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論文簡介
1. 求法院關於執行方面的論文
破解法院執行難之思考
自1999年武漢驚爆全國首例判決書拍賣案起,全國各地相繼有拍賣判決書的情況發生。為此,全國各級法院開展了多次專項整治執行積案的行動,然而「執行白條」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有效治理。筆者認為,一旦法律維護人民正當權益的功能失效,人們對法律產生信任危機,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如何解決好法院的執行難是當前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
一、祛除對執行難的誤解,理性看待執行難
社會上存在這樣一種觀念:生效的法律裁決所確定的權利必須實現。如果這種權利不能通過執行得以實現,那就是在打法律白條。[1]其實這是一種對法院執行的歪曲,它實質上是把債權人承擔的風險轉嫁給了法院。事實上,法院執行只是根據生效判決在有履行能力的被執行人拒不履行債務的情況下,為債權人實現權利所提供的一種公力救濟,而不是實現所有為執行依據說確認的債權的一劑靈丹妙葯。[2]
二、對法院的執行難的原因,本文擬從以下幾個角度分析
(一)司法公信力缺失——公眾對法院裁決的認同感不足,導致產生執行難的連鎖效應
1.我們知道,司法獨立問題一直是我國法治進程的軟肋。法院隸屬於地方的體制,使法院成為政府的一個辦事機構。因此,每當牽涉地方部門利益的重點企業成為法院的執行對象時,總會由政府出面打圓場,弄得法院進退兩難,然後多是以一些原因而不了了之。而異地執行對法院執行人員來說更是困難重重:地方保護主義的阻撓,輕則採取不合作或者行政干預,重則有可能釀成煽動地方民眾暴力抗法,把法院置於十分難堪的境地。我國法院的財政人事都依附於地方,法院部門經濟利益和法官個人物質利益都無法與地方經濟利益相分離,這種法院設置地方化的制度缺陷,使法院即使有心也無法在力量上與地方組織的干預相抗衡。[3]
2.這幾年我們一直在糾正重實體,輕程序的做法,然而由於我國執行法律規范的欠缺,根本無法覆蓋紛繁復雜的執行活動,導致現實中仍有大量輕程序隨意執行現象存在,嚴重削弱了司法公信力。如此一來,司法的神聖性不免招致老百姓的質疑,法院執行遭到抵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結果了。反觀西方不少國家,其對程序公正的重視卻有頗多值得稱道之處。在著名的辛普森案件中,盡管有諸多現象表明被告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由於警方偵查中多次違反法定程序,導致控方呈庭證據出現諸多破綻,最終讓辛普森無罪開釋。[4]可見程序正義在美國深入人心,也正由於如此,程序公正通常確保了即使是敗訴一方當事人也會服從對他的不利判決。[5]
(二)協助執行機制欠缺
執行人難找,執行財產難尋是目前困擾法院執行工作的最常見問題,而這些工作都是法院一家機關所無法解決的。有學者坦言,法院天生就不具備軍隊和政府那樣程度的強制力;法律權力的真正不足之處不是它的物質技術差,而是它的組織技術落後,即它不具備政府權力得以向社會生活各個角落延伸的組織技術。[6]由法院唱獨角戲,僅僅依靠法院一家有限的人力物力經常達不到執行的效果。
(三)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
我國雖已構建了一定規模的社會信用體系,[7]然而我國目前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沒有強有力的指揮機關,各社會信用系統各自為政,信用信息分散,加之民眾還遠遠沒有養成重視個人信用的意識和習慣,[8]導致交易一方難以對交易的風險做出合理的評估,容易輕信熟人關系,等到權益受到侵害,再尋求司法的事後救濟,這就給執行難的發生埋下隱患。
三、解決途徑
(一)法院機制改革
首先,增進司法獨立。在中國,司法權相對於行政權處於明顯處於弱勢地位,必須建立一套實現司法獨立的機制。能否從國務院對一些部門的直屬領導機制中受到啟發,建立一套由最高院對各層級法院統一管理,在財政與人事上由最高院統一調度與任命的模式,使地方政府無法控製法院。
其次,規范法院執行程序。針對司法實踐中執行法律缺位的狀況,我們現在急需構建一套切實可行的專項執行立法,以規范各地法院執行機關的具體執法行為,並明確相關責任人制度。同時,還需要建立執行救濟體系,賦予申請執行人和被執行人對法院執行提出異議的權利。
(二)健全社會聯動機制,完善社會信用體系
首先,要落實各監管部門職責,完善財產登記制度,推進房屋、車管、銀行等部門的電子數據聯網。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立法明確相關部門對債權人與法院的協助義務。只有疏通各部門相互鏈接的網路,形成覆蓋全社會的系統的資源共享的信用記錄制度,使個人或者企業的誠信記錄向全社會公開,才能實現低誠信者難以再次進入交易網路。
其次,只有加大不講誠信的成本,擠壓其生存空間,把失信行為個體之間的關系轉化為其與全社會矛盾,讓其感受到不講誠信會產生的社會後果,才能迫使被執行對象的行為以誠信為首要考慮的要素。
(三)建立和完善社會救助機制
執行難案件中,相當一部分是屬於由於被申請執行人逃匿或確實沒有賠償能力,而申請執行人家境困難,面臨生存危機。對這樣一群社會弱勢群體,視其家庭情況對其提供社會救助十分必要。今年兩會期間曾多次提到的涉訴特困群體救助機制——即宣威模式,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良方。宣威模式的特點在於它改變了過去法院單打獨斗應付執行難的局面,將法院和社保制度對接,救助資金由政府支出和社會捐助構成,民政部門進行管理,法院負責實施救助人員申請的審核與上報。這是一種各部門共同參與的救助機制,既緩解了法院執行難,又解決了最困難群體的生存權問題,值得在更大范圍推廣。
四、結語
解決法院執行難問題是一門系統化的社會工程,所以建立一種長效治理機制十分必要。自2001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受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委託,開始起草民事強制執行法(草案),到2003年8月,已經起草了第四稿。法學界對民事強制執行法的制定也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學者建議稿也陸續出台。希望伴隨立法的出台,執行環境也能一天天好轉,法院執行難有朝一日不再成為人們「聚焦」的話題
2. 要寫一篇關於理想中的法院的論文,誰能提供資料
這個啊 你是想寫現實的還是理想的呢
現實的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法院
理想的就是中國人民心中應該是怎樣的法院
3. 法律方面論文
你好,法律方面的論文大部分是按照這個思路去寫的:
1.選題,你在生活中發現存內在容哪些法律問題,你對這個法律問題有看法。比如:論保險代位求償行使中的若干法律問題。
2.選好你要寫的論題後,就開始查找有關論題方面的資料,比如現行規定,學者們對這方面的定義,主流的觀點,這方面的案例等。
3.大概熟悉在你論題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對問題的認識後,就可以開始著手正文了。
4.各個學校都有對論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嚴格按照學校要求的格式來完成論文。多和同學交流,不懂就問老師。
5.跟你說說正文怎麼寫。
本科論文可以分成三部分進行,
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關概念特徵,立法現狀等;
第二部分,重點是第二部分,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問題,然後針對問題給出解決的辦法。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參考文獻列出,再致謝就可以了。
謝謝,請採納!
4. 大學生法律論文怎麼寫
大學生法律論文,可以參照以下內容寫。
大學生與法律
「法律基礎」課是黨中央確定的一門在高等學校開設的公共課,必修課,在大學生中普及法律常識,是提高國民素質的重要,是加強高校學生素質教育,要求大學生知法,懂法,護法。在高校學生中也經常發生一些違法犯罪行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學生不懂法,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法制觀念淡薄。
傳統觀念一般會認為,學歷越高犯罪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大學生或更高學歷的人即使犯罪,也是和計算機智能化聯系在一起的。但有一位有關人事指出,這種觀點與事實相差甚遠——「學歷與素質不成比例」。近年來,大學生犯罪人數逐年上升,而且以盜竊、故意傷害人為主。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區分局副局長金志海說:「校園里的浮躁讓一些大學生急功近利,偏離了正確的價值取向,面對物質誘惑容易迷失,其中,以不正當,甚至違法犯罪的手段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大學生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而迷失自己的正確價值取向的是屢見不鮮,就本校區而說,在剛開學不久,就有好幾次同學的手機被盜,存摺、現金被偷,有的甚至連別人剛買回的新衣物也不問自「取」。可見這些行為在一般人的眼裡是很難與大學生掛鉤起來的,在一般情況下,人們會認為只有那些低學歷,很早就出到社會混的人或是那些外來的民工才會干這些見不得光的事。但這事卻恰恰發生在大學生群中,而且經過校領導多次強調:這是違法行為,是不應發生在大學生上身上的。但校領導的重視,而學生卻不屑一顧,依然我行我素。
小市民的思想在大學生群中滋生著,不是大學生不懂法,因為學校開設的「法律基礎」這課也有講到其中的細節,但這類事卻屢次發生,可見一個重要原因不是這些學生不懂法,而是因為法制觀念淡薄。其中有這樣一則這樣的報道:小文成績優異,順利考入某知名學府法律系就讀,曾經是父母引以為傲的掌上明珠。2005年,她卻因為盜取同學的筆記本電腦被刑事拘留。小文的家境條件非常好,但父母家教嚴格,以為筆記本電腦、MP3什麼的都是奢侈品,不允許小文買,可是周圍的同學一個比個 「現代化」,手機、筆記電腦、MP4、MP3樣樣俱全。最終,小文抵擋不住誘惑,把同學的筆記本電腦抱回家,一個讀法律系的學生可不能再說她不懂法了吧,但在面對誘人的物質時,她就迷失其中,急功近利,偏離了人生正確的價值取向,小文她懂法,並且知道自己在干什麼,但物質的誘惑使她失去控制,從而變成一個法制觀念淡薄的大學生。
大學生與法律的關系,不是大學生不懂法,而是大學生的法制觀念淡薄。面對大學生頻頻出現犯罪的現象,一方面要求大學生提高法律的觀念 ,考入高校後逐漸接觸社會,要提高和加強社會經驗和判斷能力,遇事要冷靜,提高自我控制能力,預防大學生犯罪是一項長期並且系統的工作,同時也需要整個社會各個環節的配合,高校更是義不容辭。
法學,又稱法律科學,是一門以法律現象為專門研究對象的歷史悠久的社會科學學科。《法律基礎》是法學中的「法律入門」,它使我們充分認識依法治國的必要性,同時教導我們如何樹立正確的法律意識。
以前我一直認為只要自己安守本分,循規蹈矩,不做那些違法犯罪的事就等於懂得了法律。其實,事實上並非如此,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人民當家做主。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人民是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但又不允許人民超越法律法規之外,常言:無規矩不成方圓。沒有法律的監督,我們這樣的一個泱泱大國又怎能持續繁榮下去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天子犯法也應與庶民同罪。
學習《法律基礎》使我受益匪淺,身為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在享有權利的同時也應履行相應的義務。這些法律法規都教導我如何做到知法、守法、護法。
《法律基礎》中對法學的有關原理和法律規定進行了概略敘述。其中很多東西都要記,死記硬背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在這里我介紹一種簡單輕松的方法就是堅持每天看新聞和報紙,這些媒體傳播的消息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現實生活中,其中的一些有關法律的案件如果我們能運用自己所學到的法律知識來加以分析和研究,必定會加深我們對法律知識的了解。不用找借口說自己很忙沒有時間,魯迅先生說過,「時間就像海綿里的水,只要願擠,總還是有的。」與其把時間花在觀看電視連續劇上,倒不如每天花上半個鍾細細閱讀一份有價值的報紙更有意義多了。
我們一定要從維護社會穩定,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高度去認識學習「法律基礎」課的重要性,爭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四有」新人。
作為一個大學生,我們要有「大志向,大學問,大紀律,大修養」,學習法律知識就是我們向這「四大」中的「大紀律」邁進一個台階。為此,首先要明確法學,是一門以法律現象為專門研究對象的歷史悠久的社會學科。其中《法律基礎》是對法學有關原理和法規規定進行概述。學習它的主要目的是讓我們更好地正確樹立法律意識和公民意識,增強法制觀念,提高法律素質,能正確地行使公民權利,嚴格履行公民義務,自學遵紀守法,依法辦事,依法律已,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專門人才。其中,了解法的本質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保證實施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規范體系。所以法就具備規范作用和社會作用。它能夠對人們的行為做出評價,預測,也能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技以及對外方面發揮作用。成為國家,集體以及個人日常生活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5. 澳門司法制度的簡介
論文摘要:澳門特區與香港特區都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其司法機關均自成體系,但是兩地在司法機關的范圍、法院體系、審判原則、法官制度等方面存在諸多不同。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內地司法制度都是有關行使審判權和法律監督權的制度,但從本質上看,前者是資本主義的司法制度,後者則是社會主義的司法制度,它們在具體制度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別。
在澳門即將回歸祖國之際,探討澳門特別行政區與我國其他地區司法制度的異同,對於深入理解「一國兩制」的方針具有現實意義。
一、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香港特區司法制度的比較
澳門特別行政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都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其司法機關均自成體系。但是,由於法制傳統的不同,兩地在司法制度上存在著不少差異。
(一)司法機關的范圍不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只包括各級法院,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除各級法院外,還包括檢察院。香港原有的司法體制是以英國的司法體制為母本的。由於英國歷來是將刑事檢控職能歸於行政系統,不設立獨立的檢察機構。因此,在原香港,主管刑事檢控的機關一直屬於港英政府的律政司管轄。這樣,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關於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除因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而產生的變化外,予以保留的精神,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司法機關就只包括法院,而行使檢察職能的律政司仍舊納入行政系統之列。澳門現行的司法體制則是建立在葡萄牙的司法體制基礎之上的。葡萄牙設有獨立的檢察官公署,檢察官公署作為司法機關的組成部分,享有自主權和法律規定的檢察職能。秉承葡萄牙司法體制的傳統,澳門不但有檢察院的設置,而且檢察院被列入司法系統。這樣,澳門基本法仍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司法組織中設立檢察院,檢察院得立於其他機關之外。
(二)法院體系的不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體系,一方面是按地區設立的,另一方面又按法院的功能設置。在地區一級,設立有裁判司署法庭和區域法院;在全港范圍內設立了一個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之上,設立有一個終審法院。此外,香港特別行政區還根據專屬管轄原則依法設有獨立於其他法院之外,受理某一方面訴訟案件的專門法庭,如土地法庭、勞資審裁處等。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院原則上是按審級設置,即澳門特別行政區只設立初級法院、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在初級法院內可根據需要設立若干專門法庭。此外,澳門特別行政區也按法院功能設立行政法院,管轄行政訴訟和稅務訴訟,同時保留了原刑事起訴法庭的制度。
可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層次較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層次多,這是由兩地地域、人口的不同狀況決定的。而行政法院的設置和刑事起訴法庭制度則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的特色,這些制度具有大陸法系司法體制的一貫傳統,在澳門已運作多年,為廣大居民所熟悉,因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體系中得到了保留。
(三)審判原則的不同
從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奉行的某些審判原則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中所不予要求的。
1、遵循先例的原則。長期以來,香港實行的是普通法的司法制度。普通法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成文法只是法官可予適用的法律的一部分,以判例法形式表現出來的普通法、衡平法,也是法律的重要淵源之一。由於普通法、衡平法都是法官在司法判決中積累起來的司法原則,因此,法官在判案時,就應當遵循過去法官在判決同類案件時所確立的司法原則,這便是普通法系國家和法官在適用法律時所應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即遵循先例的原則。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在適用法律時仍應堅持這一原則。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制度屬大陸法系,其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主要依據制定法,無須奉行遵循先例原則。
2、陪審制度的原則。香港基本法第86條規定:「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時由陪審員參與庭審並認定案件事實的制度。」其原則包括:擔任陪審員有資格的限制和要求;原則上,只有最高法院原訟庭受理刑事訴訟案件時才實行陪審;香港居民有應召出任陪審員的權利和義務。上述陪審制度的原則作為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得到了保留。而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中不實行陪審制度,自然不會遵守陪審制度的有關原則。
(四)法官制度的不同
1、法院院長資格的不同。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者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而對於出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院長者則無此限制。香港基本法的上述規定是針對英國政府單方面搞「居英權」計劃而作出的,目的在於限製取得居英權及其他國家居留權的人士,擔任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澳門的情況則不同。根據葡萄牙國籍法,凡在澳門出生的居民均有權取得葡萄牙國籍。相當一部分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都具有葡萄牙的居留權。鑒於這是歷史形成的問題,澳門基本法沒有要求終審法院院長在就職時,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但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雙重效忠問題,澳門基本法採取了變通性的措施,即終審法院院長在就職時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使得終審法院院長在任職時不得使用或利用外國的居留權,不致產生雙重效忠問題。與之不同的是,香港基本法沒有規定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應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的限制已經達到了這一目的。
2、法官任免的不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的同意,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無類似做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免職,由行政長官根據其任命的不少於5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並徵得立法會同意後,予以決定。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免職,也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的同意。而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院長和法官的任命無需取得立法會的同意,其免職由行政長官根據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審議委員會的建議決定,也不必徵得立法會的同意。3、法官任用的不同。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在香港任職的法官均可留用。而澳門基本法無類似規定,因為中葡聯合聲明並未規定原有法官可以留用,澳門現在的法官也基本上都屬葡萄牙編制。
二、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內地司法制度的比較
從性質上看,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內地司法制度都是有關行使審判權和法律監督權的制度。從本質上看,前者是資本主義的司法制度,後者則是社會主義的司法制度。它們之間既有共性,又有差別。
(一)審判制度
1、法院的法律地位。我國內地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法院作為行使國家審判權的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受其監督。法院與政府、檢察院具有平行的憲法地位,但處於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國家權力機關之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則與政府、立法會、檢察院均處於平等地位,不對其他任何機關負責或受其他機關監督。
2、法院體系。內地法院體系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含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在特定區域還設立了農墾法院、林區法院及經濟技術開發區法院等)和專門人民法院(含軍事法院、海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等)。可見,我國內地法院審級完備,建制完整。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僅包括初級法院(另在一審層次設有行政法院和刑事起訴法庭)、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三個層次,且均為單一設置。
3、法院職權。就法律解釋權而言,在內地,僅最高人民法院有權對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適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其解釋對下級法院具有約束力。但這種解釋不是指法官個人在個案審判中對所適用法律的解釋,而是指最高法院就審判實踐中所遇到了法律適用問題所作出的指示性解釋,並且這種解釋通常產生於對基層法院或中級法院、高級法院的個別請示的批復。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均依法享有法律解釋權,這種司法解釋實際上是法官個人在具體判案時對法律條文所進行的解釋,但它不具有普遍的約束力。此外,內地法院享有的司法建議權(即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若發現不屬於人民法院主管的不法行為,有權向相應的機關提出建議,要求其處理)和基層人民法院享有的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的職權都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所不具有的職權。
4、審判原則。內地法院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均遵循獨立審判的原則,但其含義有所不同。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及個人的干涉。顯然,法院行使審判權須接受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此外,在法院內部,獨立審判並不表現為法官個人在行使職權上的完全獨立,並且下級法院要受上級法院監督,各級法院和專門法院要統一受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對審判委員會就具體案件作出的決定,合議庭必須執行。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立審判不僅意味著法院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而且意味著法官在依法進行審判時,不聽從任何命令或指示,法官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就是在法院內部,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審判也無權過問,只有在上訴時才能對該案發表意見。可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行使職權時的獨立性是絕對的。
5、審級制度。內地法院實行四級兩審終審制。即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審程序對案件的判決和裁定,當事人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人民檢察院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抗訴。上一級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審程序進行審理,審理後的判決和裁定除法律規定應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死刑案件外,都是終審的判定和裁定,不得上訴。但如果在上訴期限內不上訴或者不抗訴,那麼第一審的判決和裁定就是終審的判決和裁定。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二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都是終審的判決和裁定。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實行三級三審終審制。即當事人不服初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裁判,可以向中級法院上訴;如果不服中級法院對上訴所作的裁判,還可向終審法院上訴。當然,終審法院審判的第一審和第二審案件的裁判都是終審的裁判。
6、法官條件。內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都將擔任法官的條件法定化,由法律保障實施,以保證法官的素質。但在具體要求上存在差別。內地法官的任職條件包括政治條件和專業條件,前者要求具備純正的政治品質,後者要求相當程度的法律知識,具備一定的業務水平。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官的選用則以其專業資格為首要標准,在學歷及經歷方面均比內地要求高。在國籍要求方面,內地法官必須由中國公民擔任,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官除終審法院院長必須由中國公民擔任外,其他法官無嚴格限制。
7、法官任免。內地各級人民法院的院長由同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任免(在地方兩屆人民代表大會之間,如果該級人大常委會認為有正當理由需要撤換法院院長,須報請上一級法院報經該法院的同級人大常委會批准),法官則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免。而澳門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的院長和法官均由行政長官任免,終審法院院長和法官的任免還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在任期上,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官一經任命,即為終身制,除非無力履行其職責不能留任,或行為與其所職務不相稱不宜繼續任用以外,不能被罷免。對內地法官的任期,《法官法》未予明確規定,但各級法院院長是有任期限制的(每屆5年),到期必須換屆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8、澳門特區終審法院與最高人民法院。澳門特區終審法院與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享有終審權的法院,二者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但是,這並不表明澳門特區終審法院具有與最高人民法院同等的地位。雖然最高人民法院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行使審判權,但它仍然是中國的最高審判機關。雖然澳門特區終審法院有權受理當地各級法院的最後一級上訴,但它在全國法院系統中仍處於地方性法院地位。
(二)檢察制度
1、檢察院的法律地位。在兩地,檢察院都是行使法律監督權的機關。但在內地的國家機關體系中,檢察院居於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之下,與政府、法院互不隸屬,相互獨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制架構中,檢察院與政府、立法會和法院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2、檢察院的體系。內地檢察院的組織系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自治州和直轄市人民檢察院;縣、市、自治縣和市轄區人民檢察院;省、縣一級人民檢察院還可在工礦區、農墾區、林區設置人民檢察院,作為派出機構)和專門人民檢察院(包括軍事檢察院、鐵路運輸檢察院和其他專門檢察院)。可見,內地檢察院體系完備,且其設置與各級法院是平行對應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並沒有參照法院的組織體系設置,而是採取單一系統的運作形式,只設一間檢察院。
3、檢察院的領導機制。就在政治體制中的領導關系而言,內地人民檢察院實行雙重領導體制,即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同時,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受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的領導,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統一受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領導。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不存在檢察院對其他機關負責的問題;同時,由於檢察院是獨一設置,所以也不存在檢察院上下級之間的垂直領導關系。就檢察院內部領導關系而言,兩地均由檢察長統一領導檢察院的工作。此外,為了保證集體領導,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還設有檢察委員會,在檢察長的主持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討論決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如果檢察長在重大問題上不同意多數人的決定,可以報請本級人大常委會決定。人大常委會所作出的決定,檢察院應當執行。這種領導體制既考慮了檢察長在檢察院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力圖避免一長制的弊端,有利於發揮民主,加強集體監督,保證正確行使權。檢察委員會的設置是中國檢察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澳門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檢察院的具體組織形式,但澳門檢察制度中沒有集體領導的傳統,由此可以推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也不會設立類似檢察委員會的集體領導機構。
4、檢察院的職權。(澳門基本法沒有具體列舉檢察院的職權,但筆者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職權的推定,是根據澳門基本法有關規定的精神及澳門現行檢察院的職權作出的。)兩地檢察院均具有審判監督權、偵查和偵查監督權、公訴權、參與民事訴訟權等職權。在司法解釋方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權解釋在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無權解釋法律。在法律咨詢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是行政長官的法律顧問,負責向行政長官就有關法律方面的事情提出意見或建議,而內地人民檢察院無此項職權。
5、檢察院的活動原則。兩地檢察院均奉行法制原則(依法行使職權)、公益原則(維護國家或社會公益利益)、獨立原則(獨立行使職權)。但在獨立原則的具體體現上不盡一致。在內地,檢察院是由國家權力機關產生的,其檢察權的行使必須接受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也就是說,檢察院不可能以絕對分立於權力機關的形式而運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享有和行使高度自治的檢察權,不受任何其他機關的監督,也無須對其他任何機關負責。
6、檢察院的組成。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均由檢察長1人、副檢察長和檢察員若幹人組成。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則由檢察長1人和檢察官若幹人組成。
7、檢察人員的任免。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免,而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和檢察員,由該檢察院檢察長提請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免。除最高人民檢察院之外的各級檢察院檢察長的任免,均須報所屬上一級檢察院檢察長提請該級人大常委會批准。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的任免由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行政長官的提名或建議決定。檢察官的任免由行政長官決定。在任期上,兩地的檢察官一經任命,即為終身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職、降職或辭退。但內地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任期是有限制的,即每屆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8、澳門特區檢察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澳門特區檢察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都是中國的行使檢察權的國家機關,但二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從本質上看,前者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檢察機關,後者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檢察機關。從地位上看,前者是地方性的檢察機關,後者是全國最高檢察機關。在運作上,前者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任何干涉,後者要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領導。在管轄上,前者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履行職能,後者在內地履行職能,二者互不幹涉。
6. 如何寫好法院學術論文
要將法學類論文論文寫好我們就要從選題、選材到構思、論證,從文章結構布局到語言表達,都要符合基本的要求做起。然後找有關法院先關的題材信息進行研究探索等等。具體的事項你不妨來中國鳴網學術站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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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文化建設存在的不足、困難及對策
摘要:在全國法院文化建設的浪潮中,各地法院要怎樣努力才能進一步擴大法院文化建設的成果,真正立足本地實際、借鑒經驗、革故鼎新,發揮特色,把本地區法院的文化建設抓實抓好,從而真正打造好「法院文化」這一品牌,形成全國法院文化建設的大格局?本文試總結出全國法院文化建設共同存在的兩點宏觀不足和八點具體困難,並給出提綱式的對策,以期對各地法院文化建設有所裨益。
關鍵字:法院文化 不足 困難 對策
當前,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入,全國法院各項工作的進一步推進,各地法院的文化呈現如火如荼之勢。在這種形勢之下,各級人民法院積極投身到法院文化建設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如河南鞏義、山東東營、上海等地,尤其是地處邊疆的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值得借鑒。但是,全國法院文化建設工作與當前迅猛發展的形勢,與人民群眾的期望還存在很多不適應的地方:有的法院對文化建設重視程度不夠,缺乏有力的組織領導;有的法院文化建設缺乏主動,內容老套,毫無新意;有的法院對文化建設消極對待、引導不力…… 從總體上看,全國法院的文化建設還缺乏必要的統籌規劃,缺乏整體推進的意識,還處在各自為陣,法院文化建設如何多管齊下,突破「瓶頸」,值得我們的理論和實務界深思。
一、當前全國法院文化建設面臨的兩點宏觀不足
談到個體法院文化建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就必須從全國法院文化所共同面臨的問題談到,只有從宏觀上對法院文化建設有一個總的認識,才能夠避免「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現象出現。筆者認為,當前全國法院文化建設存在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的困難。
歷史的困難在於:我們沒有真正的法院文化的歷史傳統。中國作為一個具有五千年封建文明的國家,創造了豐富的中華文明和華夏文化,與此同時,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也缺失現代法治的歷史淵源和積淀,到清王朝覆滅時,我國還沒有形成現代意義的法院,法院文化更是虛無飄渺。人治社會、儒家文化的浸染讓中國的法院文化在歷史的塵埃中喑啞無語。雖然建國後尤其是我國「以法治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等方略的適時提出,為法院文化建設鋪設了快車道,但是由於時間短、任務重以及當前外來思潮沖擊等因素的影響,我國法院文化建設依然任重道遠。
現實的困難主要來自法院內部:法院文化產生的土壤是法院,脫離了法院和法官來探究法院文化的不足,其結果必然是試圖在沙灘上建蓋堅固的大廈。首先,從法院的管理體制行政化問題上講,我國的司法管理體制很大程度上實行以行政權為核心的行政化管理體制。法官的管理仍然帶有很濃的行政色彩,姑且不論庭室領導的指令所蘊涵的強制物語權,單是法官的審判職稱的評定與行政職務掛鉤這一點,就值得質疑。在我國上下級法官遴選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的情況下,一名基層法院法官如果不擔任行政職務,那麼直到其退休也只能是一級法官。而直接進入高級法院、最高法院工作的年輕法官由於所處法院授予的行政職級的不同,可能很短的時間就能達到更高的法官等級。試想,在一個千軍萬馬擠行政職務這一「獨木橋」的法院,要試圖讓法官保持一個超脫、平和的心態來參與法院文化建設和司法精神的塑造必然是困難的。其次,從司法地方化的角度來看。由於地方行政掌控了法院的財物核撥等重要許可權,法院乃至法官的切身利益與地方利益就有了割捨不掉的牽扯,出現了法院很大限度依賴地方行政的危險。正是這種危險,導致全國各地出現了地方政府給法院分配招商引資指標、抽調法院法官參加計劃生育、烤煙生產等工作等怪現狀。再次,從法官的非職業化角度來說,法官之所以為法官,即是這一職業本身的特殊性所決定。遺憾的是,法官的非職業化現象仍然比比皆是:雖然《法官法》實施已整整十年,但是法官的審判津貼仍可望不可及,實踐中收入落後於工商、稅務等部門的公務員;法官職業保障並未得到真正落實,法官在辦案時稍有理解偏差,就會有很大的職業風險,例如廣東法院的法官莫兆軍被追究一案。法官的職業保障不到位,待遇的偏低,風險大,不足以使社會產生對法院的認同感,不足以形成法官職業本身的尊榮感,不足以吸引優秀的法律人才到法院工作,也就不足以產生我們期待以久的體現法律、法院、法官精神的優秀法院文化。
二、法院文化建設面臨的八大具體困難及對策
問題一:重物質文化建設,輕精神文化建設。
現象: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法院的物質文化建設搞得轟轟烈烈,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如積極爭取地方財政支持,加大審判法庭的建設、購置新的辦公設備,更新公務用車,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去法院物質建設的落後現象。但是,很多法院正是在忙於改善物質條件的同時,卻忽視了法院的精神文化這一「軟實力」的建設,沒有深刻認識到精神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認為精神是「花瓶效應」,是「務虛工程」,正是在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引下,部分法院的法院文化建設了無蹤跡,造成法院、法官主流文化和精神的缺失。
對策:法院是社會正義的守護神,是社會糾紛的最終裁判者,難以想像沒有法院文化和法治理念的法院如何肩負起司法為民這一神聖職責。為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個法院可以參照山東東營、上海等地文化建設的經驗,並結合自身的實際,為自己所用。在另一個方面,同樣是地處西部的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法院文化建設的大潮中,積極整合資源,形成整體合力,從而達到法院文化建設的整體推進。雲南高院的主要做法是:從整體上策劃一個法院文化建設方案,由高級人民法院牽頭,成立雲南省法院文化建設領導小組,將各級法院的文化建設擬定一個實施綱要,指派各級法院由一名院領導具體負責,將法院物質文化建設制度化、規范化和科學化,實施法院建設物質與精神的良性互動,用外在動力對全省法院文化建設進行助跑,在短短大半年時間里,取得了《以法律的名義》專題片、《雲南高院賦》等一系列成果,掀起了全省范圍的文化建設高潮,完成在西部法院文化建設的系統性領跑和推進。
問題二:法官業績考評的不科學、不合理
現象:當前,部分法院法官的業績考評缺乏一個科學化、系統化的評價標准,法官的考核依然是按照公務員考核的「德、能、勤、績、廉」標准,但是在實際中,由於法官職業的特殊性,完全按照公務員考核的標准,還不能適應法院的工作考核效應甚至容易流於形式。這種考核標准,導致部分法官對無法不能對自己進行一個正確的定位,也不利於法院對法官進行一個正確的評價,而這種情況對法院文化的直接影響是法官對法院文化沒有積極性,缺乏基於法官尊榮感、自豪感而產生的原動力。
對策:當前,無論是西部地區還是東部法院的法官都面臨一個問題,這就是收入相對較低,工作壓力大。要注意法院考評機制的量化和細化,將傳統的「人管人」機制相「制度管人」的機制發展;要引導和培養法官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要從肯定評價的前提定位出發激勵法官崇德敬業;要改「相馬」為「賽馬」,大膽獎勵那些公正廉潔、司法為民的、將法院文化精髓貫穿於日常工作中的法官,從而激發廣大法官參與法院文化建設的積極性。同時,西部地區法院又有其特殊性,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例如雲南寧蒗等地有的地方辦一個案件要步行一個星期),單純用公務員考核標准或者要求象發達地區法官一樣用結案數等指標來考慮是不現實的。西部法官業績的考評應當借鑒發達地區的經驗,但是又要與本地實踐結合,積極建立一套符合本地法院審判工作和法官職業色彩的考評機制。
問題三:沒有明確具體的法院文化建設方向和目標
現象:明確法院文化的目標和方向,是法院文化的發展的前提。法院文化的建設毫無目標,沒有法院文化的科學定位,導致法院文化建設的隨心所欲和盲目混亂。
對策:當前,放眼全國法院文化建設成效明顯的法院,無一不是確定了明確發展目標。具體體現是根據本地的實際,總結出本院的預案訓和院賦,並在此前提條件下在指定具體的發展措施。如河南鞏義市人民法院提出了「忠誠、公正、奉獻;厚德、清廉;自律」的院訓。中國廣大地區同樣是一個具有豐富的文化底蘊,文化底蘊的深厚和廣大法官對法律的奉獻就是一個取之不竭的寶藏。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要從法律、法院、法官的角度出發,從本地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廣大法官無私奉獻、公平高效的精神品質和群體精神,從而提煉出具有本地法院特色的法院文化目標,總結出溶匯著本地法院、法官熱情的院訓和院賦。
問題四:法院文化建設還沒有形成合力,長效機制尚未形成
現象:當前各地法院文化建設還存在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現象,還存在文化建設只是政治宣傳、綜合行政部門重視而審判業務部門不重視的現象。法院文化建設還不能做到多個部門形成合力,全體法官共同參與、長效建設機制共同構建的良好現象。審判人員中「合力」的文化建設意識還比較淡薄,認為只要把案件質量把好就是萬能的錯誤思想還在佔有很大市場。
對策:各省高院可以考慮組織一次專門的教育培訓活動,以引起全省法官的廣泛關注。各級法院黨組要做到充分動員,保證做到法院全員參與先進法院文化建設。法院黨組應當承擔起領導職責,充分發揮幹部管理部門、教育培訓機構、調研宣傳部門、行政管理部門、黨團組織的職能作用,發揮資深法官和高學歷人員的智力優勢和資源優勢,群策群力,使法院文化建設形成人員、制度等多種因素的合力,從而進一步構建起法院文化建設的長效機制。
問題五:法院的學習宣傳行政化、會議化和單一化
現象:法院的學習宣傳是法院文化建設的重要途徑之一。當前,部分法院的宣傳學習仍然停留在讀讀文件、開開例行會議等傳統的學習教育方面。這種方式的行政化、會議化和單一化,很難充分調動廣大法官參與法院文化建設的熱情,而這種方式最大的危險在於:可能將我們寄予極高期望的法院文化建設流於形式。
對策:學習宣傳是靠職業化、理性化、德性化內在心理主動勃發並促進升華的。為此,我們的法院文化建設在宣傳教育這一問題上,還要注意到:法官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豐富的情感,我們不能將法官這一豐富的群體局限在僵化死板的模式中。所以,我們的法院文化建設的宣傳教育工作要做的有血有肉、生動活潑,學習可以是經典閱讀、電影觀看、攝影采風、法官沙龍、法官博客的方式,前兩年被稱為法制類影視精品的《大法官》,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人物形象鮮活,事跡生動感人。總之,要從廣大法官最關心的問題著眼,從最貼心的事情入手,要最大限度地寓教於樂,最大限度地激發法官群體的活力,讓他們變法院文化建設的被動為主動。
問題六:法院文化和社會公眾的認可程度還有一定的差距
現象:由於社會公眾的整體素質、法院文化工作本身的缺位等復雜因素,法院的文化建設同社會公眾的認可程度還有一定的差距。這一現象,在偏遠地區尤為突出,很多群眾甚至一些領導幹部連法院本身的組成、職能等都還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至於更高層次的認識更是無從說起。雖然我們可以認為因為歷史、物質等條件的限制,導致公眾素質的不足,但是這畢竟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凸現了當前法院文化建設任務的艱巨性。
對策:法院文化本身除了內部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法院文化的外部特色。所以,除了通過司法活動向社會公眾展示法院、法官的精神內涵和文化特質外,我們還要注重用多種方式向社會公眾進行展示和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各地的法院文化成為當地精神的代表。如可以採取巡迴開庭、定期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進行溝通,邀請市民參觀法院文化建設等方式,使社會公眾了解法院工作、支持法院審判並最終樹立法治理念。
問題七:法官的綜合素質離先進文化法院的要求還較遠
現象:先進的法院文化建設,必然要求有高素質的法官群體,由於條件限制,部分法院法官的綜合素質離先進法院文化的要求還較遠。具體表現在:各級尤其是西部法院的法官學歷層次還不高,法官斷層現象相當嚴重,部分基層偏遠的法院甚至出現只有幾名法官的現象;由於待遇偏低,許多大學畢業生不願到艱苦的法院工作,在職的工作人員通過司法考試,相當一部分選擇跳槽做收入較高的律師職業等,導致法院人才的大量流失;在職的部分法官有相當部分是部隊轉業、特殊時期招工招干進入法院,缺乏法律職業背景;法官續職培訓的機會較少,法律專業知識陳舊,其他領域的知識更是少得可憐,憑經驗辦案的人員大有人在。如此等等,形成法院文化建設的「瓶頸」問題。
對策:法院文化要抓好,法官的整體素質不容忽視,因為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設的主體。為此,應當千方百計創造條件,制定政策,鼓勵法院法官積極提高整體素質。如:加大對中、基層法院的投入,改善法官待遇,暢通進人、出人的渠道,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法院工作;加大培訓力度,使法官培訓系統化、深入化和制度化;鼓勵法官積極參加學歷考試和其他領域知識的學習;建立法官的逐級遴選制度,使這一方式成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制度;要以法律事業感召人,用法院的情感吸引人,用法院領導的人格魅力感動人。
問題八: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較弱
現象:由於相對偏僻的地理位置和相對落後的經濟形勢,導致了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較弱。由於信息資源的缺乏,一些法院的相當部分法官還停留在「低頭拉車」而不「抬頭看路」的落後狀態。許多法院沒有開通互聯網,相當部分的法官不懂電腦的運用,甚至在西部偏遠的法院,連電視的收看都還成問題,這在當今信息化的時代,對給拓寬法官的視野、增加法官的知識積累的要求造成了極大的障礙,也與法院文化建設的與時俱進的要求格格不入。
對策:加強信息化建設,提高法官的素質勢在必行。各地法院要積極爭取資金,加大法院基礎設施的投入,大力進行信息化建設。如:開通互聯網,實現法院內部的三級聯網;積極利用網路、電視、電台、報刊雜志等媒介,拓寬廣大法官的視野;建設好法院網等法院的對外網站,將法官的注意力充分吸引到上面來;定期和先進法院進行信息的交流。總之,要在創造條件的前提下,讓東西部法院法官充分享受到同樣的優勢資源,從而提高自身素質,達到法院文化所蘊含的要求。
總之,面對建設全國一流的法院文化的目標,我們相信:只要各地法院法官齊心協力,對症下葯,法院文化建設必將大有作為,打造出彰顯本地法院精神特質和現代司法理念的法院文化,建設者辛勤的汗水,一定會在中國這片神奇土地上澆灌出法院文化的燦爛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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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人的工作A、B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
3、A、B有一些缺陷。
4、我們提出了方法D。
5、D的基本特徵,和A、B進行比較。
6、實驗證明D比A、B優越。
7、文章的基本結構,大綱。
三、Previous Work – 說明自己與前人的不同
1、將歷史上前人的工作分成類別。
2、對每項重要的歷史工作進行簡短的回顧(一到幾句),注意要回顧正確,抓住要點,避免歧義。
3、和自己提出的工作進行比較。
4、不要忽略前人的重要工作,要公正評價前人的工作,不要過於苛刻。
5、強調自己的工作和前人工作的不同,最好舉出各自適用例子。
四、Our Work – 描述自己的工作,可以分成多個部分
1、從讀者的角度,闡明定義和表示法。
2、提供演算法的偽碼,圖解和相應解釋。
3、用設問的方式回答讀者可能提出的潛在問題。
4、復雜的冗長的證明和細節可以放在附錄中,這里關鍵是把問題闡述清楚。
5、特例和例外應該在腳注中給予說明。
五、Experiments – 驗證提出的方法和思路
1、合理地設計實驗(簡潔的實驗和詳盡的實驗步驟)。
2、必要的比較,突出科學性。
3、討論,說明結果的意義。
4、給出結論。
六、Conclusion – 總結和前景展望,結文
1、快速簡短的總結。
2、未來工作的展望。
3、結束全文。
七、References – 對相關重要背景文獻的全面應用
1、選擇引文(眾所周知的結論不必引用,其他人的工作要引用)。
2、與前文保持一致。
八、Others – 致謝、附錄、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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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之重構 [ 馬乾龍 ]——(2010-2-21) / 已閱次
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之重構
馬乾龍
引言:
作為繼環境污染、毒品泛濫之後的第三大社會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發了世界各國與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康樹華:《青少年犯罪與治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近年來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形勢日趨嚴竣並不斷呈現低齡化趨勢。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統計資料顯示,從1998年—2003年,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齡下降了2歲,2005年青少年犯罪佔全國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總數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頁。]因此有效預防與矯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為當前保障人權、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縱觀我國刑事法律,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為基點稍作調整而設置的,必然使得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矯治過分強調刑罰的作用,只看到刑罰的懲罰性與嚴厲性而忽視了未成年人由於生理、心理發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罰的功能,以求盡快實現刑罰預防的目的,卻殊不知這種適用於成年犯罪人的刑罰對於未成年人而言實質是從更深層面剝奪了其合法權益,並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與預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對人權的挑釁。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現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進行重構,強調未成年人犯罪刑罰配置的節儉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維護未成年人權益,實現社會利益與未成年人利益的雙豐收。
借鑒國外立法和司法實踐,順應世界潮流,對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輕緩化是我國當前唯一的選擇。但我們所謂的輕緩化並不是一味的強調「輕罰」,而是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指導下進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人類理性在刑事領域的產物,是社會法制文明程度的體現,它強調刑罰的謙抑性和人道性,其具體內容體現在寬和嚴兩個方面,所謂「寬」是指寬大、寬容、寬緩,也就是說對於某些輕微的罪行,我們應該處以較輕的刑罰;對於某些該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減輕從輕處罰情節的,也應以寬緩態度對待。所謂「嚴」是指嚴格、嚴厲、嚴肅,即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處罰,有罪必罰。強調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貫徹罪刑法定、罪責刑相均衡以及適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則,堅持「寬」的總體趨勢,對某些規定從嚴;針對不同的犯罪事實,區別對待,該寬就寬,該嚴就嚴,以寬為主,寬嚴適中。
具體到未成年人犯罪,針對其生理、心理發育尚不成熟,辨別是非與控制自我的能力較弱,必然要求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實行較為輕緩化的刑罰,尤其強調對於非刑罰處置措施的運用,以有效的預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概述
隨著未成年人犯罪形勢的不斷嚴竣,它已為國際社會普遍重視。由於未成年人自身有著獨特的身心特點,原本以成年人為基點構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必然存在較大流弊。因此構建符合未成年人特點的刑罰制度成為有效預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當前刑事立法與司法面臨的一大法律難題。但首先需要明確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針對未成年人犯罪設置的適合主體特殊性的刑罰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重構的前提基礎。
一、未成年人刑罰制度的內涵
(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為未成年人犯罪?各個國家根據本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傳統而作出了不同的定義。英美法系國家首先創制了現代少年法制,[ 朱勝群:《少年事件處理法新論》,三民書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頁。]它們認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應受刑罰處罰和有罪傾向的行為,既包括未成年人實施的觸犯刑事法律的行為,又包括有犯罪傾向但未觸犯刑事法律、只是違反少年法且與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關的違法行為,即「身份犯罪」。如英國《青少年法》第一條規定:「本法所稱的青少年是指那些違法犯罪時不滿18周歲的人」[ 張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美國《青少年犯教養法》第四十章也規定:「本章所稱『少年』是指未滿18周歲的人」[ 謝彤:《未成年人的犯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美國《世界大網路全書》對少年犯罪解釋為「一般地說,所謂少年罪錯,它包括諸如盜竊汽車和盜竊財物這樣一些行為,但這些行為如果是成年人實施的,則被認為是犯罪。也包括諸如宵禁後呆在外邊或酗酒這樣一些行為,但這些行為對男女少年來說是非法行為。少年罪錯也包括少年反對社會規范,不論這種行為是合法還是非法的。」[ 謝彤:《未成年人的犯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義少年犯,根源在於他們對少年犯著眼於預防,而非懲罰,淡化對其的制裁而更為強調矯治與教育。以德、俄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則認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實施的違反刑事法律、嚴重危害社會從而應受懲罰的行為,排除了英法法系國家主張的違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聯邦德國《青少年刑法》第4條規定「少年的違法行為看做是犯罪還是過錯以及時效問題,皆依照一般刑法規定處理。」[ 張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 ]也就是說何為未成年人犯罪嚴格按照刑法的相關規定處理,而不考慮「身份犯罪」。《俄羅斯刑法典》第87條第2款也規定「對實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處刑罰,或者對他們適用教育感化性強制措施。」[ 張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對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德、俄都規定為14周歲,即在這兩個國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處罰刑事法律的行為。
我國港澳台地區由於歷史傳統以及現行的經濟、政治等因素的影響,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國台灣地區《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歲以上18歲以下的人實施的處罰刑事法律的行為。我國香港的法律制度由於深受英國的影響,其規定7歲以上14歲以下為相對刑事責任年齡,具體而言,此年齡階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為的危害性而有意實施具有較為明顯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時即為犯罪。也就是說香港刑法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7周歲未滿14周歲的兒童實施的觸犯刑律的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趙秉志主編:《香港刑法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頁。]根據《澳門刑法典》18條關於「未滿16歲的人,不可歸責」可以看出澳門地區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犯罪行為。
我國內地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確規定,只是將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14周歲以下、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16周歲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國負刑事責任的起點年齡為14周歲。綜合我國憲法關於「未成年人是指未滿十八周歲的人」的規定,可以得出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實施的違法刑事法律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依法應當受到刑事處罰的行為。具體而言,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實施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又包括已滿16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為。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定義
刑罰作為刑法理論的奠基石,與犯罪共同構成刑法的基本范疇,也是刑法之所以較其他法律制裁更為嚴厲的根本所在。犯罪論只是規定哪些行為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為可能如罪。但如何懲罰與防治犯罪行為,歸根結底在於刑罰的威懾力,即通過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個過程,打擊犯罪,從而實現刑罰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制定法律、設置刑種的靜態立法過程;求刑是指在對被告人做出有罪認定之後,公訴機關綜合案情提出對罪犯的具體的、較為確定的量刑意見;量刑是指根據刑法的相關規定,在認定犯罪的基礎上,對犯罪人是否判處刑罰,判處何種刑罰以及判處多重刑罰的確定與裁量;行刑,又稱刑罰執行,是指依法將生效的刑事裁判對犯罪分子確定的刑罰付諸實施。這四個階段由於所處的時間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區別,相互獨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體適用時又相互銜接,缺一不可。
因此,筆者認為所謂的刑罰制度是指關於刑罰的種類、刑罰裁量、刑罰執行的制度。具體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是指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的種類、刑罰裁量、刑罰執行的制度。結合上文關於我國內地將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處罰刑律的行為定義為未成年人犯罪,我們可以將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界定為對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處罰刑律的行為予以定罪、量刑及執行處罰的法律制度,具體而言包括刑罰措施和非刑罰措施。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淵源與發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並非隨著刑事法律的出現而產生,只是當未成年人犯罪日趨嚴重才逐漸引起社會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學界以及社會學界的廣泛重視,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因此而產生、發展,並根據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變化不斷豐富。
聯合國自1945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全球少年兒童的保護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權益的維護,先後制定通過了一系列有關少年兒童權益保護公約,尤其是195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宣言》確認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為保護兒童權利的一項國際性指導原則。此後又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北京規則》)、《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准則》(《利雅得准則》)等規則,為聯合國少年司法准則的進一步規范奠定了基礎。
聯合國少年司法准則中關於少年犯的處置內容十分豐富,主要強調「在考慮少年的案件時,應把其福祉看作為主導因素」(《北京規則》17.1d),以實現「兒童最大利益」。具體體現在五個方面:(1)強調盡量少用監禁:「把少年投入監禁機關始終應是萬不得已的處理辦法,其期限應是盡可能最短的必要時間」(《北京規則》19.1),從數量上和時間上對監禁作出限制,很好的體現了第六屆聯合國大會第4號決議關於「除非在別無任何其他適當辦法時,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監獄」的基本原則。「除非判決少年犯有涉及對他人行使暴力的嚴重行為,或屢犯其他嚴重罪行,並且不能對其採取其他合適的對策,否則不得剝奪其人身自由」(《北京規則》17.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規則》17.2)。「不得對少年施行體罰」(《北京規則》17.3)。「只有經過認真考慮之後才能對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並應盡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規則》17.1B)。「任何兒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對未滿18歲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無釋放可能的無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剝奪任何兒童的自由。對兒童的逮捕、拘留或監禁應符合法律規定並僅應作為最後手段,期限應為最短的適當時間」(《兒童權利公約》37A.B)。(3)強調非刑罰處罰。「不應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離開父母的監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這樣做」(《北京規則》18.2),依靠和求助於社區有效執行監外教養辦法,逐漸完善以社區為基礎的改造。「應發動志願人員、自願組織、當地機構以及其他社區資源在社區范圍內並且盡可能在家庭內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貢獻。」(《北京規則》25.2)。《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明確了國際社會關於矯治未成年犯罪人最為基本的處遇原則和限制規定,指出應更多的適用非監禁刑、個別化處遇。(4)保障兒童訴訟過程中的合法權益。「每一案件從一開始就應迅速處理,不應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規則》20.1)。「應做出努力在訴訟的各個階段為少年提供諸如住宿、教育或職業培訓,就業或其他任何有幫助的實際援助,以便有利推動改造的過程」(《北京規則》24.1)。「所有被剝奪自由的兒童均有權迅速獲得法律及其他適當援助,並有權向法院或其他獨立公正的主管當局就其被剝奪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異議,並有權迅速就任何此類行動得到裁定」(《兒童權利公約》37D)。(5)保障兒童隱私。「其隱私在訴訟的所有階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兒童權利公約》40.2A)。
在聯合國的大力協調與指導下,國際社會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逐步趨向輕緩化,擯棄了對未成年人犯罪一貫強調刑罰、懲罰的處置辦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體的特殊性,在處理該類案件時「採取的反應不僅應當與犯罪的情況和嚴重性相稱,而且應當與少年情況和需要以及社會的需要相稱」(《北京規則》17.1) , 強調對未成年人犯罪處理手段的非刑罰化、非監禁化,而將刑罰處罰作為萬不得已情況下的無奈之舉。上述很多規定都被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所吸收。
我國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的建立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古代也有一些關於未成年人犯罪刑罰的規定,如西周規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 http://www.sysfw.gov.cn/sfw/shownews.asp?NewsID=9580]即7歲以下兒童、80歲、90歲以上的人犯罪,不處以刑罰。《唐律疏議》規定: 8歲以上,未滿11歲,如果犯有謀反大逆、殺人等死罪,可以「上請」皇帝減輕處罰,犯強盜或盜竊以及殺人等罪可以收贖,對其他犯罪一概不負刑事責任;未滿8歲的為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人。但並未形成系統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我國現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從初具雛形到日臻豐富,其間經歷了曲折復雜的發展歷程。1979年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宣傳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國家勞動總局、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共同做出的《關於提請全黨重視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報告》中提及到的「對違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實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針」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確立了基本的原則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國第一個專門審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組織——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內部成立,[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編:《中國少年法庭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 1987年7月,該區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礎上成立了第一個審判業務一級建制的少年刑事審判庭,隨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推廣,截止2004年,全國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個。[ 參看《未成年人犯罪的全方位治理系統正在逐步完善》,引自新華 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最後訪問時間:2008年5月5日。]法律建設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4條明確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現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再次重申了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指導思想,其實質就是「要求政法機關把教育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轉變他們的思想作為根本任務,要滿懷熱情地教育、感化、挽救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讓他們沿著犯罪的道路繼續滑下去」。[ 謝望原等:《中國刑事政策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頁。]《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條規定:「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應當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幫助,並根據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點和犯罪的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法制教育。對於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未成年學生,在人民法院判決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學籍」,[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3-01/21/content_699658.htm
]涉及到了預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問題。《刑事訴訟法》第14條關於「對於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訊問和審訊時,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的規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審判過程中的合法權益。《監獄法》在第六章也強調了對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為主的原則,並規定了矯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體辦法。2003年、2004年我國陸續出台的《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將未成年犯罪人作為社區矯正適用的重點對象予以關注和重視。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再次表明了關於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進一步規范和推動了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程序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體系。
縱觀我國立法和司法現狀,關於未成年人犯罪刑罰的法律頗多,總體趨勢符合國際社會關於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輕緩化的潮流,然而遺憾的是,相關規定零散,迄今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體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樹,以解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日趨嚴竣的的社會問題。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價值取向