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院案例
① 歷史上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哪些經典判例
歷史上，美國法院做了很多經典的判例，就比如說在林肯做總統的時候，美版國的法院就彈劾過權林肯總統，因為林肯私自做過一些決定，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訝，因為我的印象之中，美國的法律是低於總統的，但是卻能夠彈劾總統，真的是讓我不能夠理解，難道是因為民主的原因要和總統也要打一架，這個我就不清楚了，所以歷史上出現過這樣的事例真的是非常的著名，在那個時間也是發生了巨大的轟動。
② 選擇歐美證據不足宣告無罪的典型案例
證據不足 殺害美國小美後疑犯無罪釋放 2009-07-21
中廣網美國10月9日消息 涉嫌殺害6歲選美小皇後瓊本內特的嫌疑犯約翰·馬克·卡爾於美國時間10月5日被加利福尼亞州法庭無罪釋放，理由是檢控方出示的證據不足。這一判決使這起十幾年前轟動美國的謀殺幼女案又成懸案。
證據不足無罪釋放
據美聯社報道，卡爾無罪獲釋的決定是加州索諾瑪縣最高法院法官雷納·庫特奧宣布的。在結束了兩個月鐵窗煎熬後，精神疲憊的卡爾對包圍上來的記者沒說一句話。他在律師的陪同下，乘一輛豪華越野車離開監獄。
對於卡爾的無罪釋放，很多美國民眾認為，當時他所說曾在瓊本內特遇害時和她在一起的話，很可能是戲言。但為什麼他要這么說還沒有合理解釋。
就目前來看，卡爾並沒有受到任何關鍵性的指控，但光是作為一個殺人嫌疑犯，他的處境已經岌岌可危。在捲入殺人案前卡爾有一個美滿家庭，但由於涉嫌殺人，他的教師資格被吊銷，1年後妻子也與他離婚。
③ 西方法院與法官制度
西方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權分立」理論基礎之上的，「三權分立」理論以權力分立和制衡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將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分開、並立，分別由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由此形成了獨立的司法制度。
西方國家的司法機關組織體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組織構成，而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嚴格地說，不是司法機關。就法院組織體系而言，西方國家大多實行三級制，只有少數國家是四級制(如英國)。
西方各國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產生，主要有任命、選舉兩種方式。大多數國家的法官由國家元首或議會或政府首腦任命產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數國家實行法官終身任期制。
西方國家強調司法獨立，而司法獨立的表現就是「法官獨立」。只有在構成法律規定的罪行時(如德國，故意枉法罪)才負法律責任。實踐證明，西方對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
以美國為例：
美國的法官制度作為英美法系中影響最大的法律制度，集中體現了對於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保障。本文探討了美國法官的選任、免職、辭職、退休、處罰、待遇以及行為規范、職業道德、再教育培訓等方面的制度。這對於深化我國的司法體制改革，特別是法官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美國有兩套法院系統，即聯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轄權。州法院管轄的范圍要比聯邦法院廣一些。比如，州法院對於幾乎所有的離婚和兒童監護案件、遺囑和繼承案件、房地產糾紛和青少年案件都有管轄權，並且審理大多數刑事、合同糾紛、交通違章和人身傷害案件。一般來說，聯邦法院可以審理涉及美國政府或者政府官員、美國憲法或聯邦法律以及州與州之間或者美國政府和外國政府之間的糾紛案件。即使案件本身並不涉及聯邦法律，但是參加訴訟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爭議發生於美國公民和外國公民之間，該案件也可以由聯邦法院審理。聯邦法律要求聯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認對方的判決，但是按照憲法的有關條款，聯邦法律優先於任何與其沖突的州的法律。
④ 西方經典法律故事：夏威夷的椰樹為何不結果
夏威夷群島，這塊綠色的翡翠，是孤懸海外的美國第50個州。這里地處太平洋中部，屬濕潤的海洋性氣候，常年氣候溫和，鮮花盛開。其首府所在地瓦胡島，即中國人稱的檀香山，更是海岸蜿蜒，沙灘遼闊，水清沙白，椰林婆娑，年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少遊客。
在這個被譽為度假天堂的海灘上，有著名的「兩多」。其一是美女多。此地是舉世聞名的與美國邁阿密、澳洲墨爾本、巴西里約熱內盧齊名的「世界四大海灘」之一，海灘上，日日是美女如雲。其二便是椰樹多。層層疊疊，青翠碧綠的椰林，與白浪沙灘依依相伴，連綿數十里，異國風光無限，令各國遊人，流連忘返。
夏威夷的椰樹們，本來也與全世界所有海灘上的椰樹們一樣，是果實累累的。清甜的椰子汁、碩果繁花的椰子樹，也曾是這旅遊勝地吸引遊客的一個重要優點。但自上個世紀60年代的某一天起，一宗偶然的「椰子奪命案」發生後，從此，卻使夏威夷的椰樹們改變了命運。
原來那一天，一名美國遊客正心曠神怡地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忽然，一陣大風吹來，把一個熟透了的椰子從20多米高的樹上吹落，不偏不倚，直擊那遊客的天靈蓋，居然一命嗚呼，魂歸天國。
死者的弟弟，是華盛頓州一個精通民事訴訟的大律師。他突然接到哥哥的死訊後，就匆匆飛赴夏威夷辦理後事。在事發的海灘上，他到處打聽：這椰樹的主人是誰？當許多人告訴他，這片椰樹是屬於州政府的時候，他就作出了一個決定——控告州政府！一紙訴狀入稟夏威夷州法院。這宗「椰子奪命案」終於轟動了新聞界。三個月後，法院開庭，據說當時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擠滿了旁聽席。
在法庭上，死者的弟弟提出了起訴州政府的理由：夏威夷旅遊度假海灘，是公共海灘。海灘上的椰林，也就屬公共的物業。對這個公共娛樂場所的一切公共設施如沙灘、泳場、道路、溝渠、路燈、廁所、籬笆以及椰子樹等一切花草樹木，負直接管理責任的，是夏威夷州政府。凡因這些公共設施的失修、失管而導致遊客的人身傷亡事故的，夏威夷州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管理失職責任，都要承擔對死傷者進行經濟賠償的義務。而生命何價？生命本來是極寶貴的、無價的，況且死者本是個成功的商界人士，生前經營著一項很大的生意，所以，要求州政府向死者家屬賠償一個天文數字——1億美元。
被告人——夏威夷州政府的代表律師在反駁原告時，據說曾用了一句中國的古語：「天災人禍，各安天命」。第一，州政府在處處椰林都豎立有警告牌，警告遊客要小心椰子，對遊客已經仁至義盡。第二，此次事故純屬偶然，某時某地某人，躺在某個熟透了的椰子底下，剛剛好又有某陣海風吹來，種種自然現象綜合作用下，產生了一種無法預見的「不可抗力」。按慣例，從來沒有任何人要為「不可抗力」造成的傷害承擔責任，因此，州政府一分錢也無須對死者賠償，要怨，便只有怨天。
原告人即刻反駁：州政府單方面豎立的警告牌，完全是侵犯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遊客花錢來旅遊，這里不準近，那裡不準游，這消費者的權益何在？遊客的自由何在？至於辯方律師的「不可抗力」說則更荒謬。所謂「不可抗力」，是指無法預見或即使預見了也無法對抗的自然力量，如火山、地震、颶風等等，而椰子由高空墜落的力絕對不屬於「不可抗力」。夏威夷遍地是椰林，遍地是遊客，日日有海風，日日有椰子墜下，時時刻刻都有搞出人命的危險。州政府豎立警告牌，這就證明他們已經預見到了這種危險，並非什麼「無法預見」。問題就在於，州政府雖已預見到了危險，但並沒有盡職盡責地積極去清除這個危險，而是採取限制遊客自由的消極方式去敷衍塞責。花大量廣告費招來了大批遊客，而又任由千千萬萬個「椰子炸彈」懸掛在他們頭上，出了傷亡事故，就以「早已警告」4個字而將責任一推六二五。這不是玩忽職守，漠視公民的生命、權利、自由，又是什麼？
中國的法律是成文法，美國的法律既有成文法又承襲了英國的判例法。成文法的特點是「按條條判」，而判例法的特點則是「遵循先例」。但這宗「奪命椰子」的案件，卻是美國史無前例的案件。既然無任何先例可遵循，那就惟有憑法官的良知去處理、去「自由裁量」。在這里，法官的學識與良知對法律的影響真是舉足輕重。他的屁股是坐在「官」一邊，還是坐在「民」一邊？還是不管官與民，只坐在自由、正義。
⑤ 求能夠體現中西法律差異的判決案例
我國是成文法國家，大部分西方國家是判例法國家。法官審判案件適用的依據不一樣。以及認定的標准也不一樣。
⑥ 美國大法官的樹立權威的經典案例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賦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馬歇爾通過對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Marburyv．Madison，1803年）的判決，正式確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至高無上、一槌定音的權力和權威。 威廉馬伯里（WilliamMarbury）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市喬治城鎮的一位家財萬貫的庄園主，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是當時美國政府的國務卿。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呢？這個案子要從當時美國政壇中的黨派斗爭從頭開侃。
美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並無只言片語提及政黨和多黨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美國的天下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跟黨的英明領導、黨的組織建設和多黨派合作沒啥關系。
大多數美國制憲先賢認為，政黨就是結黨營私、惡性競爭的代名詞。軍人出身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位期間，對內閣中以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和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首的兩派爭斗深惡痛絕。華盛頓總統在1796年的總統告別演說中，語重心長地警告後人，一定要防止黨派爭斗的弊端。
警告歸警告，現實歸現實。開國老總統一下台，說過話就被人當耳旁風了。德高望重的華盛頓回老家種地後，美國政壇的兩大政黨終於還是正式形成了。擁護漢米爾頓的一派正式組成了聯邦黨，擁護傑弗遜的一派自稱民主共和黨。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為第二任總統。
誰知聯邦黨好運不長，在1800年的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中都遭到慘敗，民主共和黨的傑弗遜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因行政權和立法權都已喪失，聯邦黨人在下一屆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盤，只剩下了不受選舉直接影響的司法權。因此，亞當斯總統在即將卸任時，任命自己內閣的國務卿、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John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代理國務卿職務。又利用聯邦黨人控制國會的最後機會，通過了《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 ，任命四十二位聯邦黨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園主馬伯里和馬歇爾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馬歇爾都在任命名單之中。
參議院在亞當斯總統離職的當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須要在午夜之前由總統簽署、國務院蓋印發出後才能生效。大法官、代理國務卿馬歇爾在權力交接之夜忙得團團轉，他在確認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簽署、蓋印後，便將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權委託給弟弟詹姆斯·馬歇爾去處理。
俗話說，朝中無小事。誰都沒想到，詹姆斯·馬歇爾竟然把這件小事給辦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時無誤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亂，竟然還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沒能及時發送，而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這十七個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傑弗遜總統早就對聯邦黨人在權力交接前夜以黨劃線、「突擊提干」的損招兒極為不滿，當他聽說滯留的十七份聯邦黨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後，立刻命令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令。
這樣，馬伯里不明不白地丟失了法官要職。此公覺得自己太冤，非要討個說法不可，遂聘請曾任亞當斯總統內閣司法部長的查爾斯·李（CharlesLee）為律師，一張狀紙把麥迪遜國務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麥迪遜一看對手來頭不小，立馬聘請傑弗遜總統內閣司法部長萊維林肯（LeviLincoln）出任辯護律師。這位萊維。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現職司法部長，辦案派頭十足，接了案子以後竟然連法院都懶得去，只是寫了一份書面爭辯送交最高法院，聲稱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一個涉及黨派權力斗爭的政治問題，跟法律壓根兒就不沾邊，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著這種根本就扯不清的黨派斗爭破事。
馬歇爾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師的起訴狀和辯方律師寄來的書面爭辯後，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國務卿麥迪遜，要求他對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個合理的解釋。誰料想，麥迪遜對馬歇爾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麥迪遜國務卿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在當時是件稀鬆平常的事。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是一個根本就沒啥權威的法院。美國的立憲先賢漢米爾頓曾評論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
1789年的美國憲法雖然規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這部憲法以及後來增添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從未作出任何明確的規定。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當局和立法機構指手畫腳、發號施令的特權，更別提強迫總統、國務卿和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了。
這樣一來，馬歇爾便處在一種極為尷尬的兩難困境，他當然可以正式簽發一項執行令，強令麥迪遜發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麥迪遜背後有總統兼美軍總司令撐腰，他很有可能對最高法院下達的命令置若罔聞。既無錢又無劍的馬歇爾大法官若向麥迪遜國務卿強行發號施令，只會讓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馬歇爾拒絕馬伯里合理的訴訟要求，那麼最高法院和聯邦黨人則顏面掃地。
面臨這種無論是審理還是不審理此案都必輸無疑的兩難困境，馬歇爾苦思冥想了半個月，終於琢磨出了一個令人稱奇的絕妙高招，既表現出最高法院的權力高於行政當局和國會，又避免與行政當局和國會迎頭相撞、直接沖突。馬歇爾稱此判決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決」。
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判定，第一，參議院已批准了這些法官的任命，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印，從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麥迪遜拒發公文顯然是違法的。因此，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黨派斗爭的政治問題。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違法的，那麼馬伯里當然有權請求法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第三，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是一個法治政府的首要責任。因此，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獲得法官委任書。
那麼，按照這個路子推論下去，馬歇爾下一步理所當然地就該向麥迪遜發出強制令了。誰料想，馬歇爾筆鋒突然一轉，他引證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說，當一個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以州為訴訟當事人時，其初審權屬於最高法院。對於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訴審理權。如果把馬歇爾這段咬文嚼字的引證換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當的大白話，那就是說，馬伯里一案的訴訟當事人既不是大使、領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對這種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沒有初審權，馬伯里告狀告錯地兒了。他應當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如果案子最後從下級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有權開庭審理。
可是，馬伯里高薪聘請的律師、前司法部長查爾斯。李並非不懂訴訟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開始就把狀子直接遞到了最高法院，依據的是國會1789年通過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據這款法律，最高法院對這類案子擁有初審權。
但馬歇爾斬釘截鐵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與憲法相沖突的，它實際上是非法地擴大了最高法院的許可權。馬歇爾強調：「憲法構成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而「解釋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和責任」。據此，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這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
馬伯里一看當個法官竟然這么費勁，連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戳兒的委任狀都成了白條，若要從基層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還不知要上訴到哪個猴年馬月，他只好灰心喪氣地撤回了起訴。此公後來一直不安心務農，最終改行當了一家大銀行的總裁，比當法官實惠多了。
從表面上看，聯邦黨人馬伯里沒當成法官，麥迪遜也沒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馬歇爾似乎輸了這個官司。但實際上，馬歇爾是此案真正的大贏家。
首先，馬歇爾向政府的立法機構國會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力與立法部門無關。換句話說，立法機構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其次，馬歇爾通過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門宣布，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因此，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和命令是否違反憲法，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憲行為和命令予以制裁。
這樣，雖然憲法規定任何法律都應由國會和總統決定和通過，但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法律的最終權力，有權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憲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實際上，最高法院不僅擁有了司法審查權（JudicialReview），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了「最終立法權」。 馬歇爾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然公開宣布經國會通過、總統批準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但取消這款法律實際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許可權，所以國會找不出什麼借口與最高法院對抗，也沒啥特別的理由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馬歇爾雖然宣布司法部門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法行為予以制裁，但他並沒有向麥迪遜國務卿發出強制令，只是建議馬伯里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所以，行政當局同樣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過不去，也根本無法挑戰馬歇爾大法官的裁決。
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案例法的結合，既然國會和行政當局無法推翻最高法院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那麼此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後人永遠引用。司法審查權和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就這樣歷史性地確立了。司法從此真正開始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可以說，這是美國政治制度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1789年的美國憲法一直被認為是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偉大典範，其實這個評價有點過高了。原因在於，在權大還是法大這個關鍵性問題上，1789年美國憲法並無開創性的建樹。這部憲法並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結果使司法在三權中處於最弱的一方。按照這種憲法設計，美國最高法院實際上可有可無。
由於馬歇爾大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超乎尋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國普通法傳統對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響以及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治家們對法律和政治規則的尊重以及善於妥協讓步的特點，才使美國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特點，並且使司法審查權成為美國政治制度有別於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政體的重大特點之一。
歷任大法官一覽 順序 姓名 任期 任命人 1 約翰·傑伊 1789年10月19日-1795年6月29日 喬治·華盛頓 2 約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1795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3 奧利弗·埃爾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1800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4 約翰·馬歇爾 1801年2月4日-1835年7月6日 約翰·亞當斯 5 羅傑·B·托尼 1836年3月28日-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魯·傑克遜 6 薩蒙·P·蔡斯 1864年12月15日-1873年5月7日 亞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韋特 1874年3月4日-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蘭特 8 梅爾維爾·富勒 1888年10月8日-1910年7月4日 格羅弗·克利夫蘭 9 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 1910年12月19日-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0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 沃倫·G·哈定 11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倫·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1946年4月22日 富蘭克林·D·羅斯福 13 弗雷德·M·文森 1946年6月24日-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魯門 14 厄爾·沃倫 1953年10月5日-1969年6月23日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 15 沃倫·E·伯格 1969年6月23日-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倫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2005年9月3日 羅納德·里根 17 約翰·羅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喬治·W·布希
⑦ 美國歷史, 馬伯里訴 麥迪遜 案 。
此案發生於1801年。起因是當時的美國總統亞當斯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午夜，突擊任命了42位治安法官，但其中16人的任命狀未能及時送達；繼任的總統傑弗遜讓國務卿麥迪遜將這16份委任狀統統扔掉。其中，一位因此而沒能當上法官的人叫做馬伯里，由此提起了對麥迪遜的訴訟。審理該案的法官馬歇爾，運用高超的法律技巧和智慧，判決該案中所援引的《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因違憲而被無效，從而解決了此案，並從此確立了美國最高法院有權解釋憲法、裁定政府行為和國會立法行為是否違憲的制度，對美國的政治制度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黨派斗爭
1800年美國總統選舉是美國憲政史上極其重要的一頁，其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遠遠超過了二百年之後戈爾與布希之間的選舉大戰。在這次總統選舉中，由於聯邦黨人內訌突起，亞當斯總統敗給了民主共和黨候選人傑弗遜。在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中聯邦黨也是一敗塗地。這樣，聯邦黨不但失去了總統的寶座，同時也失去了國會的控制權。在此背景下，美國的憲政體制第一次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國家最高權力能否根據憲法程序以非暴力的形式在不同黨派之間和平交接，關繫到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生死存亡。還好，大權在握的聯邦黨人以國家利益為重，沒有舞刀弄槍、拒絕交權，而是採取了「合法斗爭」的手段。他們利用憲法賦予總統的任命聯邦法官的權力，極力爭取控制不受選舉直接影響的聯邦司法部門，藉以維持聯邦黨人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以求卷土重來。
1801年1月20日，亞當斯總統任命國務卿約翰·馬歇爾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參議院批准後，馬歇爾於2月4日正式到職赴任，但他仍然代理國務卿職務，只是不領國務卿的薪俸。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01年3月3日亞當斯總統任期屆滿為止。接著，趁新總統上台和新國會召開之前，國會中的聯邦黨人於1801年2月13日通過了《1801年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 of 1801」），該條例將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定人數從六名減為五名，以防止出現判決僵持的局面。但實際上，由於這項規定將從任何一位現職大法官退休或病故後才開始正式生效，所以其目的之一顯然是想減少傑弗遜總統提名民主共和黨人出任大法官的機會。同時，它還將聯邦巡迴法院由根據《1789年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 of 1789」）規定的三個增至六個，由此增加了16個聯邦巡迴法官的職位。這樣，即將下台的「跛鴨總統」亞當斯在卸任之前可以借機安排更多的聯邦黨人進入聯邦司法部門。兩個星期之後，聯邦黨人控制的國會又通過了《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the Organic ac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正式建立首都華盛頓特區市，並授權亞當斯總統任命特區內42名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任期5年。1801年3月2日，亞當斯總統提名清一色的聯邦黨人出任治安法官，威廉·馬伯里身列任命名單之中。第二天，即亞當斯總統卸任的當天（1801年3月3日）夜裡，即將換屆的參議院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對42位治安法官的任命。後人把這批法官挖苦為午夜法官（midnight judges又譯星夜法官）。
2告上法院
按照規定，所有治安法官的委任狀應由總統簽署、國務院蓋印之後送出才能正式生效。當時正是新舊總統交接之際，約翰·馬歇爾一面要向新國務卿交接，一面又要准備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忙得一塌糊塗、暈頭轉向，結果因疏忽和忙亂，竟然還有十七份委任令在馬歇爾卸任之前沒能及時發送出去（馬歇爾在給其弟的信中承認：「我擔心種種責怪將會歸咎於我」，「由於極度忙亂和瓦格納先生[馬歇爾在國務院的助手]不在」致使已經簽字和蓋章的法官委任狀未能及時送出），而馬伯里恰好身列這撥倒霉蛋之中。
對於聯邦黨人在權力交接前夜大搞以黨劃線、「突擊提干」的損招兒，新上任的民主共和黨總統傑弗遜早已深感不滿。當聽說有一些聯邦黨人法官委任狀滯留在國務院之後，他立刻命令新任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狀，並示意麥迪遜將它們「如同辦公室的廢紙、垃圾一樣處理掉」。
接著，針對聯邦黨人國會在換屆前夜的立法，民主共和黨人控制的新國會針鋒相對，以牙還牙，於1802年3月8日通過了《1802年司法條例》（judiciary act of 1802），廢除了《1801年司法條例》中增設聯邦巡迴法院的規定，砸了16位新任聯邦法官的飯碗。
不過，新國會並沒有撤銷任命42名治安法官的《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為了防止聯邦黨人控制的最高法院挑戰新國會通過的法案，國會採取重新安排最高法院開庭日期的辦法，改一年兩次開庭為一次開庭，使最高法院從1801年12月到1803年2月期間暫時關閉，時間長達14個月之久。當最高法院再次開庭時，已經是1803年2月了。
馬伯里雖然家財萬貫，但對治安法官這個七品芝麻官卻情有獨鍾，就這樣不明不白地丟失了法官職位，他覺得實在是太冤，非要討個說法不可。於是，馬伯里拉上另外三位同病相憐的難兄難弟，聘請曾任亞當斯總統內閣總檢察長（attorney general，總檢察長現在一般譯為司法部長。這個職位雖然是1789年建立的，但當時只是一個非全職的內閣職位，直到威廉·懷特任職期間才成為全職位置——即使這樣他仍然是光桿兒司令一個，因為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要到1870年才建立，只有到這時才可以稱司法部長）的查爾斯·李（Charles Lee）為律師，一張狀紙把國務卿麥迪遜告到了最高法院。他們要求最高法院下達執行令（原文為拉丁文writ of mandamus，也譯訓令狀，在英美普通法中指有管轄權的法官對下級法院、政府官員、機構、法人或個人下達的要求其履行法定職責行為的命令），命令麥迪遜按法律程序交出委任狀，以便自己能走馬上任。控方律師起訴的根據源自《1789年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 of 1789）第13款d條中的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則和慣例保證的案件中，有權向任何在合眾國的權威下被任命的法庭或公職官員（persons holding office）下達執行令狀。
麥迪遜一看對手來頭不小，便來了個兵來將擋、旗鼓相當，請傑弗遜總統內閣總檢察長萊維·林肯（Levi Lincoln）出任自己的辯護律師。這位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現職總檢察長，辦案派頭十足，接了案子以後竟然連法院都懶得去，只是寫了一份書面爭辯送交最高法院，聲稱馬伯里訴麥迪遜（Marbury v. Madison）案是一個涉及黨派權力斗爭的政治問題，跟法律壓根兒就不沾邊，最高法院管不著這種根本就扯不清楚的黨派斗爭。
接到控方律師的起訴狀和辯方律師寄來的書面爭辯後，馬歇爾大法官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國務卿麥迪遜，要求他解釋扣押委任狀的原因。誰料想，麥迪遜對馬歇爾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在當時的法律和歷史環境下，麥迪遜這種目中無人、無法無天的行為是件稀鬆平常的事，因為聯邦最高法院當時實在是一個缺乏權威的司法機構。制憲先賢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評論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1789年生效的美國憲法雖然規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這部憲法以及後來增添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從未做出任何明確規定。這部憲法沒有賦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當局和國家立法機構指手畫腳、發號施令的特權，更別提強令總統、國務卿以及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了。
從憲政理論角度看，按照歐洲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utedquieu）、盧梭關於限權政府、分權制衡、主權在民的憲法和制度設計原則，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的職能和許可權應當嚴格區分，相互獨立，彼此之間「井水不犯河水」。另外，在分立的三權之中，如果一定要判定哪一權處於更優越的地位，那顯然應是擁有民意基礎的立法權，無論如何也輪不到非民選的司法部門占據至高無上、一錘定音的權威地位。
這樣，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實際上使馬歇爾大法官陷入了一種左右為難、必輸無疑的兩難困境。他當然可以正式簽發一項執行令，命令麥迪遜按照法律程序發出委任狀。但麥迪遜有總統兼美軍總司令傑弗遜撐腰，他完全可能對最高法院下達的執行令置若罔聞。既無錢又無劍的最高法院若向麥迪遜國務卿強行發號施令卻又被置之不理，只會讓世人笑掉大牙，進一步削弱最高法院的司法權威。可是，如果馬歇爾拒絕馬伯里合理的訴訟要求，那就等於主動認輸，承認最高法院缺乏權威，無法挑戰行政部門高官目無法紀的舉動，不僅愧對同一陣營中的聯邦黨人戰友，而且使最高法院顏面掃地。
審，還是不審，成為一個令馬歇爾極為頭疼的大難題。經過半個多月的苦思冥想，他終於琢磨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絕妙判決，令後人拍案稱奇，贊不絕口。馬歇爾的判決既表現出司法部門的獨有權威，又避免與行政當局和國會迎頭相撞、直接沖突，為確立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這個分權與制衡體制中的重要權力奠定了基石。
3審查原則
馬伯里若要從基層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耗時太久，他只好撤回了起訴。
從表面上看，聯邦黨人馬伯里沒當成法官，麥迪遜國務卿也沒送出扣押的法官委任令，馬歇爾似乎輸了這個官司。但實際上，馬歇爾是此案真正的大贏家。
首先，馬歇爾通過此案向國家立法機構國會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符合憲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力也與立法部門無關。換句話說，立法機構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其次，馬歇爾通過此案向國家最高行政部門宣布：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因此，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和行政命令是否違憲，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憲行為和命令予以制裁。這樣，雖然憲法規定任何法律都應由國會和總統決定和通過，但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法律的最終權力，有權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終審裁決和憲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所以，最高法院不僅擁有了司法審查權，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了「最終立法權」。美國學者梅森（Alpheus T. Mason）認為，與英國王權相比，美國最高法院不僅僅是權威的象徵，而且手握實權，「它能使國會、總統、州長以及立法者俯首就範」。
馬歇爾的高明之處在於，從表面上看他因為宣布《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因違憲而被取消的做法是對最高法院自身許可權的限制，所以國會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對抗，也沒有任何理由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馬歇爾雖然宣布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是否違憲，但他並沒有向麥迪遜國務卿發出執行令，只是建議馬伯里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這樣，行政當局同樣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過不去，也根本無法挑戰馬歇爾大法官的裁決。實際上，傑弗遜等民主共和黨人已經有所准備，即便是最高法院下了執行令他們也不會執行。但馬歇爾在為馬伯里正名爭氣的同時，避開了民主共和黨人所設的陷阱，把判決轉向法律與憲法孰重孰輕這一根本性問題。
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案例法的結合，既然立法和行政部門無法推翻最高法院對馬伯里案的判決，那麼，按照英美普通法系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原則，此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後人永遠引用。據統計，在最高法院以後的判決中，馬伯里案高居被引用的案例之首，達數百次之多。
根據這一經典案例逐漸確立的聯邦法院司法審查權包括相當豐富的內容：第一，聯邦法院是聯邦立法和行政部門立法和行為合憲性的最終裁定者；第二，聯邦法院是州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立法和行為合憲性的最終裁定者；第三，聯邦法院，特別是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審查州法院的刑事與民事程序法規，以確定這些程序法規是否符合聯邦憲法的要求。
通過對馬伯里案的裁決，馬歇爾一方面加強了聯邦司法部門與其他兩個政府部門相抗衡的地位，使司法部門開始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增強了聯邦最高法院作為一個政府機構的威望與聲譽，使最高法院成為憲法的最終解釋者。一百多年之後，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Benjamin N. Cardozo）贊嘆道：「馬歇爾在美國憲法上深深地烙下了他的思想印記。我們的憲法性法律之所以具有今天的形式，就是因為馬歇爾在它尚有彈性和可塑性之時以自己強烈的信念之烈焰鍛煉了它。」馬歇爾傳記的作者史密斯（Jean E. Smith）贊揚說：「如果說喬治·華盛頓創建了美國，約翰·馬歇爾則確定了美國的制度。」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收場後，傑弗遜總統極為惱火。在傑弗遜看來，行政、立法與司法部門之間應當是一種三權分立、平起平坐的關系，憑啥司法部門要憑借司法審查權高人一等呢？傑弗遜認為：「憲法沒有賦予法官替執法部門決策的權力，就像執法部門無權為法官作決定一樣。在各自負責的領域，兩個機構彼此平等獨立」。「憲法欲使政府各協作部門之間相互制衡。但是，如果授權法官決定法律是否違反憲法，使法官不僅在司法部門的地盤自行其是，而且還在立法和執法部門的行動范圍獨斷專行，那將使司法部門成為一個專制暴虐的機構」。
傑弗遜總統的擔憂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如果聯邦黨人控制下的最高法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司法審查權推翻民主共和黨國會制定通過的重要法律，那麼，美國的分權制衡體制就會因黨派斗爭而陷入癱瘓。即使國會能夠啟動憲法程序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但結果將是徹底削弱最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司法權威。無論發生何種情況，一場憲法危機似乎已在劫難逃。
然而，政治的奧秘在於妥協。盡管傑弗遜總統憂心忡忡，但出乎意外的是，在馬歇爾大法官領導之下，聯邦最高法院自我約束，見好就收，並沒有單純從黨派利益出發利用司法審查權與傑弗遜總統和民主共和黨人死拼硬抗，頻繁地否決新國會的立法，使最高法院成為「專制暴虐的機構」。1803年3月2日，即馬伯里案結束六天之後，在審理Stuart v. Laird案時，聯邦黨人控制下的最高法院妥協退讓，承認了《1802年司法條例》的合憲性。更為重要的是，在馬伯里案之後的30餘年中，馬歇爾法院再也沒動用過司法審查權。而傑弗遜在8年任期內也表現出大局為重和超越黨派分歧的憲政精神，保留了聯邦黨人在加強聯邦權威方面的主要建樹。
一些美國憲法學者認為，馬歇爾對馬伯里案的絕妙判決實際上只是當時黨派斗爭的產物，它在當年並未產生任何實際法律效力，其作用只是為司法機構今後審查國會立法的合憲性奠定了基礎。此外，這個判決也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自相矛盾之處，因為馬歇爾斷案的法律根據是最高法院對此案沒有初審權，既然如此，他根本就不應做出任何判決，而是應當依法把案子打回到有管轄權的聯邦地方法院。可是，馬歇爾大法官並沒有這樣做，他一方面根據《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接受此案，另一方面又以它與憲法沖突為由宣布它違憲。不過，馬歇爾似乎可以辯解說他接受此案時並不知道無權審理，無權審理只是後來在審理過程中獲得的一個新認識。還有，馬歇爾是這個案子緣起的當事人之一，理應迴避，但他卻沒有這樣做。（美國在立憲建國之初法律法規很不完善，比如，1801年2月4日至1801年3月3日期間，馬歇爾作為地位僅次於總統、副總統的第三號行政首腦卻兼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顯然違反了分權制衡原則。相比之下，在馬伯里案中馬歇爾身為當事人卻沒迴避，只不過是小事一樁。）這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黨派斗爭需要的司法判決，後來卻成為美國憲政歷程的里程碑。
1789年生效的美國憲法一直被後人譽為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偉大典範，恩澤綿遠，千古流芳。其實這種評價好像有點兒過高了。原因在於，在憲法最終解釋權問題上，實際上就是在涉及三權分立與制衡這個具有美國特色的國家憲政制度，以及究竟是權大還是法大這一憲政法治的基本原則問題上，1789年憲法並無開創性建樹。由於歷史的局限，這部憲法沒有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結果使司法在三權中處於最弱的一方，使三權分立與制衡制度形同虛設。按照這種憲法設計，缺乏權威的聯邦最高法院實際上可有可無，比如在馬伯里案中，國務卿麥迪遜對最高法院讓他解釋扣押任命公文原因的信函乾脆就懶得搭理。
但在美國憲法的條款中實際上可以引申出最高法院擁有憲法解釋權的原則，在美國憲法之父的理論探索中也有關於最高法院應當擁有司法審查權的論述。美國憲法第3條第2款規定，最高法院的許可權之一是受理涉及憲法和聯邦法律的糾紛。既然是涉及憲法的糾紛，最高法院在裁定時顯然要闡明它對憲法的解釋。在《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制憲先賢漢密爾頓指出：「解釋法律乃是法院的正當與特有的職責，而憲法事實上是亦應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所以對於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如果二者之間出現不可調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較大之法為准，亦即：憲法與法律相較，以憲法為准。」在漢密爾頓看來，立法機關必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約束，「此類限制須通過法院執行，因而法院必須有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所以，馬歇爾的判決有相當堅實的根據。
但是，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對於為什麼非民選的最高法院卻有權力宣布代表人民的國會所制定的法律違憲這個重要問題並未從憲法理論上給予令人信服的解釋。然而，制度創新的基礎並非盡善盡美的憲政理論或立法。在英美普通法系中，法規或制度的演變和創新主要是基於司法實踐以及司法經驗和慣例的積累和發展。議會立法形成的法律只是法律的一部分，大量的法律是由法院的判例構成。實際上，在立法過程中，普通法系國家的法院和法官在事實上早已佔據和扮演了極為重要的地位和角色。這種制定和解釋法律的習慣和傳統，對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應當指出的是，美國在殖民地時期和獨立初期受英國樞密院審查北美殖民地立法的司法判例的影響，州一級的法院已出現了一些類似司法審查制度的判例。1786年Rhode Island的Trvett v. Meeden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案例。此案的基本情況為，Rhode Island州議會立法規定紙幣為合法貨幣，但州最高法院法官認為該法案「不得人心並違反州憲法」（repugnant and unconstitutional），使其最終失去了法律效力。
由於英國普通法傳統對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響，由於憲法之父的傑出思想，以及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治家們對政治規則的尊重以及善於妥協讓步的特點，加上馬歇爾大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超乎尋常的智慧和努力，在憲政法治的歷史進程中，美國最高法院逐漸成為分權制衡體制中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使美國政治制度真正具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特點，使司法審查制度成為美國憲政體制有別於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成為美國憲政法治的基石。
二百年後的今天，在美國最高法院的院史博物館中，唯有馬歇爾大法官一人享有全身銅像的特殊待遇。在九位大法官專用餐廳的牆壁上，則並列懸掛著馬伯里和麥迪遜二人的畫像。
200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最後出現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選」總統的奇特局面。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戈爾（Al Gore）盡管心裡一百個不服氣，背後又有贏得多數普選選票的民意撐腰，但表面上也不得不表示完全尊重和服從最高法院的權威，老老實實地宣布競選失敗。
若不是當年馬歇爾大法官在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令人稱奇的絕妙判決，恐怕就不會有今天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戈爾和布希各自的擁護者沒准兒已在白宮前面真刀真槍地開打了。
4絕妙判決
1803年2月24日，最高法官以5比0的票數（William Cushing大法官因病未參加投票）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作出裁決。首席大法官馬歇爾主持宣布了法院判決書。
馬歇爾在判決中首先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申訴人馬伯里是否有權利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狀？第二，如果申訴人有這個權利，而且這一權利受到侵犯時，政府是否應該為他提供法律救濟？第三，如果政府應該為申訴人提供法律救濟，是否是該由最高法院來下達執行令，要求國務卿麥迪遜將委任狀派發給馬伯里？
對於第一個問題，馬歇爾指出：「本院認為，委任狀一經總統簽署，任命即為作出；一經國務卿加蓋合眾國國璽，委任狀即為完成」。「既然馬伯里先生的委任狀已由由總統簽署，並且由國務卿加蓋了國璽，那麼，他就已經被任命了；因為創設該職位的法律賦予該官員任職5年，不受行政機關干預的權利，所以，這項任命是不可撤銷的，而且賦予該官員各項法律上的權利，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馬歇爾的結論是：「拒發他的委任狀，在本法院看來不是法律所授權的行為，而是侵犯了所賦予的法律權利」。所以，馬伯里案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
對於第二個問題，馬歇爾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論證說：「每一個人受到侵害時都有權要求法律的保護，政府的一個首要責任就是提供這種保護。合眾國政府被宣稱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對於侵犯所賦予的法律權利不提供救濟，它當然就不值得這個高尚的稱號。」馬歇爾甚至上綱上線說：「如果要除去我們國家法律制度的這個恥辱，就必須從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那麼，按照這個思路和邏輯繼續推論下去的話，在回答第三個問題時馬歇爾似乎理所當然地就該宣布應由最高法院向國務卿麥迪遜下達強制執行令，讓馬伯里官復原職、走馬上任。可是，馬歇爾在此突然一轉，他引證憲法第3條第2款說：「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以州為一方當事人的一切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原始管轄權（original jurisdiction）。對上述以外的所有其他案件，最高法院具有上訴管轄權。」
如果把馬歇爾的上述引證換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當的大白話，那就是說，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當事人既非外國使節，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所以最高法院對這類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沒有初審權。馬伯里告狀告錯地兒了。按照憲法規定的管轄許可權，馬伯里應當去聯邦地方法院去控告麥迪遜。如果此案最終從地方法院逐級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有權開庭審理。
可是，富商馬伯里高薪聘請的律師、前任聯邦總檢察長查爾斯·李並非不懂訴訟程序的外行，他之所以一開始就把馬伯里的起訴狀直接遞到了聯邦最高法院，依據的是國會1789年9月通過的《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
針對這個問題，馬歇爾解釋說：《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是與憲法相互沖突的，因為它在規定最高法院有權向政府官員發出執行令時，實際上是擴大了憲法明文規定的最高法院司法管轄許可權。如果最高法院執行《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那就等於公開承認國會可以任意擴大憲法明確授予最高法院的權力。
馬歇爾認為，此案的關鍵性問題在於「是由憲法控制任何與其不符的立法，還是立法機構可以通過一項尋常法律來改變憲法。在這兩種選擇之間沒有中間道路。憲法或者是至高無上、不能被普通方式改變的法律，或者它與普通法律處於同一水準，可以當立法機構高興時被改變。如果是前者，那麼與憲法相互沖突的立法法案就不是法律；如果是後者，那麼成文憲法就成為人們的荒謬企圖，被用來限制一種本質上不可限制的權力。」話說到此，憲法的神聖性已呼之欲出。
接著，馬歇爾趁熱打鐵拋出了最後的殺手鐧。他斬釘截鐵地指出：「憲法構成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斷定什麼是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職權和責任」。如果法官不承擔起維護憲法的責任，就違背了立法機構所規定的就職宣誓，「規定或從事這種宣誓也同樣成為犯罪。」
據此，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因違憲而被取消。這是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
⑧ 國際私法案例題
1.因為兩國無公約,也無司法協助協議,所以外國法院只能送該國駐華使領館版,再
轉送中國司法權部,再轉最高院,再轉蘇中院,
再轉受送達人;
2.蘇中院將送達回證退回蘇高院，再通過外交部領事司轉退給對方；如未附送達
回證，則由有關中級人民法院出具送達證明交有關高級人民法院，再通過外交部
領事司轉給對方。
⑨ 誰知道國際法中的比較著名的案例「隆端寺案」的始末
隆端古寺案
隆端古寺位於扁擔山脈的一個隆起的高地上
它構成泰國與柬埔寨之間邊界的一部分.根據1904年2月13日暹羅(當時泰國稱為暹羅)和法國(當時柬埔寨是法國的保護地)之間的一項條約的規定,雙方同意這一點上的邊界線,應沿著分水嶺線劃出.為進行實地劃界而設立了一個混合委員會.
當時泰國政府委託一個法國調查隊繪制該地區的地圖1908年,地圖在巴黎出版,同時也將也圖送交泰國政府.在地圖上明確標出了隆端古寺位於柬埔寨一邊,但泰國政府.未表明任何異議(直到1935年以前)。後業,法國政府獲悉泰國把其看守人安置在寺內,
於1949年和1950年向泰國政府提出多次抗議照會,終未得到回答.1953年柬埔寨獲得獨立後,新政府企圖在該地區建立權力機關都沒有成功.之後,柬泰雙方又經過多次談判而失敗.
1959年10月6月,柬埔寨政府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國際法院宣告隆端古寺的領土主權屬於柬埔寨,泰國應撤退它駐扎在古寺遺址的武裝部隊.
1960年5月23日,泰國政府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1961年6月26日,國際法院對該案進行了審理,駁回了泰國提出的初步反對意見.
1962年6月15日,法院對案情實質作出了判決.法院以9票對3票判定隆端古寺是在柬埔寨境內,而泰國有義務撤回駐在該地區的一切軍事人員和民事人員.法院還以7票對5票判明泰國應將其在佔領時期從寺內搬走的一切物品歸還柬埔寨.
(9)西方法院案例擴展閱讀；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以下兩方面:
(一)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問題
泰國與柬埔寨之間的爭論點,主要是隆端古寺及其周圍的土地的主權是屬於哪一國.泰國認為法國於1908年出版的地圖不是混合委員會所制,它有嚴重錯誤,
如果根據真正的分水嶺劃出的邊界線就應把該寺的地區劃在泰國一邊.但是,國際法院在審理該案中,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泰柬雙方是否已接受了這張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從實際看,泰國接受這張地圖和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
現在,泰國出兵佔領隆端古寺地區,這無疑是對柬埔寨國家領土主權的侵犯.
(二)國際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問題
泰國政府給以抗告,就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問題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因為,泰國政府認為,該國雖然曾在1929年9月20日發表了接受國際常設法院強制管轄權的聲明,並在1940年5月3日又發表聲明,同時將第一個聲明展期10年。
但是,國際法院與過去常設國際法院不同,因此認為由於這個聲明不是以"國際法院規約"簽署國的身份發表的,所以應隨著泰國參加"規約"而自然於1946年失效,這個聲明也不因參加規約而延期.
泰國政府還指出,按照《規約》第36條第5款以及國際法院對以色列——葡萄牙案的判決精神,它接受強制管轄的聲明無效,因而泰國不願接受國際法院的管理.
1961年5月26日,國際法院對泰國的抗告作了判決,肯定了國際法院對此的管轄權,因為泰國政府所發表的接受強制管轄聲明仍是有效的.
⑩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196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是在美國當代社會中引起廣泛爭議的重大案件,其原因在於該案涉及的"政教分離"原則長期以來在美國社會中存在著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異.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中作出的禁止政府涉足公立教育中的宗教活動的判決遭到了美國社會輿論的普遍抨擊,但從深層次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目的在於將政府侵害公民權利的危險降到最低,以便使所有民眾都能享有平等的宗教自由.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並未違反民意,恩格爾案先例也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為聯邦最高法院所堅持.
校園祈禱與「分離之牆」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自德國思想家韋伯（Max Weber）成名以來，西方思想界普遍認為，基督新教是推動17世紀以來西方現代化和民主政治的最重要動力。北美殖民地早期，在英國飽受迫害的新教派別清教徒（清教徒一般稱puritans，但最早移民北美的是清教徒中的一個獨立派，稱為pilgrims。他們先是從英國移民荷蘭南部的萊登，十年後又移民北美）在遠涉重洋的移民途中訂立了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對美國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可是，當清教徒定居北美、獲得宗教自由後，卻實施政教合一的高壓統治，無情地迫害其他教派的教徒，其血腥和殘酷程度令人膽戰心寒。
為了使新生的美國免於重蹈歐洲和北美殖民地歷史上政教合一、宗教迫害的覆轍，制憲先賢在1791年批準的憲法第1條修正案中特別規定了政教分離和宗教自由的憲政原則。1802年，美國的國父之一、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寫下了一句傳頌至今的名言：「我以崇高的敬意注意到，美國人民宣布他們的立法機構『不得制定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活動自由的法律』，因而在政教之間立起了一道分離之牆（a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傑弗遜關於「分離之牆」的名言，後來成為政教分離憲政原則的同義詞，它被解釋為：政府部門（包括公立學校）應當在宗教事務中保持中立，不得促進或禁止任何宗教。
1962年的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Engel v.Vitale）就是一樁涉及到「政教分離」這一憲政原則的美國式「大案要案」，具體說來，就是在公立學校中進行宗教活動是否違反了美國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
一、「政教分離」原則明確，「分離之牆」高矮難定
這樁鬧得美國社會沸沸揚揚的案件，起因不過是一條只有區區三十來個字的祈禱文。1951年，出於「教化學生道德」的目的，紐約州教育委員會建議各地方教育委員會，可以要求公立學校的學生在每天上課前誦讀以下祈禱詞：「萬能的上帝，我們承認您是我們的依靠，祈求您賜福於我們、我們的父母、老師和國家。」（almighty God, we acknowledge our dependence upon thee, and we beg thy blessings upon us, our parents, our teachers, and our country.）1958年，拿騷縣教育委員會採納了這一建議，並在全縣公立中小學校中推行。
但好心卻未必能夠辦好事，這一祈禱規定引來了一場大麻煩。在該縣新海德公園第9聯合自由校區，以斯台文·恩格爾（Steven Engel）為首的5名學生家長強烈抗議縣教委的這一做法，因為他們並非基督徒，而是分別信奉猶太教、惟一神教和無神論。他們認為，這種校園禱告是政府試圖向所有學生強制灌輸基督教教義，從而極大地侵害了非基督教家庭孩子們的信仰自由權，混淆了他們的思想，破壞了他們的信仰，因此，它不僅危害了學童的身心健康，而且也嚴重違反了《權利法案》所確立的「政教分離」原則，是明目張膽的違憲行為，理應予以取締。1959年，恩格爾等人把縣教育委員會主任瓦伊塔爾（Vitale）告上紐約地方法院，但他們的訴訟請求先後被州初審和上訴法院駁回。恩格爾等人毫不氣餒，又將該案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讀者們也許會想，那三十來個字的禱告文只不過是句口頭禪，何必認真？況且，學校要求學生禱告也是為了加強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有何不可？這么一件芝麻粒大的小事，怎麼就會跟「政教分離」這么嚇人的字眼掛上鉤呢？人家紐約的兩級法院都覺得家長們是小題大做了，恩格爾等人幹嘛這么叫真，還要費時費錢地到聯邦最高法院那裡去討個說法呢？
但大多數美國人可不這么看。在他們眼裡，禱告事小，原則事大。「政教分離」原則可不是高高在上，虛無飄渺的東西，稍不留意它就會叫平頭百姓吃盡苦頭。北美殖民地早期，新英格蘭大部份地區把清教定於一尊，毫不留情地排擠和迫害其他教派及教徒。這些前車之鑒，令美國人時刻警惕政教合一的危害。為此，1791年通過的《權利法案》（即前十條憲法修正案）中，第1條便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旨在「確立國教」的法律（通稱establishment clause，政教分離條款），從憲政制度上確立了「政教分離」原則的權威性，它和信教自由條款（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clause）一起構成了捍衛美國人民「宗教自由」權利的兩道不可逾越的閘門。
說白了，「政教分離」原則就是指政府和教會井水不犯河水，誰也不能幹涉誰，否則就有教會干政或政府確立國教之嫌。傑弗遜曾經對該原則做過形象的比喻，發表過高論，他認為，所謂「政教分離」，就是要在國家和宗教之間建立一道「分離之牆」，政府與宗教都不得侵犯對方的「領地」，因為宗教只是「個人與他所信仰的神」之間的事情，一個人是否信仰宗教以及信仰何種宗教與他人全無關系，政府的「合法權力」也只在於約束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的思想。
不過，如果我們用心回顧一下美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審視美國的社會現實，就會十分驚奇地發現，傑弗遜所期望的「分離之牆」並沒有把政治與宗教完全分開。在美國，宗教與公共生活和政府行為摻和在一起的事實在是太普遍了。例如，「我們信賴上帝」一語不僅銘鑄在美國政府發行的硬幣上，而且也赫然懸刻於國會大廈的牆壁。聯邦國會開會的開場白是牧師的禱告，最高法院也要先誦讀「上帝拯救合眾國和這個可尊敬的法院」後才可以開庭，聯邦軍隊中也設有隨軍牧師，即使你去法庭作證，也必須像總統宣誓就職一樣手按《聖經》，發誓你所說的一切句句屬實，否則你是必輸無疑，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在外人看來，這不是公然違背自己的憲政原則、自毀「政教分離」的長城嗎？但美國人卻不這么看。在他們眼裡，政教之間當然要有一道「分離之牆」，但它並不是直插雲宵、密不透風的。美國的宗教傳統實在是太久太濃了，完全徹底地政教分離是不現實的。問題不在於政教之間是否可以依照傳統習慣保持一定的相互交叉，而是在於在這種交叉中，政府是否通過干預或強制的手段刻意推崇某種宗教或教派。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一切都可按部就班，照舊執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政府就沒有對所有的宗教和教派做到「一碗水端平」，難免有確立國教之嫌。這時，傑弗遜的「分離之牆」自然也就派上了用場，政府有責任強制解除此類交叉。
然而，在不同的場合，「分離之牆」會有「高矮」之分、「密疏」之別，因而如何在具體的事件中判斷此牆的「高矮密疏」就不斷成為美國人激烈爭論的話題，其涉及的范圍之廣令人瞠目，大至政治選舉、公共教育，小到社區管理、商賈買賣，「政教分離」原則幾乎無處不在。其中，尤以公立學校中是否應當舉行宗教禱告為最。此種行為事關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問題，因此，美國人往往會爭得面紅耳赤，常常要鬧到法院。而且，即使是在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後，美國社會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判決的贊成和反對方還會在各種場面或媒體上大吵一通，最後甚至還會上升到向國會提交憲法修正案的程度。這個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就是最好的明證。
二、法庭較量，要上帝還是要權利
1961年12月4日，最高法院舉行了訴訟調審會議。圍繞是否應當受理本案，大法官們意見不一。懷特克（Charles E.Whittaker）和斯台沃特（Potter Stewart）兩位保守派大法官極力反對受理，他們認為，縣教委的做法並不違反政教分離原則，因為校園祈禱的目的只是對學生進行道德教化，並無讓有其他信仰的學生接受和信仰基督教之意。連首席大法官沃倫（Earl Warren）也多少有些同情地方教委，盡管他一向被認為是保護公民權利的司法先鋒。但是，在多數大法官的堅持下，最高法院最終接受了本案，並責令訴訟雙方向最高法院提交詳細的訴訟書。
在隨後的4個月里，控辯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一方面精心起草訴訟書，另一方面又極力爭取社會各方的支持，結果，幾乎整個美國都捲入了這場是要上帝還是要權利的爭論。美國公民自由同盟、美國道德聯盟、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和美國猶太教委員會等社會團體聲援恩格爾等家長，而紐約教委等20個州的有關政府部門則支持拿騷縣教委。一場勢均力敵的司法較量開始了。
1962年4月3日，聯邦最高法院開庭審理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圍繞究竟是應尊崇上帝還是應當顧及學生的宗教自由權利，控辯雙方唇槍舌劍，法庭辯論達到了白熱化程度。
拿騷縣教委的律師認為，雖說學校的課前祈禱可以被視作宗教行為，但它並不是強制性的，不願祈禱的學生完全可以保持沉默，校方也不會為此懲罰他們。
家長一方的律師則針鋒相對，指出校園祈禱雖貌似自願，但在教師的目光注視下，幼小的學童如果不從，必然會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因此，這種禱告事實上已成為校方的強制行為，「自願」一說根本站不住腳。不僅如此，家長們還強調，祈禱文本身明顯表明，縣教委所推行的祈禱旨在宣揚基督教義，根本不尊重其他人的信仰自由，已經侵害了公民信教的自由權。他們還引經據典，指出追求宗教自由貫穿於美國早期的殖民地經歷和後來爭取獨立的革命中，強調美國今天享有的宗教自由是先輩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因此，縣教委的做法褻瀆了美國歷史，背叛了宗教自由精神。
縣教委則反駁說，教委的規定決無刻意推崇基督教之意，因為祈禱文的文字是絕大多數宗教都會採用的語句，侵犯公民權利的指控純屬無稽之談。同時，宗教祈禱是美國的文化遺產之一，宗教的印記不僅體現在民眾日常使用的貨幣上，而且也出現在《獨立宣言》和美國國歌中，因此，公立學校舉行宗教祈禱完全是秉承美國的優秀傳統，也為世人所接受。
這一輪較量相當精彩，基本上算是打了個平手，法庭辯論頓時陷入僵局。
見此情形，家長一方立刻將突破口轉向指控縣政府幹預宗教事務：突出祈禱文的內容是縣教委指定的，而且祈禱也是在作為政府雇員的公立教師的指導和監督下進行的，因此，政府實際上介入了宗教事務，從而違反了憲法第1條修正案所確立的「禁止確立國教」的政教分離原則，當屬公然的違憲行為，理應取締。
縣教委反駁說，在犯罪率不斷攀升的情況下，教育主管部門的當務之急是要加強學生的道德教化，此乃公立學校宗教祈禱的本意。政府根本無意涉足宗教事務，全然沒有違反政教分離憲政原則的嫌疑。
這樣，控辯雙方的分歧最終就集中在下面這個總題上：政府採取宗教祈禱的方式對學生進行道德教化是否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盡管拿騷縣教委百般辯解，千方掩飾，卻無法從根本上抹去課前祈禱的濃厚宗教色彩。這樣，在庭審後舉行的大法官會議上，除斯台沃特大法官外，其餘參審的6名大法官一致認定，縣教委的行為已構成了政府對宗教事務的干預，明顯違反了憲法「禁止確立國教」條款。
6月25日，代表最高法院，布萊克（Hugo Black）大法官宣讀了由他執筆撰寫的多數意見。
在判決書中，布萊克大法官首先追溯了美國宗教自由觀念發展的歷史。他指出，早期歐洲移民遠涉重洋拓殖北美，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為了逃避母國官方教會的宗教迫害。雖然在美國獨立前各殖民地也出現過官方教會，但在1786年傑弗遜起草的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通過後，美國人開始深刻地認識到「政教合一」的嚴重危害，這就是憲法第1條修正案明確規定「禁止確立國教」和保護公民信仰自由權不受政府幹涉的原因所在。布萊克認為，拿騷縣教委在公立學校中推行的課前祈禱無疑屬於宗教活動范疇，由於「祈願上帝賜福」的祈禱文是由政府機關「指定」的，因此構成了政府對宗教事務的「捲入」，這就「完全違背了禁止確立國教條款」，必須堅決予以取締。
其次，布萊克大法官認為，拿騷縣教委所雲學生祈禱是「自願的」，因而祈禱並未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權，也不代表政府支持宗教行為的辯解是站不住腳的。他指出，審查一項政府行為或法律是否違反了「禁止確立國教」條款，並不依賴於政府是否「直接強迫」人民信仰某一宗教或教派，只要政府以其權勢、威望和財力支持了某一宗教或教派，就對其他宗教組織構成了「間接強制力」，並使它們在宗教事務中處於劣勢地位。從這一意義上講，政府的這一行為違反了政府應在宗教事務中保持「中立」的憲法原則和「禁止確立國教」條款，聯邦最高法院必須對此加以堅決制止，否則就會出現宗教或教派間的相互「憎恨、不敬和蔑視」，甚至有可能出現宗教迫害，因為「確立國教與宗教迫害是比肩而立的」。
據此，布萊克在判決書中支持恩格爾等學生家長的上訴請求，要求紐約州法院必須按照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精神重審該案，禁止在公立中小學中繼續推行課前宗教祈禱。
三、法院裁決明確 校園禱告餘波難平
恩格爾案是一樁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它使美國社會在繼1954年的布朗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Brown v.board of ecation of Topeka）之後又一次受到了強烈的震撼。
盡管在判決中最高法院追述了「政教分離」原則在美國逐步確立的艱難歷程，試圖以此論證禁止各級政府幹預宗教的必要性，但是，由於該判決挑戰的是美國傳統的道德和宗教觀念，觸動的是為絕大多數美國人所認可的對《聖經》和上帝的信仰，因而判決一經公布，反對之聲便驟然而起、不絕於耳。全美最有影響的天主教周刊《亞美利加》抨擊說，這份在周一公布的判決是「黑色星期一判決」，是對上帝徹頭徹尾的不敬。阿拉巴馬的聯邦眾議員喬治·W·安德魯斯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是對美國傳統價值觀念的背叛，這些大法官們在通過布朗案「將黑人塞進了學校」後，「現在又將上帝拋到了九霄雲外」。西弗吉尼亞的聯邦參議員羅伯特·C·伯德則攻擊最高法院是在「摧殘美國人的靈魂」。而另一位國會議員威廉姆斯更是聳人聽聞地認為，最高法院通過審理該案，實際上是在「刻意和謹小慎微地陰謀以唯物主義替代美國人的思想價值觀念」，其目的是要使美國「共產化」。
不僅如此，部份保守派國會議員還試圖通過修改聯邦憲法的方式來推翻最高法院的判決。據統計，在該案判決之後的一年內，共有22名聯邦參議員和53名聯邦眾議員分別向國會提交了類似的憲法修正案，聲稱政府可以在公立學校以及其他公共事務中向有關人員和機構「提供祈禱文」，但這些修正案都沒能獲得國會中三分之二多數議員的支持。雖然60年代初冷戰的加強和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淡化了美國國內政治對校園祈禱問題的關注，但在以後的歷屆國會中，仍有部份議員不間斷地提出旨在推翻恩格爾案判決、以使公立學校祈禱合法化的憲法修正案。雖然無一能夠通過，但卻可以看出，恩格爾案判決對美國社會和民眾心理的強烈沖擊遠不是可以輕易地消弭的。
在一定程度上，最高法院的判決可謂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冷靜思考的話就會發現，批評最高法院的人實際上完全曲解了最高法院所持的宗教自由的標准，大多地受制於對《聖經》和上帝的崇拜情結。其實，最高法院的判決並不是要反對人民自由地信仰宗教，恰恰相反，是為了使宗教自由權更具有憲法的保障。它所禁止的只是政府不能逾越政教之間的「分離之牆」，它所擔心的也只是一旦容忍政府幹預宗教事務，宗教迫害就可能接踵而至。因此，維護公民憲法權利的至上性，盡可能減少政府對公民權利的侵犯，才是最高法院在恩格爾案中嚴守政教分離原則的根本宗旨。
從最高法院做出恩格爾案判決至今，盡管大法官的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主流司法理念也漸趨保守，但在嚴防政府幹預宗教、保證公立學校遵守「政教分離」原則方面，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判是一致的，無意推翻恩格爾案的司法先例。在1963年的school district of Abington township v.Schempp和1968年的埃珀森訴堪薩斯等案件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以絕對多數票推翻了賓西法尼亞州和堪薩斯州分別要求在學校中誦讀《聖經》和禁止在學校中講授進化論的法律，他們所據的憲法基礎依然是「禁止確立國教」條款。在1971年的Lemon v.Kurtzman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賓西法尼亞州關於政府直接擔負教會學校教師工資的《非公立中小學教育法》，並提出了判斷政府是否涉嫌違反「政教分離」原則的三項標准，即：法律必須具有「世俗的」立法目的；法律的主要或首要效果必須是「既不促進也不限制」宗教；法律必須防止政府「過分地」捲入宗教事務。在1985年的Wallace v.Jaffree案中，最高法院認定，阿拉巴馬州一項在公立學校規定「靜思時間」並鼓勵學生進行宗教祈禱的法律違憲，因為該項法律的「惟一目的」是要向社會表明政府是支持公立學校宗教祈禱的，這已使政府涉入了宗教事務，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在1972年的Lee v.Weisman案中，最高法院再次秉承恩格爾案先例，判決Rhode Island普羅維登市一所中學在畢業典禮上舉行宗教祈禱的行為違憲，因為在畢業典禮這樣一個學生普遍渴望參加的重大儀式中，學校的上述做法實際上已構成政府「強制」學生參加某一特定的宗教祈禱。
「政教分離」作為一項基本的憲政原則，總體上已為美國社會所普遍接受。但是，由於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傳統在美國的根深蒂固，對《聖經》和上帝的信仰早已深深地滲入到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中，因此，相當一部份甚至是大多數美國人在政府鼓勵或指導某種宗教活動、而這種宗教活動又符合他們的宗教和道德觀念時，往往會不自覺地默認甚至欣然接受政府的行為，並對最高法院裁定政府行為違憲的判決表現出極大的憤怒。
但是，頗為可貴的是，在恩格爾案判決後的40年裡，最高法院一直沒有屈從民眾的壓力，堅持以恩格爾案為司法先例嚴格審查政府在宗教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一方面與最高法院在美國政府體制中所具有的獨立地位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因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深知，他們是維護美國憲政體制和諧發展的最後一道屏障，他們的每一項判決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美國政治的順利動作。因此，在面對涉及憲政原則的大案要案時，決不奉行從快從重的原則，也不盲從社會輿論。尤其是在涉及校園禱告的問題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們更是注意加強審查政府是否介入宗教活動的力度。在他們看來，中小學生無論是在心智發育還是在道德養成等方面都尚未成熟，如果他們不自學地或被迫地參加了政府確定的某些宗教活動，那麼，這不僅有違「政教分離」憲政原則，侵犯了公民的宗教自由權，而且也極可能影響到學生的思想和獨立人格的形成，後果不堪設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最高法院並未從根本上違反民意，它反對政府捲入宗教的目的，恰恰是為了使民眾有更多的條件和機會自由地選擇和堅持自己的信仰。
如果說民眾要求的主要是公民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宗教自由的話，那麼，最高法院著重考慮的則是如果容忍政府幹預宗教，公民的宗教自由就會遭遇潛在的威脅。二者的目標一致，只不過關注的角度稍有差異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