合理，邏輯性強；在規定方法上，採取適度的概括方法；在用語方面，名目做到精確一致。以下就這三點加以說明，然後指出其優越之處。 德國民法典的體系是五編制，前面已論述了五編分立的理論問題。現在說說邏輯方面的問題。這五編的排列是演繹式的，就是由抽象的概括的原則出發，逐步走向具體。先是總則，這裡面都是抽象的原則性的規定，而後債、物權、親屬、繼承，都是較為具體的法律關系。在編以下分章、由章而節，也是由一般到個別，由抽象到具體。譬如債編，先由債的普通原則（債的內容）起，最後到各種債務關系。物權編也是一樣，由各種物權都具有的佔有始，而後規定各種物權。親屬編由親屬關系的基礎，即婚姻始，繼之以親屬和監護。各節也是一樣。每節的第一條差不多都是該節所規定的法律關系的總說明，以下再分別規定各種具體事項。在「買賣及互易」（第2編第7章第1節）、「侵權行為」（同上第25節）各節里，這種規定方法最為典型。
這種規定方法不僅條理清楚，而且避免重復。例如關於契約的成立，在第2編第2章里規定了，到規定各種債務關系時，就不再逐一規定。
要在德國民法典中查找某一種事項的規定，只要掌握了這種體系的要領，就很方便。例如關於物的買賣的債的關系，我們應該按著買賣（第2編第7章第1節）、雙務契約（第2編第2章第2節）、契約的一般規定、債的一般規定的順序去查，最後直到總則編。看慣了德國民法典的人去看美國統一商法典，會感到不習慣，就是由於這兩個法典在立法技術上很不相同。 德國民法典在規定某種法律關系或某一事項時，用的是適度概括的方法，而不用羅列的方法。羅列的方法，可以法國民法典第524條、第533條、第534條為例，將法律所欲規定的事物逐一羅列。這樣做的好處是使人一看就明白，無待解釋，但其缺點是不易羅列齊全，有掛一漏萬之慮，又無法預見到將來可能發生的新事物，還有條文冗長等缺點．德國民法典沒有這樣的條文；德國民法典常常用「等」、「其他」字樣，例如第823條規定侵權行為的受害客體，在列舉了「他人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之後，接著規定「或其他權利」。這種規定為以後法官運用該條留下可以發展的餘地。
在英、美的法律中，常有很長的「定義條文」，德國民法典在這方面用了些巧妙的方式，如第83條中的「以身後處分（即因死亡而發生效力的處分）」，第194條中的「請求他人作為或不作為的權利（請求權）」實際上都是定義。又如第854條第1款的規定：「取得物之佔有，是由於取得對於物的事實上的支配力」，這實際上也是一個定義。德國民法典用「適用」（第342條）、「准用」（第27條）、「不適用」（第173條），等字樣，以表明各個條文間的關系，避免條文的重復，而又盡量不使出現漏洞。 德國民法典以概念的細密精確，用語嚴格准確著稱。每個概念用一個詞去表達，反轉來，每個詞只表達一個概念，不同的詞所表達的概念不同。德國民法典不僅在一些很專門的用語上做到了這一點，就是一些普通的用語，也是如此。例如在條文中常常有「視為」（gilt als）、「有疑義時」（im Zweifel）、「但……不在此限」（es sei denn，dass……）等，也都用得很嚴格，不會讓人曲解，也不會使人誤解。
德國民法典有時也使用一些概括好、抽象的用語去表達一些無法確定的概念，例如「重大事由」（第626條）、「重大過失」（第521條）、「公平的方法」（第315、317條）、「不公平」（第319條）等，不過也都用得恰如其分。
總之，在立法技術方面，德國民法典是「可與任何一部重要的法典相匹敵的。」[32] 當然，在立法技術方面，對德國民法典持批評態度的也不是沒有。一方面，法典的嚴格性使法律的硬性規定過多，僵硬的框框使法律失去靈活性；甚至陷於僵化。另一方面，法典的精確性使法律很深難懂。對於這些問題，我們應該聯系德國的法學水平與司法制度來看。德國在民事訴訟中採用強制律師主義，德國的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都具有較高的水平，這些都足以使德國人民不太重視這部民法典在這方面的缺點。正因如此，在《瑞士民法典》公布之後，這些缺點與瑞士民法典相比之下更形突出，有人甚至要廢除德國民法典[33]，但實際上，這種過分偏激的意見，並未能動搖德國民法典的地位。
德國民法典立法技術的優越性在今天看來已完全可以肯定。自1900年德國民法典施行以來，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這個期間，德國經歷了幾次極其深刻的社會震盪，經濟的發展使社會面目大改，而民法典，除親屬法經過大的修改外，其他幾編都沒有大的修改。為什麼一個保守的、守舊的法典，會適用百年之久，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呢?這就要從這部法典本身所固有的優越性去找原因，如果法典本身不具備一定的可以維持它的生命力的優點，它是無法長久延續下去的。有一些與德國民法典同時存在甚至在它之後的民法典在臨到社會變革時都不存在了。這種情況除了許多外部原因和條件外，只有法典本身可以解釋。
一百年來，德國在民事法方面，主要通過兩種渠道去補充、修正、發展民法典，使其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一是立法，包括修改民法典和在法典之外製定單行法。一是法院的判例。前一種辦法，通常只在後一種辦法無能為力時才採用。而在情況可能時或在問題初發生時，常常只採用後一種辦法。本文只討論後一種辦法。
通過判例以補充、發展甚至糾正、修正民法典的事例，已屢見不鮮。在大陸法國家，特別在德國，法官本來沒有「造法」的權力，德國民法典也沒有如同瑞士民法典第1條第2款那樣賦予法官在必要時「立法」的規定，因而德國法院的法官要這樣做，就必須在民法典中求得一點「基礎」。恰巧德國民法典就為法官備下了這種基礎。這就是德國民法典通過立法技術而備下的。
這種基礎有兩種。一種是德國民法典的概括性的規定。這種規定為「發展」留下了餘地。例如第823條關於侵權行為的規定中，判例利用「其他權利」，使工商經營權（Gewerbebetrieh）及一般人格權也得到保護。又如關於一般契約條款，民法典中並無規定，但隨著壟斷性企業的發達，法院認為有對之加以管制的必要。判例先是以民法第826條為判決基礎，後來改用第242條，後來改用第315條[34]。這些例說明德國民法典在其概括性規定中包含有法官可以據以發展這種規定的餘地。這就是立法技術的優越處。
另一種基礎是民法典中的一般條款，這是較之前一種更使法官馳騁餘地的一種規范。這里特別應提及第242條，即誠實與信用原則。德國有許多對民法典加以發展的判例都是以這一條為判決基礎的。最著名的是解決了第一次大戰後由於德國馬克貶值而引發的債務糾紛案件。此外，德國判例還利用這一條發展了一些新的原則，如「交易基礎消滅」、「濫用權利」等，「從而修正了民法典契約法中最初的個人主義的僵硬性。……第242條的一般條款已證明是契約法適應變化了的社會倫理觀念的一種重要手段。」[35]
上述兩種基礎顯然是當初民法典的制定者所安排的。它們當時可能沒有想到，這種安排在後世發揮了這么大的作用。
由此可見，對於一個重大的法典，其立法精神當然重要，立法技術也是重要的。後者有時甚至可以對前者發揮很大的影響。德國民法典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