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主審法官

⑴ 崔卓蘭的成長歷程

老師1953年9月12日出生於吉林省吉林市。其童年、少年及青年時代均在困苦與動盪時期度過，正是長期的磨難練就了她仁厚達觀的品格，而這種品格在其後來的學術歷程中一展無余。
老師1983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憲法學專業，獲法學碩士學位，自1976年一直任教於吉林大學法學院，至今已執教30年整。在這30年裡，老師在憲法學與行政法學領域默默地鑽研著，以其女性獨有的敏感和洞察力選擇著具有研究價值的課題，從不盲目跟風。1987年至1988年，老師以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美利堅大學進修行政法學，回國後於1990年將《美國行政法與行政程序》譯為中文，旋即發表了與行政程序相關的諸篇文章，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主張以法律明文規定的方式對行政主體加以程序約束尚屬罕見，這部譯著與其後的文章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也引導中國更多的行政法學人對行政程序的關注。由於學術成果顯著，老師於1991年——這個職稱評定極為嚴格的年代，被評為副教授。1992年至1993年，老師再次奔赴美國，至路易斯克拉克學院研修行政法學。第二次回國後，老師在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關系、政府與公民的關系、行政相對方權利的保護、非強制行政行為以及行政規章等方面又有建樹。為此，1994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98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成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史上第一位女博士生導師。崔卓蘭老師所作出的突出成績為其贏來了多項榮譽，分別於1991年、1992年、1999年被評為吉林大學「先進工作者」；於1998年被評為「吉林大學跨世紀人才」；於1999年、2001年、2003年獲得「巾幗建功先進個人」榮譽稱號；於2004年被評為「吉林省第八批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業技術人才」；於2005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評為「吉林省高級專家」。
作為在行政法學領域作出卓越貢獻的中青年行政法學家，崔卓蘭老師連續四屆當選為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此外還擔任中國太平洋學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吉林省憲法與行政法學會總幹事，長春市社聯委員，吉林省政協社會法制宗教委員會特邀委員，長春市婦聯巾幗法律顧伺團副團長以及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法學學科規劃專家組成員，並且在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基地擔任兼職研究員，在長春理工大學及吉林省法官進修學院擔任兼職教授。 我國行政法學研究起步較晚，學者們對於其中核心問題之一——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義務的配置缺乏系統梳理。崔卓蘭教授經過長期的學術思考，以「權利本位」和「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為出發點，從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關系、行政程序以及行政規章三個角度為構建行政相對方權利保護體系提出了諸多真知灼見，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關系的研究
崔卓蘭教授對於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關系的研究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在不同階段均有不同的側重方面。第一階段，側重於以權力制約權力，即通過司法權制約行政權，這一時期大體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沿至90年代初。三權分立學說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鳩說過，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對於行政權而言，其本身即蘊涵著某種可能的侵犯性與擴張性。老師深諳此理，為此早在1982年於《法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西方國家違憲審查制度簡介》 (1982年第3期)的文章，將西方違憲審查制度介紹到中國，這篇於1982年憲法頒布之前寫就的短文在剛剛經歷過文革風暴的中國實屬難得，對於國門初開之際中國法學學人學術視野的開闊大有裨益，直至當下，將違憲審查制度引入中國以制約行政權仍是我國諸多學者為之力爭之事業。老師在這一階段發表的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 《論行政處罰及由其引起的訴訟》(《法學雜志》1987年第3期)； 《公民本位：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目的》(《法學》1989年第3期)以及《論對行政的司法監督》(《中國法學》1991年第1期)。其中，《公民本位：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目的》一文發表於《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之前，當時，學者們對我國即將出台的《行政訴訟法》之立法目的的認識迥然有異，大體上有三種代表觀點，其一，認為行政訴訟法應以保證人民法院及時准確地審理行政案件為主要目的；其二，認為行政訴訟法應將監督和保障政府行使行政權置於首位；其三，認為維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才是行政訴訟法的初衷。這三種觀點雖不沖突，但體現了三種不同的思路與指導思想，也將影響行政訴訟法的價值取向與發展路徑。老師在文章中立場鮮明地選擇了第三種觀點——以對行政相對人權益的維護作為行政訴訟法的宗旨與基點，並極有創設性地提出「公民本位」概念，這一觀點始終如一地貫徹於其學術理念與成果當中，至今不曾改變。此後，崔卓蘭教授又在《中國法學》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對行政的司法監督》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老師又與眾不同地大膽提出，行政相對方不應被動等待救濟，而應成為主動「啟動」司法機關監督「裝置」的主體，應當將司法監督視為司法機關的權力監督和一般公民的權利監督融為一體的「合力」監督，只有這樣，公民權方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第二階段，側重於在平衡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過程中對行政相對方權益的積極保護，這一階段主要貫穿於20世紀90年代。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是緊密相連的，也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不對行政權的行使予以規制而僅僅給予行政相對方權利單純的保護是不切實際的。如果說在第一階段，崔老師寄希望於通過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來消極制約行政權的濫用、維護公民權利的話，那麼自90年代開始，隨著國家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進一步健全與完善，老師則從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關系的梳理著手，主張在二者大體平衡的基礎上適度增加行政相對方的權利，即「平衡中適度傾斜」。在此理念指導下，老師寫就多篇有重大學術影響的論文，主要有： 《論行政法權利保障功能的發揮》(《法學研究》1994年第4期)； 《論確立行政法中公民與政府的平等關系》(《中國法學》1995年第4期)；《論市場經濟下政府角色和行為的轉變》(《法制與社會發展》1997年第1期)以及《論行政權、行政相對方權利及相互關系》(《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與時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羅豪才教授共同撰寫的《論行政權、行政相對方權利及相互關系》一文。該文發表之後即屢被轉載，引證率極高，並獲得長春社會科學協會社科優秀成果論文類一等獎(政府獎)。羅豪才教授於90年代初曾針對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提出了著名的「平衡論」，此次與老師合作的文章中最為突出的亮點是在堅持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終極平衡的原則下，將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在官本位、權力至上等傳統觀念尚未徹底摒棄的中國，要真正實現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平衡並不可行，而應當對行政相對方之權利予以適當延伸與拓寬，同時對行政權給予約束，具體而言：凡是法律、法規所不禁止的行為，行政相對方均有權去作，概之「法不規定即自由」；行政管理所涉及的日常生活領域中，所有未被法律、法規所明確劃定為行政職權管理范圍的事務，一律可作為「剩餘權利」劃歸行政相對方自由行使；行政法所規定的行政主體之各項義務，也可被推定為行政相對方之權利，謂之「推定權利」。當行政相對方為法律所不禁止、行使其「剩餘權利」或「推定權利」時，不受行政權的規制，不得對之加以限制、取消、制裁，甚至也不宜進行法律評價。行政權則截然相反，對之任何缺乏法律根據的內容、范圍方面的擴大解釋，均不被允許。故針對行政權行使者：凡法律、法規未明文規定即授權的，都不得去作，否則將構成違法、越權，必須恪守「公民權利為政府權力天然界限」之基本原則，不得沒有法律根據而介入私權領域，對個人生活之必要干預也應止於最低限度；不允許藉助於手中的行政權參與市場競爭；在以普通機關法人身份進行民事活動之際，不得利用行政權作為「後盾」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方。為防止行政權對行政相對方權利的侵害，必須對行政權進行「顯性」界定。
兩位作者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指出，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其實質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政府職權與市場主體權利在行政法律關系領域的延伸，兩者之良性互動、同步加強，意味著社會中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均獲維護，公平與效率得到兼顧，標志行政民主與法治化的真正實現。強調公民權利的適度增加只是手段，而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與和諧才是終極目標。這一觀點不但啟發了當時中國行政法學界諸多學者進行深層次思考，且因應了我國當下「構建和諧社會」這一嶄新的治國理念。
第三階段，側重於通過對非強制行政行為的倡導實現行政相對方主體地位的提升，這一階段的工作從20世紀末延續至今。在1993年修憲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將我國的經濟體制以根本法形式確定為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與成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行政法觀念與模式受到了挑戰，原因在於，市場經濟基於以平等、協商及合意為特徵的契約精神而建立，但當下行政行為仍然是單方的、強制的和不可協商的。市場經濟要求政治與行政模式的回應，要求契約精神的注入，要求行政法律關系主體雙方在不存在強制性背景下的協商與合作。崔卓蘭老師在此方面所作出的理論貢獻為我國行政法學人所公認，其早在1995年即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上發表了題為《行政法觀念更新試論》一文，主張我國的行政法應當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從以「管理」為目的轉換為以「服務」為宗旨；從注重「權力」行使轉為注重「權利」保障；從依靠「命令」轉向依靠「協商」。此後，崔老師又在《非強制行政行為初探》(《行政與法》1998年第3期)一文中從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獎勵以及行政協調等具體行政行為人手，抽象出其共同性——非強制性，進而在國內首次提出「非強制行政行為」這一創新性概念。「非強制行政行為」概念一經提出，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我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蘇州大學法學院楊海坤教授在其著作《中國行政程序法典化》中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崔卓蘭教授把行政指導、行政獎勵、行政合同、行政調解稱之為『非強制行政行為』，很有新意。」
在提出「非強制行政行為」概念以後，崔老師隨後撰寫多篇文章對之加以逐步論證，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論非強制行政行為》(《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5期)；《非強制行政行為——現代行政法學的新范疇》(《行政法論叢》第4卷，2002年《中國行政法學精萃》全文收錄)；《從壓制型行政模式到回應型行政模式》(《法學研究》2002年第8期，2003年《中國行政法學精萃》全文收錄)以及《契約、服務與誠信——非強制行政之精神理念》(《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4期)等。
「非強制行政」理念的形成是崔卓蘭老師公民權利本位思想的延續，非強制行政行為將成為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緊張關系的潤滑劑，更為實現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平衡與和諧提供助力。原因在於，在非強制行政行為中，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主要通過雙方協商達成的契約、承諾等而產生、變更或消滅，因此具有服務與自願履行的特點，較之以強制、高壓為特點的強制行為而言更易為相對方所接受與配合，更有益於提升相對方的主體地位，也更有益於提高政府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行政程序研究
崔卓蘭老師對於行政程序的研究可以回溯至上世紀80年代末。1987年至1988年，崔卓蘭老師到美利堅大學進修時即注意到了行政程序法在規范行政權、保障公民權益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回國後發表了《論程序化行政》(《當代法學》1989年第4期)一文，而在當時的中國行政法學界，對於行政程序撰文論述的學者還極為少見。此後，其申報並完成了國家級課題、中華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項目——「行政行為的正當程序」。1990年，老師將美國學者歐內斯特·蓋爾洪和鮑葉合著的《美國行政法與行政程序》譯為中文，將著名的美國行政程序法介紹到中國，旋即又發表了《立法程序化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法學與實踐》1990年第3期)；《論行政權與行政程序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第2期)以及《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程序法》(《中國法學》1994年第4期)等多篇文章，並於1996年獨著了《行政程序要論》一書，對行政程序進行了系統的論述。
崔卓蘭老師是我國最早關注行政程序的學者之一，其早期的文章與著述對學界同行頗有啟發，寫在《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程序法》中對行政程序法之重要性予以肯定那句「所謂的依法行政，是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離開行政程序法無以言依法行政」已成為被多方引證的「經典格言」。而且，於其之後，對行政程序加以多方面、多角度研究的行政法學人急劇增加，至1990年代末，中國掀起了行政程序學術研究的高潮，行政程序的法典化成為當時呼聲最高的議題，由此引起了實務界的高度重視。當前，《行政程序法》草案尚在論證過程中，但其以法典形式出台指日可待。
根據對行政程序的長期研究和行政程序法草案的制定，崔卓蘭老師修訂了10年之前寫就的《行政程序法要論》一書，並於2005年發表了《行政程序的價值與功能》(《憲政與行政法治評論》2005年第6期)與《論民主與效率的協調兼顧——現代行政程序的雙重價值辨析》(《中國行政管理》2005年第9期)二文，繼續對行政程序進行著深層次研究與探索，力圖為制定一部以規范行政主體行為、保護公民權利為宗旨的行政程序法典提供有理有力的學理支持。
行政規章研究
崔卓蘭老師在長期的學術研究及對社會實踐的關注下意識到了在行政規章的制定過程中行政權對公眾權利的隱性損害。原因很明顯，對於具體行政行為而言，當行政機關作出有損於行政相對方之行為時，僅針對一個或幾個數量有限的主體，且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方有權就該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而對於作為抽象行政行為的行政規章而言，其具有法之普遍性、強制性及不可訴性等特徵，行政規章制定權的濫用將會令數量眾多的相對方利益受損，且因其不可訴而「告狀無門」。為此，崔卓蘭老師於上世紀90年代初即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發表了《論行政規章及其制定程序》(1992年第4期)一文，試圖以程序規范規章制定權的行使，減少權力濫用，防止法繁擾民。此後，又主持申報並完成了兩項國家級課題：其一為1996年的國家教委人文社科項目——「違法行政規章及其對策研究」，此間發表了《行政規章可訴性探討》(《法學研究》1996年第1期，獲中國法學會成果二等獎、全國第二屆中青年訴訟法學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瑕疵行政規章形態與成因析》(《法制與社會發展》1999年第4期)、《行政規章的經濟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5期)等多篇文章；其二是2000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行政規章研究」。對於這一課題，崔卓蘭老師與於立深老師在發表了《論行政規章監督的法學機理和機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2期)、《論制定行政規章思維模式的轉換》(《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3期)以及《行政規章的性質解析與裁量權模式》(《吉林工業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等多篇論文之後，於2002年合著了《行政規章研究》一書作為結題成果，該書從對行政規章予以概念界定和性質解析人手，對規章制定權、裁量權模式、程序設置、監督機理與機制以及規章管制的功能加以遞進式梳理與分析，是我國首部對行政規章進行系統研究的著作。該書出版之後反響熱烈，獲得了同仁的廣泛好評，在其他學者的著述中引證率極高，並於2004年獲第六次吉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一等獎(政府獎)。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周漢華研究員與浙江大學法學院宋華琳博士在《2002年行政法學研究綜述》中對《行政規章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該書是「2002年本領域最為矚目的成果之一」。
由於崔老師長期從事地方立法的論證工作，作為行政規章研究的延伸，老師將研究范圍擴展至地方立法研究，正承擔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地方立法研究》以及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地方立法實證研究》兩項課題，已形成初步成果，發表了《論地方立法的目的轉換》(《行政執法與行政審判》2003年第3期)一文，該文於2005年為《中國行政法學精萃》收錄，另外在台灣省的《法令月刊》(2004年第11期)上發表了《中國大陸地方立法的走勢》一文，積極促進了海峽兩岸行政法學的有益交流。此外，針對地方立法的膨脹發表了《地方立法膨脹趨向的實證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5期)一文，從實證角度分析地方立法膨脹現象的成因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無論在任何國家，人們可以終其一生不受民法、刑法、經濟法等諸多法律的調整，但不可能不受行政法的制約、不與行政機關打交道。從出生時的注冊戶口到死亡時的注銷戶口，從適齡時入學到結婚時登記，從依法交納稅金到接受社會保障等等，行政權均將作用於此。面對行政管理領域的不斷擴大，行政事務的逐漸增多，如何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不損害處於弱勢地位之相對方的權益即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崔卓蘭老師鑽研行政法學的幾十年裡，執著地堅持「民權至上」原則，多角度、多方位地圍繞著行政相對方權利的維護進行著不懈的理論探索，其著述中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赫然可見。
不覺之間，老師在行政法學領域已耕耘30載，教誨幾代人，取得了許多學界同行無法望其項背的卓越成績。但她卻不容許自己有片刻停歇，依然為那須臾不曾改變的信念行走在學術之路上。2005年，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准設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次面向全國進行招標，此次招投標工作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學術性、政策性與導向性，其主要支持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參考價值、對弘揚民族精神和傳承民族優秀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課題。以崔卓蘭教授為首席專家的課題組所申報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律制度保障」課題，經過受理投標、資格審查、會議初評、復評答辯、審核批准五個階段，在四個競標單位中以多數票通過，成為吉林省唯一獲准立項的課題。在以後的兩年裡，老師將再次投入到繁重的科研工作中，攀登又一學術高峰。 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行政法更是如此。崔卓蘭老師深知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同時更願藉此機會將其所倡導的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從抽象的學理研究付諸實踐。因此，老師雖承擔繁重的科研工作，但卻並未推脫一個學者應盡的社會使命與責任，其長年擔任吉林省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委員、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詢委員、長春市政府立法咨詢委員、吉林省檢察院專家咨詢組成員、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等多項社會兼職。
老師常教導我等，學者必須有學術良心，要樂於並勇於承擔社會責任，選擇了學習行政法就要選擇保衛最廣大民眾的利益。老師一直用行動詮釋著這樣的理念。作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的咨詢委員和顧問，當國家機關與公民在不同領域交鋒時，她總是義無反顧地站在維護公民權益的立場。在對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省政府制定的行政規章以及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立法論證時，她主張人性化立法、程序化立法、授益性立法；在為人民政府作顧問時，她倡導政府依法行政、誠信行政、陽光行政；在為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作咨詢時，她鼓勵司法機關擺脫行政機關的影響公正審判、獨立審判、公開審判。所幸的是，服務意識和法治觀念不斷增強的各類國家機關對於學者的建議十分重視，老師的觀點得以充分採納。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即曾在一份材料中寫到： 「崔卓蘭教授自受聘擔任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詢委員以來，多次應邀為省政府行政立法提供咨詢。她提供的立法咨詢意見有理論深度，依據可靠，內容具體詳盡，符合現實行政管理實際，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重要的參考價值『。近年來，我省的多項立法項目中吸納了她提出的咨詢意見。崔卓蘭教授承擔省政府立法論證項目最多，為我省立法作出突出貢獻，曾受到省政府領導的稱贊和肯定。」
老師的「社會」兼職工作不僅體現為在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中擔任咨詢委員與法律顧問，還表現在需要經常性地處理各地百姓寄來的請求給予法律援助的信件。面對眾多的個案，為了讓更多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趨利避害、防患未然」，在遇到問題時「知己知彼、保護權益」，老師帶領學生們編寫了一套《百姓維權叢書》，在醫療服務、房屋拆遷、物業管理、進城打工等諸多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為百姓提供法律指導，這套叢書已陸續出版，而這項維權事業也還將持續下去。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法律追求公平與正義，傳授法律之人，更應傳道於先。跟隨老師多年，耳濡目染的不僅是為學之法，更有做人之道。
老師是平實低調的。在我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為我們講授政治學的是年逾古稀的李放教授，李老先生曾是崔老師學生時代的老師，在崔老師的誠邀下回到學校為我們授課。老先生的家距離學校很遠，上課時又正值嚴冬時節，每次來去都極為不便。老先生在講授學期最後一課時告訴我們，他退休之後從未接受任何學校的聘請，而只在法學院為憲法與行政法學的研究生上課，原因之一即出於對崔老師正直謙遜、與世無爭之人品的欽佩。老師的淡泊名利可謂「遠近聞名」，於遠，老師在行政法學界以創新而聞名，但由於老師不喜宣傳，不願張揚，因此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多見其文，罕見其人；於近，作為法學院元老級教師，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史上的第一位女博導，她有令人羨慕的驕傲資本，但卻從不見她恃才傲物、爭名奪利，反而無欲無求、安之若素。從教30年來，老師只是在努力盡到自己教師和學者的本分，勤勤懇懇地教書育人、認認真真地鑽研學問。
老師是寬容仁厚的。對於年青的同事，老師從不以長輩自居，給予更多的是扶持而非壓制，是幫助而非排擠。對待學生，在學術研究上，老師包容多於苛責，啟發多於灌輸，她一向注重培養我們的開闊性思維，絕不將學生的思想囿於其所研究的領域及所主張的觀點之中。在平常生活中，老師細心關注著每個同學的成長，當我們面對抉擇時指點迷津，當我們遇到困難時傾力相助。我和愛人雙雙辭去工作拜於老師門下求學，逢年過節每每欲到老師家裡拜訪時，老師總是在電話里告之：心意已領，無需登門。後來同學若干一起聊天時談及此事，方知被「拒之門外」者遠不止我們二人。在世風日下的今天，老師依然恪守師德、為人師表，不但慎獨己身，且為我輩樹立仿效之典範。
老師是樂觀堅強的。第一次見到老師是在面試當日。三五成群的同學站在考場門外等待老師們的到來，因不識老師容貌，我等皆關注著眼前走過的每位神似教師之人，老師也正是這時走人我們的視野。此前，我以為老師乃近知天命之年，長期鑽研學術之人必面色蒼白，神情凝滯，不想站在我們眼前的卻是著一襲藍色牛仔裝，笑意盈盈，神采奕奕的中年女性。此後見到的老師總是溫和而微笑著的，對工作和生活從無抱怨。但事實上，老師身上的負擔並不輕松。老師的父母年事已高，需要更多的照顧；孩子年幼時身體孱弱，是在她的呵護下在家中學完的小學、中學課程，現已通過了法學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全部課程，為此，吉林大學於2004年在「文明家庭」評比活動中授予老師「傑出母親」的榮譽稱號。雖然工作依然繁重，雖然生活並不輕松，但這些都無法削弱老師的堅強，無法阻礙老師樂觀而積極地面對生活。
老師如深谷之幽蘭，不炫耀、不逐流、不矯揉、不媚俗，暗發芬芳而不張揚；老師若舒緩之流水，守拙、執著、堅忍、包容，雖利萬物而不與爭。其雖低調而不消極，雖執著而不頑固。以納川之胸，憂國、憂民、憂天下；將無欲之心，對人、對事、對生活。

⑵ 法官員額制是哪年開始的

現在搞司法改革，以前法院裡麵包括行政部門人員都有被任命法官等級，但是這些人實際不辦案。現在改革之後，一個法院最多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可以進入員額，重新被任命法官等級，這些員額製法官才有辦案資格，也必須親自辦案。其他沒有進入員額的法院工作人員要麼做法官助理，給員額製法官打雜，要麼去行政部門做司法行政人員。我國實行的法官員額制的意思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中國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書表示，建立法官員額制，就是要通過嚴格考核，選拔最優秀的法官進入員額，並為他們配備法官助理、書記員等審判輔助人員，確保法院85％的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一線。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來，司法改革緊鑼密鼓，攻堅克難，統籌兼顧，扎實推進。
中共中央確定將上海、廣東、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貴州7個省市作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試點。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同意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雲南、寧夏開展推進司法責任制、司法人員分類管理。
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4項改革試點。這是繼去年7個試點省市後的第二批試點。會議要求試點地方要加強組織領導，細化試點實施方案，推動制度創新。
一、法官員額制：
【拓展資料】
所謂「法官員額制」是指法院、檢察院在編制內根據辦案數量、轄區人口、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確定的法院的法官、檢察官的人員限額。員額一旦確定，在一定時期內不能改變，沒有缺額就不能遞補。
由於該項制度涉及面較廣，在社會各界引發不少爭議，其中一個相對突出的爭議點就是 「員額制」下法官人員減少，可能導致「案多人少」的狀況。針對這一問題，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院、檢察院辦案的數量大幅度的增長，但是真正存在著案多人少的法院和檢察院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們國家大部分法院和檢察院中約有40%的法官、檢察官在非業務部門工作，而真正在一線辦案的人並不多，因而造成「法官人員數量減少後無法適應」的假象。如果通過員額制改革，把有效的、積極的辦案力量吸引到一線去，辦案效率相應就會提高，案多人少的相對問題也就迎刃而解。謝鵬程說：「這就意味著員額制將使司法的生產力得到解放。」
二、沒有進入員額的法官有何待遇：
1、法官員額制改革實施以來，法官隊伍存在諸多困惑，一部分法官將無法入額是必須面對的現狀。
海南省原有法官1540人，改革後，法官人數減至1100多人。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人民法院全院有法官資格的人員62人，現選任主審法官29名，未入額法官33名，佔53.23%。貴州省貴定縣人民法院原有法官53人，第一批入額18人，未入額法官35人，占原有法官人數的66.03%。
2、員額有餘地，轉崗有安排：
①關於法官員額制改革，要嚴格執行中央確定的法官員額比例和相關政策，不僅不能突破，在第一輪遴選時還要留有餘地，為優秀人才留下入額空間。
各地試點的實際操作中，也一直按此進行。海南省第一批遴選留有10%的餘地。貴州省採取以案定員、一步到位原則，根據案件數量及特點、法官承辦案件能力等綜合因素，計算出各試點法院的法官員額，法官員額一次性控制在39%以內，並為未來留有足夠空間。花溪、匯川、貴定、榕江四個試點法院法官員額，分別為29%、30.7%、24%和30.8%。
已完成試點的貴州省遵義市匯川區人民法院，目前78名具備審判職稱的入額32名，尚有9個名額空缺。空缺的名額，設計是根據案件的增長來增補法官，同時也給年輕人留出一個奮斗的目標。
貴州省貴定縣人民法院53名法官有18名入額，同時為今後青年法官入額選任預留了9個名額。
②除了留下入額的希望，轉崗和分流也盡量做到妥善安排。
過渡期內未選任為法官的現任審判員、助理審判員，轉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員，法官職務保留，現有待遇不變。過渡期內出現缺額，先從表現好的法官助理中選任。即使過渡期滿了，只要有真本事，還可參加全省遴選，仍有做法官的機會。

⑶ 楊波久——法學家

楊波久（1952——）
楊波久 1952年7月生，遼寧鳳城人。1969年1月參加工作，1972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吉林大學法學院畢業，法學本科學歷。現任遼寧省新聞出版局和遼寧省版權局處長。中國版權協會理事、中國版權協會反盜版委員會委員、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理事。遼寧省版權保護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遼寧省反盜版聯盟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遼寧省發行協會常務副會長，遼寧省法學會、經濟法行政法研究會、政策學會、知識產權研究會、音像等協會理事、常務理事。
1969年1月——1986年7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任戰士、副班長、班長、文書，1974年提干後擔任保密員、政治幹事、赤峰守備區和遼寧省軍區軍事法院法官、審判委員會委員；1986年7月轉業——1994年8月，在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任助理法官、法官；在部隊軍事法院和地方高級人民法院工作期間，審理了大量各類有影響的重大案件，寫出了對審判工作有指導意義的調研報告等。1994年8月至今，在遼寧省新聞出版局和遼寧省版權局任副處長、處長，主持開展了版權、新聞出版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工作。
參加編寫多本著作，在國家級及省級報紙和雜志上發表法學論文、知識產權論文、版權論文數十篇。榮獲「遼寧省社會科學成果獎」、「遼寧省知識產權優秀論文一等獎」、「遼寧省經濟法、行政法優秀論文獎」、「遼寧省省直黨建優秀作品獎」、「遼寧省新聞出版學術研討會優秀論文一等獎」等。被評為「全國知識產權工作先進個人」、「全國版權工作先進個人」、「全國新聞出版法制工作先進個人」、「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先進工作者」、「遼寧省新聞出版局優秀公務員」、「遼寧省新聞出版局優秀黨務工作者」、「遼寧省新聞出版局優秀黨員」等。
1995年5月擔任遼寧省出版代表團副團長赴韓國參加漢城國際圖書博覽會；1999年4月擔任中國版權代表團副團長赴德國、法國訪問；2002年5月擔任遼寧省版權、出版代表團秘書長赴台灣參加圖書博覽會、並在台灣師范大學舉辦的「台灣與大陸圖書出版交流會」上，以「著作權法律保護與打擊盜版」為題，作了學術講演報告；2003年3月擔任中國版權代表團主談赴日本訪問；2004年10月參加德國法蘭克福圖書博覽會；2007年5月參加美國紐約國際圖書博覽會等，以上均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1994年以來，多次參加在我國北京、上海、昆明、廣州等地召開的各類國際知識產權和版權方面的研討會。多次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家版權組織的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研討會，多次以法律專家身份被省政府和省人大特請參加立法和修改法律的研討會，所提意見、建議受到有關領導及各方面的重視和贊賞，大多被採納。1997年以來，多次參加遼寧省與美國知識產權代表團和美國貿易代表團進行的知識產權會談，參加省直有關部門組織的與美國駐沈陽總領事館和駐中國大使館官員的會談，得到了領導和有關方面的肯定。兼任遼寧省新聞出版培訓中心教授，為各類培訓班講授知識產權法、著作權法和新聞出版法制課程。
1991年以來，多次被聘為省農業廳、省科委、省知識產權局、省交通廳、沈陽市科委及外省等省、市單位各類行政管理、行政執法和報刊社社長、總編培訓班講授法律、知識產權、版權和出版產業發展等課程。2003年以來，被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特聘為授課教師，為全省報刊業新聞采編人員講授著作權法和新聞出版法制課程，均得到好評。

⑷ 員額法官是什麼意思

法官員額制，目的就在於使得這些法官的工作僅限於審理案件，而其他的工作交由行政部門以及法官助理人員去進行。
關於法官員額制，你又了解多少呢？

最高法首批367名員額法官出爐

是中國司法史上的一件大事

最高法首批員額法官宣誓

最高法首批員額法官宣誓

這場隆重的宣誓活動

意味著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入額工作順利完成

那什麼是法官員額制？

怎麼樣的人可以做員額法官？

法官員額制至今有什麼成效？

未入額的法官怎麼辦？

......

面對這些問題

不少讀者可能會有疑問

今天，小編為你一一揭秘。

什麼是法官員額制？

中共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之後，以司法責任制為核心的四項基礎性改革試點正式拉開帷幕。其中，建立和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被認為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大「重頭戲」。

所謂人員分類管理改革，就是將法院工作人員分為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各類別人員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各得其所，其中核心的內容是法官員額制改革。

因為法官員額制改革是對法院工作人員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涉及每一位幹警的切身利益，是一場動自己「乳酪」的硬仗，因此，被視為本輪司法體制改革中「一塊最難啃的硬骨頭」。

各高級法院在堅持「以案定額」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不同審級、不同地區法院案件類型和數量、人員配置以及轄區內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人口數量、轄區面積等因素，實行法官員額省內統一調配。

截至今年6月，全國法院共遴選產生12萬余名員額法官，實現了把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辦案一線。

目前，全國219家試點法院正按照試點方案要求積極開展試點。

最高法選出的首批員額法官是什麼來頭？

最高法首批員額法官宣誓

這是一支正規化隊伍：除審判委員會委員、巡迴法庭主審法官外，刑事崗位151人，民事崗位99人，行政賠償崗位19人。

這是一支專業化隊伍：博士研究生119人，碩士研究生205人，大學學歷43人。其中博士學歷佔32.43%，碩士學歷佔55.86%。

這是一支職業化隊伍：平均年齡47歲，平均法律工作經歷22年，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審判員成為員額法官的主流。

未入額的法官，怎麼辦？

在改革之前，全國法官人數21萬多人，這次入額12萬，那沒有入額的法官如何安置？

目前，實踐中大體有四種渠道進行安置分流：

一是轉任為法官助理，繼續在審判業務部門協助員額法官辦案；

二是轉任司法行政人員，到綜合部門工作；

三是一些年紀較大的法官從事案件評查、訴前調解等工作；四是交流到其他黨政部門。

改革過程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改革後地方法院直接由獨任法官、合議庭裁判的案件占案件總數的98%以上，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數量普遍較改革前大幅下降。

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會同中央編辦聯合印發《省以下人民法院內設機構改革試點方案》，就科學設置審判業務機構，有效整合非審判業務機構，嚴格控制機構規模提出明確要求。

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關於加強各級人民法院院庭長辦理案件工作的意見（試行）》，就院庭長的辦案數量、建立保障院庭長辦案的工作機制以及建立院庭長辦案情況通報制度等進行了明確。

《意見》下發後，各地法院普遍制定了落實院庭長辦案制度的具體方案，實現院庭長辦案常態化。例如北京法院院庭長去年辦案13.8萬件，同比上升52%。廣東法院入額院庭長2016年共辦結各類案件48.92萬件。

動圖

改革成效

經過四年的改革探索，改革成效逐步顯現：

司法人力資源回歸辦案本位，優秀專業人才向辦案一線流動趨勢明顯，85%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一線；

辦案質效穩步提升，各地法院人均結案數量普遍提升20%以上；

在全國法院立案數年均增長20%左右、法院總編制未增加的情況下，結案率不降反升；

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進一步提高，一些試點法院涉法涉訴信訪案件下降30%左右。

⑸ 法院判決書下來，原告申請執行，法院的執行程序是什麼

既然二審判決生效，那麼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至於法院採取什麼樣的強制措施，得根據具體情況來定。

首先，法院會先向被告下達履行判決通知書，通知被告在多少日內履行判決書上的義務，逾期不履行將採取強制措施。

其次，如果在通知書期滿後被告不自動履行，那麼根據判決確定的履行義務條件，根據不同的情況法院採取不同的辦法。

如果是金錢給付，那麼法院會查詢被告人的銀行賬戶，看是否有存款。可以要求被告人所在單位不得支付其工資，要向法院支付工資；可以向被告人的債務人要求其向法院履行還款義務等。

如果是行為，並且是可以代為執行的話，那麼法院可以採取代執行的方式，代替被告履行，然後產生的費用由被告承擔。

如果是不得代替的行為，那麼法院會向相關職能部門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比如，向房產部門要求不得為其辦理買賣手續等。

不過，這僅是公平情況下法院會採取的一些辦法。如果被告比較有勢力，他至少會拖，在拖的時間內把自己的財產全部轉移走，讓法院無法查找。

(5)吉林主審法官擴展閱讀：

（一）申請人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的，需要向法院依法繳納以下標準的費用：

按照一般規定，當事人向法院申請執行無需預先繳納申請執行費，但是人民法院在執行到位的首批執行款中會扣除人民法院依法應收取的執行費。

1、一般的繳費標準是：

（1）執行金額或價額在1萬元以下的，每件交納50元；

（2）一萬元至50萬元的，按執行金額或價額的千分之五交納；

（3）50萬元以上的，按執行金額或價額的千分之一再加2000元交納；

2、除了應交的執行費，申請人還需負擔以下幾項的費用：

根據具體的規定，執行過程中人民法院收取執行中產生的實際支出費用，如交通、住宿等費用也需要申請人負擔。

一般地，法院執行立案後，法院將會在6個月內採取執行措施。

要是法院不按規定期限採取強制措施的，當事人可以向被申請法院的上一級法院申請提級執行。

⑹ 吉林大學法學院的著名校友

吉林大學法學院數十年來為中國法學界、司法實務界、政界乃至商界輸送了大批優秀人才，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著中堅作用。 何鵬 在我國首開系統研究外國刑法之先河，是新中國最早以以比較刑法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顧問，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劉楠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劉文華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中國經濟法學科創始人之一（吉大本科），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張文顯 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原院長、黨組書記，中國法學會副會長，教育部社科委委員（法學組召集人），中國法理學研究會顧問，吉林大學資深教授，哲學博士，博導；原吉林大學黨委書記（吉大本碩博），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鄭成良 上海交通大學原副校長，教育部社科委委員，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教授，刑法學博士，博導；國家法官學院原院長（吉大本碩博）
徐顯明 山東大學校長（副部長級），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教育部社科委委員，中國法理學研究會會長，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教授，憲法行政法學博士，博導；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吉大本碩，與上交大原副校長鄭成良為同班同學）
註：張、鄭、徐三人被譽為「吉大法學三劍客」（北海道大學法學院院長語），碩士同出王子琳教授師門。
徐祥民 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院長、博導，歷史學博士、法學博士、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委員。
楊泉明 四川大學黨委書記（列入中央管理，副部長級）
石少俠 國家檢察官學院原黨委書記、院長，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車丕照 清華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兼法學院常務副院長，中國國際經濟法研究會副會長（吉大本碩）
申衛星 清華大學法學院黨委副院長（吉大本碩）
傅廷中 清華大學法學院黨委副書記（吉大碩士）
崔建遠 清華大學法學院原副院長，現任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吉大本碩），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高鴻鈞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現任中國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副會長（吉大本科）
韓世遠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吉大本碩）
劉瑞復 北京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專業博士生導師組組長（吉大本科）
張 騏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比較法與法社會學研究所執行所長，兼任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秘書長 （吉大本科）
吳振興 武漢大學刑事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吉大本碩博）
韓大元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全國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吉大本科），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龍翼飛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中國法學會婚姻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吉大本科），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王 軼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博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吉大碩士）
王 牧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中國犯罪學研究會會長（吉大本科）
王傳麗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原院長（吉大碩士）
莫世鍵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現任院長（吉大本科）
許 清 中國政法大學憲法教研室主任、教授 （已退，吉大本科）
信春鷹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原所長，現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副部長級）（吉大本碩，並且為新中國第一個女法學碩士），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霍存福 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律史學會執行會長，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錢弘道 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曾任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比較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吉大本科）
孫世彥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教授，國際法室主任（吉大本碩）
王剛義 大連理工大學教授、中國冰人、CCTV體壇風雲人物（碩博）
杜青林 中央統戰部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曾任海南省和四川省的省委書記
奚曉明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本）
高憬宏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二級大法官。（本碩博）
孫 謙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二級大檢察官（本碩博），入選《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戴玉忠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副部級），二級大檢察官（本）
張 軍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本）
姜建初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二級大檢察官（碩）
胡可明 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本）
梁國慶 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常務副檢察長（本）
趙登舉 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本）
謝安山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本）
郝赤勇 司法部黨組成員、副部長、政治部主任（本）
白景富 公安部原常務副部長（正部級）（本）
李 熙 中紀委委員，中紀委駐衛生部紀檢組組長、衛生部黨組成員（本）
何曄暉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本）
桂敏傑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黨組副書記，副主席（本）
汪永清 第十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秘書長，國務院副秘書長、機關黨組成員（本）
王曉暉 中宣部副部長、新聞發言人（本碩）
孟祥鋒 國家保密局局長（本博）
劉 颺 中國法學會常務副會長（正部級），曾任司法部副部長（本）
陳 傑 全國台聯副會長
李忠信 公安部文聯副主席，曾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校長，公安部法制局局長（本）
童兆洪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
孫萬勝 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
陳鳳超 吉林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韓起祥 吉林省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本）
敬大力 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本）
周玉華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本）
王記文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
呂岩峰 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副會長，教授，博導
韓 勇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委組織部部長、黨校校長
吳蘭 中共遼源市委委員、常委、書記（本碩博）
滕剛 中共孝感市委副書記、市長（博）
程龍 共青團吉林省委書記（本碩博）
法進衍 山東省國家安全廳長
張建國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曾任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深圳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黨組書記、市委政法委副書記。
布小林 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
王國棟 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李向武 原吉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張鶴松 原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羅黔生 貴州黔西南州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胡成全 黑龍江省司法廳廳長
王臘生 江蘇省人大法工委副主任
何訪拔 原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楊慶祥 原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李中和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李庚香 河南省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李言靜 政協海南省第五屆委員會秘書長、省政協黨組成員、機關黨組書記（碩） 楊廣生 貴州省公安廳黨委副書記、常務副廳長
沈春耀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主任
王俊峰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金杜律師事務所（2006——2008連續三年被亞洲法律事務評為年度中國律師事務所，是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律師事務所，被公認為是中國top3的律所）創始合夥人，管委會主席
趙大華 吉林大華銘仁律師事務所創始人, 主任 (本碩)
岳 成 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創始人
王 麗 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創始人，任主任 （本碩博）
李貴方 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創始人，副主任 （本碩博）
王英哲 北京奮迅律師事務所創始人，主任合夥人 （本）
陳瑛明 上海瑛明律師事務所創始人，主任合夥人 （本） 修淶貴 修正葯業集團董事長，全國勞動模範

⑺ 有誰知道中國首位進入WTO的法官張月嬌的一些故事啊

張月姣出生於1944年10月，是吉林省人。2007年11月27日，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DSB），正式任命張月姣為上訴機構成員（大法官），這是中國人首次在世貿組織中擔任這一重要職務。

張月嬌曾留學法國、美國，通曉英、法兩種外語。她還具有極其豐富的實戰經驗。早在上世紀90年代前後，美國四度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和中國「起火」，甚至對中國發起了「特殊301調查」。最終，張月嬌和時任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吳儀一起同美方「過招」，將此事平息。

張月嬌在日內瓦工作的8年多時間，已經讓她習慣了終日忙碌。她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她確確實實拿出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在做上訴法官的事情。「所有的周末都在辦公室度過。」一如她周圍的同事們對她的一個評價:刻苦、敬業。

(7)吉林主審法官擴展閱讀

人物履歷

張月姣，汕頭大學法學院教授。吉林省人，生於1944年10月，

張月姣在「文革」前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後被派赴法國留學。

1968年獲法國漢納大學學士學位。

1978年起，張月姣律師在中國國家進出口委員會、中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參與了起草中外合資企業法、經濟特區條例等。

1981-1982年赴美國學習，獲法學碩士學位。

1982-1984為世界銀行法律部法律顧問；

1984-1990年任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條約法律司任副處長、處長，經濟法副研究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委員，中國司法部批准律師資格；

1990-1998年任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條約法律司任副司長、司長，中美知識產權談判代表，中國入關談判法律總顧問，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理事，國際發展法學院董事，中國人民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兼職教授。

1997-199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授中國法律，完成JSD博士課程。

1998-2004 年任亞洲開發銀行 助理法律總顧問、東亞局副局長、嵋公地區局副局長、亞洲開發銀行上訴委員會主席、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局局長；

2007年11月27日，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DSB），正式任命張月姣為上訴機構成員（大法官）這是中國人首次在世貿組織中擔任這一重要職務。

⑻ 譚彥的相關介紹

在賈麗娜的書櫃里，《中國共產黨章程》是她特別珍視的，打開這本章程，在扉頁上是譚彥寫給妻子的贈言：「熱愛黨，忠於黨，與麗娜共勉。」
1996年6月7日，新華社記者的報道《法官譚彥身患絕症七年堅持秉公執法為民辦案》在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上發表。次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就作了重要批示，建議認真總結宣傳譚彥同志的先進事跡，樹立人民法官的高大形象，倡導秉公執法、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
對黨的忠實信仰和感恩情懷，成為譚彥與病魔抗爭的精神支柱。還在崗位上時，他就多次表示：「我的生命是黨給的，活著就要為黨工作。」離開崗位後，他更有一種強烈的心願：一定要努力康復，回到崗位上，報答黨的恩情。
2004年11月21日，譚彥燃燒的生命隨時都有可能熄滅，由於氣管被切開幾個月來都發不出聲音。他讓守候身旁的賈麗娜拿來寫字板，乾瘦無力的手顫抖著，豆大的汗珠刷刷地滾落，每一個字都拼盡心力：「感謝黨和人民的培養和關懷，下輩子我也要跟黨走……」幾個小時後，他醒來寫道：「作為法官，清廉如水是立身之本，秉公執法是生命之魂，枉法裁判是天大的恥辱！」經過又一次昏迷後，譚彥再次提起筆來： 「我此生有三大遺憾：一是為黨作的貢獻太少；二是給親人的關心太少；三是沒有讀完研究生。」11月25日，去世前三天，眼望妻兒，譚彥滿含深情地寫道：「感謝中央首長和各級黨政領導，是黨和組織給了我多次生命。」
「我是一名普通法官，只是做了一點應該做的工作，黨和人民卻給了我很多榮譽，心中時常不安。我的生命是有限的，矢志將青春年華獻給黨的事業，只嘆身患重病，壯志難酬……」這就是譚彥的遺言，這就是「鐵法官」的心聲。44年的人生固然短暫，但譚彥卻用自己的高風亮節譜寫了一曲不朽的生命贊歌，它是如此的絢爛，如此的靜美，給人以溫暖，給人以力量！ 雖身患重病，卻仍然以自己鋼鐵般的意志與疾病作斗爭，頑強地工作著……譚彥生前系大連開發區人民法院副院長，是中共十五大代表，被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法院模範、十大中國傑出青年衛士等榮譽稱號。
譚彥的妻子賈麗娜日前回憶說，即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譚彥依然忘不了他所熱愛的法官事業。在病重期間，他用顫抖的手寫道：「作為法官，清廉如水是立身之本，秉公執法是生命之魂，枉法裁判是天大的恥辱……我是一名普通黨員、普通法官，只是做了一點應該做的工作，黨和人民卻給了我很多榮譽，心中時常不安。我的生命是有限的，矢志將青春年華獻給黨的偉大事業，只嘆身患重病，壯志難酬……」
譚彥1960年出生在吉林省集安縣（現集安市）一個普普通通的農家，從小學到中學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優秀共青團員、優秀學生幹部和學雷鋒先進分子，1981年譚彥考入吉林大學法律系。從那時起，當一名人民的好法官成了他最大的理想。
1985年7月大學畢業後，譚彥主動放棄市區優裕的生活環境，志願到剛剛起步、條件比較艱苦的大連開發區工作。1989年，因工作過度勞累而身患重病，面對醫生「必須長期全休治療，否則最多能活5年」的忠告，他義無反顧，以驚人的毅力與生命爭奪時間，用更加忘我的工作來實踐自己「活著就要工作，死也要死在工作崗位上」的誓言。
1990年3月16日，譚彥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在入黨志願中鄭重地寫道：「我是一名司法工作者，要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依法辦事，剛直不阿，做一名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祖國的司法戰士！」
1993年和1994年，他的病情再度加重，但是在這兩年間他克服常人難以忍受的疾病折磨，審結案件105件，高出全院法官平均結案數的49%，而且無一發回改判。
譚彥具有堅強的黨性，無論是面對創業時的艱辛，還是身處繁華環境，都能經受住考驗，做到遵紀守法、清正廉潔、秉公執法，被譽為「鐵」法官。1996年7月，新華社播發長篇通訊《鋼鐵之軀托起神聖的天平——記秉公執法、無私奉獻的「鐵」法官譚彥》，全面介紹了譚彥的先進事跡，譚彥成為全國政法戰線學習的楷模。
2004年11月28日10時45分，在與病魔頑強地抗爭了十幾年後，年僅44歲的譚彥帶著對親人的無限眷戀，對審判事業的無限熱愛，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盡管譚彥去世已經7年，但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同事們沒有忘記他，在大連開發區人民法院榮譽室的醒目位置，鑲嵌著有關譚彥的多幅照片，譚彥成為法官們學習的楷模。

⑼ 女子送男友40萬禮物被法官靈魂拷問，最後調解的結果如何

女子送男友40萬禮物被法官靈魂拷問，最後法官判處被告按照車子、手錶的折舊價賠償原告23萬元，並且以“老母親”的口吻嚴肅地教育了原告。

雖然這個女孩子經歷了一段不幸的感情，但是她卻幸運地遇到了一個好法官，得到了她想要的結果。然而，在一段戀愛關系中，男生吃軟飯的現象不僅屢見不鮮，甚至有越來越多的男生主動向女士索要物品。而一部分家庭條件不錯的女生，當和男生有結婚意向的時候，便也會主動贈予男生大量貴重的禮物。雖然這個時代講究男女朋友，女生主動贈送男生禮物無可厚非，但是一個成熟優秀的男生，是不會輕易接受女生過分貴重的禮物，並且願意交出自己的財政大權。因此女孩子在找男朋友的時候，應該擦亮眼睛，不要因為自身條件不錯就對男生過分大方，引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